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健全农业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小农户为主体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组织的方式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组织形式和人才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农业,把一家一户小生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之中。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但是,何种组织、何种做法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在小农户土地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如何在为小农户提供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用社会化服务方法满足他们对自产农副产品销售的需求和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各地都在探索。

20209月,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进入农业农村部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行列,而且是当中唯一由镇域农民合作组织集中统一服务于全镇所有农户的机构。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近年的实践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创新能将小农户的需求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将社会化服务延展到农村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方式创新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成长的需要。

经棚镇是克旗旗委、政府所在地,属半农半牧区,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但人口稀少且比较贫困。2020年克旗才实现脱贫摘帽。在脱贫攻坚战中,经棚镇党委于2018年支持成立的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简称镇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做法

1.社会化服务补贴给小农户,实现全镇大田作物种植集中托管。经棚镇是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区域,有5600户、24000多人、耕地19.7万亩,人均耕地十几亩。非耕地中,草牧场面积198万亩、林地25万亩。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3.5万亩露地中,2019年撂荒面积约为5万多亩。而且小农户分散耕作的小麦、玉米品种不一,产量不高,效益低下,致使撂荒地难以复耕。

2018年联合会组建后首先全力做好为农服务工作,定位在申请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帮助小农户解决种地难问题上。但是用流转方式集中土地需要大额资金垫付,而土地托管小农户对获利心存疑虑。为让小农户在土地托管中更稳定和更多获利,联合会改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补贴资金的用途,将规定用于购置农机具和建设厂房的补贴按每亩25元发给小农户。这一是因为经棚镇的机械和农机手已经过剩,再用补贴盲目购置机具、建设机库,只能造成机具闲置和浪费,同时会给农机调配管理造成更多困难;二是经棚镇土地撂荒面积逐年扩大,原因是当地品种差、产量低、效益低;三是老人种不动地了。

联合会提出,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最大阻碍不在技术,而是土地分散、品种老化。将补贴发给小农户,让小农户愿意将土地交给联合会集中连片托管,联合会才有可能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调配机手和机械,实现粮食产业改造升级。所以,国家粮食增产与小农增收具有一致性,将补贴发给小农促其更多增收,正是落地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关键。联合会为小农争取补贴的政策举措调动了小农户积极性,当年集中托管的土地就达到9万亩,联合会与小农户群体合作生产的新机制开始形成。考虑到村两委是小农户的主心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小农户共同富裕起到关键作用,加之村两委在动员小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中出力很多,2020年,联合会将财政补贴基金的70%补给小农户,15%补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15%补给镇联合会用于交通汽油费。2020年,联合会复耕了所有的撂荒地。至此,全镇13.5万亩大田实现了全托管。

2.统一组织生产,调配农机动力和农机手,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提高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效率。联合会成立之前,已经有个体农机手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开展大田作物生产的农业机械化服务,虽然机械总动力过剩,却因地块分散、供求难衔接等原因,仍有不少农户无法获得服务,农机手的效益也不高。镇联合会整合了全镇308名农机手、370余套农用机械,成立了机耕大队,并与农机手签订协议,集中统一调配机械和农机手,并对农机手开展技术管理培训。由于服务覆盖面扩大,加上合理的统筹安排和科学调度,农业生产社会化化服务的效益大为提高,农机手的收入也增加了。

2020年,镇联合会首次选用辽东东亚集团粮饲兼用的全株玉米品种,使万亩饲料玉米亩产提高了近60%,约4000斤,亩均收益增加1千多元。采用优良品种的2万亩小麦也从亩均300多斤提高到400多斤,增产33%。目前,优良品种推广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9-2021年,镇联合会累计为全镇农户统耕统收农作物34.5万亩,降低生产成本1204万元,节约劳动力26万人次,复耕弃耕土地4.8万亩,通过引入小麦、玉米良种,逐步进行对农业产业的升级改造。这些举措的综合效果,较快地提升了全镇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2021年达17000元。其中,为1641户贫困户每年户均节支、增收达5000元以上。3000多大田农户连续3年户均增收3800元以上。农户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中获得的增收总额3年总计1000余万元,12个村的集体经济2年累计增收50多万元。

联合会还与村集体合作,逐渐形成对大宗农产品包括饲草在内的稳定的订单销售和品牌销售,并与村集体合作建立了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实现秸秆离田再利用和有机肥加工生产,开始走向产供销的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3.人尽其用、物尽其流,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在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的内蒙乡村,消除流通梗阻,让生产生活物品方便快捷地在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畅流,是消除贫困、促进共富的关键,也是推动小农户更加信任联合会的关键。

在基本完成大田社会化服务之后,2020年,镇联合会开始筹划农村消费服务的组织化、社会化。他们下决心将新农联超市的日用消费品、乡镇供销社供销公司的农资直接进村入户,方便小农户的生产生活。在镇党委支持下,以设立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建的综合服务站为契机,以实现服务站终端便民功能为目标,建立起了村到组、组到户的网格系统,而且因地制宜、根据地域远近和亲情关系建立网格和村组,选出网格员、网格长,党员都进入网格员、网格长的队伍之中。

常善村是全镇的试点村。为激励党员和农民骨干起好带头作用,镇党委、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同制定了村服务站盈余分配制度并且试运行。在服务站购买消费品和交售农产品的村民占盈余分配的40%,网格员和网格长占15%,镇联合会和村集体服务站各占23%22%。这个制度激发了村集体和骨干的积极性。多买联合会提供的消费品,多卖农产品给联合会,不但自己能多得,还能为村集体增收做贡献。尤其对网格员、网格长每月一次依据消费交易量的津贴发放,对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津贴发放让农民骨干感到只要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公家的承认,就无需斤斤计较,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对于村庄环境、妇女儿童老人服务和共同治理诸多事项的热情和积极性。

常善村的做法试行成功后,推广至全镇12个村,解决了“书记干,农户看”的问题,最终形成了以镇联合会为平台,以12个村、144个组、632个网格为终端的三级网络。依托这个网络的集采集配,上挂市场、下连农户的功能,镇联合会最终实现了无死角无遗漏、全方位地为全镇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的流通服务。

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每日交错纵横、源源不断地在网络内双向流动。农户只要点单,从油盐酱醋到日用百货1-3天内都能抵达,下行送货消费品和农资下乡,上行拉货农副产品进城,不跑空车。网络建起来,更方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特别是收获季节,若天气不好,农户把需求传给网格员,网格员传给网格长,网格长一个电话,联合会就立即派出机耕队,随叫随到。

有了村集体和农户广泛参与的网络,联合会自建的仓储保鲜和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全都发挥了效用。大宗农产品统一定价、统一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在超市农贸市场摆摊销售,这让联合会的销售额大为提升。大宗农产品订单溢价回收部分的产值从2019年的 30万元,上升到2020年的95万元、2021年的160万元,现已占到新农联超市中农村市场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强。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面积现已从零起步扩展为占地三分之一。从2020年到2021年,农村市场销售额占新农联超市全年销售额的比重,已经从300万元、占比16%提升至600万元、占比33%。有了农民和村集体的支持,联合会在县域流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占上风。

网络的效用还体现在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贷款上。购买农资的资金,通过网络进行集单统计,汇总后在旗乡村振兴局支持下实行集合贷款,联合会信用部负责分账到户。

基层组织化建设开拓创新与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有机融合,让经棚镇联合会在实现全方位优质服务三农方面产生了诸多亮点。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特点

一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实在的、面广量大的,覆盖了几乎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方方面面。这比起单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功能要完善得多。

二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循序渐进的。起步于对小农户的粮食生产服务,日用消费品原来只限于为城镇居民服务,因为在乡村没有腿和脚,后来建立了村级服务站和村、组、网格三级网络,才让社会化的消费服务进村入户。建立网络也是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的。探索分配制度,激励党员骨干,重建党群关系,是从1个村试点到5个村推开再到12个村覆盖。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一步步有弹性、有节奏地充实原本虚弱的群众基础和骨干队伍,在不断地长期努力中寻求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成效。

三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政策是国家下达的,镇级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是执行者,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让国家政策实实在在落地。这个联合会与人民公社的“超级村庄”,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农业产业公司相比较,有相同处但更有不同处。比如,它有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规模化、专业化的大田服务功能,但却没有利用政策实现自利的想法和做法。国家补贴几乎全贴给小农户和村集体,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农业产业升级,为国家也为小农户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自身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还要自找苦吃,将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的责任也扛在肩上,而且同样将获利让给小农户和村集体。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某些专业合作社无法做到的,也彰显出为农业服务机构的组织制度宗旨对组织行为和经营绩效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是经绷的社会化服务没有大投资、高科技,联合会的起点并不高、难度并不大,也不是一开始就覆盖了全镇农户的。联合会20183月启动,5月注册,当时也和其他联合会类似,只是若干私人带领的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联合,开始做大田服务时也没有后来出现的镇村组三级网络。真正从制度化建设上覆盖了全体农户,是以20212月召开的成员代表大会为标志。联合会做出了很多农户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得到了农户的信任,农户愿意入会。门坎不高、逐渐覆盖、滚动发展是经棚镇联合会的一个鲜明特点。

支撑“经棚经验”的要因

这首先源自当地党组织强化了对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

2019年,赤峰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推动党建融合,即将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相融合,经棚镇成为党建融合的试点单位。在镇党委鼎力支持下,成立了社团法人的镇联合会。章程明确规定,要为村集体和小农户提供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服务以及托管服务。在实践中,镇联合会一直秉承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结合、小农户和村集体利益优先的原则,因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信誉。在市旗镇三级党组织大力支持下,镇联合会被批准为赤峰市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项目基地。联合会申请并成功获批了牛羊调出大县项目、村级服务站项目、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等多个项目,再加上联合会包建工程获利300万元,截至2021年年底,镇联合会的总资产超过1600万元。

其次,镇党委支持镇联合会建立专职服务团队。

很多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未能发挥出预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专职专业有能力的执行团队,致使章程规定的组织宗旨和功能变成一纸空文。经棚镇党委接受教训,将扶持镇联合会专职总干事团队视为强化农民合作组织执行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目标的重中之重。镇联合会章程规定,联合会是具有自我运营功能的公益社团法人,要用市场经营、市场服务的手段达到盈亏平衡、自养有余。所以,它的性质类似社会企业或民办事业单位,不能依靠政府资源支付运营成本。

镇联合会建立了一整套以服务小农户为目标的新型人事制度。按章程规定,理事会聘任总干事,总干事聘任人员组成专职服务团队。该团队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现在近80人,他们平均年龄30多岁,一半是大中专毕业生,全部来自本地。镇联合会给他们上了三险一金。尽管他们平均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很大,但是为小农户服务得到的赞誉和成就感让他们努力不懈,无人离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支团队,为农、务农、兴农的理念才得以实现。

在项目经营和财务管理上,镇联合会将工作分为按成本收费的经营和项目服务,以及全免费的组织宣传文化活动。服务项目所得以满足自身成本为限,将节余部分分享给村民和村集体。联合会的财务制度以收补支,经济活动的收益向社会事业转移支付,实现财务总体平衡,略有盈余。同时,镇联合会通过让农民多获利的经济服务激发小农户互帮互助、共享共治的热忱,推动村集体暖人心、聚人气的村庄治理行动,促进了全镇的经济成长和自身的经营绩效。

启示与建议

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是覆盖全镇农户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他们在四年时间内建立了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大田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了镇村共有共治共享的综合服务站;以镇村组三级服务网络为基础,给全镇农户无死角无遗漏地提供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全方位服务;还托管了村集体土地和政府投给村集体的扶贫项目,支持村集体增收,建立镇村一体的治理体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将偏远地区的分散“小农”聚拢成合作“大农”,在小农经济规模化、市场化、社会化方面,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方面探索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的经验昭示着偏远地域落实乡村振兴工作的一种新的可能。

第一,党建和农民组织、农业经营、农村治理要紧密融合。经棚镇建立了市、旗相关政府部门党支部加盟的镇联合党委,推动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眼睛向下,为切实解决乡村基层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竭诚服务。在镇党委领导下,镇域联合会成为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平台,上联政府和市场、下联农户和村集体的枢纽,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互嵌共融的基本力量。

第二,社会化服务不应止于农业,要在农村生活服务与治理体系建设中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一体难以分割,而且三者只有均衡发展,才能让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经棚镇联合会以农民为主体,以为农兴农为核心,将社会化服务从农业延伸至农村,从经济成长延伸至乡村治理,实现了均衡发展。他们的经验证明,在乡村,农业生产离不开村民生活,经济成长离不开社会治理。社会化服务是个好办法,可以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农民对党和党领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的信任。

第三,镇村一体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枢纽。社会化服务是推动乡村振兴快速打开局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掌握在谁手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棚镇的工作从开局到持续推进,不过三四年,之所以进展较快,打通了各类阻碍,是因为这把钥匙掌握在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手里。“新型”表现在:一、它并不拥有村、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村、组集体用土地或资金入股的股份联合体,但是,它的确是全镇农户自愿联合并按照合作社法选举理监事的农民自治组织,而且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中提出的“以维护集体成员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坚持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享收益”的原则。所以,它应该属于全镇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1600万元经营性资产属于全镇农民所有。二、它和12个村的村集体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上有着紧密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是不同层级的集体经济法人。他们之间的项目合作也要签署合同。不过,镇集体组织位势高、能量大、信息来源多、实力强,一直坚持让利给村集体,因为只有村集体强大了,镇集体才能获得持续的长远发展。三、它是推动国家政策在乡村落地的抓手。经棚镇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贴发给小农户和村集体、推动土地集中经营和农业升级改造也好,用扶贫项目资金建成镇村一体设施系统、为小农户提供进村入户的生活消费品流通也好,还是农副产品销售、为村集体增收、满足其他农业主体流转土地的需求,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无一不是镇联合会在起推进作用。他们既服务于小农户和村集体,也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市场。其他乡村服务机构鲜有这种担纲。由此,要让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地,最要紧的是领衔的组织真正具有为农兴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行动,并且逐渐被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拥护。经棚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契机,以服务意识和合作导向指导行动,将农业生产服务与农村消费服务相融合,满足了镇域农户的需求,得到了全体农户的支持,才实现了政策期冀的效果。

我们建议,将经棚镇联合会作为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新的探索予以总结,并推动其在当地党政领导下,进一步放手探索。亟需探索的主题包括:一、如何形成镇域和村域集体统分结合、多层经营的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体系;二、如何创造经社互融、公商合作、利益共享的乡村资源整合新方式,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兼顾、集体与农户个体两大类主体共生、共建、共享新型乡村发展路径;三、如何不仅在经济领域,还能在生态保持、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农民教育等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取得综合效果。这些探索的总目标应该指向建构中国特色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农业农村经济组织、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主体、宪法规定的特别法人。

(编辑 高梁)



人民要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与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成为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任务有何新的进展?

胡鞍钢:2015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包括共享发展理念。他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①]他还指出:“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②]

202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国家。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平均每年每个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元,相当于人均3.3-16.5万元。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与历史比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日收入在10-100国际元,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③] 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每日收入达到20.9国际元,其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人每日分别为28.4国际元和11.1国际元,已经进入国际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若按五等份划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0%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日为52.1国际元,20%中间偏上户为26.7国际元,20%中间收入户为17.0国际元,这四部分20%的中间偏下户为10.7国际元,占总人口比重的80%,共计11.29亿人。20%的低收入户为5.1国际元,共计2.82亿人。这就从2015年“六四开”达到2020年“八二开”的新格局。预计到2030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包括转移支付)增长翻一番,就可达到每人每日10国际元以上,从目前的“八二开”转变为全体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的新格局。但是按五等份分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有较大差距,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及差异性特征。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同步富裕,有先有后,也有后来居上者。

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福利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最具意义的是,彻底消除了千百年来的数亿极端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前10年实现了国际社会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消除贫困的首要目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已达到13.6亿人,养老保险覆盖9.99亿人,这就为我国到2035年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2020年,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消除全部绝对贫困人口。

首先,按1978年农村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达30.7%,到2020年已全部消除。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到2020年为10740元。根据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从2012年的2068元提高到2020年的5842元,名义增长2.82倍。这标志着:“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其次,我国消除了各类国际贫困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具有世界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1.90国际元),1981年,我国贫困发生率高达88.3%,到1999年降至13.1%,减少了75.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88384万人减少至50994万人,比1981年减少了37390万人。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下降至2021年的0.5%,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01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7.20亿人,共计减少了11.83亿人,其中中国共计减少了8.77亿人,其贡献率高达74.1%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数字,1990年到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高达90.0%降至20165.4%,减少了84.6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102900万人减少至746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588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从35.3%降至4.0%,累计下降31.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从1990年的29.19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18.86亿人,共计减少10.33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9.33亿人,贡献率高达90.3%

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④]主要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致富。从国际比较看,按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计算,相当于从每人每日4.3国际元提高至8.1国际元,已经超过了高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5.5国际元),离国际中等收入贫困线(每人每日收入或支出10-100国际元),只有一步之遥。到2020年,中国基本上消除了三类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人口,为人类消除绝对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载入世界史册。由此可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先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了规律性特征。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仅用几十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⑤] 也为人类创造了减少和消除各类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人口的第三大奇迹。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五个重要特征

问:202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有哪些重要特征?

胡鞍钢:我认为,共同富裕社会主要有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社会是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被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统一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持续发展、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享成果、共同实现富裕目标。

第二,共同富裕社会是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国将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共同富裕社会是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的生活品质。从国际比较看,到203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将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第四,共同富裕社会是人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文化、社会保障等要求日益增长的需要。创造了“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社会。

第五,共同富裕社会是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持续缩小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等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全国一体化。

总之,未来五年(到2025年)、十五年(到2035年)、三十年(到205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上述三个阶段,通过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连续上几个台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和带来的重大挑战

问: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将面临哪些制约条件和重大发展挑战?

胡鞍钢: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关。从制约条件看,首先,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今后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中国总人口仍在14亿以上;其次,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甚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世所罕见,让不同地区人口都共同富裕起来,也无先例。再有,中国城乡之间差异甚大,超过所有世界大国。实现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之艰巨,既无世界先例,也无历史先例。

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重大发展挑战:

1、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长期制约条件。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63.89%,农村人口仍在5亿以上,占世界农村人口总数(34.01亿人)15.0%;到2035年,农村人口规模仍在3亿人以上。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短板,也是推动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

根据民政部数据,目前全国共有1936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占全部贫困人口的19.6%,占全国总人口的1.4%;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乡低保人数4426.8万人,占总人口的3.2%,其中城乡特困人员477.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0.34%

按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组,2020年,我国仍有约4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最低标准(人均3万元,家庭户总收入低于10万元)。为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了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

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5%,还有2.61亿非户籍城镇人口。我们要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减少非户籍城镇人口规模。到2035年,基本实现非户籍城镇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任务。逐步减小城乡发展差距,特别是收入消费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成为长期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重中之重。

2、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甚大,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各地区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而占国土面积总数54.7%的地域是边疆地区。区域内生态多样性明显,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对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也很不利。这些地区不仅要与全国同向同行、先后富裕起来,还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维护国家陆地边防安全、生态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民族团结、长治久安的重任。

从全国来看,按各地区名义人均GDP计算的差异系数,从2010年的50.6%下降至2020年的43.5%,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但是“十三五”时期又出现了明显的“南北分化”,这已成为突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新挑战。

3、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我国已脱贫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仍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点困难人群。到2035年,我国要确保让已脱贫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再翻一番之多,包括增加国家财政补助等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再上新台阶。此外,我国还有各种特殊困难人群,如城镇有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人群(2500万人以上),有70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963.4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近300万贫困重度残疾单独施保人员,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等。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仍有5700多万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并建立了动态检测信息系统。“弱有所扶”应成为新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要动员和利用90%以上的人口支持和帮助5%的重点困难人口。

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处高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2009年后呈现下降态势,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降至0.465[⑥]按照家庭财富基尼系数还会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至2010年的0.437最高峰,而后下降至2016年的0.385,低于美国的0.414[⑦]5个基尼系数最高的上亿人口国家中居第4位,排在巴西(2019年为0.534)、墨西哥(2018年为0.454)、美国之后,但高于印度尼西亚(2019年为0.382)、俄罗斯(2018年为0.375),在世界上仍属于高基尼系数的国家。需要采取特殊的举措使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为此,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下沉下移,加大帮扶力度、直接转移支付力度、社会保障覆盖力度、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以更加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5、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是发挥国家再分配作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最大制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先是从分税制改革的199410.7%上升至2015年的22.1%,而后下降至2020年的18.0%。与此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当于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5.5%最高峰下降至2020年的24.2%,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与收入之差占GDP比重,从3.4个百分点上升至6.2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过度透支型国家财政(超过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大规模的减税。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2016-2020年,全国宏观税负从17.47%降至15.2%;出口退税总额从1.17万亿元增加至1.45万亿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8.5%降到8.1%;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7.6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总量(450万亿元)比重的1.7%,直接补贴了出口商,间接补贴了国外进口商和消费者。这虽有助于实现短期“保就业、保出口”的目标,但造成长期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和二次分配能力持续明显下降。此外,近年来,我国三次分配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公益慈善接收的现金与物资仅相当于GDP比重的0.15%左右。

当今世界,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是全球性挑战和难题,也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⑧] 这充分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发展目标,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虽然我国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但随着我国将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有能力不断提高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额占GDP的比重,力争203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预算收入28%和支出30%。我国已经具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更具备明显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能够确保实现2035年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你能具体谈谈战略目标吗?

胡鞍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到“十四五”末期,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第二步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⑨]

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未来30年“两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第一阶段,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2049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必经的相互衔接阶段,是渐进式量变到重大质变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指标尤为关键。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到2049年,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达到上述阶段目标。

(编辑  季节)



* 本文由《经济导刊》首席编辑季节专访撰文。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93页。

[②]《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1031日第1版。

[③]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46日。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20211111日。

[⑦]基尼系数数据基于政府统计机构和世界银行各国别局提供的初级住户调查数据。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US-CN

[⑧]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8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第4-5页。

[⑨]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8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第5页。

中国学派

 

近些年,我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写作集中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这与我的生活阅历与研究实践的感受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195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变革。1968年,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上大学,198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曾先后赴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户访,又到10个省调查乡镇企业。1988年在北大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指导来自14个民族的研究生,集中民族问题研究。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地调查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的族际交往,第二个阶段侧重于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第三个阶段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

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族际交往

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

我的父亲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少年时在父辈交谈中得到一些民族理论政策和各地情况的初步知识。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在一个牧业大队放了5年羊,学习蒙古语,把当地牧民视为政治、生产和生活中的指导老师。虽然有语言隔阂和习俗差异,但蒙古族牧民和北京知青始终关系很好,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可复制的跨族群特殊情谊。

插队期间,我学习毛主席的农村调查报告,收集了所在大队户籍、集体财产与分红账目等经济数据,当时我想了解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牧区经济运行与社会关系。

当时生活中的政治氛围很浓,在人们意识中,阶级斗争重要性远超民族边界,尽管语言不同,人们不把民族身份差异看作是大问题。当时,我认为拥护党和政府是各族群众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这也是当时我理解民族问题的知识体系和基本立场。  

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1985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回国后开展迁移调查。费孝通先生认为赤峰地区的农牧交错、族群混居和移民传统在内蒙古更具代表性,建议我去赤峰。

人口学关注迁移模型、移民-本地人融合等专题,族群研究关注族群分层、居住格局、语言宗教、社会网络、族际通婚等专题。在赤峰调查中,我把西方人口学的迁移研究和社会学的族群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我的问卷调查采用自然村整群-农户定距抽样,照猫画虎地把西方理论方法移用到国内,应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仅根据当地情况做一些调整。

1987年回北大任教后,我开展内蒙古、西藏、新疆问卷调查,主题和方法大致是1985年调查的延续与地域的扩展。当时我理解的学术创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资料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通过调查获得新资料, 把已有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前人未曾涵盖的重要地域和人群,填补知识涵盖面的地域——群体空白。在尚不具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能力时,我把西方理论模型和问卷调查-量化统计方法应用到特定地区,检验相关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探索能否得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理论解读,从而思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国情,这些研究方法应作哪些改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在内蒙古农村和西藏拉萨居委会访谈时,我获知与民族关系相关的大量具体信息。这些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交谈和切身感受,使我开始思考理论分析模型和问卷数据之外的问题,如政治话语、制度政策对族群意识演变、族际边界构建和各地区族际互动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鲜活的社会现实不仅展示了各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也给我们提出在特定体制和政策引导下真实反映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议题。而对于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族际矛盾,国内教科书没有涉及,西方文献也没有提供答案。

1985年,我在赤峰农村户访,当地蒙汉群众关系很好,蒙汉几代人同住一村,彼此熟识,“远亲不如近邻”,生产生活互助是常态。村干部选自本村,彼此关系也很好。但当我在旗政府下属各机构访谈时,发现这里的蒙汉干部之间已出现很深的隔阂。一个具体实例是1984年旗政府选举。1956年热河省撤销,以汉族农民为主的乌丹县并入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翁牛特旗。全旗人口中汉族约占70%,蒙古族为30%1984年在旗人代会的旗长选举过程中,代表们出现分歧。上级部门推荐一位原巴林右旗蒙古族副旗长作为旗长候选人,得到牧区蒙古族代表拥护。而占多数的汉族代表希望推选一位现任本旗汉族副旗长,理由是他推动西部农区发展有成效。旗人大组织了四次投票,蒙古族候选人在第四次投票中当选。我在旗里访问到哪个部门,干部们都要和我“理论”此事。蒙古族干部说,翁牛特既然是旗而不是县,那么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则,旗长必须是蒙古族。汉族干部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选举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族际隔阂和意见分歧不是萌生在民间基层社区,而是出现在干部精英队伍中,并从上向下蔓延。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当年构建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战略,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构建了面积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但三省撤销后又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以蒙古族牧区为主导来整合汉族农区,导致各旗县民族人口比例变化,并使尊重多数的民主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的实施过程中面临尴尬。

据当地干部介绍,当年旗县合并后双方都有收益:一是东部修红山水库时所需的数千劳动力主要来自西部农区;二是经济模式互补:牧区所需粮食饲料来自农区,农区所需耕畜和畜产品来自牧区。但是,遇到民族情感时,这些经济利益就被置于第二位。我在喀喇沁旗的户访过程中,发现不少被访户的民族身份是蒙古族,但既不会讲蒙语也不了解蒙古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该旗3万多人把身份从汉族改为蒙古族(当时更改民族身份很容易),这样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二可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高考加分、企事业招工、选拔干部等)。当时全自治区约有36万人更改了民族身份。当地蒙汉通婚家庭子女无一例外申报蒙古族,这与8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有关。

赤峰调查后我开始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优惠政策与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现行政策如何在客观上有利于真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88年,我组织了西藏城乡户访问卷调查和拉萨老城区的户访。老城区居民中都为藏族居民,对我们的访谈十分配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们热议的社会问题。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座谈中,当地藏族基层干部抱怨最多的是对“文革”后“落实政策”做法的不理解,他们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文革”后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叛逃印度的一个贵族回拉萨后获得隆重接待,请他提交因平叛和“土改”受损失的清单。他拿出一个上千万元的清单、政府照单补偿后,他又说自己还有一串价值百万珠子忘记写,政府马上又给补偿。那时当地藏族基层干部的工资每月仅几十元,他们感觉很不理解。这些藏族干部讲的是感到政治路线和宗教政策的变化。说是尊重宗教,活佛成了“香饽饽”和座上宾,而当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却被冷落。落实政策的一些做法,使“民族”和“宗教”在藏族社会再次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藏族干部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是学校教学语言的调整。19867月,自治区人代会提出小学至大学一律以藏语授课。但许多藏族干部认为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的教学效果好。当时城镇中小学严格推行了汉藏“分校分班”。拉萨市城关区17所小学,仅保留两所汉藏同校,1987年秋季这两所小学实行严格汉藏分班。校长告诉我,许多藏族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孩子上汉语班,但学校只能按文件安排藏语班。我们在“落实民族政策”中推动民族分校。

我在分析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关系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补贴在自治区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104.7%。西藏不仅由中央提供所有政府开支,企业亏损也要中央填补。所以,西藏形成了单向“输血经济”。我感觉,西藏的主要问题不是民族关系问题,而是当时出台的一些政策脱离了实际情况,既脱离汉族干部群众,也脱离“民主改革”后大多数基层藏族干部和民众。我发现,要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理论应用到中国时,未必适合国情,那年在西藏调查的问卷设计,我确实在政治上很幼稚,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问卷获得答案的。

1988年及随后几年的西藏调查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曾将西方的研究指标和方法尝试着应用于中国,但许多深刻严峻的社会矛盾不在于西方传统理论框架之中。社会学研究指标和方法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与具体国情,考虑现实体制和政策因素。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和“教育两大领域:一个是“保底”,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是社会“发展”,即学校教育如何改善。自2000年后,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实地调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大致集中在基础概念、叙事话语、社会结构、国际比较这四个方面。

(一)从分析“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解读入手

思考民族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民族”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外延、演变历史及解读中出现歧义的原因。除了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国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主要用于56个“民族”层面,如“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等。直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首次提“中华民族”。1984年颁布、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至今没有使用“中华民族”的表述。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话语,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西方概念的汉译用法直接联系,客观上不同于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现代民族意识。

学者们考证,汉文“民族”一词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引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人译文中,王韬、梁启超等陆续使用;1902年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曾引发大讨论。我建议保持“中华民族”提法,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族”,以便把性质不同、位于两个层面上的群体在用词上区分开。这也符合费孝通先生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

我们应该严格定义“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在实际应用中,“民族”概念如使用不当,可能造成风险。例如,跨境民族”这个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日常口语中的概念,在应用中涉及蒙古、哈萨克、朝鲜以及西南地区的许多群体。我曾写过《如何认识“跨境民族”》一文,我的观点是,蒙古国的蒙古人属于“蒙古民族”(Mongolian nation),中国的蒙古人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蒙古族”(ethnic Mongolians of Chinese nation)。如果中国蒙古族属于“蒙古民族”,就混淆了国家界限,在政治认同上就会出问题。我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强调:“我们今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二)国内体制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

 所谓“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即在“民族识别”完成后,民族间的人口边界以官方“民族身份”彼此区隔;政府设立的民族自治地域,划定“辖地”区隔;各自治地方母语教学的“民族中小学”、以少数民族师生为主的“民族院校”、为少数民族学生设立母语教学“民语专业”划分了教育体系的民族区隔;此外,学科体系中以研究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学”对应主要研究汉族的其他学科,“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对应“全运会”,少数民族影视“骏马奖”、“腾龙奖”对应“百花奖”、金鸡奖”。凡此种种,加之在计划生育、高考加分、干部任职、招工提干、社会福利、“两少一宽”等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等,在多领域不同程度地构建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制度性区隔,“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二元结构”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和学术界应努力化解这种族际区隔,调整现存的“二元结构”。

调整目前的“二元结构”阻力极大,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获得“既得利益”,我们需要分类分区,审时度势,逐步调整。

民族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

讨论民族问题需要借鉴的理论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新中国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和建国初许多领域一样,是“以苏联为师”的。费孝通等回忆,在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斯大林“民族”定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是重要理论参考。“民族识别”后,每个国民明确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做法和思路跟苏联大致相似。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和总结前苏联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保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加上全面“落实民族政策”,新中国初期各族民众间的“阶级认同”已被完全化解。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的现实作用,已呈现为各族年轻一代被启蒙和强化的“民族”意识。我们追溯这些制度政策的源头及演变脉络,目的是面对社会现实,反思和分析演变的逻辑,探索改善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我阅读了《马恩全集》并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的论述。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民族”定义。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核心部分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而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观点,则可认为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策略。由于斯大林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近30年,这期间的苏共文件和苏联社会史涉及民族问题内容都应阅读,研究工作量很大。

西方学者对前苏联解体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值得关注。一些学者长期生活在苏联,他们的分析很深刻。这些文献和资料可以生动地向我们揭示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是如何影响苏联各族精英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推行各领域的“民族化”,例如在乌克兰,如果不掌握乌克兰语言,即使是乌克兰族也不能在政府任职;划分中亚5国时,为了增加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把多个俄罗斯人聚居的省份也划给哈萨克斯坦,导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萨克族人口不到总人口的半数;政府号召居住在其他国家(蒙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的哈萨克族“回归”(实际回归了近百万人),同时在就业等方面出现的排斥歧视政策导致俄罗斯人大批迁出;为了控制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北部省份,把首都迁到北部。这些资料和分析,为我们理解族际互动的规则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中国传统群体观念/认同伦理与族群关系史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其话语体系中,对于国家政权、共同祖先、文化伦理、不同语言信仰人群,都提供了完整的观念体系和认同机制。虽然中原政权行政管辖边界时常变动,但是中华文明体系及对周边群体的影响力存在几千年,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二十四史串起来的历史脉络,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把中国文化核心延续两千多年,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需要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寻找祖先的政治智慧。

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涉及“民族”问题的著述需要系统梳理,其中对梁启超、杨度、孙中山、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著述需要给予特殊关注。在几本《中国民族史》中,王桐龄以朝代延续而不是分族介绍的体例,和他以族际交往融合为重点的叙事讨论值得关注。我曾把《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的“族”字加以检索,写了一篇“族”字内涵的论文,特别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的“族”实际上指的是“家族”而不是“民族/族群”。

两千多年来,把东亚大陆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联结起来的,是源自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其主脉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这决定了中华传统的群体观是“有教无类”和“和而不同”。周边族群的信仰体系(如萨满教、自然崇拜)、外部文明传入的信仰体系(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只要不威胁世俗王朝体制和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都有发展和传布的空间。而外来宗教为使人们接受,也必然对自身进行某些改造,如明末清初回回学者的“以儒释经”,佛教在汉地演化出禅宗,在青藏高原与当地“苯教”结合演化出藏传佛教。在儒家传统中,所谓“夷夏之辨”看重的是文明伦理,这与一神教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之间有本质不同。边缘地带的“蛮夷”和位于中原的“华夏”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互斥。主政者的道义基础是“天道”,与皇族的族属、语言等无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入主中原”后虽朝代更替但文化传统保持延续,“亡国不亡天下”。

中国民族研究的其他专题

除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其他亚、非、拉美等国的民族/族群历史演变,在殖民地行政区划内推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也应当引起关注。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今天中国民族体制(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各地少数民族广大普通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民生、文化、教育、就业、环境等切身议题,需要对这些具体专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切实地把这些民众最切身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让他们享受所有中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以“民族”为单元的群体特殊权利。在汉族地区,涉及到方言和地方性文化保护的实地调查与对策研究同样迫在眉睫。社会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学者的研究选题应当来自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体验,书本提供的只是前人的知识积累。我们能否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研究选题,我们的知识探索、提出的观点是否深刻及反映世界发展规律,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受历史的考验,在理论创新方面尽力就是。

民族问题是一个敏感领域,但也是一个与所有人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的领域。民族情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感性色彩,世界上今后还会发生民族冲突,这些非理性行为有时还会被宗教极端思想涂上“神圣”的光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必须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作的大方向。费孝通先生期待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

知识和学术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和学者有自己的祖国。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利益会发生冲突,当本国在国际交往中属于被侵略、被霸凌的一方,爱国主义就是正义的,是学者们应有的立场。国内的群体和个人利益之争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立场。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顾颉刚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他为什么坚持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和“蒙古自治政府”,又鼓动成立“西北回回国”。1939年顾先生在西北地区亲眼目睹回汉民众之间的深刻裂痕后,发表了这篇动情的文字。这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在现代通常以“民族国家”来划分政治实体边界的态势下,在国土被撕裂的急迫历史时刻,爱国学者顾颉刚不得不明确说出的基本立场。

同样让我感慨的,是美国学者戈登《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一书的结束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新教徒,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东方人,一个波多黎各人’;‘我是一个美国人’,还有‘我是一个人’。”这是戈登教授对美国种族-族群关系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与他的心愿相同,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各族成员们也能够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藏族人,(或者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彝族人,一个满族人,一个汉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我是一个人”!

                    (编辑 季节)



* 马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专题研究


内容提要:“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组织形式是贵州农业现代化产业组织创新的方向,交易成本的下降、发挥各类主体比较优势和利益联结的实现是组织创新的动力源。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为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进,从产业链的角度则沿着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路径演进。

 

深化农村改革,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这种组织形式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产销对接、利益联接”实现有效组合,适应当前贵州农业发展阶段。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责任制的基础上,这一形式创新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分工关系,变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加快引入现代要素,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惠及小农户,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的脆弱性,推动贵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保障。

当前在贵州大力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面临着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龙头企业实力偏弱、规模偏小,科技支撑能力亟待提升,企业制度有待完善,制约着企业引领能力与溢出效应、联动效应的发挥;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期,组织生产、沟通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并不好,对农民增收带动有限;特别是当前合作社利益联接多数以项目资金入股分红、务工和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格外突出。因此,有必要依据当前贵州各地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的运行与管理现状,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加强对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贵州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动力分析

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变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自2018年开始,贵州加快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实践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是符合贵州当前农业发展阶段的。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地特色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农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打破“户自为战”的局面,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利益联接农业产业联合体转变。以突破“单一种养殖”,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塑造以龙头企业为中心方利益联接的联合体,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格局”。

当前,这一类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与贵州各地结合自身农业发展水平做出的选择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为适应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矛盾的需要,以推进农业产销各环节有机衔接。

创新农业组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小农户种植效率低、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是传统农业亟待破解的困局之一。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人数逐年上升,外出务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守农村中老年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体力差、经营能力弱,无法和现代化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相比;他们一般选择种植收入较低的粮食作物;以家庭为单位的细碎农业耕种,效率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改变了小农种植局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基于股权纽带实行纵向组合,促使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分工协作,使得贵州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得以实现规模化。

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变小农户的“粗放”生产方式,需要通过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创新,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实现集约生产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贵州多山,地表崎岖,农户分散。在六盘水市等地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合作社,“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把小农户联合起来。破解了小农户“自给自足”的约束,促使农户加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以合作社为桥梁,与龙头企业对接,完成从小农生产和市场的对接

推动农业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小农户销售“提篮小卖”与现代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商业嗅觉敏锐的优势,推动贵州农产品走出大山,与广阔的大市场对接。传统小农受限于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等因素,无法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

打破这一局限,需要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合作社的沟通协调下,龙头企业负责制定和实施引入技术、资金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农户更专注于自身具有优势的精耕细作环节,在三方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使农产品的量与质得到保障,加快优质农产品与大市场的对接,助力“黔货出山”。

助力农产品品牌化战略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有助于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作用,将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通过股权纽带联接起来,使品牌建设的外部收益通过内部转化形成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

从实践效果来看,2018年,贵州省农业龙头品牌带动农户超过211万户,增收总额超过140亿元,多方共赢格局初步形成。从农业经营主体的演进角度来看,以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的经营体制为中心,从农户单一生产到“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或分包农业,再演进到当前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个过程逐步增强了贵州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能力,提升了“黔货出山”的整体市场声誉。

健全农业全产业链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在逐渐改变贵州山地农业从低效种植向高效种植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产品的规模化,为进一步深化分工、实现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搭建“产经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创造了可能。

龙头企业借助于合作社的中介作用,牵手小农户,将科技引入传统农业中,通过组织创新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同时,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引入产前种业服务、产中技术服务和产后营销策划,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地解决量与价的冲突,化解“谷贱伤农”的难题。

从贵州特色产业之一——金刺梨产业的发展来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当了延伸产业链、融合金刺梨产供销各个生产加工环节、提高金刺梨附加价值的组织角色。从这条成功的路径可以看出,具有要素聚集、利益联接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是健全贵州农业全产业链的有效路径。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贵州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度较低,要素聚集水平不高,机制不完善和跨界配置难度大,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促进要素聚集,合作社发挥中介作用,带动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延伸与整合之中,可以有效促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加快三产融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创新的理论分析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动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动力上,主要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降低交易费用,是促使“企业+农户”向“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演进的根本动力。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起初主要是通过产品销售契约为纽带,此后以合作社通过“反租倒包”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农户”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可以把企业农户的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约程度有限,因为企业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小农户所得有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更注重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要素契约,更好地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弱势农户的利益得到保障。合作社可以更好地促使合作企业与农户双方信任与互惠关系的建立,演化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

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共生组织群,“小农”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基础上被“改造”。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共生系统提供了共生界面(刘畅和高杰,2016)。“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可为农户获得有利生态位。

第三,实现利益联接可以保障农户分享产业链收益。农户往往被动卷入农业现代化,因资本进入而出现“二律背反”造成利益受损。通过合作社的介入,农户加入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从而成为“股东”,拥有资产和分红的权利,就有更强的动力去维护“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稳定性。

2014年,贵州六盘水开启了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实施农村“三变”改革,通过龙头企业的引入,合作社的创建与运营,解除了要素流动的限制,有效激活要素,探索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创新利益联接的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

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收益的增加,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共生关系不断进化,基于“三变”的股权激励机制的创新与实现,促使各类主体利益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创新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向中介组织联动和合作社一体化逐次演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上,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两种观点:

第一,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变。周立群和曹利群(2001)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将成为主要组织形态。以商品契约达成的互惠合同促进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的联接,但不能有效约束当事人需要在“组织链”中加入新的元素——合作社。“龙头企业+土地股份合作社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发展农业服务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在实践中均被证明具有较好的成效。

第二,从产业链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单一的纵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角度探究组织的演进。蔡海龙(2013)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路径主要两种:通过优化纵向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的一体化,通过合理方式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要素规模优势的横向一体化,这种观点是从产业层面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路径。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治理结构的选择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在不断创新演化中,组织形式的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农业产业化的最初形式“龙头企业+农户”以产品契约的方式,帮助农民应对农业所特有的自然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然而,由于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双方的有限理性,导致订立的契约多为双方事后的转售、压级压价、敲竹杠等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治理中,对双方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应依据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来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

依据汤吉军等(2019)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化中的治理结构进行的分析,可以认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对应的是“双向治理”。如果在这一组织中双方交易频繁,资产专用性高,选择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是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会沿着准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完全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农场”模式的方向演进。

贵州依据农业发展的山地条件与生态优势,确立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12个主导特色产业,这意味着“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中的各类主体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组织内部的交易频率也会随之上升,组织的有效治理结构将逐渐从双方治理的关系契约向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演进。

对策与建议

加大农村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建设

国家对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与建设,保障了交通网、信息网与物流网的畅通,促进了外部现代要素引入到贵州农业发展之中,同时也加快了贵州商品走出大山,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目前,为加快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科技创新设施的投入与建设,为打造智慧型农业提供可能;提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整合资源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推动贵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演进。

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促进要素流动

实践明,加快具有中心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向具有中介化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转变,可以破解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中的困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进一步激活贵州农村各类要素的活力,加快组织创新步伐,激发更大的组织潜能,助力贵州乡村振兴与农村产业革命。

营造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

由农村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的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发展潜力方面,相较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而言,表现更优。因此,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培育更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是加快落实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关键。

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贵州农村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在实现农业规模化、品牌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当前该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服务缺位,这并不是龙头企业所擅长和愿意投入的领域。因此,贵州应该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力发展农村各类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提升各类要素收益,形成共赢格局。

(编辑  杨利红)



¨ 本研究为贵州财经大学合作制经济专项课题《科技兴农加快贵州合作制经济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2020HZZ05);贵州省社科联理论创新课题《新型工业化驱动贵州三次产业融合的机制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GZLCLH-2021-49)。

[1]王丰阁,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副教授;詹淑清,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在近年被查处的各类腐败案件中,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占有相当的比例。某些腐败大案涉及公职人员近百人,涉案金额达到十几亿元的规模,对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金融反腐,彰显出党和政府对金融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厘清金融腐败的发生特点及治理思路,对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防腐拒变能力、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职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因金融腐败问题导致资源浪费、资源错配,就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威胁金融安全,严重时还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的主体广泛、形式多样,既包括金融监管者公权私用的行为,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包括金融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也包括非金融领域公职人员利用金融交易作为腐败工具的行为。从已曝光的案件看,金融腐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利用审批权谋取特殊利益。金融监管机构及其公职人员有权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对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配置拥有直接或间接主导权。现实中,某些领导岗位的审批权伸缩区间过大,对相关业务既可以积压案头、长期不批,也可以短期突击、大量审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管干部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出不合理要求、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或是利用手中的监管权与他人共谋以获取私利。除了监管机构的审批权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掌握着信贷审批等权力,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银行系统腐败,很多都是“关键少数”利用职务便利以贷谋私。

二是利用内幕信息开展腐败交易。金融行业专业性强,信息优势明显,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的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这种腐败交易的内容既可能是政策性信息,也可能是经营性信息;交易主体既可能是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及其相关人员,也可能是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交易方式既可能是官员自己或其亲属介入市场获利,也可能是向他人泄露信息而寻租或受贿。

三是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经商办企业。由于金融行业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流,与关联企业的接触相当频繁,因而部分公职人员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腐败现象成为突出问题。有的公职人员在关联企业投资入股、兼职取酬;有的与自家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或为亲属在关联企业安排职位;有的借他人名义开公司,再和自己管辖的单位签订单;还有的由特定关系人代持股份、股票、房产等。

四是将金融体系作为其他腐败行为的工具。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腐败问题之外,其他领域的公职人员也可能利用金融工具“洗白”腐败收益,或是转移、增值腐败获利,使金融体系沦为腐败行为的下游工具和实现渠道。当然,这些行为通常也离不开金融行业腐败分子的参与和配合。例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期权交易的长期性特点,在公权私用后不急于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通过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这些新型腐败方式,在他们辞职或退休后再对腐败收益进行变现。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与生成诱因

近年来金融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在“零容忍”“全覆盖”“强高压”的态势下,金融领域的政治生态、产业生态正在廓清。然而,伴随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相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问题,金融腐败有着较为特殊的特点与成因。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

1. 隐蔽性。从实际案例看,金融腐败涉及信贷、会计、储蓄、投资等多个操作部门,渗透到吸储、放贷、资金审批等多个工作环节中。由于金融市场交易过程日趋复杂,金融腐败很可能被合规合法的表面形式所掩盖。特别是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和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资本运作更趋智能化和复杂化,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往往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通常时间跨度较长,这就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的判定难度,使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

2. 专业性。金融领域的业务特征鲜明、市场工具丰富多样、专业化特点很强,无论是宏观形势和微观经济分析,还是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都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背景。这种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使局外人难以准确理解和掌握相关业务流程,使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有的业务环节还融入了更强的专业化技术手段,一旦信息披露不健全不透明,就可能为腐败提供滋生土壤。

3. 传染性。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金融领域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罪的概率也在降低。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特别是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和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任何环节出现腐败问题,都可能传染至其他环节,这就导致金融腐败一旦出现,很可能是不同机构、不同个体的大规模“抱团腐败”。另外,金融圈相对较小,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可能在同学、朋友和亲属间传递,这也使金融腐败的亲缘案件较多,甚至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也可能形成“腐败同盟”。

金融腐败的生成诱因

1. 客观诱因。腐败作为一种“预估之罪”,通常是个人或群体在权衡风险与回报之后的理性行为。对潜在的腐败者而言,稀缺性是导致腐败交易产生的核心因素。腐败激励因素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有权分配稀缺资源或对某类行为施加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一项关键诱因是公共权力对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这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政府对金融业必须实行较为严格的牌照准入和特许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资质提出一定要求。金融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存在设租寻租空间。同时,金融业处于实体产业资金运动的源头,是处理资金活动的中介,与财富的转移和保值增值密切相关,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使金融业容易成为腐败行为利益输送的工具。特别是当前的金融业呈综合经营趋势,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相互渗透,互有交叉,许多金融企业成立子公司、分公司,开展各类业务,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很多腐败行为往往借助金融活动完成。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行业本身廉洁风险较高以外,当前的金融法治体系也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例如,新兴金融业务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的法治体系尚未完善,有的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有的缺乏法律配套法规。又如,一些金融立法的内容过于强调原则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规定总体偏向于粗疏,对许多具体的金融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严密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大量需要发挥作用的制度往往层级较低,导致立法的规制力较弱。

2. 主观诱因。相较其他行业,金融业通常潜藏着更为巨大的利益诱惑,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面对巨额资金和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工作,倘若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思想防线被物欲的“洪水”冲毁,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衍生和形成不良作风和陋习,就有可能走上贪腐之路。

总体而言,思想防线的失守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 “江湖习气”积弊难除。在与市场主体的长期密切接触中,一些金融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法律底线失守,浸透江湖习气,与私营企业主称兄道弟,“亲”“清”不分,自律自觉缺失,知规违规,知法犯法。二是“圈子文化”陋习犹在。少数金融领域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爱搞“小圈子”,圈中人对内抱团结盟,开展特殊利益交换;对外则以人划线,排除异己,掣肘使绊。实际上,这种“小圈子”也是源于市场经济趋利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三是“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爱虚荣、摆阔气、讲排场、高消费是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罔顾中央精神,纪律素养缺失、出入高档会所,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要求,贪污享乐,私欲膨胀。

更为严重的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腐败易于传播蔓延,一旦不良作风和陋习导致“抱团腐败”在特定业务环节或特定部门发生,来自腐败同伴的群体压力,会使“站队”问题成为“圈外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要想不被孤立,只有挤进“圈子”,参与“抱团腐败”。只有挤进“圈子”,成为圈中人,才能获得特殊利益甚至本该享有的利益。在从众心理、利益考量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圈外人”就可能参与腐败行为,这也反映出现实中部分金融腐败的涉案人员从抵触、抗拒,到逐渐适应、习以为常的心态变化过程。

治理金融腐败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未来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腐败的滋生土壤,有必要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在进一步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同时,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不懈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我国主要有六大支柱抑制金融腐败: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监督;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行业社会监管;由财税、审计构成的外部社会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公检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套制度体系也存在监管套利、监管缺失等可能性和短板。对此,有必要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建立健全针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督问责制度,尽可能剥离金融监管部门的发展职能而专事监管职能,纠正仅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倾向,明确其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

完善部门间金融反腐协作机制,加强综合监管。金融反腐不同于一般性的金融业务工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形成紧密协作,才能加大金融反腐力度。在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应当通过推进金融反腐体系建设加强不同监管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建立跨部门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和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预警处置机制。除了要协调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与税务、财政和审计等非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促使定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法制化,明确交叉业务中的监管职责。

完善金融立法

完善金融立法是推进金融领域法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大腐败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的有效途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规则等层次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面临着新的形势与实际需要,金融立法还存在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针对部分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缺失问题,有必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填补制度漏洞与不足,如尽快制定出台《期货法》《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市场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依法规范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产品等新兴金融业态的研究和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全面梳理现有金融法律法规,根据当前金融业的实际需要,修改完善《证券法》《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授权机制,对需要在执行中具体掌握或在实践中探索的相关事项,充分授权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避免频繁修改,提高金融立法效率。

涵养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表明,思想腐败是造成权力腐败、行为腐败、作风腐败和生活腐败的根源,因而需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双管齐下。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应按照“忠、专、实”的衡量标准,选拔任用政治过硬、素质过硬、踏实肯干的金融干部人才,切实整治“以业绩论英雄”“以关系论能人”等不良用人风气。其次要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引导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严格执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以清正廉洁为核心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三是针对金融业公职人员特别是关键少数建立道德考核指标体系,在严防“有病入职,带病任职”的同时,还应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对普遍性和反复出现的金融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坚持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使公职人员心存敬畏、心有戒惧。

(编辑  尚鸣)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语境下的利益集团问题研究”(18CZZ002)。

* 王尘子,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不争的共识。世界各国无论是积极还是被动,都无可选择地朝着碳中和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工业国既是该议题的始作俑者,又占尽了国际道义高地和谋利先机,这就是碳缘政治的源头。

实现碳中和,要以相当高的经济成本为代价。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估算,全球实现碳中和将累计损失75万亿美元GDP,其中仅中国就将损失20万亿美元。各国损失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是多是少、该多该少,是碳缘政治中各方已经并在未来仍将不断博弈的焦点。

碳缘政治正悄然显现

随着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悄然形成。所谓碳缘政治,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引领与被引领、攫取或维护利益的行为和博弈,是影响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主导碳缘政治的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占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道义高地,占据着能源科技的优势,控制着碳达峰碳中和话语权,左右着“双碳”进程,并不遗余力地忽悠、逼迫高碳消费、高碳排放国家作出更多、更进一步的承诺,将全球所有国家纳入由它们构筑的减碳轨道。

与地缘政治不同,碳缘政治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清洁能源消费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它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已分别达到22.4%28.3%,而煤炭占比仅为12.6%。这类国家有明确的碳缘政治目标,不遗余力地推进温升1.5℃情境下的碳中和。美国则因油气资源丰富,是油气消费/碳排放大国,且实现了“能源独立”,为顾及其化石能源家族利益,特朗普政府背弃国际义务,一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今后其政策可能“翻烧饼”。

第二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费中煤炭仍占很高比例,碳排放居高不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尤甚。中国能源消费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仅为15.7%8.2%,天然气占比尤其低,煤炭占比仍高居56.6%。印度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0.3%6.7%,煤炭占比亦高达54.8%。这类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道义”面前主动或被动作出“双碳”承诺,有些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履行承诺,多数在盘算和观望。

第三类是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资源国,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沙特等中东北非资源型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实现本国碳中和,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能源转型后化石能源需求急剧减少的尴尬局面,所以对碳中和的态度更趋保守和保留。这三类国家将围绕着“双碳”问题,进行一轮接着一轮的博弈。

西方碳缘政治玩家的三重目标

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高科技领域绝对领先的优势。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升温2/1.5℃控制,在一众专家论证之后,便成为它们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的核心抓手,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和推进。目前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全球各国,围绕碳减排、碳中和与升温控制议题,并且凭借自身清洁能源消费占尽先机的优势,获取未来竞争优势。

利用低排放优势,广泛榨取碳利益

201912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要求欧盟进口的商品,须根据含碳量购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使进口商品与自产商品承担相同的碳成本。在该机制下的后续立法即将完成,预期在2026年将正式施行。碳关税一旦施行,将成为各国产品出口欧盟的重大障碍,引发一股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也将竞相效仿。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对贸易商品推行绿色论证和绿色标识,这又是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

在这一安排下,发达国家利用自产商品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通过收取碳关税榨取他国利益,加上非关税壁垒抬高进口商品成本,削弱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藉此支持本国经济,打击出口国经济。

扼杀化石能源出口国经济

化石能源出口是大多数资源国(如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其化石能源在GDP中占比、纳税占比、出口创汇占比都较高。全球一旦走向碳中和,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将降至历史峰值的5%-10%这些资源国为保有市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如果不及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支柱,其前景堪忧。

左支右绌:资源国应对乏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各大里程碑上,各资源国虽然是议定书、协定和条约的签署国,基本没有落下任何一次、任何一个环节,但无论是减排行动还是对减排、温升、碳中和的认识,资源国并不是热心者、主动方或推动力。连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双碳”都迟迟不肯跟进承诺,更遑论俄罗斯、沙特、尼日利亚这样经济实力不够强、更加依赖油气的国家了。它们对“双碳”承诺显得很被动,左支右绌、应对乏力。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一直拖延到COP26峰会召开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作出承诺20211013日,普京宣布致力于2060年碳中和;同年111日俄政府抛出粗线条的相关战略,计划半年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要求下属政府机构和企业据此制定相应战略规划。

该战略规划要求在维持减排和宏观经济稳定间平衡的前提下,2031年起进入减排阶段,确保到2050年(与未采取减排措施相比)总排放量减少6.91亿吨,吸收量增加6.65亿吨,净排放量减少13.56亿吨。不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俄罗斯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几乎为零。据《BP统计年鉴》,2020年俄罗斯的水电与核电能力分别占世界的5%8%,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1%,相当于中国的0.4%。同期中国绿色能源占世界总量的27.4%,几乎与欧洲相当,为美国的1.56倍。由于化石能源极其丰富,俄对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缺乏意愿,几乎是白纸一张。在固碳、发展CCUSCO?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O?捕集和封存)方面,俄最近刚在亚马尔LNG项目(由俄、法、中国企业合资,依靠中法两方技术资金支持)进行示范性试验。在发展碳交易市场方面,俄仅有萨哈林岛碳市场正在建设中。中国则于2021年初推出了覆盖全国的碳交易市场。

俄罗斯有苦难言。碳中和实现后,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约为峰值的5%-20%。按高限20%测算,到2050年全球需求石油10亿吨(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41.65亿吨的1.2倍计算)、天然气1.2万亿立方米(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3.85万亿立方米的1.5倍计算)。这点市场“蛋糕”由如此多的资源国来瓜分,俄罗斯能分到多大的份额?对于经济和财政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尽快推进经济转型是俄罗斯的急迫战略任务。普京在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同时宣布了新的LNG战略,要求到2035年俄LNG产能由原规划1亿吨提高到1.4亿吨,占全球份额的20%;当欧洲提出大力发展氢能时,俄随即提出向欧洲大量供应蓝氢(用天然气制氢并配套CCS)。如此一来将有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在俄境内封存。

俄碳中和目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从今年起启动减碳项目,到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总量需上升至9300万吨/年,比2019年增加4.4%;与不采取任何措施比,目标排放量只减少区区4100万吨(1.8%);而碳汇(减碳)能力只增加区区400万吨/年,说明未来9年俄控排减排的措施力度有限。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2030年减少3.82亿吨(17.3%),力度依然有限;但碳汇比2030年猛增6.61亿吨(增123.3%),这需要大力发展CCS/CCUS才可能完成。2050年后剩余的6.3亿吨/年要在10年内实现年度中和,又谈何容易。

可见,西方所玩的碳缘政治可能是资源国的梦魇,大概率将对其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魔咒

履行“双碳”义务、兑现承诺,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并加以落实。然而,履行承诺不是一切随着西方的调子起舞,不去认真算清这笔账。应该认真分析、面对和破解西方主导的碳缘政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我国拥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我们已初具规模,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已经达到15.7%,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绝对量远高于其他各国,很多方面居全球第一。2021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已达6.4亿千瓦,新能源车销量近500万台,占全球53%;氢能的配套发展也起步较快;储能电池发展势头良好,宁德时代电池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7%。我国新能源科技已有长足进步,光伏、风电、特高压输电、核聚变等技术已经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劣势。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费占比过高;二是碳排放体量大,2020年碳排放量达到110亿吨,占全球的近1/3,减碳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部分核心新能源科技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唯有认清形势、扬长避短,才能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扭转当前不利局面,破解西方碳缘政治。

把控“双碳”节奏

大力发展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国家规划已经明确,到20252030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25%80%。这就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将加速下降,能源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等新能源和传统水电,到2030年碳达峰时,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保持天然气消费适度增长,到2060年碳中和时,天然气消费需维持在5500亿立方米/年;为此要加快国内天然气开发,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到2060年碳中和时,石油消费应维持在2亿吨/年左右。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在发展新能源强力减碳的同时,还需要发展负碳技术和产业,大力发展CCUS/CCS和森林碳汇。

从我国作出的“双碳”总体承诺出发,根据具体实际,安排“双碳”推进节奏。全国各行各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安排减碳进展,切忌一窝蜂,更忌盲目跟风、紧跟西方的调门跑。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减碳的节奏同样要握在自己手中。

在不折不扣完成“双碳”目标的前提下,减碳能晚些减时就未必要抢着早减,因为毕竟减碳需要成本,要付出代价;能在与西方斗争中争取到一些空间,就不要画地为牢、拘泥于西方的要求;能在低付出领域减,就不要去挑高付出领域减;能在(用)付出的同时也能有相当收益的领域(方式)减,就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领域,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减碳方式。这便是减碳的节奏。

保障能源安全,寻求“能源独立”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始终要把能源安全作为前提。能源供应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双碳”的实施就很难一帆风顺。可能威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情况有:受欧美逼迫承担过高过多义务,化石能源消费减速过快;碳边境税过早过高、单边推行,碳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导致经济损失过大;履行减排义务过程中经济损失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等。

实现碳中和的同时,以国内油气产量加上我国周边稳定的管道运输量,可基本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目标,不再依赖于稳定供应性差的油气生产国和海上运输通道。2060年我国实现碳中和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年需求分别大约为2亿吨和5500亿立方米,以国内的原油年产量(1.5-2亿吨)加上现有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的稳定年输量(8000万吨),基本可保证石油消费;以国内的天然气年产量(3500-4000亿立方米)加上增建后的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年输量(2000亿立方米以上)和北极几个LNG项目年份额气(140-200亿立方米),也足以保证天然气消费。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根据中美冲突对抗的烈度预测,按上述能源独立的界定方法考虑,亦可一定程度地保障能源安全基本盘,辅之以一定的能源有序消费管理,可应对美国的封锁与讹诈。

大力发展能源科技

按照“双碳”目标,以下十个科技方向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包括:(1)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智能电网技术;(2)长周期大容量的储能技术;(3)安全高效的核能技术;(4)推动道路交通降碳的先进电池技术;(5)实现船用燃料替代的关键技术;(6)实现工业深度脱碳的原料替代技术;(7)工业高品位热源替代技术;(8)低碳高效、因地制宜的供暖技术;(9)系统性节能提高能效技术;(10)CCUS/CCS等负碳排放技术。当然,传统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地下气化和页岩油原位转化技术也需要格外关注和研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储能技术和“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技术。储能技术如获得突破性进步,新能源的利用将呈几何级进展。我国“人造太阳”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已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101秒、1.6亿℃20秒和7000万℃1056秒等离子体运行;成都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核聚变已将内部温度升高到2亿℃,相当于太阳中心温度的13倍。但该项技术距实际利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一旦技术可控制、驾驭和利用,仅一两个人造太阳就够全人类所用,而且所需原料“氘”在海水中富含,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借力使力推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推进“双碳”,首先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产业的逐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新能源产业有光伏、风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能等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CCUS/CCS、伴生资源、稀有金属等产业的蓬勃兴起。这里详细谈及个别特殊产业。

一是大力发展CCUS/CCS产业。IPCC称,没有CCUS/CCS很难完成减排目标;到2050CCUS/CCS将贡献全球减排量的13%。目前全球已有65个商业CCUS/CCS项目,其中26个在运行、2个暂停、3个在建、13个待完成投资决定、21个处于早期论证阶段,每年永久封存二氧化碳4000万吨。有34个试点和示范项目、8CCS技术测试中心。拟建和在建的商业CCS项目有两大进展:一是美国枢纽和集群,通过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二氧化碳封存单位成本,以商业协同效应降低投资风险。大多数新增商业设施可使用CarbonSAFE二氧化碳封存枢纽;二是英国2个新项目与亨伯零碳集群有关,亨伯将成为英国第一个净零产业集群。我国CCUS产业也已起步,如中石油新疆CCUS技术测试中心是全球八大中心之一,新疆油田和吉林油田等已建成30万吨/年以上规模的CCUS项目;大庆油田和中石化胜利油田100万吨/CCUS项目已经启动,正全力建设。CCUS/CCS产业发展空间无限,按目前碳排放水平,要实现碳中和,全球每年需要封存二氧化碳 68.1亿吨(524×13%),中国每年需要封存14.3亿吨(110×13%)

二是发展碳交易市场。作为“双碳”的辅助工具之一,碳交易市场可起到碳价格发现、筹集资金等作用,有效促进碳中和进程,是前景较好的新兴服务业。全球碳交易市场尚在成长中,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运行的市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欧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8个国家(中国、德国、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新西兰、韩国、瑞士、英国)和24个一级行政区,其管辖区占全球GDP54%,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6%,区域人口占全球近1/3。第二类是正在建设中的碳市场,拥有明确授权或在起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哥伦比亚、乌克兰、黑山、越南、印尼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罗斯萨哈林岛。第三类是正在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智利、芬兰、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日本和美国华盛顿州等。全球碳市场已通过拍卖配额为促进碳中和筹集资金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在8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21年初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但目前交易还不够活跃,交易价格较低,交易量有限。2021年第一个履约周期累计成交额仅1.4亿吨,累计成交额58亿元。总体看,碳交易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三是发展伴生资源开采产业。在油气开采过程中,曾经一度被忽略的伴生资源应得到保护和开采,如辽河油田的铀、铼、钪等伴生战略资源和稀有金属矿、塔里木油田的伴生战略资源氦气、青海油田的可制备粗碳酸锂的卤水等资源,都具备产业发展条件。

四是发展稀有金属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碳中和将大幅推高对铝、铜、锌、镍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据伍德麦肯兹测算,在基础情境下实现能源转换所需铝、铜、锌、镍和铅的全球年需求量,将分别增加1500万吨、1100万吨、480万吨、230万吨和620万吨;在加速实现碳中和、气温上升控制在2℃情境下,对前四种金属的年需求量需进一步增加680万吨、360万吨、80万吨和100万吨(10%-16%)。另一方面,碳中和还将抬高稀有金属的成本和价格,据测算,到2025年,1.5℃情境下铝、铜、镍等金属成本和价格将升高118%54%34%。届时这些金属的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将得到大发展,部分稀有金属甚至可能出现全球性短缺。

前文提到,实现碳中和将使我国GDP累计损失20万亿美元,这是加速能源转型的巨额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发展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又可创造巨大投资机会。据我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碳中和将为我国创造138万亿元投资机会,其中2021-2030年为22万亿元、2031-2060116万亿元。如果把握得当,善于借力使力,GDP的损失可以从新的投资机会中得到弥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履行的义务理应不同,公平原则理应得到切实体现,碳关税理应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应照顾性安排,而不进行斗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在202111月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方提出的7个方案(IPCC方案、G8方案、UNDP方案、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PSM方案和Srensen方案),没有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恰当的照顾,没有一个对公平原则体现到位。

西方发达工业国碳排放几百年了,如今轮到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时候,忽然不让碳排放了;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已经趋于清洁化、易于实现碳中和了,却拉着消费高碳能源为主“吃粗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只许“吃细粮”;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才可能实现的碳中和,却要拉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三四十年里强制实现。这些都显然有失公平,这些细账必须在西方人面前算清楚,首先让西方世界背负道义责任,其次让西方世界承担更大、更多义务。为此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作长期艰苦的斗争。

欧盟即将推出碳关税,正在推行绿色认证和绿色标识。可以预期,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将紧随其后。这一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有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碳缘政治安排如何破解,需要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数据面对西方国家的苛求,维护和争取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作为第二类国家的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权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要为第二类国家的多数、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仗义执言,始终和它们站在一起,与它们一道共同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

(编辑  碣石)



* 刘贵洲,中国石油集团海外专家。

   

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及挑战进行研判,探讨如何下好先手棋,更好地应对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赢得主动权的途径和办法。

放缓还是复苏,全球经济压力增大前景不明朗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供应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通胀风险并存。短期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最主要变量,特别是随着美国退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利率上升如过快将对美国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可能导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余永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速大致在3%-4%之间,比2021年略低。美国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一定影响。 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果不能消除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未来几年全球复苏将受阻。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素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目前看不到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新增长点。预测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3%-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胡鞍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国际交往(旅游)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疫情既有可能短期化(2-3年),也有可能中长期化(5-10年左右),这将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分化,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吕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美国近期经济走势的预测:(1)劳动力市场紧张,由此带来产能不足,本国产业链断裂的情况将会持续;(2)通胀将持续,美联储被迫加息,缩表势所必然;(3)加息可能触发股市崩盘,而股市是美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美国持续了20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牛市已很难维持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总共外债是8.7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资本外逃带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推高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债券融资成本将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尤其考虑到在成本推进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有可能会使调整幅度加大。

通胀还是通缩,宏观政策面临抉择

  余永定: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扬。过去十几年,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收缩,通胀率始终低于2%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0-12月通胀率分别达6.2%6.8%7%,这是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关于通胀的原因有巨大争议,一派以美联储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另一派认为是美国极端扩张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张宇燕:目前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应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加大是暂时现象。两方意见各有道理,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工具箱中,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短期通胀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增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稳经济需要新思维

余永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或通缩状态。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3月起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CPIPPI维持低位,下半年PPI上涨较快。最新数字显示CPI保持低水平,PPI已开始回落。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多年来不到3%,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有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但要注意:(1)结构因素是慢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笼统解释某个年度、季度的经济增速及变动原因。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起一路降到7%,现在还有下降的可能,笼统用结构因素解释“应该降到多少”显然是说不通的。(2)结构性因素有多种,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给定时期内,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也有特例,如2020年的疫情冲击)。(3)有些结构性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的负作用一定程度上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所抵消。(4)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要经过很长的因果链,必须分析各个环节、各因果链条的综合作用如何对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以及生产条件等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不能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得出经济增速预测值。(5)对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如消费)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去认识,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应。不应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总之,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增长,央行可支持财政压低利息率,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低成本运行的,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融资中,三分之一用来还息,这样高的财务成本怎么持续?而且还有大量不可计量的成本。这导致我们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艰难。又比如房地产派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暴露了我们的金融监管远远不到位,房地产暴利背后是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恒大平均一天3亿元借贷,谁拿到这3亿贷款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企业。经济一旦下行,就如海水退潮,这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朱之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世界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周期。美国目前通胀率是30年最高(6.8%),欧洲是25年最高(4.9%),值得关注。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货币政策,注意产业链的调整,注意地缘政治对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及资本回归美国带来的影响。要注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房地产贷款54万亿,其中42%-54%是预付款的。我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同时有12000亿美元外债,外债中一半为房地产商借债,仅恒大就有2亿多外债。股市每天交易额中25%有外资的影子。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研究。

宏观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分析一般使用总量均衡模型,即当年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净进口)=总供给(国民生产总值)。总均衡模型有三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劳动市场均衡,即菲利普斯曲线(经济下行对应失业增加)。但美国从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却不断下降。我国2011-2020GDP增速从11.4%降至2.3%,失业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劳动市场规律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它的劳动就业弹性(就业边际增长:GDP边际增长)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就业弹性。二是货币需求函数。美国前些年增发货币6.9万亿美元,去年增发2万亿美元,但2021年物价指数不到10%。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手持现金和商业银行3个月储蓄替代了资产理财投资,商业银行储蓄大幅度下降,非银行机构用很小的一点流动性,可以经营非常大的一块资产。三是传统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伴随边际成本上升,导致边际收益率下降。可是阿里、拼多多之类平台型企业,新增营业额并没有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它的边际成本是0。所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思考和判断今天的经济增长,要注意它的局限性。稳预期不仅要稳定消费者的预期,生产者的预期变得更加重要。这两个预期稳不住,将可能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并影响到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断链还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面临挑战

  在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作用下,过去一年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痛点。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近期情况显示,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面临重构,一些产业正加速转移,供应链风险凸显。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

  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的供应链则支持在全球组织资源。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由其科技含量和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利润的分配。波音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生产波音707时,只有约2%的零件在海外生产,以后逐渐由波音总部负责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确定技术标准和合规标准。本世纪初生产787时,零部件制造90%在海外生产(涉及40多国企业),在美国组装试飞取证,波音掌控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品牌管理,获取90%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以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获取了巨大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榜首,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逐渐稳固。但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如何向高端攀登?有人误以为只要在中低端的时间足够长,就可延续到高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设计、技术、品牌、供应链的管理,把你锁定在中低端。向产业高端前进没有别的路,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张宇燕:我国供应链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一向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意味着高依赖度,事关大国博弈,即“国家安全”。基于此,美国西方国家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有人公开鼓吹中美“脱钩”,执意切断两国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去年给了中国8万多留学生签证,其中去MIT学习的一个也没有。麦肯锡估计未来5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或者回国,或者转换到其他国家,涉及1.9--4.6万亿美元。

  朱之鑫: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指“一高四缺”,高就是价格高,四缺是缺芯片、缺电、缺煤、缺集装箱。人们常讲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要关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要“稳链”,其次要“补链”,第三要“优链”“强链”,不要一股脑都往某个热点上投资。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我们分析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因素有四方面:(1)周期性供需失衡。能源消费和供给有周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跌,供给侧投资不足,疫情稍微好转之后需求抬头,但是供给跟不上。(2)结构性调整。我国能源资源存在错配,新能源投资,有风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电,需要电的地方风力和光照资源少。(3)金融性投机。能源资源比较安全, 货币“大水漫灌”后部分资金转移到能源领域。(4)极端天气影响。去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乏力,核电大国法国又停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电。欧洲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天然气市场恐慌情绪,使欧洲能源危机加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言论,并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全球供应链正发生巨大改变,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探寻有效的对策思路:一方面,对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重构要尽可能因势利导,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通过高水平开放,化解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脱钩”或“小院高墙”,科技创新战略亟须调整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把贸易战作为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拜登上台以来,将中美竞争主战场切换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战略。

与美国的科技博弈,要穿透他们散布的“选择性披露”迷雾。

卢周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科技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选择性披露:应对长期性战争的战略性措施》报告,认为在科技领域,常规的竞争办法只能暂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在技术上的最终赶超,故提出“极限竞争”理论,利用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向我们不断披露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研发重点和技术成果,其中真假混杂,隐藏着技术迷雾,埋下技术陷阱,诱骗我跟进的同时误导我技术发展路径,进而消耗我有限资源,迟滞我发展的速度。报告提出了五个作战样式:(1)炫耀先进实力,威慑讹诈对手。(2)在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上释放错误诱导,防止跟踪或者后来居上。(3)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技术方向全力公关,制造虚假繁荣,诱骗对手跟进。(4)在并行技术造谣抹黑,贴上“剽窃知识产权”标签对我诋毁,迟滞我方进展。(5)对走过大量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技术领域,把弯路、歧路描述成正道。

  李若谷:对美国推行的科技脱钩不应再有幻想。应对脱钩的一个最重要突破点是人才。我们很多先进的科技企业都是回来的人创造的,大疆就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搞起来的。要坚持不懈实施吸引人才政策,让海外科技人才有信心回来发展。

高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打击面太宽,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在华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和本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过于严厉反而刺激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所以美国缓一步,提出“小院高墙”思路:(1)在美方占有明显优势的技术领域对华严格封锁,一般科技领域保持合作,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要继续对中国出口、占领中国市场。他们有一个新的提法“分叉论”,就是有合有分。(2)对人才限制隔离,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STEM(科技工数)专业求学,限制中国赴美学术交流,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实行监控,不准他们参与敏感课题或进入涉密实验室等,对打算回国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不择手段地限制迫害,阴狠毒辣。(3)组织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特别是对网络和5G技术在不同地区实行分级管控。

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总体战。首先要加快自己的科技研发速度,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链各环节的“堵点”“痛点”,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其次,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技术短板方面,要未雨绸缪。第三,我国发展、开放和安全战略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创新驱动战略包括了科技问题和产业化问题,创新链的“政产学研用”各环节,“用”即科技成果产业化非常关键。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必须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取得用户信任,通过供需双方反复切磋、不断完善,逐步扭转国内市场长期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态势,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产品。国家对处于弱势的本国科技型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开放、缺乏相应的政策平衡,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问题就始终是实施“双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也难以落实。

眭纪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2021年达2.4%,已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都是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我们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评价体系、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过去我们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原有模式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二是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遭到保护主义干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毫不掩饰。三是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美间战略博弈斗争是全方位和长期性的,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是持久战,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掰手腕;其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之争。博弈真正的制高点是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已的事,从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探索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当前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需要防范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冲击。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少数领域在领跑,部分领域在并跑,多数领域还是在跟跑。要和美国人抢时间、争速度。要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实现技术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指针,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攻关,培育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培育高端的科技领军人才。

  (编辑  尚鸣)



¨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经济科技趋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综述,尚鸣整理,高梁修订。

文史沉思


 

毛泽东题写报名和撰写发刊词

《解放日报》(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我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第一个大型日报,1941516日在延安创刊(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毛泽东题写了报名并撰写发刊词。发刊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路线和本报的使命,即“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及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是有功绩的。

初期存在脱离实际的倾向

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社长秦邦宪(博古)要求每天写一篇社论,但质量普遍平平;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国际优于国内;报纸内容以刊登国际新闻为主,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力,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的全党整风和大生产报道不够;文风上,党八股现象较为严重。

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艰苦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新闻界整风的重点是改造《解放日报》。在19422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它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郑重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一个月后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他认为:报社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毛泽东提出,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19423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外国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必须进行改造。

19423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在整顿“三风”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及时派出记者采访各界人士听取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并在报纸的“信箱”栏目刊出读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批评与建议。

对《解放日报》的改造从改版开始

为了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194241日《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解放区、八路军的情况,加强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头版——要闻版主要刊登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第三版是国际版(不再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和本国非党的通讯社的电讯,对电讯进行选登和改写),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新闻报道以关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不少社论由党的高级领导人执笔,整体品质较高;克服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呆板枯燥的文风,版面上多为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内容。

是年8月,党中央任命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加强报社的领导,并决定他和社长博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组织上保证报社领导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决策,使报纸能迅速、准确地反映党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从9月起,《解放日报》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并在边区各地陆续建立通讯处,派出特派记者,扩大报道面。西北局明文规定,每月讨论一次报纸关于边区工作的宣传方针;报社编辑部派人出席西北局的会议,西北局派人参加编辑部的会议。915日,毛泽东表示“报馆(解放日报社)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陆定一在39年后回忆说:改版后《解放日报》不再是王明路线的残余,而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曲线救国”等等,最后发展到揭露美帝国主义。这种揭露是有事实,有道理,有分寸的。

中共党报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宣传无产阶级办报思想,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两种新闻观的界限,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毛泽东为改造该报及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厥功至伟。他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和消息。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均首先在该报发表。

《解放日报》改版后结下的新闻理论硕果主要有: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贯彻“全党办报”方针;彻底的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须正确处理新闻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坚持新闻为党的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反对“无冕之王”的观点,树立“人民公仆”思想;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队伍;反对党八股,树立鲜明生动、活泼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改造,使该报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造与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乃20世纪中国新闻界的大事件,由此党报走上了成熟的发展道路。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次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把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编辑  季节)



* 邓涛,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特别关注

百年大党 经济中华

江宇

2022-04-25 10:06:48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传统小农经济主导、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欺凌、被奴役的边缘化国家。一百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今天的中国正以昂扬姿态,阔步迈向伟大复兴。

百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回首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争取国家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四个阶段,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大变化,但总的主题是一致的。党领导经济工作走出了“起承转合”的四大步。

起:进行社会革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很多志士仁人为追求富国强兵,学习西方走工业化道路,但是都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0世纪初期,世界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中心-边缘”两极格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和社会主义运动汇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任务:中国只有依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打破国内封建和买办势力的桎梏,彻底改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扫清道路,同时更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官僚资本、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此前提下推行了土地改革,领导实现了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阶段就是百年经济总主题的“破题”。

承: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生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争论,即如何认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病,也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启动现代化进程。到1956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占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的前30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一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53年的202亿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亿元,水库总库容达到4200亿立方,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1979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1.64亿吨增长到3.05亿吨。三是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70年代末,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四是取得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国防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前30年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阶段完成了百年经济总主题中实现独立自主的任务,在基础建设、社会公平、医疗教育等领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初步显现。

转:推进改革开放,在借鉴资本主义有益因素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主动参与全球化中,既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独立自主,保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这个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必须找到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和竞争的途径;而在西方经济遇到“滞胀”、过剩资本和产能寻求出路的条件下,我国依靠已有的工业基础,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改革开放中,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对资本的约束,坚持独立自主有序可控地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邓小平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因为坚持了“两手抓”,我们党没有偏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题,同时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利用西方资本、打开世界市场,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价值的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国国情出发推进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

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集大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期的逆转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美国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容应对挑战。新时代经济工作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探索的集大成,可以说完成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飞跃。其主要特点是:更加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战略基点,更加主动地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新发展阶段,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本质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劳动者组织起来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和市场盲目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经济。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基本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自身发展的要求。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增长8%,为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35岁提高到2020年的77.3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第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导致的生产力巨大浪费。第二,落后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摆脱在全球体系中的依附性命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注重长远规划,以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为生产目的,能够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把必要资源投入到基础和公共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第四,社会主义经济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提高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更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第五,社会主义能够在科学规划指导下,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包括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政治和经济不能割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工作,既是政治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百年的经验证明,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政治上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引导和驾驭资本。二是体现在指导思想和战略上,制定经济发展的长远和重大战略并予以推进。三是直接领导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公有制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确保公有制组织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四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在农村组织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五是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能力的先进分子培养成经济工作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既不是一般性地号召,也不是干预具体经济运行,而是通过政治、思想、战略、公有制机构、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等方面的领导制度,把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贯彻到经济运行中。事实证明,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制度基础。要坚持这个经验,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走向成熟稳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手抓,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是机械地看待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能动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使我们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解决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缩小三大差别,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和特权群体,从而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机械地固守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能动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探索虽然有过曲折,但正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才使我国快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跃出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盲目性,同样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这个经验,就要克服片面看待生产力的观念,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注重调整劳资关系、分配关系,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简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着眼于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就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 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4] 正因为我们既着眼于人民长远利益,也同时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普及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所以才能快速并相对平稳地推进工业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而一旦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房地产、金融、医疗、教育、资源、环境等领域出现资本为追逐利润而无序扩张、违背社会真实需要时,党又及时进行纠正,规范这些行业。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严重偏离了社会的真实需要。我们要不断纠正资本和利润主导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偏差,把更多资源投向满足社会真实需要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和环节。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发展壮大公有制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最主要的优势。世界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怎样自我调整,也避免不了周期性危机。我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更需要依靠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实现赶超,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遏制资本特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两千万革命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通过公有制经济制度,统筹解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部分科技领域重大突破、充分容纳就业和保障社会稳定等目标。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无法通过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履行国家战略性职能、引领科技创新、保障社会稳定、参与国际竞争、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发挥国有经济重要作用,注重乡村振兴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党对公有制的贡献,还体现在对保持和发挥公有制经济活力的探索方面。我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为避免公有制经济走向官僚化,脱离群众,强调加强党对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强调发扬群众路线、职工参与管理,形成了“鞍钢宪法”等经验,确保公有制经济真正姓公,为公共利益服务。

在宏观系统层面充分重视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

西方经济学把微观分析的理念和方法简单加总扩大到宏观分析体系,这是其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的认识,注重宏观的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这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重突破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理论创新。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始形成了正确处理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渐扩大,也经常出现因市场盲目性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更好地结合起来、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思想,是在更高层面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综合平衡的思想。

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坚持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每个后发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尚处于优势的世界体系中,必须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党深刻认识到,“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5] 因此我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否则就无法很好地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实现技术快速赶超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吸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解放区都自觉地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托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誉和组织力,确保了币值稳定。新中国前30年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同时也努力开展国际贸易、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自主可控,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及时识别和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成效,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学理论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古典经济学逐步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科,分析技术工具日益精细,理论内核则走向停滞和反动,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捡起“边际分析”,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正确地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自觉,领导了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依靠劳动者主导的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同时又治理市场失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告诫,避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创造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

学史增信 开辟新局

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比较将更加明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开辟经济工作新局面,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经济发展回归社会真实需要,通过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国内大循环。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敢于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

当前,西方无论是疫情蔓延、还是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资本运动使社会的生产、分配、投资、消费都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这种发展方式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期、资本主义还有自我调整空间的情况下,尚能维持,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捉襟见肘。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敢于开展伟大斗争。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和简单模仿,特别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基层实践和国情出发,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

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经济仍保持长期又快又好增长的空间

当前,简单用西方经济学潜在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无法反映生产关系的调整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错误的判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社会资源聚焦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需要上,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关键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调整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调节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促进更公平的分配,以共同富裕带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投资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补强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短板。在农村,通过党的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恢复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益性,回归为社会真实需要服务的属性,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扩大公共服务就业。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优势,创造智能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加有机地融合。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把握好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把党的领导制度性地融入经济发展全局,避免政治经济“两张皮”。注重思想建设的统领作用,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实践活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动全党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发挥非公资本的积极作用,更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把党的领导制度化地融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扬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传统,用好民主集中制,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

(编辑  碣石)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4] 19539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163页。

[5] 陈云: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中国企业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聚氨酯全系列产品、石化产品、功能性材料、特种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制造,是全球八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制造商之一。成立40年来,万华化学迎难而上,砥砺前行,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化工巨头。“改革+创新”是万华化学不断成长的致胜法宝。公司通过在化工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内部机制革新,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奖”等荣誉称号。

20186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公司视察时指出:“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万华化学改革与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化工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为其他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困境中的探索奠定高质量发展之基

企业的成立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

40多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踩在布鞋上的国家”,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中央领导将MDI纳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1980328日,国家“六五”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烟台合成革厂开始建设,项目总投资4.6亿元,引进了日本合成革生产线,1983年,烟台合成革厂全面建成投产。在成立以后的10年里,该企业累计为2亿双合成革皮鞋提供了原料,相当于全国皮鞋产量的四分之一。

聚氨酯材料被称为“第五大塑料”,凭借着热塑性和可纺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家居、建筑保温、鞋材等领域,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聚氨酯材料的关键原材料就是MDI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学家便开始研究聚氨酯技术,但当时由于引进技术遭到封锁,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合成技术发展非常缓慢,国家建设的烟台合成革厂就担负了发展国产聚氨酯材料的使命,此后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发展才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烟台合成革厂的产品主要分为四大系列,其产品用途十分广阔,包括异氟験酯系列产品、聚甄酯合成革系列产品、聚S8多醇系列产品和聚氨酯系列产品。其中,异氟験酯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建材、机城、汽车、航空等方面;聚甄酯合成革产品主要用于制鞋、皮箱、包、球类等方面;聚S8多醇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制造聚酯型聚氨酯、涤纶改性以及增加染色性等方面;聚氨酯系列产品则含有用于人造革的聚晶树脂等化工物质。这几个领域的发展,将改变和加快我国化工生产自主化的进程。烟台合成革厂背负着国家使命,努力前行。1989年,实现工业产值1.5亿元,经营规模位居全国50家塑料行业大企业的第一名。

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带动我国MDI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仅1989年的需求量就达到2万吨。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布局,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烟台合成革厂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暴露了其在发展中的重要缺陷,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使其陷入困境,给昔日的先进企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制弊端导致企业缺少自主权。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企业容易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缺少决策的自主权也导致企业缺乏内生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企业整个的生产决策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市场需求与国家指标不协调。国家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市场地位发生了变化,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加大了产品市场竞争。

二是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企业缺少市场竞争力。1984年烟台合成革厂引进的日本MDI装置仅仅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水准,随着国际技术的发展,其工艺落后、消耗大、成本高等问题相继显现。设备投产后,运行状态一直不稳定,时常发生物料堵塞和泄露的情况。在日方专家走后,频频发生设备罢工的情况。为了提高竞争力,烟台合成革厂求助于当时转让技术的日本公司,再次提出引进技术的愿望,但是日方企业只同意转让老技术,不肯转让更先进的核心技术。烟台合成革厂又求助于欧美跨国公司,均以失败告终。内忧外患使企业进入了创业史上最艰难的时刻。

困境中的创新探索

面对发展困境,烟台合成革厂采取了“自主研发+机制创新”的发展战略。在自主研发方面,为了完善“生产、营销、研究”的良性循环机制,企业联合青岛化工学院等高校,采取“产学研”一体的研发模式,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将获得的收益投入科研活动,开发更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产品。经过全体员工历时3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完全消化吸收了引进的日本技术,产能达到了1.5万吨,奠定了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

在机制创新方面,企业开始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之一,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制度改革,将烟台合革厂改制为万华化学合成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以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享有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奠定了万华化学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基础。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8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万华化学主动剥离王牌主业MDI,以此为基础与东方电子、烟台冰轮等企业强强联合,将MDI分厂改制为烟台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改革,万华化学首先打破了国有企业旧有的僵化体制,新公司以年轻干部为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完善激励机制和经营管理决策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万华化学相继实行了原材料采购的改革和人事、薪资等方面的改革。1999年,万华化学推行原材料采购的“比较管理”法,通过竞争机制来选择合作对象,从而为优质的中小型材料供应商提供了合作机会。即使面对各路利益集团的公关,公司依旧坚持择优选择合作对象。事实证明该项改革的正确性,仅当年万华化学就节省了750万元成本费用,相当于当期利润的50%

企业进一步在人事和薪酬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当时的万华化学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到7000人的工厂、30多个科室就有三四百个副科长级别以上的干事。为了精简员工,万华化学内部下达了4000人的下岗分流指标。在人事改革方面,万华化学实行末位淘汰,全员竞聘上岗,严把竞聘进人关口,实行亲属回避制;改革职工工资和奖金体系,真正实行按劳分配,规范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要变强就要先学会瘦身。2001年,万华化学下属的后勤辅助单位亏损严重。为此,万华化学决定以化工为主业,剥离副业,精干主业,对后勤辅助单位进行民营化改制。到2006年,除上市公司外,其他所有后勤辅助单位陆续完成了民营化改制。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为万华化学带来了巨大活力。

20129月,公司成功打通IP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产业链,成为世界上具备三大ADI(脂肪族异氰酸酯)产品及其关键原料技术的公司之一;同年11月,公司凭借“新型光气化反应制MDI关键技术”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奠定了公司在世界MDI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2019年,公司开启尼龙-12和柠檬醛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产业生产开始走向高端化。同时,公司的ADI全产业链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市场认可,荣获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实现整体上市

20192月,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资产过户完成,标志着万华化学实现了整体上市。母公司注销法人资格,其下的所有资产、负债等所有权利义务由万华化学作为存续方继承。此次交易的完成对万华化学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对于万华化学股东来说,公司重组带来了股份增值。此次交易后实际新增股份数量为4.06亿股,按当时每股47.75元算,新增市值约190亿元。

公司整体上市进一步完善了万华化学的股权结构,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原母公司是一家投资型公司,享有万华化学47.92%的股份。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后,股权结构变得更加透明,外资和管理层直接持股共计30%,完善了治理机制。

积极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万华化学不仅是国企体制改革的正面典型,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2021121日,万华化学积极参与华陆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和西安共赢员工持股平台签署协议,万华化学以4.245亿元竞买获得华陆公司30%的股权,形成了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员工持股平台的三元股权结构。

万华化学与中国化学是长达20多年的资深战略合作伙伴,累计合作项目近百个。此次合作,实现了强强联合,将万华化学的新鲜血液注入华陆公司,推动华陆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化学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实现全球化布局

运用WTO规则保护国内MDI市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时刻关注着中国MDI市场的变化。随着万华化学在MDI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公司市场占有率逐渐攀升。

2001-2004年,我国MDI市场需求年均增长率为12%,而国内MDI生产能力低、产量少,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国外一些大公司纷纷在我国新建或扩建MDI生产装置。20011月,总投资高达2500亿元的上海化学工业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德国巴斯夫、亨茨曼与上海石化、上海高桥石化、上海华谊集团、上海天原集团、中石化等中企合资建设达到国际产能规模的MDI生产装置。为了加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有些跨国公司采用贸易补贴的方式,不断加大倾销力度,扰乱中国市场,进行恶性竞争。在价格最低的时候,跨国公司每吨MDI的售价比其本国售价还低700美元,倾销幅度超过50%。虽然跨国公司的倾销短时期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发展,但当他们控制整个市场后就会大幅度涨价,最终不利于中国化工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跨国公司的倾销行为给万华化学“产研学”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极大影响,将刚脱离困境的万华化学又一次推向悬崖。关键时刻,万华化学一边抓改革创新,一边收集反倾销资料。2002年,万华化学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新建年产16万吨大型MDI装置项目的立项申请,以及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的MDI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2002920日,原外经贸部开始立案调查,跨国公司有所收敛,国内MDI市场秩序逐渐恢复。

在即将赢得这场反倾销贸易战的时候,200311月,万华化学提出撤诉。原因有三:其一,公司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MDI价格回暖;其二,国家计委批复了万华化学16万吨/MDI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万华化学将在宁波建立该项重大工程;其三,万华化学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谋发展,为后续进军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万华化学灵活运用WTO商业准则,在保护国内MDI市场健康成长的同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利益,成为国内反倾销的典型案例。

放眼全球,打造国际化企业

2002年,万华化学提出了全球化发展战略。2006年开始寻求在海外建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MID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据统计,万华化学的产能在2010年达到80万吨,而跨国公司也通过兴建大型MDI项目增加中国的市场供给:上海拜尔35万吨/年装置、重庆巴斯夫一期40万吨/年装置、上海联恒24万吨/年装置,加上宁波万华化学二期30万吨/MDI项目,保守估计,2010年国内MDI产能至少超过130万吨,而2010年的MDI需求不超过110万吨。跨国企业的加速扩产极有可能造成中国MID市场迎来供大于求的局面。即使当时的万华化学已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也将承受供过于求带来的市场风险。

必须开拓新的市场降低风险。产能过不过剩,不能简单局限在中国市场,中国只是全球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华化学的国际化之路非走不可。

尽管“走出去”迫在眉睫,但万华化学国际化之路却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万华化学对战略布局、后勤辅助和信息管理三方面进行改革,采取了“三化一低”(即全球化、差异化、精细化和低成本)的战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打响企业品牌。在选址方面,万华化学主要培育新兴市场,要求在新兴市场一定要成为主流供应商,而在国际巨头的传统根据地里,则是牵制性地进行竞争。

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增强MDI产能的自我消化能力,万华化学加快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步伐。在产业链上游,万华化学与其全资子公司合资收购了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在产业链下游,开拓MDI在节能建材和生态粘合领域的应用。2010年,随着宁波基地二期工程的投产,二期配套项目诸如硝酸、硝基苯、苯胺等上游原材料供应也陆续投入使用。

万华化学的主要产品包括聚合MDI和纯MDI,种类比较单一,要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就要打造具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产品,在这背后,需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平台进行支持。为加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2007年万华化学进行了信息化改革,与IBM合作进行集团管控战略规划,使管理层能够快速了解生产运营过程中的信息,实现了信息体系透明化,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万华化学还投资引进了ERP信息平台,明确了企业运营的所有关键环节,严控各项流程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支出。

作为全球最大的MDI消费区,欧洲是万华化学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20112月,万华化学通过海外控股子公司斥资12.63亿欧元收购匈牙利BC公司(宝思德化学公司)96%的股权,实现了进军欧洲市场的关键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该项目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收购之时,BC公司亏损约1.5亿欧元,濒于破产边缘。为了扭转亏损局面,万华化学协调人力物力,从管理、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匈牙利BC公司进行全方位整合。最终,万华化学凭借扎实的实力和实际绩效赢得了BC公司员工的信服。2014年,BC公司成功扭亏为盈,2017年实现盈利4亿欧元。《国际金融评论》将此次收购案例评为年度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最佳并购项目。

目前,万华化学已成功在烟台、北京、上海、宁波以及美国、匈牙利建立了研发中心,实现了全球化布局。2017年,北美技术中心在休斯敦正式投入使用。

完善机制,牢牢把握核心技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万华化学都处于“倒逼创新”的状态。惨痛的经历让万华化学谨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经过艰苦奋斗,万华化学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成为全世界MDI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2001年,万华化学年产MDI达到4万吨,真正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MDI制造技术,被称为“中国化工行业独一无二的创举”。中国也一跃成为继德美日之后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术的国家。

万华化学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占销售收入的3.5%-5%2018年,万华化学全球范围内科研投入达到21亿元,居山东省首位。万华化学拥有科研人员2100余名,其中120余人拥有博士学位,640余人拥有硕士学位。公司各类高层次技术人才150余人,其中30余人拥有“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求是杰出青年科技成果转化奖等荣誉。

1999年,万华化学出台《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实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益分享,设立万华化学科技最高奖、基础研究奖、科技进步奖、团队协作奖等奖项。对自主开发的新产品,成果转化盈利后连续5年按净利润15%提取科研奖金;对长周期战略性研发项目实行阶段性奖励。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万华化学MDI总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单套装置规模、产品质量、运行能耗等均领先世界。截至目前,万华化学自主开发并完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100余项;先后7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次获国家级创新荣誉表彰。目前万华化学已在海内外建立了六大研发基地、七大国家级创新平台、150 多个装备先进的实验室,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工程开发到产品研发的全方位创新体系,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MDI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招贤纳士,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

人才是企业立足之本。万华化学始终把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看作企业发展中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注重引进、留住、用好一流人才,积极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为招纳人才,万华化学通过全员荐才和伯乐奖,鼓舞员工挖掘身边的人才。对于新员工的培养,万华化学也有一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培训与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让新员工快速融入企业;通过海外培训项目,让优秀员工实现综合发展。

2006年,万华化学实行员工激励制度改革,建立员工持股制度。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间接持股,确保股票安全和价值。受益于这项改革,公司在越做越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骨干级员工跳槽,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

有为就有位,良好的竞争环境是激发员工潜能、留住人才的关键。万华化学严格把握干部提拔的标准,通过业绩、学习能力和他人评价来进行干部选拔,选拔的结果就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在人才最集中的科研体系,万华化学实行动态管理,推行去行政化,各研发中心全部取消行政职级,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组长随课题进展可上可下,人员组合动态管理;同时建立起研发序列晋升通道,推行高级研究员以上的骨干每年向专家委员会述职制度。

目前,万华化学已经建立起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拥有海内外博士150余名、高级职称人才110余名、顶尖人才40余名,全体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该公司时曾评价说:“无论是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济济、茁壮成长、后继有人。”

赋能未来,让生活更美好

作为中国化工行业的领军者,万华化学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让企业成功转型,而是如何走得更远,实现“成为全球异氰酸酯领军企业”的目标。2021年,随着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后国内复产复工的顺利展开,万华化学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全年营收1455.38亿元,同比增长98.19%。成功的背后,除了机遇,更多的是万华化学未雨绸缪的布局和宏伟远大的企业使命。

面对大疫当前、危中有机的复杂形势,万华化学一方面通过加速数字转型、助力抗疫活动,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与河海新能源强强联手,共建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使命。

拥抱数字化,加快智能制造转型

数字经济是当下最具有活力、创新力且辐射范围最广的经济形态,也是传统经济转型的“跳板”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企业只有加速数字化转型与变革,才能掌控变局与危局。

2018年,万华化学成立集团信息化战略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以业务条线为维度的IT治理架构,并将数字化平台全面更新为智能制造平台、经营管理平台、智慧决策平台、生态圈协作平台和协同办公平台。

展望未来,万华化学数字化转型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5G、人工智能等技术,重点打造全球化卓越运营的智能工厂及信息网络高速畅通的现代化智慧园区,不断优化完善万华化学的学习及全球HSE信息化平台,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和业绩,将万华化学建设成为以智能制造、全球一体化管控、生态圈高效协作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一流数字化企业,形成万华化学专属的数字化竞争优势,打造安全、高效、体验友好的数字智慧型企业。

抗击疫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万华化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向湖北红十字会捐款现金500万元,并借用全球化平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购置10000套符合欧盟标准的医用防护服。

作为中国化工龙头企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万华化学充分发挥其供应链畅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联合下游合作伙伴,为抗疫一线人员提供3D打印口罩调节器、成人纸尿裤、医用护理垫和医用聚碳酸酯护目镜等医疗用品,为抗击疫情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不忘初心,践行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万华化学积极践行“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对材料的生产、加工和使用方面进行更为绿色、环保的开发、替换与升级。

目前,万华化学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成果斐然,包括已经开发的生物降解材料、3D打印TPU材料、聚氨酯硬质泡沫循环再利用解决方案和正在建设的万华化学四川眉州基地年产6万吨PBAT(双金属氰化物催化剂)项目等。

20221月,万华化学与河海新能源合作签署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了万华化学在低碳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突破。该项目通过对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生产废热的回收再利用,在为园区生产供应高品质热能的同时,为烟台市区的冬季采暖提供清洁热源。通过该项技术,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每年可节约煤炭约2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0万吨,节约用水2000万立方以上,同时保障烟台市1.1亿平方米城市供暖,极大地提高了万华化学能源利用的效率。

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不仅是万华化学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尝试,也是国内化工行业低碳发展的重要尝试。万华化学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入探索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努力为整个化工行业能源创新利用提供可靠先进的万华方案。

(编辑  宋斌斌)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混合所有制与企业创新:基于营商环境的视角”(H21319)的阶段性成果。

* 李将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潘文静,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

环球扫描

冷战与美国的霸权

鲍盛刚

2022-04-25 10:14:06



已故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伦斯坦认为,对美国而言,前苏联解体是个灾难!伊曼纽尔分析到:“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我的论点正好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他说:“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认为,而目前种种迹象是否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正在把世界推向新冷战?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对于冷战的认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治·凯南的版本,一个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版本。前者可以称之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后者可以称之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前者认为冷战源于前苏联的扩张本性,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对前苏联的反制,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博弈。后者则认为冷战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显然,两者比较,后者更能说明冷战,也更能够说明目前美国的行为与战略意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再一次的战略选择,是选择“孤立”还是“干预”?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这两种政策不仅代表了为保护美国安全与利益而推行的两种不同计划,而且也代表了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同情方面的深刻差异。他认为,如果美国选择再次退回到“孤立”的防御政策,认为浩瀚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提供了“一道抵御来自欧洲或亚洲侵略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那么这种观点是一种危险的错觉。美国应该选择“干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将此看作是确保普遍和平与美国自身安全的手段。因为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是判断好政策的标准。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概括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而要控制边缘地带,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两端,不能允许在欧亚边缘地带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国家处于对立与相互牵制的状态。所以,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斯皮克曼将此战略称之为“和平地理学”。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没有冷战,就没有美国的霸权。首先,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打造了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在欧洲,让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美国自己则以平衡者、和平自由的维护者自居,并制造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与专权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假象。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让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相互对峙、抗衡,其逻辑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目的也是为了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亚太体系。

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经济框架,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冷战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信心十足,趾高气扬。他被告知,美国的好时光因为冷战可以维持到1952年甚至以后更久的时间。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几乎没有穷尽。

冷战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建立和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对内则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写到: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的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陷或者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变成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玩弄民众的把戏。重要的是保持民众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发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保持战争状态。此时的战争从根本上讲,已经改变了性质,战争即和平。

美国企图再建一个分裂的欧亚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将20世纪称之为“美国世纪”。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弥漫在大洋彼岸,将美国与西方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凯恩斯主义,40年后却成为通胀与失业的罪魁祸首。前苏联的尖端科技似乎开始领先美国。越战的“沼泽”不仅埋葬了财富和生命,也让美国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日本与德国经济崛起,最关键的是“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让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成为时髦的话语。

1981年,70岁的里根入主白宫,开创了“里根经济学”,以全盘新自由化代替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真的是新自由主义拯救了美国吗?现在看来与其说是,不如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再次导致了目前美国的衰退与危机。由此,特朗普曾经评论到,新自由主义是傻瓜经济学。事实证明,让美国走出困境的是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无异于发动了一次新冷战,因为它重新团结了盟友,拖垮了前苏联,压制了日本。更为关键的是,美国重建了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地缘经济框架,从而使美国“再次伟大”。1991年前苏联解体,世界合二为一,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讲到,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但是,目前在美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灾难。

现在美国有媒体认为,二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德国与日本,而不是美国,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与崛起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基础。而冷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又一次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事实上,关键就在于冷战结束后,“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此种情况人们并不陌生,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正在试图把世界重新推回到冷战。

当下美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挑起欧亚大陆两端的冲突,再建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美国得以繁荣的地缘经济框架。那么,事态发展果真会如此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俾斯麦所讲,上帝会只偏爱美国吗?

(编辑  杨利红)



* 鲍盛刚,原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2020年,乔·拜登当选总统。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原因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一定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我在此阐释了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乔·拜登在20213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

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较量时,并未事先制定经过全面深思熟虑的对华长期战略。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的。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已告失败。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是住在同一艘船上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此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必须一起来照看这整艘船。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是再愚蠢不过的,应该集中精力先灭火。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拜登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为他欢呼。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在美国政体中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

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20183月,我同基辛格博士共进午餐,他在午餐会谈话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

问题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GDP规模也只达到美国GDP规模鼎盛时期的40%。未来30年美国的GDP规模会变得比中国小吗?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必须做出何种战略改变?

问题2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改善3.3亿公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

问题3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中国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要重点发展经济。美国是否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经济?

问题4冷战时期,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方伙伴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为了维持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慷慨地提供援助。美国政府宣布了美国优先政策,还威胁要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盟友加征关税。如果美国连关键盟友都疏远了,它还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联盟来制衡中国吗?

问题5美元——而非美国军队,才是美国用来凝聚盟友和对手并使之遵从自身意愿的最强大武器。美元已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服务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直以来,外国银行和机构无法回避使用美元,因此,美国可以将其国内法律应用至域外,并对违犯美国国内法律,以及对伊朗和其他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的外国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在严厉的金融制裁下,美国得到多边机构的支持和认可时制裁效果最佳,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多边制裁转向单边制裁,并将美元作为武器对付对手国家。将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武器化,用以实现单边目标,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吗?

问题620世纪60-8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飙升的时期。“9·11”事件以后,美国违犯了国际法,未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成为第一个重新引入酷刑的西方国家。如今,美国的软实力大幅下降。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吗?

问题7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代表了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都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世界上较大的三个民主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民主政体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欧洲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犯下一个典型战略失误,以对抗苏联的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恰似用昨天的策略来打明天的战争。美国是否有能力制定新的战略分析框架,抓住与中国竞争的本质?

问题8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比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在华盛顿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有哪位战略思想家可以提出真实的观点,而不会受到政治攻击?

问题9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曾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美国了解它的中国对手吗?在许多亚洲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着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的角色,其灵魂不仅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意识形态,也根植于中华文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了解对手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丰富的文明史的专注程度有多深?答案也许会让许多美国人惊讶不已。

问题10在《论中国》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强调,中国的战略是以中国围棋思维而非西方的国际象棋思维为指导的。下国际象棋时,重点是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而下围棋时,则要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得有利,围棋更强调长期战略。美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努力阻止中国获取优势,但这两项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第一项是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中国于2014—2015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项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耐力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

我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剖析和理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10年将出现的许多复杂层面,促使我们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且变化的主题进行理性思考。在卷入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前,美国战略思想家应该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这场竞争究竟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风险?简言之,美国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吗?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这也可以解释美国近年来越发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把中国描绘得越邪恶,美国人就越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中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已经严重背离了一些在当代社会中被定义为社会正义的关键原则。同样,鲜有美国人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7.3%,中国GDP只占4.5%;到2018年,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5%,中国为18.6%。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位居第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更关键的是,中美对抗的全球背景将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当西方文明的许多部分(尤其是欧洲)显得疲惫、缺乏动力和能量时,其他文明已开始蓬勃兴起,人类文明是有生命周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现在它强势振兴也不足为奇。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但只有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四次衰微又重新崛起。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具有非凡的韧性,中国人也极富才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也就是中华文明经历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发展最好的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裔心理学研究员范琼,在2019年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发生迅速变化。中国的文化、自我观念和士气正在迅速地转变——大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与美国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的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是在美国国家实力鼎盛时期创立的。但近年来美国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向它们靠拢。一言以蔽之,断言美国能赢得这场竞赛还为时尚早。中国同美国一样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然而,中国如果认定自己会赢,也将出现同样重大的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我能够建言献策,我会强烈建议中国要高估美国的实力。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在做出政策决定时可以综观战略全局。当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倡导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17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就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理性的论述。语言很重要,行动更具说服力。中国如果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这样做,中国也会强化那股推动其经济惊人崛起的力量。

中国如果成为全球化新的倡导者,那么美国终将落后,中国则将稳步前进。美国或许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但毫无疑问,中国已赢得了第一轮。

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出可行的对华战略。从1972年美国对中国开放直到近期,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战略,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世界。但近年来,这一战略产生了复杂的问题——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不符合西方的预期。当意识到这种转变时,美国简直措手不及,它未能构想出新的全面对华战略。凯南在其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美国是否强大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一个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成功地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责任,它具备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在旁观者看来,今天的美国仿佛缺少了凯南所说的“精神活力”。

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此外,特朗普还因在推特上发布不假思索的随意攻击,疏远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和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印度和越南。

在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正在带头建设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反对这两项举措,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许多重要朋友和盟友加入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得更好的机构。它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组织管理标准。

当中国在全球多边秩序中展现出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形象时,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日益被视为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角色。特朗普说过一句名言:“贸易对抗是好事,很容易赢。”然而他在这一领域的过往记录表明,贸易对抗实际上很难赢。多项数据表明,美国并没有赢得这场贸易对抗。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加征)关税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比给中国的更大。特朗普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目前的做法正在危及美国经济,威胁着国际贸易体系,并且无益于减少他所厌恶的贸易逆差。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混乱不堪的举措,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201876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第一项反华措施——对中国征收25%的关税。显然,对中间产品征税只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不是明智之举。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重新加征关税——并且禁止中国有报复条款。

2019823日,当中国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时,特朗普勃然大怒,并在推特上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辞。特朗普未考虑后果就宣布: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特朗普和他的推特言论所引发的混乱在意料之中。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

在这方面,即便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们仍然能拿出对待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中国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美国再次成功实施曾经对抗苏联的遏制政策,然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拜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对任何美国人来说,低估全球对美国信任的弱化,都将是非常不明智的。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撰文称,“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造成了贸易逆差。美国如何为这两项赤字买单?它可以通过印国库券来弥补双重赤字,并为它的超额开支买单。美国财政部只需要支付纸张成本。美国分发的是一张张纸,而世界其他国家可是用实实在在的钱来购买美国国债。例如,中国必须努力生产低成本的产品,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产品换回来之不易的美元,中国政府拿出其中许多来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财政部使用这些来自中国的美元支付政府的超额开支。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清楚,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20196月,鲁奇尔·夏尔马写道:长期以来,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以及经济上的灵丹妙药。通过培育想持有该货币——通常是政府债券——的稳定的客户流,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可以用低廉的成本从国外借款,并有能力负担远远超过其收入的生活水平。他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一直使美国保持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买汽车、买房子。

世界各国之所以一直使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就美元问题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仅仅考虑3.3亿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美国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国际贸易的72亿人的经济利益。这种信任是维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支柱。最近几十年来,这种信任已经开始弱化,因为美国时不时地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作为它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这显然会使大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最终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下降。

特朗普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强烈刺激其他国家停止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尤其是,特朗普选择退出伊朗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六个国家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美国在违犯国际法。这就让其他五个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国家陷入了法律困境。根据国际法,这些国家的公司被允许与伊朗进行贸易。但是,如果在贸易中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些公司将不得不在美国法庭上被处以巨额罚款。为了摆脱这一法律困境,法国、德国和英国决定设立“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机制),这是避开美国制裁,与伊朗从事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它代表着国际体系的一个巨大转变。有史以来,美国的三大主要盟友(法国、德国和英国)第一次抛开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创造了一种替代性支付工具。有朝一日,它可能为美国未来的两个潜在对手,或许为中国和俄罗斯将建立一个绕开美元并削弱其全球地位的替代性全球支付渠道充当榜样。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已经宣布,它们“也在努力向第三方国家的经济运营商开放INSTEX机制

20198月,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予以批评。他断言,世界对美元的依赖靠不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配得上正在兴起的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且,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必然会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利益,这无疑相当于往自己的跑鞋里放入石子。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刺激各国放弃美元,加速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终结?还是鼓励各国尽可能长期地使用美元,因为这样能使美国人过上超出收入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刺激其他国家放弃美元。

我预计,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将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储备货币,削弱而非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如果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始丧失对美元的信任,那么它们就会去找其他替代品。

运用现代技术,人们有可能创造出昔日无法想象的新的替代品。

这就是技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创建替代性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币和门罗币。20196月,脸书也宣布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加密货币普及率的急剧攀升,以及脸书等大公司在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货币方面的投资力度均表明,加密货币最终可能会提供一种可靠、实用且相当稳固的衡量相对价值的方法。

这是中国可以涉足的领域。它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创建一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替代性单位,即某种替代性货币。当许多国家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时,它们就会信任这一替代工具。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这清楚地表明,当中国最终为一种新的区块链技术货币背书时,大多数国家也将信任它。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领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布自己的加密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一样,它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不同,将使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2019102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发展区块链技术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

同月,中国通过了一部密码法,旨在“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路透社报道称,这部法律是在中国“准备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之际通过的。如果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具有替代性的区块链技术货币,那么印度这类美国的朋友,若想从伊朗进口石油,就可以使用这种区块链技术货币,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制裁。简言之,美元的武器化催生了一种强大的全球动力,去创造一种替代性货币,为全球贸易服务。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全球支付基础设施。在技术层面,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这些系统实现国际联通。

特朗普说,多年来中国在贸易方面比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真是错得离谱。他还说,中国人民一直在从美国人民身上赚取巨额的贸易顺差。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人无法再通过印钞票购买中国产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预计会有所下降。此外,超过90%的全球金融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而交易费大多流向了美国的银行,这也解释了虽然美国的商品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顺差。

明智的战略家不会为了惩罚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伊朗——而拿巨大的利益冒险,但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做的。美国随意地将美元作为武器,恰恰说明了美国缺乏全面的长期战略,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长期竞争优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自律且专注地坚持长期战略。

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特朗普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确实表现得狂野而鲁莽。然而这反映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显然,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事实上,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时,美国依然一直利用自动驾驶仪在直线前进。

纵观历史,大国最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自认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当它们处于权力巅峰时。毋庸置疑,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持此种假设,这导致极少有人建议要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的失败也可以解释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4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位于丹佛市联合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就歇业了。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等不到顾客上门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印度总理莫迪于2020324日突然公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实施为期21天的封锁抗疫措施。在孟买行医的海尔马斯(Dr Jagadish J. Hiremath)在推特上写下一段文字:“能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免洗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

这两则新闻凸显了一个共同点: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给全球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等空运枢纽机场门可罗雀,它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面临断链危机,它让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至少连续好几个月基本处于休克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4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的。

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世界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否能在短期内问世,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也试图解读这场突发疫情对人类历史发展各方面的长期影响。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是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里宣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今后跨国公司都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

二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的“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评论,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够扮演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美国政府所显露的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能力彻底崩解。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榜样的美国,这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民主体制的衰败。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是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资本拥有者为了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与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生产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产业空洞化,并创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作为公共产品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陷入贫困边缘。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急遽、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许多濒临倒闭的欧美大企业最后都有可能走上国有化一途。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说,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一个社会既存的物质生活状态及这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大流行病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更鲜明地暴露已经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蓄势待发的冲突与矛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撰文提醒读者,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历史转折点,“后新冠病毒世界”不会是一个无法辨识的世界,这场大流行病更多地将加快世界历史的前进速度,而不太可能改变其方向。他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崩解、大国关系失和,所有这些原本存在的国际环境特征与趋势,在这场疫情之后只会更凸显。

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移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和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多年前。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环境下。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放大效果。

多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都没有余裕,没有储备,没有闲置资源,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社会,处在社会悬崖边缘的人口就越庞大。多数美国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拿不出500美元的应急现金,只要失业就可能失去医疗保险、汽车与房子;美国提供的失业保险给付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单薄。专家估计在美国有高达40%的劳动参与者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论件或按时计酬,经常朝不保夕,而且他们多数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也必须自费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

最后,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病毒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动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笼罩而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其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根本来不及火化的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局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远超非西方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体制与文化的自信感与优越感遭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在对抗新冠病毒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病毒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贫富日趋两极化。

第二,美国对华强硬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中美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西方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控制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开始产生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做出悲观预测,他们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促使各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福祸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导致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的牢固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明白,本国经济社会常态运作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抱有很高的期待。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凸显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跨国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有比较优势。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是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技术工人。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支付美国企业所有搬迁费用,把在中国大陆(或亚洲)的生产线迁回美国,未必会有很多企业响应。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有竞争力。如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少数激进的反华鹰派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要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都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

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当中国不能成为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因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其实,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并设法在美国退出或阻挠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延续奥巴马路线。他试图重新团结西方盟友来维护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重新确立美国在多边体制内的主导地位,发挥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软实力,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把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移到亚洲,以全力对抗中国崛起与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但拜登在某些领域必然会做出调整,因为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社会全面挑起对“中国威胁”的同仇敌忾,所以拜登的团队必须证明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带来的挑战;

再者,拜登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身影。他的团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潮流,并持续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在某些领域不排除模仿中国的做法。例如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联邦政府预算来更新美国陈旧的桥梁、道路、铁路、通信以及电网;拜登还推出了美国版产业政策,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与电信设备产业供应链,以及补助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瞻科技研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世代的高度支持。

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务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第二,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导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资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会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人们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中国从未排除西方国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对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开放。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启示,并非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与巨量跨国流动带给各国空前的健康、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体人类命运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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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