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金融资本主义和世界三大经济圈的博弈
讨论问题，要有理论框架。“量化宽松”不是简单的印票子。美元脱离了贵金属锚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胀？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薛暮桥当年在山东解放区处理边（区）币、法币和伪币关系的理论，可以作为认识当前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关系的参照。西方的“特里芬悖论”也是类似的理论概括。
王建提出“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值得重视。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列宁将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则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相对独立，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战后门类齐全的美国实体产业风光不再。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措施。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技术角度讲，美国的“金融创新”将MBS（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证券）变换为风险不同的CDO（担保债务凭证），从根子上就是行不通的。风险对应着概率，“同一样本的概率不能分割”是概率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不管用什么样本、怎么变换，都不可能把来自同一数据基础的概率（风险）分成高的和低的两部分。所以，这类“金融创新”就是一个大骗局。金融资本玩的是“钱生钱”，来钱更快的是赌局，最后把赌局玩成了骗局。金融的基础是信用，现代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自己摧毁自己存在的信用基础。
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用发票子的办法，把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都赖掉。但800户“不合格贷款者”的房子，则基本上都被银行收走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将不尽人意，增长最快的还是金融服务业。经济回升的收益，大部分又落到极少数富人手里，多数国民的收入并没有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经济也不会很快崩溃。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是农业立国，一半多耕地闲置，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国际金融资本争夺的焦点不再是资源控制权，而是货币控制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加速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已沦为巨额贸易逆差国，国际收支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来平衡，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世纪之交欧元的出现，不仅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而且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货币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制裁伊朗，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冲突，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争夺货币控制权的影子。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难以单靠经济手段维持，于是就制造“溃疡面”，挑起局部冲突，驱赶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前苏联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局面。西欧国家成立欧盟，发行欧元，和美元发生了利益冲突。但欧盟还没有能力脱离美国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依然跟着美国起哄。本来伊朗是要用欧元结算，欧洲却帮着美国制裁伊朗。现在又跟着美国在中东打击IS组织。
乌克兰危机是大国制造的“溃疡”
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经济。现在全球拥有1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圈有3个：北美、欧洲和东亚。今后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是这三大经济圈，其中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实际上是德国和法国）和中国。因此，如何处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如何处理我们与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美国量化宽松结束后，日本、欧盟跟着搞量化宽松。原因很简单：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谁的资产就升值。反过来也一样，资产价格和国债价格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欧洲的QE政策正是要解决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德国和法国为避免危机，同意发票子给他们买债。关键在于这两国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而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不能做减法，只能做加法。现在美国为什么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它的股市泡沫就要破了。
谁搞量化宽松，谁的货币就贬值，资产就升值
美国农业丰收，民众生活成本降低。进口中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低价，日子比较好过。虽然没有新一轮的创新产业驱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后，股市跌下来，资金朝着债券市场回流，对我们这样的债券持有大国有利。欧盟量化宽松后，债务负担下降，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总的来看，国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曹远征*：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对策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成为基本特征，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除技术进步缓慢，潜在增长率下降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去杠杆”为标志的“修复资产负债表”进程尚未结束。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的高负债率所致，去杠杆成为危机恢复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去杠杆过快，又会引发新的金融动荡，政府又不得不加杠杆以对付过快的去杠杆。去杠杆导致了经济低迷，而政府的“加杠杆”又导致了低利率的持续。与此同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金融风险持续化的隐忧。从政策走向上看，发达国家认识到侧重于总需求管理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是有限的，通过结构改革促进供给侧变化，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将呈现出长期性和艰难性。
由于各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危机恢复阶段不同，也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15年各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将更加明显，并造成各国经济增长率、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分野，国际资本流向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当前，要特别关注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以及由其可能引发的类似卢布危机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一方面，需要会同其他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协调美联储加息的步骤安排；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预案，留下余地，保持弹性。
曹和平*：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向
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宏观管理有系统的理论支持。1980年以前是以总需求管理理论为主导，1980年后是总供给管理为主导。两个时期的宏观理论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根据凯恩斯理论，公共部门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战后的美国经济，为总需求管理提供了施展的条件。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任期开始修筑高速公路网，公共部门投资成为先导。但要商业投资跟进，前提是要有确定的盈利模式，否则就是投资灾难。当1950年代第一批高速公路修好后，1940年代福特发明的汽车流水线技术已成熟，可以以中产阶级买得起的成本进行批量生产。美国人在高速公路每隔约一公里处都设置进出口，收取汽车过路费用，这就成功地收回了投资。可见，总需求管理的合理性，还需要内置一维技术变量来耦合，这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升级和进步。美国的幸运在于，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1960年代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1970年代的大型家电产业重复着1960年代的逻辑；1980年代的电子通讯和微机技术又重复着1970年代的路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配合了高速公路产业的总需求管理决策
在这3个10年，每次经济碰到下行期时，新技术就推出新的产业群，抬起下滑的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周期的这种耦合，其背后的逻辑确实有些难于理解。
到1980年代，总需求管理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经过前三个10年，宏观管理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美国的经济周期平均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调整（货币政策）都会把通胀抬高1-2个百分点。到里根时期，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刺激工具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影响。198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群并未有效吸收从传统工业部门甩出的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和滞涨。
此前，经济学家拉弗证明：在给定条件下（经济逼近充分就业附近时），对企业减税，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总税入，因为税基增大了。“总供给管理”理论遂被里根接受，减税政策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推出了滞涨的漩涡，迎来了19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种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耦合的时期持续到世纪之交。但2003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出现。在新能源产业，光伏板和页岩气面临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产业群还没有看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要达到1990年之前那样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长的趋势分析，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3%之间，是个合理的预期。
美国2014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年化率达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页岩气投资、房地产和汽车业恢复，加上高端服务中介的增加（新经济成分），使得就业增加。第二，美国GDP增长中消费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税，6月份退税，增加了家庭消费倾向。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速中，军工支出有一定贡献。经济是否稳定好转，需要连续三个季度稳定的数据，而第四季度增长率预计是2.6%。美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要达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经问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经济需要多久能恢复？他说至少需要6-7年。显然他对美国经济的感觉更好。
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增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回流，比如生产性投资、就业人口等数据增长等。对此我并不认同。美国的农业占GDP的1.5%，工业占10.2%，服务业占82.3%。虽然近期制造业增长较快，但权重太小，托不起整体经济。比方说汽车业，美国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市场已经饱和。而我国汽车产销为2400万辆，价格比美国还贵。美国技术再进步，还是在我们这边生产比较划算。美国作为全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已经不存在，如果再转向制造业主导，将是“天价”成本。而只有像苹果这么高的利润，金融资本才会参与。
美国制造业规模小于中国，和厂商中间品市场相关的创新金融在美国不具备对应的规模。这一类创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和众投类产业链金融发展迅猛，而美国的非银机构还没有这种配套运行。
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是有长处的。它的“两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商，而是对房地产零售市场的全国管理账户企业，内置了商业战略保险和政策再保险制度。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两房”会以上述两类保险的体系性设计，把退出市场的房地产资产托管于再保险账户，然后再送回到资本账户中去。全国总账户管理资产成池后，不断剥离、优化和重组，在保护一线房地产项目平台商（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让整合的社会资本市场消化该行业的溢出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两房”的利润在过去两年又挤进了前3名行列。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类体系设计。
崔之元*：西方“新常态”和欧洲名义负利率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的客观描述。
“新常态”概念是美国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罗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这是较为负面的词。他们认为，危机后西方经济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它和过去的周期性运动不同，不会简单回到危机爆发前的就业和增长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化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也认为，西方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期，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已经用尽，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行临时国有化。这是因为单靠市场很难完成去杠杆化。连坚守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账面资产，危机爆发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债券、有毒资产由私人持有，他们不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剥离坏账的初始价格就难以达成。如果实行临时国有化，这些有毒资产的初始定价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资，再收回坏账就比较容易。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实行36%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60%国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还是79%的国有化。量化宽松就是在利率机制调节失灵的情况下，直接以“数量”手段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处理有毒资产。它说明市场和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数量调节就变得至关重要。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达8000亿欧元，时限为16个月，2016年9月结束。
欧洲的名义负利率。现在，日本和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至0附近，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从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银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为-0.75%。这是空前的。此前经济界认可因通货膨胀出现的实际负利率，但不相信会出现名义负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洲真实发生了。
这一奇特现象是本次危机后西方经济剧烈变化的缩影，它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冲击也是剧烈的。200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实行名义负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从1到9随机抽取一个数，凡是货币的序列号以该号结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这就建立了“-10%”的年名义利率。曼昆提到，“名义负利率”的系统倡导者是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说，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他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尔则主张改变货币的性质，“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
格塞尔曾提出“邮章货币”方案。他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当时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实践过。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长，为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1.4万先令的“邮章货币”，它由当地银行同样数量的存款作担保。这种“地方性通货”须每月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买相当于面值1%的邮票）才有效。这样，持有“邮章货币”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后沃格尔成了实现全部就业的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对“邮章货币”的支持，他在《通论》（1936）中讨论了格塞尔的改革方案。“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它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问题：当货币兼有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功能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这将加剧经济衰退。而“邮章货币”方案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有更多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欧洲的量化宽松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德国退休金等社会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程度低，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增量，不会像美国那样推高股市价格。欧洲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杨凯生*：旁观欧洲QE政策出台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建立欧盟，创立欧元，是两次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50年代，让·莫内提出了“超国家主义”的“共同行动”原则，对弱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推进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欧盟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使用统一的货币、有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政府都要尽力满足本国选民的吁求，他们的财政政策难以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欧洲为什么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如美国有效。
欧洲今天的情况提示我们，在这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果财政政策是相互独立的，那么货币政策要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不容易。欧洲这次出台QE计划分两个层次，一是各国央行出资，二是本国买不了的由欧洲央行买，这和美国有区别。各国央行买多少，如果不行欧洲央行可以买多少，比例如何，搞得很复杂。看来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很难马上有明显的效果。
民粹主义至上所导致的福利主义的格局，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哪个政党上台也受到掣肘，很难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的QE也好，什么也好，实际上最后的投入都主要用于消费和福利了，而没有真正有效的资产作为支撑。
刘军红*：日本经济触底回升，美国加息政策影响三方博弈
安倍上台两年多来，日本经济起伏不定，伴随多种风险。但日本毕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之一，它的出口是观察世界经济的先行指标。
安倍经济学与日元贬值
过去两年，日本的出口在波动中增长。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表现不错，出口金额继续增加，数量开始回升。对美出口增长8.4%，对欧洲出口增长3.6%（全年增幅2.4%），对亚洲出口增长0.4%。其中，钢材出口，以及对美、对欧出口的较高增长率值得注意。
“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贬值。前一段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金额上，就是企业不降价、不扩张份额，只从日元贬值中增加收益，这和企业对日元贬值时间长短的判断有直接关系。去年10月31日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元贬值呈现长期化趋势，日本企业开始调整战略：部分商品降价，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扩大出口金额。
日本去年经济增长情况：2015年12月“工矿生产动向”反映，工矿生产增加1.0%。其中电子零部件（特别是对亚洲出口）增加5.2%，汽车增加2.8%。工矿产品库存减少0.4%。失业率降到3.4%，接近完全就业水平。扣除物价上涨（2.6%）因素，提高消费税后的实质工资上涨-2.5%（冬季奖金增长5.26%），实质消费支出增加0.4%。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率为3%，前两个季度是消化消费税增加的负面因素，第四季度触底回升。
2014年年底，IMF、世行和联合国全面下调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预测值。但为什么日本对欧、美、亚洲的出口反而增长？是不是日本企业的触角探知到世界经济回暖的苗头？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判断：美联储加息会不会提前？
一般预测，美国可能在今年6月份或以后加息，但也有不同看法。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014年四季度数据，全年增长2.4%，低于市场预期，高于2013年的数据。2015年GDP预测值是3%，高于潜在增长率（2%），故市场认为加息的环境已经确定，问题是加息的时机。美国量宽政策从2014年1月起就逐月减量。最近美联储金融工作会议（FOMC）声明中，没有2014年10月份终止量宽时的表述“加息之前，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加息会提前。但同一声明也说“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考虑政策的改变”。对应的是，10月日本追加量宽，2015年1月欧洲也声明将于3月起追加“购买国债式的量宽”。所以还不能贸然猜测美国加息的时间。
最近日本的学者也在讨论：货币理论要重新审视，通胀的决定因素不一定完全是货币政策，汇率也不是完全由利差政策决定。比如从美国的角度看，低油价是影响物价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消费因油价下降而回暖，会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这两个力量谁强谁弱？这可能是美联储决定是否加息的因素之一。再如汇率，低息的一方与对象国之间形成利差，出现资金外逃、本币贬值，但低息的一方又会吸引投资。投资选择可能是影响汇率更主要的因素。这样，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本国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动向这两方面因素。如果更多考虑资产价格，加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如果更多考虑一般物价，就可能延期加息。
总之，美国政策的变化，一是会引起日、美、欧三方金融政策的博弈，另一个可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外乎金融、财政两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宽政策。日本的“QQE”（质和量的宽松政策）启动之后，引起外资流入，推升日本股价上涨，并引起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总资产是300万亿日元，接近3万亿美元；美国的央行总资产是4.4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后货币增加逐月减少，而日本量宽加速，日元贬值的趋势则形成。日本央行资产占GDP的比例是6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最弱。日元的汇率现在处于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数则是40年来最高水平。所以，量宽背后，存在着货币力量关系的重新布局。[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油价可能小幅回升
中东能源对中国或者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源能否稳定供应，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过去几年形势持续恶化，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边缘。2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局势不可能好转。
目前国际社会很关注“伊斯兰国”。它是中东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还不是中东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只是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矛盾却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矛盾。伊斯兰教从不提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二战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按照现代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主权国家，长期镇压伊斯兰政治势力，政教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近30年来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人们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流失。虽然大多数穆斯林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极端主张，但要求回归伊斯兰传统，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在中东老百姓中非常流行，这是“伊斯兰国”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经济结构畸形造成社会分裂，阶级矛盾尖锐。中东国家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尔；另一类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援助（主要是石油国家的援助），如约旦、也门、埃及等。两类国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财富。生产低迷、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掌权者同时掌握财富，成为富人；而大部分人没有生产性收入，靠国家救济或补贴，年轻的失业者成为赤贫，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时隐时现。伊斯兰教大体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的权力斗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属于什叶派国家，埃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属于逊尼派国家，两边存在地区权力之争。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内部还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形势非常复杂。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在对美关系上的矛盾。出于维护政权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因美国偏袒以色列、美国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明的侵蚀，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绪。这是引发“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四年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埃及回到军事独裁，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则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政治稳定。没有发生革命的海湾国家多是君主国家，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它们纷纷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矛盾。但随着发生革命的国家先后陷入动乱，这些国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东目前的局面不稳定，迟早会出问题。
2015年，中东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论是石油国家还是非石油国家，它们的财政状况都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目前大部分预测认为石油价格可能会回升，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回到高位，其价位可能远低于中东国家的财政需求。这些国家要改变畸形经济结构，必须消减政府补贴，发展工业。但因政局动荡，政权生存受威胁，大部分国家却增加补贴、收买人心。
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
过去几年，我国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稳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东动乱，人们担心我们的能源供给受影响、贸易受损。但在中东最乱的时候，能源供应增加，价格反而下跌。因为石油供应不像金融，一个地方出现动乱，先乱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台，石油供应就有保障。我们和中东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长，2011年2800亿美元，2013年3035亿美元，2014年还会增加。中国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在中东主要国家的投资机会很多，那里虽受油价下跌的影响，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要大规模投资，修铁路、挖运河、修水电站、建核电站。这些领域我们有优势，但也要防范风险。
何自力*：资本主义进入停滞混乱期?量化宽松是饮鸩止渴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常态”，是对过去旧常态的否定。所谓旧常态是周期性经济运动，新常态则意味着以往经济周期已成为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限循环的过程。这种危机与繁荣的交替，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事情。新常态意味着，资本主义已进入持续停滞和衰退时期。这一历史变化是和“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
一直以来，人们使用“后工业社会”来描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三、四十年前，丹尼·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智能化的社会，所有人都从事高水准的工作，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规划性。但当前的现实和他的设想完全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无序、混乱、空洞的状态，正步入一个黑暗、危险的阶段。先是欧洲，再是日本，目前美国也接近这个阶段了。
美欧日普遍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饮鸩止渴”的行为。美国政府债务已超过GDP，再搞5-10年联邦政府就得破产。日本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250%，而安倍政府还是不得不推行量宽政策，因为增税将引发经济进一步衰退。欧盟的量宽政策基本类似。引发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它摧毁了原本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条件。因此这个制度注定没法继续运转下去。
这次希腊出现的左翼政府是一个信号。我认为在5-10年内，西方多数国家都将是左翼政府上台，或至少左翼思潮占据支配地位。这样才能通过激进的社会公平正义政策，把极度悬殊的社会差距熨平，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西方目前的情况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根本没法刺激投资，投什么都不赚钱，因为高水平的人均GDP导致昂贵的成本，摧毁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刚才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应考虑全球化因素，现在拉动投资和生产的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市场。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要考虑新经济、新技术因素，技术变量和制度变量要综合考虑。
我同意全球化的分析。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地域性的生产和金融分离。美国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业，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转移到了中国等国家，中国很多企业实际是西方公司控股。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体系掌握金融霸权，同时也排斥了自己的产业能力。所以，金融资本支配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不祥之兆。
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
关于技术进步。美国的失业和产业结构变动有关，多数失业者很难在金融业和高端制造业找到就业机会。像苹果这样在全球市场赚钱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还是要靠国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工作可做，无法维持养车、住房开支，只好不断借债。阿里巴巴其实赚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钱，只是改变了营销模式。当然这引起了流通业的革命性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具备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个社会才有可以生存，否则就生存不了。
朱安东*：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危机可能再次爆发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形成密切联系。我国外贸依存度在连续几年的下降之后，2014年仍高达42%。世界经济走向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认真研判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7年，但世界经济远未恢复，许多国家还处于停滞。据世界银行资料，2013年有数据的174个国家，仍有42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包括英国和法国）；美国、日本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德国只增长6%。危机后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危机前（除极少数例外），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下降近1%，欧元区2010-2013年的年增长率只有0.6%。IMF今年1月份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2亿，比2007年多3180万；因长期失业放弃找工作的有2300万，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万。不少地区贫困状况加剧。
同时，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繁荣，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泡沫。IMF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发出警告，指出：在有数据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国的房价租金比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家，部分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城市（如洛杉矶）可能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一旦泡沫破裂，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泡沫重现。经合组织统计的42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高点。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数，分别超过危机前高点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国际市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股票指数在危机前后的表现。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危机前后股票指数
|
国家 |
股票指数 |
危机前最高点：A |
危机中最低点 |
2015.1.30：B |
B/A(%) |
|
美国 |
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 |
10312 |
4226 |
10537 |
102 |
|
标准普尔500指数 |
1565 |
677 |
1995 |
127 | |
|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
14165 |
6547 |
17165 |
121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859 |
1269 |
4635 |
162 | |
|
英国 |
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 |
6732 |
3512 |
6749 |
100 |
|
德国 |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
8106 |
3666 |
10694 |
132 |
|
韩国 |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
2065 |
939 |
1947 |
94 |
|
墨西哥 |
墨西哥IPC指数 |
32836 |
16891 |
40951 |
125 |
|
阿根廷 |
阿根廷股票指数 |
2351 |
829 |
8490 |
361 |
|
|
|
|
|
|
|
|
法国 |
法国CAC40指数 |
6168 |
2519 |
4604 |
75 |
|
日本 |
日经225指数 |
18262 |
7055 |
17674 |
97 |
|
中国香港 |
香港恒生指数 |
31638 |
11016 |
23117 |
73 |
|
俄罗斯 |
俄罗斯RTS指数 |
2360 |
498 |
737 |
31 |
|
巴西 |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
73517 |
29435 |
46908 |
64 |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网站（finance.yahoo.com）
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的一个指标是市盈率。耶鲁大学的席勒计算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的股票经过通胀调整和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标曾较准确地预测了上两次金融危机。2014年12月，这一指标已经高达27.3，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7.5）。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停滞与资本市场泡沫共存”的出现，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挽救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型金融机构；2007-2011年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把危机的原因指向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大众急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的增长，拖累了经济复苏。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它是国债的危机还是外债的危机？如果国债占GDP的比重高就发生危机，那么日本是最该发生危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超过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欧猪”5国的外债占GDP比例均超过100%（西班牙达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可见欧债危机主要是外债危机，但却被当成国债危机来处理，为此大量削减社会福利，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饮鸩止渴”，那么其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扬汤止沸”，虽然在危机刚爆发时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但其后又导致资产泡沫的重现，并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
出现危机爆发的迹象之后，美国从2007年9月17日开始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国和欧洲央行也连续多次降低基准利率，最终分别降到0.5%和0.15%。相应的金融机构从贴现窗口以及从隔夜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也降到极低的水平，欧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
但这些政策工具用到极致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国债、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形式，向市场注入巨量资金，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与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这种极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消费未能复苏；加上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实体经济不振，注入市场的部分资金再以超额储备回到中央银行的账上。美联储账上的“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初的265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部分进入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国家市场，造成股市（资产）泡沫，严重影响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局面，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让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困局。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资。但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实施，毕竟现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平均水平已高达GDP的1.1倍。为使实体经济复苏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将加剧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发展，就应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兴经济体和/或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场危机很可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关政策归根结底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华尔街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
哈贝马斯在《论欧洲宪政》（2011）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最近两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在1981-2002年出台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是：美国可以被认为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们在金融界或军事方面处于高位，在政治上强势，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西蒙·约翰逊（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国已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通过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对高等院校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信条，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曾规定向各类竞选人和政党捐款设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选举，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个人对竞选活动捐款额的上限。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减少各项金融管制，危机爆发时动用公共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中还在给金融高管们发巨额奖金。危机后继续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②] 在国会通过之后，在实施中金融资本仍不断进行抵制，甚至鼓动各种力量试图推翻这个法案。
目前的“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国家进退维谷。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王湘穗*：全球危机将继续深化
对2015年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机还将继续深化。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
第一，危机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第二轮爆发。首先是因为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所有原因都没有解决。金融过度投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继续创新高，金融市场投机风险不断累积。美国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认为，基于标普100的期权的多空仓比值（OEX）是股市一个重要指标。从未平仓量看，空仓已是多仓的2倍多，这是美股将要显著调整的重要信号。这种情况过去15年只发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现过7次。这至少是一个重要信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严重失衡，不到虚拟经济1/10的实体经济要支撑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问题不解决，全球危机就还将反复爆发。
其次是皮凯蒂讲到的99比1，即财富分配问题。2014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多数被1%的社会精英阶层拿走，据说这个1%中的99%也基本没有份，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大的危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是被金融资本集团控制，华尔街控制华盛顿，华盛顿控制全世界，国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这无法实现对抗危机的社会动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没有就业的增长”，因为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此外还有移民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以上这些因素正在叠加、酝酿、发酵。
第二，全球危机正在扩散。各国不再像危机刚爆发时强调合作、协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样，以邻为壑。美国已搞了几轮QE，经济形势有好转，结果日本也搞QE，欧元区也搞QE。QE就是用货币霸权转嫁危机，表面符合市场原则，本质上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不仅仅用金融手段或贸易制裁等手段，还通过制造社会动荡、冲突，制造“溃疡面”等，影响他国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在乌克兰、中东或中国周边制造热点。最近石油价格暴跌，各种因素夹杂其中，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在操纵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驱动与控制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经济手段的玩火，把经济危机引向社会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这绝非世界之福，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动向。
第三，威胁中国经济的“狼来了”。中国经济情况，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环境分析，从2014年四季度用电量、能源结构、运输数据看，中国要有防范危机意识，要有全球危机在深化、可能对我们造成严重冲击的准备。首先是精神准备，有了精神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就容易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更要相信摸石头的感觉。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决定政策。我们的改革，包括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应纳入全球大趋势和国家大框架里综合考虑，不然的话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四，中国只要“守本”加“创新”，形势就乐观。守本就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要强化实业，抑制投机经济。中央鼓励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理解得宽一点。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是战略的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能够建立25亿人、30亿人的大市场，这需要长期努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25：变化大于继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国和上合组织一道完成亚欧大陆的经济安全整合，世界权力中心就会发生转移。
从技术到产业的创新，曹和平讲互联网和电商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电商在美国的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的配送成本高。马云的创新，在于“互联网+电商+中国国情”。中国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还有大量农村小伙子拿三轮车、电瓶车推出来的城市物流网，这种技术创新和人力成本优势组合起来的新业态才有竞争力，至少是更适合中国。它的成功就是脚踏实地，把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硅谷的美国人不会有这种产业感觉。
光有技术不行，关键在如何产业化。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体制。现在我们的科技、产业、投资评估体系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战略高技术，也很难得到支持，产业化的路走得很困难。企业有成果、领导有批示，在机关里公文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间。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励支持创新，中国就可能在全球危机中间获得最大的机遇，收获最大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未来的状况。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国家的负利率现象，我认为这里确实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皮凯蒂讲资本增殖永远超过劳动增值，而负利率就是对资本增税。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在试图自救。负利率具有主动改良的意义。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吗？这说明全球危机发展到了现在，再用常态的方式解释不了。
新思路：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
曹远征：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产能，由于世界经济的低水平波动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产能的过剩将长期持续。除了促进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视野配置中国产能将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立足点是产能的国际合作，这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而是实物资本的输出。需要产业部门、对外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密切合作。应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大项目融资为特点的全方位统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资产价格便宜，应协调各部门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不仅“离岸市场+清算银行”的模式基本确立，而且人民币已开始进入不少国家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为防范新的金融动荡，周边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币化进程。这就构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契机。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产能合作的大项目融资为龙头，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必要。可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实验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相结合，既稳妥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好基础。
丁宁宁：中国现在是出口和进口双双负增长下的顺差，在人家量化宽松的情况下保持强势人民币没有道理。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持有的美债保值，也有利于对外投资。
我们的资本账户基本上都开放了，就剩三、四条是控制游资，不用着急开放。目前必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如果想保持相对独立的产业政策、推结构调整，金融就不能完全开放。
国内最大的政策问题是银行机构要先学会做好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不要为虚名（为改革而改革）而招实祸。改革开放初期银行是“口袋”，现在变成“当铺”了。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台账监督这一套，我们的银行还没有学会。只会搞土地、房地产抵押贷款，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不仅贷款如此，理财项目上房地产占压的资金更多。其实2014年央行就开始放松银根了，为什么钱到不了实体经济，主要是被房地产的呆账压死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产业结构就调整不了。现在全世界都几乎是零利率，我们却搞这么高的利息，对内把企业逼得破产，让国际资本来收购、控制我们的产业。在沪港通、深港通、金融自贸区等开放试点中，要对国际上的投机性游资加以限制。
要解开银行和房地产这个死结，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发债来购买地方的不良资产。在落后地区直接购买银行债，同时换官员、换思路；先进地区则应禁止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勾结、发新贷还旧贷，按破产程序处理房地产呆账，政府低价收购破产房地产商的资产，改造一下就是安居房，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房地产呆账难以清理的原因是官商勾结。既然开始打击腐败，就应当同时清理房地产呆账。只有解开了这个死结，银行才能恢复贷款活力，钱才能流向实体经济。现在命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定向贷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美国、欧洲的大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应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由政府背书，然后才能借助大银行的网点，去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曹和平：吸取美国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经验，走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路子。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发展积累。例如从现有2万个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中选取数百个有潜力的园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可以优化城镇布局。
第二，金融改革应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大的商业银行已成体系，整体改革推进不易。而将省会城市以下直至县级的、达到“门槛行”条件的非银机构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动员地方多年积累的各类资产性资源，再与银行系金融机构对接，将出现中央和地方两个轮子推动改革的局面。
第三，我国人口13.6亿，城市居住人口已达10亿，而OECD的34国人口总和是9.3亿。而且我国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工业规模，且实体产业链比美国长，有条件支持自己的产业链金融。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支持以电商技术平台为表，以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形成的新型经济模式，推进长链产业、长链市场和长链金融共成长，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体系的升级转型。这可能是我们为21世纪的增长刻上中国特征的一个现实选择。例如阿里巴巴连接了数百万个商业银行不屑一顾、主管部门不许纳入结算的商铺，其内置结算的效率是主流商业银行无法想象的，其中可能孕育着未来的金融业态。如果允许目前出现的1500家P2P互联网金融中介向产业链金融过渡，那么超越美国就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基础。
杨凯生：由于我们现在资本项还没有完全开放，外汇还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美国的QE，欧洲的QE政策，对我们的冲击是可控制的。但全球化的口号喊到今天，完全拒绝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不现实，只能“说五分，做一分两分”。哪一天适应能力强了，再放一点。但要保留住最后的手段和底线。
有人说中国也有债务危机，这当然需要注意。但和欧美比，中国的债务相对低得多。我们的债务是投入到有形资产，由政府掌握。说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
我们和西方的问题不一样，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经济下滑，很多人担心速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适度。受欧洲QE的影响，不少人希望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说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积累下去，将来会形成我们所特有的负担和矛盾。稳增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调结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会把调结构摆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又把它放在后面。当然防止经济增长失速也不可掉以轻心。
结构调整是财政的责任或功能，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很难管到结构，因为货币运动是洼地效应，哪有钱就往哪去。关键是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要有担当，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长时间？比如说河北，如果要下压3000万吨的产能，有多少工厂需要停产、关门或转产？人的问题，资产的损失怎么解决？债务如何处理？财政准备拿多少钱？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会公众需要承担多少？银行呆坏账准备核多少？恐怕要逐笔算账。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和平，北京大学教授。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执政期间，当时央行实行零利率，新发国债不超过30万亿日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5年半中，每年财政支出递减约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债负担有所减轻。）30万亿框框在安倍上台之后打破，现在国债规模控制在40万亿。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教师。
[②] 美国国会2010年7月通过，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3、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