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近70 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学派”的议题，体现着对于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强烈关注。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了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研究的意义，强调要把各种被视为普遍性的理论放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来加以检验，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做理论化总结的期待。

在汪晖看来，20世纪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不仅做了理论化总结，而且这一工作影响深远，现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思想大多是从实践当中来的，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化，不只是强调中国自己的特殊性，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成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方面已有持续的自觉努力，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三十年来，全球知识界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和研究可谓连篇累牍，中国学者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汪晖教授是阐释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汪晖的作品主要是论述中国，他通过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越现代性的传统模式，极其挑战性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并从中国视角一一观察整个世界。他的研究工作显示了清晰的理论自觉，即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中国经验做进一步的理论化探索，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汪晖教授的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开始的，《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是早期的代表作。在此一阶段，他的研究已经展现出广阔视野与理论抱负，其主要的研究兴趣沿两个方向延伸，一方面，向源头探索现代中国及其思想兴起的基本问题和经验，致力于对传统中国及其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出有关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近现代思想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当代发展的诸种问题做持续的理论思考，其中，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正式拉开20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大论战的标志性论文。他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努力，与其学术编辑事业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化学作用”。1991年他与朋友创办同仁学术杂志《学人》，在1996-2007年间与黄平共同主编《读书》杂志，通过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学者的思想互动，推动“三农危机”、国企改革、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公共医疗问题、生态危机等众多议题的讨论，以前瞻性的思考领时代风气之先。对于当代议题的思想探索与反复辩难，也为其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与高强度的磨练。

汪晖的这些研究带有很强的对话性，一方面依托他对原始文献的研读，另一方面对国际上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做了深入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新的阐释。他对全球已有研究及相关理论的广泛研读，不是将它们作为理论基础加以引用，而是作为讨论对象加以质询。这种对话性，以及基础研究的扎实与新颖，使得其研究的原创性得以清晰呈现。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为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做的评审报告这样强调汪晖的理论抱负和成就：“汪晖处理他的论题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细致和多面，以致让人想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对10世纪以降中国思想型构转化的强调又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对比也只能提供进入汪晖话语网络的一些入口。无论如何，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构成了对于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的挑战。”

汪晖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系列理论议题。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之后，他的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的研究，将以往的鲁迅研究拓展至政党国家关系、民族边疆问题、亚洲研究、区域秩序转型等等领域，围绕“20世纪中国”及此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影响广泛的理论议题，其中部分与对传统中国经验的总结有关，例如跨体系社会、齐物平等、区域秩序的剧变等，部分来自对“20世纪”及其断裂的深刻分析，例如政党国家化、代表性断裂、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政党政治、横向时间等等。这些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有着明晰的内涵与指向，因为诸多旧概念已经失效，需要用来自历史阐释的新概念，召唤新的创造和新的文化。2013年，汪晖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获得2013年度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该奖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2018年，汪晖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安内莉泽·迈尔奖。

“这是‘世界历史’瓦解的时刻，也是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时刻。”汪晖在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颁奖致辞中这样说。他对于“路漫漫其修远兮”有着深刻的体认，他的理论探索的动力一如既往的充沛，其探索之路还在不断伸长。在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时，他反复强调未知性与自我批判的重要意义，这些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学派”而言，同样颇具启发性。

“中国学派”是批判“洋教条”的产物

《经济导刊》：近年来，发展“中国学派”的议题日益受到关注，也有不少讨论。以前有过以国别来称呼一个学派的例子，例如在比较文学领域，有重视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重视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之类的说法。目前大家对“中国学派”的命名和讨论，是从跨学科的、综合的角度展开的。您如何看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关心和期待？

汪晖：现在学院里理解的学派，是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我此前没有特别关注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但这一讨论的重心似乎在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的理论总结，与一般学院的学派定义恐怕是有区别的。

学院所理解的学派，总是比较具体地围绕着某一种问题和方法逐渐形成的。一般而言，学派都是以一些典范性的研究来命名的。比如，通过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依附理论，学者们从关于第三世界依附和发展关系的理论出发，解释非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发展的原因，并且提出新的进路，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名字来命名学派则较为少见。中国内部有不同的学派，其中很多学派大概不能用中国学派来概括，比如有的人遵循批判理论，有的人遵循保守主义，或者遵循其他的什么。你刚才说到的比较文学领域，实际上在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倾向于平行研究的，也有倾向于影响研究的，如果用美国学派或者法国学派来表述这种区别，不是很准确。

今天之所以会提出建立中国学派，在我看来其出发点是强调要把被视为普遍的理论放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来加以检验。这个脉络非常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讲文艺，文化，实际上也包括政治思想。当时很多人从莫斯科回来，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就是通过拒绝或者批判教条主义，来理解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理论，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中国学派，但在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内，实际上的确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派，因为它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国革命的实践联在一起的，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要求的是跟实际的斗争结合。马克思主义俄国学派有好几种，可以把列宁主义称为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有主导地位的俄国学派。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不只是强调中国自己的特殊性。因为一旦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进行总结，实际上都包含了普遍性。例如，毛泽东思想，在南亚，在拉丁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曾经拥有过很重要的影响。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非西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一些独特经验，众多亚非拉国家有着相似的条件，其中包括相对落后的工业经济，农村人口占据多数，国家都处在比较弱小的状态，内部四分五裂，处于殖民或半殖民状态，等等等等，在这种不同于欧洲、俄国的条件下如何形成新的政治能力、政治主体和政治，是当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经验一旦被总结出来，变成理论方法，就会普遍化，就可以被别人所用，会对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斗争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一些左派运用毛泽东的理论去造反，在欧美社会从事斗争，就是一个例子。任何一个学派都要有普遍性，没有普遍性的理论构不成学派。

中国革命的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成，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众所周知，列宁主义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例如“薄弱环节”的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后来这在斯大林时代被发展为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因此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同争论，例如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派的争论。俄国革命者在思考俄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但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意义和影响未局限于俄国本身，东欧、中国、伊朗、土耳其等等都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探索在资本主义边缘区域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并因此形成了各自的道路；每一个地区的情况都非常不同，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结合，或者是通过每个民族和社会的独特性来探讨普遍的道路。

任何一种理论、一个学派，任何一种探求自己的社会道路的方式，只要能够成立，其实都包含着普遍性。它的基本前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把不同的地区和历史组织在一种共时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说，现代世界是互相关联的，每一个国家、地区、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有着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脉络；但在今天，这些不同的多元性的时间都被组织在共时关系当中，从而产生了横向的关系，我也把它叫做横向时间。横向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就是原来的多元性，在共时条件下表现为体系的不均衡性。在思考一个社会的独特条件的时候，离不开对总体状况的看法，但反过来说，对总体状况的分析，又离不开对于不同的历史主体关系的思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在第三世界或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现代经验里面，最有意义的思想大多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是那些从事着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人们所提出的命题，而不是来源于学院的抽象理论。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改革者或者革命者。“五四”时期虽然有学院，其实“五四”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就，不是在学院内或者不是以规范的学院方式完成的。鲁迅的工作不是在学院内，他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个学院的思想体系。即便陈独秀、李大钊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完全如此，更不要说毛泽东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都参与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理论的大辩论，产生出不同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学派。即便是更加学院一些的知识分子，像顾颉刚，从古史辩时期到他在三四十年代参与大众文化运动，其实都是在探讨中国变革的过程，是用学院的方式来讨论非常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学派的产生，其实是在探求中国的道路。

这些思想工作、文化工作和学术工作，与分析探讨变迁的方向，形成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国内国际诸种变量，形成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战术，等等，都是密切相关。在今天学院的狭义意义上，由于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中国学派的构成是很难的。但是，在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些共同倾向，或者产生出的相互联系，是有意义的。在现代中国的知识领域，很多的相关性不是完全在一个学科里面，很多人在不同领域里面，但他们有某种共通性。他们能不能称之为西方意义上的学派，不是太好说，但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流派。就好像说，过去老有人来问，你算不算新左派，你承认不承认你是新左派，然后发现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差别其实很大。这些学者差别确实大，但是也存在着相关性，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我过去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用过“态度的同一性”的说法，也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差异极大，但相对于旧文化，他们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和文化的潮流。

如果说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论述，不仅试图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历史位置和历史道路，而且还试图将其经验加以理论化，用以观察世界；同时又通过对世界的观察，修订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使其概括力更强，更具有启发性，那么，也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理论学派。

思考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针对洋教条的。今天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针对的是相似的问题。不过，今天的洋教条更加系统、更加学科化，也更加体制化，要克服其霸权，是很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对于今天在全球起主导作用的那些经济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也就难以真正展开切合具体实际的实践，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大部分的学派和理论都是来自于西方理论，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包括西方对其它世界的历史经验，但在概念化和学科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地与经验形态相脱离。例如，谈到资本主义的全球进程，人们往往会回顾16世纪以降欧洲的全球拓殖、中心转移、技术变迁、军事和政治的扩展等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理论化、普遍化和学科化而形成的。在非西方世界，当人们将这些将其地方性和特殊性的知识当作普遍性理论来运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所谓“洋教条”。新自由主义的那些教条不但在中国社会，而且在西方世界都未必能够验证，许多方面在实践上早已破产，但借助于学科化、建制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霸权，在知识领域却依旧流行，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并不只是中国学术界或非西方学术界在反思这些问题，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内部，已经产生了许多批判性的反思。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这些批判性的反思尤其来自对于其他世界的研究。这些批判性反思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多半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理论反思，并非着眼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具体实践。因此，从具体的实践出发，重新总结理论，是不同于一般学院理论的再生产的。

提出中国思想、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本身包含了对各种“洋教条”的批判，意味着自觉地把欧洲、美国的经验视为与中国经验一样的地方化经验，并对他们进行理论性的再总结。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到底需不需要自主创新、中国到底要办什么样的大学等等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都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经验的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是借以重新思考我们置身的世界状况。

从批判的意义上，提出中国学派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对于西方中心论和各种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要求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经验中提出问题，整理出理论方法，是对所有学术探索的要求。这个意义上的学派，的确比通常学院中界定学派要广阔很多。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学院理论的意义上去争执是否存在中国学派。如果存在中国学派，也不会只是一个派别。要形成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不仅需要实践的战略和策略，也需要对已有的理论经验加以总结和发展。比如，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和开放的辩证法，团结中有斗争的统一战线，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这些理论经验需要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或者是根据新的条件加以运用。

向未知开放与勇于自我否定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的命名和推动其形成的动力，的确包含了一种期待，即中国人自己在当代世界拥有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世界格局调整的阐释权和发言权，希望增强中国自身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努力要挑战流行的教条主义，看起来难度不小，毕竟目前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比较大。您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之后，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的研究。您关于20世纪中国的文集已有英文版，期待三卷本的中文版在近期面世。20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是否提供了破除教条主义的某些启发？

汪晖：由于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内部与外部危机和最终溃败，不但在体系之外创造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而且经典的挑战者（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趋于解体、转型或消逝。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基础。正由于此，许多有关20世纪的历史著作以失败作为思考的起点。霍布斯邦的《极端的年代》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基调就将这一东方革命的世纪描述为一系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方面，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在资本主义方面，帝国主义体系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于秘密外交的揭露而受到打击，但民主制度及其公民权却因受制于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而深陷危机；等等。

这一以系列失败为线索构筑起来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对“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忘记了进一步追问：苏联的解体就代表俄国革命是全然的失败吗？强大而坚韧的反法西斯的苏联是失败吗？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全都失败了吗？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中国倡导的全球化路径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与20世纪的持续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既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描述它，也不能从失败来描述它，而是包含了很多未知的要素。

在另外的意义上，需要强调未知性的重要意义。中国革命为什么这么强调实践？就是因为对未知的承认，对不存在既定道路的承认，也是对不能够清晰地知道到底我们是往哪走的现实处境的承认。在中国革命里边，我觉得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新民主主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等论述，将理论的规划跟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分几步走，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都是清晰的。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尺度，是设定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完成？另一种是向未知的敞开，没有现成的规划，只能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这是中国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布洛赫曾经区分过两种“尚未”的形态，一种是其物质形态，即尚未成为（not yet become），“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另一种是主观形态或意识形态，即尚未意识(not yet concious)，即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意识到。20世纪的政治同时包含了“尚未”的两重意义，未来既以一种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确的形式呈现在革命和变革的方略和进程之中，又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识”敞开,即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都无法对运动本身做出清晰的规划，但他们同时承认现实进程蕴含着尚未意识到的内容，从而只有在实践中向尚未意识的“未来”敞开。鲁迅在《故乡》中的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何才能形成“走的人多了”的趋势呢？这就有了关于时势、战略等等的思考。

在还没有意识到、还不知道的时候，不但要给它生长空间，而且还应该积极地创造一种形势。这种东西只能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地呈现，但是它永远不是完整地呈现，永远会有没有意识到的内容。这是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不知为不知，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的意识。你承认自己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一种实践的态度。

所谓的反教条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要好像一切都已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开放。在实践当中，如何根据具体的形势、格局，形成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战略，就是所谓的自主，这是完全以开放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自主远比那种盲目的教条主义要更加开放。

我过去写过鲁迅《呐喊》自序的解读，讲“反抗绝望”的文学和希望的哲学，就是这个意思。鲁迅讲“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讲“绝望之为希望，正与希望相同”，讲“反抗绝望”，意思就是绝望跟廉价的希望一样，都是虚妄的，真正的可能性都在脚底的实践里面。毛泽东是从失败中去探讨走向胜利的逻辑，因为走向胜利，不是从既定的规划里面来的，是永远从实践里面来的，是行程中的。这并不是拒绝短期的规划和战略目标，而是本身带有极强的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才会从失败里面去总结胜利。毛泽东说，敌人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我们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行动者的视野，实践的视野。这也是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需要由此去理解打破不同的理论教条，不光是西方的理论教条，也包括我们自身的理论教条，不断地自我反思，总结提高。

反对教条主义是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大敌，一个是经验主义，一个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忽略当前挑战和情境的独特性，因为不了解新情况，总是从旧经验当中拿着老套出来面对新的现实。理论跟实践循环往复的关系，是永远持续的。如果只需要学学祖上的方法就可以了，这是不行的。反过来说教条主义也是不行的。反对教条主义，不光是强调中国经验，也是反思其理论前提。

《经济导刊》：您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您刚才将不断自我否定作为打破教条的方法，这个也许有些读者会感觉有点不太好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不是太好，多做一些自我肯定似乎很有必要。

汪晖：对于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各种歪曲报道，对于国际知识界对于中国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当然需要作出有力的辨析和回应，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避问题，需要坚持不断地从实践中反思、调整、总结。所谓自我否定是一个哲学上的说法，没有自我否定，就不可能继续向前走。实际上，对于中国经验的许多肯定也正是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肯定如果不同时具有自我反思性，就可能僵化为教条。这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经验。

20世纪是在多重关系当中发生的，有多重的目标，它的每一个目标的提出，都是同时伴随着对这个目标的置疑。要搞现代化，那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需要进行批判；要建立民族国家，需要对民族国家进行批判；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也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要讲党的领导，同时要对党进行质询，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所有的过程都有自我批判在里面。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反对的逻辑，无法在形式逻辑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而必须在空间革命和共时性的横向关系中，在特定的帝国主义历史时刻，在不同的力量分布中加以解释。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性，所谓政治化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这些独特性不是本质主义的论述。

改革其实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延伸，因为它也是自我否定。强调自主，强调自我否定，不是简单地回到自我，而是在探寻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包含了对自我的批判。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种学派，都需要自我更新的能量，否则就不能丰富、发展。之所以在批判的意义上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批判是革命与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它们是用自我否定来开辟新道路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非常不容易，就是因为不断地面临着自我否定、自我调整。这里说自我否定、自我调整，就是讲否定和调整的自主性，而不是按照某种霸权性的教条被否定、被调整，以致完全丧失自主能力。超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是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经验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毛泽东将这个过程解释为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不是形式的，是辩证的，是历史的，当然更是政治的。

西方概念的政治性置换

《经济导刊》：中国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化更为重要，也更具有挑战性。如果说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国学派”，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是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汪晖：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可以做一个比较。过去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靠的是西方学者的总结。“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它们自己没有把它理论化。在中国，毛泽东——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化，历史、哲学、经济全都在里面了。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或者是第三世界探讨民族解放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学派，是并不为过的。但在过去40年中，我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如此有力的理论解释。

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命名，而是强调要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中国的经验不是封闭的经验，它也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的长久传统和特殊的地缘政治。例如，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要在这个条件下探讨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他的中国经验，对此的总结就是中国的理论。霍布森、列宁等发现，西方世界创造了现在的主权国家，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或者说过渡型国家。1900年之后的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了，但中国、土耳其等国家还没有完全被瓜分完毕，是半主权的过渡型国家，没有真正的主权。在欧洲内部，葡萄牙等国被认为是有真正主权的国家，但是其实也是过渡型国家，它们在财政上和外交上不独立，没有真正的主权，只有形式上的主权。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国家的状态，它们在整个帝国主义体制当中所处的位置非常独特，在这些国家从事革命斗争，与在西欧、在完全的殖民地都是不同的。毛泽东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俄国或其他地区的实践的比较中形成的。

《经济导刊》：提出这些问题，可以避免把这个概念变成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

    汪晖：是的。举一个例子，前些日子萨米尔·阿明来清华做讲座。他曾提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脱钩”理论，他的发展理论的确受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经验的影响，但是他的主要经验，又源自于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以及对这些前殖民地区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他是依附理论的重要理论家，他算不算中国学派呢？我觉得是也不是。

中国很多历史经验与其它社会是相通的。不光是第三世界，跟第一、第二世界也相通。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前些天讨论我的《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一文时，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不仅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其中的阶级问题比较复杂，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包含了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革命也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况。

中国的主权国家经验显然不能局限于中国内部来讲。一个例子是，1689年清俄《尼布楚条约》显示出主权国家间的全部内涵：以科学方法划定边界、确认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控制两方居民的跨边界流动、侨民安排、文票（护照）及贸易准入，以及条约文本的语言及对译等等。康熙挑选了两名耶稣会士法国人传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cois，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1645—1708）参与清朝代表团的谈判，不但充当翻译，还兼有顾问之职。他们熟悉格劳秀斯的学说和欧洲国际法的知识。这一条约可以说成是两个帝国间的主权条约。这个主权概念的形成的经验是全球性的，不仅包含了俄国跟中国的经验，实际上跟欧洲经验也发生了关联。

第二个例子，明末清初，台湾问题在西方海洋势力到来的过程中发生。原来台湾问题不成为问题。荷兰在17世纪初期对于澎湖（明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和天启二年即1622）和台湾（明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的攻击和占领，事实上是新兴的西北欧势力与西班牙势力进行格斗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势力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取而代之形成全球霸权的前奏。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中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斗争，与1870年代之后的现代国家形式并不相同，但其斗争具有深刻的主权性质。康熙在平定西南三藩后对于郑氏台湾的征服，则是另一轮主权斗争，即内陆力量试图将沿海纳入王朝主权范围的努力，从而以重申王朝主权的形式介入了海权时代的斗争。荷兰-郑成功势力-清朝围绕台湾的争夺发生在欧洲南北势力发生冲突和置换的时代，从而与海权时代的主权斗争这一时代主题发生了关联。

中国革命同样离不开整个世界的条件。现代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共时性，在共时关系中产生出不同的位置。具体处于哪个位置，与价值观与需求有密切关系。很简单地说，如果被压迫民族完全在西方的立场和视角上讲自己，肯定会出大问题。

共时的横向关系出现的基本背景，是全球空间的革命性变化。空间的革命性拓展意味着政治生活形式的重组，它不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而且也重新结构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类原则。空间革命不仅意味着历史地理观念的巨变，而且彻底重构了整个地球秩序：海洋时代与机械的力量、工业的力量、民族-国家的力量等等结伴而来，同时带动着城乡关系的重组、国家形式的变迁、地缘关系的转变、民族认同的重构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空间革命的前提下，时间性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当代的变迁以及用以描述这一变迁的话语无法在历时性关系的纵贯线上加以叙述，而必须在多重时间之间给予说明。中国革命与建设需要放在多重时间的横向关系中考察。无论是“挑战-回应”的方式，还是“内在发展”的逻辑，都难以充分地解释中国革命及其曲折过程。

从主观的角度说，概念内涵的替换，或者说概念的横移，是空间革命和共时性的横向关系中的一种文化战略。概念的横移是20世纪最为醒目的现象之一。从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几乎所有的新概念、范畴、命题，都是从西方来的，都是在西方经验下提出的。个人、公民、国家、民族、阶级、人民、政党、主权、文化、社会等概念成为新政治的中心概念；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及其附属概念，成为描述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基础范畴；“薄弱环节”、敌我关系、“边区”、“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统一战线等等命题全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全球和国内局势的判断和战略战术思考。在上述这些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中，除了极少数产生于具体斗争的概念和范畴如“边区”、“中间地带”之外，绝大部分用语源自对19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但是这些概念，落在这个共时关系的多样性里边，它们所包含的内涵，所组织的意义关系，完全被替换了。20世纪的革命者和改革者迅速地将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

阶级、国家、主权、人民的含义全都改变了，这就叫替换。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者们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如此薄弱，工人群体的数量、规模和组织程度都极为弱小，甚至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家群体能否构成一个阶级也曾遇到质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误会”的产物呢？真正值得关注的阶级问题，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查，而应该在这种调查的基础之上，追问为什么在一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很薄弱的社会产生了激烈的阶级革命，如何通过组织和动员使得农民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或政治性阶级，以及阶级概念在运用过程中如何实现其“置换”。真正有意义的政治问题也不只是调查总统、议会、省及各级机构和军队建制的形成和变化，更需要探索文化运动——语言运动、文学运动和各种艺术形式的运动等等——如何激活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政党运动，如何通过与政治的“间距”来创造新政治，为什么文化这一范畴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政治的催化剂。

这些来自19世纪西方的范畴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按照19世纪的逻辑给予解释，也没有一个可以单纯地按照其古典词根给予说明。20世纪中国的许多范畴和主题都是对19世纪欧洲的重复，但每一次重复同时也是置换——并不仅仅是背景差异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置换。这些概念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代的话语实践不存在概念或范畴的误植，而是说，如果不对这些概念或范畴的政治性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力量和局限，从而也就不能通过它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独特性。

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但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范畴要在中国实践，必须实行这个替换。这就是他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无产阶级要用农民主体来取代，但这个农民不是一般意义的农民，需要农民的革命化和阶级化的政治进程，需要创造其它的历史条件，这些东西就是替换的政治能量。

这些替换是横向关系的重复，不只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的“历史与重复”。看起来是同样的概念，都是讲“市场”，都是讲“政府”，都是讲“国家”，都是讲“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但是这个“政党和国家关系”，和那个“政党和国家关系”，不是同一个关系。但我们都在同一个理论范畴内叙述，这个时候理论范畴有可能遮蔽了它的独特性，同时也可能照亮了它的独特性，这要看我们怎么从经验理解这个替换。

《经济导刊》：看来，破除“洋教条”也有不同做法。一种日益常见的看法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要力求用中国自己的语词概念来建构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您总结的20世纪中国道路和中国思想的“概念横移”经验，显示对于西方概念或者其他区域的概念的运用，并不妨碍在这些概念中灌注新的内涵。传统中国的概念和话语系统也是在融汇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没有纯之又纯的所谓中国话语，还是要有鲁迅所主张的“拿来主义”的胸怀、眼光和能力。

多年来我一直追踪阅读您的著述，对于您谈的不少内容，还是感到颇为新鲜，感觉您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又有新的重要推进。如果要用一句话表述您这些年的研究，不知能否这样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的著述，基本上把整个传统和近代中国作为方法；此后的十余年，则是以20世纪中国作为方法，叙述其中的经验要素，在经历断裂性变化之后的当代，推动人们对这些要素的自觉意识。

汪晖：也可以用态度，或者是其它的语词。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方法？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当然了，古代的中国，或者20世纪的中国，可以作为方法，但对我而言，也是思想的对象，而思想的对象是能动的，是包含着自身的视野的，从而也是可以作为方法的。为什么？因为它也是镜子。但是不能抽象地说中国作为方法，因为不能拿自己作为镜子照自己，方法都是从别处拿来照自己。以中国为方法，这是日本人讲的，不能说中国人自己拿中国人做方法，这个是有一点怪的说法。当然，拿古代的中国或20世纪的中国作为方法观察当代世界和我们自身，则是可能的。

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和对20世纪的讨论，是有区别的。写《兴起》时，我从宋儒的兴起开始，强调它是断裂的产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起八代之衰”。因为传统断了才会要接续传统。我的确是比较多地考虑到放在长的历史脉络下讨论，中国历史有它的独特性，它的文化、政治和合法性的形成，都带有连续性的特点，或者不断地建构连续性。相对来说，“短20世纪”比较强调历史的断裂。20世纪的确标志着非常强烈的断裂，它与其他时期当然有连续关系，但这个连续关系恐怕需要在一个断裂的条件下加以分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这两部书里头，实际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强调对于现代世界的观察，总是要寻找行动者自身的视野，也即内在视野。内在视野要依赖于与历史的对话，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人也不在了，是要通过我们对历史的重新阅读，重构它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不但能够解释它的动机和行动的意义，也能帮助理解我们自身，观察我们跟历史的关系。这个内在视野的构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个视野并不是只是局限在毛泽东、鲁迅等人物这里，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眼观世界的，很多视野都综合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是丰富的知识对话的产物。对历史行动者的行动的阐释，包含着对它意义的解释。人类的历史行动，不只是一堆事实，也包含了很多意义，离开了它的视野是无法解释的。以中国为思想对象，这样的说法更好一些。

（编辑  季节）

超越西方思维的限制，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径

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当作核心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对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观论调。

1、“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秩序也并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满歧视性，这个秩序有内核圈、核心圈、次级盟友圈，与在外围的依附者、潜在竞争者、与敌对势力的身分区别，地位、待遇与合作领域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区别；内核圈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基本重叠，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以分享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情报；这个西方中心秩序，从一开始就存在地缘政治的边界，既排斥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追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加入WTO，才开始朝覆盖全球的方向演进。

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家公共产品范围，也仅是从维护西方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以及因为人口急速增长、快速全球化、互联网社会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它们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近年来西方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别的国家会提供，将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不认可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且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美国霸权的本质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崇尚大市场小政府，所以也倾向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是要符合国内强势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在国内利益结构的框限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知识产权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粮食安全、移民与难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等领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不少地区制造政治动乱，擅自进行军事干预来铲除反美政权；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狂妄奉行“民主帝国主义”。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这些地区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又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他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合乎其意识形态胃口的国际公共品，并阻挠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来取代它的独占鳌头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不是挑战

美国霸权逐渐退位，正好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发挥积极性与建设作用。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1）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的文化基因：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2、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合作机制，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品：（1）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2）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在世界银行与区域性开发银行外），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4）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5）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

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

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10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其实她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会步美国后尘。战后美国霸权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或迎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动机与需要，而不是单纯所谓提供公共产品。

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的战略收缩后，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来填补它过去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并不需要另一超强来填补新霸权，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即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只有在全球社会真正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来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要站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至高点，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创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构更全面包容、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整合与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领南方国家创设新型全球与区域合作平台，深化南南合作，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弥补现有多边体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补充性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中国有机会开创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谋划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稳健地带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旧秩序，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败过程中的冲突与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径与游戏规则，及修补其社会支持基础，如何透过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如何协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如何开辟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有效路径。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包容与尊重不同宗教与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发展中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编辑  季节）

今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从时间范围看已超过中共党史的五分之二，将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开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对当前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作一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了解，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只有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这两个使命的完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长期的革命经历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个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两个特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全国人口大约4.5亿人，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466亿元人民币，人均约100元。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项基本任务展开的。

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从1949年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购销和分配。第二是在体制上固定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同时实行城市和农村分离的户口制度，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这样一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等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调整；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分曲折，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曲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人口从4.5亿增长到9亿。工农业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仅从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编者注：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这种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然而研究历史又常常需要划分阶段。一般来说，划分阶段所依据的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初期阶段（2002—2012）；

6、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2—2022）。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准确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以后很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二，现在通常把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并不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然而，历史的转折通常不是某个时点突然发生的，一般都有连续和渐进的特点，像一条抛物线。所以，讲历史转折实际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叙述。第三，最后两个阶段怎么划分，其主题如何概括和标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目前似乎还不很明确。

如果把阶段划分得粗略一点，我们可以把上述六个阶段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启动；第二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如果划分得再宏观些，可以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以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点，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阶段，2000年之后是另一大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但“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论述采取第三种，即最粗略的一种阶段划分，重点放在前一大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将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一大阶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笔者将比较前后两大阶段的差异，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变化

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共对以往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与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

在政治氛围改变的同时，一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开始试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从亲历者的感受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仅是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个人命运的转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以吃饱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上亿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城，可以参加高考。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此前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即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要更多地发挥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等；而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国际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事实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体制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同时，农村的小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的供应也得到改善。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等。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仅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这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具体说明：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与速度，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以及评判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笔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很深。

第一，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克服这些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受益；亲历“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口号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道路和国策，“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做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其中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面对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前30年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个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就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但它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这些问题是递次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四十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约的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笔者仅就中国应对这些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国际环境趋紧的态势。形象地说，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中国强大了，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做出应对，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始自上世纪90年代，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巩固新兴大国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第二，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借助或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还不多；（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最后，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而现在，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把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第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美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还有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重型机械装备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大型设备极限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国之重器”，60多年来重机行业对我国工业发展、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形势下，重机行业转型升级需要慎重规划和调整结构布局，更需要“精准扶持”政策。

关键词：重型机械 极限制造 重大成套 精准扶持

重型机械行业是装备制造业中从事大型、重型和成套、成线的重大技术装备的产业，是国家工业化的脊梁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60多年来，重机行业对我国工业发展、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国之重器”的战略地位因此更加引人注目。

我国重机行业发展特点

体现国家“极限制造”水平的标志

重型机械行业的核心部分是大型成套（线）技术装备制造，在工业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其骨干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能力加工大型铸锻件（200吨以上，属于极端制造），用于重化工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如大型发电机组的转子、轧钢设备的大轧辊、石化装置的大型加氢反应器（单体）、船用大马力柴油机的曲轴、大型飞机模锻件等，要有特大铸锻设备及配套设施，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重型机械装备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大型设备极限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重型机械行业是基础工业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为金属冶炼及加工、矿山开采、能源开发、原材料生产等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大型铸锻件，被称为“基础的基础”。

第二，企业规模大、资金密集、技术集成度高。大型加工设备涉及冶炼、铸锻、机加等工序，工艺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需要多种专门设备，一些特种加工设备如大型自由锻造液压机要自行建造。产品研制和生产综合了冶金、锻压、热处理、机械设计制造、控制等领域技术，需要深厚的工程经验积累。

第三，小批量生产、专用性强。产品多是单台套非标准产品，按用户要求设计定制，独立研发，这要求装备齐全。产品研制生产周期较长，流动资金占用量大，资产利用率偏低。

第四，对市场波动敏感。重机产品的下游市场是基础工业，如一重、二重的主要产品是冶金设备的需求来自钢铁市场，最终市场波动对重机的影响强度较大且较滞后。

重机行业的主要成就

经过60多年的建设，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成套技术装备，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为钢铁、有色、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电力、铁路等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地下核试验、航天发射、兵器工业、汽车工业、水利建设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1964年，一重和上重就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制了两台1.2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万吨水压机的国家。1961年，国家为满足国防生产急需，决定开发“九大装备”，由当时的一机部牵头，总负责人沈鸿（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重、沈重、上重、太重、洛矿负责主机制造。20世纪70年代初，“九大装备”相继研制成功并投产，成为我国工业自力更生的标志性作品。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三个国家拥有这类设备。①

“十五”以来，国家组织了多项技术攻关，从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制迈进，有力地推进了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部件国产化。近十几年，重机行业取得多项重大技术成果，成功研制了冷、热连轧装备、万吨级压机、大型升船机、75立方矿用挖掘机、大型矿用磨机、2万吨门式起重机、大断面隧道掘进机、核电站起重设备、直径500米 “天眼”馈源索驱动系统、大型特种机器人、智能停车设备系统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以及各类火电、水电、核电设备的大型高端铸锻件和配套件，大型石化装置的关键部件，大型船用曲轴，填补了重大装备制造的诸多“卡脖子”环节，我国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上升为世界一流。国有骨干企业是行业技术创新当之无愧的主力。

    2015年，6400吨液压复式起重机、大型矿用磨机、带钢冷轧机集成化智能型板形测控系统、巨型重载锻造操作机、矿山复杂地形长距离大运力带式输送系统等五项技术，获得该年度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些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提升了综合国力。

2017年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制造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洋山港全自动化集装箱装卸设备；中国一重承制的全球首台“华龙一号”福清5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成功交付用户，标志着中国核电已具备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中国名片上又重重的印上一笔；中国二重、大连重工研制的乌东德水电项目首套862MW混流式水轮机上冠通过检验，标志着世界最大的水轮机上冠试制成功；豫飞重工集团自主研发制造的国内首台埋刮板式粮食连续卸船机，打破了该类港口机械一直以来依靠进口的局面；太重集团研制的首台海上5MW风电机组在福清兴化湾试验风场成功并网发电，使我国海上风电功率提高到新的等级。C919大飞机、复兴号高速列车和“中国天眼”等，具有国际水平代表国家实力的产品相继问世，都刻有“重机造”的痕迹。

重机行业发展状况

2002-2012年，重机行业高速增长，10年间营业收入翻了10倍。全行业工业总产值2003年突破千亿元、2012年突破万亿元；利润总额2005年突破100亿元、2011年突破500亿元。

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对重机产品的需求急速增加。如2007年国内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的汽轮机、发电机低压转子需求量是210根，当时全行业产能不到20根。在需求拉动下，重机行业大规模投资，产能迅速扩张，技术装备普遍更新换代。同时，全行业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特别是重工业设备的替代进口成效显著。2004年之前，钢铁厂的冷、热连轧设备和船用曲轴大锻件基本靠进口，现在多数设备可以国产化，冶金设备国产化的进展为“黄金十年”民企大上钢铁厂创造了条件。但产能增长过猛，也导致2012年在经济下行期间，重机全行业市场压力逐年加大。

图1  2000-2015年重型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

当前重机行业存在“高端不足、低端过剩”

第一，“重主机、轻配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成套设施的关键部件和核心零部件，如高端减速机、轴承、液压件、电机、电器件、等依赖进口。大、重型工业设备对配套件的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要求很高，高端基础配套件需要持续科研投入和深厚技术积累。我国机械行业长期存在“重主机、轻配套”问题，缺乏核心技术，这是一个突出弱项。

第二，若干关键技术未掌握或不成熟。特别是机械与电子信息技术结合程度低，成套设备关键控制技术差。如大型成套冷、热连轧机的“三电”控制（电器控制、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自动化检测仪表）技术较差，特别是全线多级计算机控制及各种生产工艺数学模型等技术，还主要依赖国外。

第三，部分企业尚不具备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重机产品专用性、针对性强，世界一流企业都具有很强的工艺、标准、设计及技术服务能力，可为客户提供成套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计划经济时期，装备制造部门和使用部门被人为分隔。改革开放后，冶金化工等大项目的成套设备，或是由设立在用户工业部门的设计研究院承担，或是委托国外企业总承包（从工艺流程设计、控制系统到全线解决方案）。制造企业对用户生产工艺不熟悉，就很难掌握系统控制技术，缺乏系统设计能力和相应的数据库，就没有能力进行全线总体设计，只能承接单体设备制造任务，缺乏“走出去”承包高溢价工程的能力。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高端能力不足，中低端能力过剩”的状态。例如，大连重工•起重和中信重工依托自主成套设备技术，在国外市场承揽工程总包业务值得兄弟企业借鉴。而一重和鞍钢合作研制成功冷热轧成套设备，首先也是得益于鞍钢对轧钢工艺的长期潜心研究。

第四，产品性能质量尚未得到用户充分认可。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期，外企加紧挤占中国市场，国内企业竞相杀价抢单，两者叠加损害了本国产品的声誉和企业实力。用户单位还是倾向于购买外国设备。国内大项目业主，尤其是承担高精尖生产任务的国企，多愿买国外产品，对本国装备缺乏信任；而本国企业研制的新设备打不开国内市场，就迈不开自主创新的步子。    　　 

第五，国企的发展战略、市场规划和风险控制不成熟，投资管理水平不高。业内普遍认为，前期国企大规模投资是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2012-2016年，整个行业进入下行轨道。许多重点企业的新增产能刚形成，就遇到市场“变脸”，导致债台高筑，亏损严重。重机行业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

　　第六，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有的企业不注意收集用户工艺需求和使用中的问题，提供的商品过于通用化；有的企业在订单好时放松质量管理和技术提升，原地踏步，最后失去用户；有的企业不注重成本分析、不注重改进工艺技术减低成本；有的企业开发新产品缺乏基础性技术数据，不搞实验验证，使千辛万苦造出来的新产品找不到用户，甚至在用户现场做重负荷试验时出问题，最后丢了市场。

　　许多大型国企仍存在管理制度和工艺标准执行不严、标准化工作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成本控制、财务、供销等方面管理粗犷，部分企业缺乏诚信和商业道德。　　

重机行业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

一、重机行业战略地位重要，需要一些特殊扶持政策

机械企业由于投资规模大、市场风险高，一些企业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如二重投入巨资研制的8万吨模锻利用率很低，但这是大飞机制造的关键设备；又如大重研制的船用大型曲轴解决了船舶工业发展的“卡脖子”环节，但遭遇竞争对手压价和市场低迷的双重打压。对这类重点企业如果用一般竞争性企业（商业1类）的标准来要求，企业生存将非常困难。国家需要视情况给予一些扶持（凡有重机的国家都如此），或核减利润考核指标。

近些年发达国家的传统重机巨头纷纷消失，美国三大重机企业全部退出，德国三大重机企业已退出两家。针对现在工业界“重机行业可有可无”的说法，我们认为：

首先，国家对重机制造能力的需求不会消失，并将持续增长。其次，重机行业体现了一国大型设备的极限制造水平，是中国跻身世界工业化国家前列的支柱，其对产业升级和国防建设不可或缺。保持产业体系的自主和完整，是国家战略利益所在，这是不能简单用经济效益衡量的。实际上，美国因重机极限制造能力消失，其“再工业化”因本土工业的多处短板而困难重重，他们的工业界正在检讨。我们更不应该重蹈他们的覆辙。

二、企业经营模式亟待转型

面对上述一系列特殊问题，重机企业要积极寻求经营模式转型：1.企业产品结构“横扩纵缩”，走大通用、多元化路子，扩大业务范围；2.以关键技术和成套技术整套设计等作为核心竞争力；3.充分进行生产配套、技术研发的联合合作，避免为重资产和“大而全”所拖累，要与客户达成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4.扩大出口，瞄准全球市场。中信重工原董事长任沁新认为：“重机行业的机遇在于产业链的衍生和技术的跨越，这是行业的未来。”

三、调整结构布局是当务之急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机行业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国内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扩张的空间有限，下游的冶金、煤炭、火电等行业，未来将以设备更新需求为主。新一轮调整周期可能持续到2020-2025年。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不仅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产能如大锻件也有过剩之虞，甚至有人认为我国重机产能已超出世界市场的承载能力。面对如此市场形势，重机企业的经营方针，必须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为主，提高综合竞争力，着力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

同时，重机行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例如，一重和二重都是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企业，两家企业在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生产工艺和装备配置上相似，甚至工艺流程、管理体制都相近，同处在充分竞争的细分市场。两个重资产的兄弟企业互为竞争对手，是他们当前经营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产业重组势在必行。   

重机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重机行业的不少国企是行业骨干、国之重器，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如果这些在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企业在新一轮改革中被当作包袱“甩”掉，国家的产业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建议：

一、支持国有重机企业通过重组并购，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重机企业的联合重组，完善业务链条，提高产业集中度；或支持重机企业与实力雄厚、产业相关的服务型企业重组，以解决其生存问题。

二、实施“精准扶持”政策。即不是扶持行业和企业，而是针对具体的重大技术产品项目和先进制造能力实行适当的保护及扶持政策。

三、鼓励重大成套设备及新产品研制。

1.新研制重大成套设备，鼓励科研单位和骨干企业结合，并给予新产品免税等优惠政策；制造企业承担重大装备国产化任务所需技改和研制资金，国家提供贴息贷款或补贴部分研制费用。2.重大项目所需重大成套设备，凡业主采购国内设备的，国家提供财政贴息贷款。3.国家设立重大装备风险保证基金，用以担保项目业主购买使用首台首套国产设备的风险。4.认真总结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的经验，加强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顶层设计，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

四、重机行业国企改革更应强调领导和人才的因素

目前国内一批重机企业处于新老领导班子交替期。一位重机国企的负责人曾说过：“现在重机企业尤其缺超前的综合型人才和国际化的人才，只懂管理或者只懂技术的人都无法做好”。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企业管理者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链接：典型重机企业案例分析

业内公认的骨干企业包括“七大重机”：一重、二重、北方重工、大连重工•起重、上重、太重、中信重工，均为国有控股企业，除北方重工外都已上市。我国在重型机械行业布局完整，技术积累较深厚。目前民营和外资企业基本在中小型整机和零部件制造领域，成套设备和大型铸锻件制造以国有企业为主。

中国一重：国家“长子”的艰难转型

企业概况：

中国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简称一重）始建于1954年，是目前中央管理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国有骨干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型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要产品包括核电核岛设备，石化重型容器、冶金设备、军工产品、重型锻压设备等。60年来，一重为社会提供机械产品350万吨，开发研制新产品400多项，其产品装备了核电、石油化工、钢铁、汽车以及煤炭等行业骨干企业。

    发展历程：

1954-1982年，计划经济时期。一重是“一五”计划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由一机部直属。当时产品类别主要集中在轧机、锻压机、军工产品和工矿备件方面，企业只是按计划生产，没有研发机构。

1983-1999年，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一重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产品领域得以拓宽。通过与美国PH公司合作，获得了大型电铲的生产技术；通过宝钢与国外企业合作生产，提高了冶金装备制造水平；通过引进日本室兰技术掌握了大型铸锻件生产技术，产品范围扩大到石化容器、矿山电铲等领域。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以及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连续亏损。

2000-2010年，快速发展时期。在国家政策支持和自身努力下，企业摆脱了困境，取得突出成绩。构建了研发设计为一体的创新体系，建成了富拉尔基（大型铸锻钢）、大连（核电石化设备）、天津（成套装备）三大制造基地，成为国内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基本完成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一重股份公司于2010年在上交所首次发行A股。企业销售收入由10亿元增长到101亿元，利润由-1292万元增长到14.1亿元。

2010年至今，企业转型调整期：“十二五”期间，一重确立了“建成具有国际知名品牌、拥有核心制造能力的世界一流重大技术供应商”的战略目标，在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引导下，一重加大了对三大基地的投资改造力度，资产规模和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外投资合作和开发国际市场力度，拓宽了产品和业务领域；加强工程总承包能力建设，推进企业从制造商向供应商转变。

当前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十二五”期间，一重累计投资100多亿元用于三大基地的改造建设。2012年以来市场下行，国家实行结构性调整政策，一重的订单量大幅下滑，特别是民企客户欠款严重，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导致连年亏损。

二是新产品产业化步伐缓慢。重机行业的新产品开发——产业化过程很长。例如，化容器及核电设备都要经过10-20年才能形成现在的产业化规模，其他新产品如海水淡化设备、盾构机、海上风电等已开发多年但至今都没有产业化。企业研发模式需要改进。

三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市场拓展能力差，风险把控不严，加大了经营风险。企业管理方面，由于产品品种多、业务流程长、关键节点多，生产管理仍以经验管理为主；成本核算不准，质量控制不严，资金运营效率不高。

大连重工·起重：依托自身优势做强产业链

企业概况：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简称大起大重）成立于2001年12月，是由原大连重工集团公司和大连大起集团公司合并重组而成，是大连市国资委所属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大起大重拥有华锐重工和华锐风电两家上市公司，其中华锐重工现已形成冶金机械、起重机械、散料装卸机械、港口机械等九大产品系列。华锐重工拥有五大研制基地，具备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研发和总承包能力，以及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产品远销84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200多个“中国第一”。

发展历程：

大连重工的前身是1914年日商建立的大连铁工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改名为大连工矿车辆厂，后产品结构转向以冶金设备为主，1978年更名为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大起的前身是日商1928年建的工厂，1953年改名为大连起重机器厂，主要生产冶金起重机械，后向其他起重设备拓展。2001年，大连市政府将这两家企业合并重组，成立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在科学规划未来产品方向的基础上，进行流程再造、结构调整，重新规划各生产基地建设，为企业快速发展打下基础。2011年，以大重的优良资产和主导业务为基础，成立大连华锐重工集团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大重从2004年开始研制风电设备的核心部件，后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华锐风电公司。

企业特质：

1.市场竞争意识强。大重更加专注于市场化的发展，其竞争意识、经营机制和市场拓展能力都较强，其海外市场收入已占到其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

2.成功的重组。大连重工与大连起重的合并重组，虽然是在市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但由于其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及研制基地的建设，真正实现了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大重成为重机行业第一家年营业收入上百亿元的企业。

3.完善的产业链。大重在合并重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核心部件—关键设备—成套装备”的产业布局，特别是核心部件的发展，扩大了大重的产业规模，有效提升了其整机及成套设备的技术水平。

4.设计研发队伍强，新产品产业化的模式值得借鉴。大重依托企业在风电核心部件上的制造优势，通过合资合作整合社会资源，组建华锐风电公司，快速实现了新兴产业的产业化。相比于其他中型企业独自开发、独自生产、独自营销的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可以大大提高新产品的产业化速度。

中信重工：创新打造绿色产业格局

企业概况：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93年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7月在上交所上市。中信重工是中国低速重载齿轮加工基地及大型铸锻和热处理中心，拥有“洛矿”牌大型球磨机、大型减速机、大型辊压机、大型水泥回转窑四项中国名牌产品；具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及提升装备、年产千万吨级矿用移动和半移动破碎站、日产5000-1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成套装备等20多项核心技术，可为全球客户提供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等产业和领域的商品、工程与服务。

艰难改革：

20世纪90年代末，洛矿因资不抵债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2004年企业领导班子换届（任沁新任董事长），集团开始了艰难的脱困、改制、转型历程。

全方位推进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事、组织、薪酬制度，实行全员聘用制，推进定编定员，下岗分流，缓解冗员压力；实施债转股，改善资产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治理结构，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运作相结合，决策规范化、民主化；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和考评监督机制；多维度构建企业激励机制，逐步形成“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调整内部结构，瘦身健体。按照“扁平化、短流程、高效率”的原则，将不符合企业总体目标和经营方向的流程、结构、组织、人员减掉，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有序退出用工密集、技术含量低、综合利用率低、能耗高、污染大的工序。

转换经营机制，树立“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理念，推进“大营销、大市场、大客户、大服务”战略，全面拓展市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   

创新发展：

中信重工将技术创新定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自主研发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掌握了矿山、建材成套装备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奠定了集团在重机行业的地位。按照企业战略布局，将资源向高附加值、高端的核心环节聚集，强化主机优势，向客户服务端延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发挥整体优势，拓展成套业务能力；发挥海外业务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从2005年起，中信重工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中心；建设了四大类27个实验室；建立了数字模拟实验平台、国际标准技术平台和4CP、ERP信息化平台。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研发基地。

近十几年，中信重工完成多项国家部门委托的工程科技任务，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为增强重型装备制造能力，自筹资金上马“新重机”工程，其核心设备是世界一流的1.85万吨油压机（与德国诺托公司合作研制），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制造和工艺体系，该项目2011年6月投产。

2、由传统机械制造向电力电子行业跨界发展。矿山机械由机械传动改为变频电机控制变速，是传动技术进步的方向。2010年后，中信重工决心开发低速、重载、大功率电机变频技术。公司先和西门子合作共建实验室，2013年又成立了自己的变频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了CHIC1000、CHIC2000系列工业专用变频器，新产品不仅成功打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至澳洲、非洲、欧洲，成为可以和西方企业竞争的中国品牌。

2013年，提出“从制造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型，从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从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中信重工加快海外战略布局，和世界三大矿业巨头、五大水泥集团和铜、金、铝三大有色巨头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2007年，中信重工澳大利亚公司成立，向欧美高端市场进军，此后陆续在巴西、智利、南非、印度、北美、俄罗斯等地建立了子公司和办事处，同时形成覆盖全球的营销和服务体系。       

企业特质:

首先，市场意识强。中信重工20世纪90年代就重组到中信集团门下，中信集团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基本没有资金资助，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和经营绩效说话。2004年后，中信重工新领导班子大力推行改革，确立技术创新引领的发展战略。其次，中信重工较早确立了以我为主、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具有较强的战略前瞻能力，非常注重发展成套设备的系统控制设计能力和解决方案，由此形成了核心制造基础、技术创新、市场服务并重的价值链模型，贴近国际市场与提高技术研发水平相辅相成，强有力的制造能力也有效响应了技术创新要求。第三，锐意开拓国际市场，“制造、技术、服务”并重的能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编辑  宋斌斌）

实践证明，支部建在连上，部队才有战斗力；支部建在村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基层党组织如同毛细血管，扎根群众、触角敏锐，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不仅有助于提供养分、固本强基，推动乡村振兴，而且能够疏经活脉、解结化瘀，促进社会和谐。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和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根本之策。当前，一些农村地区存在“三空”现象：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房无人，以致乡村“空心”、人烟稀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形同于无，以致组织“空白”、没人领头；村集体经济薄弱，账上无钱，以致经济“空壳”、办不成事。解决农村“三空”问题，发展集体经济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集体经济实力强了，一方面，村“两委”干部生活待遇有保障，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基层组织拥有更大的干事创业主导权，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让人们愿意在农村发展生产、享受生活。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应该全面、辩证、客观地看待。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思想，是对历史发展深邃思考得出的重要结论，深刻揭示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既是顺应改革和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客观需要。

“第二个飞跃”是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主旋律，必须坚定不移。怎样实现这个飞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从集体经济发展所涉的几个维度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突出把握关键环节：

第一，要围绕解决有人领头抓的问题，建强村级党组织，让带头人带得起头。人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发展集体经济，需要强有力的领头人。有些地方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说到底是带头人的能力不强、素质不高，无以服众、无从带头。这些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导致青黄不接，难以找到优秀的村级组织党员干部人选。尽管各地采取了诸如县乡干部挂村任职、选聘大学生“村官”等办法，但从实际情况看，解决好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不走的工作队”，尤其是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乡土成长起来的，根在当地，与这片土地有天然的血亲，对这片土地怀有特别的感情，相对更易坚守。为此，要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贯通起来，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立足乡村干部“本土化”，用好本乡本土人才。重点可以考虑从农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等农村优秀人才中选拔；另外，要大力弘扬新时代“乡贤文化”，那些回乡养老、身体尚好的乡贤，比如退休乡镇机关干部、教师等群体，思路比较广、号召力比较强，也可以吸纳进来。要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年轻党员，形成党员梯队，确保村级党务工作者后继有人。同时，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流动，不断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结构和整体素质。

第二，要围绕解决有人搞生产的问题，聚集农村人气，让农村充满生机活力。仅仅有农村发展带头人，但如果乡村没有人气，没人搞生产，村“两委”干部成了光杆司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无从谈起。这些年来，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少乡村除了春节时热闹一些，平时都是“386160”部队，留在农村的以妇女、孩子和老人等弱劳动力为主，土地撂荒严重。如何确保地有人耕、有人耕地，如何让想耕地的人进得来、不想耕地的人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必须找到一条科学的路径。一方面，要做好“地”的文章。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建立健全交易平台，促进农村集体土地依法、自愿、有序流转，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加强土地开发整理，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的文章。着眼于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多措并举，吸引能人进村发展产业。早年外出的务工农民，不少已人到中年，渐生返乡念想，回流人员日渐增多。他们在外工作多年，眼界更宽、思路更广，可以针对这个群体，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引导他们投身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出台政策，释放空间，让城市里有意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能人可以在农村大展身手。整个农村产业兴旺，才会“大河涨水小河满”，创优环境、互相拉动，激荡村集体经济“一池活水”，农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才会有扎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要围绕解决发展见实效的问题，坚持因村施策，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外来帮扶固然重要，但根本在于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强化造血机能。各地村情不一，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也不完全一样。这些年来，各地在创新村集体经济增收模式方面涌现了一些特色做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概括起来，有几个大的类别：一是农业产业型。主要是依托农村山林、水面等资源，采取村集体单独或吸收其他资金参股联合的方式，发展蔬菜、果业等种植业，以及鸡、鱼、生猪等方面的养殖业。二是非农产业型。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村集体自主创办或联办企业，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比如，近郊村可发展酒店宾馆业，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乡村旅游、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三是资源资产收益型。比如，通过牵头组织土地流转，将农户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然后再统一招租，获得存贷利差收益；工业园区所在村利用集体土地盖厂房、店面获取租金收入，以土地租赁、作价入股企业取得租金、参与分红；利用生态优势，通过生态补偿方式让村集体获得经济收入，等等。究竟采用什么路径，要因村施策、因业制宜，选择稳定性好、抗风险性较强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特点决定了发展村集体经济、以流转形式利用农民承包土地的，必须注重利益联结。有利益联结，彼此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群众才会大力支持，才能发展得比较稳固。比如，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村两委+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互助合作”等形式，使发展过程共融、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产业要加强风险管控，选择较为成熟且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尽量保证项目长期保值增值。要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效益最大化，并有效保障农村集体资产安全，防止被少数人侵占和非法处置。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的重大政治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务必强化执政意识，着力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确保乡村社会始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编辑  苏歌）

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发挥好企业职工主体地位，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②]

在国企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② 这是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创新组织制度，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巩固职工主体地位

    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落实和巩固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保障。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如何融入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难题，即通常所说的“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的融合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组织制度的设计问题，实质上是能否实现公有资本与职工主体地位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有些企业照搬西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结果出现了“内部人控制”，职工参与权降低，甚至职工合法权益都受到了侵害，改革偏离了国有企业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无疑是沟通“新三会”和“老三会”的重要桥梁，是保证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国有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我国国有企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效显著，一个新型的现代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的雏形已经显现。在贯彻党的领导方面，一些企业借鉴我党历史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建在一线生产团队中，强化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实现从上到下、从管理到生产、从国内总基地到海外分支机构的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动力功能，积极打造“组织引领+党员示范”的国有企业发展“红色引擎”。[④]与此同时，在合资公司等各种类型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创新方面，也摸索出了诸如“华晨宝马模式”等有益经验，主要内容是通过“三融合”，即“党委工作目标与公司愿景相融合、纪检工作与公司合规体系相融合、党建工作与公司多元文化相融合”，以及“双培养”——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使党的积极作用转化成真实的企业效益，赢得了合资伙伴的认可和支持。[⑤]

目前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仍然处在新制度的实践探索阶段，党组织的独立性还不够，相关人才储备也还不足，此前已经取得的党建成果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只有不断提高认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个崭新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模式，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

创新管理制度，通过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提高职工主体地位

    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代会审议。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 [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方式、目的、原则和发展方向，抓住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要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企业民主管理有真实民主管理和虚伪民主管理之分。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渐推出所谓的“工业民主”，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管理出现民主化趋势，比如美国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制度、日本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德国的企业共决制度、瑞典的企业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等等，都属于此类民主管理模式。西方的“工业民主”实质上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本家在企业管理上遇到的矛盾：一方面不断利用新的工业技术制造工人之间的分化，以强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有限的民主管理，来笼络和收买工人以减少由于工人流动和罢工所带来的损失。所以，西方 “工业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专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民主除了收买少数核心员工外，对于大多数企业员工不过是一种幻影，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雷弗曼所揭示的那样，西方工业民主“表现为管理部门的一种作风，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变。它们的特点是装模作样地让工人‘参加管理’……管理部门故意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工人进行选择。” [⑦]真实的企业民主管理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彻底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才可能建立起来。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探索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打破技术垄断，实现平等合作，是保证职工进行民主管理的重要条件，为此，毛泽东在1960年主持探索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中，就明确提出了“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员三结合”的要求，这是我国独立探索创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开端。上世纪80年代，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工业民主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也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思想，其中企业劳动者集体决策和鼓励职工入股等见解，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化，有重要参考意义。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采用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厂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形式。2008年，我国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建立职代会制度的达到18.2万家，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达到17.8万家，其中中央企业全部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2008年也因此成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发展最快的一年。[⑧]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38个有关企业民主管理的地方法规，为深入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⑨]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仍处在一个摸索经验、不断总结完善的阶段，只要我们坚持探索国有企业职工地位平等基础上的高效合作、技术信息公开化基础上的集体决策，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的民主管理制度就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并日益展示出其强大的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创新产权制度，通过探索职工持股计划落实职工主体地位

    职工持股，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通过员工持股，绑定利益，形成长效激励机制，留住人才，实现职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2016年8月，国资委正式发布《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试点国企的类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对象、范围、比例、程序、风险防范和流转退出机制等，都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范，极大推动了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平稳落地和健康发展。

对于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员工持股是体现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形式；也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是不公平的，甚至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在笔者看来，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质性意义不在于让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是形成一种员工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激励机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让员工持股，而是员工持股的比例、方式等。从实践上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不代表方向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要坚持“国家所有，激励员工”的原则，一方面控制员工持股比例，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国资委在《意见》中明确规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1%；另一方面明确员工持股重在“激励”而非“圈利”，建立以岗定股、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企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和正向激励氛围，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基本上都把持股员工的权利范围局限在分配领域内，这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决定的。这种割裂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联系的做法，不仅不会形成劳资之间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还有可能助长员工的投机心理和增加道德风险，带来股权私下交易、管理层侵吞等诸多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要发挥员工持股的利益纽带作用，不仅要区分持股层次，扩大持股员工范围；还必须让持股员工同企业其他资本投资者一样，拥有相对完全的企业信息和一定的决策权利，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劳动关系。只有这样，国企员工才会在控制投资风险的目标驱动下，真正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盟，共同进退。所以，员工持股必须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在新时代有新突破，真正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

（编辑  宋斌斌）

为拓展教研干部实践经历，国防大学积极开展“五个走出去”活动：走向兄弟院校，走向军兵种部队，走向演训场，走向社会，走向国外。这些举措使教研队伍优化了知识结构，激发了创造活力，提升了能力水平。这次来延安，就是“五个走出去”的一项活动。在短短一周的学习中，我们宣誓宝塔山，走进抗大校址，登临凤凰山，拉练梁家河，考察杨家岭，冒雨缅怀英烈……达到了思想“提纯”，灵魂“回炉”的预期效果。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找寻那种穿越时空的惊人力量，那种震撼心灵的精神血脉，那种圣地延安的独有味道。它，到底是什么？

信仰的味道

有研究统计，目前地球上一共存在过约200亿人口，在这200亿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浩瀚的历史中留下了痕迹。我想，当年来到延安的这批共产党人就在这“为数不多”之列，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出的汗、所受的苦、所流的血，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无疑，他们是一批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宝塔山、在杨家岭、在凤凰山、在抗大校……许多红色延安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比如，“四八”烈士中的王若飞，五年多的牢狱生活见证了他“铁一般的信仰”。其间，他自创了一套室内体操，积极锻炼身体。狱友见此，不解地问他：“干嘛还锻炼身体？是不是还想多坐几年牢？”王若飞回答：“锻炼身体，是为了增加革命的本钱，为了出去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北伐名将”叶挺，同样经历五年多的牢狱磨难，1946年3月4日终于重获自由，但谁又能想到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除了王若飞、叶挺等高级干部，还有那些无数“不到抗大誓不休”“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爱国青年，这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味道”。

一个人得到一样东西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生活的态度、人生的宽度、事业的高度。当年在梁家河的山沟沟，习近平主席8次申请入团，10次申请入党，“过五关”，砥砺人生修为；“破万卷”，积蓄事业潜力，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习主席这段在人生低谷的煎熬之路、逆袭之路、重生之路，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战友，不论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而来，从院校锐意创新而来，还是从机关呕心沥血而来，大家今天能坐在这里，想必都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我想，今后我们在大学的工作中，一定还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拦路虎”，到那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起今天我们在延安感受到的这股浓浓的“信仰的味道”。

方法的味道

方法与困难，永远都是邻居。换言之，方法都是困难逼出来的。在延安，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共产党人想到了用“大生产运动”的方法解决吃饭问题。在梁家河，面对初来乍到的各种不适，习主席想到了用“融入群众”的方法解决立足问题。具体灵活的做法，大家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及《梁家河》等书籍自然会心一笑。

关于方法问题，毛主席也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并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那到底怎么解决方法问题呢？这当然涉及诸多方面。比如鲁迅先生就讲 “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动”，说的就很深刻。意思就是，做事情能否找到好方法，关键就看对局势的洞察力如何。这段时间，我们党小组主要研讨了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我们认为，三流的人才，“有事没事”；二流的人才，“有事做事”；一流的人才，“没事找事”。当然，这里的“没事找事”是指创造需求，主动作为。我们看到，习主席在梁家河办铁业社也好、搞代销店也好，抑或到四川学办沼气也罢，都属于“没事找事”“自讨苦吃”。但是，由于是自己主动干的事，是“顺着人心，逆着人性”在埋头做事，工作就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也不愁找不到好方法，最终带领乡亲们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是研究人工智能与未来智能化战争的，常常想，如果你的工作敷衍了事或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算法，对不起，机器人会直奔你的工作而来。但如果你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无穷创造力，这就是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的。在延安，我们感受到了这股 “方法的味道”。我想，在未来的大学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当“老黄牛”，乐于埋头苦干，还要当“孙悟空”，善于想方设法。只要充分发挥人区别于机器的主观能动性，假以时日，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出让自己鼓掌的非凡业绩。

泥土的味道

当年，毛主席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对方问起养生之道，毛主席想了想，说了四条：一、遇事不怒；二、劳逸适度；三、基本吃素；四、经常走路。这次来延安，我们前前后后走了很多路，充分感受到了泥土的味道，让我们更加接地气。

其实，泥土的味道，就是人民群众的味道，就是艰苦朴素的味道，就是实事求是的味道。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种田地、抓生产、搞整风、重实践，整天和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中国革命的大道理。后来，习主席在梁家河，修茅厕、打堤坝、砍山柴、建沼气，也是整天与泥土在一起，才领悟到梁家河的大学问。

在延安13年，毛主席共撰写革命理论、军事论著等1435篇，留下了丰厚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大智慧。他曾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2]这次学习期间，几位同志专门买全了《毛泽东选集》，大家受启发也纷纷阅读、一起研讨《毛泽东选集》，表示“提神补钙”，受益匪浅。

未来，我们是国防大学的新鲜血液，无论是钻研军事理论，还是培养军事人才，都特别需要这种“泥土的味道”。毕竟，血与火交织的战争，最排斥空洞无物的理论、僵化保守的理论、虚无飘渺的理论。如何扑下身子从科技前沿找灵感，从外军实践找参照，从部队实际找问题，真正原创具有中国特色、泥土味道、实战管用的一流军事理论，真正锻造精武厚文、道器并重、骁勇善战的一流军事人才。这是延安“泥土的味道”启迪我们想到的，也是“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我们做到的。我想，大家是有信心的。

 “健康在于运动，关系在于走动，感情在于互动，思想在于流动。”一周的延安之行，在食堂饭桌间，在幽静校园中，在乡间小道上，大家交流了思想，启迪了智慧，结下了友情。

有一天晚上下课后，几位战友聊天，大家都表示，国防大学这次活动组织得好，希望以后在培训机会、业务帮扶及政策设计等方面，进一步扶持我们这批新调入干部茁壮成长。

我想，若干年后，不管我们中间走出的是名师、将军，抑或学者、专家，那些曾经真心托举过我们成长的人，我们一定铭记在心。今天，圣地延安留给我们的味道，一定会成为战友们日后甜蜜的回忆。

（编辑  杨利红）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对手带来的变化

我觉得有两个词能较好地概括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一个是美国原来对中国的定位是“伙伴”（partner），现在这个词正式地改为“对手”，但还不是“敌人”。这个词表明它对中国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二个是美国对华战略原来是“接触”，现在改成“遏制”，明确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美国对中国其它方面的态度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来的。

最近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事，都跟科技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在科技方面是区别对待的。美国科技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控制着多数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对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有一个相应的定位。全世界就是在这个定位排序中，各国相互交往。所谓技术要素市场必然受到政府间关系的极大影响。

在过去“伙伴”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限制也是最多的。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看成“对手”了，对中国的限制范围只可能更加严厉，而不会宽松，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

从经济合作到竞争

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着高科技领域的很多核心技术，它们利用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优势地位，大量投入科技研发，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把它的中低端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变成更多的市场价值，即获得技术的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刚开放时期，那时候所接受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生产普通消费品，例如服装、鞋、袜等等，这种加工和贸易结构主要引入低端技术和少数中端技术，符合美国在全球科技定位的框架，而且也符合跨国集团的利益。因为它们已经开发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这些低端产能转移到中国市场还能获得技术引进分红，通过西方跨国资本的整合进入国际市场，并创造价值。当时中国主要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低环境、资源成本，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模式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第二个阶段，我们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开发研制出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端技术产业。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高速发展的高铁系统。高铁除部分核心技术之外，大部分还是中端制造技术。这不是美国要重点发展的产品。中国在这方面制造拥有竞争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带来什么威胁，所以中国发展中端技术的产业，它也可以接受。当然，我们在高铁方面，有些重要零部件比如高端轴承，还要从国外买，还有一些设备也要跟外国合作，美国也没有对我们进行什么制裁限制。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已经直接和美国形成竞争。美国的科技不仅仅是某一项技术的领先，实际上是一种科技生态的领先。我们讲信息技术，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多次拿到世界第一，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已经超过IBM做的计算机了。但是，美国的IT技术，包括IBM、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等，整个信息技术的生态，不要说超过，中国能赶上都是很难的。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赶上美国还有可能，但要想全面地赶上美国信息技术水平，至少在看得见的这段时间内，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状况，已经开始在某些领域进入了领先行列。美国对此是不能容忍的，它认为这对美国此前所安排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提出了挑战，美国对此很警惕。

如果讲到人工智能、讲量子通信，IBM说它已经做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英特尔说量子芯片在5到7年之内可以实现商业化应用。量子计算机是什么概念？现在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量，如果是按年算的话，那么量子计算机就是按秒算的。如果量子计算机进入实用阶段，目前的金融安全等等的密码系统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些敏感技术领域，美国是不能容忍他人的挑战的。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特别点明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说要重点遏制我们在前沿高科技制造领域的发展，美国把这个问题看得比对某类商品提高关税更重。现在我们已经触动这些领域，要在高科技方面和美国竞争，对此美国人当然要全力打压。

在现实中，中国科技研发的生态环境跟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多年来高科技的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决非偶然，也不仅仅是靠有钱就能做到的。美国的制度保障了知识产权的价值能够在市场得到实现，而且实现的效率还很高，有关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合理分配。这套体系在美国运行这么多年，效率是很高的。比方说，电子信息产业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率先起步的，当时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不是很大，但苏联和美国争霸、日本对美国的半导体争端中都没有占到上风，它们和美国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其中的历史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

还以量子计算机为例，现在原型机已经做出来了，英特尔的量子芯片据说未来5-7年可以实现商业化应用，说明它已经接近实质性的突破。7年后也就是2025年，这几项技术的突破如果进入实用阶段，可能会给全球的科技格局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自己原来做的东西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想做的新东西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到那时，我们跟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不是会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拼命地追赶发达国家，应该说与它们在科技很多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当我们还在追赶过程中时，对方的科技发展是不是会出现加速的情况？我想量子计算机就是一个例子，包括人工智能等等，这几个都可能是改变全世界整个科技格局、科技水平的几个关键领域。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调整科技战略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   

我认为，科技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应该进一步提升。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水平带来的，当然还要有大量资金投入，但首先要有科技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带来战争样式的巨大变化。前不久我去叙利亚，那里曾经有一次敌方的无人机前来攻击，结果无人机被迫降到这边的机场。迫降还是客气的，没让无人机返回去打自己。就是说控制系统被破译之后，无人机的控制权就易手了。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高科技在未来军事领域的价值和它所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高科技在经济方面一定会产生市场价值。比如我国很多企业做手机，所有手机厂商的生产总量非常大，但利润的总和却只是苹果一家公司利润的零头。所以高科技在经济上产生的价值是非常之大。人家是开创性、是从无到有，从0到1；我们现在做的是从1到10，1到20，是在人家开发的基础上加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但真正核心的东西，其市场价值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个的市场价值。虽然高科技投入大，但是它的市场价值远远超过它的投入。

我们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的数字差距已经不太大了。但如果美国的高科技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它所能释放出的市场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对未来美国科技发展的这种可能性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预估。

这样就给中国一个定位，中国的科技在发展中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防和外交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多次科技发展规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科技进步的速度还需要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要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要看到新的科技发展对国家产生的全面影响。

明确了科技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之后，现有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也需要根据新的定位做调整。比方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说了多年，但我们企业的发明专利在整个专利授权中只占到18%，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的80%以上。我们的企业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只占1.6%，美国占40%。美国的科学研究投入中，企业投入比政府投入、高校投入还要多。

另外关于军民融合问题。最近比尔·盖茨讲了一句话，人家问他，现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有没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他说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我们现在领先得很多；第二，美国是军民融合的体制，中国没有这个体制。现在我们提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制，但是想实现新的体制改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在新时代，我们要对科学技术的战略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对已经实行多年的科技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等进行科学的评估，配合2025-2035年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这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编辑  季节）

最近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研讨会。美方来了10多位专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人物；中方来了20多位学者，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坦率交流。这次研讨会上我们获得的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的英文版，我都是从头到尾仔细看过的。它们反映了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中国的敌意。绝大多数的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中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国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而是试图建立一支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的军队。

第五，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美国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倒退到实行市场机制之前的模式。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和失去耐心的情绪。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中国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这是不公平的做法，不符合WTO原则，美国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说明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台湾问题在美国内部引起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台湾是“民主社会”，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第二种，台湾过去自称“代表全中国”，现在它已经不自称“代表全中国”了，因此美国的政策要发生变化；第三种，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过强，已经引起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因此美国要支持台湾，以平衡中国的军事力量。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创建“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是一个难题。

现在我们不少的报纸、新闻评论还有些专家学者，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贸易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在倒退。美国过去容忍了这种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它渐行渐远，因此美国不能再容忍这种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不满，认为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如果中国的走向不能按照美国的期望发展，美国就要和中国“脱钩”，从经贸上“脱钩”——美国可能重返TPP，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因为中国不在TPP和TIPP中，这等于重新构建一个世界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体制。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做的融入世界经济体制的努力可能会付之东流。

我们目前并不具备开辟另一个市场的能力。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比如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17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这样的一些成有可能会大幅度回落。中国每年26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200多亿美元的石油进口，还有其它的一些进口产品，如果这些进口和市场和中国出现脱钩，中国的市场就有可能出问题。

世界市场还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我们将来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市场。有人说，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否争取到其中支持我们的潜在力量，还有待观察。但从美国、日本、欧洲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一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实际上它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欧盟拿出400多页的文件，美国“301调查”是200多页的文件，都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市场经济。

即使出现这种状况，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忧。美国不是曾经封锁中国长达22年吗？1927年中国失掉了100%的白区，95%的红区，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然后上了井冈山，有人认为红旗打不了多久，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8万人，湘江一战损失了近5万人，后来红军不是也走到了延安吗？最后还是建立了根据地。蒋介石封锁延安，我们又搞大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中国不会被美国整垮，也不会被封锁死，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不怕这些困难的，关键是我们现在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未来。

（编辑  季节）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中国船舶工业的元气一时还难以恢复。世界造船市场空前低迷，国内造船工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民船订货本来就少，再加上军品订货骤减，许多船厂处于半停顿状态。

此时，世界船舶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后的日本，以发展造船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突破口，实行“计划造船制度”，把造船业推上了发展的高速路。到1956年，日本造船吨位已达到174.6万吨，超过英国，雄居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宝座。自60年代起，韩国也把发展造船业作为国策，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1972年韩国造船业开始起飞，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将造船等六个工业部门列为国家战略大发展规划中的支柱工业，造船业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到1981年，韩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船小国成长为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在开放中走向世界

中国船舶制造业是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起点，拥有百年积淀，而此时在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你追我赶的时代，中国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就将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立足之地。人们记得，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就提到中国的“球籍”问题：“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中国船舶工业的出路何在？

推船下海、打进国际市场

1977年12月6日，这是一个对中国船舶工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冬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有关部委对船舶工业的汇报之后，明确指出：“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个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保军转民”战略。这是船舶工业乃至整个国防工业的一次战略性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打进国际市场，与日韩等国的造船企业竞争，为中国船舶工业指出了发展方向。“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日本。”1978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六机部和海军汇报后，把当时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日本确定为中国船舶工业的赶超对象，这种远见和胆识鼓舞了船舶工业。他又进一步指示:“要出口船，赚外汇，主要多搞中小船，以民养军。总之，国际市场有出路，我们的船可以便宜十分之一，要有信心。”从1977年到1982年，邓小平同志先后12次听取船舶工业发展问题的汇报并进行指示，给船舶工业鼓劲打气。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后发国家必须善于借鉴、善于学习，从高起点上起步。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强调“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大胆地、广泛地吸收和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这同船舶工业与生俱来的开放性特征十分契合。

在邓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下，江南造船厂（以下简称“江南”）打破僵化落后的思想框框和体制束缚，迅速调整发展战略，通过船舶出口、引进技术与设备、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力争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向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看齐，江南直接对标日本三菱重工，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1977年，三菱重工考察了中国造船企业，他们告诉中国领导人，中国的造船水平落后世界25年。随后，六机部领导带队对日本23家造船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听取了三菱重工为江南造船厂设计的改造方案，这个方案体现了当时世界造船业的先进水平。但由于资金不足，双方从全方位合作压缩至最急需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合作，江南吸收了日方不少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管理经验，被称之为“软引进。”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江南调整了发展思路，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走出了一条“出口—引进—出口—提高—再出口”的路子，在提高中出口，在出口中提高，不断建造高质量的出口船舶。江南第一批出口船舶是为罗马尼亚建造4艘50吨起重船，1980年3月开工。1981年5月15日交船。在中国船舶行业的出口中，江南一直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如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六机部决定以香港为突破口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国际航运中心，当时香港的船队占世界规模的十分之一，而包玉刚、包玉星兄弟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就占据香港船队的三分之一，号称“世界船王”。如果包玉刚兄弟能在国内订船，他们的影响力就可以带动一大批国外船东，中国船舶进入国际市场就可以事半功倍。

1980年，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包玉星将原拟由日本企业承建的两艘27000吨散装货船的合同转给了江南。第一次为香港环球航运建造万吨货轮，江南高度重视，决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达到最好的水平。在进行施工设计时，江南与日本三菱重工株式会社实行技术合作，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大大提高了造船质量。1981年2月散装货轮开工，1982年2月按期交船。包玉刚对新船的质量很满意，认为“这可与日本任何一家造船厂造的船舶媲美。”这两艘货轮分别被命名为“世沪”号和“世谊”号。与此同时，中信公司荣毅仁董事长又争取到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支持，为香港船东在国内订造4艘散货轮，这是六机部签下的第二个国际造船合同。以香港为突破口的出口决策首战告捷。此后，江南继香港27000吨货轮建造之后，又为意大利订造2艘“牡丹”号和“石榴”号，为香港订造1艘“湘江”号，这3艘27700吨散装货轮均于1984年底完成。

江南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他们认为仅靠引进技术、设备以及国家支持还远远不够，船舶工业关键要靠提升“内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所谓提升“内功”就是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尽快改变技术和管理差距悬殊的状态，首先是全面学习日本造船厂的先进造船模式。当时日本修船造船企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3倍，我国的造船周期比外国长很多。江南主动找日本三菱重工拜师，希望对方在出口船的建造中给予帮助，与三菱签订了10个方面的技术合作协议。

与国际接轨首先要找差距，学会如何有效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第一艘船的建造过程中，江南需要严格按照三菱制定的各种技术条款、各种规范和标准、多种工艺和生产流程要求，以及严格精细的管理规定。这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款，而是在每一个实际的操作环节中，都按照制度规范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检验措施。这为江南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切实的效果，严师出高徒，在第一艘出口船的船体提交验收时，达到102个部件全部验收合格的好成绩。

随着“世沪”号和“世谊”号相继下水，江南开始扬名世界，引领中国船厂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国外航运界订单接踵而来，大大提高了江南在世界船舶界的影响力。

在国际竞争中进行弯道超车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江南进军世界市场取得初步成绩时，西方经济遭遇“石油危机”重创，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大幅减少，世界航运和造船市场持续萧条，国际造船订单锐减。占据世界造船量80%的日本、韩国及西欧造船强国的船厂，纷纷破产倒闭，新船价格下跌60%。江南造船厂也面临困难局面。

此时，中国造船企业面临着新的抉择，曾经一度流行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观念在国际新船价格下跌期间又开始冒头。中国要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就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国际竞争对手虚弱的时候，正是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造船年产量只有60万吨左右，仅仅是世界造船大国产量的零头。但中国具有国内市场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潜力巨大。当时，国外船厂员工的工资占造船成本20%多，而中国船厂员工的工资占造船成本不足5%。中国船厂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10%—15%的报价争夺造船订单。当时，西方一大批船厂和配套厂商为求生存，急于转让设备和技术。看准了世界造船中心东移的历史时机，江南决心进行“弯道超车”。

1984年7月，香港泰昌祥轮船公司需要定制64000吨巴拿马型散装船。江南抓住这个机会，及时拿出了合理建造方案，争得了合同。1987年10月，以“祥瑞”号命名的巴拿马型散装货轮顺利交船，其性能和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祥瑞”号投入航运后，曾在大西洋、太平洋遇到极其恶劣的海况和11级台风，均安然无恙。从此该型船在英国伦敦租船市场单独挂牌，被称为“中国江南巴拿马型”，成为我国唯一列入该市场标价系列的船型，赢得国际航运界声誉。

继而，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向江南订造两艘同型船，1990年均准时优质交船。美国船东有感于江南的良好信誉和质量，把原定的船名“太平洋”号和“大西洋”号，改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由”号。两年后，拉斯科公司再向江南订造3艘7万吨级巴拿马型散装船，由于质量优良，分别被美国船东命名为“中国精神”号、“中国希望”号和“中国乐观”号，成为江南在国际船运界的佳话。至此，巴拿马型散装船已成为江南出口的系列拳头产品。

与此同时，江南开发和建造了技术难度更大、附加值更高的出口船舶。例如，江南为西德建造了两艘24000吨汽车滚装船。这种船舶装卸效率高，经济性能好，当时世界上仅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能造。在研制过程中，江南成立了4个专业技术攻关组，重点攻克“通道设备”、“自动化系统”等重大技术难关。

攻下滚装船的技术难关后，江南没有停下爬坡的脚步。1991年2月至1993年6月，为德国建造了2艘4200立方米半冷半压式液化气船，这是高技术、高难度、高性能的特种船，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制造。江南成立了7个技术攻关组，调集各路技术力量，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汽车滚装船和液化汽船的成功建造，为江南在世界船舶市场打开了高技术、高端制造的大门。

在造出口船的同时，江南通过合作与引进吸收大量先进技术，又不断地将这些技术融入到为国内船舶用户的建造中。1990年以后，陆续为广州和天津运输公司等建造多型散装船。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中国造船业率先出海，首先就碰到管理体制滞后的问题。船舶工业要求企业规模效应和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但长期以来，国内造船业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严重制约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当大批出口订单压过来，国内众多船厂技术准备不足，缺乏承造出口船的经验，再加上管理体制的制约造成“消化不良”，经常出现拖期罚款现象，给行业带来严重的信誉损失。

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三级标题）

开放倒逼改革。在国内骨干船厂船舶出口直线下滑之际，邓小平关于“中国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以及“官气要打掉，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指示，给船舶工业再次指明了方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了船舶工业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他要求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开国际国内市场的同时，必须尽快推进改革；全国船舶工业首先要进行联合与统筹，建立一个能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具有高度敏感、并能做出迅速反应的管理体制。薄一波副总理亲自推动进行整合船舶工业的改革试点工作，上海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1年8月，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成立，上海地区原属六机部、交通部和上海市的28家船舶企事业单位（包括江南造船厂）纳入其中，这就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统筹管理，为造船业实行“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中央希望用船舶工业取得的经验推动整个工业的调整、改革和重组。率先进入国际市场的船舶工业，再次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

改革“造修合一”的混合管理模式（三级标题）

江南步入改革先行者的行列，走出了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的第一步。随着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扩大，江南主动调整了经营战略。

改革开放之前，江南的生产管理一直是造船、修船、非船产品三合一的混合制，对各类经营业务的计划安排及技术、工艺、生产指挥等实行统一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专业化发展。1980年4月，江南改革了这一传统模式，实行造修分家，成立了修船部，独立核算，形成以造船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1986年，江南进一步提出“一主两翼”的经营方针，即以造船为主体，修船和非船舶产品为两翼，以两翼保主体。经营方针的完善，促进了江南的迅速腾飞。

1988年，江南的修船部改为修船分厂，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六机部改制）旗下的船舶修造企业建立修理各种船舶。到90年代末的10年间，修理船舶达数百艘之多，为我国海军、海洋局、各航运公司、打捞局等部门修理了大量舰艇和船舶，年修船能力达100艘，修船产值迅速增加。其中业务发展最快的是外轮修理，以往江南只是承接苏联、东欧和香港地区的船舶，后来发展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航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非船舶生产方面，江南也有着悠久历史。解放后，江南的非船舶生产业务更加广泛，其中著名的重大项目如万吨水压机等。在保证造船和修船的基础上，1978年，江南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造了2号船闸；1980年3月，建设中的宝钢总厂为节约外汇，将原计划从日本购买的187米高烟囱铁塔转为委托江南造船厂承制，江南采用提高单件制造精度以保证拼装质量的施工方案，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1984年为上海天文台建造天文台圆顶，后又为北京天文馆建造天文台圆顶；1986年，在国家经委和上海市经委的安排下，江南造船厂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作2030冷轧机的部分设备及金属结构；同年为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制造2套化工设备。

企业机构改革后，江南的非船舶产品制造优势进一步放大，承接和生产了许多重大钢结构和机械产品，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提供了多种精良设备。“七五计划”期间，国家修建山西大同到秦皇岛的电气化运煤专线，在秦皇岛建大型转运码头，江南承担了码头第三期工程；1985年，中信集团计划建设当时北京最高的京城大厦，其中钢结构18000多吨，中船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陈小津希望打破国内超高层钢结构承包工程由外国人垄断的局面，得到时任中信董事长荣毅仁的支持，遂委托江南造船厂承接了京城大厦钢结构制造工程。1995年，江南造船厂成立了钢结构工程部，承接了上海大剧院、世界金融大厦、上海国际机场等钢结构工程，在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建造方面体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江南上市后，迅速成为国内大型钢结构制造领域的“龙头老大”，相继承接了卢浦大桥、国家大剧院、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等一系列重大钢结构工程。

进入快速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江南在造船行业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承接建造和修理船舶业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挪威、希腊、比利时、波兰、新加坡、印度、伊朗、埃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造了多种船舶。

一步迈进高精尖船舶市场

20世纪 80年代末，国内船舶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连续两年没有接到出口订单的江南，与联邦德国签了两艘4000辆小汽车的滚轮船建造合同，这类特种船是典型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船，当时只有日本和欧洲少数国家能够建造。江南通过异常艰苦的技术攻关和几年努力，终于在1988年10月和1989年2月成功交付这两艘滚轮船，开始迈入最先进的世界造船技术领域。

勇争造船先锋

随着船舶大型化的发展，江南决心将单船的造船能力由原来的3万吨提升到6万吨级。1985年，江南为香港泰昌祥轮船公司建造了64000吨巴拿马型散货船，从6.4万吨起步，逐渐发展为6.5、7、7.3、7.4、7.6万吨等巴拿马型散货船系列。“江南巴拿马型”型散货船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船舶交易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结束了江南建造出口单船长期徘徊在2万吨左右的历史。这一完全自主开发的品牌系列，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知名船东来中国订船。1987年，江南第一次为美国建造了“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打开了美国市场。

此后，江南造船如虎添翼，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90年，江南年造船产量突破20万吨，从产量和质量上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船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南走到了普通散货船开发和建造的最高点。自1995年下半年起，江南全力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建造市场进军：相继承接了70800吨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赁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13700吨液化学品/成品油运输船；1236TEU高速集装箱船，22000立方米半冷半压式乙烯液化汽船等共四型18艘，全部是中国造船史上没有建造过的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船舶产品。承建这18艘船时，中船集团为江南承担了巨大压力；江南如果完不成任务，中船也无法向国家交代。为此，中船集团总经理陈小津还向国务院签了军令状。陈小津要求江南全体员工以壮士断臂的勇气，坚决完成这18条船的任务。越是面对困难和挑战，就越能激发江南人的斗志。在建造过程中江南克服了不知多少难关，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到2001年，这18艘高技术船相继完工，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产品结构由普通散装船向高技术船的升级换代，创造了中国造船新纪录。

此后，江南不断推陈出新，开发建造了汽车滚装船、快速集装箱船、大型自卸船、跨海火车渡船等一大批高技术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业的标志性产品。从军船到民船，从造船主体到非船项目，江南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建造世界一流舰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但是几代海军将士梦寐以求的期盼，也是几代造船人魂牵梦绕的情结。江南一直肩负着为海军建造先进精良装备的重要使命。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都曾亲临江南造船厂视察和指导工作。

1983年，中央军委下达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任务，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开始了。这将集中我国80年代海军装备科研的最新成果与国外装备的先进技术，是当时我国自己设计、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性能最先进的海军主战舰艇。江南全面负责新型导弹驱逐舰的总体建造和实验工作。在建造112、113舰时，江南攻克了高强度特种钢材的焊接、设备调试等多项关键技术，经过千锤百炼，1989年，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终于建造成功。1994年5月，112舰交付海军使用，被誉为“中华第一舰”。1996年，113舰也交付海军使用，圆了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从浅蓝走向深蓝的梦想。随后几年，又建造了一批更先进的舰船，正式列入海军装备，大大增强了我国的海防力量。

1991年，国防科委下令研制第二代航天主测量船“远望3号”。江南造船厂克服了工程技术难题，按时完成了任务。“远望3号”主测量船交付海军使用后，航行数万里，多次出色完成国内外发射的海上测量任务，使我国航天远洋综合测控能力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国家有困难，总是找江南。江南在承接052型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建造任务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武器禁运，由于舰上的子系统大部分来自国外，这些子系统的设备安装协调工作出现了诸多难题。江南在建造过程中，攻克各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建造质量也得到了海军的高度肯定。2003年10月，四艘052B/C型驱逐舰在江南下水。快速优质的建造，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在技术和性能上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4年后，江南又建造了6艘052D型“中华神盾”驱逐舰，中国一跃成为亚洲地区防空导弹驱逐舰数量最多的国家。此后，更先进的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也在江南开工建造，该舰的建造，使江南的造舰能力从6000~7000吨级一举跃升到万吨级，体现了江南人敢为天下先、建造世界一流水面舰艇的精神。

近20年来，江南仅导弹驱逐舰的产量就达到16艘，常规潜艇8艘，几乎垄断了新世纪中国海军新型驱逐舰全部建造工程。江南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江南在其他方面也在创“第一”，比如建造了中国第一批具备携带主战坦克能力的大型气垫登陆艇726型，该艇批量生产并装备于071型船坞登陆舰后，中国海军的两栖装备投送能力将有质的飞跃。

90年代以来，江南造船厂改革步伐明显加快。1994年，它在全行业率先成为全国100家大中型企业首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之一。1996年6月，江南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6月3日，“江南重工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8月，江南造船厂完成债转股的工作，新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正式诞生。2008年独立建制，成为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大型现代造船企业，被列为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和大型一类国有企业。目前，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

百年江南  大J摇篮

21世纪初，韩国经过30年不懈奉行“造船之国”的国策见到成效，造船产量首次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造船的头把交椅。而此后不久，中国的船舶工业就在各方面实现了快速赶超。

向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进军

本世纪初，中国造船工业乘时而动，进入高速发展期。2002年5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有关部门批示：“发展船舶制造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作用很大，而且看得见，不像某些小商品，因此不要等闲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就吨位比较）。”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显示了中国政府发展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日韩造船强国，建设世界第一造船强国，这也是国家在新世纪赋予中国造船企业、赋予江南厂的历史使命。

造船业对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借助船舶出口，钢铁、船用配套设备等几十个产业可“搭船出海”，间接实现出口。船舶又是制造业中的“巨无霸”，一艘数万吨的船舶，其售价少则几千万美元，多则上亿美元。

到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造船工业。从2012年起，中国不仅在年度造船吨位上超越了韩国，同时也逐步具备了建造大型液化气船、半潜船、深水钻井船等特种大型船的能力。中国船舶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已高达80%以上，而且大多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前副总理李岚清曾经称赞：中国造船业是国内唯一能称得上的“出口支柱型产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下的装备制造业之一。

建设21世纪世界船坞

在新的战略思维指导下，中船集团开始大张旗鼓地打造大型造船基地。江南人也开始寻找新的出海口。

2002年，上海市争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2003年，为了上海世博馆的建造，也考虑到江南造船厂及上海造船工业未来的发展，上海市决定在距长江入海口不远的长兴岛南岸安排8公里岸线，作为造船预留场地，将江南造船厂从市区搬迁到长兴岛新厂区。政府一次性划出8公里海岸线，在世界造船史上也不多见。原来江南厂的老厂区面积是77万平方米，长兴岛厂区则是580万平方米。

这个决策为江南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船集团陈小津总经理提出：长兴造船基地是中国造船业的“希望工程”，是中国造船业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根据地，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井冈山、延安。江南要以“百年大计、世纪精品”的高标准建造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造船基地，力争使它“一百年不落后”。

2005年6月3日，江南长兴造船基地举行开工仪式，这是江南创业的新起点。2008年，江南集团把148年的老厂，从城市整体搬迁到衣食住行都很不方便的郊外滩涂，开始了再创业的征程。

长兴岛，一个沉睡百年、默默无闻的小岛，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搬迁到长兴岛，这个百年老厂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造船基地一期工程共投资160亿元，经过3年建设形成了3条造船生产线。一号生产线是民船生产线，目前世界上三大主流船型最大吨位的船舶都可以在这里建造；二号生产线为DC生产线，主要为海军建造DC；第三号生产线是军品生产线，目前正在建造中国最先进的舰艇和小型特种军用船舶。经过9年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江南成为我国目前造船基础设施最先进、综合造船实力最强的造船基地，建造能力涵盖了我国海军装备包括水面、水下战略性产品在内的所有舰艇。

在长兴岛，无论是30万吨的超大豪华邮轮、17.5万吨的散货船、1万吨标准大型集装箱船、大型液化天然汽船，还是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这些世界最高标准的船舶都可以批量生产。外媒报道，江南“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巨轮”！

2010年3月23日，江泽民同志为长兴岛题词“百年江南 大J摇篮”。江南——一个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造船企业，已经在东海之滨巍然矗立。

坚持“军为核心，军民融合”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南的发展史本来就是军民融合的历史，在江南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军民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2008年搬迁长兴岛后，江南励精图治，坚持保军首责，把军工能力建设摆在各项工作之首、作为重中之重，军品供给能力大幅上升。在经营管理中统筹生产资源，军工生产布局日益优化；创新工程管理，装备实现批量节奏交付；打破专业界限，让各方技术力量握指成拳，人员安排趋于军民共用；从基础研发到顶层设计一体化全面推进，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和军民互通互补，紧盯装备发展趋势，使军工科研迈上了新台阶。

近几年，受益于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海军装备的投入。2015年起，江南为实现国内“第一军工造船企业”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指导下，大力推进战略、科技创新和管理流程三个领域的转型升级。

2016年12月8日，一栋伟岸的建筑在长兴岛建成剪彩，它就是集研发、设计、试验、基础设施等技术研究为一体的江南研究院。设立研究院的目标，是建设与世界一流造船企业相适应的研发设计与工程应用中心、在高端海洋装备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力争形成若干行业领先的技术制高点，从“跟跑”转向“领跑”。这是江南以创新引领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围绕军工科研创新，江南联合设计院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了开放式的创新平台。紧盯世界舰船，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技术研究。

江南曾经建造了我国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而今日的江南造船基地，共有7座大型干船坞，包括6条军品生产线，具有生产10万吨级航母、万吨级水面舰艇、常规动力潜艇和特种水面舰艇的能力。 江南的目标是：主业做强，建设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多业发展，建立现代海洋装备企业集团。

2017年6月28日，最新国产万吨级大型驱逐舰055型舰在这里建成下水，包括052型驱逐舰在内的众多战舰都在此建造。目前，一个巨大的船坞即将改造完工，这是为建造航空母舰准备的30万吨级船坞。2016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

打造中国全能的军用造船厂一直是江南的目标。“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国家建造国防装备”，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让江南人怀揣更大的梦想。他们热切希望国家把研发建造航空母舰的任务交给江南。

此时，国产001A型滑跃式航母已下水栖装，通过一年多的试航，预计2019年交付，向建国70周年献礼。国产首艘8万吨级常规蒸汽动力弹射002型航母已开始上船台分段组装，预计2020年左右下水。

2017年12月2日，在江南造船厂建厂150周年纪念大会上，集团领导表示，江南计划用五年到十年时间跻身世界一流军工企业方阵，以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标志。这个“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就是由江南承建的003型航空母舰。2017年11月，航母工程悄然启动，前期准备工作已就绪。该航母是真正的中国血统，它突破了前苏联滑跃式航母的老路，战斗力直追美国航母。这艘航母建成后，未来将成为中国海军的核心旗舰。江南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按照“又好又快，顶层策划，整体策划，抓实成果”的工作方针整体推进。

见证中国高端制造

装备制造业是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战略性产业，是体现一国工业竞争力的核心部门。我国在一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已开始进入世界前列。近期，一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船订单被中国拿下。据报道，2017年，中国造船订单量和完工量均为世界第一，比第二名韩国和第三名日本造船量之和还多。

在中国造船工业崛起的背后，江南这个超级造船企业功不可没。2012年2月16日，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在江南调研时说，江南造船厂是我们民族工业的起点，它是中国的名牌，也应该是世界的名牌。日本、韩国的造船工业在全球市场占的份额大、时间长，但中国造船业已经可以和日韩进行竞争，甚至在有些领域已经并驾齐驱，江南造船厂功不可没。李克强同志说，江南造船厂是民族造船业的脊梁，支撑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世界造船大国行列，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造船强国，而成为造船强国的重要标志就要看中船、江南能不能率先跨进去。   

2017年8月11日，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江南考察时指出，江南是在与世界最先进的企业对标，我们国家需要像江南这样有形象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我们的企业要有前瞻性，要瞄准未来的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江南秉承“创新、合作、开放、共享”的精神，加大国际合作力度。江南与法国达索公司在公司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制造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全面优化升级设计、生产、和管理流程；与意大利分坎蒂尼公司合作成立大型邮轮建造公司，引进了全套管理工程。

为了适应装备发展的新特点，江南作为海军装备建造的引领企业，将重点开展数字化造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进数字化设计、构建完整的数字样船，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改变传统的设计与应用的对接模式，为造船模式的根本转化奠定了基础；推进造船模式创新，发展以分段预装、总段搭建、壳舾涂一体化的区域安装为特征的现代造船模式，并应用于各类舰船的建造中，以实现两年造5艘舰船的目标。

目前，江南已成为我国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线最丰富，水上、水下兼顾，大、中、小产品兼备的中国一流造船企业。其包揽了全球一半的万吨轮制造，成为造船世界冠军。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途

2017年，江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元，利润3.3亿元，完成交船15艘。军品实现战略性突破，军品订单总额再创新高。民品船建造技术和工艺持续完善。船舶建造技术和工艺持续完善，全年民品承接订单19亿元，顺利突破非洲液货船市场，签订4艘液货船，中标1艘大型航标船和“雪铁龙”号修理合同。全年共完成121项重点攻关技术自主创新项目，完成自主二次开发100余项，建立了34万余项技术标准库，为行业应用示范和成果推广奠定了基础。2018年，江南将进入高新产品快速发展期，计划交船9艘，营业收入154亿元，利润总额3.6亿元。

江南正处于发展的新起点，转型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江南将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民融合的企业集团，培育世界先进的产业集群。这是新时代赋予江南的神圣使命。

       中船集团原总经理陈小津对江南的感情溢于言表。他说：江南是一本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史，是一部承载了中华民族工业创业和发展的不朽历史。当一个上万产业工人的大企业冲破各种艰难，风雨兼程地走过153年漫长历程时，它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产品，不仅仅是无数个中国第一，而是一个中国魂，一种中国精神。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生动体现。几代江南人的汗水和智慧积淀形成的“江南精神”，是近现代中国民族精神在工业中的体现。“江南精神”将继续激励中国一代代造船人爱国奉献，求实创新，打造世界造船一流强国。

在江南1865年大道上竖起了“悬规植矩，器惟求新”八个立体大字，提醒江南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从诞生之时起，江南造船就承载了中国的富国强兵之梦，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之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新一代江南人脚步不停，正承载着无数造船人的强国之梦从历史走向未来！

内容提要：全球制造业的主要特点：总量上“东风逐渐压倒西风”，结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达国家仍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中国在关键技术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战略上一定要有雄心、虚心、恒心、耐心；高科技企业要立足自主、开放创新。

关键词：全球制造业  价值链  产业链  立足自主  开放创新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1：从总量数据看，“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从总量上看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第一， 1997年，中国仅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5.5%；此后一直快速上升，到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4%，超过了美国17.3%的增加值比重（见图1）。此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却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

         图1 中美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第二，1995年以后，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发生了这种力量对比的转换，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见图2）。

图2  经合组织国家与非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从经合组织（OECD）所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来看，1995年OECD国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是84.1%，从这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5年已经降低到54.0%；而经合组织之外的非发达国家群体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46.0%，双方比重已比较接近。按此发展趋势，未来非经合组织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分析比较中美出口产品的结构（见图3）。

图3  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品在各自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首先，分析中美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

（1）.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2000年美国的比重非常高，达到33.7%，此后逐年下降。而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仅为19.0%，2008年已经接近美国，2009年超过了美国，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不足20%。

（2）.中美出口的前三大产品的比较。根据表1，中国2014-2016年的前三大出口商品，第一是电信设备，第二是数据自动处理设备，第三是集成电路。而美国2014-2016年出口量第一的是杂项产品，第二是石油制品，第三是汽车。当中美贸易争端刚起时，很多人对目前中美出口产品结构有所疑问，到底“谁是工业国，谁是农业国？”

表1  2014-2016年中国与美国出口的前三大产品（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6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Volume I Trade by Country》，United Nations.

（3）.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对于整个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或是后发展制造业强国韩国，从就业情况上来看，他们的制造业都存在一定的“空心化”现象。

图4 美德日韩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ECD数据库整理。

从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德日韩基本上一直在下降。韩国这一比例曾经有所上升，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降下来了。美国则下降得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工人超过整体就业的20%，到2009年时则降到不足10%。这就造成像底特律这样的“锈带”，大量的失业工人对其国内政治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以“用美国人，买美国货”为口号深得白人工人的拥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在制造业总量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二是在出口产品上中国正逐渐往中高端发展；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不断萎缩，制造业趋于“空心化”。中美整体实力接近，中国开始进军制造业高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的就业萎缩，共同构成了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2：总体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制造业的总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比如某个零部件，可能在一个区域投入劳动与资本生产，形成一个中间产品，然后运到另一个区域进一步加工装配成为某个总成部分，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再运到第三个区域进行最终组装，最后在所在国销售或者再出口。其中在每个地点和环节，都分别加入了劳动和资本。所以如何分辨这个产品到底是谁生产以及这个产品的出口贸易量到底算谁的，就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并且产生了很多“国际官司”。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到底应该怎么算？这是很难精确计算。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正积极开展以贸易增加值核算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和一系列数据库建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生产，它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其中富士康得到的增加值比例很小。如果把最终iphone手机的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总体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推动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生产网络。OECD的一项统计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的出口和产出中占了相当比例，这些比重从2000年到2014年基本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产出中占12%左右，增加值占10%左右，在出口结构中已超过30%。

中国国内也做过一个统计，2005-2014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份额中，国有企业出口每个月大概是1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一直都是我国的出口大户，出口最多，且数量上一直稳步上升，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了45%（见图5）。民营企业2009年以来出口增长也很快。

        图5  2005-2014年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表现

对中国的进出口结构进行分析，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2016年，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第一大项是机电产品，占比46%；第二大项是纺织服装类产品，占比13%；后面依次是金属制品8%，化学品5%，交通产品5%，其他产品23%。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比39%，也排第一位，第二大进口品是矿产品，占19%；后面依次是化学品8%，交通产品7%，金属制品6%，其他产品21%。从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化学品和交通产品这些领域，既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种“大进大出”的方式，既说明我国和国外在同类产品的技术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

全球制造业特点3：从价值链看，发达国家仍占高端

从价值链总体判断，发达国家仍占高端。“微笑曲线”是按环节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上中下游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但增加值（利润）在各个环节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生产环节附加值（利润）较低，两头的环节附加值含量（利润）要高一些。

    WTO发布的《2014世界贸易报告》称，世界贸易发展正呈现四大新趋势，21世纪贸易仍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哪些好处和风险？OECD曾针对非洲的发展现状做过相关研究，其好处是：第一，能够创造就业；第二，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第三，有利于吸引外资；第四，由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能够推动国内的生产网络向高端发展；等等。但与此同时，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有不少风险。第一，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环节；第二，外国投资者的“外溢效应”有限，往往跟所在国隔绝；第三，容易把自己暴露于全球经济外延性影响的风险中；第四，所在国资源的消耗和外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有弊，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具体权衡。

    在具体的价值分布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了高端、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

我们分析前几年很著名的一个案例。我们生产一部iphone，都说是中国出口的，但其实就是由富士康组装的，中国没有赚什么钱。如图6所示，在整个苹果手机的售价中，接近60%（58.5%）都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国得到的部分，是占售价1.8%的劳动成本。所以大部分价值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美国还在叫屈，说中国出口多了，贸易顺差大了，这就是强盗逻辑。据报道，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苹果手机一家的利润占到了全球手机行业利润的91%。

图7  iPhone手机的价值分布图

资料来源：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1,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July 2011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4：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虽然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以集成电路为例。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第一大商品就是集成电路，这几年每年都达2000多亿美元。第二是石油，2016年国际油价低迷，当年我们石油进口只花了1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46%是处理器和控制器，5%是放大器，28%是存储器。这些都是我国尚不能生产或国内产量难以满足需求的。近年来媒体报道，日本福岛是电子产品生产重镇，福岛一出事故，国内电子产品就缺货、涨价；三星公司的内存供应紧张甚至断货，我们的手机内存也供不上，连华为公司也因此受牵连；同一款手机用了不同公司的内存芯片，导致运行速度不同，等等。最近的中兴通讯事件，更是说明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导致我们的脖子被卡。

图7  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海关、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集成电路的自给率水平到底怎么样？近些年我们有了长足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2017年自给率估计是11.2%，2016年自给率是10.4%。在中兴事件之前，按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看，到2020年自给率可能会达到15%左右（见图8）。中兴事件之后，社会上对芯片发展普遍重视，估计自给率会更快地上升。

图8 我国集成电路自给率水平较低

资料来源：IC insights,川财证券研究所

在民用领域，我国核心芯片的自给率仍然很低。由于民用市场已经形成欧美公司占优的寡头格局，后来者要想进入和占据一定份额，难度很大。军用领域的情况可能相对好一些。 

美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主要靠科技实力与研发投资。199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0.5%左右，此后逐步上升，到2015年超过了2%。但是1995-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一直是2.5%以上，接近3%。韩国和以色列已经超过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见图9）。一些国家早就比我们领先，而且一直还在持续投入。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的先导，而中国不多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换言之，我们的基础研发还是很薄弱的。

图9 部分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1995-2015）

资料来源：OECD科技数据库，科技记分牌2017。

     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制造业？

第一，进步很大，这是实事求是。第二，关键环节仍有缺失，核心技术仍有差距。目前我们前有美国等发达国家围堵，后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追赶。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升，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往东南亚搬迁。所以，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乐观。

展望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根据前述全球制造业基本特点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应该有“四心”：

第一，要有雄心。大国和小国不一样，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拥有相对完整的先进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特别在关键的技术环节必须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能轻易让人卡住脖子。小国靠卖资源、发展旅游或集中发展一两个产业就可以实现发展，但大国不能。

    第二，要虚心。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很多关键环节还较为薄弱，比如半导体领域，从设计到生产，从关键材料到生产设备，我们都离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还需要长期追赶，不能动不动就自满自大，一定要虚心。

    第三，要有恒心。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制造大型民用客机的第一步实践，本世纪初又再度下决心上大飞机。目标一旦确定，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随意改变决心。日韩在半导体产业上追赶的时候，初期也并不顺利，曾经亏损很多年，但后来持之以恒，今天的日韩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中稳占一席之地。我国在这方面基础薄弱，追赶过程可能较为漫长，甚至出现波折或重大挫折，但一定要有恒心。

    第四，要有耐心。从国家、从社会来讲，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对相关的企业、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有耐心，因为这种国与国之间技术实力的追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三五年就看到显著成果，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全社会都要有耐心，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能急功近利。

从微观上来讲，在制造业追赶的战术上，“华为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可以概括为“立足自主，开放创新”。

结合现实国情，在追赶的具体策略上应该是以我为主，立足自主，但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我们要开放创新。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有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但也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引进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也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如果我们自我封闭，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在处理独立自主与利用国外资源的关系方面，网络流传的任正非在2012年的一段讲话非常精辟。他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买美国的芯片。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讨论“联想模式”与“华为模式”，即到底是“贸工技”路线好，还是“技工贸”路线好。我个人认为，在一个企业的发展初期，缺乏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时候，采取“贸工技”路线是对的，企业首先要生存。一旦有一定基础之后，企业一定要转向“技工贸”。做贸易赚钱可能是快一些，但企业不可能永远靠赚快钱，一定要有长远眼光，适时转型，一定要有自己的研发和核心技术，才能有核心竞争优势，有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华为公司为什么成功？华为公司最初是做境外交换机的代理，有所积累并对交换机有所熟悉后，自己开始研发交换机，后来研发出了C&C08交换机，逐渐开拓农村通话市场，再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国内走向国际，近年来更是在全球布局，在全球总共拥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和16个研究院（所/室），充分利用全球的智力和技术资源，成长为了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表2  2016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强的公司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

华为公司对外披露，公司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2017年，研发费用支出为896.90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940亿元。华为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与国际大公司相比也不逊色。在欧盟统计的2016/2017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中，华为排名第六，是前十强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这种高强度的投入，高强度的研发，才能带来快速的技术进步，才有华为今天的世界地位。胜利不是空谈出来的，都是奋斗出来的。

（编辑  迟晨光）

     近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深刻改变国内外的舆论环境，今年3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从特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起，在双方的谈判中，美国政府政策转向，总统特朗普不断主动挑起和推动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外媒体跟进报道，我国国内舆情也随之波动，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舆情热点事件。

中美两国舆论引导的不同特征

    舆论作用的场域

（1）报道来源。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反复波动、不断出现焦点新闻的长期性事件，两国新闻媒体都对事件进程保持关注。以报纸、电视为依托并辅以网络化传播手段的主流媒体机构，和以大数据、移动客户端、社交网络为依托的社会化媒体是最重要的两股力量。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属于政府间事务，主流媒体机构具有政治资源优势，在一手新闻报道的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引导机会。中美两国关于事件最新动向的新闻，均是由第一时间获取政府资讯的主流媒体发布。社会化媒体在该事件的舆论生产中则更多起到了解释、重构甚至干扰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特例，如特朗普通过个人推特公布白宫的最新意向，但由于这类信息数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事件中主流媒体机构主导的传播格局。美国方面，主流媒体机构代表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网等都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社会化媒体如雅虎新闻、赫芬顿邮报、推特、脸书等拓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渠道。这些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事件信息和观点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舆论和我国国内舆论起到了引导或干扰的作用。

中国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其旗下的社交网络账号、客户端，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事件后续跟踪报道的积极参与者包括财新传媒、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也包括凤凰网、网易、新浪等门户类网站。除此之外，《环球时报》等央媒的社论引起国内外较多关注，主要的外宣媒体《中国日报》、CGTN等也通过刊发外文报道强调中国立场。

（2）群体差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这类国际争端容易受到大众关注，但不同群体的解读方式和理解能力显然存在区别。以中国为例，当贸易摩擦事件以集中态势爆发、相关报道以“中美贸易战”等标题或以鼓动情绪的方式进入舆论场时，往往能激发大众的强烈反响。但当涉及到具体的贸易政策和税费调整时，事件在大众中的影响力明显下滑，关注的群体相对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行业，舆情呈现冷却态势。由于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区别，这一现象可以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媒体的性质上得到集中反映，如5月20日的舆情热点“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高达72.4%（图1），而4月19日的舆情热点“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仅为13.8%（图2），远低于财经类媒体的26%。

图1“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图2“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因此，在对这样一个既有长期发展脉络，又有点状爆发可能的事件进行舆论分析时，就必须关注这种分众化的趋势，不仅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情绪表达，也要关注互联网、商贸、科技、金融等特定行业的反应和态度。

    中美两国媒体的代表性观点和特征对比

（1）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闻报道或评论则要以具体的事件为根据。若要对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效果进行研判，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事件为节点，对该事件进行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状况进行分析。根据“知微事见”数据平台的公开资料，今年3月9日，特朗普公布232措施（即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之后，在我国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中，中美贸易的相关舆情形成了约50次关注热点，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美贸易国内互联网相关舆情的关注热点

（来源：知微事见）

截至6月20日，“知微事见”平台的“全平台事件影响力指数均值”为61.8，当影响力指数高于65时，该事件在互联网的影响力应超过其他舆情事件，受到公众特别的关注。

根据表1数据，舆情热点在两起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最为集中，一个是4月2日的“财政部发布通告：对美国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表现为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相互出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舆情热度延续至4月7日；另一个是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件7年”，引发的舆情集中震荡一直持续到4月22日才告一段落。可以基本判断，有关这两起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在整个中美贸易摩擦的“事件链”中起到重要的舆情导引作用。

（2）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对比。针对“关税纷争”和“中兴事件”，本文选择了8-10篇来自不同性质的中美两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并对其关注点、内容和观点进行了分析，见表2-表5。

表2 美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雅虎新闻）

表3 美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雅虎新闻）

针对“关税纷争”事件，大部分美国媒体报道的切入点是从中国公布回应措施出发，多个报道中提到中国的回应措施可能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从观点来看，大部分美国媒体并没有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但都把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视作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与自由贸易准则无关（这些美国媒体依然不认可中国是“世界自由贸易维护者”这一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竞争恰恰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如CNN的报道，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在为特朗普追究“中国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这件事“点赞”，但认为其采取的方法不当，一味抬高关税使得美国脱离盟友的支持和国际规则的框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报道均对中国回应态度的强硬和出现全球贸易战的潜在风险表达了担忧。

针对“中兴事件”，美国媒体的关注点多在制裁措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和中国的激烈回应之上。这些媒体基本都援引美国政府的提法，认为中兴公司未遵守相关法规，在去年遭遇巨额罚款之后仍不对经营管理作出改进。大部分报道均指出，中兴公司的业务将受到较大冲击，甚至由于中兴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2025）。而在解读中国回应时，美国媒体屡次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回应描述为“爱国情绪”，尤其在引用中国相关人士对事件的评论时，极少出现对事件本身的理性分析。

表4 中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人民网）

 表5 中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人民网）

针对“关税纷争”，中国媒体报道的观点和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出台关税措施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如果发生贸易战，美国要负主要责任；第二，美国的做法违反WTO原则，美国对我方的指控缺乏依据；第三，美国的做法“于己不利、于我无伤、于世界有害”；第四，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敢于捍卫尊严，敢于主动出击，敢于抵抗到底；第五，中美贸易争端是“危”也是“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改革。

针对“中兴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出于霸权考虑，是有意要限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因此必须坚持斗争、捍卫中国企业的利益；另一种是认为此次“中兴事件”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层面的缺失，应当以此为教训加快自主创新。

（3）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特征对比。从上述报道内容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媒体存在显著区别。总的来看，其差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媒体对“中国提高关税”的报道力度明显高于“特朗普提高对中国关税”，而中国媒体对二者的报道力度都相对较高；第二，美国媒体讨论更多为具体事件本身，而中国媒体较多对事件进行延伸，尤其是将话题引向“霸权主义”；第三，美国媒体无论在阐述中国还是美国出台贸易政策时，都较少从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角度讨论，也较少提及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第四，美国媒体更多以“特朗普政府政策”陈述事件，对国内话题的关注程度高于国际层面，而中国媒体则大多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五，从整体情绪上看，美国媒体显得较为负面和忧虑，中国媒体则显得较为激昂和强硬。

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不少国内媒体在报道国外舆论反应时，都更多展示它们对特朗普政策不满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报道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作用，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美国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官方宣传刻板枯燥的评论和偏见，如《华盛顿邮报》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戏谑语句评论中国官方僵化呆板；彭博社、Zerohedge等媒体在报道中，将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违规的指控和殷一民“我们有强大的祖国”的宣言放在一起，暗指中国政府参与操控不公平竞争，批评中国企业家的“国家主义”倾向；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部门的说法，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建立在阻碍外国企业公平竞争和剽窃他国技术的基础之上。这些报道体现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一贯以来的特征，对我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有不利影响。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事件的受害者，而中国媒体的强硬态度往往被美国媒体用来指责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佐证了它们的观点。多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有引述中国“中央媒体”的报道，通过截取某些情绪化的语句，达到扭曲事实、丑化中国合理利益诉求的传播效果，对国际舆论环境和中国国内舆论环境造成一定冲击。

国内社交媒体负面衍生舆情分析

我国国内社交媒体的舆情反馈，是在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的，考察这一部分的舆论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国内外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的范围和效果。

从“中美关税争端”和“中兴在美禁售令”两起事件出发，梳理中国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通过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大致勾勒相关事件的国内互联网舆论生态。表6案例是综合考虑发布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接近）、影响力（阅读量应在10万人以上）、代表性（有一定数目的支持群体）、争议性（与官方口径不一致、引起广泛讨论）等因素。

表6 相关事件国内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

受到爱国情绪的感召，我国的社交媒体舆情基本与主流媒体引导的方向一致。但是，在由主流媒体设置的议题之外，也有部分衍生舆情通过社交媒体，在一些特定的群体广泛传播，其中的一些信息造成了恐慌、愤怒等负面社会情绪。尤其在大中城市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教育等行业，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较为迅速。从推文的内容来看，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文章过分夸大事态严重程度，引发公众恐慌情绪，给市场带来不良反应。第二，部分文章罔顾事实、借题发挥，批判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国民性，贬损民族尊严。第三，部分文章渲染房价、产业结构等中国经济固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第四，联想“投票门”舆情可被视为“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衍生事件。在该事件中，自媒体表现较为活跃，对于联想公司“叛变投敌”的批判随处可见，但一些批评不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客观地分析问题的前因后果，反而因此损害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通过对国内衍生舆情的分析，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内宣和外宣的一体两面性。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意见，既能体现中国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我国部分群体、尤其是与国外交流较频繁的人群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国内外舆论产生的背景与机制

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是由一系列影响力不同、波及范围不同的舆情事件组合而成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当中的引导力量，既包括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也包括两国的社会化媒体，还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媒体。因此，对我国国内互联网舆情产生机制的分析必须包括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环境。

    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世界整体形势。中美两国此次在贸易摩擦中的舆论表现，首先反映出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让美国媒体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对中国强硬态度的担忧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是其中流露出的主要情绪，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而非单方面的“制裁”成为最主要的关注点。这些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愈演愈烈。

近年来，西方世界内部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流失、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赤字严重等问题，促成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更加现实的视角看待问题，着力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并淡化意识形态论辩，正越发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因而，美国媒体倾向于忽略特朗普设置关税壁垒对自由贸易的侵犯，愈发肯定特朗普解决社会问题的诚意，而将对特朗普政策批评的重心放到了他过于激进的策略“使美国失去盟友支持和世贸法规庇护”之上。此外，中美两国经贸问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同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牵动了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协调合作对于加强全球治理意义非凡，维护世界政治秩序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完成。这样的局面，促使更多国家媒体和公众加入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和报道中来，使整个国际舆论场更加复杂多变。

（2）中美关系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不断拓展。而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过去试图塑造并吸纳竞争对手的尝试已经失败，美国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可能更多出现在展示实力的场合。其次，中美两国竞争的场合和深度正在快速拓展：新技术的发展、新产业的出现正在刷新双方经济科技领域竞争的定义；在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等涉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构建的问题上，双方也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和冲突。

    国内舆论环境的特点

（1）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较强。虽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中出现了一些与主流媒体意见相左的其他舆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主流媒体在国内舆论引导上作用显著，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舆情信息，其议题、观点、立场和情绪大部分同主流媒体一致。

（2）网民的爱国情绪高涨。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络舆情都体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色彩，包括自主创新、经济结构改革等议题，也基本离不开爱国主义的主题，完全不认同国家、民族立场的舆论信息十分少见。

（3）大部分网民对具体信息缺乏辨识力。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金融、互联网、科技、能源等领域和行业的专业知识，非相关专业背景的大部分网民实际上对事件信息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辨识力，容易被主流媒体和专业人士引导。

（4）固有的负面社会情绪仍然存在。在社交媒体上积累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经过某种方式的鼓动，能够以各种潜在的相关热点舆情为引子集中爆发出来，成为具有较强破坏力的负面衍生舆情。

（5）社交媒体舆情易受外国媒体信息引导。社交媒体一方面具有全球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性，各种新闻信息的传递不受限制，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传入。另一方面，最易接触到外国媒体信息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群在社交媒体当中通常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意见也更容易对大众的态度构成影响。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