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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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自信与话语体系的建立

——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三)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是时候做出回答了。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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