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涉及如何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古典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中国大学在文明复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前，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文科领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国际化的英文教学，强调高端精英化的世界领袖培养，强调能向西方解释中国、又能掌握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中国学”，强调为大学改革要承担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强调既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又能实现 “中国梦”等等。特别是一些以改革名义提出的院系建设项目，实际上涉及中国大学的根本办学方针。这些操作举措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准备接续旧时代的教会大学传统？这无疑涉及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人进一步质疑，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应该以英文为平台，还是以中文为平台？中国学生在中国课堂上听中国老师用英文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与其说是荒谬，不如说是香港大学等殖民地大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殖民地大学的一个佐证就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物的所谓“中国学”。西方在将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为普遍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国学术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纳入其普遍关照下的区域研究。当中国的大学在所谓“中国学”的范畴下研究和讲述中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法律，无疑是在自我强化中国作为西方普遍主义关照下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质疑都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这意味着，哈佛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哈佛大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复制外国大学的罗德斯项目，而“更要尊重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之争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就是要确立中国大学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分歧

 从1998年教育部启动 “985工程”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理想。当时，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而高校依然在计划体制下，教育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985工程”对高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盖了一批楼，增设了一些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分等级增加岗位津贴。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开始兴起，高校纷纷通过创办公司、社会募捐、科研项目、扩招生源，办各种商业培训项目增加收入。在教育经费和教师收入的构成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系列改变也自发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大学越来越像公司，高校领导的重要任务是筹款搞项目，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成为与教师职称和收入挂钩的“计件活”，也成为高校业绩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逻辑自发地推动大学功能的转型。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对大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定位无疑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一步阐释。但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尽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分歧。

然而，在后冷战历史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现代化也随之带有了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含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入WTO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地发展。面对互联网科技引发的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正如江泽民在北大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促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

（编辑 楚佳）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张文木* 

内容提要：从地缘政治看，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甲午战后，日本力图肢解中国以构建亚洲霸权，迷信武力，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今天日本还有人想走“大东亚”的老路，中国必须正面应对这一挑战。

关键词：甲午战争  日本  东亚  军国主义  文化战略

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胜败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进程中给予辩证的总结，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甲午战争本身看，日本当然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它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被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些正确的事若不知节制、做过了头，也就错了。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缺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懂得节制，轻易不出手，最后往往都很成功。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后来反而变成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 这句话讲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如果琉球和台湾不保，那么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到清朝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

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3] 在19世纪末的那次中日海上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后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一般来说，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例如，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德、法、俄等诸国之间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以图构建其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个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的结局。

为什么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必败

第一，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战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占领台湾后，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入侵中国，已经力不从心；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英两国作战。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1945年的惨败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失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第二，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曾说：“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4]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俄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日益失去了全局观。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埋藏着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这种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的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此人身上集中了由陆大过度强化优点而产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单纯军事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少壮派军人的一系列粗暴干政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决策圈，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后日本硬是被“噎”死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5]  侵华战争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将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这就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已占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1944年迅速冲至98.5%。[6] 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总之，军人太能打仗且不受政治约束，“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中国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思想。相比眼前的成败，哲学家更看重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第三，正确地总结甲午战争，不仅要看到对手的优点，也要发现对手的缺点。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写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7] 同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蒋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8]

 　　到今天，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看他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如果日本能学德国人的样子，向亚洲人民下跪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但是，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日本没有。日本自明治之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更适合日本国情，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这正是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被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仍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始于明治延续至今的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政治统帅军事，党指挥枪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知兵者不轻言战争。而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以赴日学兵为最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既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的呢？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化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9]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生命线。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注入了政治灵魂，“刀把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这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保障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之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是中国进步的历史契机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没有了退路，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反复尝试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战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曾想回到王朝老路，但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但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12]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无尽内耗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天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还有人想步“大东亚”后尘，走法西斯的老路，再次将中国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

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手下的将军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国民性的塑造和文化战略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得极为充分。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作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1937年，日本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部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13] 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一文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14]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李小龙“早逝”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此后香港武功片几乎被缺乏民族气节的艺人所丑化。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老子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即中用又看好。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大力推崇《色戒》、《霸王别姬》等电影作品；一些带有民族自虐性的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等在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

西方文艺作品，如果说有为殖民地人民塑造正面形象的话，最多也就是甘地、曼德拉式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对殖民主义的无害化处理，其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转身又去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他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而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曾在美国休斯敦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15]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之际，学问家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国的北宋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皇帝却被金人虏去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世界是斗争的，毛泽东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厚德载物”到“厚德载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成风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机结合，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因此，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还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现代市场体系要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更感到自豪，坚信社会主义好。虽然一度有挫折、迷茫和混乱，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振奋民族精神。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却反而贫乏了？人们还要不要底线？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现代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成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将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此看来，激活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并使之创造性地发展，将有助于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经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在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能够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带着浓重的四川话向卓琳感叹说。

    这是8月8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与邓小平的相关往事。

窑洞前的婚礼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在这里和孔原相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办了婚礼。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此后多年的战争动荡，当时的结婚照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婚礼当天，大家喝酒庆祝。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酒必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趣事，“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

    解放前，邓小平与孔原在工作上交往不多。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

    1966年12月，因文革中“西纠”事件的影响，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隔离审查。1973年10月，从监狱里出来时，孔原已经67岁了。当时，孔原的个人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对从农村插队回京的孔丹的工作问题也有不小影响。

    1975年夏，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要孔丹做秘书。孔丹在王震那工作了三个月后，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再三考虑后，孔原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邓小平进行了报告，并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

    “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军委工作，他让我父亲到军队里去工作。”1975年11月，孔原被任命为总参二部政委。“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

    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孔原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后来孔丹听到，当时王震曾经向叶帅做了个手势，“王震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

与“老爷子”玩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孔原准备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孔原就让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邓小平号召和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的发言稿有8000多字，在写作中，孔丹感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像父亲孔原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

    期间，可能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孔丹、孔栋俩兄弟。

    邓家的人一般称小平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在打牌时，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

    有一次，小平打牌，本来是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一听，孔丹和孔栋互相使了个眼色，宕了他四副，等于这副牌他输的很大。

    小平同志的脸色有点变。后来邓楠又过来要支招，小平同志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小平同志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的是熊猫烟，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

    有一天孔丹和弟弟都没带烟。“我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结果小平同志听到了说，‘去拿烟么’，警卫说，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然后小平同志说“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

    有时，下午打桥牌，孔丹兄弟俩晚上就在小平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吃完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

    在看了几集《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后，孔丹也常常陷入回忆中，“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么高的位置，没有一点官架子，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孔丹报考研究生之间一年多时间，孔丹在中央宣传口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小平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当时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孔丹感受颇深。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在孔丹看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思想上，“我们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我们会在这个老路上踟蹰不前，我们会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会遇到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转年，孔丹报考了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建。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目的有三个：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中信公司当时是全新的体制，按照国际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律来运作，在这方面中信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与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完全一致。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不久，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小平同志抓住农民的需求心里，来解决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生动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来的。”在孔丹看来，与此前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思维’：就是国企保守、腐败、垄断，只有民营经济是先进的，是代表人民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的前身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积累，来自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改革，我们的共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让自己拥有活力，但要摒弃那种国企有‘原罪’、彻底否定国企基础上的‘流行思维’。”孔丹说。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1期，本刊略有删节）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确实成为一个现象。别的经济学书也曾经畅销过，但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它让保守派大惊失色。所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说，必须对皮凯蒂的作品进行反驳，否则“它就会在知识界传播，重塑政治和经济观念，而未来所有的政策论战都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展开”。

那就祝他好运吧。这场辩论中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到目前为止，右翼似乎未能对皮凯蒂的论述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击。他们做出的反应全都是贴标签。具体而言就是宣称皮凯蒂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皮凯蒂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我们面临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剧的经济学家，也肯定不是第一个强调收入差距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最富有的阶层却收入飞涨。皮凯蒂和他的同事的确给我们的知识增添了大量的历史深度，也揭示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

重点并不在此。《21世纪资本论》一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在过去20年里，每当有人尝试把顶层人收入高涨变成政治议题，保守派的回应都是从两个方面辩解：首先，否认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好，否认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坏；如果抵赖不成，就宣称顶层人士的收入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换来的正当回报。不要管他们叫“那1%”或“富人”，他们是“就业岗位创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财产，那还怎么用这种说辞搪塞？如果越来越多人的财富，并非来自创业进取，而是来自继承，又该怎么说？

皮凯蒂阐明了，上面这两个问题并非泛泛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确实是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我们正走在退回那种状态的道路上。

那么，如果一个保守派担心这份诊断书可能成为向富人加税的理由，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试着以有理有据的方式反驳皮凯蒂，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就像我说的，实际上全都是贴标签。

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而不在智力上摔跟头。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与此同时，只要任何人对自由市场原则从任何角度提出疑问，都会被“抹红”，自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类的人试图阻挠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开始，这就已经成了右翼的标准操作程序——不是证明那种理论是错的，而是谴责那是“集体主义”。

不过，看着保守派们一个接一个地谴责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很令人惊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库奇斯，也把这本书称作是“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财富不平等，你就会成为马克思主者。（或许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议题的。最近，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谴责“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调”，因为你懂的，美国没有阶级。）

不出意料，《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扯了很远，从皮凯蒂呼吁用累进税制作为一种限制财富集中的方式，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华尔街日报》只有这点儿本事吗？答案显然是：是的。

现在，替美国的寡头们辩解的人显然没能做到条理分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也节节败退。钱仍然能说了算——的确，现在金钱的声音比过去更加响亮，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以罗伯茨为首的最高法院。不过，观念仍然意义重大，它能影响我们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讨论，并最终影响我们的行动。皮凯蒂的著作引发的恐慌显示出，右派在观念上已经乏善可陈了。

（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辑 季节）

法国70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的是“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商业周刊》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皮凯蒂的书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

本文愿意从经济学和历史观察的角度，来分析皮凯蒂的新资本论。该书讨论的议题也涉及中国的不平等增长。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中国的结构调整要放弃中国特色而转向美英模式的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演化的历史观察

和国内追随英美主流的学者相比，皮凯蒂显然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从来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之所以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大幅西扩。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 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 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极为深刻，即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价值标准是重大打击。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触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政府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政府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读者也许记得西方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的宣传。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皮凯蒂发现发达国家依然将大部分财富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罗斯，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国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学家们思考。

第三，皮凯蒂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年）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并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作者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大而非缩小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大后缩小，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须做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洛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用历史数据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洛理论的批评，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有重大意义。因为高调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学家，依据的正是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如笔者的“代谢增长论”所批评的，索洛把技术进步描写成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洛理论唯一的“贡献”是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不是市场主导的历史事实。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民营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科技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大国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没有一个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政府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

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崛起，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竞争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生的皮凯蒂看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The Big Debate），深刻揭示了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体系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幸好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西欧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假如不是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冲击，美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许因为美国全球化的霸权地位，会继续保持到今天。

此次金融危机，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只会重走美欧走过的弯路。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英美推行资本全球化的前提是海军霸权。中国今天要想走出去，外部条件是非洲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远洋海军的强大。中国在条件成熟之前，可以先考虑把重点放在已故发展经济学家邓英淘的《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以及复旦大学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这些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

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立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凯蒂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捎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生态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更能扩大市场规模。斯密只是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须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

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亚当·斯密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天生的恢复能力，犹如主张重病患者无须医药的救助，听天由命可以取代医学的干预。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是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诺奖经济学家科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都接受的政府干预市场失败（如污染等外部性）的需要，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须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在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中面临的征地矛盾，地价节节攀升，内地农民和大学生的就业日益困难，而城郊的拆迁户和近郊农民却从劳动者大批转化为食利者，完全否定科斯存在均衡价格与初始制度安排无关的预言。科斯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似乎当代社会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就难以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可以定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这就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断言资本回报率会递减，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实现希望很小，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的利息降到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就会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将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陈平，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本文摘自FT中文网，转摘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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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代表作《21世纪资本论》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不单单是记录了如何有越来越多的收入汇聚到一小群经济精英的手中，他还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保罗·克鲁格曼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评述》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李嘉图对土地价格的洞察让他他提出了“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有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产生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去或者用骑自行车旅行替代开车（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过于复杂；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余人口为基数进行大范围的积累，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可拥有的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并且将会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从来不会发生。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当然会产生较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孤注一掷。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得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它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两国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就与世长辞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器、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某些欧洲富裕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关注点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加剧，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商、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所掌控？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掌控，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掌控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尽管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从很早起我们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泛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编辑  季节）

上海福喜（简称“福喜”）隶属于美国福喜（OSI）集团公司，为美国独资，为世界级肉类及蔬菜加工企业， 1996年在上海注册成立。福喜主要从事为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提供肉类、海鲜、米面制作以及蔬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年生产能力为25000吨左右。除麦当劳外，福喜方面自2008年起亦向百胜中国旗下的肯德基和必胜客门店提供食品，今年还曾被评为“嘉定区食品生产安全先进单位”。据监测，从2014年7月20日福喜事件曝光，截至7月27日，共有涉及上海“福喜”被曝使用劣质原料的媒体报道22474篇（含媒体转载），论坛主帖12603则，博客文章3142篇，微博主帖226460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参与讨论网民125.6万/人次。

舆情概述

7月20日晚，上海卫视播发新闻《过期重回锅 次品再加工 上海福喜食品向知名快餐企业供应劣质原料》，曝光了此通过使用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的肉制品销售给肯德基、麦当劳等大部分快餐连锁。

福喜客户有近150家企业，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必胜客等知名快餐连锁企业，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20多个省市。

7月21日，上海市食药监局继20日晚在其官方微博@上海食药监发布微博、表示已对相关企业进行查处后，又发布通告《上海福喜食品已被查封 监管部门责令下游企业立即封存相关食品原料》。

同日，国家食药总局发文表示，部署各地彻查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问题食品，并要求各地食药监管部门对上海福喜的投资方——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在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地投资设立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立即开展全面彻查。

同日下午，福喜集团官网发布声明向消费者道歉，并表示本次事件为个体事件，愿为整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福喜下游供应企业，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等也纷纷回应，称已立即停用并封存福喜提供的所有肉类食品，并将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调查。

由于此事涉及多家知名快餐连锁企业，加之福喜产品覆盖多个省市，波及范围广，致使该话题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相关政府部门采取紧急举措

媒体曝光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后，国家食药总局迅速反应，于次日权威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各地立即彻查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问题食品》，安排部署各地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处理，协调各地方局一致发声。同时该局还协调中央媒体，通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节目，深入执法一线，报道上海方面执法检查的最新进展。

福喜问题肉事件曝光后，上海市政府、上海市食药监局通过官网发文、官方微博、新闻发布会、专访等渠道多管齐下，回应舆论关注热点。

首先，上海药监局持续发声，通报事件最新进展。20日晚事件曝光后，上海市食药监局于一周内连续发布6篇新闻通稿，联合公安等部门，采取查封、约谈、下架相关产品、刑拘相关负责人多种举措，并及时通报事件最新进展和处置结果。26日上午，上海市食药监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海市食药监局、公安局查处福喜事件最新进展。该局副局长顾振华确认了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其次，官方微博快速果断，第一时间回应媒体曝光问题。7月20日晚22:38时，在媒体曝光福喜问题肉事件后的四小时内，该局官方微博@上海食药监，发布首条微博，表示已“会同公安部门连夜查处上视曝光的上海福喜有限公司涉嫌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

此外，该局还通过上海市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公布事件最新进展。

第三，高层重视，部署彻查，主动反思政府监管责任。7月21日晚，@上海发布发微博表示，市委书记韩正对福喜事件高度重视，批示要求食药监等部门共同彻查，查处情况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布。在7月22日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福喜事件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上海食药监局已对22家下游企业紧急约谈。

7月23日，市食药监局局长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表示在调查此事件的同时，将认真反思政府监管责任。

7月26日，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事件查处情况汇报，指出“在上海，不管什么企业，只要违法，都必须依法严惩”。

其他各地方局积极配合，口径一致。在国家食药总局发布通告之后，各地方局积极响应配合，发布各省对事件的处置情况，回应媒体和公众对福喜问题食品流向的关注，24个相关省、市、自治区通过官网发文，通报查处、处置结果。

舆情分析

媒体议题分析

7月20日至27日，媒体和网络对此事件的关注主要包括两大类：消息类、评论类，且以消息类为主，占八成以上报道。

图1  媒体新闻议题分析

在消息类舆情中，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曝光上海福喜使用变质过期肉，多家快餐企业卷入其中。此类议题在报道总量中占15%。事件早期，报道福喜将过期肉、原料混入生产线。媒体关注点为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曝光、涉及到麦当劳和肯德基。如人民网消息《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臭肉当原料 过期原料随意添加》。再如央广网文章《上海福喜食品同样为星巴克711等多店供应肉类》等等。

第二类，上海方面相关回应报道。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10%，贯穿整个事件。媒体关注点为上海市食药监局的措施、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约谈欧喜投资中国区深加工部总经理、上海警方对福喜事件立案调查等。如新华网文章《上海食药监：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上海福喜已被查封》；再如中国广播报道《上海警方对福喜事件立案调查 ５名涉案人员被刑拘》等。

第三类，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彻查福喜问题肉事件的信息发布。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8%。出现时间段为媒体曝光福喜事件的第二天。媒体开始关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应对之举。如@中国之声称：“针对媒体披露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刚刚通报，已停止福喜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对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全面彻查。”

第四类，其他地方食药监局的相关回应、所采取举措，超过报道总量的22%，该事件的中后期，媒体开始关注全国多地涉及福喜问题肉，广东、福建为“重灾区”。如@广州日报称：“前日多家洋快餐的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出加工劣质过期肉。省食药监局21日称，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旗下的必胜客餐厅使用了该公司生产的猪肉比萨粒、意大利风味猪肉粒、牛肉比萨粒和调味牛肉排，目前已在广州封存13吨。”

第五类，受此次事件影响的下游食品企业的报道。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15%。该事件的早期和中期，媒体追踪麦当劳、百胜集团的官方回应。如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麦当劳CEO：被上海福喜公司骗了 将不再使用其原料》称，麦当劳首席执行官最近表示，他们被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的质检报告骗了，今后将不再使用这家公司的原料。再如中国新闻网文章《百胜终止与福喜合作关系 麦当劳选择续约》称，麦当劳维持与肉类供应商福喜集团在中国的合作关系，表示将改用福喜河南工厂。而其快餐业竞争对手百胜则终止了与福喜的合作关系。

在评论类舆情中，媒体对此事件评论的典型观点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讨论。如《新快报》文章《专家:应加强食品回溯机制建设》称，过期肉事件折射出国内在冷冻食品监管上的漏洞,各个洋快餐品牌商在产品验收和监管环节的把关不够严格,应当加强食品原料的定期抽检和食品回溯机制的建设。

第二，对消费者利益受损的声援。人民网发布文章《人民网评：谁是舌尖上“福喜过期肉”的最大输家？》，有人说福喜公司这回彻底栽了，也有人说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受波及了。其实最大的输家不是他们，而是食用了过期肉的消费者。

第三，认为通过福喜事件，全社会应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如中国食品网文章《福喜事件应当引发全社会对食品安全意识提高》认为，目前我国还有很大部分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的意识，也是对制假售假的放任。

第四，建议应对福喜事件中的相关监管部门追责。如《新京报》评论《上海福喜7次被查，为何都安然过关》指出，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失守的监管。上海福喜胆敢疯狂“作案”，说明在其眼中，当地食品监管部门毫无震慑力。上海方面能否查处食品监管环节的失职渎职，令人拭目以待。对此，红网文章也持相同观点，认为《福喜事件中失职的监管部门不该逍遥法外》，指出在我们指责唾弃无良商家的同时，更要对监管体系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上海市有关方面来说，同样应该严肃追究食药监管部门的责任。

第五，对涉事过期肉的肯德基、麦当劳等下游企业态度的质疑。如人民网发文《“福喜腐肉事件” 麦当劳肯德基为何不公开道歉？》称，这些企业至今无一家因为使用福喜腐肉公开道歉。麦当劳、肯德基是否也以为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而没有道歉的必要？还是他们摸准了中国消费者的“贱脾气”——就算出现腐肉事件，前来消费的顾客照样络绎不绝？

网络议题分析

网络议题方面，论坛和微博以转载政府部门回应、媒体报道及涉事方官方微博居多，占讨论总量的五成以上。转载内容多与媒体议题相似。评价类舆情中，网络较媒体议题方面情绪更加激烈，讨论主要集中于论坛和微博两大平台。下面就将网络评价类舆情进行分类：

图2 网络议题分布

第一类，指责地方食药监管部门失职的相关评论。占总讨论量的20%。

出现时间段：从该事件曝光后一直持续。

网友关注点：需要记者暗访才将事件曝光、食药监局7次都没检出问题。

如网民@无鱼无晴转发央视新闻微博并评论：“这些现象应该不止一年吧，食品监管部门早干什么去了？上海福喜黑，这些官员更黑。鲁迅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心冷啊。”如网民@青岛晚报在【上海福喜事件:食药监局7次都没检出问题】微博后评论：“问神码责？不有员工说就差夹道欢迎质检部门，都是打了招呼的，两本账。不是问责，是建议局长引咎辞职，而且是快快地。”

第二类，要求严惩此次事件中的涉事企业。此类讨论占总讨论量的20%。

出现时间段：从该事件曝光后一直持续。

网友关注点：对上海福喜集团的处罚。

网友@上溪口人评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性质恶劣至极。再不用重典，民将不民国将不国，政府由此会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影响执政。建议杀掉一批，以抚民安”。如网民@投石车发表博客文章《让违反食品安全的企业倾家荡产》，文章指出，“从洋快餐被媒体曝光使用过期肉，再到洋快餐们集体变成一个泪奔的受害者形象，把责任推给上海一家食品公司，于是大家把矛头一致指向国内某食品厂，后来才擦亮眼睛，原来现在曝光出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地道的美国独资企业，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洋企业跟洋快餐引发的一场闹剧”。

第三类，对我国食品安全处罚机制的讨论。占总讨论量的5%。

出现时间段：出现在该事件中期。

网友关注点：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赔偿机制。

如网友@法神认为，“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是十倍赔偿机制，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在事前监管上花了大力气，但因事后处罚的不善和过轻，导致事前监管反而事倍功半。劣质食品驱逐优良食品；违法成本过低，导致大量劣质品流入市场。中国的食品产业从土壤就呈现出怪异的味道，洋快餐为何敢把过期肉优先供应中国也就不足为怪”。

再如网民@pwt-浦雯婷认为，“为了降低成本二次销售，福喜不会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如果每家做食品的公司都有潜伏记者去曝光的话，食品安全天天是头条。如果中国出台食品安全处罚相关条例力度大到一经查获就会罚得倾家荡产，把罚款金额捐给需要的人，相关人员都关进去”。

第三类，对受此次事件影响的下游食品企业的讨论，这类评价可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情绪。占总讨论量的两成以上。

出现时间段：该事件中期。

网友关注点：同情被牵连的洋快餐企业、炮轰所有洋快餐企业。

正面情绪占二成，认为下游企业如肯德基、麦当劳也是受害者，予以同情。如网友@撸啊撸在无锡论坛发表网贴《关于昨天央视曝光福喜过期肉事件我想说》认为：“我看完报道，觉得麦当劳、肯德基也是受害者啊。报道中说麦当劳经常去福喜检查原料，但每次都被假账目欺骗。这些快餐店没有检验每一批原料的能力，只能选择‘信得过’的大的供货商。而是否‘信得过’，应该是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吧？福喜给其他国家的快餐店也供应过期劣质肉吗？”

负面情绪占八成，表现为对下游食品企业的指责和不再信任。如网民@勒易友在分享搜狐新闻微博【差别待遇 中国人吞不下的“特供”】时评论道“垃圾食品还是不吃的好”。再如网民@阿义-AYI同时也评论“不吃也不会饿死”。

福喜事件引发的思考

综上所述，福喜事件之所以引发较大关注，主要在于以下原因：第一，涉及知名企业，范围由上海波及全国，社会影响恶劣。第二，事件由媒体曝光引出，而非食药监管部门查处，引发不满。第三，过期食品问题在3·15晚会曝光后二度上演，伤及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信任度。应以此为鉴。

跟踪事件后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对跨国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越是知名企业、全国设厂或连锁经营的企业，越是要重点监管、不容出错；第二，食品餐饮行业的下游企业如何对食材安全进行管控，应对其现状进行摸底调研，明确薄弱环节，出台针对性的行业管理意见，明确企业应为类似事件的第一责任者。

一位典型中国农民生产生活的理想模式

张中农是中国北方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专门种地，村里务农的人老中青都有，种地基本和城里打工收入差不多。

张中农承包了村里的三十亩地，他种的田是完整的一块。村里对全村土地进行了整理，把原来的小块土地调整为600个方田，这样增加了不少土地面积。村民会议上根据每块土地的大小、肥瘠、远近，议定了承包费，承包户的承包费要交给村里，扣除一些必要的公共费用后，再按村民人头发放。村里还组织修缮了多年失修的水利设施。

张中农参加了农民合作协会办的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现在，除了化肥外，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都不能使用了。每亩化肥使用量大概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张中农不仅要种一茬小麦和玉米，还养了10头牛。养牛的饲料主要是青贮秸秆。牛粪用来生产沼气，沼液则是控制蚜虫和红蜘蛛的 “农药”，还有叶面肥的作用，沼渣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张中农还养了一些鸡和鹅，因为地里除虫是用物理方法，使用诱虫灯和粘虫板，虫喂鸡。牛粪还养蚯蚓，蚯蚓也喂鸡，喂完蚯蚓的牛粪是更好的肥料。养鹅的一个作用则是到地里除草。地里套种了大豆，用来固氮。

农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一回事。农协每乡或每两个乡必有一家，且只能有一家，县里省里都成立了农协。张中农生产的粮食、肉禽蛋等都是卖到农协。县农协办了肉牛和柴鸡加工厂，县农协在好几家城市都开了农产品超市。农协里的技术指导员经常来村里，种养殖过程中一些问题可以找他请教。现在张中农只用农协提供的化肥，便宜还好使。张中农买牛犊和建设秸秆青贮池时，到乡农协的资金部贷了款。贷款手续简单，利息也低。另外，农协在每个乡都有农资店，农资店还出售一些日常用品，原来假冒伪劣的情况少多了。农协从供销、加工和金融方面赚得的利润，大部分都要返还给农户，按照每户的交易量计算，这块占了张中农收入的四成左右。张中农的孩子都在村里的幼儿园和学校接受教育。他还可以方便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张中农的村庄是有经济活力、完善公共服务与文化生活的功能完整的宜居社区。

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直观地表达了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合理发展模式，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农户、农协、村社、村庄。这虽然不是现实的，却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模式。

上文的叙述中涉及到若干重要问题：为什么农业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小规模农户多种经营？传统与现实中，中国小农经济面临的真实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村社土地制度？为什么要建设综合农协？为什么已有的专业合作社法框架下的合作社不解决问题？中国农民是纯粹的农民吗？中国的村庄的特点和前景何在？

中国小农经济的优势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多种经营。小农“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中共建国后一系列政策，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相反，如不管是集体农庄还是农业公司，追求的是农业的集体生产而非家庭经营；如鼓励扩大单位土地经营规模而非小规模精耕细作；如强调走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而非多种经营。

为什么农业生产宜于家庭经营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做了三件事：集体生产；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或村社土地制度；成立公社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载体。但是，在农业集体化理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那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却主要是第一件事。他们认为发展组织化经营的大农业，理应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更加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不能不说当时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有不同规律，不能简单地套到农业上面。由手工作坊到工业生产线的大批量生产，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现在可能只需要原来几十分之一的人工和时间。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效益很弱。农业的产品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农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不同种类的农业劳动可由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段上完成。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农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协作的必要性不大，同时，农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中国农业美国化行不通

扩大单位土地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小农改造为美国大农，被一些人视为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法门。

黄宗智的研究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置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30亩。而美国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其“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1]

就实物产出而言，中国土地利用效率远远高于美国。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迄今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上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地势崎岖的耕地多，18亿亩耕地实际上大约只有6亿亩是大片平坦的耕地，可以进行单位大规模经营。南方一些高低不平的耕地，一千亩可以分为两千块。如贵州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耕地多为坡地和梯田。贵州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7亩，但是，近年来贵州的粮食自给率在90%左右，肉类、蔬菜、茶叶则能够大宗输出。如果按照美国方式经营农业，那么贵州还能有多少农业存在？

如果中国农业美国化了，勤劳、智慧的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的许多独特的种植技术和地力培肥技术将消失，农产品总产量将大幅降低。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与生态循环农业传统

美国农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其专业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也就是一个地区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一个农场也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则是以粮食为主，多种经营。传统上，中国小农经济还包括农产品的加工甚至流通。严格来说，传统上中国就没有美国农场主那样纯粹的农民，只有住在村庄里的人，从事多种行当。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又和所谓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H． King)著有《四千年农夫》一书。[2]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金观察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为此不惜投入劳动力；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粪尿、落叶等等都不浪费，而是当作肥料归之于土，循环利用。在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3]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农业理念。这种低输入的、在小范围内自我循环的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开来。

生态农业和小型多样化经营紧密相关。只有多样化经营，才能实现充分利用资源。现代生态农业奠基者之一阿尔铁里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 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 决不要单一种植。”[4]由于不同作物都有适合自已的生长条件，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将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等植物性产品，而且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多样化生产彼此结合，建立起连锁关系，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污染。某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枯桑叶）可作为另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循环利用，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相比一般“大农业”，生态农业在土地产出率、农户家庭收入方面要优胜。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计算，在不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产量也可以增加，不过总的劳动投入也相应增加，所谓农闲不闲，老少皆忙。

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因地制宜的生态循环农业。中国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多种经营，达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效果，充分利用了资源，保持了地力，对环境友好。这种农业是勤劳农业，劳动投入总量大；但多种经营导致每种产品数量有限，使得小农对接市场产生更多困难。

中国农业文明的优势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适合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其他条件。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农业经营模式，这是一个严峻的政策问题。如果要坚持粮食的自给，在源头上保障中国人的食品安全，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坚持家庭小规模多种经营农业模式，因为这是精耕细作高土地产出率农业的前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农业面源污染是现在我国最大的污染源，导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问题。只有精耕细作生态循环农业，才能在源头上治理污染、保障食品安全，保持现有土地产出量。另外，考虑到我国石油消费与生产的巨大缺口，只有减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才是粮食的实质自给。所谓粮食的实质自给，是指粮食生产过程是在国土内部的封闭循环，关键投入物不是来自外部。朝鲜的经验表明，需要进口化石能源的国家搞了美式农业，一旦石油进口断绝，粮食将出现崩溃性减产。

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视为落后，美国农业模式称为先进，是误导性观念。美国的农业成就，仅是使用工业方法开发土地和利用化石能源而已，前提是不能离开丰富的资源。此种农业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而非德国的工业化成就，只是低端的工业技术应用，称不上先进。传统中国农业倒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就普遍意义而言，中国农业模式，才是全球先进或普适的模式。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英美曾经的工业化成就，不能证明其农业模式也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有其限度，农业文明有其优势。对中国来说，建设大工业不是要消灭小农业，城市化也不是要消灭村庄。继承传统农业的优势应该是农业领域的产业战略，如同工业领域建设的自主创新大型国企，相反而实相成。

中国小农经济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地租竞逐，地租不均，土地细碎，基础生产条件没有保障，社会化服务不健全，工业时代特有的弱势等。

地租竞逐和地租享有不均

中国小农经济并不是和特定的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封建土地制度或井田制，国家授地土地制度或均田制，自由土地制度或私人地主制，还是集体所有土地制度或村社制，都可以发展小农经济。中国古代土地兼并最厉害的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这是针对佃户的生产形态而言的。秦朝之后中国主流的土地制度是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租可以被私人竞逐性无限占有。这种制度造成地租享有不均。

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还造成内需不振。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工业化，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现在有些人以“地主勤俭持家”来翻土改的案。实际上，解放前中国农民极端勤俭“攒钱买地”的普遍行为，提供了更深刻更充分的土改正当性的理由，尤其是日后土地集体化的正当性。中国土地革命开始和历朝开国一样，实现了均地小农，直到农业集体化了，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彻底打破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这才是历史性的、深刻的制度创新。

私人地主制破坏农业基础生产条件

    中国的私人地主自由土地制度，形成了剧烈的地租竞逐，并且产生地租占有严重不均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主能够占有完整大块土地，土地不均是地租占有或地权的不均，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则呈现出极端支离破碎的情况。最小的土地出租者，每年的地租竟然只有几斤粮食。土地的细碎化导致耕作的困难，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发生纠纷，纠纷的原因主要是争水与界线争端。

胡靖的研究认为，中国以前主流的土地制度导致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被破坏。农业生产条件，如山地、耕地和水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如果这种整体性、系统性被破坏，则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将会被大大削弱，甚至消失掉。[5]中国恰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季风性气候地区，同时出现水灾与旱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要最大限度的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对于各种范围的水利建设的需求很大。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也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他们面对的是剥农、坑农的社会与商业环境。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将小农的困境展现得活灵活现：高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谷贱伤农等等。因为农业耕种同时、收获同时，极易受到粮商和农资供应商的盘剥，所谓农民卖什么什么就贱，买什么什么就贵。

中国小农经济是相当商品化的经济。农户需要不断和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打交道：农产品的销售、农资和生活用品的购买、再生产和生活急需导致的借贷等等。农产品集中入市、鲜活不待时、交易半径的狭小、农户只能提供多种少量产品（因此没有销售层面的规模效应）、零散购买农资等因素，使得中国小农对接市场有很严重的困难，同时深受高利贷的剥削。

历代政治家也关注到此问题，历史上曾有过多种改革尝试，如均输平准策，王莽的“五均六管”，百姓生产需要可向官府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王安石的青苗法，规定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以低息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等等，但是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

工业化时代农业产业的天然弱势问题

前文提到了农业生产的生物学基础带来的产业缺陷（分工协作的效益弱）。杨松林详尽分析了农业产业的特点：核心观点是相比二三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特殊难题，[6]即技术进步率的空间；产业链扩张的可能性空间；产业可利用资源的空间；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等。从几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会发现农业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农业的这一劣势并未显现。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就都出来了。因此，仅就农业本身而言，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只能是高资本密集型，如像美国那样使得劳均耕地达到1000亩以上，方能使农业劳动者收入与其他产业持平。美国的农业补贴思路，也根本无法推行于中国。

 另外一种办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农业与涉农二三产业合并为同一批人经营，以后者之利补前者之不足，这是解决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城市化后必然衰败之问题的有可能性的思路，有希望抵消甚至扭转农村经济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城镇经济的趋势。根据杨松林的计算，以2006年为例，如果使涉农二三产业，如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农资和县以下消费品零售、农业信贷和农村保险都由农户的合作经济组织来经营的话，那么整个农村经济规模将增加三倍。中国农民从来不是纯粹的农业经营者，只是兼业的村庄居民。当年不是，现在也不应该是。

 “农户、农协和村社三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

所以，我国小农经济的问题并不需要改变小农生产模式，而是应该通过组织建设来解决，组织建设最主要的是村社和农协两种组织。本文主张建设“农户、农协和村社三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以发挥出中国小农经济的潜力。

坚持适度规模农户和小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生产只能是家庭经营为主，而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与专业化问题，则需要非常细致地分辨。“规模经营”是扩大经营单位的土地规模，其含义是追求“规模经营”带来“规模经济”，扩大劳均耕种面积而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我国需要追求农业土地的最大生产率，尽可能提高单产，在较少耕地条件下保障粮食安全。而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化农业的单产率要低于精耕细作的农户农业，已是定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保障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和粮食的实质自给，也需要适度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则是指农户在合作组织帮助前提下，能够达到城市劳动者家庭平均收入所需要的土地规模。

我国的工业化无疑应该有最宏伟的目标，即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同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因为中国巨大的体量，必然对全球体系产生着决定的影响，其工业产能受制于全球的资源约束与市场规模约束。因此，无论怎么城市化，中国长期都不得不保持较大比例的农业就业人口，这是我国的体量和人多地少的国情所决定的。反过来看，正是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更应该也有条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慢工出细活地保证国民食品安全，有效保护国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农业领域，仅为局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规模经营的目标，是否值得追求？这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我国合理的农业产业政策，应该严厉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其下乡流转土地。甚至对租地者也要有资格限制，只限于农户。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本身也要根据各地条件设定上限限制，而不是像目前搞什么“家庭农场”那样设定下限限制。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不是什么家庭农场，更遑论农业公司。

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优势

集体土地所有制与生产的集体化是两个问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并行不悖。前者实质为保障地租均享，避免地租竞逐，保障土地整体性利用效率的一种机制。

私有加限田的自耕农体制，避免了地权或地租的集中，但是土地也不可避免地细碎化。台湾土改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当局严格执行私人拥有耕地的限额，并多方限制雇人佃耕。随着农民的世代接替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碎。中国传统的私人地主自由土地制度，则是地租不均与土地的极度细碎化并存。

村社从事土地整理和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村社成员均享地租收益，增人必增份，减人必减份。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任何人种地都是向村社租地种。在这个模式下，土地整理、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和土地经营的主体分别为村社和农户，一方面没有土地细碎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的适度规模、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成员均租形式的村社土地制度比土地承包权流转更具有优势。这与现有的承包免费且长久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形式上的不同。

我国现有的土地细碎化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承包户水平上进行土地流转，根本不能解决土地的细碎化问题，也无法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村集体作为“统分结合”的“统”的主体之一，对中国农业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可能由个体家庭承担，而需要村庄集体的统一经营。实际上，尽管得不到鼓励，一些村集体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有的村将分散、零碎的地块适当整合，把原来的小块土地调整为若干块个方田，人口较少的户可以只占一块方田；同时还可以相对地增加土地的可利用面积。

农协的性质与作用

我们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此法的立法宗旨，同日、韩、台农协模式却大相径庭。该法框架下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只是企业私法人性质，局限性明显。我国已经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性质和作用的评估一定要实事求是。虽然全国已经有近百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从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情况来看，每个合作社的平均成员也就是十几个农民。即使按照农业部统计的入社人数来计算，每个合作社也就是七八十户。如此小规模的经济组织，试图要解决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问题，不具有实质意义。目前的专业合作社，或者是工商企业的翻牌经营，或者是空挂一块牌子，根本起不到原来所期望的作用。

农民合作协会和专业合作社是性质根本不同的组织。农协是依法设立的公法人或特别法人，不是在工商或民政登记成立的私法人，一个地方只可能成立一个农协而可以有无数专业合作社；农协提供的是综合性的供销、生产技术、金融和公共服务；是政府扶持的包括从事政府委托的行政功能的组织，在中国甚至应当在党委领导下组织起来。农协可以部分代行政府的行政职能，甚至有在政治层面为农民代言的功能。中国的农协组织具体怎么建设，本文有一个建议：以“人民团体”形式建设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我国有特有的“人民团体”，政协有八大人民团体，共青妇都在内，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农民界的人民团体出现。工青妇之外，还当有个“农”。但是，农协一旦建立，它可能最有活力，因为它的工作是将农民在经济上、公共服务事业上组织起来，这方面有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关乎国家治理和国家的根本前途。

农民合作协会要实现其经济功能，即将涉农产业链的利润归于农户所有，必须到达一定的规模，现有的村并不合适，规模太小。基层农协都需要跨越一个或数个乡镇的范围，要建立的是规模基层农协，上层还有县级、省级和中央农协。像农产品加工，乡镇范围的基层农协规模可能都不够，需要县级或省级农协办理；农业金融，要向千万小农户放贷，既需要基层社区网络，也需要全国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各级农协从事涉农二三产业，要适应当前产业规律和地区特点。涉农二三产业既不同于农业，也不同于汽车制造、炼钢、出口代工等需要高度聚集的产业，要有规模效应，需要广泛分布，因此适宜不同层级（乡、县、省、全国）的农户合作组织举办。

华西村、南街村模式，并不适合广大农村效仿，也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它们是集体所有制或共同体型工商企业模式，因此是城市工商企业学习的榜样，是解决城市贫富分化、工人异化问题的出路之一，却与三农问题基本无关。每家农户，都能享受农协提供的供销、技术、金融、公共服务并分享涉农二三产业的利润，同每个村集体都搞工商业不是一回事，这一模式对广大农村不具有普遍意义。

 “三主体”农业模式建设宜居村庄

村庄居住是东亚南亚社会特有的、且传统上主流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澳洲和美洲没有村庄，欧洲也不典型。美国没有村民，只有市民。我国无论怎么城市化或城镇化，农村人口或居住在村庄里的人口，绝对数量都是数亿规模，这些人口往往又是弱势群体占了很大比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成为对最弱势群体的抛弃，将他们“遗忘”在农村。

城市化必须注意我国目前经社文环（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文化生活、环境质量）宜居区面积增减这个问题。我国城市化不是一味追求集中或集聚，如果导致经社文环宜居区面积的缩小，那么，城市住房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一线城市人口在既定格局下，人口必然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城市病，出现大片贫民窟，东亚还因此产生超低出生率问题，出现低于1甚至低至0.5的人口出生率。

对我国来说， “三主体”农业模式与高端的工业化、村庄的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前者有助于后者发展。我国必须建设农村，使农村成为容纳相当人口的经社文环宜居区。村庄仅意味着与城市不同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但城市与村庄并不对应于非农产业与农业。城乡差距如果体现在村庄居民与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水平与收入上面，通过“三主体”农业模式建设宜居村庄则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三主体”农业模式的其他意义

上述农业经营模式，优点是多方面的：一能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我国粮食实质安全；二能保障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和减少农业环境污染；三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吸纳就业；四能实现农地地租的公平分配，保障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优化；五能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宜居村庄，促进健康的城市化；除此之外，还有以下重要意义。

农协在县、省、中央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帮助广大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服务上组织起来。这项举措将大大巩固党在农村和农民中的执政基础，也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党组织有志青年下乡工作，这样，农协的干事队伍也可以成为党员干部的人才储备，为党注入新鲜血液。农协事业的性质，利于吸引认同党的原初宗旨和历史成就的青年。本文认为，目前条件下，建设农协应该是一项在党建方面极有力的措施。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其意义还不仅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在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从事农业的农户数量依然是个很大的数字，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决定了他们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支持力量。而且，农户子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优兵源，就此而言，保持数量较大的安居乐业的农户，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

上半年非公经济的增长与结构

2014年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非国有部门投资同比增长17.8%，比上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比1～3月份下降0.4个百分点，下行趋势没有变（见图1）。其中，私企投资增幅下降，个体投资呈现负增长，外商投资增长0.1%。“民间投资”在铁路运输业等行业的投资减缓。

按非国有单位分类比较，1～6月份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居前3位的依次是：私营企业（27.6%）；其他企业（23.4%）；有限责任公司（15.4%）。同期，个体经济投资负增长，外商企业投资增长0.1%，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4.8%。其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速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港澳台企业、外商企业分别下降2.7和3.8个百分点。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3860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比上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5.1%，与1～5月份持平。同期，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3.1%，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在铁路运输业增长34.2%，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在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30.4%，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

2014年1～6月份，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增长较平稳（见图2）。

1～6月份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7.4%，与上年同期持平；股份制企业增长10.2%，下降0.7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增长3.2%，下降1.8个百分点；股份合作制企业增长10.8%，上升3.2个百分点。

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28.2%；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71.8%。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83.7%。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6.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23.6%，集体企业为2.3%，股份合作企业为1.1%。

2014年1～6月份，非国有部门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8%，比上年同期下降11.6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同比增长0.5%，比上年同期下降11.1个百分点（见图3）。

按海关新的分类统计口径，1～6月份出口情况为：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0.6%，下降0.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0.8%，下降31.5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增长6.2%。进口分类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增长5%；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增速大幅下降，分别为增长1.3%和负增长。

在出口、进口总值构成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分别是88.6%和73.7%。按细类分，在出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6.8%，私营企业为39.2%，其他企业为2.5%；在进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5.1%，私营企业为23.1%，其他企业为5.5%。

2014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平稳，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提高。

上半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5.6 个和2.3 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7 个百分点。上半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3%，比上季末高0.2 个百分点；上半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1.0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6 亿元，新增贷款占同期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32.5%，比一季度末占比高2 个百分点。

农户贷款快速增长，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和农业贷款增长放缓。

2014年二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下降。

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2.8%， 较上季下降0.6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0.4 个百分点。其中，36.1%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62.2%认为“正常”，1.7%认为“偏热”。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4.9%，较上季下降2.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另外，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53.7%，亦较上季下降13.9个百分点。

工商局数据表明个体私营企业快速增长，但这与统计局数据有矛盾。

 据国家工商局信息，2014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主体稳步发展，特别是3月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截至6月底，个体工商户4648.73万户，同比增长12.43%。3～6月，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120万户，同比增长70.14%，注册资本（金）5.09万亿元，同比增长91.20%。外商投资企业1.18万户，同比增长5.51%。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截至6月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32亿人，比2013年底增加1303.46万人，增加数量与去年1-6月相比增长3.88倍。　但如上所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私营企业投资下降，个体工商户投资负增长。显然，两个部门的数据存在矛盾之处。

二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首先，对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开放基础产业等领域。

 国务院负责人在阐释“如何有效扩大基础设施”时，总结中英全球经济圆桌会议上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建议：一是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二是要开放更多领域，鼓励更多私营部门扩大投资，促进投资质量进一步提高。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要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于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会议还确定了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提出要加快推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而对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各类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为此，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布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的通知》做出了详细安排，以激发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积极性。

经国务院同意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指出，抓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要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和投资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外，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资本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经营。要推动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和进入特许经营领域。放开包括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内的所有竞争性领域，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资本形成和股权流转。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指出，棚户区改造现在面临难度最大的是资金压力。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投入棚户区改造。

其次，医药卫生领域市场化改革，优先支持社会（私人）资本，着力在公立医院引入私人资本改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积极推动社会办医。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努力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该文件还要求推进政府办医院改制试点和国有企业医院改制试点，着力在调整存量、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一位副主任，目前公立医院占据90%的市场份额，民营医院成气候的还不多。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既可以稳妥地产生一大批由原公立医院转型的有品牌的民营医院，又有利于公立医院的人才流动和优秀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大医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制探索，如合作、托管、兼并、医院集团等。如果能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让社会资本进入对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改性的市场化改革，可迅速扩大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的发展，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也能使广大医务人员真正发挥医改主力军的作用。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

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利用外资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相结合。要建立健全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体制。加快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

第四，促进外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支持各类外贸企业发展。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为小微企业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民营、中小外贸企业发展。

第五，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在经批准的地区开展试点。慎重稳妥地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健全完善林权抵押登记系统，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土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

预计下半年仍“缓中趋稳”

 2014年上半年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外资“大显身手”的改革政策继续加紧出台，但非国有部门投资仍延续了下行趋势，体现了“新常态”。这种状况与政府对“民间投资”的高预期形成了反差。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速下行趋缓。虽然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局面在3～6月份扭转了负增长，但同比下降明显。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继续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二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下降。

预计下半年最好的情况仍是“缓中趋稳”。

——外贸日益趋紧。下半年外贸形势可能比上半年更为趋紧。这将进一步削弱外企、私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严峻，下行压力较大，中长期看外贸形势趋紧。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

——投资有硬约束，是慢变量。试图以加快“简政放权”引导私人投资保增长，实际上面临着大型私人资本集团对基础产业等的投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赢利预期等因素的约束。他们可以制造新闻噱头，却难以在稳增长、促发展上发挥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今年1～6月份累计同比，“民间投资”在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增幅都下降了。铁路运输业的私人投资增幅甚至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另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今年1～6月，国家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51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同期“民间投资”铁路运输业才112亿元，仅相当于铁路总公司投资总额的4.8%。

这些现象提醒政策咨询界，要区分愿望和实际情况。民间资本是否愿意投向实体经济，并非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良好愿望，也并非取决于投资体制一个因素。其实，今年下半年“民间投资”如果能够在大体上维护现状，波动小一些，就不容易了。个案说明不了全局。而外企在这方面的进入情况也不令人乐观，其上半年的投资下降就非常明显。目前，有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招商引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规模已经累计超过10万亿元，其后还会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4月下旬，80个引民资项目清单中“很多项目并没有明确确认下来”。这种投资肯定是“慢变量”，在下半年的影响力有限。

在全球性经济低增长的形势下，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估、预测私人部门（含外资）的投资能力和增长趋势，在“新常态”下实现科学发展，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消费仍然“平稳”，难有明显变化。而政府力主发展的服务业，实际上对于改变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提升消费的作用并不大。因为，除少数中高端岗位外，发展服务业主要增加的是分散的、不稳定的、低收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条件差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城镇中类似的事例不少。美国也是前车之鉴：服务业的广泛发展与主要由制造业支撑的中产阶级萎缩是一致的。斯蒂格利茨等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宏观调控的差别性政策不能高估。从本质上说，这种差别化的定向方式原来也存在，如强调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微企业上实行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实行差别化的行业、地区政策等等。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抓一些大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和税负问题，其他如汽车、房地产和家电促销等等，无一不是差别化的定向方式。而在更早期的政府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宏观调控与科学发展的结合定向调控方式。评估一项政策，要实事求是，有长期眼光。不过，目前这种调控偏重于供给端，尤其是向非公有制经济明显倾斜的政策设计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评判的。

简政放权中出现的问题

    2014 年，从克里米亚危机开始，国际政治发生的急剧变化打破了原来各种力量的平衡。它们显示国际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浑沌时期。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中国外交向何处发力将会极大地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势力的急剧重组，对中国现行外交政策既形成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西方评价近来的中国外交不再被动，十分关注中国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孟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亚信会等战略层面的努力。

    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提出长远的设想来吸引合作伙伴，而且应该找出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具体路线图；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发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促进新国际格局的出现。通过建立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均衡或者战略对冲，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地域经济整合，化解地域保护主义。

    在俄国面临西方新一轮经济制裁的压力下，中国应该帮助俄国摆脱孤立的陷阱，增加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在积极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寻找本国新的产业定位，增强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中国也应该促进印度走出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方式，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有利于以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为重要成员的未来欧亚大陆板块的崛起。

    这两个新的有关向西开放的战略机遇，都直接与中国铁路的海外建设有关。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

    乌克兰危机的新发展，导致西方国家对俄国进行新一轮的制裁。这把俄国逼上了一个十字路口。俄国面临着渡过自身经济难关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两年里积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这有利于对冲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但是，中国在如何帮助困境中的俄国的问题上却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不仅影响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且会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

    第一个选择是被动地选边站，即中国在经济方面积极支持俄国，如提供信贷，增加对其能源以及其他产品的购买，以及开展其他大型项目的合作等；在政治方面则支持俄方力主的上海合作组织尽快扩充成员国的建议。这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甚至向结盟的方向迈进。但是这个选择也伴随着政治风险。尽管这次拿回克里米亚后普京的人气大涨，但是随着西方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对俄国民众日常生活开始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以及支持克里米亚势必加重俄国财政的负担，普京获得的国内支持能否持续，仍然有待观察。

    在上合组织内部，中俄也存在着侧重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分歧。中国一直想给上合组织加进经济合作的功能，但俄国不很积极。俄国近年来推动的欧亚同盟旨在重新恢复前苏联的势力范围，抵消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虽然这两年俄国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在现阶段只是限于把中国的注意力引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吸引中国投资，帮助该地区的发展。

    第二个选择是利用当前的机会，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实质性地增强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在加强中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加强与中亚经济的联系，重新争取中吉乌铁路上马，组建上合银行，理顺中国与欧亚关税同盟的关系。这样做是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为俄国提供机会以渡过难关，又可以对冲地缘政治上的风险，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这次乌克兰危机以及东海南海危机背景下的中俄战略接近，使俄国的精英层对国际政治和俄中关系的认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年5月在上海召开亚信会议期间，围绕着普京访华以及中俄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文媒体介绍了大量的俄国学者、政府官员和智库对俄中关系的评论。这些评论表明，前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各界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中国对其未来的战略意义。很多俄方的文章都认为，中国与俄国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两国将会找到更多的实现双赢的办法和渠道。

    应该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向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目前俄国推动的欧亚关税同盟的基本着眼点，是用高关税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市场留给工业相对发达的俄国产品，而把其他国家的产品挡在门外。但是如果俄国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必然无法形成向心力。虽然乌克兰危机的成因里有更复杂的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但是经济原因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

    俄国已经到了必须正视世界能源产业近年来的巨变构成的严峻挑战的时候了。中俄两国近来在能源合作方面有较大进展，这背后最大的原因是俄国在能源出口方面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美国能源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2020年美国将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里海地区近年来成为世界上另外一个主要能源产地。这两大因素，对传统的能源输出者——中东和俄国，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欧洲曾因俄乌矛盾在冬天惨遭停气，急于开辟新的能源来源，积极发展与里海地区各国的关系。中东国家则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形成了对俄国的巨大压力。如果俄国无法在其他产业领域提高国际竞争力，仅仅靠输出能源和军火过日子的前景并不光明。

    建设中吉乌铁路、打通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沿线有关国家出于眼前利益的考量，中吉乌铁路一直无法开工。中亚线的打通，不仅对推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乃至对整个欧亚大陆的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个趋势可以为俄国经济寻找未来的方向提供新的机会。面临西方不断加深经济制裁的形势，俄国如能融入地域经济合作的潮流，从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寻找新的产业定位和经济增长点，恐怕是决定其今后数十年国运的一个分水岭。

    中俄两国经济科技互补性强，合作必然带来双赢。这次中俄签订的天然气协定和共同开发宽体客机的协定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和俄国可以在中亚，在整个欧亚大陆找到更多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

    总之，通过增强上合组织的合作范围与经济功能，以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路，是一种更为向前看的主动应对思路。它能帮助俄国渡过难关，也有利于维护和平，同时也维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这将为中俄两国在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板块——欧亚大陆构建双边关系，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印度发展高铁的战略选择

    印度2014年大选，新总理莫迪上台。莫迪在竞选时提出印度也要建设高铁。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位置重要。如果中国能参与印度的高铁项目，就会在整个泛亚铁路的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有重要的意义。

    不久前泰国军政府宣布继续修建与中国相连的铁路，其轨宽采用中国使用的国际标准。同时，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喀什与瓜达尔港之间的中巴铁路，可以预期它将采用中国标准。目前中巴铁路只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项长期计划。中缅铁路由于缅甸政局的变化遭遇暂时的挫折。

    印度对中国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战略猜疑，尽管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视为对中国的威胁。近年来印度更是要介入南海问题，有人甚至主张与美国、日本和越南建立在某种意义上针对中国的联盟。

    中国在印度的高铁市场上将面临与日本的激烈竞争。日本政府和企业紧密配合，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莫迪8月底访日，日本的新干线出口将作为重要议题。安倍近年来把印度视为抗衡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如果印度把高铁项目给日本，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如此，中国在参与印度的高铁项目的竞争时并不是没有优势。2010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严重下滑，资金不足。中国如提供优惠的贷款或者其他金融工具，可能在高铁项目的竞争中获得先机。这次金砖银行成立，由印度先派人担任总裁，这使得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获得贷款方面占据了有利地位。然而，中国需要确保各国在使用金砖银行资本时，必须优先给予出资国企业参与融资国项目的机会。中国的金融实力应该成为振兴中国出口的砝码，而不应该成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材料。

    其次，印度更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高铁建设与工业园区的投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重叠的。中国要想让自己的高铁走出去，必须要有政府最高层面的有力协调。

    如果印度在高铁方面与中国合作，其意义将远远超越印度的经济发展本身。它将可能为印度铁路向西亚中亚的延伸提供方便。中国在今年的上合组织年会上应当更侧重增加经济功能。如果印度在高铁方面愿意与中国合作，才说明印度能以上合组织的角度来把握自己的外交政策。

    中国与印度都是G-20和金砖国成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2012年底预测，中印两国的GDP之和在2060年将超过目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现有成员国GDP在那时的总和。高盛集团2007年发表的著名报告也预测，到2050年美国将是目前发达国家七国集团成员国中届时唯一能保持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的国家，其他六国将是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换句话说，中国将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日本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下降。如果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高铁项目上紧密合作，它会加速改变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版图。而印度将是这个新版图的重要受益者。

    中国高铁的产业标准大部分来自欧洲，主要来自德国。中国既然能拿下老挝泰国线和中巴铁路，印度如果日后想把自己的铁路与他国的相连，就必须考虑技术标准的跨国兼容问题。日本的高铁标准至今只有出口到台湾的记录。它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南车后，南车进行了再创新并且通过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认证。而德国西门子的高铁则已经卖给了很多国家。西门子有长期在欧洲经营多国跨境铁路技术的历史，北车集团有雄厚的融资力和较低的生产建设成本，这两家企业联合起来有很强的竞争力。

修建中巴铁路对中亚地区的意义

    尽快上马喀什至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将影响整个中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中巴铁路将有可能改变中吉乌线建设停滞不前的局面，为打通欧亚大陆桥中线提供新的推动力。打通这一陆上通道，如果再修通中吉乌线，吉乌两国就有了经喀什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而中吉乌线的通车，将使中国打通经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的欧亚大陆桥的中线。

    中国的向西开放，应该在维持和发展与俄国关系的同时，大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

    瓜达尔港离中东与非洲近在咫尺，这条重要的物流通道会大大缩短中国和这些市场之间的运输距离。通过修建中巴铁路，将有助于改善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促进中巴经济的互补与整合。中巴铁路支撑的瓜达尔港将不仅为新疆和西部地区，而且也为全国的制造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海外需求，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赢得宝贵的时间缓冲。

    有人担心，修建中巴铁路会对印度形成巨大冲击。实际上，它将有助于形成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中巴铁路修通后，可为印度提供通向伊朗和中亚国家的通道，从而使得印度更便捷地从这些地区获得能源资源。中国也可以与印度一起修建通往伊朗的铁路。如果印巴之间减少敌意，接通印巴铁路，将为印度提供通往伊朗的便利。东南亚与西亚的陆上通道也要经过印度，这种过境的物流又将为印度带来经济利益。如果中吉乌线修通，也可以为印度通往中亚提供战略通道。总之修通中巴铁路将促进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减少敌意。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忠实盟友。巴基斯坦可以帮助中国理解伊斯兰世界，协调与伊斯兰世界十分复杂的关系。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巴基斯坦在两国有大量的移民。目前沙特阿拉伯十分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在面临里海与美国这两个新能源产地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为外来移民的后代提供工作机会。阿联酋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援助提供国。如果中国修通中巴铁路，促进巴基斯坦的经济整合，未来可能通过巴基斯坦修建通往阿拉伯半岛的铁路，中国经济对中东地区与非洲的辐射力将大为提高。

    如果能尽早建设中巴铁路，同时向巴基斯坦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帮助它建设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帮助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减少贫困问题，这可以从根源上遏制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巴基斯坦的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它也将促进与中亚、南亚、中东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

    修建中巴铁路，将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得到较便捷的西部陆上的出口通道，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将更为活跃。尤其目前中东的许多国家纷纷执行“向东看”的政策，为争取中国这个未来最大的能源市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帮助解决伊朗问题，将对解决中东地区复杂的教派矛盾有所贡献，有助于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对控制新疆的分离主义问题，帮助极大。

    中吉乌线再经过土库曼斯坦就可以到伊朗，并成为中亚国家另外一个通往欧洲的通道。这样，西方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很难获得该地域各国在政治上的支持。

    修通中巴铁路，以及由此给巴基斯坦带来的积极变化，将对其他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如斯里兰卡、孟加拉，以及缅甸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增强与中国合作的信心。

结语

中巴铁路可能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之纲。这将有助于稳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从根源上抑制和减少中国境外的伊斯兰教极端组织支持的恐怖主义，以及它们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的威胁；它将逐步化解在中亚的地区贸易壁垒，并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当俄国与印度开始超越其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定式，从更具有前瞻性的观点看待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向西开放、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伟大工程，将真正地进入一个开花结果的阶段。

                                         （编辑 楚佳）

近期美国经济号称“复苏”，美联储信心满满地表示将坚定退出量化宽松（QE）的步伐，然而美国商务部在6月25日发布修正后的2014年一季度GDP数据却显示“大幅萎缩2.9%”。美国经济走势到底在升还是在降？

美国“复苏”论调的主导者是美联储，其论证美国“复苏”的依据大体有三条：一是美国失业率下降；二是美国资产价格（如房价、股价）上涨；三是利率面临升高压力。这三条能反映出美国经济的根本状况吗？能否说明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判明美国经济的整体状况，方能看清美国经济正在走向何方。

美国经济“复苏”的成因

美国经济“复苏”表象背后隐藏的是日益膨胀的巨大金融泡沫。

2008年以来，美联储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先后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QE）和一轮“扭曲操作”（OT），其本质都是相同的：买入金融机构手中的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其区别仅仅在于美联储买入的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其中前两轮量化宽松具有强烈的“救火”性质，而美联储买入的主要是所谓“有毒资产”，总额约2.6万亿美元。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其实只是把烂债从投行等金融机构的账上转移到了美联储的账上。其直接后果是：2008年QE1开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约为1.5万亿美元，到了2013年12月下旬，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突破4万亿美元，目前维持在4万亿美元左右。

美联储的大举购债行为和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提供担保，导致美国政府或有负债增加了6.75万亿美元。其中，金融稳定措施给美国政府带来了5.39万亿美元的净或有债务，占美国2013财年末政府债务余额的44.98%。

图1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

把烂债转移到美联储的账上能否切实有效克服金融危机？这就不仅要观其言行，还要察其实效。

美联储多次清晰阐述过其政策逻辑，概括起来就是：由美联储把经济体中的“毒瘤”切掉（购买“有毒资产”），再给经济体“输血”（注入流动性），然后就是希望“市场机制”和“经济周期规律”能够让经济体修复创伤、自我愈合。美联储希望“输血”能够让企业获得资金，从而扩大投资，由此实现经济复苏。

这套逻辑实施的实效如何呢？美元M1乘数是观察美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之一，它表示美联储每发行1美元，可以在M1层次的货币（按美联储定义包括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和旅行支票等可直接用于支付的货币）中通过“乘数效应”变成多少美元。

图2 美元M1乘数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美元M1乘数大致在2.0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则一直在1.6以上。金融危机爆发时该数据有一个“断崖式”下降，暴跌到1.0以下，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1.0以上。到2014年7月，已降至0.72。仅凭此数据就可以判断美联储的“输血”政策根本没有在实体经济中变成“血液循环”。

美联储制造出来的天量流动性去哪里了？既然没有形成实体经济中流通货币增加，那就只能是还待在金融体系中。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副主席托马斯•霍尼格（Thomas M. Hoenig）在2014年2月24日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大型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已经变得比2008年之前更为严重。经过美联储的救助，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总资产10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总规模已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图3 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变化

在实体经济居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小型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体系中拥有的资产总额与大型金融机构相差不大。然而，随着原油期货市场的创建，随之而来的衍生金融产品大发展，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远超中小型金融机构。从1984年到2012年，大型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818%，同时期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却没有太多增长，由此导致金融体系中绝大部分资产被大型金融机构所拥有。大型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配置其资产，并使用复杂的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一旦投机失败，不但不会破产，反而会因为“太大”受到救助。

与大型金融机构“高歌猛进”相比，2008年以来美国的实体经济却一直萎缩：直到2013年1月，美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Real Retail and Food Services Sales）才首次涨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随后却又在2014年1月跌回该水平附近——这还是按照没有剔除通胀因素的名义价格水平计算的。

金融体系在膨胀，而实体经济持续萎靡，意味着美国存在巨大的金融泡沫，所谓“复苏”不过是表象：挤去了房屋抵押贷款衍生品市场中的泡沫，再在其他金融市场中制造出泡沫，这就是美国近期所谓“复苏”的成因。

美国“复苏”实质是“再泡沫化”过程

金融泡沫在持续扩大，而美国经济中的实体部分不仅没有复苏，反而还在萎缩，这样的“复苏”只能导致更严重的泡沫破灭过程。

——金融市场“虚火”严重。表面上看，美国股市状况相当不错，2013年创造了50次新高。然而，这绝不是上市公司真实业绩提高所带来的，只是“无处安放”的资本进入股市投机所造成的。当前美国股市总市值与GDP总值之比已高达125.2%，相比之下，2009年股市开始复苏时为73%，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为135%。衡量中小企业市盈率的“罗素2000”指数表明，美国2000家中小上市公司市盈率高达100.5倍，而中国A股市场仅为9倍。此外，市销率高涨、国债与垃圾债收益差极小都在说明美国金融市场当前的投机性已极度膨胀。2013年前三季度，存货投资增加贡献了美国GDP增量的38%。剔除这一存货变化因素，面向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最终销售”年化增长只有1.6%。这说明美国企业部门的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堪称惨淡。

——劳动力市场持续萎缩。美国所谓失业率下降的真相是：美国劳工部失业率统计分为U1-U6六种指标，美联储把其中的U3失业率降低到6%水平作为退出QE的参考标准，因此媒体只关注U3失业率。U3失业率的确在持续下降，但该指标所覆盖的不过是14月内曾有过工作的人群。而更能说明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的数据是劳动参与率，是指处在法定工作年龄的人口中，在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所占比例。2014年5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仅为62.8%，为35年来最低水平。不仅如此，照目前趋势发展，预期到2030年，美国劳动参与率可能降至50%以下。这说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根本没有转变成真实的就业。

图4 美国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

——收入与消费陷入困境。消费需求对美国GDP贡献率达69%，只有消费增长才能说明美国经济真的在复苏。然而，截至今年一季度的最近17个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年化增长率平均只有2.2%，相比之下，危机前的1996—2007年的趋势增长率为3.7%。造成消费支出低迷的原因在于，美国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长期没有增长。占美国人口60%的主流人群名义收入水平自2000年后就没有提高，而扣除通胀因素后，则自1969年后就没有提高。从收入分配来看，2009-2011年间，美国国民总收入增量部分中的93%都被最富的1%人口获取。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富有1%人口的总资产不降反升，有其深刻原因。当前美国金融部门创造了GDP的26%以上，金融活动成为国民收入增长的第一来源。但是，参与金融活动有着较高的门槛，普通人难以企及。于是，在“金融压倒一切部门”的经济环境下，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已成为一种铁律。

把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可以勾勒出的美国经济总体图景是：美联储以收购“有毒资产”的方式向金融机构注资，金融机构拿这些钱到资本市场上投机，造成“复苏”表象，而普通人的工作却越来越难找、日子越来越难过，消费难以增长，实体经济陷入“萎缩循环”。不仅如此，从美联储的角度看，日益庞大的资产负债表难以为继，退出QE其实是不得已，而“有毒资产”并未“消毒”，其毒性终有一天会再次爆发。

美国能够实现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吗？很多人对美国的“再工业化”抱有期望。“再工业化”源自2009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于工业复兴才是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有着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直到2013年9月才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9月的水平，可以说整整荒废了6年光阴。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产值从相当于美国的62%成长到美国的1.26倍。

图5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化趋势

“再工业化”以两大神话为支柱：“生产回归”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事实上，美国工业回归困难重重，重振工业所需根本条件已大部分流失。

以《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三大纲领性文件为基础的“再工业化”政策体系，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举措：增加政府对工业研发的投资，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以及通过培训提高劳动力技能。可以看出，工业的回升归根到底还要以工业劳动人口为基础。然而，美国工业的问题症结就在于工业人口基础流失，这不可能通过投资或培训得到实质性解决。2011年2月，奥巴马在会见企业家代表时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立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技术上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所谓的“生产回归”案例，都只是“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全球生产，临近销售地组装”趋势所带来的个案，美国的工业人口基础流失决定了生产无法大规模回归。

“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改变美国工业走向吗？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三大论据：3D打印、自动化、能源革命。但仔细分析，三者“忽悠”的成分大于实质内容。

3D打印不可能支撑新的工业革命，这是由其原理决定的。3D打印是增材制造，是把材料“堆积”成型的，它的优势只在于复杂物品的成型，目前只适用于小批量特殊用途产品。它的加工制造对设计环节很有用，但仅靠设计环节的局部改进是不能带来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创新的。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是全球工业的共同趋势，西方不可能单独通过大规模投资整体性提高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因为经济不可承受。要想让机器完成生产动作，需要由精通工艺或流程的人来编程，并且维护。当前全球基础的工业环节大部分移到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精通生产环节的人集中在哪里呢？

至于页岩气，是个泡沫的可能性远大于它是一场革命的可能性。美国页岩气的盈亏平衡点大约在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左右，但实际天然气价格只有3-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种长期亏损的行业，至少在目前，不具有支撑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

美国经济向何处去？

美联储为拯救危机而收购的“有毒资产”，实际上都是有期限的合约。以“两房债”为例，目前美联储持有约1.59万亿美元，其典型合约期限为5年。如果合约到期时，其所包含的房价仍未涨到一定水平，则该合约就没有“消毒”。美联储前两次QE，就选择在两房债合约面临集中到期而房价可能崩溃之际。据估计，“两房债”的下一次集中到期高峰时间为2015年7月。美联储实际上在做一场关于全美国资产价格的巨大赌博。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因为背负了美国经济中的“毒瘤”，但最终背负者并非美联储。美联储购买“有毒资产”要支出美元，美元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担保，美国财政部担保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的基础是美国未来的税收。

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中的“毒瘤”最终是由美国国债购买者和美国纳税人来背负的。因此，美国国债的销路和美国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决定着美国的政策空间。

然而，美国的“政策余量”几乎使用殆尽：QE1开始前，美国国债与美国GDP之比约为64%，而目前则为110%。这反映出美国借债空间越来越有限，因而将不断地周期性出现“债务到顶”。在美国居民收入难有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加税空间总体上几乎为零，只存在可以向哪部分群体加税的问题。

2013年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2万美元。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单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与此同时，一笔巨大的新增财政开支已经产生，这就是“奥巴马医改”，新政已于2014年1月起实施。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的估算，“奥巴马医改”将在未来10年新增由政府负担的医保支出1.36万亿美元、为个人保险提供的补助费用不少于1万亿美元、购买医疗保险的税务优惠为1.79万亿美元、医疗机构补助投入7100亿美元、自我雇佣者补助140亿美元。

在国债规模到顶、“有毒资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没有加税空间再加上“奥巴马医改”产生巨额新增开支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除了削减其他开支，别无他法。而削减哪些支出成了国会两党史无前例的激烈争斗之导火索。作为美国全球霸权基础的军费开支也无法逃脱被削减的命运：2014财年国防预算案为5266亿美元，相比之下2011财年为5663亿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可能是美国为数不多、尚可调动的政策资源之一。当前全球的美元总量中，约三分之二是“海外美元”，由美国境外的人或机构持有。由于美元发行需以美国国债作为基础，而美国国债扩张空间有限，美国实际上已无力扩大美元发行规模，于是不得不打起“海外美元”的主意。与其他国家争夺美元流动性的存量成为美国长期政策导向之一。但这有损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长期信用，并且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日益无力承担国际责任。

编者按：进入8月中旬，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重组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企贱卖”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公众对习总书记所说“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有广泛的认同，对国企改革历史中的某些教训有充分的警惕。这使我们对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有了更大的信心。

    但必须说明，有很多质疑和批评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对网络披露的企业信息作了片面或错误的解读，并使用了一些不当语句对中信国安集团进行抨击。

为此，本刊转载中信集团官网公布的《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并在此针对社会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对该集团改制的依据、过程和财务变更状况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关于中信国安改制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中信国安集团是中信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从2012年起，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精神，按照“公平交易，合法合规”的原则，进行股权多元化方案的论证和制定。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和准备，严格按国家规定的程序，最终将方案报请主管部门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二，中信国安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2013年末，中信国安集团合并净资产155.1亿元，其中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10.6亿元；由专业机构评估、经主管部门审核并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净资产，归属于中信集团权益的评估值为21.2亿元。以该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款80亿元，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仍为第一大股东。这一交易不仅贯彻了市场公平公正原则，而且使中信集团权益增值约100%，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的改制，是中信集团股权变更大局的一部分。中信集团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所创造的业绩也是为全国人民所共享。在中信国安改制问题上同样贯彻这一宗旨，这是无庸置疑的。

附：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有关情况的说明

近日，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一事引起了社会关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情况

中信国安集团原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过程中，受国家电信产业开放等政策限制，中信国安集团未能纳入拟上市的中信股份。为促进该公司可持续发展，2012年2月中信集团决定对中信国安集团实行改制重组，引进外部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4月，中信集团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关于引进投资者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请示》，同年8月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向中信集团下发《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批复》，原则同意中信国安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2013年10月，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民营投资方共同签署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5家投资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中信国安集团增资80亿元。

2013年12月初，经中信集团申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下发《关于变更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投资方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变更增资扩股投资方。12月中旬，增资扩股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2014年1月，中信国安集团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了新一届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2014年3月完成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至此，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基本完成。重组后该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财务状况明显改善，为今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信集团持股比例由100%降至20.945%。

二、中信国安集团资产评估情况

为依法合规推进改制重组，中信集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程序，遵循市场原则与广东中鼎集团等有意向的投资者开展了公平、公正交易。

截至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中信国安集团合并总资产826.3亿元，合并总负债671.2亿元，合并股东权益155.1亿元，归属于中信集团的权益为10.6亿元，其余主要是归属于合并报表单位其他股东的权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本次增资扩股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并出具了专项审计和评估报告。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并予以备案。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21.2亿元，与中信国安集团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比较，增值约100%。该评估值作为增资扩股的定价基础，体现了中信集团在该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中信国安集团改制重组是按照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方案要求作出的重要举措。我们将积极推进后续工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达成改制重组目标。

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旗、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孔丹[1]：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构。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

罗援^[2]：吏治腐败会伤筋动骨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

武力^[3]：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4]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还是有信心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

强世功[5]：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彭光谦^[6]：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7]：问题很多，但仍有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8]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9]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国家治理落实在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与基层。高层指中央领导层，是统领者、领航者；中层指中间官僚层，是代理者、执行者；基层指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层，是基础，是稳定器。总体国情是具体民情的聚合，基层无大事又无小事，说“基层无大事”，是因为从上面看事事关乎全局、整体、长远，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须分解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体事务。说“基层无小事”，是因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层落实，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变局带来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开始，就把基层政权的建设放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创了新形态。① 国民党则与此相反，沿袭旧时代制度，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被赶出大陆。

三十五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的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席卷全球，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人、财、物、信息、知识、资源的大规模流动，中国正从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以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农民虽然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政法文教相对滞后，基层社会问题更趋复杂，基层治理的挑战更大了。

作为持续三十多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跨越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群众失语，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如何使中国避免拉美式的社会松散失序状态，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基层失序之险

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思考问题的逻辑基于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坏打算，再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基层危机主要源于“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和“人民主体性的衰减”。

组织的弱化

多年来，国家权力触角上收，大踏步撤出基层，高层、中层关闭了原本畅通的基层上升通道，上传下达的双轨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单轨，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基层组织高度涣散，甚至出现“表面有政府、实际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层党组织官僚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彰，党内民主生活会沦为摆设。基层干部离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处理基层事务最有经验也最有权威，但在一切向“大户”倾斜和集中的农村政策主导下，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不断拉大、隔膜不断加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资金的“吸血中介”和“龙头老大”，失去了团结基层、凝聚基层、代表群众的资格和能力。

其次，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党和群众原本各有组织，党通过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协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来，基层只剩下党的组织，党组织没有能力指导培育群众的自我组织发展，现有的群众组织也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

再次，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目前的基层治理仍然依赖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政治遗产，组织网络中的生产队、生产小组、居（村）委会等架构在关键时刻虽能正常运转，但干部队伍老化，农村的新干部主要来自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税费时代基层财力严重不济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层的干部不多了。

最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时悬挂代表宗教的财神像、观音像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天地国亲师”，这说明共产党教化于凝聚人心的功能尚在，但已大大弱化。吃过苦、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一代，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城市社会中摸爬滚打，受够了委屈，见惯了歧视。

失序的民主

其一，自治简化为直选。基层原本最有条件推行直接民主，即所有重大事务交由基层群众大会议决；实践中却把群众自治简化成直接选举，一切由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决定，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又回到了精英统治。因此，有必要探索把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与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自治孵化器功能有机结合的制度。

其二，基层选举失灵。就单次规模而论，中国基层选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但其无组织、无秩序现象愈加突出，贿选成风，用钱买票、恐吓威胁现象屡见不鲜，强人、能人把持选举，全盘操控基层事务。

其三，基层无序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化，农村和城郊新社区的黑社会化、豪强化，邪教迷信重获生机，利益分歧大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高发，恶性刑事犯罪和恐怖行为频现。

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首先，基层的贫富分化在拉大。内城社区与城郊社区，城郊农村与农村腹地，大户、能人、强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拉大，贫富之间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过度区隔。城市化的农民就业不稳定，创业也缺乏金融支持。

其次，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二者在革命时代高度一致，在改革时代出现分歧，长期利益也许一致，短期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严重削弱了基层干部的代表性。

再次，基层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术的革新加剧了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基层只在经济、财税意义上重要，在伦理、文化、政治上无足轻重，人民看不到共同体的存在，即便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无从着力。农村原有社会结构趋于崩解，社会紊乱、伦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现象突出。

又次，人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公共事务得到体现，参与感赋予人民效能感和个人尊严，制度化的参与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但在基层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

基层善治之道

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乱象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在总结中外基层政治的古今得失基础上，可以发现，基层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回归民本、再造人民、依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不是无主体的社会自组织，而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激活党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带领基层人民落实直接民主，实现有序、有效的基层自治，也就是通过党的领导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

党要像个党，党员才像党员，才会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基层再组织化主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进行，前提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再政治化。重新激活共产党的政治性，与纯洁共产党的队伍同样重要。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去政治化，共产党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政党组织，保留着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品格，一旦重新激发出来，就会迸发出极大活力，基层党员群众的无穷智慧会创造出无数新机制。

政治再组织。人是社会而非经济动物，有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非仅有口腹之欲，行为动机受政治、伦理、文化影响而非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这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希望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即便是在高度原始化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五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最大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同时满足“劳者有其得”和“劳者有其尊”，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是唯一正途。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孜孜以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所在。

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名与实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国家治理中，“民本政治”理念受到极大削弱。真正认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挡在门外，要么进了门却被困在办公室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甚至备受嘲弄。不少党员干部的人民观、群众观出了问题，不再以人民为师为友，反到对人民群众高墙阻隔、壁垒森严、四处设防。

基层组织弱化现象是政党理念偏离“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产物。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支部仿佛成了地下党，好像除了赚钱啥也不会，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中悄无声息。组织有个组织样，党员才有个党员样，群众才有群众样。党的组织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联系起来，把分散的整合起来，让沉寂的活泛起来，让地下的重见阳光。也就是说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因此，政治再组织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党理念回归“民本政治”。

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的办法，包括建立党员在单位和住地的双重管理制，疏通党的人才吸纳管道，重构基层群众组织，在与基层群众朝夕相处中发掘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干部骨干，以及重建基层党组织与所在村庄、社区、企业、单位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这又是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在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可以互相竞争，谁更有一致性，谁获得更多的支持，谁就可以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把那些“群众的自然代表”吸收到党组织当中，可以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性，党的代表性也随之提高。

经济再组织。为了把市场逻辑圈禁在经济领域，把资本关在笼子里，把正在脱嵌的市场、资本、金融重新嵌入社会生活，以及防止资本下乡瓦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破坏传统伦理，动摇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再组织。

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化指向的不是农业发展、主粮生产和农民的就业及市民化，不是城镇化，而是再封建化。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农业部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287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个。“农村政治经济正在加速退回三四十年代，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溃败！”这个论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农民分散弱小，一向无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因此，必须严格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并鼓励国有资本下乡，从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发挥村社、农协、农会的组织、协调、调节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支持扭转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在城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单位中，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宜继续弱化，反倒应该顺应工人自发自觉的权利诉求，提高工人、职工的地位。值得参考的做法，包括德国、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华为的“工者有其股”、“鞍钢宪法”和美国式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以及共同体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资本社会化企业。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对抗，又让工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合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经济民主的落实，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机制[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外在于企业，企业内部不能走经理层专制的道路，为了避免工人变成“工资奴隶”，协商合作共治可让各方尤其是劳动者发挥主体性、主动性，效率也更高。

文化再组织。中国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通过走群众路线获得充分的自主性和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资本，从而得民心得天下。在“两极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资本的全面深度渗透面前，只有共产党拥有驾驭资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权力驯服资本”，不是“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不是“看得见的手”支配“看不见的手”，不是社会主义消解乃至逆转资本的恣意扩张，而是恰恰相反，人心必将不宁，政治基础必将不稳。这绝非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福，也绝非中国之福。

这是文化再组织的基本前提。共产党曾经构建出一套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荣典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多年来走上了高端路线，常常被人批评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荣誉。一夜暴富、资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擎天柱、拱顶石和主旋律；勤恳劳作、艰辛谋生、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等普通劳动者成了被恣意修剪的陪衬和裙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化并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隔离了人群，分化了人民，冲击并颠覆着社会价值观，撼动了文化领导权。

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的伦理，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新中国建国的宗旨和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从单轨回到双轨。清末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但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社会基层因此陷入“丛林世界”状态。一百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最终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的权力因资源的枯竭而弱化，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打通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可以把绝大部分问题解决在基层。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上情下达的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而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

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考虑到人口规模、地域范围、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层、高层更适宜推行间接民主，基层更适宜落实直接民主。因为基层更平等，也只有基层拥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换言之，人民群众希望参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层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满足，这种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无法供给的。

基层民主恰恰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民主，共产党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协调人和领导核心，通过孵化基层群众组织，并与基层骨干团结协作，在带领大家处理生产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娱乐休闲、治安联防、婚姻家庭、医疗养老等小事的过程中，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落实并改善民主民生这些大事，激发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

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资本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让老百姓安居乐业。[②]

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外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弱项，即叠床架屋的间接选举导致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批评值得认真对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压力下移、向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要言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必须接受双重压力：来自中层、高层的行政压力，来自基层人民的政治压力。这就需要有恰当的制度机制来引导他们服务于基层，通过他们把乡村组织起来，把社区组织起来，把工厂组织起来，把单位组织起来压力下移，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用人民群众的民意消解科层制的僵化。

群众路线不是送温暖下乡，而是送自治下乡，送直接民主下乡。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落实“枫桥经验”式的群众路线，全方位扩大基层群众直接管理基层事务的制度渠道，组织、协调、培育基层自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自觉性，坚持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体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制度和治理制度，与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干部队伍相结合，整合农民工代表、农民代表、草根组织代表、业主代表等等，才能把劳动人民整合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

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写在墙上，而应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直接体现为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群众路线是政党生命的源泉，执政党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孵化器、发动机。沿着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发掘群众路线内在的民主追求，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回归民本”与“再造人民”

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1.63亿的（城关镇以上的城市）农民工、0.5亿的下岗工人、1.64亿的“乡镇企业”职工、2.58亿的农业就业人员、以及0.3亿的乡村“个体户”（其中不少人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0.37亿的乡村“私营企业”职工，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67亿。[③] 这充分表明，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善治之道，仍然需要回到“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寻。

人民通过革命或者建国第一次被创造出来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临一盘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受到损伤，就需要第二次创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群众路线”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参与，依靠最基层的“积极分子”，如果只有个人，没有人民；只“以人为本”，而不“以民为本”；基层群众只是被全方位的“覆盖”，而不能全方位的“参与”，也就无法回归“民本政治”，无法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无法“再造人民”。

具体而言，把基层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民主。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如果基层人民不能有效参与、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不能在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事务上当家作主，那么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难免走样。

结  语

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同样，政党的生命力寓于群众路线，亲和群众、从基层做起、拥有严密基层组织、决策服务于群众，则政党强而王；反之，排斥群众，走精英路线、基层组织涣散、决策脱离群众，则政党弱而亡。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马克思说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毛泽东说依靠群众，都是主张眼光向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训练群众，识别并尽力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④]。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再造人民”，这样才有可能“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