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月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第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年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