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关心的宏大事业。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对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功绩，有目共睹。

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放松了“统”的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被弱化，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引导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加强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扶贫工作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把每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只有把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统”与“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尤其重视基层党政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关于统筹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工作。他说：“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习近平同志关心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惠及广大普通农民。他在黑龙江视察时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80年农村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民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多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数次阐述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任何生产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容纳于其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之适应，形成同步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

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相当部分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怎样稳定乡村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农村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是一个重要课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到分工经营的大生产方式。当前各地农村正按“三权分置”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很多地方鼓励种田大户或引进龙头企业，作为推进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体，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是把支部建在村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党支部在组织和依靠农民群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编辑  苏歌）

编者按：

    2016年9月，宝钢五位老领导谢企华、朱尔沛、张浩波、沈成孝、关壮民联名给时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写信，他们建议：把宝钢30多年来所走过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向社会呈现出来，以此作为宝钢对当前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的支持和贡献。徐乐江董事长对他们的建议高度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完成这项使命。宝钢人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宝钢的改革发展之路，载入宝钢人自己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

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1978年12月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开工典礼，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工程史上投资和引进规模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举世瞩目，举国关注。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都急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正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钢铁工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参加武钢一号高炉点火仪式时就指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国曾尝试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1958年发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未能成功。1960年，中国年产钢1866万吨，日本为2200万吨。到1973年，中国年产钢2522万吨，13年仅增加了35％；而日本达到1.199亿吨；中国仅为日本钢产量的21％。1978年，中国钢产量为3178万吨，人均产钢0.03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同期，美国人均产量为0.5吨，日本人均产量为1吨。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钢铁企业生产装备普遍老化落后，钢铁产品的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至少落后20年。

1977年，冶金工业部考察团从日本回来，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要走新路，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977年年末、197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经过两次专门讨论，做出了建设宝钢的决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当即要求对方“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改变当时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状况，中央决策，在上海宝山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在我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投资300亿元建设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引进之初，宝钢建设方案曾经引发大范围的争论。怎样看自力更生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系？有些人担心引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消化掌握，外国专家一旦回国，机器就开不起来；担心靠进口铁矿石会受到外国人的牵制。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冶金工业部长还受到了质询。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支持宝钢的引进工程，他们对宝钢建设的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亲临宝钢视察调研，在关键阶段果断决策，指明了方向，使得宝钢的引进与建设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黎明的“第一把火”

建设宝钢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5万余人组成设计、施工大军，奔赴宝钢建设基地。然而，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并不顺利，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续建的曲折过程。1983年，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度脱期三个月的困难时刻，被中央调到宝钢任职。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黎明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千斤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与嘱托。

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他在宝钢任职15年，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

黎明号召宝钢人“不忘300亿元建设投资，要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不辱使命，向世界展示展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他率领团队立下誓言，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建好宝钢、管好宝钢。

如果沿用传统的建设工程的办法，宝钢的工程拖期很难得到解决。此时，国外专家普遍不相信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没有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经验。宝钢这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大量的单项工程组成，这些单项工程分为三级:一级项目有30个；二级项目230个；三级项目1150个。外方专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按照国务院正式宣布的投产日期——1985年9月来推算，工程实际进度已脱期3个月，此时距离“85•9”只剩下两年时间。

刚一上任，黎明就马不停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他检查了1223个工程项目，列出了七大危险工程，并迅速找出了工程难点。“病情”掌握了，“病根”到底在哪里？众说不一。黎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工程管理模式落后。在宝钢这个特大项目建设的诸多因素中，系统而科学的工程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宝钢工程指挥部决定引入当时先进的“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并果断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首先，公开脱期信息。通过《宝钢战报》（《宝钢日报》前身）把脱期项目、脱期时间和责任单位公布出来，从而增强了建设者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其次，按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流程，制定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总进度表，黎明要求建设单位务必牢记：投产并不等于工程竣工。

1983年10月，宝钢一期工程脱期信息公布之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面纷纷打电话询问：脱期这么严重，能不能按时投产？是谁指示公开刊登的？竟然是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为何公开？而黎明认为，要把真实的困难告诉群众，只有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才能化险为夷。

到宝钢上任后，整整一个月，黎明没有公开讲过只言片语。他几乎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月下来，整个宝钢就像一张清晰的立体地图刻在他的脑海里。红红火火的施工现场背后是工程脱期这一危机。黎明要工作人员拿施工网络图来看看，而施工网络图竟然拿不出来。“这么大的综合工程，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

宝钢工程亟待科学有效的工程投资管理措施。“我们总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都是大会战，拼人力财力，留下许多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冷静地按网络图施工？”黎明发火了。公布工程脱期情况，是黎明来宝钢后的“第一把火”。他要让干部职工明白真实的工程进度，唤起大家的危机感。在黎明率领的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指挥下，宝钢建设者们齐心协力，不但抢回了拖后的3个月工期，还提前半个月实现投产，而且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在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全方位一次性投产成功。

宝钢创造了“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当时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属重大的管理创新。这一工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首先，现场施工管理把确保总进度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项目决策按合理、先进的原则确定工程建设的总进度，各项工作围绕总进度开展，设计、设备等都按总进度的要求确定交图交货进度。其次，对总进度必须进行过程跟踪和动态控制，使之始终处于有效受控状态，从而对各个环节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最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指挥部——项目组——施工队伍”三层级控制。改变单一的以完成投资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法，既考核投资完成情况，又重视考核工程的实际进度。核心是确保总进度“后墙不倒”。

在特大型工程建设中积累经验

质量是宝钢工程的生命。宝钢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全要素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宝钢一期建设工程中，投资全过程目标管理模式助力宝钢走出了一条“建设高水平—产出高效益—资本高积累”的投资管理之路，也为实现特大型工程建设过程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摸索出“四结合”的新鲜经验。“四结合”就是设计、施工、设备和生产四个方面相结合，是一种合作体制和管理方法。宝钢通过实践的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提出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和生产“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统一到工程建设上来，形成完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四个目标一致、广泛协同、取长补短、优势叠加、共同进步。这既是宝钢工程建设实践的一项创新，也是宝钢一贯制管理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国有企业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中，由于投资主体发生根本转变，“四结合”进一步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系统，并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四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市场为纽带，以合同为基础，建立了规范的合作关系，进而以建设精品工程为载体，以实现双赢、多赢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四结合”的协作模式还加强和改善了国内设备制造单位与施工、生产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的同步发展。

以往钢铁企业扩建，通常是单独建新厂，老厂、新厂管理班子互相独立。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岗位定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产进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生产准备。黎明充分总结老钢铁企业扩建工程“一厂变两厂”的教训，决定在宝钢三期工程推出“老厂管新厂”的管理模式。就是新建一个与既有工厂同类（或类似）的工厂，依托既有老厂的人员、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另起炉灶建一个新的运营管理班子，由一期、二期老厂管理新厂，这在当时的钢铁业内是一个创举。黎明认为，老厂管理新厂，使老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能够使宝钢三期工程尽快做好生产淮备，尽快掌握新技术，尽快培训新员工，最大限度地精减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把老厂的经验教训带到新厂。得益于“老厂管新厂”的管理创新，以及生产人员的提前准备和“新老混搭”，宝钢三期工程生产准备更加充分，有条不紊。

宝钢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思想精髓是，推行工程项目总投资全过程的目标管理，以控制项目总投资为目标，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实施全方位投资控制。宝钢三期工程建设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为623.4亿元，除国家进口税返还外，其余资金全部由宝钢自行筹措。黎明领导团队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了投资控制目标，实际投资额比总概算节约了4%以上。这标志着宝钢已经形成了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能力。

引进、消化、创新三部曲

    自主集成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

国内很多引进项目往往免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现象。国家投入巨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是希望宝钢能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建成千万吨级钢厂的15年间，宝钢始终立足高起点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

1985年，黎明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宗旨，他提出，要真正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引进世界一流的，代表当今技术发展潮流、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引进二流技术或过时技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得到一些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不能提高技术能力，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宝钢不能重复引进。高起点引进正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高速赶超世界先进企业，最终达到世界一流。这是宝钢后发制胜的战略抉择。

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是当时国外钢铁企业一流水平。其冷热轧加工、钢铁冶炼、炼焦化工等全部技术建立在当时的电子、液压、传感、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包含着数百项专利使用权和技术秘密。

宝钢坚持自主集成创新、努力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套引进。“在建设初期，我们对当代冶金装备、工艺尚知之不多，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力量以及社会上的协作力量。因此，我们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引进。”黎明道出了此阶段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宝钢工程的雄心不止于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还肩负着协同促进中国冶金设计、装备制造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

第二阶段是成功地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部分国产化。二期工程，冷轧是中外合作制造的，热轧、连铸依托中外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高炉、烧结、焦炉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设备国产化率一期工程为12%，二期工程达到61%，尤其是机电设备的自主安装和调试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工程设备安装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连铸机的安装精度甚至超过了外方标淮。

第三阶段是逐步形成自主集成创新机制阶段。在三期工程建设中，工程设备以国内设计和制造为主，对国外技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引进，将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80%以上，达到了“以我为主、兼容全球先进技术”的工程建设模式。

在第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努力追求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吸引他们拿出最好的技术装备，以经济合理的价格参与竞争。三期工程建设，宝钢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243项，其中属世界领先水平的就有158项。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不仅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为宝钢实现“高效益”提供了前提，为宝钢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外先进技术，宝钢不但敢于引进，而且善于引进，在确保技术先进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引进过程中吸取老企业的教训，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技术软件（专利和技术秘密），让外商承担总承包责任，投产初期进行严格的设备功能和工艺参数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对方必须赔偿。仅一期工程，宝钢就向供应商累计索赔人民币16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设恰逢国际技术市场不景气时期，于是宝钢在对外采购谈判时，要求对方无偿转让制造技术和专利技术，获得了一批最新技术成果。

宝钢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1978年至1991年，宝钢的一期工程引进专利155件、技术秘密416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钢管等方面的技术；二期工程引进专利108件、技术秘密748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化工等方面的技术，为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对于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宝钢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期工程成套引进后，在投产前，宝钢建立了消化引进技术的责任制，实行从对外谈判、消化资料、出国培训、安装调试到投产验收都有专人负责的“一贯制”。为消化引进技术，共组织了81个科研攻关项目；各生产厂、部、处根据本单位关键课题确定了620个科研攻关项目。结合宝钢实际，制定各种技术指导资料和规程，真正吃透和掌握先进技术，保证了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达产和达效，并为后续工程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黎明一直强调，引进的东西要吃透，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创新。

1988年２月，宝钢开始着手科研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科研经济效益提成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科研承包办法，从多方面鼓励科技开发。1988年10月，随着钢铁研究所的成立，宝钢对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消化吸收和开发的进程逐步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备件国产化达到47071项，国产化备件使用金额占全部备件消耗金额的56％，标准件中的轴承国产化率达到62％。

20世纪90年代初，宝钢进入改进提高、跟踪移植阶段。黎明强调，宝钢要跟踪国外新技术，特别是萌芽技术、刚开始研发的技术，不仅理论研究要跟上去，而且在实践中要移植过来。

为跟踪国际钢铁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宝钢设立了信息研究所。随后在原来钢铁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了自动化研究所、设备研究所、信息研究所和前沿研究所等，成立了宝钢研究院（宝钢技术中心），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加大投入，向建设宝钢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宝钢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团队的建设；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宝钢产销研和产学研的结合，基本形成了以宝钢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装备的能力。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后，宝钢在跟踪发展、移植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宝钢一期工程88%的设备是引进的，二期工程在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对一期工程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创新。通过合作设计或合作制造，使冷轧、热轧、连铸三大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44％；通过以我为主的设计和制造，使高炉、烧结和焦炉三大项目的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一批最新技术得到应用。在二期工程的二号高炉上移植了新日铁20世纪80年代才采用的无料钟炉顶技术，将三座300吨顶吹转炉改造为顶底复吹转炉，使宝钢跟上了世界钢铁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为宝钢的技术创新奠定了雄厚而扎实的基础。到1994年，宝钢共开发创新先进技术165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237项。

黎明说，宝钢科研分三个阶段：一是消化、引进；二是跟踪；三是超前，就是别人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不管是装备还是工艺，宝钢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1992年，宝钢成立科技推进委员会、《宝钢中长期（至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组织了国内17家科研单位，成立专家组，进行规划的编制。1995年，宝钢组织制定了《宝钢1996-2010年科技发展战略》。1996年，宝钢召开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参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宝钢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发展规划，宝钢加大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开发，开展了包括钢铁短流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高炉喷煤工艺及技术开发、转炉复合吹炼、真空循环脱气精炼处理工艺及装备研发、钢管水淬工艺技术研发、渣处理工艺技术及装备开发等重要科研项目。一些重要产品如X系列管线钢、油井管、汽车板、热轧集装箱板和桥梁用钢等产品开发成功。宝钢的技术创新由过去的局部创新（点）开始，向更广的范围，向二次创新和集成扩展。

黎明强调，“开发新产品就是开发市场”，“制造新产品就是制造市场”；“现代企业的兴衰关键在于技术，要想保持第一流，必须有新的设备，新的工艺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宝钢提出“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先后试制了超深冲IF钢、高合金芯棒钢、耐大气腐蚀钢、高强度焊接结构钢、电子工业用特殊钢板、X系列管线钢等新钢种；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钢、压力容器钢、造币钢等一系列产品可替代进口。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上半年即达到66.9%。为宝钢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

硅钢被公认为是“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尤其是作为电力行业战略性基础材料的取向硅钢，更是被誉为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1997年，宝钢建设硅钢实验室，2008年5月生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12月2000卷取向硅钢顺利下线。历经10年艰辛，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目前，宝钢已实现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牌号的全覆盖，并出口至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2009年，宝钢成功研制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成为继法国、日本、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该项材料的企业。世界各国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属于核一级部件，代表着世界特殊钢发展的顶尖水平。实现该产品的国产化，不仅有利于我国摆脱长期以来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保障我国核设备长期有效运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商用大飞机“一类关键件”起落架的300M钢，是我国大飞机国产化材料中研制难度最大的一种钢铁材料。由宝钢自主研制的300M钢已获得合格供应商资质认证。宝钢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宝钢持续开展工艺创新。黎明经常说：“技改工作是宝钢进步的象征，不抓紧改造，明天的宝钢就是今天国内的老企业！”宝钢每年都要投入15-20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落后技术和设备及时改造和淘汰。一期工程是从日本引进的，为70年代水平，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当时的先进水平也必须不断改造。一期工程投产后，宝钢实施完成了300多项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大多数属于设备、工艺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确立了宝钢“高效益”优势的可持续性。

宝钢一、二期工程投资建成了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黎明则认为，世界级钢铁企业的合理规模应该在1000万吨以上，国家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等高级钢材，为了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宝钢应该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以我为主建设三期工程，工程设备以国内为主进行设计、制造。199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钢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三期工程至2000年6月全部建成投产。工程总体规划和设计全部由国内承担，国产化率超过80%（一期、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和61%），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宝钢致力于企业科研机构建设。1989年，宝钢已有包括厂、部及设计院、钢研所在内的1200人左右从事科研工作。宝钢对国内沿袭数十年的生产和技术两套体系分立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把科技工作纳入生产指挥系统，在多层次的科技管理体系中实行一元化领导。1997年7月，宝钢被上海市经贸委确定为全市首批9家技术创新试点单位之一，8月，又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首批6家“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宝钢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组建多个工程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联合开展高水平和超前性技术研究，还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走出去，引进来，与澳大利亚四所大学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启动宝钢—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建设。所有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宝钢技术创新的步伐，使宝钢总体技术装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一流。

宝钢实现了自主集成创新，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不仅带动了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和装备制造的同步快速发展。宝钢三期工程对国产设备的需求带动了国内各大重型机械制造厂和成千上万家中小型工厂，也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立足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人追求的也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比，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宝钢必须生产国家急需的、国内其他企业难以生产的、能与世界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建筑钢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20世纪80-90年代，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钢材品种中，50%以上国内企业不能质量和数量上满足需要。

攻克国家急需的产品，替代进口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任务下达后，造币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造币钢，只有从国外进口。1991年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有了自己的冷轧厂，立即组织攻关造币钢。从炼钢到轧钢，经过一系列试验，国产造币钢研制成功。1992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用宝钢生产的造币钢发行了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钢材生产硬币。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油气管线运输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手段。由于运输安全要求极高，对管线钢制造要求非常苛刻。当时，国际高等级管线钢市场由日本、韩国等国的极少数钢铁企业把持，国内生产的管线钢只能用于低压输送。1990年，宝钢开始自主研发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1995年，宝钢生产的高等级管线钢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替代进口。2007年，宝钢成为世界第四家成功试制X120高等级管线钢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等输油气管线工程，并在印度、苏丹、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重大工程中中标。

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开发出新产品171个牌号，转产112个牌号。其中IF钢（无间隙原子钢）、芯棒钢、彩电用钢等35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压力容器钢、S级钻杆等50个新产品实现了以新产品开发顶替进口，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这些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相关上游、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宝钢从起步就定位于生产世界一流的精品钢材。然而，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差异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重点增加“双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生产出了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上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冷轧“双高”产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不仅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市场考验。当国内钢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有些钢铁企业由于中低档产品过多，产品滞销，处境艰难，而宝钢凭借开发的“双高”产品，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出品种结构的优势。

    从05级冷轧板起步

所谓05板，是德国国家标准《冷轧低碳钢板和钢带》的质量等级代号。05级冷轧板，是生产轿车用钢板的最高级别，其对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的车门、车顶盖等8块外壳。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日本新日铁、德国蒂森、韩国浦项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能生产。国产、高档轿车用钢板大多依靠进口，轿车面板更是100%依靠进口。宝钢决策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汽车工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黎明开始斩钉截铁地推进05板的生产，要求宝钢人抢占先机。

轧制05板，需要炼铁、炼钢、钢坯浇铸、热轧、冷轧环环相扣，既考验一个钢铁企业各个单元的工艺装备水平，又考验各个工序的综合管理能力。宝钢虚心向样板厂德国蒂森钢厂技术专家请教，制定了酸洗、五机架主轧机、罩式退火炉、平整、剪切五大工序的工艺质量责任制。1990年，宝钢向上海大众供应了1500吨05板，虽然只占冷轧厂全年生产计划的1.9%，但是由此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只能提供卡车或轿车内部用材的历史。

上海大众首先成为宝钢05板的主要用户，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也相继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紧接着，宝钢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汽车轮辋轮辐钢、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相钢等汽车用钢，填补了轿车国产化的多项空白。此后，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的研发、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年12月，宝钢汽车板获得英国BSI（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QS9000认证，达到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的供货标准，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跨越。随后，国内所有中外合资汽车厂，包括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2004年，宝钢自主研发汽车板高强钢。2013年，宝钢第三代高强钢全球订货。现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两辆国产轿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冷轧板。

 宝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战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2005年，在宝钢投产20周年的时候，宝钢汽车板已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并具备了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的能力。高强度石油钻杆、油井管被国内各大油田普遍采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50%和25%％以上，并出口到中东、欧美等市场。家电用钢、塑模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高等级管线钢广泛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中宝钢以66%的供货量成为最大的管材供应商；在苏丹管线、土耳其管线等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工程的国际招标中也屡屡中标。宝钢造船板通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中国7家国际船级社的质量论证。宝钢钢制易拉罐成为市场宠儿，占据国内易拉罐市场20%的份额，是国内唯一生产两片罐包装用材的钢铁企业。宝钢钢帘线盘条得到世界最大钢丝制品生产商贝卡尔特的认可，成为其战略供应商。宝钢高等级建筑用钢用于我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技术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获得斜拉索用钢全部供货合同。

制定宝钢的最高标准

黎明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一定能保证用户使用的满意。到底什么是“宝钢标准”?在宝钢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宝钢人得出了一致结论：“用户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

 关于“宝钢标准”，黎明还强调：“要彻底消除‘出口转内销’的观念，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他说，在不少企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产品分外销标准和内销标准。在宝钢不要再提什么“出口标准”，产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用户需要。这是衡量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他的都没用。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宝钢了“信誉高于一切”的准则，按合同组织生产、交货，坚定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好钢，找宝钢”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在用户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黎明就说：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能比国外产品的效益高，那么宝钢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当各行各业都在做“入关”准备时，宝钢要做的准备也很多，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财会制度等。无论做何种准备，目的就是一个：贸易与国际接轨。一旦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外竞争激烈的市场，宝钢怎么办？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的钢材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应该设法将我们的钢材打入国际市场。

在“入关”前，国内市场钢材紧俏，宝钢却千方百计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去销售，让各国用户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人想不通，认为是自讨苦吃，黎明则认为，走入国际市场，多经受一些严格的批判和检验很有必要。为了缩短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当时钢材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宝钢自1990年起，坚持每年拿出10%左右的产品（其中30%以上是“双高”产品），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外最挑剔的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这已成为宝钢的经营惯例。宝钢决策层认为，决不能满足于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业绩，必须把宝钢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才能快速成长。

随着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宝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提升。1994年，宝钢出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1993-1998年，宝钢累计出口钢材696.54万吨，用户遍及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销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0%以上，创汇数十亿美元。

宝钢的海外经营是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出发的。从1993年开始，宝钢就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贸易及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到20世纪末，已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美洲设立18家海外公司或办事处，用户遍及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构筑了稳定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进入21世纪，宝钢实施“从中国到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建立靠近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进一步完善钢材海外营销服务的市场布局。为确保进口优质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和成本优势，2001年、2002年，宝钢分别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巴西淡水河谷两家著名铁矿公司合资办矿。宝钢还加大多元产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多元产业的国际化能力。

历史需要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宝钢”和“黎明”这两个名字紧紧相连。认识黎明，这个宝钢创业和建设的领军者，就能从更深层次认识宝钢，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宝钢，他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98年以72岁高龄从宝钢集团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黎明担任宝钢“一把手”期间，宝钢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的一波三折；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和续建”；在建设、生产并行阶段，宝钢又经历了产品价格从国家统一定价到“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定价，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很快融入全球市场竞争，在世界同行中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分子，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黎明及其领导的团队，带领宝钢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闯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他们用宝钢模式和“宝钢之路”印证了伟人邓小平视察宝钢时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之路”为中国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道路自信的实证案例，宝钢的成功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历史证明。宝钢的发展使那些动辄将国企冠以“低效”“垄断”帽子的论调不攻自破。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创业历程和成功实践，特别是宝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一路摔打成长的故事和经验，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也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宝钢的发展路径，展现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宝钢如何从零起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袖，展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自信。

（编辑  高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不深入理解中国制度形成与变革的路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选择。要开启中国的未来，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对中国传统文明中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革命的光辉遗产，我们必须一代一代地继承，弘扬下去。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我们走过的光荣而艰辛的道路，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为了不辜负这个时代，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不久，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共同为北京8所高校的同学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市级思想政治公开课。

课程设置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就是：探索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课程讲义很快辑录成册，《人民公开课》一书正式出版。以下摘编了该书出版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的发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首先，我代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祝贺北京市教工委，你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忠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精心组织了“名家领读经典北京市公开课”，为全国提供了好经验。

《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作者，多数是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基金会对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积极支持。他们以深邃的学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他们教书育人，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思想和知识的正能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坚。祝贺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好书。

中信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这种央企兴办的社会智库，在我国国内尚属唯一的一家。我们把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信基金会按照其宗旨，一直在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研究，组织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编辑出版与中国道路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把中国道路丛书作为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目前已出版20本。《人民公开课》的核心内容是13位名师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使命，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许多多年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解决了许多多年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年代。

首先，习近平同志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推进，都体现出支配世界500年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以及反对贸易垄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论述，西方国家不得不平心静气接受这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天是由中国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来的。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非常务实，高度重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歌》里说“要为真理而斗争”，习近平同志能够把理想付诸坚定的行动，这从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和我们的军改等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思想理论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建立一个团结合作的人类共同体，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不仅是要畅想，更是要实干。我们既要全面深化改革，又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说，这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摆脱贫困》一书是他在福建工作时的一本著作。扶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任务。摆脱贫困的基本方法，就是要走分工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的道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走共享共富的道路。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我们现在还要迅速地去消灭相对贫困。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许多像贵州唐约这样的村庄将会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中国基层农村正在继续探索一条新型合作化道路，这是一个方向。

我个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习近平同志说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今天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愿意公开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的主张，我们的道路。我想这也是《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意义，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续写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朱善璐（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今天这个会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从会议的宗旨和主题来看，它是能够放射出光芒的一个会。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进一步地放射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我也相信这个光辉一直在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心中。

我也是知青那一代，是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成长起来的。我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回想自己人生历程，一直是在追求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国家民族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阶段。到2020年还有3年，小康社会将全面实现。小康最早是什么人提出来的？《礼记》或《诗经》写到小康和大同。写书前一定先有概念，从西周再往前追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有文明历史以来就存在的小康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讲了三个历史阶段：五千年是中华民族史，五百年社会主义史，三十年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对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和这五千年文明的关系，总书记做了纲领性的阐述，现在做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发展，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说是中华民族从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波澜壮阔、深刻广泛的革命、变革、发展，这样空前的人民民主，这样空前的一个创新和推进。我们今天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建设，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如果逼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得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

曾经有人讲过，不论如何伟大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的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伟大。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人回头看，说那个时代有一位习近平，有个中国共产党。到那个时候看这段历史，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但我们在座的人，应该现在就看得很清楚。比如这个时代的英雄和时代的引领者就具有穿越时空的思维和洞察力。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封建专制向民主的彻底的转变。孙中山没能彻底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咱们接着做成了，把全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史无前例的。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有的几个伟大时代，我们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应该自豪。

2014年，习近平到北大讲话，他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讲了自己下乡当知青的情况。他讲到当时为了借一本书，跑了30里地。这让我们感触很深。我认为《人民公开课》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从中能看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趋势。一滴水能反映出整个的光辉。虽然它表现出来的，是学者教授们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这个真理讲出来。这个真理我们党一直在讲，从毛主席开始就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接续，这个工作正在做，让真理的光辉继续放射出来，而且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浙江出版集团和中信的支持下，出版了这本书，让这些学者的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可喜可贺。它虽然只是书海中的一本书，但它能折射出光芒，所以值得认真地读。这个期间，这个公开课得到了北京市委各级领导的重视，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讲到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要勇敢地探索新的实践，要实现新的理论突破。这是两大任务。党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再次把理论突破的重要历史任务提出来。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说，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完成了近代以来那么多政治力量都办不成的事，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其它政党则没有做到。北大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李大钊是信仰、践行、传播的第一人，包括北大的部分师生最早参与了共产党的发起。北大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和国家命运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大学。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可以和自己本民族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全世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学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四家，其中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河上肇；第二个是李大钊。当时这是列为大学课程的。总书记到北大时，去北大图书馆看了李大钊那个唯物史观课的一张考试卷子，李大钊给判了95分。他看了19个人发起马克思研究会那个启事，那张纸都黄了。总书记看了非常感慨，他说，看来源头在这里。他在北大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到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还要到北大来看一看。今天共产党已经执政这么长时间了，北大的传统不能丢。北大有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北大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民族富强而奋斗。这两个精神加在一起，构成了北大精神。

总书记提出了理论创新这个时代性的要求，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新起点和新阶段这个重大历史判断。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应该为理论创新做出自己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在续写21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在金砖五国会议上我们所表达的理念，就是要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都应该得到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无产者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怀，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依据这些纲领性的思想，做出学理性的研究。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做好理论创新，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也为这个时代、为咱们党从事这个事业贡献出力量。 

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

寇红江（北京市委教工委宣教处处长寇红江）：北京高校历来具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良好传统与工作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为了提高理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增强“三进”工作的效率，我们创办了“名家领读经典”课程，委托首都地区在青年学生中声望高、影响大的名师大家，作为这门课的授课人。这么多名师大家为首都大学生共上一门思想政治课，是很了不起的。

一年来，已经有43位名师大家走上讲台，以宽广的视角眼光、深邃的历史视野、明确的问题导向，为20所高效的1300余名青年学生讲述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通过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和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坚定四个自信。

这件事能够这么顺利地推进，并取得这么好的成效，和市委教工委的历任领导和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韩毓海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是总协调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令人非常感动。北大有更多的老师，不仅具有一个教师应有的良心和职业道德，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是坚定的。我们这个课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是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各位老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坚持人民立场，从传统治理经验、革命建设实践、理论热点问题、学术研究前沿等不同的视角，共同解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基础、现实逻辑和全球价值。让学生明白这个大道理，是我们开设这门课的核心目标。

二是学生有舞台，共抒建功立业大梦想。这门课留了一个作业，叫“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信”，要求学生在聆听名家授课和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经典书目的基础上，以书信体的方式汇报学习读书的思想和认识。学生的作业中字字句句洋溢着信仰，集中表达了青年学子奋发有为，报效国家，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决心。

三是高校筑平台，形成思政工作大格局。这门课由北京市委教工委牵头建设，由20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厚实的高校一起参与，20所高校均成立了由校领导牵头的课程建设工作组，将课程列入公共选修课或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采取划分片区，轮流承办的工作机制，由各高校选派思政课的骨干教师和优秀辅导员担任班主任，组织带领学生在不同高校上好这门课。

这门课开设一年来，受到各方关注和诸多好评，主流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选课的学生和随堂听课的老师们的反响非常强烈。例如瞭望智库微信号登载了这些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文章，篇篇都是10万+。我们现在在很多课堂上，大学生抬头率不高，但是在这门课上，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听课，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策划水平和过硬的编辑质量，将各位名师大家在课程里讲述的真知灼见汇聚出版，形成了这本《人民公开课》。我们大家共同的付出得到了肯定。这个事情再次地充分说明，高水平的理论教育，一心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专家学者，永远会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也永远会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 

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重要政治任务

朱勇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北京市委教工委组织在京部分著名社科专家学者，为北京市各所高校的学生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市级公开课，全新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引导大学生正确了解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中国道路选择，探索中国长治久安之道。“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一时盛况空前，得到巨大的反响和好评。作为“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的成果结晶，《人民公开课》的出版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不仅是高校思政课改革的一个创新，也为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读本。

我们有机会、有荣光参与这一伟大盛事。《人民公开课》的编辑出版，是浙江出版人继续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行动。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在座各位领导、专家、媒体记者的宣传推介，《人民公开课》会成为2017年最有份量、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主题图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因此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好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非凡成就，是当前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首要政治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党内腐败问题在蔓延。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可是社会矛盾在积累。群众变得一盘散沙，人和人之间几乎没人可相信了。如果人心涣散，国家和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所有的成就都伴随着成本的付出。走到一定程度后，成本就会超过成就，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得改革，就有否定之否定。当然历史不可能倒退，而是在新的高度上借鉴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传给年轻一代，发扬优良传统，用来解决新问题。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实践作基础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践则是盲目的。理论只有在实际中检验和推进，同时不能回避必要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30年，我们党确实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一套理论，到今天确实有必要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创新的任务，这对于我们学界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考验是重新收拾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理论创新。在今天，贬低国家和集体、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思潮，以及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在农村中私有产权固定化的倾向，最近30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自由主义话语和法律系统，目前还不在我们的理论反思的视野之内。但理论探讨是不应该有禁区的。 

共产党人把全体人民凝聚为命运共同体

卢周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年轻的一代甄别和坚守一些正确的这些价值观念。

社会上不少人对政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宏大的观念都不感兴趣了，只信自己。但是，民族国家这个观念确实是鲜血换来的。201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年，我曾经组织拍摄过一个短片《甲午祭》，这个过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晚清政府腐败、体制落后等等，总结最深刻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

这里介绍两个历史细节。第一个，1894年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后在全城大屠杀，最后留下处理尸体的是一帮中国人。而日军军需供给的骡马队所需人力，是占领九连城后招聘的当地中国人。当地居民把这当成大好事，有人为了当上民夫，甚至去贿赂招工的买办。他们完全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第二个，当时冯玉祥是驻保定府武英殿军营里的一名士兵，他那个部队当时开拔去天津大沽口参战。当时他写了一段日记，说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多，看到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边哭着送行，从早晨到正午，啼哭哀嚎，声震云霄。不知就里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是上前线保卫国家。他感慨道：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的所谓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他们心中淡漠到如此地步。那个时候，兵不是兵，民不是民，兵没有为国捐躯的责任感，民竟然自愿为敌国军队充劳役。甲午一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时才知道，没有国家，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甲午55年之后，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今天的一些网络媒体拼命诋毁抗美援朝，我希望他们读一下基辛格《论中国》的书。书中说：中国在东亚和世界的声望，实际上是那一仗打出来的；那一仗为中国奠定了民族复兴的一个心理基点。在我看来，抗美援朝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怎么把国家、政党和人民拧成了一股绳，真正成为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完成了社会的改造，把国家民族的观念完全树立起来了。但是现在，这些观念正在被一些奇谈怪论悄悄瓦解，这种论调在年轻人中间影响非常广。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年轻人来甄别和梳理，并且坚守一些最基本的正确观念，这非常重要。

人民公开课讲得好，一是讲课的这些老师的立场和态度是很正确的。最近有人讨论传播和宣传的区别，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之所以能渗透人心，是因为美国人对传播学的技巧运用的好。所谓传播学，首先要了解受众需要什么，要把听众、观众和读者很当回事，而不是宣传部长端着架子讲。

问题不在于名词概念的区别。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民族、国家、政党的观念是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历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所造就的。但说到传播学是要把人当回事，这里头包含了一个道理，就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始终要把我们的受众当回事。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尽管这些学者都有名气，但是他们真是把学生当回事。学者在讲台上很亲和，讲的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不厌其烦。这是《人民公开课》受欢迎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有厚重知识的支撑。一个是厚重的历史资源，金一南教授不仅课讲得好，他写的《苦难辉煌》可以说是中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同样是讲党史，同样是介绍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论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经验、中国制度是怎么来的。但是他用很多深厚的历史的细节来支撑它。第二，具备现代学识素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市场，但要不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功底，你就反驳不了。 

为年青人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人民公开课》所有的课我都听了。咱们的学生写了600多份作业，我读这些作业非常感动，对这个教学产生的效果也感到震撼。

有一个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作业中说，通过老师们的讲课，我知道了什么是国家。我们过去认为，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跟它没有联系。她家在汶川，地震时家里四口人死了，只有她和奶奶被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来。她是羌族的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交大，还在伦敦的一个科技比赛上获了奖。她说如果没有国家，自己不会有今天。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生，来自陕北梁家河村，习近平插队的村子，她详细写了总书记当年怎么建设沼气设施的情况。她说，总书记跳在冰河里，干在前头，最后腰都受了伤。当地老百姓说，你看是让人家来接受再教育的，其实是教育了咱们。

这个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把学生们的注意力从手机上夺过来，让他们来听一听关于我们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课堂上讲什么是最关键的。人民大学的大教室能容纳近千人，潘维老师和金一南老师是在那讲的。金一南老师讲课时吴副书记也在那里听，他说自己流了好几次泪，学生们更不用说了。金老师讲到杨靖宇将军，说杨靖宇基本上是被周边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部下和警卫员把他出卖了。最后他在山上碰到一个老百姓，他请这个农民到屯里给他买点吃的。那个农民说，你投降吧，现在日本人不杀投降的了。杨靖宇说：老乡，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金老师说，你要是讲理性，理性的原则是趋利避害，那就根本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甚至都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甚至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需要精神的力量。什么是精神力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再一个例子，潘维老师在讲课中说，我当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台湾名嘴陈文茜，陈文茜过生日请我们去，她门口有一辆车。陈文茜告诉他，这是她爸送她的生日礼物。潘老师当时说，我爸怎么不送我个生日礼物呢。而今天在伯克利旁边造的新桥，就是中国人过来造的。当时他在美国买了一个电吹风是中国制造的，很快就用坏了，从没有把头发吹干过。3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现在的中信在世界500强中排172位。他说我刚来北大时月薪只有2000元，每周要上十几节课。从毛泽东开始，新中国是这四代人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光荣。他接下来说，同学们，未来我们还要再翻两番，责任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所遭受的挫折和压力不会比我们少一分，你们所获得的荣光不会比我们少一毫。他是脱稿讲的，全场掌声雷动。

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思政课，应该向青年学生们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如果说同学们不满意，问题主要还在于老师。全世界都有思政课，但是过去我们不很重视什么人在讲。问题不单是培养什么人，而且是什么人在培养。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国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孔丹在总结发言中说：张文木教授谈到教育要革命，我是高度认同的。确实，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出于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长远考虑，做出了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当然他的教育革命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以后，出现了很多超乎他意向的情况。但是他的初衷、他的战略思维是正确的，应该说经过历史的反复之后获得了成功。这在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中国梦，应该是扎根于、发轫于陕北的乡土，没有他那段经历，就扎不下根。世界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也来自对知识的渴求和系统的读书经历。

张文木教授讲到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的教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教育，是涉及到国家命运的教育。当然，这种方式使我们这些人中断了知识学习的连续性。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在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站在一个历史新起点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非同一般，这是关系国运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因为自身腐败而垮掉，中国必定遭遇最悲惨的命运。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让全世界羡慕，但是从上到下的腐败也触目惊心。毛主席当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怕共产党变质。如果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要亡党亡国。

应该说，赖有毛主席的战略思维，赖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新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中央和这样一个核心，我们重新开始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认为这是一个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对教育要革命这件事我高度认同。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头做的一件事是《中信大讲堂》，这和《人民公开课》是相通的。当然，我们党的宣传部门所做的工作，包括思政课的工作，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需要更紧密地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学生们的特点。和学生们沟通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年轻学生有他们的人生追求。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课时说，你们不要跟我们比，我们和你们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有一条，你不能只想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应该为社会进步做出你的奉献。将来你要进入社会，要做工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人生追求。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这一代人言传身教的责任。要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做出我们的努力。包括这次的《人民公开课》，应该可以跟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正常课程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基于我们国家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充满自信。但是必须认真对待现存的很多问题，比如分配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国际战略实施的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教育不仅仅看作获取知识、获取敲门砖的途径，而是让这一代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我们将来的事业才有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要让他们把使命真正承担起来。我觉得这种政治自觉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们有责任把它延续下去，扩展下去。

（编辑  苏歌）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十一期《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在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主讲嘉宾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先生出席并致词。他表示，推动中国学派发展是中信基金会的重要使命。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只是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世界，包括中国。他还引述了王湘穗教授、王绍光教授、潘维教授、汪晖教授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和表达，他说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的雄心壮志。他表示，现在提出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近现代以来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国学派的创始人，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派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他期待我们的学者们要把中国学派的声音表达出来。

军人学者思维，透视未来世界格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湘穗教授说，要想探究未来发展，则首先需要了解过往，具备历史辩证思维。随后，他从世界历史轨迹着手，揭示漫长的全球化历史，并对1500年起呈现四大资本主义周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重点说明。从天下三分，区域体系将主导新全球化——中国力量崛起谈起，到三居其一，建设泛亚共同体——探索中国模式。最后，居其一而不易，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并表示，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再造工程，持中守本，三居其一，既是战略目标，也是实现中华复兴的策略与基本途径。

本次点评嘉宾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

在嘉宾点评及现场互动分享之后，王湘穗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说，思想引领认识，进而引导行动。关于中国发展现状、世界发展趋势，需要我们具备卓越慧眼、清醒头脑，拨开现象迷雾，解决问题本质。

会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资本金融学院院长刘纪鹏主持。中信集团副总经理蒲坚，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长王海运，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经济导刊》杂志社社长季红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9月21日，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举办“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座谈会，基金会博士学术促进会成员吐尔孙·艾拜讲述着他回新疆参加“访惠聚”工作、在巴克墩村驻村的情况。

吐尔孙·艾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新疆团校干部，现为和田驻村干部。除了本刊刊登他个人经历的故事《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外，他的一些研究思考，都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他的经历很特别：2003年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年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年，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年，来到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象牙塔里，对社会的现实情况不理解、不了解。到南疆以后才感觉到，我们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吐尔孙说，“我们必须要到基层去，看老百姓的情况，看老百姓是怎么想的，了解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走到现在不容易。”

正是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吐尔孙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心声说出来，于是有了那几篇引发各界关注的文章。

2015年，吐尔孙博士受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成为中信基金会博士/硕士学术促进会的成员，并承担了重要的课题研究。

在座谈会上，来自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生导师、青年学者和在读博士生共同就吐尔孙的事例展开热烈讨论。

他在清华的博士生导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彬这样评价他：“吐尔孙无愧我们对博士的要求，顶天立地——顶理论之天，立实践之地。”

“回到家乡，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怎样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成为中流砥柱、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说，“我从心里佩服他，敢于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间出来讲话。”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韩毓海说，“我从吐尔孙·艾拜同志的说话当中感到，他像我们早期的共产党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基层唤起那么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我们改善了基层人民的生活，更是因为我们认真倾听他们的苦难，触及灵魂。吐尔孙到基层工作，倾听村民的心声，所以才能写出朴实又实际的文字。

在听完吐尔孙的介绍后，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铁铮呼吁，我们要更加重视博士生的培养。“博士生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比如思想上更为成熟，素质比较高，专业的造诣相对较深。而博士生的成长也是需要培养的，如果全社会都能够像中信基金会这样来重视我们博士生的成长的话，我想我们博士生一定会成长得更快、更好、更能够适合我们中国发展的需要。”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以“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为宗旨。自成立至今，已连续三年为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提供奖学金，以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认真研究中国的真问题。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此次座谈会上表示，“我们注重培养年轻人、集聚年轻人，愿意做他们的‘铺路石’ 。基金会也将更好地发挥平台、窗口、渠道的作用，支持他们的研究。”

世界未来委员会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日前公布2017年“未来政策奖”（Future Policy Award），以表彰世界上最佳的防治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政策，中国因多年来的实际行动扭转了荒漠化趋势而荣获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

“未来政策奖”被誉为“政策界的奥斯卡奖”，是全球唯一一个以政策而不是人为奖励对象的国际奖项。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会表示，中国获得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一个易受荒漠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睿智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截至8月27日，国产电影《战狼2》凭借8.151亿美元（约54.18亿人民币）的票房杀进“全球票房年度排行榜”前五，同时，《战狼2》也成为华语首部票房破8亿美元的影片。

《战狼2》的热映，契合了观众对“伟大中国”的向往。影片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勇敢、善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展现了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在制作方面，《战狼2》发扬了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画面逼真、流畅，水平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重明星、重收益”的创新之路。《战狼2》的成功充分证明，主旋律电影的市场非常广阔，潜力巨大。《战狼2》为以后的主旋律电影拍摄提供了有益经验。

国家网信办近日公布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不得向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审核、公共信息实时巡查、应急处置及个人信息保护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得利用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用户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并对版块发起者和管理者严格实施真实身份信息备案、定期核验等。两个《规定》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世界经济论坛8月22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已成全球移动支付领导者——与支付宝4.5亿的用户相比，Apple Pay全球1200万的用户总量相形见绌。转变支付方式的成本是关键因素，中国消费者信用卡持有率较低，这让移动支付能够直接占据主流，而西方消费者对于从刷卡到扫码的支付转变热情不足。

报告强调，云计算、面向客户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客户分析是未来金融机构差异化竞争的三大关键能力。在这三大领域，相对于传统金融服务机构，科技巨头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新型金融生态系统中，大型科技公司将逐步取代一些金融机构，而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大型科技企业的依赖将不断增强。

8月20日，备受关注的中国联通正式发布混改方案，除通过老股转让和股权激励募集资金外，拟通过向战略股东非公开发行不超过约90.37亿股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约617.25亿元，用于优化4G网络、建设5G网络以及实现创新业务规模突破。

联通混改方案实现了企业股权的多元化和央企的交叉持股，并且将较大比例的股权让渡给了民营机构。引入完成后联通集团占比将下降为36.7%；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为35.2%。联通混改几乎把搜索、文娱、电商、社交、甚至是铁路和通讯项目承接商等所有中国新经济的代表都囊括进来，体现了“引进战略合作者”的国企改革思路。国有、民营、公众一起支撑起了新联通的股权架构，力求建立真正市场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