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被确定为中学生党员的发展对象后，四中党支部通知我：你可以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学生党员，可能会考虑你。我记得，党支部还让我写了一些材料。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这个做法，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停止了。这时重新恢复这个做法，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在那一代人中，我认为我们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为什么说我们理性，人家就不理性？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方面，一是依靠组织系统；二是把握政策。我们始终认为，运动要依靠组织，要讲政策。我一直觉得，我是党组织力图培养的这种学生领袖的不二人选。
1965年7月1日，我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两个人在西城区党校开的宣誓大会上发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余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我入党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陆续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刘东等。马凯大我一年，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我还记得，人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儿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这时，中央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以后有一个系统的推动。中央认为从苏共的演变看，他们背弃了原来斯大林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路线，所以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但接班人的问题，又特别侧重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我认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想法在党内没有被认同，然后开始推动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培养接班人的部署，因为这涉及他的一些思想能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是有这么一个视角的，不是一般的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有针对性的。像中央党校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青干班就说明党的组织部门、党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安排职业的干部，我们叫政工干部。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应当包含着另一个层面的内容。旧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里，不乏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说，读书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来，要在国家的大事业中去奉献自己。
无论广义、狭义，培养接班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不是针对干部子弟的？我认为不是。当时培养接班人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培养，但不是完全针对高干子弟的。什么出身的人都有好的和差的。但是，我们党希望培养出一代代合格的接班人，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或阶级责任感，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革命接班人。在培养接班人的氛围中，身为父母的许多高级干部，当然希望子女要传承自己的事业。但那个时候，这并不是做官的概念。有一些高干子弟也希望要接父辈的班，做职业革命家，比如去中央党校青干班。他们要求，应该把我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培养，因此对现状也有不平的声音。但从另一方面讲，要说那时在学校里压制了干部子弟，我认为也没有。
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有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几乎成为了我当时的信条。我要做的就是要顽强地、努力地、耐心地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将军的孩子，我们就批评他有“自来红”思想。他还真的很顽强，他说：“我就看不上咱们班的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出身的同学，要培养接班人就应该培养我这样的。”我就说他：“你不努力修养，就不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虽然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但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官的概念，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大学，没想过什么官啊、级别啊这类事情。我认为，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正路，选择不是哈军工就是清华。对哈军工，因为是国防建设，我把它看成是一种需要。那时感到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干军工，搞导弹、核武器什么的是最吸引人的。我认识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老大哥、老大姐，大学华业以后就去酒泉基地了。酒泉时多艰苦啊，他们一待就好多年。当时如果组织需要，我也会当仁不让。比较常规的情况下，当时四中的学生强调的是要有很好的学习成绩，顺着建设祖国的这个路子，要投考的方向就是清华大学。从个人意向上，我们这些人首选的都是清华的理工科，北大都不会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清华号称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考清华，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自负吧，那时四中每年就有四十多个考取清华、四十多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吧。我们引为楷模的一些四中学长，一路考取了清华的，像陈元、乔宗淮等；一路考取了哈军工的，像俞正声等。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65年暑假期间，我和孔栋与一批干部子弟去北京公安总队下连当兵。其中有刘源、董良翮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其后我还写了一篇作文《两枝枪》，被选登在1965年10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下面将《两枝枪》、《油垢》、《苦与甜》、《永远是战士》四篇当年的日记片段抄录下来：
两枝枪(七月十八日)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发枪仪式。
我从连长手里接过毛主席著作，左手握着，紧紧贴在胸前；又从连长手里接过半自动步枪，牢牢抓在手里，郑重地高诵誓词：“祖国授给我毛主席著作，我一定要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授给我半自动步枪一枝，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苦练杀敌过硬本领，忠实地保卫祖国。”
两枝枪，一枝是思想上的枪，一枝是手中的钢枪。手中的钢枪要打得准，先须思想上的枪握得牢。思想上的枪要统率手中的枪。
油垢(七月三十日)
今天检查武器，我得了4分。原因是：击发扳机后面存点油垢。我很难过，看来，我的誓言执行得还很不好。
从钢枪上的油垢，我看到了自己思想上也有油垢——我没有做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脸不洗，要有灰；枪不擦，要生锈。我的思想可要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来洗擦，不然也要生油垢，染灰尘哪。
苦和甜(八月三日)
衣服一天要湿几回：练习队列要流汗，练习刺杀要流汗，练习射击要流汗……
在战士的生活中，要有劳累，要有疼痛，要有损失，甚至要有牺牲；但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就会力量倍增，就不觉辛苦，只觉甜了。
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到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文章节选自：《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三联书店，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