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邓小平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践和重要论述,十分有助于深化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

20142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围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同时,习总书记就政治制度模式、“普世价值”等涉及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亮明旗帜、划清界限,凝聚了全党的共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看,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就绝不会放弃“分化、西化”和遏制、牵制中国的政治图谋。在新形势下,我们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场,依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其本质依然是两种制度模式、两种价值观念的斗争与较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错误思潮的危害,以及上述错误思潮在不同时期的诸多“变种”表现。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邓小平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践和重要论述,十分有助于深化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蕴含的历史传承、理论接力、定力和担当精神的深刻理解。我们要从中汲取营养,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驳,澄清是非,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形成

稳定问题,是任何执政者难以回避的首要问题。中共从局部执政起,就清楚地认识到,要把政权、社会稳定下来,必须经过长期复杂的艰辛探索和努力,形成一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早在19921月,他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邓小平的维护稳定思想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其主要起源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 ,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vol.2,332),“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没有能够完成”(vol.2,335)。这些问题使我们在建国后未能防止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的浮夸、“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等。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认真思考、探索和实践。

19777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就安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专门阐述,指出“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vol.2,44)。

19793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阐述了毛泽东概括的目标,并明确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vol.2,176)。

为了巩固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邓小平根据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把毛泽东概括的“良好政治局面目标”和后来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等思想综合起来,概括凝练,提出了“稳定”的思想。

在当代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努力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争取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他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从“中国的最高利益”(vol.3,313)出发,形成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凸显,维护稳定作为首要和前提条件被提出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vol.3,82);“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vol.3,286),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分析应对西方对华“西化分化”战略的基础上,邓小平冷静分析形势,指出“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vol.3,320)。1990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vol.3,360),“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vol.3,361)。

邓小平以稳定与发展为基础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指导并保障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使我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乱局的背景下,始终保持“风景这边独好”。

目前,我国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更需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3] 。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5]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将使我们对党的理论发展创新脉络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对习近平总书记“217重要讲话”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密切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基本内容

国家制度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构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的。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内涵,也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稳定、思想稳定等内容。

政治稳定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局、政策稳定,是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两个支柱。1979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vol.2,164)。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淡化、甚至漠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vol.2,358)。1980年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2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在其他条款中将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国家意志和不可动摇的治国原则。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讲的关于党的稳定、中国稳定、国际局势稳定等,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局稳定范畴;为了国内的政治稳定,邓小平要求必须做到政策稳定、改革开放要讲究稳妥、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稳更好等等,是指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转的良好有序,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策稳定范畴。

经济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原则下的经济社会战略稳定、战术稳定,构成了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中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并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维护政治稳定,乃至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

邓小平的经济社会稳定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 (vol.2,319),“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vol.2,191),“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vol.2,178)。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风云变幻冲击下,“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vol.3,371)。

除了从战略上重视关心经济社会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注意从战术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如,针对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他预见性地强调要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要注意经济稳定、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6]

思想稳定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稳固、检验政治和经济社会是否稳定的风向标,是事关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各种势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最终目的是“和平演变”。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保持警惕,并亲自领导了反自由化斗争。

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vol.3,181),“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vol.3,211)。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1989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vol.3,34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19873月,邓小平对美国务卿舒尔茨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vol.3,208)。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只能依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vol.3,208)。他也预言,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们就会信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同时,在维护思想稳定方面,邓小平围绕反精神污染、反“一切向钱看”、正确地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有统一理想、信念,要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坚决防止人心涣散。

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稳定的三方面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稳定。要从各个方面排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以实现整体的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4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的,“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7]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特点

深厚的历史感

邓小平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混乱、积贫积弱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从国际上一些国家滥服西方开出的“民主”药方所造成的动荡动乱中,洞察到保持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首要条件。

邓小平用通俗的语言,揭示了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vol.3,244)。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vol.3,212)。

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都是运动,而且统统都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vol.1,32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强调,“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8],“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vol.2,251),“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vol.2,25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整顿和恢复各方面秩序等的艰巨工作中,处处从维护稳定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一个全党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vol.2,159),“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vol.2,159)。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9]

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的思想,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总结和丰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努力,造就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遗存和新出现的问题也,对安定团结局面也构成了挑战。邓小平敏锐地提醒全党,“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vol.2,251)。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动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由化的核心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vol.3,123-124)。针对“西单墙”事件,他强调“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vol.3,379),“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vol.2,252)。

针对西方国家思想文化渗透,邓小平尖锐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vol.3,40),“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vol.3,44-45),“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vol.2,251)。

针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邓小平坚决地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vol.3,379)。

针对影响稳定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vol.3,199),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vol.3,11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vol.3,364)。

针对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失误和腐败现象,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vol.3,379),“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vol.3,313-314)。

邓小平高度重视霸权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国际和周边国家(地区)局势动荡对我安全稳定造成的威胁。19899 月,邓小平与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vol.3,325-326)。

针对刑事、治安案件高发,尤其是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直接危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vol.3,33-34)。

对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体现的这种鲜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见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

宽广的国际战略思维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vol.2,241),“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vol.3,282)。

在国家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vol.3,330)。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具体指挥下,我国调整了外交方针,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原则、灵活务实的态度,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影响。我国作为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的情况如何,会被人们看作发展中国家如何,社会主义如何,世界局势发展如何。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vol.3,357),“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vol.3,158)。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vol.3,383)。

如果中国乱了,问题会很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起来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何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何止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vol.3,360-361)。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19892月,邓小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选举,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vol.3,285),“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vol.2,176)。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强调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共赢、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1]

深厚的定力和历史担当

改革开放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厚定力,很大程度体现在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vol.3,123-124)。

邓小平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vol.3,379)。当年,面对内外挑战和压力,面对改革开放中的诸多困难,邓小平沉着地告诉全世界,“凡是影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19892月,他告诉同美国总统布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vol.3,284-285)。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我国国家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总之,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形成于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及其新表现掀起惊涛骇浪时的“我自岿然不动”;形成于面对国内外各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潮时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形成于改革过程中触及深层利益带来抵触与阻力时的“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12];形成于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中慎重而大胆推进改革的“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13] 。邓小平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是斗争经验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综合结晶,是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14] 的正确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有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鲜明阐述,与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体现出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脉相承,是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有效治理国家能力的动员令。

 


[1]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31226日。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2-23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09

[5]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416日,第1版。

[6] 李捷:《基本路线的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国当代政治史论稿》(201311月),第178页。

[7]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416日,第1版。

[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308页)

[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218日第1版。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218日第1版。

[1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416日,第1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14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1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7

 

王灵桂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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