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7日，由集团人事教育部、业务协同部、中信地产联合主办的“中信PPP模式论坛”在京城大厦国际会议厅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PPP研究院院长贾康，中国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洁及中信地产副总裁林竹应邀作专题演讲。本次论坛受到了广泛关注，集团有关职能部门、中信地产、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工程、中信建设、中信兴业、中信环保、中信项目管理公司等单位代表出席了现场活动。此外，部分外地子公司机构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上午的会议由中信地产副总裁林竹主持，下午的会议由集团业务协同部副主任刘大力主持。

集团人事教育部副主任赵振京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他回顾了中信集团在宁波大榭岛、成都郫县新城、海南博鳌、北京“鸟巢”、汕头滨海新城等项目中积累的PPP模式实践经验，指出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时，PPP模式是解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和障碍的有效手段，中信集团将积极响应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地方政府通过创新PPP合作模式携手推进地方城市发展建设，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为国家发展担纲助力。

经济学家贾康围绕“PPP的正面效应及其所关联的混合所有制创新”进行了主题演讲。贾康回顾了PPP模式产生的社会背景、政策背景以及经济发展背景，认为对于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PPP有重要的正面效应。同时，贾康对中信滨海新城在新型城镇化PPP模式的实践和探索上所做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他特别提出，PPP模式的推进也有助于培育具有长期稳定心态的企业文化。

中国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洁围绕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对PPP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并结合北京四号线、泉州刺桐大桥等国内外实践案例对PPP的内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和解析。

中信地产副总裁林竹基于对政策和市场的观察，对国内外PPP模式进行了辨析，深入挖掘和剖析了新型城镇化下的PPP市场机会。同时，林竹结合港铁及中信滨海新城PPP案例，分享了具有中信特色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PPP模式。中信滨海新城项目是中信集团与汕头市政府合作推动的广东省内特大规模城市运营项目，其中，中信集团与汕头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的重点城市基础设施——汕头海湾隧道，建立了新型的政企合作关系和多层次的资本运作。林竹表示，中信城市运营作为中信地产创新业务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努力成为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创新型市场平台。

主题演讲结束后，参会的各单位人员与演讲嘉宾就PPP模式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和交流。

随着财政部和发改委相继出台关于PPP模式的规范性文件，PPP模式的市场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对于PPP模式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有限。此次论坛活动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全面解析PPP模式，将政策解读、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参会人员能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PPP模式，也为后期各单位在PPP项目领域的业务协同工作打下了基础。

2015年2月，在全国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系统阐述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

习近平指出，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三大“战略举措”。

从“四个全面”的相互关系来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突破利益的藩篱，挖掘社会的潜力，刷新体制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按照法治的方式治国、办事，才可能为改革提供长久的保障，保证航向不偏离、成果能固化；要达到这些目标，作为领导这一进程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上下一心、团结有力。因此，重塑政治生态、强化政治规矩、净化党的肌体，就成为迫在眉睫、也利于长远的重大部署。一大目标三大举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习近平用“一堂大课”来展示力度与决心。本届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专题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党纪国法不能成为“稻草人”，领导干部要学法懂法，将自己放在“法治之下”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以权压法。

全面从严治党的脚步依然铿锵有力。中纪委、监察部依然在持续不断地“打虎拍蝇”。而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更提出“政治规矩”的重要性，强调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作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四个全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凝聚一心、找到抓手，逐个突破、全面推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值此2014年甲午年开春，已经走过22年历程的《经济导刊》，因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从本期起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

新的《经济导刊》从经济学科为主，扩展为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类刊物。它的功能将定位于：

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导刊汇聚各学科优秀学者和各领域杰出人才，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就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挑战，积极探讨，建言献策，为国分忧。

正面发声、理性论争的平台。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舆论场，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正面交锋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导刊将主动和社会各方面健康力量协同合作，弘扬正气，参与舆论斗争；推动学术交流，促进不同意见的沟通和不同观点的争辩。通过理性的砥砺切磋，使真理愈辨愈明。

凝聚民心、建立共识的讲堂。唱响中国道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我们遵从和践行的宗旨是：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史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摈弃背离实际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我们坚信，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这就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这应该是致力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那种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由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导刊愿为中国学派的播种、发育和成长，耕耘好一方园地。

我们真诚希望，新的《经济导刊》得到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经济导刊》编辑部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经济导刊》：最近你的著作《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唱响中国”是这本书的主调吗？你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有哪些考虑？

玛雅：我写这本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唱响中国，表达中国立场。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这本书汇集了15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观点，总结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分析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将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全书从事实和理论层面阐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所在。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改革与发展方向、国家产业战略、医疗改革、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民主政治建设、反腐、爱国主义、中国梦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方向道路和国家前途命运、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回答了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是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既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出版这本访谈录，是要为这样的中国思想的表达、积累和传播做一件有益之事。

《经济导刊》：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个主题？

玛雅：2008年12月，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由三联书店出版。随后，香港三联于2009年9月推出繁体字版《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在海外发行。海内外相继出版这本书，对我是一个鼓舞。我感到，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思想是个好方法，应该坚持做下去。

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样一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并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初在计划出版第二本访谈录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时机也巧，2009年是建国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教授作《六十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

《经济导刊》：为什么用了现在这个书名：《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当时我正在进行采访，为完成这本书积累文章，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时，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欧美同学会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国学派：高举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整个采访过程历时多久？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玛雅：我从2012年8月开始采访到2013年7月书稿杀青，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此前完成的几篇文章，我都进行了修订更新。全书15篇文章中只有史天健教授那篇保持了2009年的版本。史天健老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和兄长，他于2010年病故，我收入了这篇文章纪念他。同时，就像我在导语中说的：“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学术精神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对于我们，史天健先生留下的，绝不只有回忆。”

在采访写书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出色的思想，受益良多。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问，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模式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由此我感到，《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所言：“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很高兴这本书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希望能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经济导刊》：如何定义“中国学派”？中国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你自己属于哪一派？

玛雅：看过我书的人，一般认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怀，注重平等，主张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对“民主政治 + 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的优长之处，我有深入了解，我也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尊重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我认为，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朋友们，都是“中国派”。我非常认同潘维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派”主张。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使命，就是高高举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网上有人说，玛雅看着也像个纽约客，竟长了一个“西柏坡的脑袋”。你怎么看自己？

玛雅：这个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共产党那时是朝阳，马上就要建立新中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中国强大，很多我的同时代人都和我想法一样。就像曹锦清老师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也都有中国强大的梦想，要这么说，长“西柏坡脑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那位网友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国被“洗脑”多年居然还这么爱国，这么正统。这和我的成长环境、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队入党，这决定了我对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理想有所继承，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所以我写《中国为什么能》这本书完全没有悬念，对我来说，共产党永远不能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能变色，这个信念与生俱来，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信心和底气。”

再说出国学习也不是为了西化，而是为了提高强健自己，回来报效祖国。尤其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经过不断比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学什么，对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么。我的这种认识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深知“市场 + 民主”美国模式的人，包括我采访的多位学者，并不是美国的追捧者，不是所谓的“普世派”，而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派”。

中国道路：走向成功的“人间正道”

《经济导刊》：书中有一篇对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有读者说，此前林毅夫的思想并没有这么鲜明的“唱响”基调。林毅夫自己也坦陈，求学时代根本没有料及后来的巨大思想变化。如何解读他的这种转变？

玛雅：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能这么好地契合这本书的主题，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之前我对林老师的理论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选择采访他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经济学界对未来时期中国的发展最乐观的一位学者——我不可能采访一个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学者，还指望能作出一篇唱响中国的文章。但是通过对林老师的访谈，又读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书，我惊喜地发现，我不但采访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观点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

如何解读他的转变？其实跟踪林老师的思想演进，他这些观点由来已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并且系统地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深化和延伸。林老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既大胆解放思想，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又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从林老师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本人的思想演进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198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他发现，中国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却是有效的。相反，前苏联东欧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事实促使他放弃了那些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同时，他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的同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见解，相比国内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抱着经济学教科书，谈论实现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高明得多。

林老师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共识，也不能根据某种教条。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本质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我觉得，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会得出他这样的结论，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

《经济导刊》：很多人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你认为，中国在深化改革、日益民主自由的同时，该如何清晰化我们的底线和利益边界？

玛雅：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不能迷信民主，更不是把西方的大选照搬过来就民主了。选举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至少是不成功的。很多人拿印度说事儿，这是肤浅的，只看到表面，没看到实质。在民主政治理论中，印度民主被称为“权贵主导的民主”（elite-dominated democracy）。这种所谓的民主品质非常低劣，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搞了60多年，老百姓今天仍然如此贫困的原因所在。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2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印度的饥饿问题比朝鲜还严重。像这样的“民主”，中国宁可不要！潘维老师说过一句挺形象也切中要害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要是照样建的话，那一定是假的。假白宫就不是自由的标志了，只能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事实上，前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不明白，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变成美国。拆克里姆林宫是一回事，建白宫是另一回事，克宫与白宫的基础不一样；斯拉夫人的活法与美国人的活法不可能一样，因为“民族基因”不一样。

中国的成功在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时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建国头30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创造了持续30多年接近二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这些说明，中国毫无疑问是有自己独特性的。所以，应该研究我们的成功所在，同时发现问题所在。我们发展民主的底线和边界，应该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以国家安定和人民福祉为代价。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放国门时，美国舆论曾经预言，我们会渐渐变成他们。但是美国人失望了，我们没有变成他们，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强劲。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决定了，我们不会在一个偏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在转型过程中，会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掌握进度，走向成功。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也应该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坚持中国本位，探索中国模式，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中国需要大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

《经济导刊》：乔良将军非常认可你对他的采访，《21世纪中国战略大视野》一文全面展示了他对中美战略和经济博弈的观点。大家也知道，乔良近年有一些观点被热议、激辩，你对这些争论怎么看？

玛雅：乔良将军这篇访谈的确非常出彩，有见地，又有气魄。其中有些段落，我现在读起来都津津有味。比如他说，“总有一天，中美之间会出现直接的货币竞争，会出现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竞争，会出现一种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政治体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以中国今天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而是我们创建一个新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不要被眼前这种形势遮蔽了大的目标，所谓莫为浮云遮望眼。要是眼前出什么事我们就关注什么事，出黄岩岛事件就关注黄岩岛，出钓鱼岛事件就关注钓鱼岛，那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民族，一辈子就只能是走到哪算哪，永远不可能有希望。”

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这就是战略眼光、战略思维，这样的眼光和思维正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民间、军界、学界出色的战略思想。

至于网上对乔将军观点的争论，我没太关注过。我看过他博客上和陈志武教授辩论金融与国家安全那篇文章，他的发言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我认同他的观点，希望这样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也希望《中国为什么能》所表达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

《经济导刊》：在书的压轴篇《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中，金一南将军谈到，要把我们的事业传承下去，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整部书也充满了这样一种历史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未来光辉愿景的期冀。那么，假如面对这样的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你会如何回应？

玛雅：如果被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我觉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书的定位是合适的。这是一本访谈录，是一个新闻人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学者的书。这本书更多注重可读性和传播性，兼有理性和感性，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如果一本访谈录太过学术，学界以外的人有几个会去看呢？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一本“国是”访谈录，是高端访谈，既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又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金一南将军这篇专访，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他写《苦难辉煌》所要找寻的这个党这个军队的力量，可以说是灯塔效应。前面的好几篇文章——胡鞍钢、林毅夫、高梁、史天健等，有数据，有图表，有事实分析，有理论阐释，理性多于感性。金将军这篇，我突出的是爱国魂，是中国梦，那它当然是一篇充满激情、激荡人心的文字。其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读者喜欢不同的风格。有读者告诉我，在电视和网络视频上多次看过金将军的演讲，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拿到这本书还是爱看他这篇，百看不厌。

《经济导刊》：书中唯一一位女学者是卫生经济学家李玲。医疗保障是全民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政治议题。目前李玲也是公众瞩目的热点人物，你对她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持何种态度？

玛雅：我非常认同李玲教授的观点，可以说我和她“心有灵犀”。比如我问她，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有什么优势？她很惊讶，同时也很高兴，这正是她想要表达的立场。她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讲‘普世价值’，不提社会主义了。这么说吧，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远远好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学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都对这个毫无概念。在他们脑子里，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不好的，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

刚才谈到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李玲老师这篇很能体现这一点。她的表述很性情，语言生动活泼。比如我问她：“三年基层医改是一次给执政党加分的实践？”她说：“加太多分了。某种程度上，这三年医改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还是要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个理念一定要改变，医改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念的共识。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给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么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优势丢掉，去学别人的劣势。奥巴马为什么没这么干？他干不了。他要是有我们这么一批公立医院在手上，睡觉都笑醒了。我们有公立医院，却要卖掉，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领域的建设和创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你把优势丢掉，你的执政基础在哪么？”

谈到政策建议时，她又展现出一个严肃学者理性的一面。她的表述非常专业，我写稿时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搞准每一个字，不要把她的意思弄错了。李玲老师这篇访谈，读者反映很好，她不愧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是当今中国女性学者中的佼佼者。

《经济导刊》：在企业领袖中，你唯一选择了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作为采访对象，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玛雅：选择采访向文波先生有这么几个考虑：

首先，三一重工是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作为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企业，三一的分量足够重。三一创建于1994年，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之最，赢得国内国际广泛赞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国企？高梁研究员是研究国有资产的，他那篇谈国企发展比较多。这篇选择一个民企，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第二，从中国出发进军世界，三一人对国内外市场的风起云涌、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路风尘，有着真实的切身体会，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思考。向文波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对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有非常强的意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如此。他的思想很深刻，而且能知行合一，不愧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

第三，三一人有为中国贡献一个民族品牌的境界和为中国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们心想事成，真正做到了。向文波说，“我们希望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三一这么多年来踏踏实实做实业，都是缘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我们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这话朴实无华，却能触及人心，它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国情怀。

中国经济强大了，优秀的企业很多。前段时间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大国重器》，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棒。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令人振奋和自豪。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采访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

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迈向新的30年

《经济导刊》：本书的受访者大都是目前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们许多情感、观点也趋同，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显得乐观自信，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和抵触？

玛雅：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比如腐败问题，在张维为、潘维、曹锦清、金一南的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不断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读者说，我提问题很尖锐，有挑战性。其实我不是挑战，我只是把问题抛给学者，让他们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不能说服我，又怎么能说服读者？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

《经济导刊》：所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玛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教授指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主流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东施效颦，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就像潘维老师说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崇高愿景，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

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经济导刊》：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回应那些唱衰中国的人？

玛雅：王绍光教授用过一个比喻，我现在和年轻朋友交谈也经常用这个比喻：一棵大树，如果你盯着一片片树叶看，上面尽是虫眼；但是从远处看整个大树，它挺拔茁壮地站在那里，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中国今天就是一棵大树，有虫眼，但是郁郁葱葱。你再看世界这片树林，放眼望去，有哪一棵树比中国长得好？离近了看，哪棵树的叶子上没虫眼？美国没有虫眼吗？欧洲没有吗？日本、印度、俄罗斯……哪棵树没虫眼？哪棵比中国长得茂盛？西方为什么诟病我们，日本、印度等国为什么跟我们叫板，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中国威胁，不就是因为木秀于林吗？

所以，尽管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仍然充满信心。就像张维为教授说的，首先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它会越来越好。

至于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言必称希腊，却不明白一个道理。民主政治理论有一条：一个政权的存亡，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政权本身，还在于有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它。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给民众提供另外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政权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轻易倒台。中国今天很多人说共产党不行，执政没有合法性，腐败严重。但是有谁能说出，如果共产党不行，又有谁能行？普世派、宪政派有人在做“总统梦”，然而，中国老百姓多年以来对国家发展高达70%-80%的满意度，是他们做梦可以逆转的吗？更何况，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领导人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否则为什么“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网上广泛传播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者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李世默先生给了那些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经济导刊》：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玛雅：“另有选择”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那么害怕中国模式，百般诟病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史天健教授说的，政治最怕的就是有alternative（其他选择）。只要存在一个可能替代现行制度的选择，人民就会想，是不是换一个制度对我们更好？前苏联倒台后，西方一片欢呼：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没有其他选择了，就西方民主这一条路。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民主，不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比起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发展又快又好，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的模式。2008年以来，当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忧虑和无奈，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令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中国模式的存在与成功，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向全世界昭告，除了西方市场民主模式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可能的选择。

反观西方，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破产了。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结果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所以张老师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

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得出张老师的结论：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而且中国现在一手好牌，未来是值得我们乐观期待的。“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曹锦清老师语）。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反而是最应该被唱响的。我出这本书，就是要表达这个立场。

《经济导刊》：国内媒体中唱响中国的人似乎不多，你觉得你这样做有用吗？

玛雅：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全面沦陷”，美国的洗脑很成功。这话也许言重了，却也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资深媒体人李希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出这本书，也是回应国内媒体那些唱衰中国、否定中国道路的人。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声音很大，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希望《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能像石头激起浪花，激发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势而上”，扭转舆论界尤其互联网上唱衰的偏向，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就像习近平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中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全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我引用了“四月青年”的一句话，寄托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月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革命的历史逻辑与法权的本体论依据

白钢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觉得，革命和法权的关系是核心的问题。因为党的领导的实质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国的实践，宪法的源泉是基于通过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既有秩序的确认。

这二者在历史上是有承接性的，而在原则体系和所对应的现实性上，又是有重大差别的。革命是对既有规范秩序的否定和颠覆，它的指向是一种实质性的、直接的合理性。而任何法律都要对已有的规范秩序进行辩护和维护。站在法律的立场，革命是非法的；站在革命的立场，法律所代表的合理性是形式上的虚伪，它可以被当下直接在场的人民主权所否定。

从各自的品质而言，革命要求扫除旧世界的痕迹，代表激进的、不安于既有秩序的内在诉求。法律一般而言带有某种保守特征。但二者的关联，是因为革命扫除了旧世界的痕迹，全新的秩序和相应的法律体系才得以生成。新世界和新秩序的正当性是源于革命，法律是强化、巩固和持续化这种新秩序的一种尝试。

法律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盲点。法律可以确立社会中何种行为是合理、何种行为是不合理或非法，但法律不足以证明自己为什么是合法，也就是缺少自己本体论的证明。这个本体论是由法律所对应的现实秩序的革命来完成的。由于二者背后的逻辑不同，在后革命时代，往往会呈现出某种对立状态。突出革命逻辑的极端化例子如“文革”，革命后的胜利者，秉持以破为立的立场，使得革命形成的新秩序和法权关系也会被作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过去三十几年不断听到对这种倾向的危害性的批评。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面临着另一方向的极端化，就是把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法权关系固定化、神圣化，任何对既定社会关系的质疑都被认为是不正当、不合理、违法的。沿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似乎建造共同体的革命本身也有问题，这就可能导致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否定。以上两种单向的逻辑，都会造成革命与其所建造的政治共同体的相互否定。

这直接关涉着集革命党与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一度流行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说，蕴含着一种危险，即刻意地将执政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当下执政的逻辑，否定过往的革命历史和革命逻辑。

我们需要一种恰当的中道，既要承认既往革命史的合理性、崇高性，承认革命建造的共和国，其起源代表的人民主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的证明：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便内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不需通过革命方式、而是通过系统内生的自我修复机制予以解决。问题在于，当革命本身成为共同体传统的一部分时，如何以法律去守护这一传统，这当然要考虑法律人对于根本性的宪法解释的力度和深度。

这种革命与法律相反而相成的复杂关系，于美国，体现为代表革命建国精神的《独立宣言》与以保守既有秩序-制度为旨归的《联邦宪法》间的张力；于中国，则集中地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序言》相对于第一至四章的正文部分。宪法的《序言》，不但是对宪法及自身来源及合法性的说明，体现了作为规则与决断的法律原则，更将宪法展现为一种历史性的秩序。它提供了一种贯穿着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历史观。这一部分的文本，不但应当与《宪法》正文得到同样的重视，更由于它作为宪法之历史解释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应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着力发掘探索。

宪法序言的解读，可以包含三个境界。第一是“知所来所去”，就是阐述，造就共同体的宪法自身的合法性依据。第二是“得所来所去”，要能够有效揭示社会秩序的复杂关系和内在张力，并将其统一于宪法中。最后是“合所来所去”，以宪法对应的现实秩序的成熟发展，作为革命历史逻辑、理念、信仰的自我实现，革命与法权融合贯通。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宪法，事实上应该包含高远的、超越的自我意义所在，也就是共产主义。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这也是对法律人的批评。一切革命建国确实不“合法”，要证明合法合理可以从别的角度谈。政治正当性决定了法律的合法性，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具体的法理，证明发展到哪一步制宪才合法，是说不清楚的。

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国内法学者思考法律问题时，总是把美国法的某些实践或学术结论当作思考自己问题的出发点，而根本没有追问这些美国的结论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生成或暂时存在。结果是对思想的禁锢，失去了直面中国法律问题并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追问根本理论问题的视野。他们虽然非常关注美国的宪政实践，但似乎更愿意关注他们所熟悉的“言词”，而不是他们陌生的“实事”。比如，我们经常以为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找到了民主宪政的真意，但这不过是作者在美国走马观花半年多的记录。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过还是“美国宪法学”，而非美国宪法。

在此我要介绍青年林肯1838年的一篇题为《我国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讲。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林肯指出，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先辈们所创立的，现在先辈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而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部，就是共和国的公民普遍不尊重法律，越来越倾向于用粗暴的情感去替代法律。因为“政府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深厚情感”，而民众普遍不守法最终就会摧毁这种共和国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坚强堡垒。因此，长治久安之道就在于教育公民守法，“违反法律就是践踏他父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组织的教育，使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

从1776年《独立宣言》算起，到林肯演讲是美国建国62周年。林肯提到，此前政治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持，在于独立战争对人民的教育，独立战争的革命经验还是亲历的历史或者鲜活的记忆，因此人性中普遍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受到抑制。但现在，时移世易，深受尊重的国父皆已与世长辞，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支柱”就要由此前革命经验所训导的“激情”转变为“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懂感情的理智”，这就要求“法治”，“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1]

林肯对我们今天的最大启发或许就是，如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要建设一种保守主义的法治实践和意识形态，让守法成为政治信仰，尊重既定的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通过一种法治话语而执着于如何去变法，这不是法治的本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光有情感教育不够，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教育被西式理论殖民了。包括法学理论，上不接思想史，下不接实际政治经验，教条主义很严重。西方政治思想史需要梳理，有识之士应该好好批判地理解西方这些说辞的争论，然后才是我们公共政策辩论的问题。不回到对西方原经验的批评，也就不能对自己头脑中的标准进行批评。

孙力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当年美国政治家也希望尊重革命的鲜血，用尊重法律的方式保卫革命流传下来的制度成果，这是建设性的态度。而我们有些学者说“告别革命”，意思是当年革命革错了，主张回到过去，这是破坏性的态度。人民英雄纪念碑告诉我们，尊重革命的同时要捍卫好革命的成果。

白钢：这指向一种带有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态度，即保守革命传统：既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又承认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的合理性。他似乎将革命理解成一种不可重复的事件，未来为什么不再需要革命，是因为通过革命形成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自我革新的力量。而在实践过程中，再好的共和国也可能败坏，问题在于如何让它回到原初的力量。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

宪法与人民主权

刘晨光（中央党校科社部教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问题，它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实际上，任何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一些人提出“党与法孰大”问题，其实已经先把二者设定为不兼容的关系。他们把美国视为“法治”的典范，在美国，政党不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即使如此，那也是从美国实际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具体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更不能成为评判政党与法律关系是否正常或优良的价值标准。

追溯西方法治文明的根源，宪政建立在一个国家整体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中国和美国的宪政结构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建国不是由某个政党完成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宪政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然后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共和国宪法。既有的政党与国家、宪法的关系，是历史的产物，不能以一个国家的经验否定另一个国家的经验。

按照法理，现代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人民，但作为整体的“人民”是抽象的。美国是通过国会中的“人民代表”来代表人民，实际代表的却主要是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所以美国最后发展出由总统来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概念。谁代表和行使人民主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平常感觉不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就非常突出。美国宪法学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总统权，有人担心总统权过大。

对中国来说，“依法治国”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同样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在于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但党本身也是抽象的，所以党有委员会、政治局，最终是总书记。在中国，人民主权的人格化代表，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是宪政结构的重要部分。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西方政治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对法治有了定论：它仅是一种治理手段，因为它无法进行自我论证，也无从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与政权性质问题。最高主权的归属必须明确，这是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个唯一的合法权威必须是通过公开合法程序得到广泛认可的确定的组织或个人。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从法理上讲，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五四宪法及此后的三部宪法和两部修正案也都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都是合法机构以合法程序通过的合法文件，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共识与程序正义。

另外，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从百余年中国革命惨痛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明训。孙中山、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等人从革命到治国理政各阶段、各环节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不可或缺，其中尤以孙中山痛斥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言论最值得深刻反省。

张广生：政体原则的实质是谁在统治。西方选举人形式上可以参加选举，但实质上当选人多是寡头阶级代理人，只不过后革命的氛围下不说阶级专政了。施密特讲主权者是要专政的，这是法源问题。在关键阶段，当然是主权者决断。

刘晨光：“法治”是通过“法”来构建的一套有效的治理秩序。但不能把“法治”或“宪政”的概念抽象化乃至永恒化，陷入“宪政万能论”误区，以为不用依靠政府，运转良好的市场与制作精良的法律可以自行调节人类社会生活、实现社会的优良治理。人类生活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与变化，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秩序可以永存。任何政治秩序，其命运主要取决于它有效应对各种现实矛盾与变化、挑战与动乱的治理能力。

 

主权思想是历史地发展的

张广生：刘晨光的讨论从纯粹法学上升到了政治法学，这是正统的西方政治法学（如霍布斯）的观点。法源是主权者，必须先建国，有实定法，实定法认可习惯法，然后才有治国依法问题。而国内很多学者比较喜欢法律教条主义，讲无人格的法，讲普适性原则。要进行理论反思才能理解这个经验。

丁凡：当前关于法治的争论，已经从治理问题上升到政治学领域。我觉得可以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做一个复合式的考察。

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与近代兴起的“法治”与“人治”二分有很大关联。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说人治有诸多缺陷，比如欲望与激情的干扰，而法治则看上去更加理性和公正，但法可以倾向于任何一个派别，如寡头派或民主派。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重点讨论政体问题即“谁统治”的问题，然后才是立法原则的问题。

现在流行的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学说，霍布斯是先行者。这两个基本原则为现代契约论学说奠定了基础。但个人主义和天赋权力并不能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是洛克把主权赋予了人民或者议会，当政府不能够实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时，公民有权更换政府。洛克和霍布斯都主张个人主义和天赋人权前提，结论却完全相反，这说明天赋人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民主选举。

洛克之后，自由概念经从卢梭开始脱离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自由开始具有了“道德性”，并最终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但康德式的道德人格成了一个抽象的自由主体，它只以自身理性的命令为真正的权威，它一旦与洛克式的舒适生活追求结合到一起，就会产生黑格尔所批判的“美丽灵魂”。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和卢梭的理想，马克思拒绝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自由”。列宁式的政党则给人民以“真正自由的实现”的巨大承诺。但是，国际共运遭遇挫折、革命热情退却之后，卑劣版的“美丽灵魂”再次成为主流。这也是当前争论的基本背景，同时这也说明了从根本上提高共识水准的极端重要性。

白钢：关于主权者的讨论，应放在西欧由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化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主权者意味着超越法律意义的绝对权威，其在世俗世界的地位可比之于宗教意义的上帝。从一般国家向作为主权者的绝对主义国家，再转化为以人民公意作为主权的源泉，每步转化都不是纯粹自然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内在张力。坚持人民主权学说，意味着政权不可能类似之前的君权神授式的确定结构，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陈颀：人民主权并不只是革命建国。人民主权指向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指向是普遍历史的东西。中国要人民当家作主，也要带领世界人民有当家作主。国内搞好还要有普遍历史，让大家都自由解放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

刘晨光：中国共产党可以定义为发展型、使命型的政党，它担负着人类历史的特殊使命，要领导人民做一番事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也可称为先锋队政党，是能够继承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政党。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现代西方政党，是基于共同观念或利益，以获得执政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代议政治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政党是介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组织，本身并非国家机构。

中国共产党既非“选举党”，又非“列宁党”。以西方的政党理论与实践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中国共产党是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它在国家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的实际政治，正如强世功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构成性的制度（constitution），是中国的第一根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构成的“绝对宪法”。[2]

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党代表并维护人民利益的时候才有根本合法性。人民主权的实现途径，既通过作为先锋队反映人民意志的党的领导，又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

白钢：当代中国始终是民族国家、政党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有机整体。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均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之核心，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统中，不但对应于核心政党的角色，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和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这是任何其它现代国家的政党、政党领导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性。

党的权威是由人民主权赋予的，这从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得以证明。但它也蕴含党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可能，假如党不再代表人民，是否还能够具有作为人民主权完整代表而赋予完全主权者地位？这是从过去到未来都成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直接决定着如何处理人民主权学说内在的张力。比如，人民主权的授予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过程？

 

关于从严治党

刘晨光：其实，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法治最核心的东西是严肃吏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党内法律的宪法性地位怎么确立。国家法律面对的是一般普通公民，党内法律面对的是党员干部，肯定要严格一些，因为党是先进性团体。

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怎么使党能够代表人民利益。政治生活不可能一直保持革命状态，总要回归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党怎么保持先进性？不少党员干部最喜欢听的是“我们也是人”。这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世俗状态下搞好党建。我想，最后还是得靠干部的教育、选拔、考核、监察制度，这也正是传统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丁凡：党的理论工作应和治理工作并重，党建要以思想建设为首位。要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这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要改变意识形态灌输的做法。要认识到高教体系极端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当前干部队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明确党是中国文明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者，而惟有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才能够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欧树军：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源泉是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的道路。中国宪法的权威，最终也取决于能否坚守社会主义这一方向。

 

法治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陈颀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长期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存在着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法治道路；另一条是概念和理论先行，是教条主义的法治道路。后者又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坚持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把“法治”视为与“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兼容。第二种观点同样基于对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拒绝，认为法治建设应当走“私有产权”、“人权”和“多党竞争”等“普世价值”的道路。

从中国革命、建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国法治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现行中国宪法的核心理念。这不仅是一个纸面上的宣誓，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基于“先锋队”这一属性，本质上是超越政府治理的、作为总体的中国人民的主权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成功创造和实践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权和保护公私财产等基本国家和社会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理念，并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法治体系。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要在不断解决新矛盾的基础上达成对立的统一。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以下具体的关系。

第一，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这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关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方式；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基础和内在价值。既要反对将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对立，也要反对抛开人民民主只讲依法治国。另一方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是人民，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党章党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这是前述党-法关系的自然延伸。既反对用党章党规代替宪法法律的党-法不分的“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也反对割裂党章党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将党章党规排除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外。

党章党规与国家法律都依赖于党的领导，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的结构，总目标是一致的，理应是法治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党章党规是国家法律制定修订的重要渊源和方向的先导。二者在治国理政对象和分工上存在差别，一个是针对公民，一个是针对党员，党章党规体系严格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背后仍然跟人民民主和党的宗旨和先锋队性质有关。

第三，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四中全会决议和习总说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的保障，要避免把法治当作僵化的治理体系，也要避免用脱离法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决议公报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但哪些方面是已经成熟的、需要刚性约束，哪些方面仍然要探索和裁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知识产权问题这几年呼声很高，但知识产权体系本来就是美国体系，而且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如果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越来越刚性，则可能阻碍中国创造，是不是要搞美国式的“高法治”要打问号。另一面比如拆迁法律，减少自由裁量权或许是合适的。

第四，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法院学教育现状，如果只强调从法律专业里招法律人才是有问题的。而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领导的体现，本身就是宪法和法官组织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的群众路线，包括以调解为代表的“送法下乡”有这个需求，因为城市人才能请律师。

第五，法治实践前后30年的关系。前30年法治建设有惨痛的教训，但也有很多法治经验，包括群众路线，都来源于建国前后的延安经验和华北经验。此外，包括1954年宪法、土改法和婚姻法在内的法律，对前30年的社会秩序发挥着真正重大的意义。

第六，法治的中国道路与学习外国法治的经验教训。既学习所谓西方先进国家，也要学习非西方国家。比如伊朗宪法很有意思，它治理得比较好，不是被动走西方道路，我们不需要关注吗？学西方这一套的国家，有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像菲律宾、利比里亚宪法跟美国宪法文字上差不多，但治国和法治实践很失败。研究西方法治经验也要实事求是地考察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

另外，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香港和各省的关系，都是需要考虑的。这些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塑造和决定着党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形态。

 

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分工与权衡

欧树军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依法治国，需要用正确的视野理解法律，要思考政治与法律，或政府与法院，统治权、治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关系。我理解是前者高于或统摄后者。其实，这一冲突在西方政治传统当中并非不存在，它也是前者高于和统摄后者。

通常人们说，西方制度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三权分立背后隐含的，是对于国家治理权的理解。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一样，都是治理权的一部分，分属政府的三个基本分支。权力运行的首要问题，在于政治分工，在于人事、职能的分离抑或混同。不同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行，实际上决定了权力间的制约、平衡及其效果。

从西方诸国的权力配置看，内部制约也同样重要。但今天流行的理解，外部制约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如何有效的分配，这触及“三权分立”争论的核心。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首先要有有效的内部制约。比如治理腐败，首先要有官员的行为档案，以及财产及信用档案。没有这个系统，反腐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对此，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没有外部制约，内部制约就没什么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内部制约，外部制约也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从美国宪法讨论文献看，他们的设想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先，司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后。它反映了对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设想。现代政治运行主要依靠强制、财富和判断，所谓分权政府就是这三样东西分属三个部门。

任何政治权力都有其最基本的组织要素，围绕这些组织要素形成现实政治运行的实际规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于人（事）、财（政）、事（职能）权的划分。如果没有政治分工、只有限权，只能说是50%的依法治国。任何权力的划分形式，无论是分权的底线，还是集权的边界，实际上都要涉及何者优先、何者为重这样的“轻重之学”。

真实的宪法实践，不仅牵涉法院审判权，也包括更为整全的治理权；不仅指向权力制约，也指向政治分工与合作；不仅仅指向外部约束，也包括内部约束。宪法、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司法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反映的是现实政治，是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的结合。

如何维系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的存续，这是任何宪法体制的政治使命，所有政治分工与权力制约（包括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都服从于这个最终目的。如果不能保持政治共同体这个“一”，任何外部制约形式都只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核心的问题，还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间每个环节都涉及到权力的行使问题。权力的行使决定着每个环节各自的政治目标能否达成，而人民当家作主只能而且必须落实在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治化。

法治的建设，不应该成为削弱国家的公共权威、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的过程，而是在强制、财富、判断与权威之间审慎的轻重相权，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也恰恰是回到共产党能够拥有政治正当性的历史循环中。

 

 地方实践中的党政领导与司法

陈柏峰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至少有四处涉及防止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内容。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试点；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等。

前不久，我们就基层司法实践中，党政领导和司法审判的关系进行调研。从实际情况看，党政干部干预司法大致有“因私”、“因公”两种情况。前者干部利用个人关系或权力，以言代法，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使其徇私枉法，办人情案、金钱案；后者则是党政干部在工作范围内，从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出发进行干预。目前在基层，这两种干预都很普遍。

中国基层，从县城到中小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地方党政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圈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熟人打招呼来解决，大家也都习惯如此。地方司法人员的社会关系嵌入在基层社会中，与一般的党政干部并无差别，其行为模式也难以脱离“入乡随俗”的逻辑。

在很多案件中，打官司不是拼法律、拼律师，而是拼关系、拼后台，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人情关系网的影响下，司法人员把法律和司法过程当作人情交易的砝码，任意伸缩，从而使司法过程缺乏公平和公正性，也难以保持公开性。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监督。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监督也不易落实。上有政法委，领导打个电话过来，谁敢记录？就算有记录也不能轻易和上级“顶牛”。所以记录制度大概也很难落实。

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审判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这是不能回避的。有时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能引发公众的广泛注意，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必然介入案件的处理。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案，如果严格判决，就可能影响项目进度或支柱企业的效益。在地方发展和稳定两大目标面前，司法机关也许还得让路。碰到这些棘手问题，地方司法机关限于能力，也乐于接受干预。

况且，司法机关也是地方党政体系中的一个单位。机关工作考核也会渗透到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管理过程。因此，各级法院也强化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管理，最终形成层层把关监督，这样法院自身的运作日益行政化。面对内、外部复杂的环境和繁重的审判任务，任何法院都无法接受“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的格局，这并非法院领导有意罔顾司法规律。

公报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会减少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的影响。但上级直管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关系网的不当干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因为人情关系也可以绕弯子对基层法院施加影响。

内地基层法院冗员多，合格法官不够。现在社会情况复杂，地方疑难案件不少，现有法官队伍不适应需要。东部大城市的法院则由于各种原因，年富力强的人才不易留住。

我们认为，需要渐进的改革。从加强法院的独立性开始，但不必急于同时推进法官的独立性。在某些地方曾经进行过类似改革试验，结果案件审判质量出现不少问题，法官陷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结果法院又上收权力。

“行政化”对司法来说有很大的弊端，在法治语境中完全是负面的概念、改革的对象。但利弊总是相伴而行。在基层司法人员素质还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行政化的方式较有利于保证审判质量，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院、庭长以及审委会的正面作用更不应否定。同理，在现实语境中，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有其正面作用，尤其是与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相配合。它分散了法官个人身上的压力。

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司法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位置，司法部门依法裁判和地方经济社会大局的关系如何处理，司法运行独立化能不能改变地方社会矛盾的基本性质？在现有的队伍条件和社会结构下怎样改革？

陈颀：还是应该强调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的对立统一。现在司法改革已经开始试点。最近的反馈，东部大城市的法官对这次司法改革不很理解。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效果，和具体措施间的关系如何，需要谨慎观察。总的看，大城市的法官想扩权，基层想保护，因为陌生程度越高，个人越安全。

陈柏峰：最高法院开始推动直管的改革，网上的分析也很多。社会形势如此，如果放给法官判案，最后人们还要找党负责。以很多法官的现实能力，他承担不起责任，让他终身负责，他宁可不要这个权力。

陈颀：最近五年，最高法的权力不断扩大。司法改革的精神，是弱化版本的“法律职业化”。但如果党组织不领导司法，让司法真的独立来制衡党的权利，地方法院就会封建化，因为它专业性强。

白钢：多重管理的本质，是因为中国现有司法体系的封闭化倾向。权力的分配，无非是在垂直管和地方管这两边选择。不管如何选择，单纯的专业主义是不对的。说到底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应该简单落实为党的具体部门领导。

　　丁凡：地方政法委有问题，不是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反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坚持。强调党的领导，还是要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地从反腐抓起。

 

依法治国与中国政治文明传统

张广生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目前出台的文件，需要把政治家视野和法律家视野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治国，第二关键词才是依法。如何理解这两个之间的层级关系？

西方人评论我们治国理政的能力和共产党法统的合法性，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效绩，一是程序。这背后有欧洲的经验和理论支持，核心是主权者如何作为法源的问题。主权者不是抽象的主权。有了主权者和实定法，才结束封建法权，才有统一的国法、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才有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所以只有在政治法学的高度，才能讲法统和法源，然后才是下面的各种法。

重要的是要回到中国的经验和中国文明自己的逻辑。虽然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制度及理论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东西，但中国的成功，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这里除了政治家的本能，还有中国政治文明遗留下来的伟大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儒法合作的遗产。

中国传统讲“礼法”，相当于“法统”概念，高于日常语境中所说的法。

近代至今，中国法统至少发生三次变化，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理解这个实践，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解我国法统的变化，要援引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的几条经验。归纳了三条：天命（敬天保民）原则；统治责任集中（忠君爱国或社稷）原则；贤能理政（尚贤）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理论遗产。要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仅仅学习欧洲经验、学习霍布斯、康德、施密特是不够的。民国就要搞政党选举制，结果是形式的合法性，实质却是军阀和豪绅统治。我认为，这三个原则更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这些要素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被添补。

天命原则，这是中国政治理论中最悠久的传统，西周就有。天不能仅仅等于自然法。敬天保民的责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轻易授予，但又不鼓励随意革命。革命的前提是国朝衰败，社稷要崩溃，但政治文明要继续，有德的竞争者必须重新担起统治的责任。所以天命首先是统治责任的授予问题。

这涉及到“统治责任集中”原则。忠君爱国在欧洲也讲，在中国更有道德的成份，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就要出来担当责任，责任要有具体的落实。忠君爱国原则把君主和辅臣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

贤能理政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与法家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人物选拔出来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这三个原则，比用绩效或程序来评价治国理政或法统，更全面些。它包括效绩和程序，但最重要的是讲道德责任。每一条都不是中立的、霍布斯式的机械的法权机器。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更有说服力。虽然我们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但我们并没有搞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选择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中国是一个打扮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我们要看到中国经验和理论的遗产，从自己的历史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在民国前半期君主制和科举制废除之后，搞西式的选举制议会制，但豪绅和选举制度结合，就成了寡头制，尽管选举表面上是中立的程序规则。另外君主制废除后，政治责任统一原则模糊了，用政党竞选、议会产生总统或责任内阁，这样产生的东西，在人民那里没有道德权威，在军阀那里也没有政治权威。这样的代议制是不能抵御金钱和暴力的操纵的。

革命政党的兴起，是总结了共和早期失败的经验。革命政党通过现代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加上严密的政治组织，填补了统治责任的位置，而普通的选举不能负载这个功能。人们常说“出了问题找政府”，现在你就是负责治理天下的。

所以，建党在先，然后才有建军和建国。如果没有革命党，建军就是一般的军阀主义。党如果只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党员的教育，那就是帮会。你没有组织路线只有思想路线，那就跟选举政党没有区别。列宁说建立严密组织是有道理的。美国为什么容易复辟金融资本力量？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为什么经常被暗杀？都说被疯子杀了，哪有那么多疯子。责任集中，有抗腐化的能力，内部不断自我纯洁，才能抵御资本寡头的腐蚀。蒋介石总结国民党的教训，是有军无党。国民党一到上海就跟各种资本结合，自己也寡头化了。脱离人民就要丧失天命。

用这三个原则来看中国革命的历史，讲共产党的法统的道理，就不仅是经验上的，而且还有中国政治文明一直教导的道理。当然建国之后非常重要的是，重建选拔贤能制度，这就是文教。坚持这些原则，那么这个法统就既有道德又有效能，又符合程序，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的政治经验。

白钢：三条经验，第一条西方也有，霍布斯提出，为免于战争，保全个人的性命，才将自己的权力让给统一体作为整体主权者。这跟中国的第一条原则有根本差异。自然法显然比中国的天命狭隘，中国保民原则要承担教化责任，超越了生命保全。第二条原则在西方很弱，在传统中国是明确的。君国一体可以建立对政权所代表的秩序文明的认同。但问题还不这么简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预言新的君主就是人民，但人民要经过教育、掌握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具有统一的政治意志和行动力的时候，才有决断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党是人民主权的代表者，通过党的领导，由具体的人所构成的“群众”才能上升为具有统一意志的“人民”。它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在现代制度下，第一条和第二条有内在的逻辑契合，这里关键是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共产党。

欧树军：共产党能够保持先进性是有它的传统，先进性来自于向人民学习，从而获得团结、动员、组织人民的能力，才能够教育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阿克曼所说美国宪法过程中的高级法与此非常类似。

丁凡：孟子也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说明民本传统跟君主制并不矛盾。以民为本和人民主权其实可以理解为同义词，所以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相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应当结合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来理解，这一地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赋予的，决不应当理解为西方政党意义上的一党执政。

高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法和道德是相连的。君臣父子，草根的道德理念直接引申到政治哲学上。君主要爱民，不仅是因为权力来源怎样，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关怀。舜做诗，说南风吹起，庄稼长的好，老百姓可丰收。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可以更多继承德的成分，也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兼用。我们不能否定西方传来的绩效和程序标准，今天的政治架构也很需要程序合理。但是如果仅靠这些，对中国今天的现实政治是不够的。

张广生：礼的部分就是高级法，就是有德的人那种礼法关系。对精英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是更高伦理底线的问题。而是还要做仪表，做榜样的问题。礼服是很光彩的，是道德君子穿的，要光明正大，展示于庙堂。

孙力舟：礼法应重新纳入现代政治话语。过去强调反传统，到现在趋势没有完全扭转，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激励和展示忠君爱国的很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

鄢一龙：需要创新当代的话语，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话语体系，来阐述政权的正当性。创新的来源是“一体三用”，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传统话语、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为用。比如可以和党的话语体系形成对话，正当性的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就是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第二条，党跟人民是鱼水关系，包括绩效合理和程序正当性，比如经济成就、共同富裕、为人民。这样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编辑  苏歌）

 

[1] 参见《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12期。

 

丁宁宁*：金融资本主义和世界三大经济圈的博弈

讨论问题，要有理论框架。“量化宽松”不是简单的印票子。美元脱离了贵金属锚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胀？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薛暮桥当年在山东解放区处理边（区）币、法币和伪币关系的理论，可以作为认识当前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关系的参照。西方的“特里芬悖论”也是类似的理论概括。

王建提出“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值得重视。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列宁将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则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相对独立，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战后门类齐全的美国实体产业风光不再。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措施。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技术角度讲，美国的“金融创新”将MBS（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证券）变换为风险不同的CDO（担保债务凭证），从根子上就是行不通的。风险对应着概率，“同一样本的概率不能分割”是概率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不管用什么样本、怎么变换，都不可能把来自同一数据基础的概率（风险）分成高的和低的两部分。所以，这类“金融创新”就是一个大骗局。金融资本玩的是“钱生钱”，来钱更快的是赌局，最后把赌局玩成了骗局。金融的基础是信用，现代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自己摧毁自己存在的信用基础。

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用发票子的办法，把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都赖掉。但800户“不合格贷款者”的房子，则基本上都被银行收走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将不尽人意，增长最快的还是金融服务业。经济回升的收益，大部分又落到极少数富人手里，多数国民的收入并没有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经济也不会很快崩溃。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是农业立国，一半多耕地闲置，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国际金融资本争夺的焦点不再是资源控制权，而是货币控制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加速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已沦为巨额贸易逆差国，国际收支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来平衡，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世纪之交欧元的出现，不仅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而且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货币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制裁伊朗，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冲突，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争夺货币控制权的影子。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难以单靠经济手段维持，于是就制造“溃疡面”，挑起局部冲突，驱赶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前苏联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局面。西欧国家成立欧盟，发行欧元，和美元发生了利益冲突。但欧盟还没有能力脱离美国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依然跟着美国起哄。本来伊朗是要用欧元结算，欧洲却帮着美国制裁伊朗。现在又跟着美国在中东打击IS组织。

乌克兰危机是大国制造的“溃疡”

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经济。现在全球拥有1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圈有3个：北美、欧洲和东亚。今后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是这三大经济圈，其中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实际上是德国和法国）和中国。因此，如何处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如何处理我们与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美国量化宽松结束后，日本、欧盟跟着搞量化宽松。原因很简单：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谁的资产就升值。反过来也一样，资产价格和国债价格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欧洲的QE政策正是要解决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德国和法国为避免危机，同意发票子给他们买债。关键在于这两国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而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不能做减法，只能做加法。现在美国为什么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它的股市泡沫就要破了。

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资产就升值

美国农业丰收，民众生活成本降低。进口中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低价，日子比较好过。虽然没有新一轮的创新产业驱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后，股市跌下来，资金朝着债券市场回流，对我们这样的债券持有大国有利。欧盟量化宽松后，债务负担下降，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总的来看，国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曹远征*：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对策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成为基本特征，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除技术进步缓慢，潜在增长率下降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去杠杆”为标志的“修复资产负债表”进程尚未结束。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的高负债率所致，去杠杆成为危机恢复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去杠杆过快，又会引发新的金融动荡，政府又不得不加杠杆以对付过快的去杠杆。去杠杆导致了经济低迷，而政府的“加杠杆”又导致了低利率的持续。与此同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金融风险持续化的隐忧。从政策走向上看，发达国家认识到侧重于总需求管理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是有限的，通过结构改革促进供给侧变化，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将呈现出长期性和艰难性。

由于各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危机恢复阶段不同，也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15年各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将更加明显，并造成各国经济增长率、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分野，国际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当前，要特别关注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以及由其可能引发的类似卢布危机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一方面，需要会同其他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协调美联储加息的步骤安排；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预案，留下余地，保持弹性。

曹和平*：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向

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宏观管理有系统的理论支持。1980年以前是以总需求管理理论为主导，1980年后是总供给管理为主导。两个时期的宏观理论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根据凯恩斯理论，公共部门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战后的美国经济，为总需求管理提供了施展的条件。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任期开始修筑高速公路网，公共部门投资成为先导。但要商业投资跟进，前提是要有确定的盈利模式，否则就是投资灾难。当1950年代第一批高速公路修好后，1940年代福特发明的汽车流水线技术已成熟，可以以中产阶级买得起的成本进行批量生产。美国人在高速公路每隔约一公里处都设置进出口，收取汽车过路费用，这就成功地收回了投资。可见，总需求管理的合理性，还需要内置一维技术变量来耦合，这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升级和进步。美国的幸运在于，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1960年代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1970年代的大型家电产业重复着1960年代的逻辑；1980年代的电子通讯和微机技术又重复着1970年代的路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

在这3个10年，每次经济碰到下行期时，新技术就推出新的产业群，抬起下滑的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周期的这种耦合，其背后的逻辑确实有些难于理解。

到1980年代，总需求管理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经过前三个10年，宏观管理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美国的经济周期平均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调整（货币政策）都会把通胀抬高1-2个百分点。到里根时期，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刺激工具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影响。198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群并未有效吸收从传统工业部门甩出的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和滞涨。

此前，经济学家拉弗证明：在给定条件下（经济逼近充分就业附近时），对企业减税，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总税入，因为税基增大了。“总供给管理”理论遂被里根接受，减税政策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推出了滞涨的漩涡，迎来了19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种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耦合的时期持续到世纪之交。但2003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出现。在新能源产业，光伏板和页岩气面临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产业群还没有看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要达到1990年之前那样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长的趋势分析，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3%之间，是个合理的预期。

美国2014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年化率达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页岩气投资、房地产和汽车业恢复，加上高端服务中介的增加（新经济成分），使得就业增加。第二，美国GDP增长中消费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税，6月份退税，增加了家庭消费倾向。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速中，军工支出有一定贡献。经济是否稳定好转，需要连续三个季度稳定的数据，而第四季度增长率预计是2.6%。美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要达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经问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经济需要多久能恢复？他说至少需要6-7年。显然他对美国经济的感觉更好。

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增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回流，比如生产性投资、就业人口等数据增长等。对此我并不认同。美国的农业占GDP的1.5%，工业占10.2%，服务业占82.3%。虽然近期制造业增长较快，但权重太小，托不起整体经济。比方说汽车业，美国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市场已经饱和。而我国汽车产销为2400万辆，价格比美国还贵。美国技术再进步，还是在我们这边生产比较划算。美国作为全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已经不存在，如果再转向制造业主导，将是“天价”成本。而只有像苹果这么高的利润，金融资本才会参与。

美国制造业规模小于中国，和厂商中间品市场相关的创新金融在美国不具备对应的规模。这一类创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和众投类产业链金融发展迅猛，而美国的非银机构还没有这种配套运行。

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是有长处的。它的“两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商，而是对房地产零售市场的全国管理账户企业，内置了商业战略保险和政策再保险制度。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两房”会以上述两类保险的体系性设计，把退出市场的房地产资产托管于再保险账户，然后再送回到资本账户中去。全国总账户管理资产成池后，不断剥离、优化和重组，在保护一线房地产项目平台商（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让整合的社会资本市场消化该行业的溢出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两房”的利润在过去两年又挤进了前3名行列。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类体系设计。

崔之元*：西方“新常态”和欧洲名义负利率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的客观描述。

“新常态”概念是美国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罗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这是较为负面的词。他们认为，危机后西方经济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它和过去的周期性运动不同，不会简单回到危机爆发前的就业和增长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化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也认为，西方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期，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已经用尽，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行临时国有化。这是因为单靠市场很难完成去杠杆化。连坚守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账面资产，危机爆发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债券、有毒资产由私人持有，他们不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剥离坏账的初始价格就难以达成。如果实行临时国有化，这些有毒资产的初始定价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资，再收回坏账就比较容易。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实行36%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60%国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还是79%的国有化。量化宽松就是在利率机制调节失灵的情况下，直接以“数量”手段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处理有毒资产。它说明市场和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数量调节就变得至关重要。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达8000亿欧元，时限为16个月，2016年9月结束。

欧洲的名义负利率。现在，日本和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至0附近，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从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银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为-0.75%。这是空前的。此前经济界认可因通货膨胀出现的实际负利率，但不相信会出现名义负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洲真实发生了。

这一奇特现象是本次危机后西方经济剧烈变化的缩影，它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冲击也是剧烈的。200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实行名义负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从1到9随机抽取一个数，凡是货币的序列号以该号结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这就建立了“-10%”的年名义利率。曼昆提到，“名义负利率”的系统倡导者是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说，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他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尔则主张改变货币的性质，“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

格塞尔曾提出“邮章货币”方案。他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当时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实践过。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长，为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1.4万先令的“邮章货币”，它由当地银行同样数量的存款作担保。这种“地方性通货”须每月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买相当于面值1%的邮票）才有效。这样，持有“邮章货币”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后沃格尔成了实现全部就业的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对“邮章货币”的支持，他在《通论》（1936）中讨论了格塞尔的改革方案。“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它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问题：当货币兼有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功能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这将加剧经济衰退。而“邮章货币”方案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有更多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欧洲的量化宽松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德国退休金等社会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程度低，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增量，不会像美国那样推高股市价格。欧洲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杨凯生*：旁观欧洲QE政策出台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建立欧盟，创立欧元，是两次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50年代，让·莫内提出了“超国家主义”的“共同行动”原则，对弱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推进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欧盟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使用统一的货币、有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政府都要尽力满足本国选民的吁求，他们的财政政策难以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欧洲为什么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如美国有效。

欧洲今天的情况提示我们，在这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果财政政策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货币政策要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不容易。欧洲这次出台QE计划分两个层次，一是各国央行出资，二是本国买不了的由欧洲央行买，这和美国有区别。各国央行买多少，如果不行欧洲央行可以买多少，比例如何，搞得很复杂。看来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很难马上有明显的效果。

民粹主义至上所导致的福利主义的格局，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哪个政党上台也受到掣肘，很难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的QE也好，什么也好，实际上最后的投入都主要用于消费和福利了，而没有真正有效的资产作为支撑。

刘军红*：日本经济触底回升，美国加息政策影响三方博弈

安倍上台两年多来，日本经济起伏不定，伴随多种风险。但日本毕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之一，它的出口是观察世界经济的先行指标。

安倍经济学与日元贬值

过去两年，日本的出口在波动中增长。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表现不错，出口金额继续增加，数量开始回升。对美出口增长8.4%，对欧洲出口增长3.6%（全年增幅2.4%），对亚洲出口增长0.4%。其中，钢材出口，以及对美、对欧出口的较高增长率值得注意。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贬值。前一段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金额上，就是企业不降价、不扩张份额，只从日元贬值中增加收益，这和企业对日元贬值时间长短的判断有直接关系。去年10月31日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元贬值呈现长期化趋势，日本企业开始调整战略：部分商品降价，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扩大出口金额。

日本去年经济增长情况：2015年12月“工矿生产动向”反映，工矿生产增加1.0%。其中电子零部件（特别是对亚洲出口）增加5.2%，汽车增加2.8%。工矿产品库存减少0.4%。失业率降到3.4%，接近完全就业水平。扣除物价上涨（2.6%）因素，提高消费税后的实质工资上涨-2.5%（冬季奖金增长5.26%），实质消费支出增加0.4%。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率为3%，前两个季度是消化消费税增加的负面因素，第四季度触底回升。

2014年年底，IMF、世行和联合国全面下调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预测值。但为什么日本对欧、美、亚洲的出口反而增长？是不是日本企业的触角探知到世界经济回暖的苗头？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判断：美联储加息会不会提前？

一般预测，美国可能在今年6月份或以后加息，但也有不同看法。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014年四季度数据，全年增长2.4%，低于市场预期，高于2013年的数据。2015年GDP预测值是3%，高于潜在增长率（2%），故市场认为加息的环境已经确定，问题是加息的时机。美国量宽政策从2014年1月起就逐月减量。最近美联储金融工作会议（FOMC）声明中，没有2014年10月份终止量宽时的表述“加息之前，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加息会提前。但同一声明也说“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考虑政策的改变”。对应的是，10月日本追加量宽，2015年1月欧洲也声明将于3月起追加“购买国债式的量宽”。所以还不能贸然猜测美国加息的时间。

最近日本的学者也在讨论：货币理论要重新审视，通胀的决定因素不一定完全是货币政策，汇率也不是完全由利差政策决定。比如从美国的角度看，低油价是影响物价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消费因油价下降而回暖，会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这两个力量谁强谁弱？这可能是美联储决定是否加息的因素之一。再如汇率，低息的一方与对象国之间形成利差，出现资金外逃、本币贬值，但低息的一方又会吸引投资。投资选择可能是影响汇率更主要的因素。这样，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本国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动向这两方面因素。如果更多考虑资产价格，加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如果更多考虑一般物价，就可能延期加息。

总之，美国政策的变化，一是会引起日、美、欧三方金融政策的博弈，另一个可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外乎金融、财政两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宽政策。日本的“QQE”（质和量的宽松政策）启动之后，引起外资流入，推升日本股价上涨，并引起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总资产是300万亿日元，接近3万亿美元；美国的央行总资产是4.4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后货币增加逐月减少，而日本量宽加速，日元贬值的趋势则形成。日本央行资产占GDP的比例是6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最弱。日元的汇率现在处于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数则是40年来最高水平。所以，量宽背后，存在着货币力量关系的重新布局。[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油价可能小幅回升

中东能源对中国或者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源能否稳定供应，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过去几年形势持续恶化，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边缘。2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局势不可能好转。

目前国际社会很关注“伊斯兰国”。它是中东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还不是中东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只是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矛盾却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矛盾。伊斯兰教从不提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二战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按照现代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主权国家，长期镇压伊斯兰政治势力，政教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近30年来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人们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流失。虽然大多数穆斯林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极端主张，但要求回归伊斯兰传统，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在中东老百姓中非常流行，这是“伊斯兰国”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经济结构畸形造成社会分裂，阶级矛盾尖锐。中东国家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尔；另一类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援助（主要是石油国家的援助），如约旦、也门、埃及等。两类国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财富。生产低迷、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掌权者同时掌握财富，成为富人；而大部分人没有生产性收入，靠国家救济或补贴，年轻的失业者成为赤贫，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时隐时现。伊斯兰教大体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的权力斗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属于什叶派国家，埃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属于逊尼派国家，两边存在地区权力之争。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内部还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形势非常复杂。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在对美关系上的矛盾。出于维护政权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因美国偏袒以色列、美国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明的侵蚀，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绪。这是引发“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四年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埃及回到军事独裁，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则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政治稳定。没有发生革命的海湾国家多是君主国家，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它们纷纷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矛盾。但随着发生革命的国家先后陷入动乱，这些国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东目前的局面不稳定，迟早会出问题。

2015年，中东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论是石油国家还是非石油国家，它们的财政状况都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目前大部分预测认为石油价格可能会回升，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回到高位，其价位可能远低于中东国家的财政需求。这些国家要改变畸形经济结构，必须消减政府补贴，发展工业。但因政局动荡，政权生存受威胁，大部分国家却增加补贴、收买人心。

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

过去几年，我国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稳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东动乱，人们担心我们的能源供给受影响、贸易受损。但在中东最乱的时候，能源供应增加，价格反而下跌。因为石油供应不像金融，一个地方出现动乱，先乱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台，石油供应就有保障。我们和中东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长，2011年2800亿美元，2013年3035亿美元，2014年还会增加。中国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在中东主要国家的投资机会很多，那里虽受油价下跌的影响，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要大规模投资，修铁路、挖运河、修水电站、建核电站。这些领域我们有优势，但也要防范风险。

何自力*：资本主义进入停滞混乱期?量化宽松是饮鸩止渴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常态”，是对过去旧常态的否定。所谓旧常态是周期性经济运动，新常态则意味着以往经济周期已成为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限循环的过程。这种危机与繁荣的交替，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事情。新常态意味着，资本主义已进入持续停滞和衰退时期。这一历史变化是和“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

一直以来，人们使用“后工业社会”来描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三、四十年前，丹尼·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智能化的社会，所有人都从事高水准的工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规划性。但当前的现实和他的设想完全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无序、混乱、空洞的状态，正步入一个黑暗、危险的阶段。先是欧洲，再是日本，目前美国也接近这个阶段了。

美欧日普遍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饮鸩止渴”的行为。美国政府债务已超过GDP，再搞5-10年联邦政府就得破产。日本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250%，而安倍政府还是不得不推行量宽政策，因为增税将引发经济进一步衰退。欧盟的量宽政策基本类似。引发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它摧毁了原本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条件。因此这个制度注定没法继续运转下去。

这次希腊出现的左翼政府是一个信号。我认为在5-10年内，西方多数国家都将是左翼政府上台，或至少左翼思潮占据支配地位。这样才能通过激进的社会公平正义政策，把极度悬殊的社会差距熨平，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西方目前的情况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根本没法刺激投资，投什么都不赚钱，因为高水平的人均GDP导致昂贵的成本，摧毁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刚才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应考虑全球化因素，现在拉动投资和生产的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市场。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要考虑新经济、新技术因素，技术变量和制度变量要综合考虑。

我同意全球化的分析。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地域性的生产和金融分离。美国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业，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转移到了中国等国家，中国很多企业实际是西方公司控股。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体系掌握金融霸权，同时也排斥了自己的产业能力。所以，金融资本支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不祥之兆。

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

关于技术进步。美国的失业和产业结构变动有关，多数失业者很难在金融业和高端制造业找到就业机会。像苹果这样在全球市场赚钱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还是要靠国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工作可做，无法维持养车、住房开支，只好不断借债。阿里巴巴其实赚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钱，只是改变了营销模式。当然这引起了流通业的革命性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具备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个社会才有可以生存，否则就生存不了。

朱安东*：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危机可能再次爆发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形成密切联系。我国外贸依存度在连续几年的下降之后，2014年仍高达42%。世界经济走向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认真研判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7年，但世界经济远未恢复，许多国家还处于停滞。据世界银行资料，2013年有数据的174个国家，仍有42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包括英国和法国）；美国、日本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德国只增长6%。危机后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危机前（除极少数例外），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下降近1%，欧元区2010-2013年的年增长率只有0.6%。IMF今年1月份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2亿，比2007年多3180万；因长期失业放弃找工作的有2300万，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万。不少地区贫困状况加剧。

同时，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繁荣，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泡沫。IMF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发出警告，指出：在有数据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国的房价租金比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家，部分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城市（如洛杉矶）可能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一旦泡沫破裂，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泡沫重现。经合组织统计的42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高点。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数，分别超过危机前高点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国际市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股票指数在危机前后的表现。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危机前后股票指数

国家	股票指数	危机前最高点：A	危机中最低点	2015.1.30：B	B/A(%)
美国	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	10312	4226	10537	102
	标准普尔500指数	1565	677	1995	1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4165	6547	17165	121
	纳斯达克指数	2859	1269	4635	162
英国	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	6732	3512	6749	100
德国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8106	3666	10694	132
韩国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2065	939	1947	94
墨西哥	墨西哥IPC指数	32836	16891	40951	125
阿根廷	阿根廷股票指数	2351	829	8490	361
法国	法国CAC40指数	6168	2519	4604	75
日本	日经225指数	18262	7055	17674	97
中国香港	香港恒生指数	31638	11016	23117	73
俄罗斯	俄罗斯RTS指数	2360	498	737	31
巴西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73517	29435	46908	64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网站（finance.yahoo.com）

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的一个指标是市盈率。耶鲁大学的席勒计算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的股票经过通胀调整和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标曾较准确地预测了上两次金融危机。2014年12月，这一指标已经高达27.3，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7.5）。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停滞与资本市场泡沫共存”的出现，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挽救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型金融机构；2007-2011年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把危机的原因指向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大众急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的增长，拖累了经济复苏。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它是国债的危机还是外债的危机？如果国债占GDP的比重高就发生危机，那么日本是最该发生危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超过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欧猪”5国的外债占GDP比例均超过100%（西班牙达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可见欧债危机主要是外债危机，但却被当成国债危机来处理，为此大量削减社会福利，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饮鸩止渴”，那么其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扬汤止沸”，虽然在危机刚爆发时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但其后又导致资产泡沫的重现，并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

出现危机爆发的迹象之后，美国从2007年9月17日开始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国和欧洲央行也连续多次降低基准利率，最终分别降到0.5%和0.15%。相应的金融机构从贴现窗口以及从隔夜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也降到极低的水平，欧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

但这些政策工具用到极致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国债、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形式，向市场注入巨量资金，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与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这种极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消费未能复苏；加上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实体经济不振，注入市场的部分资金再以超额储备回到中央银行的账上。美联储账上的“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初的265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部分进入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国家市场，造成股市（资产）泡沫，严重影响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局面，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让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困局。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资。但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实施，毕竟现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平均水平已高达GDP的1.1倍。为使实体经济复苏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将加剧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发展，就应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兴经济体和/或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场危机很可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关政策归根结底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华尔街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

哈贝马斯在《论欧洲宪政》（2011）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最近两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在1981-2002年出台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是：美国可以被认为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们在金融界或军事方面处于高位，在政治上强势，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西蒙·约翰逊（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国已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通过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对高等院校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信条，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曾规定向各类竞选人和政党捐款设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选举，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个人对竞选活动捐款额的上限。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减少各项金融管制，危机爆发时动用公共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中还在给金融高管们发巨额奖金。危机后继续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②] 在国会通过之后，在实施中金融资本仍不断进行抵制，甚至鼓动各种力量试图推翻这个法案。

目前的“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国家进退维谷。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王湘穗*：全球危机将继续深化

对2015年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机还将继续深化。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

第一，危机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第二轮爆发。首先是因为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所有原因都没有解决。金融过度投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继续创新高，金融市场投机风险不断累积。美国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认为，基于标普100的期权的多空仓比值（OEX）是股市一个重要指标。从未平仓量看，空仓已是多仓的2倍多，这是美股将要显著调整的重要信号。这种情况过去15年只发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现过7次。这至少是一个重要信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严重失衡，不到虚拟经济1/10的实体经济要支撑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问题不解决，全球危机就还将反复爆发。

其次是皮凯蒂讲到的99比1，即财富分配问题。2014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多数被1%的社会精英阶层拿走，据说这个1%中的99%也基本没有份，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大的危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是被金融资本集团控制，华尔街控制华盛顿，华盛顿控制全世界，国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这无法实现对抗危机的社会动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没有就业的增长”，因为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此外还有移民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以上这些因素正在叠加、酝酿、发酵。

第二，全球危机正在扩散。各国不再像危机刚爆发时强调合作、协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样，以邻为壑。美国已搞了几轮QE，经济形势有好转，结果日本也搞QE，欧元区也搞QE。QE就是用货币霸权转嫁危机，表面符合市场原则，本质上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不仅仅用金融手段或贸易制裁等手段，还通过制造社会动荡、冲突，制造“溃疡面”等，影响他国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在乌克兰、中东或中国周边制造热点。最近石油价格暴跌，各种因素夹杂其中，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在操纵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驱动与控制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经济手段的玩火，把经济危机引向社会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这绝非世界之福，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动向。

第三，威胁中国经济的“狼来了”。中国经济情况，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环境分析，从2014年四季度用电量、能源结构、运输数据看，中国要有防范危机意识，要有全球危机在深化、可能对我们造成严重冲击的准备。首先是精神准备，有了精神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就容易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更要相信摸石头的感觉。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决定政策。我们的改革，包括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应纳入全球大趋势和国家大框架里综合考虑，不然的话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四，中国只要“守本”加“创新”，形势就乐观。守本就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要强化实业，抑制投机经济。中央鼓励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理解得宽一点。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是战略的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能够建立25亿人、30亿人的大市场，这需要长期努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25：变化大于继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国和上合组织一道完成亚欧大陆的经济安全整合，世界权力中心就会发生转移。

从技术到产业的创新，曹和平讲互联网和电商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电商在美国的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的配送成本高。马云的创新，在于“互联网+电商+中国国情”。中国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还有大量农村小伙子拿三轮车、电瓶车推出来的城市物流网，这种技术创新和人力成本优势组合起来的新业态才有竞争力，至少是更适合中国。它的成功就是脚踏实地，把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硅谷的美国人不会有这种产业感觉。

光有技术不行，关键在如何产业化。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体制。现在我们的科技、产业、投资评估体系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战略高技术，也很难得到支持，产业化的路走得很困难。企业有成果、领导有批示，在机关里公文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间。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励支持创新，中国就可能在全球危机中间获得最大的机遇，收获最大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未来的状况。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国家的负利率现象，我认为这里确实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皮凯蒂讲资本增殖永远超过劳动增值，而负利率就是对资本增税。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在试图自救。负利率具有主动改良的意义。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吗？这说明全球危机发展到了现在，再用常态的方式解释不了。

新思路：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曹远征：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产能，由于世界经济的低水平波动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产能的过剩将长期持续。除了促进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视野配置中国产能将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立足点是产能的国际合作，这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而是实物资本的输出。需要产业部门、对外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密切合作。应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大项目融资为特点的全方位统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资产价格便宜，应协调各部门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不仅“离岸市场+清算银行”的模式基本确立，而且人民币已开始进入不少国家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为防范新的金融动荡，周边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币化进程。这就构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契机。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产能合作的大项目融资为龙头，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必要。可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实验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相结合，既稳妥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好基础。

丁宁宁：中国现在是出口和进口双双负增长下的顺差，在人家量化宽松的情况下保持强势人民币没有道理。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持有的美债保值，也有利于对外投资。

我们的资本账户基本上都开放了，就剩三、四条是控制游资，不用着急开放。目前必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如果想保持相对独立的产业政策、推结构调整，金融就不能完全开放。

国内最大的政策问题是银行机构要先学会做好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不要为虚名（为改革而改革）而招实祸。改革开放初期银行是“口袋”，现在变成“当铺”了。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台账监督这一套，我们的银行还没有学会。只会搞土地、房地产抵押贷款，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不仅贷款如此，理财项目上房地产占压的资金更多。其实2014年央行就开始放松银根了，为什么钱到不了实体经济，主要是被房地产的呆账压死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产业结构就调整不了。现在全世界都几乎是零利率，我们却搞这么高的利息，对内把企业逼得破产，让国际资本来收购、控制我们的产业。在沪港通、深港通、金融自贸区等开放试点中，要对国际上的投机性游资加以限制。

要解开银行和房地产这个死结，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发债来购买地方的不良资产。在落后地区直接购买银行债，同时换官员、换思路；先进地区则应禁止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勾结、发新贷还旧贷，按破产程序处理房地产呆账，政府低价收购破产房地产商的资产，改造一下就是安居房，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房地产呆账难以清理的原因是官商勾结。既然开始打击腐败，就应当同时清理房地产呆账。只有解开了这个死结，银行才能恢复贷款活力，钱才能流向实体经济。现在命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定向贷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美国、欧洲的大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应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由政府背书，然后才能借助大银行的网点，去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曹和平：吸取美国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经验，走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路子。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发展积累。例如从现有2万个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中选取数百个有潜力的园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可以优化城镇布局。

第二，金融改革应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大的商业银行已成体系，整体改革推进不易。而将省会城市以下直至县级的、达到“门槛行”条件的非银机构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动员地方多年积累的各类资产性资源，再与银行系金融机构对接，将出现中央和地方两个轮子推动改革的局面。

第三，我国人口13.6亿，城市居住人口已达10亿，而OECD的34国人口总和是9.3亿。而且我国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工业规模，且实体产业链比美国长，有条件支持自己的产业链金融。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支持以电商技术平台为表，以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形成的新型经济模式，推进长链产业、长链市场和长链金融共成长，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体系的升级转型。这可能是我们为21世纪的增长刻上中国特征的一个现实选择。例如阿里巴巴连接了数百万个商业银行不屑一顾、主管部门不许纳入结算的商铺，其内置结算的效率是主流商业银行无法想象的，其中可能孕育着未来的金融业态。如果允许目前出现的1500家P2P互联网金融中介向产业链金融过渡，那么超越美国就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基础。

杨凯生：由于我们现在资本项还没有完全开放，外汇还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美国的QE，欧洲的QE政策，对我们的冲击是可控制的。但全球化的口号喊到今天，完全拒绝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不现实，只能“说五分，做一分两分”。哪一天适应能力强了，再放一点。但要保留住最后的手段和底线。

有人说中国也有债务危机，这当然需要注意。但和欧美比，中国的债务相对低得多。我们的债务是投入到有形资产，由政府掌握。说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和西方的问题不一样，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经济下滑，很多人担心速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适度。受欧洲QE的影响，不少人希望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说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积累下去，将来会形成我们所特有的负担和矛盾。稳增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调结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会把调结构摆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又把它放在后面。当然防止经济增长失速也不可掉以轻心。

结构调整是财政的责任或功能，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很难管到结构，因为货币运动是洼地效应，哪有钱就往哪去。关键是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要有担当，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长时间？比如说河北，如果要下压3000万吨的产能，有多少工厂需要停产、关门或转产？人的问题，资产的损失怎么解决？债务如何处理？财政准备拿多少钱？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会公众需要承担多少？银行呆坏账准备核多少？恐怕要逐笔算账。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和平，北京大学教授。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执政期间，当时央行实行零利率，新发国债不超过30万亿日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5年半中，每年财政支出递减约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债负担有所减轻。）30万亿框框在安倍上台之后打破，现在国债规模控制在40万亿。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教师。

[②] 美国国会2010年7月通过，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3、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土地流转关系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农民转移、土地流转规模化和城镇化进程应该怎样互相适应？目前农村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怎样？我们面对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问题。

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于2014年12月15日召开了“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研讨会”，邀请部分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基础干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谷彬*：农村改革需要统筹兼顾多种目标

（国家统计局）：农村的改革，需要全面、综合、系统的评估，统筹兼顾多种目标。我们基于实证研究和大数据分析，对土地流转中的一些信息进行了挖掘和梳理。

1992年，全国有473.3万农户转包（转让）农地1161万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9%； 2007年流转面积6372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5.2%；2008年流转面积达到1.06亿亩，2012年达到2亿亩。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占农户承包面积的26%。经营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287万户，家庭农场87万个。近两年，工商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年增率达到30%-40%。[1]至2014年6月底，农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

户均包入耕地面积持续高于户均包出面积，表明土地规模化正在形成。中部农地流转比较活跃。东部1995-2000年包入面积高于包出面积，2002-2007年包出面积高于包入面积。

图1  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签订合同的流转面积比重不断上升，表明规范化程度增强。

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的面积比重比较稳定。

土地流向的主体：规模最大的是农户，其次是专业合作社。流向专业合作社的面积增速最高、但不稳定，流向企业的面积增速平稳提升。

图2  土地流转方向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平均每万亩流转土地发生的纠纷数持续下降，表明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流转纠纷处理率则不断下降，表明土地仲裁机构的效率较低。

流转形式：转包规模最大，但增速较低。股份合作制，以及土地银行、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其他形式仅占6%，说明新型流转方式需要更接地气。

图3  土地流转方式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12》

关于农业企业：中西部地区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东部地区内资、私营企业比重较高。

融资渠道：大多省份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占据主要地位，其比重高于银行、信用社贷款户比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的官方认定标准模糊，大量原来的合作社、龙头企业为获得政策支持而“改头换面”。

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主要是在制度和政策不明朗时，农户担心权益受损，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涉及面广、关联要素多，土地流转在欠发达地区阻力可能小些，那里对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经营的需求更迫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还要走很长的路。

初步建议：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与之形成互补和共赢。依法流转、制度建设、规范透明、标准操作，稳定农户预期，理顺相关机制。随着政策路线渐趋明朗，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信托的制度性阻碍将逐渐得到消除。社会资本和金融业服务“三农”将是大势所趋；信托因其综合制度优势，将获得较大的发展机遇。中信信托在推出中国首单土地流转信托的基础上，继续践行法制信托、规范信托、透明信托，可能成为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制定者与引领者。

蒲坚*：以金融创新推进土地流转、服务三农的试验

研究我国的土地和土地流转问题，首先要明确内外两方面的约束条件。内部约束是：一要按国家宪法的规定，设定土地流转研究的基本理论开端和法律逻辑；二是土地流转要依据我国土地所有制形式为立足点；三是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外部约束包括国家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三个方面。要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探索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

不久前，中信信托在哈尔滨市兰西县流转了全县的土地，收购了黑龙江的粮食交易所，并和黑龙江农业科学院达成了股权交易，其目的是解决土地流通、科技引入和资金引入的问题。当然，要有完善的方案设计，设计的方法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研究土地流转和三农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构建土地资源的流通和收益的监督体制，体现出它们的优势；第二，土地流转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农业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优化，实现土地在规模化经营后知识化和科技化的展现，解决土地流转的资本转化问题，实现资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第三，土地流转的制度安排，既符合社会主义，又符合市场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农民、投资人和市场的共赢。

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创立了“二次委托代理”模式。把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统一在一个流转模型下。一是要使流转的过程本身就成为确权的过程，保证确定的权利是均等化的，从而能够解放农民，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让土地收益权跟着他流动。这是一个典型的登记过程，我们设计了土地的信托凭证，使得共有制的土地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第二，为使这个凭证具有可携带财富的性质，这个信托凭证现在可以在信托公司登记。国家银监会和证监会正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信托凭证流转中心，未来拥有信托凭证的农民就可以拿它在市场上流转。第三，使信托变成一种信托的金融凭证，使其具备资本的属性。

关于盈利方式。土地流转是这个方案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以土地为标的，运用互联网逻辑，重构土地的经济实体。凭借经济地位和规模优势，集成和分享知识、社会关系和资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实现科技和土地的结合，打通上下游环节、延伸产业链，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解决和市场对接的问题。我们运用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解决可能面临的资金、信用和流通的风险，并致力于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扩展。中信信托利用土地形成的物联网，和已经建立的贴近市场的金融互联网，以解决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信用系统。

运用信托模式实现土地流转，有几个好处：第一，方便融资，为金融资本支持农业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标的，保障农村生产资金；第二，实现农民的再就业，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部分就地转为农工；第三，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大规模生产也将促进农机机具的升级和大型化。

周萍*：用信托工具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和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信托是一个创新的事物，2013年10月10日我们做了首单土地信托交易，到现在已做到第七单，每单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交易结构设计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二次代理”模式。通过这一方式，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土地市场化经营。

“一次代理”是委托，村集体的成员作为所在农村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每个合法成员对共有的土地拥有一份平等而无差异的权利），依据自己意愿，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后者成为土地使用权代表（代理），行使社会赋予形成的权利。“二次代理”是信托，是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二者之间是土地使用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可以有效监督代理人（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运用市场化运作高效经营资产，提高科技含量、避免对市场误判，保障农村土地的增值，并保证农民获得充分信息、保障其利益不被侵害。信托公司直接将土地的固定收益和增值收益分配给农民本人，不经过村委会或有关机构。

在整个交易结构中涉及到的主要关系人有：农民、政府、中信信托和农业产业公司。这四者的相互关系、权利责任，在一个信托计划中，通过相关协议进行关联与界定。并进一步通过相关法律协议的签署，将信托关系人绑定在一个信托计划中，农户是最终受益人；政府是委托人和受益人代表；中信信托是受托人、财产管理人和知识资本引入人；其他农业企业是土地承租人、使用人。

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对我们用信托工具推进土地流转很赞赏，他评价：“中信的实验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英国著名法律专家梅特兰所著《国家、信托与法人》中，把信托提高到和国家、法人同样重要的地位。梅特兰说，信托的最大意义是打破了罗马法所有权观念，形成了‘财产权利束’；信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实验工具。”

李昌平*：以郝塘村为代表的村社内置金融试验

我们是想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达到把农民减少的目的。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7000美元了，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离城市化目标还很远。在鼓励农民进城和土地流转时，就要考虑：我们到底是要把农村的问题转换成城市的问题解决呢，还是把农村的问题放在农村解决？

我正在进行一些相关实验，就是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推动农民组织的再造，以农民的再组织带动农村的再改革、生产的再发展、农村的再建设。这与解决土地流转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实验是信阳市郝塘村的实验。我在村社组织内部建立起一个内置金融。它的好处是：一是农民可以用自己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很方便。利息收入村里用来养老。土地在银行不能抵押，在村社内部可以抵押。二是我们不是用行政手段推土地流转，你可以自愿把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参照农户间转包的价格产生一个溢价，包括连片后10%的增加部分，可以保证农户收益。这样方便连片经营，不需要人为造一个大户；也没有通过政府补贴抬高地价。即使地价抬高了，收益也是他们的。三是内置金融设立后，方便了成员权的流动。比方谁要进城，家里有房有地，无偿退出不可能，但可以抵押变现，然后走人，或者甚至把你的成员权变现。这样有利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内置金融的资金不是问题。开发商是把农民搞上楼，但我们搞建设不需要开发商操作。集体统一开发土地，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农民共享，资本拿不走。

这就使村社变得团结了。集体有收入，就可以向农民提供服务；其中一部分收益分给老人，养老问题有人管了。这对农村的治理，对基层班子的建设，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都有好处。我带了5万元进去，政府给了10万元，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村里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现在集体资产有好几千万元。通过村庄改造，发展旅游，农民收入有很大提高。政府进行了基础设施投入，农民建房由政府提供贴息贷款，村子建造得整整齐齐。

我把这个经验带到武汉附近的三元村梁子湖，建了“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一个村引导资金100万，我拿出30万，用来引导农民的钱入股。开业时资本金为195万元，逐年增长。农民可以选择，如果土地加入合作社，可以作价作为存款。比如说一亩田年租金300元，相当于1万元的银行利息，那么土地的价值就是1万元；存10年回报6%，15年7%，20年8%。你随时可以把钱取走。闲置的宅基地可以30年为限作价存进来。6个月内，农民的土地基本上都进了合作社。后来武汉的一个龙头公司（国企）来把土地全部流转，价格是4-5万元。用这种形式把土地集中，同时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也回应了政策的需求。我们坚持了集体所有制不变，在新的条件下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同时也改善了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地位。

第三个实验是在珠海的斗门，那里渔业发达，一亩塘可以产1-1.5万斤鱼。当地的农民要从商人那里买饲料，饲料商拿到的出厂价是5500元/吨，农民买到手是8000元/吨。我们用内置金融把农民组织起来，降低采购成本。如果一个联合社统一采购，饲料成本更低，还有议价能力，可以稳定鱼价。比如，上个月鱼的价格是9.5-10元一斤，月底突然跌到6.8元。合作社跟农民签了个协议：你现在不要卖鱼，每个鱼塘给你10万，三个月以后低于8元，我按8元收；高于8元，高出部分五五分成。我们测算，只要10%的农户不卖，价格就可以提升20%到25%。两周后，鱼价从6.8元轻松回到7.5-7.8元。

我们是民间机构，专做这种服务。每建一个内置金融合作社，政府就投入一笔钱，给我们一笔服务费。2014年我们可以做8个合作社，再形成联合社，涉及一两百个村子，按照这个方法，启动资金虽然不多，但可以把农民通过金融的形式组织起来。

合作社不仅把农民组织起来，还可以进行资源整合。比方说一个村有1000亩养鱼户，饲料1万吨，30个村就是30万吨，如果统一买，对厂商就有决定权。今天的农业，不是农业技术不发达，而是金融组织不发达。一些大公司搞农业一投就多少亿，而我们通过类似金融的机构去组织农民，促进生产关系改变，巩固集体所有制，按照宪法推进农村改革。

温铁军*：规模经营、机会收益和交易成本

黑龙江的土地信托试验，通过大规模经营取消了田埂系数，一般应该会增加15%左右的耕地面积，还节约了租金；再把农业相关产业的规模经营收益都纳入这个项目，增加的这一块非农收益可称作“机会收益”。比如沙县项目，那里虽然土地资源有限，但农民大部分外出去经营“沙县小吃”，有很多弃耕土地，土地信托能够成功的条件也是存在的。再比如安徽宿州，如果能做到立体循环经济，也许能产生综合经营收益。[2]

郝塘村的内置金融，是把金融要素拉回到社区内部来，和其他农村生产力要素分享平均收益率，而不是异化到农村经济之外占有超额收益。与此同时，通过推进合作把交易费用内部化处置，降低了机会风险。李昌平的试验和中信信托的试验存在共融的可能。

中信信托的试验，产生机会收益的一个前提是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但这是否为行政性的处置，真正委托土地给你的是农户还是村、乡两级政权？如果形成机会收益并合理分配，交易成本不会暴露出来。但如果遇到欠年或价格下跌等情况，机会收益下降，就会导致潜在交易成本的爆发。所以要完善，比如把信托凭证证券化，变成可流转的金融产品，但前提也是没有交易成本爆发的机会，不形成对这个证券信用的打击。

内部的风险是交易成本，现在还没有暴露；外部的风险主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农业没有保护。现在中国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作为地板价，在国际市场天花板价格之上。粮食平均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15%。现在是国家实行保护价收购，同时还要给生产者各种补贴。我们当年谈判加入WTO时对农业不设保护，现在负面后果正在逐渐表现出来，它会直接打击国内越来越资本化的规模农业。小农经济的退路在于兼业条件下外部（自然或价格）风险户内均衡。如果中国进一步推进农产品贸易的全球化和激进市场化，国际市场的低价格农产品，将会覆盖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这次跟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就将给国内养牛业、乳业带来灭顶性的打击。

孔丹*：土地流转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李昌平的内置金融实验很有价值。既坚持了方向，稳定了乡村，又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资金缺乏问题，金融也是低风险的。他的文章[3]涉及乡村建设，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基础性问题。

中信的实验也很有价值。土地信托是为了促进土地流转，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很好总结。比方说用行政方式，但没让农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保障吗？这里可能有地区差异的因素，东北和南方山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土地信托包括经营规模，农产品质量，减少中间商盘剥等，是真正为农民服务。信托有金融功能，产业链也要发生交易，也需要到银行借钱，提高产业链价值。不仅是效益问题，设计业务模式一定要想到农民。农民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主体。信托金融平台要实现双赢、多赢，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证。要在实际中消除人们对“金融大鳄”的疑虑，以及如何在产业链中得到一个可以分配的增量的疑问。

李昌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效果怎样？

我想谈谈基层的实际情况。

展望土地流转的前景，农地向大中型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的集中将提速，资本下乡的趋势不可避免。在新的条件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有没有意义？以推动土地集中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是不是反映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从分田到户开始，土地流转总体上一直是畅通无阻的。随着城市化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流转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那个县土地流转规模已超过80%，官方统计是60%。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是：自愿互利、规模较小、短期或不定期、口头约定为主、农业内部流转（极少进入非农领域）等。一般不经过发包方（村委会）同意，村委会也不干预。这种自发进行的土地流转，通常当事人双方相安无事，没有大的矛盾纠纷。

总体看，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没有抓手，没有必要，更没有利益驱动。不过，一些地方的政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如发展烤烟），会采取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推动土地流转，这样政府和农民都有好处，这也不是不顾农民的利益。

真正改变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是钱的力量。第一是资本的力量。要注意土地确权不能向私有化发展，那不仅违反我国土地基本制度，也违背了中央文件规定的原则。第二是财政的力量。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大部分给了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等，其实这些经营主体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甚至就是为了骗取国家资金。温老师说下去听反映，扶持的合作社基本是假的。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建议调整扶持大户的财政支农政策，转而更多地扶持中小型农户。

在土地流转中，因为力量悬殊，单个分散的农民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被“资本大鳄”吞噬。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林地流转。我们那里山林面积大，林地流转十五六年前就开始了。村组两级的集体山林几乎全部卖光，林农个人的山林也差不多卖掉30%。十多年前木材便宜，山林每亩才几百元，现在木材价格大涨，山林转让价也涨了十多倍。集体、林农都没得到好处，村集体却因此都变成了“空壳村”，买了山林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买山林的主要是政府机关（尤其是林业部门）的干部、社会上的各种强势人物、香港甚至国外的老板。林农没了山，没了生活来源，只有出去打工。

二是农地流转。这些年有不少城市资本到农村买（转包）地，承包面积几十亩、数百亩都有，且租金较低，一亩才几十元。这和上面讲的买山是一样的，考虑通胀因素，10年后这个土地等于白送。如此若干年后，农村土地将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被消灭了的土地食利阶层可能重现，同时将出现众多失地农民。“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农民的追求，难道新一代农民真的不需要土地了吗？没有土地的保障，9亿农民的前景将会怎样？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资本下乡是双刃剑。要保护农民的权益，首先农民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二是要解决农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要防止黑恶势力侵占农民的土地，四是乡村两级要帮助农民把好关。现在基层政府的责任很大、权力太小，不少政策隐含着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有一些政策严重脱离实际。

农民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并没有按承包合同的要求，履行好保护耕地的义务，毁地抛荒、污染耕地、占地建房、买卖土地等现象司空见惯。对这些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去管，也管不了，因为大家都把承包地当成农户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权益几乎无边界，势必造成大量耕地被破坏和流失，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我们天天讲保护耕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现实中破坏土地的行为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去关注，更遑论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

对土地确权中的问题要清醒。中央要求用5年时间在全国开展土地确权，但这一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需求有距离。可以说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1982年分田到户，土地权利是清楚的。说土地确权是为了流转，但实际情况是，土地产权越清晰，可能越不利于流转，并将导致农业规模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以及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难以落实。

我到一个村里调研，村干部说有几个组确权搞不下去，原因是农民不同意按勾图的实际面积发证。农村的土地面积是按土壤质地、而不是实际面积评估，现在要按实际面积发证，就可能出现：张三原来的5亩地变成8亩地，而李四原来5亩地仍然是5亩地，李四少了面积坚决不干，因为日后按面积分配的国家补助、征地补偿就少了。所以农民只是要原来分配的“账面数字”，不要真实面积数字。但书斋里的“专家”们弄不明白这个理，以为面积越实越好。农村分田到户30多年了，很多地方农民自发进行土地调整，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经过多年的适应和磨合，很多与土地有关的矛盾已经大体摆平，相安无事。现在来了一个土地确权，结果原有的平静被打破、大量原来积累下的隐性矛盾则显露出来。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违背常理。有人自以为干了件好事，实际上伤害了农村原有的公平和公正。比方有些上了大学参加工作的，当了干部的，还拿着村里的地，很不合理，但你却收不回来。所以，确权从某些方面看其实是限制了流转（承包权调整）。比如我们那里土地抛荒比较严重，全县比例大概是15%到20%。这些抛荒地不种粮还要领国家补贴，一分钱都不能少。乡村干部绞尽脑汁想把它利用起来，但非常困难。因为100户中只要有一户不同意就没办法。你地不成片，人家也不会包你的，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假如土地产权不是那么“清晰”，村组织的功能强一点，流转起来就容易得多。

农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观念。根据《民法通则》，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是村委会。但这只是文本制度，与农村的实际状况不符。农村集体财产基础本来定的是生产队（现村小组）。这些土地是本地的先民开垦的，理应由他们的子孙后代共享。某部门调查了1200个村的农民，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的占34%，认为归村小组的占65%。

过去村小组有队委会，现在就组长一个人，也没有印章，哪块地开发就是组长签一个字。在南方多数省份，村委会从来不管村小组土地的事，也无权处置村小组的土地，小组卖地村里也拿不到钱。如果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或可作为一个选项；否则，在不能重回集体化的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问题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

有人说，农民的观念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承包地就是自己的，但有些地方3-5年就调一次。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分田后出生的和迁入的人是集体组织成员，有权承包集体的土地，这是法律规定的。同时，农民通过承包获得了经营权，但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村小组没有机构来代行所有权，所以农民认为土地就是他自己的。

土地经营规模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要保持一定弹性

城镇化和工业化吸引农民进城，造成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趋势，但农地的流转集中也可能将农民“挤”向城市。在这过程中，怎样照顾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利益，重视农村基层的建设？它和工业化城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李昌平说：“我1985年担任乡党委书记。1985年粮食大丰收，仓库装不下，上面要求消化粮食，搞多种经营，大面积搞专业户。到后来因为种粮食挣钱，专业户自然被消灭，因为农民开始要地种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粮食收购价在1995、1996年上涨，而1997、1998年跌，这就没人种地了，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村干部下死命令搞种粮大户，最大一户是2万亩。2003、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种田又挣钱了，把土地还给农民，大户又没有了。现在我们又开始弄大户。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有时候农民愿意进城，有时候又要回农村去。所以应该有足够的弹性处理这个问题。”

孔丹认为，经济发展，没有弹性是有风险的，否则就没有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但支持农民离开农村也有很多例子。我们鼓励农业规模化，但也要考虑农村的建设，保护农民利益。

温铁军教授说：“原来的过剩劳动力是留在农村的，当时是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镇化，两者同步进行，由此造成20世纪80年代靠内需拉动发展。到1995年，乡村工业已占工业增加值的54%，乡村（非农）就业已经达到1.96亿，没有大量流出。当年就是中小企业加城镇化，农业的低效益是从乡镇企业回补的。1992年后只讲农业政策，不讲农村政策。1993年后取消对乡镇企业的各项扶持。一是要把过去按销售额缴纳1%到3%的综合税改为全国统一税率。二是改变乡镇企业占用农地的办法，全面改成按城市工商业用地管理，本来农村企业用地零成本能够掩盖企业的高负债，隐形土地收益没了，高负债问题也就爆发了。三是乡镇企业之前可以获得按百分比增加的银行贷款，乡镇企业一垮，农行负债率一下子增加到了30%多。这样乡镇企业就卷入了当时私有化的大潮，也就不能担负农民就业和补足农业低收益的任务。”

贺雪峰*：2亿农户是种田主力，他们的出路是关键问题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或家计模式。一个农民家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代主要留村从事农业生产，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这种情况大约占全部农户数的70%甚至更多。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家庭有盈余，日子就比较好过。

若农民全家进城，父母年龄大的在城市难找工作，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其结果，多数家庭的生活必然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什么在全国普遍形成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结构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即使农民在县城买了房子也不住的原因。中老年人在县城无事可做，在农村可以种田获得收入；年轻人在县城难找工作，打工收入远低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只有为子女入学的原因，农民在县城买了房才会去住。

中国农户这种普遍的半工半耕模式，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目前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欧美日的大约1/7，且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这就使进城农民工难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条件。而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中国农民可以相对体面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不至于落入到城市贫民窟。

我在不久前出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引用湖北孝感经管局的一个调研例子：地方政府要发展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动员一个村300多户，将800多亩耕地流转集中，给大户耕种。地方政府还筹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结果耕作条件改善了，很多老年人却把田要回去了。老人要田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

这个例子很生动，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只要具备基本农业生产条件，老年人是愿意种田的，种田同时具备收入、就业、意义、价值多个层面的含义；二是老年人种田无法解决超出一家一户的共同生产事务。实际上小农种田都存在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公共事务，需要有超出农户的村庄集体来提供帮助。

当前，中国仍然有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7岁。总体来讲，只要能找到机会的中青年人绝大多数已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务农的，大多是缺少在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全国有大约20亿亩耕地，劳均不足10亩；20亿亩地的2/3种植大宗粮食作物。总的讲，粮食耐储存，国家保护价收购，且种粮所需农资绝大多数是市场上随处可买的标准化商品。也就是说，无论是购买农资还是销售产品，种粮与市场对接并非很大的问题。

在当前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户均耕地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农民种田所耗体力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过程，春种到秋收之间有个漫长的田间管理过程。老人种粮通常很精心，精耕细作。我们几乎所有地方的调查都发现，老人种粮的亩产量几乎都远高于规模经营的亩产量。

中老年人耕种10亩粮田，年收入1万元，兼搞些副业、庭院经济，再有1万元。农村自给性强、生活成本低，不仅温饱不愁，而且还可以有一定盈余。若子女进城务工还有更高收入，这个农民家的日子就比较好过。种粮食也等于就业，有春播到秋收的期待，人生就有价值，活着就有意义。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就会结成村庄熟人社会的关系。

关于三农问题，一种意见主张土地通过流转，搞规模化农业，鼓励公司下乡，把农地流转给资本。另一种意见是在现有基础上搞家庭农场。全国20亿亩土地，假如一个家庭农场100亩，只能容纳2千万个农场。那么我们还有2亿多农户怎么办？我认为，今天代际分工、半工半耕的小农，只要有适当的支持条件，他们是愿意种田的。但我们为小农提供的服务很微薄，国家投资越来越倾向资本。且不说资本下乡的效益，关键是农民有没有出路。在中国与土地有联系的有9亿人，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农业政策首先考虑的出发点。政策核心是要保护粮农的利益、中老年农民的利益，就是占农民大多数的小农的利益。站在农民角度考虑问题、而非单纯从农业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是关键。

温铁军：从全球视角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社会成本

我们在发达国家没有见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见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

第一，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装备系数）非常高，因此必须以大规模扩张土地形成绝对地租总量，才能支付资本化的成本。但资本的不断深化，将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提高，最终使美、欧、日三种类型的农业现代化都属于高补贴型。它们都不可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谈判的框架下，允许农业自由贸易。欧洲农业规模比我们大很多，但它的补贴比我们要高很多。日韩农业基本上是“30亩地一台拖拉机，老头搞农业”。他们农民的总收入中，农业收益不到40%，其余来源于其他产业和政府补贴。所以，我们想象的靠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有出路，目前还找不到成功的经验。

第二，从发展中国家看，拉美城市化率在70%以上，很多国家高达8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下乡搞规模化，小农不得不流入城市住贫民窟。进城的贫民缺少就业机会，生活费用高于乡村。拉美国家的土地由跨国公司大规模经营，只生产初级产品，所有的物流、加工、包装变成食品，都是从海外返销回来的。因此，拉美国家的食物价格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种不成功的城市化，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国家安全。看北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等等街头政治，几乎都有同一个问题：当它的农业连带物流、加工、食品工业都被跨国公司掌控的时候，吃进口粮食的贫民窟居民的境况必然恶化，一经挑动就上广场闹革命；但换谁上台都不可能解决本国农业不能为本国百姓解决吃饭的安全问题。巴西是世界上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那里也有大量吃不上饭的贫民窟贫困人口。卢拉竞选时的口号是“保证两年消灭饥饿”。外国人会感到奇怪：你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会挨饿？

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从全球视角看，土地制度和世界农业的分类有关。

第一类是大农场农业，只有殖民地国家才有，它绝对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农场农业，之所以土地资源广大，在于外来殖民者推行的恰恰是土地的“国有化”，确切说是“殖民者才有决定土地归属的权力”，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统统被外来人占有。到这些国家看大农场，几乎没有一家是原住民办的。

第二类是亚洲典型的“原住民大陆”。这些原住民是小农经济，很难被大农场改造。亚洲唯一被的改造只有菲律宾，400年的殖民史。外来殖民者是大农场主，土著人是农工，实行相当于包身工的农奴制。

第三类是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欧盟国家，那里应当叫“小农场经济”而不是大规模农业，正因为如此，欧盟农业的补贴率全球最高。60%以上欧盟农场的经营主体是市民，而非农民。那里的农业早就实现社会化、市民化、生态化、三产化了。

与蒲坚讨论土地信托收益时了解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三产”（包括统一提供资金、承担保险业务等等金融服务业）。在一个体系内，三产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比较规模的时候，这叫“非农机会收益”。它是农业得以直接和三产结合形成的一块追加收益，可以内部化地用三产收益来补贴农业的不足。这在欧盟国家是很普遍的。

日韩农业之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因为它们农业的主体是综合性合作社，其主要收益来自于金融、保险、超市、批发、餐饮等，而纯农业的收益不到20%。日本的农业政策长期禁止外来企业参与农业竞争，因为外来企业只做一个领域，综合农业合作社的企业要做全产业链。日本为什么长期维持稳定？因为它的综合农协是城市六大财阀之外的第七大财阀，是一个垄断经营的体系，因此能保持社会稳定。

西方学者也说过农业三大类问题。我们现在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以为提升农业规模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不会提高土地产出率。土地产出率不因装备（资本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反而是相对下降的。

为什么大量的产业化经营搞了15年了，大多数却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农村三要素长期流出的时候，小的资本进入，就能使农村中的资源要素被资本定价。比如原来我这个地撂荒，租金很低，现在一下均质化了，所有的地租都是500元起价，这就使得所有要素在这个范围内被定价。比如过去劳动力挣不到钱，现在要按市场价付工资。如果到了打农药一天要300元的时候，你就只好用无人飞机洒农药，被迫提高农业装备系数。这个过程会不断进行，规模扩大获得的总量增加的绝对地租，不足以支付不断追加的成本，就得要求补贴。这就是15年农业产业化走到今天，走不下去的一个内在规律。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讲过，当你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今天我们应该加强的是组织建设。但因为“大包干”被“意识形态化”了，一定要把家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国市场经济几千年怎么没有解决问题？当你与高度分散的小农户谈判、交易成本过高时，一定会产生“精英俘获”。比如政府的专项投资到农村基层，干部怎么去找农民？农民是高度分散的。你一定是找到一个跟你有分配关系的人去执行投资，那就把财政普惠制投入演变成精英占有。

我们认为，今天的农业政策困境，需要重建问题意识。例如，三农问题主要的表现是三要素长期性流出：先是资金流出，接着是土地大量被征占，然后是劳动力要素。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农业劳动力被市场、被工业定价了。农业能不能支付工业定价的劳动力价格？所以1992年以后，农业成本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0%，到1997年就变得不可维持。客观地分析，当农业完全被外部定价，农业自身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以现在的发展方式，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再说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是农业自身问题，主要就是外部资本需要解决契约化流转问题。从农业“大包干”那天起，土地流转问题就在大量发生。土地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还是承包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设计中就都拿去做实验。在9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还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叫做调账不调地，五年就要调地。调整是按家庭基本人口变动进行的。这么多年不让调了，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为制造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的地步。这时候确权，千万要谨慎，必须有配套政策。不能把确权向私有化方向引。搞农村政策工作切不可意识形态化。

乡土中国，包括形成乡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城市经济危机软着陆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千万不要轻易破坏农村基本制度。政府不能替私人去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只能追求安全为目标的政府理性。

摘句：

蒲坚

“二次委托代理”，是把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统一在一个流转模型。流转的过程本身就成为确权的过程，保证确定的权利均等化；能够解放农民，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通过规范的登记过程，使得共有制的土地以信托凭证的形式，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使得他们具有均等化的收益

崔之元

信托的最大意义是打破了罗马法所有权观念，形成了“财产权利束”。国内多年来介绍科斯理论，而信托的“权利束”恰恰是说财产权利不统一

李昌平

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进行组织的再造，带动生产再发展和农村的再建设。在村社组织内部建立金融合作，农民自愿把土地承包权按实际转包价折价入股。集体组织保证收益，农民可以用它抵押贷款，利息收入用于村里的养老。村社成员离乡进城，可以用此抵押变现。这方便了成员权的流动，有利于城乡的优化配置

温铁军

土地信托试验产生机会收益（整合相关产业链提高项目收益）的一个前提，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内部的风险是交易成本，现在没有暴露；外部的风险主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农业没有得到保护

孔丹

乡村建设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基础性问题。中信的实验也很有价值，这是一个过程。6年了，应该总结，有什么问题，什么挑战

李昌金

从分田到户开始，土地流转一直是畅通无阻的。政府在土地流转中没有什么作用，

真正改变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是钱的力量。财政补助资金有一部分投向龙头企业和大户，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农民违规用地占地情况普遍，政府、村委会不管或管不了

李昌平

如果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农转非的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原来规定两个5%，现在大家都违背制度。凡是守法的都亏损，凡是违法的都受益，这么做伤害太大

贺雪峰

主张土地通过流转，搞规模化的现代农业，鼓励公司下乡，关键是农民有没有出路，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而非单纯从农业角度考虑问题

温铁军：

我们想象的靠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有出路，目前还找不到成功的经验。拉美国家城市化率70%以上，因为资本下乡搞规模化，小农流入城市住贫民窟，缺少就业机会。日韩农业的主体是综合性的合作社，纯农业收益不到20%。日本长期禁止外来企业参与农业竞争。我们的产业化经营多数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来资本进入使农村中的资源要素被定价。结果，规模扩大获得的总量增加的绝对地租，不足以支付不断追加的农业成本

乡土中国，包括形成乡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城市经济危机软着陆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千万不要轻易破坏农村基本制度。政府只能追求安全为目标的政府理性。

* 谷彬，国家统计局副研究员。

[1]参见《都市快报》2014.02.24，摘自新浪微博。

* 蒲坚，中国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

* 周萍，中信信托公司金融实验室副总经理。

* 李昌平，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

*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本刊2014.10月号。

* 孔丹，《经济导刊》杂志总顾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3] 李昌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路线政策选择》，参见本刊2014年第12月号。

* 李昌金，江西省宜黄县政协委员。

*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于2015年9月13日发布。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以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改革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的方向、原则和实施要则作了明确规定，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在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正确理解《指导意见》的精神，配合中央精神的贯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于2015年9月19日在人民大学召开了“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研讨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刊拟系列刊登这一方面的理论动态、重要成果和在学习贯彻《指导意见》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孔丹*：《指导意见》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去年10月底起草，到今年9月13日正式公布，经过了10个多月时间。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督促的，因为国企改革的任务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才形成文件。9月13日之前公布的两个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包括这个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指导意见》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全面针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一定的均衡性。我们面临既要加强国企活力、发挥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又要加强对国企的监管的重要任务。

第二，长远。国企改革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要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要提出的“十三五”规划期是同步的，而且一定会成为“十三五”规划里最重要的一个配套、同步的举措。

第三，空间大。这是指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和解读的空间较大，实践上进一步实行和探索的空间大。比如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不能“一刀切”，强调因时、因地、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不设时间表，不搞全覆盖。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现实条件下推进，不能死板僵化地执行文件。又比如提出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根据什么法，法要不要根据国企发展要求进一步修订，这也是依法的重要空间。还有，任何机构不得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这句话的份量非常重，对于以往出现的国企管理错位、缺位和越位，如何依法管理也有很大的空间。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配合、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配合和策应中央在国企改革方面的重要部署也是中信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配合政府的安排，开展一系列的研讨和宣传活动。

卫兴华*：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学习《指导意见》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要把《指导意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起来，理解其新的精神。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其中一方面内容，其重点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且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由于对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被一些人做了偏向私有化、自由化、全面市场化的解读和宣传。

例如，一位国务院下属研究所的副所长认为“混合所有制本来是让民营资本改造国有企业，慢慢地稀释国有股”，主张将13万多中小国有企业彻底民营化。又如，《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2月27日发表了北京大学某教授的论文《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产权结构优化》，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要点是大幅降低国有股比重”。他提出，“在绝大多数行业国家应放弃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在高度竞争性行业，除非存在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应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比重，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定价过高，民间资本不会有兴趣”；“现阶段的‘国退民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选择”，因为“国有企业中存在人浮于事、官僚作风等不良现象”，而国有企业中适度的国退民进“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等等。

多年来，有些人妖魔化国有企业，宣传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还有的宣传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不相容，这种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予正面回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谁控股。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没有给以细则说明。有些人借此主张，私人资本参股国企应该取得控股权；有些地方部门没有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精神，搞“混改”刮风，定时间、下任务，要求限期让出多少控股权。这样下去，就会产生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

《指导意见》提出了国企改革、包括“混改”的顶层设计和细则。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深化国企改革，不仅因为国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且因为只有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才能更好地使其担当重任。“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此，《指导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对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工作者来说，要不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其质量和效益，着力于将其做强做优做大，是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否认同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深化国企改革，要服从于两大根本目的：一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这是生产力标准；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也就是一贯所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文件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指导意见》针对前一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股风”、“一刀切”的非科学改革惯性，提出“坚持因地施策、因业试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但人们在讨论中只强调和着眼于私人资本参股国企的混改方式，不讲或很少讲国有资本参股私企的混改方式。既然“交叉持股”，就应是国资和私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指导意见》专门提出“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有人疑虑这是不是又要搞“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用国资销蚀私资？完全不是。首先，这是既有利于国有资本发展，更有利于私资发展的混改方式；其次，国资参股可以缓解私企贷款难、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三，国资参股私资，当然由私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与“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完全不是一回事。

关于控股问题，要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分别实施。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私资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应该肯定，国有资本控股是主要的，国有资本参股、私资控股应是特殊情况下的少数事例。例如，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落后企业会倒闭、破产，需要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这类企业可转由私资兼并，由私资控股，国资参股。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要防范借混改之机销蚀国有资本、化公为私。《指导意见》专设第六题“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包括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制度、建立外部监督机制、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这样，对国资混改中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行为，建立倒查机制；对侵吞、贪污、输送国有资产等行为，建立监督问责制度，就可以把国有企业混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防范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

有林*：加强党的领导，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围绕这方面问题我谈一点学习体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企业管理比较混乱。1981年小平同志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依法管理，1983年彭真同志主管政法工作，成立起草小组进行调查，并先后组织到江浙、上海、北京、东三省进行调查，其中部分调查是他直接领导的。当时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84年也参加了这项调查。参加直接调查的还包括书记处研究室、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同志。调查的范围包括工人、企业代表等等，给中央写了报告，其结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和工会的作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或者经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党的工作由党委来做，包括人事、思想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主要起政治核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要起监督作用，要参加管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和三个积极性。

现在这个《指导意见》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方面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发展。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作为正面加以肯定的。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不仅对现在的企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今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

林岗*：分行业绩效考核和企业内的平等劳动关系

《指导意见》发表之前有所担心，因为在学术界主张私有化的意见比较流行。世界银行有一篇报告，主张2030年中国国有经济比例应降到10%以下。美国正在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明确对国有企业进行限制，包括我们的国企和新加坡淡马锡。

理论界有人主张，既然所有土地所有权为国有的，哪怕中国一个国企都不存在，也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等。就是变着法要把社会主义的基础全部搞掉。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变，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不能削弱。

《指导意见》的论述很明确，没有给进一步私有化的主张留有太多余地。但要真正把它变成根据企业可以操作的办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怎么评估和考核国资效率以及保值增值，这都需要深入研究。

如何把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效率挂钩、和利润挂钩？是不是可以按照平均利润除以国家基础利率的方式，评估企业的实际资产。考核企业的利润率指标，能不能是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而非全社会平均利润？这样就排除了因宏观环境变化、而不是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利润下降，也排除了因各行业资本构成差别的因素。如果一刀切地评价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关注职工参与管理问题。国企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没有主人翁感。

只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够，还要讲在国有企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体现共同所有者的劳动关系，这才能调动工人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能够监督领导者。这样我们共产党才真正有劳动者的基础。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工人阶级。

国家在遇到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着眼于发挥私人作用，其实公有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土地承包以后，大部分地区集体经济已经瓦解，农村治理问题才出问题，社会秩序混乱。邓小平晚年说过，农村承包后经济有了发展和改善，在新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把集体经济搞好。我们中国的学者，一定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要老是眼向外国跟风。

何自力*：明确国企定位，慎重对待股权问题

读了《指导意见》，感到有很多的创新，使得舆论界对国企改革的认知发生很大变化。文件体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明确回应了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国企定位问题的攻击。对照过去的国企改革报告，《指导意见》有新亮点、新提法、新观点，这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国企定位问题最清晰，最准确的解读，在理论上也是最扎实的一次。

关于国企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指导意见》概括了五条：

第一，重申了国企的性质，即国企属于全体人民。这对深化改革意义很大。

第二，指出国企地位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政治基础。如果国有经济被削减，必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动摇国家的安全。尤其在今天的环境，强化政治基础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第三，明确了国有经济三大责任：一是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和迈向中高端经济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负有重大责任，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梦紧密相连。这对于弘扬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增加广大群众的认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国有经济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做了充分肯定和全面概括：第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是保民生，第三是拓展国际市场，第四是增强综合国力。

第五，关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过去中央文件通常提出要增强国企的“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指导意见》提出“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四个能力，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一些人对国企“做大”不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市场竞争角逐的都是大型跨国公司，西方国家为鼓励本国企业“做大”，不惜淡化反垄断。反倒是国内有人总喜欢拿“国企垄断”说事。“做优做强做大”正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其中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比如，强调国企是人民的，加强对国企管理层的监督非常重要，需要明确上级监管责任机构。要想整个改革有效推进，集中统一领导非常重要。

关于企业股权安排问题，文件提出“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如果企业经营得很好，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参股的。参股以后叫国有资本，不叫国有企业。

关于职工持股，以往的实验多数不成功。职工持股是利润分享的安排，而不是参与管理的安排。国企不能只谈职工持股，不谈职工参与。国企职工持股的问题其实不简单。比方企业的科技人员可以持股，管理人员是不是持股，怎样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工资本来就是衡量贡献大小的。

刘纪鹏*：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

《指导意见》大家期盼已久，无论是改革的各界人士、理论界，还是资本市场，都认为它是改革的一个标准。

有两个环节讨论中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是“主义”，一个是“问题”。论证国有企业优势，首先是要能创造出比私有化企业更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了解这个文件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操作层面有哪些大的跨越、进步和亮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文件的最大意义，就是在创新中国模式，践行中国道路上奋力前行探索，并且跨出了重要一步。首先，市场经济方向在文件里是充分坚持的。其次，市场机制中的运行载体，是以国资为主，同时通过股份制、公司制的构造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这和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方向完全不同，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探索中，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总书记讲国企要“浴火重生”和“凤凰涅磐”，火是市场经济的火，不是旧体制的火。凤凰涅磐在文件中的体现就是探讨国有经济新的运作方式。

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点。过去一讲改革就是国有企业内部和企业层面的问题。而国有资本的改革涉及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层面。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政府环节，资本所有者地位是绕不过去的环节。经过36年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所有者层面，从管国有企业资产到管资本；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挥者，一定是政府部门，相关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谈到国企分类，绕不开盈利标准。文件是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来划分的。过去有人试图分为公益类和竞争类，这是不怀好意的分类，意思是国退民进，国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中还有盈利性的国资吗？中国特色是在于有庞大的盈利性的商业类国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庞大的商业性的国资，我们就跟美国的公益性企业一模一样，那有什么中国模式和道路呢？

中国的发展路径不能复制西方的老路。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载体，通过国有资本跟现代经济对接，形成中国的大公司、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崛起打下基础。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理论任务，必须对法人所有制的内涵、我们企业的历史以及西方现代大公司制度进行通彻研究。指导意见中有几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第一次把国有资产问题厘清了。国务院国资委管理范围内有112家国企，其中有大量金融类的、文化类、教育类的国企，都要改革。进行分类的结果就意味着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

第二大亮点，就是经营性国资要统一监管。当前党政机关管理的所有经营性企业要纳入统一监管范围。现在有72个党政机关，管理8000多家国企，分布在教育、文化、新闻、金融等产业，这些经营性的国资统一监管，由谁来监，这意味着今后国资委的定位非常关键。

第三个亮点，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按现代管资本为主的“淡马锡”，共同融于国资系统。过去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今后应该把直接出资、从事资本经营的职责转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纯粹控股公司，后者不上市、不从事具体的实业经营。国资委则把监管的职责担起来，统一规划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作为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者，以及国资保值增值的安全维护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就是用舰队战略替代航母战略，以资本运营公司为旗舰，发展庞大的国资控制的现代大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再面面俱到管国企，由资本为纽带，上面千条线，董事一线牵。这就是新的管理模式。

在治理结构上，对党组织和治理结构两者的关系问题，《指导意见》的思路非常正确，但具体形式还要在学习贯彻中加以补充。例如，要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从政治到经济必须有一个好的制衡机制。原则上党的领导人担任董事长，尽量让党委委员与董事会成员结合起来，选拔懂技术、懂业务的高管进入董事会。但强调不能够违反市场经济中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设一个党组织。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但形式都是现代大公司。党的领导蕴含于国有资产的大股东中间，外部通过国资委，内部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意志要与国家意志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大战略。

张晖明*：国家全局性部署与上海改革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关于如何推进国企改革，社会上有很多不同见解，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在具体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上海是最早发布地方整体方案的。一年多前推出两个企业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上港集团和锦江集团都是上市公司，且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吸引投资。上港集团试行员工持股，集团18000员工全员参与，一般员工和董事长持股数量是六比一；锦江股份吸纳弘毅投资进入也是定向增发。

改革要有全局性布局。这次发布《指导意见》，我们在各种讨论、各种试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统一。

国企改革核心的命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下，如何处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对管企业和管资本概念的明确，从而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能够更接地气。具体落实到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国有经济运行方向、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相融合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指导意见》明确了方向、目标、原则和整体操作方案，然后是实施细则。在一些具体层面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国有经济发展目标，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做大并不难，但做强的背后却是市场竞争能力，要求我们更加追求质量、更加追求资本回报水平和整体竞争水平。

关于国企分类。当时上海的方案，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益类。《指导意见》中将商业类分为商业A类、商业B类。A类可以不控股，这是结合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提出的。分类原则是有意义的，但是具体落实分类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从目前中国所处全球竞争格局来看，国有资本对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应该控制，甚至保持全资控股。很多人把公有和私有的问题理解得比较简单化，其实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国有资本，对于抗风险和化解危机非常重要。

关于投资运营公司。在这方面我们借鉴了淡马锡的一些做法，但不是简单抄袭。淡马锡所在的社会环境比较特殊，因为新加坡仅是一个城市国家。我们的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定位，如何在市场上形成出资人，如何参与董事会，如何派出股东代表，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

上海现在正在做第三层次的试点，20条方案出来后又推出三个配套文件，一个是混合制改革如何操作，一个是如何培养控制力、竞争力，有条件的加快“走出去”，第三个是如何发现金子人才，如何强化治理和董事会建设，以及经营人才的约束机制。

关于公司治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改成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没有魂，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对不同的下属公司，是控股、参股或全资？这涉及行业的匹配问题。董事长的遴选很重要，他要体现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以及主持董事会讨论决策的能力。

管理人员的招聘和薪酬，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上汽集团曾经招聘GM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来做上汽副总裁，先是主要分管全球事务和重大决策，但实践证明，由于思维方式、沟通方式的问题，难以参与日常治理的经营活动；后来又分管国际事务，仍不能胜任。所以，今天一些市场化招聘的高管，他们的薪酬是按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确定，但实践中仍出现很多摩擦，这也需要市场规则与人才配置之间的匹配。

陈小津*：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

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级传达，这次一下子全党全民公开，可见《指导意见》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学习、体会、落实、贯彻。

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今天的《指导意见》相当一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发展改革文件的典范。

建议结合《指导意见》的学习，开展对国企发展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对国企多年成功典型经验的交流，这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将国有经济的理论探讨推向深入，更好地学习贯彻《指导意见》。

国有大企业是有“魂”的。这次大阅兵展示了国有军工企业的实力和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两弹一星”后面国有企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艰辛和默默奉献。再比方说“鞍钢宪法”、“大庆会战”。将这些活动回顾一下，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对于我们更好利用、落实、贯彻《指导意见》有很大现实意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成就伟大，教训也不少。有教训怕什么？当年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那么深刻，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能自我完善，自己总结教训。

比方说煤炭工业，当时主要领导人争论，今天回头看煤炭这些问题，矿产资源门一开，小煤窑的问题，污染环境的问题，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教训多深刻。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中信就有很丰富的在改革开放中壮大的经验。还有许多新生的事物比如中国商飞、中航工业。很多老前辈的同志在自己的行业干了一辈子，航空、航天、核工业等等，这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应该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把理论探讨推向深入，对于更好贯彻《指导意见》也很有好处。

高梁*：媒体有责任引导舆论全面理性看待国有经济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人就不断对国有经济实行污名化、妖魔化，那些认为国有经济跟社会主义没关系的理论，无非借口就是国企低效、腐败、垄断等。

去年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一个讲话上说，根据百元收益上交税收情况，2014年国企、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是8.53%、3.02%和3.03%。国企税收率是非国有企业和的2.8倍。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6-2008年统计数据，机电类行业中，看企业增加值率指标，国有、民营、外资企业都是26%，这组数据最能够说明一个行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实际效率。

在国家经济中，国有企业对国家转型升级，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了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中坚作用，这是有无数事实证明的。比如电力方面，我们在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领域世界领先，保证了我们能够长距离大规模输电，实现西气东输；再如，国产大型火电机组的推广，使发电单位耗煤量大大降低；大型工程机械、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自主创新等等。没有各行业领域以国企为中坚力量的自主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支撑我们国防科技工业的快速进步，也不可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

我们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就无法提升国际竞争力，也不可能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

（编辑 宋斌斌碣石）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有林，《求是》杂志原社长、总编辑。

*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

* 陈小津，中船工业集团原董事长。

* 高梁，《经济导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