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14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学习心得报告会。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杂志2014年第16期，署名李文）。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世界历史运动的高度，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对世界经济的严重破坏性，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在该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扎实研究，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至全人类道德生活领域造成的巨大破坏，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反人民、反人权、压榨第三世界的本质，对它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于广大学者来说，这既是对中国前途应有的担当，也是对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使命。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不是一个真空，对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和影响要有求实的估计。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是一股反改革、反开放的社会势力。在西方霸权主义的唆使、支持下，他们无孔不入地兜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企图占领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演变和颠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让改革开放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为霸权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奔走。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不仅渗透到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渗透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间，甚至企图影响国家决策，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现实威胁。它之所以未能在中国造成拉美、东欧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是由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永远是我们战胜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法宝。
以下是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
张全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有些药方可以缓解于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几十年后发生了蜕变，但这仅是历史曲折前进中的迂回，归根结底迟早要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战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5年的建设，走向繁荣富强。尽管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制裁，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等等，但总是战胜了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2008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实际就是经济危机。苏东剧变，实行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搞所谓“休克疗法”，不是也带来严重灾难吗？日本某些专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终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敌对势力极力向我们推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等。不管什么口号，什么形式，实质、目的都一样，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经用血的教训揭示出，帝国主义指出的不是什么阳光大道，而是“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科学分析，看清他们的本质，戳穿他们的阴谋，使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战而胜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卫兴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新自由主义是区别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派别。十八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确立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基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自由主义分化为两派：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由于应对大危机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流行起来。广泛流行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各个领域。仅就经济领域来说，它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恶果。在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企业大量破产、资本外逃、债务深重、贫富严重分化，经济增长缓慢。苏联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国破党亡。资本主义国家也导致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泥沼。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改革以来日益强势的私有化思潮，也表现为迷信市场万能，主张靠市场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贬抑政府的作用。
国内私有化的主张之一，是高调宣扬“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即要求国有企业让位于私有经济。其实中央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传达中央的精神
，曾发表过多篇否定这种观点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还有人将“国退民进”宣传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
私有化的主张之二，是公开宣扬《人间正道私有化》，污蔑国有经济“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来，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有的来自境外的学者，在全国各处做报告。去高等学校，去社会团体、机关，去中央党校，公开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大肆宣传“人是自私的”，主张经济私有化。
私有化的主张之三，是错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私有化张目。恩格斯批判过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有人将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中来，断言我国的国有经济也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会主义”。反之，又错解邓小平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将其作为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据此，断言私有制经济“姓社”，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来，不但私营个体，连本是外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这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旗号，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私有化的主张之四，是从各个方面给国有企业泼污水，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国有经济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金和腐败为世人不满，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治理以获得健康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士硬要从根本制度上否定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要求国有经济退位，包括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公开提出反对国家和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到70%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只占20%了，还提出种种 “理由”说国有经济“与民争利”，要求摘掉“所有制”标签，消除“姓国”、“姓民”的鸿沟，总之，最后目标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近两年，有人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似乎以为《决定》为他们打开了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与自由化之门。有人极力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同国有经济对立起来，甚至有政府研究机构的人公开主张中国13万多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应该彻底民营化”。大型和国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然后“整体上市，逐步释放国有股”。国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来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或是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着力于批评“强势政府”，否定党和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观点对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我国在国企改革转制中，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嚣中，名卖实送，半卖半送，自卖自买等化公为私的的行为，时兴了一阵。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滥，让其得逞，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尼克松在其《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可以“为人权和法制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可见，西方政要和平演变我国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经济“销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也进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有人激烈反对，认为这种批判是“否定改革”，甚至上纲上线，称“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实际上这是误将改革与邓小平理论同新自由主义混淆起来。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成过街老鼠。但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还在顽强地占领理论阵地，力图影响改革与发展，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有林：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包括党章和宪法，一直是坚持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成为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攻击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是以“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其中私有化尤为重要。
而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代言人。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是二者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又决定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因此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我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重大作用的深刻和全面的论证。
第一，这些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们并不否认非国有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其发展，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但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则是中坚力量。有人卖力地贬低国有经济，什么国有经济效益低下、与民争利不一而足。持诸如此类论点的人，无法回答私有制的旧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无法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粮食产量很低；约占国民经济10％的近代工业，也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仅占整个工业的30％，又主要是采矿业和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从19世纪末开办近代冶金工业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钢的年产量才达到15.8万吨，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出于掠夺的需要在内，最高年产量也只有92.3万吨；从19世纪末建起第一座用机械采煤矿井到1949年，同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原煤最高年产量也不过6188万吨；从1882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第一个电厂起到1949年，花了67年的时间，年发电量最高年产量也不过59.6亿度。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原有的工矿业也由极端落后发展到比较先进，产量几十倍、上百倍以至几百倍地增长。这期间还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两相对比，是资本主义（包括官僚资本和受官僚资本压榨的民族资本）所有制经济有效率，还是社会主义国营所有制经济有效率，难道还能是非颠倒吗？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经济发展更快、效率更高，我国已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期间，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也有很大变化。2012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私营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而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降到20％以下。即使这样，该年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及附加中，国企占了70.3％，而私企仅占13.0%。这表明，国有企业尽管也有局部利益，但从根本上说，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从企业初次分配来说，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主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仅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加剧劳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中央正在通过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非公企业这方面的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得多，也应设法解决。还应看到，新自由主义整垮我们的国有企业，使其由公变私，由中变外，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发展，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比私营企业更能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抗衡。从许多被美国用新自由主义坑害的国家可以看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服食美国推销的“自残毒药”。
第二，占据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
我国对1982年宪法的原则条款和部分内容作过四次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现行宪法中第六条和第七条，属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规定。习近平同志讲的“关系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包含在这两条所规定的“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内。判定它们在“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把这些企业搞好，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大厦是离不开支柱的，失去支柱大厦将倾斜。从这个角度去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企业不仅管理不善，不正之风严重，而且一些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深陷贪腐泥坑。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通过深化改革和反对腐败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说得一无是处，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掉。这种主张是绝对要不得的。
卫建林：全面、系统、深入地清算新自由主义
《求是》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中，论述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基本内容、破坏性，对于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心得之一，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世界经济的巨大破坏。这种破坏性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尤其得到充分的暴露。
1973年，美国在智利策动军事政变颠覆民选总统阿连德和他领导的左翼政权，首先在拉美推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然后有“华盛顿共识”，有在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有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亚洲就直接称为“改革”，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造成世界经济的严重倒退。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2003年出版《世界经济千年史》，把1950-1973年称为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放缓了，亚洲的进步已经被其他地区的停滞和倒退所抵消”。“1973年以后”，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猖獗的时代。他提供的数据是，1950-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91%，1973-1998年倒退回3.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承认，过去的15年，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减少，60多个国家人均消费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
心得之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系统的政策思想，作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模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的全面的、疯狂的阶级复仇和民族复仇。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对世界人民的危害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仅仅它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和精神的腐蚀，以及它导致的世界范围、社会各个层面的道德崩溃，就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道德沦丧全球化”、“坏思想全球化”、“犯罪全球化”、“黑社会全球化”、“腐败全球化”、“贿赂全球化”、“欺骗、造假、谎言全球化”、“教育倒退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卫建林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这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是能够说，世界已经走出这种全球化带来的苦难吗？
心得之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第三世界陷入重新殖民地化的悲惨过程。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罪孽，可归结为：削弱国家主权、民族独立；打击和毁灭健康力量，改变、颠覆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权；剥夺文化主权；制造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盲目崇拜；剥夺经济主权，毁灭民族经济；抢劫、占有自然资源；制造农业困境和食品危机；破坏生态，使环境急剧恶化；套上“自由贸易”的枷锁；抛入金融赌博机；制造债务陷阱；“援助”成为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工具；用“知识产权”扼杀第三世界的自主创新；血汗工厂化；挑起争端；发动侵略战争；直接制造经济灾难；制造两极分化；等等。总之是维护和加强导致第三世界永久殖民地化的国际秩序。
谁能够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个悲剧已经终结了呢？
心得之四，新自由主义没有因为被全球公认为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罪魁祸首、声誉扫地而退出舞台，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模式。《求是》文章列举的它破坏经济乃至破坏世界社会进步的种种“成绩单”，还在拉长。
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学术问题，不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活生生的苦难境遇甚至鲜血流淌的现实问题。2014年1月5日阿根廷南南网站发表《新自由主义八论》，说新自由主义尽管失去信誉却仍然在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得以重建”。
9月9日，基辛格新作《世界秩序》出版，提出通过“推广普世原则”来构建他的世界新秩序。书未出版，美国当局战略级的政治家已经就此发出声音。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4日在《彭博商业周刊》网站发表《针对一个正在衰落的俄罗斯的西方战略》，要求西方不要简单地孤立俄罗斯，而是设法熄灭俄罗斯的“反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日《华盛顿邮报》有《希拉里·克林顿评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文，特别强调“美国应领导世界新秩序”，高度评价基辛格关于在亚太地区提高东盟地位应对中国崛起及“推广普世的准则和价值观”的见解。
这里就透露出新自由主义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的某些迹象。
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进步知识界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重大的职责。
周新城：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不仅在理论上错误的，而且是违反《宪法》的。我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各级党政机关、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公开反对国有经济为主导、公开主张私有化的言论，在我们的报刊上比比皆是，甚至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连篇累牍、肆无忌惮地发表违反《宪法》的言论，这是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而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往往也是嚷嚷“宪政民主”最凶的人。
长期以来，我国有一种怪现象：鼓吹私有化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宪法》的，却堂而皇之出现在各种媒体包括中央大报上，得不到任何制止，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言论，却被当作“左”的东西，遭到抵制甚至谴责。是非颠倒，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由于《宪法》、中央文件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有的干部嘴上宣传基本经济制度，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到制定改革措施，就把公有制为主体置诸脑后，好像只有发展私营经济、出卖国有企业才叫“改革”。结果形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必须依法办事，首先要依照《宪法》办事。改革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为完善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讲鼓励、支持，还必须讲引导。改革绝不能违背、损害基本经济制度，否则改革就走了邪路，就犯了颠覆性的错误。
必须造成一种舆论氛围：鼓吹私有化是违宪行为，我们必须从法律上遏制新自由主义的气焰。
程恩富：必须肃清新自由主义在中外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又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
中外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下理论和政策：
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二，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同时极力反对公有制，认为在公有制社会，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并受其支配；“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控制世界各国，拒绝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极力支持西方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都实施“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引发骚乱和动荡，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资产。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把它比作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参见《一个冰凉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英国《观察家》杂志2001年7月号；《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形成了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调节。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