从百年大变局与世纪大疫历史方位审视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19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沿线合作伙伴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贸人文交流被迫中断，中美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新秩序

疫情成为加速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不断加速形成，催生着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近现代史看，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与全球格局的根本变化需要经历多次反复。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一方面，疫情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的诸多隐性矛盾日益凸显。

大变局与大流疫的叠加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更加复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后疫情时代，西方保守主义乘机扩大逆全球化势力，现有的世界秩序遭遇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数激增，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新考验和新阻力。

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总体态势看，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是主流。而美国却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其严重破坏抗疫国际合作的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方批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走向终结。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现有制度，认为现有世界秩序无法对社会问题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疫情已将美国政府的治理和社会自身发展积攒的诸多顽疾显露于世，以美国为标杆的旧秩序再难得人心。而与之相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构建了一条包容平衡发展的新道路，更是赋能全球抗疫，展示出新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便蕴含着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内在逻辑。

新旧世界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正在加速完结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为支柱的主要跨国组织，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单一国家霸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美抗击疫情态势的巨大反差使得世界不同国家对于所谓的“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有了更多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丰硕实践成果也带给很多发展中国家新的道路选择。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走向衰落，若不改革并与中国合作，国际体系将难以维系。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其相互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双边的范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必然与中美博弈紧密相关。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可以成为中美加强合作、改善关系的契机，但美国政府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大国担当和基本的国际道义。拜登政府从不同领域同时向中国加强攻势。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试图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借机丑化、孤立和打压中国。这表明，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正在加速，未来围绕涉疆、涉藏、涉港、南海、台海等涉华重大事项必然暗流汹涌甚至刀光剑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必须直面这些巨大挑战。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新方案、主导新秩序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有效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抗疫大会战。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标榜尊重人权，在疫情防控中却乱象丛生，两党相互拆台推责，各州各自为战，社会阶级分化与对立严重，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中国GDP仍实现增长2.3%，是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实际GDP增速为-3.5%，为2009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创下1946年以来的增速新低。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制度形成全新的认识，对美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盲目信仰也将回归理性，并由此重新审视中国道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重大任务专事专办，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①]；既有中国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共性。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数据、没有经验、没有方案。但面对这场艰巨的大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体现了中国的高效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在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中做出的努力，中国抗疫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也将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将真正推动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并形成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客观上看，此前主要以谋求经济利益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更重视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社会发展效能。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发展范式，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逐步显现。亨利·基辛格认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核心要义在于“均势”，而这也正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游戏法则”。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的是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势均力敌”和相互遏制。人类经过疫情的“洗礼”，在新的世界秩序逻辑中，这种意识将逐渐被认识，成为主流。

“一带一路”倡议与文明融合

从疫情防控重新审视中西方文明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很多本质不同，这既有制度差异的原因，也有文明与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根源。例如，戴口罩在西方国家不仅是医学和科学问题的范畴，而且被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按照道家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首先要学会避让、顺从，而后应对；要敬畏大自然，绝不挑战大自然[②]。而西方哲学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将人类视为上帝的子孙，不能束缚人类的自由，空间不好，可以用科学技术改造。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独立个体的充分授权。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授权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正是许多西方政府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体制性约束。

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逻辑。全国各地千里驰援，举国上下齐力同心。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型城市能够迅速“封城”，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够迅速形成一呼百应的协同力，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在大疫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时，需要让处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环境的民众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多元文明融合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也将面临新的境况。“一带一路”中的“带”和“路”就表明了这个倡议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不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为中心，而是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近现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交往模式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思想逻辑便是文明一元论。

“一带一路”将沿线诸多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世界历史舞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观念，重塑世界文明均衡发展、共同进步的新格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显示出新时代东方文明有能力主动发起合作，主动参与世界治理，而非只能被动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性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顺应了后疫情时代世界文明格局的发展变化，人类文明不再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而是超越一元文明，实现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现代化不再以美国化、西方化为唯一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下，东方世界正在崛起，要传承和传播东方文明，在重新发现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一次重要契机，同时也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往合作推向新的高潮，蕴含着从西方文明中心到多元文明复兴的新趋势。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长期经营。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③]。在疫情防控合作与抗疫援助中，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国家基本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通过携手抗疫，两大东方文明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收获新的信任。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轴，那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复杂，有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正是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地带。按照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如果不进行和加强跨文明互动与文化交往，他国民众若只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就有可能引发“文明断层线”上的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涌入非常敏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更远的国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从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到如今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文明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大博弈

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同一个模式和标准。无论是古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的全球化，还是近现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一个崛起的国家势力推动的。每一个崛起大国的全球化，都随着国家的鼎盛而达到巅峰；同时，全球化也会被主导国家的自身力量所限制，这个边界也就成为它全球化的终点。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引领。但近年来，面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四伏，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阻碍者。其中，新自由主义失衡并日益式微，普世价值论逐渐衰弱，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合流之势，助力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并带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多边主义重新引领新全球化进程[④]。美国启动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企图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反作用来重塑世界经济，正在将全球经济治理拖入“排他性”区域化模式，不仅助长了“逆全球化”趋势，也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区域化困境，疫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塑将是一个“重构全球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恢复此前的全球价值链[⑤]。

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开始。新全球化是大变局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双循环”战略的新态势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一带一路”到“双循环”，其战略目标都是要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中国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加快推动中外经济循环的规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的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地缘格局，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拥有新全球化网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⑥]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世界各国平等协同，规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的合作风险，超越西方现代性，以东方文明强国姿态主导世界新秩序与新全球化，还需要中国智慧的探索和实践。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