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并于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央顺应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意志，依据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从国家层面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充分彰显了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关乎全体国民的核心利益。香港特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广大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香港国安法惩治的对象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维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香港国安法明确，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第一条就是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丝毫不会减损香港广大居民应有的权益，而且会使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根据香港国安法相关规定，香港特区政府于7月3日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早在7月1日，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在警务处成立了国家安全处，作为特区专门负责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机构。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反中乱港”分子仓皇隐退或逃离，“港独”组织作鸟兽散。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重拳治暴的同时，香港应该根据国安法着手进行教育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从而在香港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共识。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对 2020 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2020 年重点工作：（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三）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财政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以创新和改革开放为动力，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发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等。（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以及土地管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

11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对美方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声明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会和一些政客，罔顾香港五个多月来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严重犯罪的事实，多次打着支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子，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先后在众议院、参议院通过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美方又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悍然对该法案签署成法。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发展。我们对美国一系列霸道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美国这些政治游戏操纵者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为“叛国祸港四人帮”及反中乱港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为暴力行为火上浇油，图谋毁掉香港，其用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我们要正告美方以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香港少数反对派政客，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和手段。美国当局这一系列恶劣行径，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对。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港的事情。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绝不可能得逞！

在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蕃璠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说她特殊，源于她是一个典型的“红三代”。对于“红三代”的成长经历，社会难免有着好奇和偏见，并冠以各种符号。她的特殊，还因为她丰富而有挑战性的人生阅历：美国名校海归，进入北京市政府机构，后转入国家部委所属单位后，作为中组部第14、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近6年扎根宁夏基层，不同地域、多种角色的历练，使韩蕃璠磨练出务实拼搏、善作善成的开拓精神。

韩蕃璠说：“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也是我一生所愿。”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韩蕃璠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良好的家风涵养品格，浸润心灵。人生理想的种子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中悄然发芽，人生的选择，常常在亲人的言传身教中坚定方向。韩蕃璠对事业的坚持与守望源自其三代人的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祖父的传奇人生

 韩蕃璠的祖父韩练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中都曾任过高级将领。他曾经为共产党立下奇功，铸就了中共谍战史上一段神秘的传奇。

韩练成1909年出生于宁夏固原贫困山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吃饱肚子而投军。1925 年进入黄埔系，他的体能和组织能力使他在众多学员中崭露头角。

1926年9月，韩练成被编入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还有杨虎城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与旧军阀不同，韩练成对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作风，尤其是他们宣传的“救国救民，吾辈天职”的理念接受得很快。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政治处长刘志丹都是共产党人，韩练成深受他们“救国、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启发他要有清楚的政治头脑，要搞清楚为谁带兵、为谁打仗，做一个明白人。刘志丹等革命志士的启发，奠定了他的信仰基础。

韩练成曾经相信国共合作可以救中国。“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他一度陷入彷徨，苦苦寻求，谁能救中国！刘志丹在离开北伐军时，告诉韩练成，共产主义不会完，干革命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他鼓励韩练成要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这是韩练成最后一次接受刘志丹的教导，若干年后，他得知刘志丹牺牲了，他错失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1935年，韩练成晋升为少将，但他不赞成蒋介石“剿共”政策，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可以报效国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到南京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从此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救国的革命政党。1942年，刚刚晋升国民党中将的韩练成进入国防研究院，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寻找到秘见周恩来的机会。他向周恩来表明心迹，表示赞成共产党的立场，提出要归队，到延安去。周恩来告诉他：生存就是胜利，他已经在国民党身居要职，就要争取“在战役和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并告诉他，“谋成与密，败于泻”。要完全独立去做。从此，韩练成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他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除了周恩来或由他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受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成为真正的“隐形将军”。

1943年5月，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由于1930年中原大战救蒋有功，他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1945年，韩练成担任第四十六军军长，此时，日军把华南部队向北集中，韩率第四十六军攻克柳州。他预感到，当年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他这颗棋子要派上大作用了。果然，蒋介石派他去海南接受日军投降，布置他的任务，一是受降，收复海南；二是“剿共”，用狮子博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琼崖游击队消灭在此孤岛上。此时，周恩来给他亲笔信，要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韩练成向蒋介石汇报说，海南没几个共产党，建议不用大部队围剿，用收编方式解决，得到蒋的默许。他中止了国民党的进剿，机智地保护了共产党的琼崖纵队。

在中国战场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53万人，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6万人。而中国则在战争中付出2100万军民死亡的惨痛代价！贫弱的中国再也经不起绵绵不断的战争，人民期盼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进行和谈。韩练成心底希望双方谈出一个和平的结局，但他内心预感，内战不可避免。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方向，自己要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损害。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他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以及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他立即设法向中共董必武汇报了这个最机要的情况。韩练成知道，他已经被推向了内战的战场，不可能再长期隐蔽了。

同年11月底，韩练成率四十六军进入山东。山东是国军全面进攻的主战场。陈毅与韩练成取得秘密联系，希望他设法让四十六军不主动进攻解放军，并请韩练成及时提供情报。韩练成以智谋拖住国军主力李仙洲集团，为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进攻时间，而他自己的四十六军从“钢军”变成“豆腐渣”。他在战火硝烟中藏起来，一直没出现在指挥员的位置上，直到解放军大部队到来。陈毅感叹，韩练成为莱芜战役立了大功。国民党两个军在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后，韩练成将要冒风险回南京，做好接受军法处置的准备。韩练成说，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大谍之极，亦可无形”。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史上是空前的，而韩练成“大谍之极”的奇功被多部文学著作和电视剧所传播。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韩练成到国民政府参军处任职，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调他到身边参与机要，而这次可谓最高的参与程度。送蒋的战报最后经过韩的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他已经坐上周恩来布局的“高谋”——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这枚棋子配合解放军打赢莱芜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直到 1996 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7年4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韩练成给蒋介石策划，让全美械武装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择地固守。蒋忽视了地形的不利，让张灵甫固守孟良崮，包括张灵甫在内的七十四师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韩练成又给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韩练成身处国民党军事中枢部门，克服和化解了重重危机。他依靠总统府参军处接触最高机密的便利，直接进行战况分析，将情报送出去。周总理说，他的一支铅笔大过两个兵团。此时，国民党部队已兵败如山倒。

1948年底，韩练成归队，穿上解放军军装。他去西柏坡参见朱德、周恩来。一见周恩来，韩马上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9年1月，他去参见毛泽东，毛主席对他说了一句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在谈话中，韩练成说，他认为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历史的创造者。”

1950年，韩练成在履行入党手续时，周恩来作为韩练成的历史证明人，向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交了底：“这么多年以来，韩练成一直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执意要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说，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1955年，解放军进行授衔，韩练成的条件可以授上将，但他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周恩来十分赞赏他的举动，经常向身边的同志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故事。

精神传承

硝烟尽散、精神不朽。韩练成将军一生爱党、爱国，他的高尚品质、大家风范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韩将军唯一的儿子韩兢，从父亲去世就开始遍访群贤、多方求证、追寻父亲隐秘的历史足迹，历经20多年写就《隐形将军》一书，还原了周恩来领导下中共隐蔽战线的特殊侧面。目前他已年过7旬，仍在一些地区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政机关、部队、高校参与有关党性、理想信念的讲课。

韩练成将军在世时嘱咐家人：“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句话指引孙女韩蕃璠直接选择了“海归”。回国14年以来，她坚持做一件事：将所看到的、所经历的鲜活经验与改革创新思考相结合，研究并实践如何提高管理与治理能力，这都发源于“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如今，从专业机构到党政机关，从首都到西北县级市，她在点线面体这四个维度的岗位上锻炼了政治能力和综合素质，切身体会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不变的信仰  不一样的修炼

韩练成是一个在国共两党史册上都绝无仅有的传奇人物，他的孙女韩蕃璠也是一名新时代的巾帼女将。本刊近期对她进行了专访。

守望家风  薪火相传

经济导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专题片《守望家风》，介绍了深入龙潭虎穴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韩练成是如何留下“家风资产”的，对你和你的父亲进行了访问，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否有更详细的介绍？

韩蕃璠:祖父1984年去世时，我才5岁，最深的记忆是他很爱家人，也很爱孩子，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种花、一起聊天。他喜欢教我背唐诗，还假装被我从电影里学的“少林拳”打败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起大笑。 

祖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影响都很大。他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对我如影随形，让我心灵上有了一种归宿和精神底色。他和我的父母都是我心中的楷模，也是我一路成长的精神导师。

经济导刊：家风传承更多的是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上体现，对你有哪些影响？

韩蕃璠：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祖父从军是因为家贫，能够挣钱养家是一个16岁的穷孩子走出大山时最朴素的梦想。在北伐进程中，他接受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的革命启蒙，“救国革命”成为他的奋斗目标，那年他18岁。

从祖父成长过程的初期，我看到并懂得如何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受信仰所使然。”

经济导刊：韩将军在仕途上升阶段主动联系周恩来、要求参加当时还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您可以留在美国发展却主动回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韩蕃璠：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父亲告诉我，祖父常和他说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不是满足小集团的私利。”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的国策是“安内攘外”，实行“一面抗战、一面剿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对日军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作战，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虽然他在国民党处于上升时期，但他冒险秘密联络共产党，他要跟那个坚决抗战、把中国未来引向光明的共产党走。

与前辈不同，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珍惜时间多学习，学以致用，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是祖父对后代的教诲，它直接影响我“海归”选择。2005年，我在美国塔夫茨大学获得跨学科硕士学位（融合食品政策、MBA和项目管理），我一直想将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为祖国服务。此时，北京市政府正为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招募海外人才，参与北京奥运，就是践行“知行合一”。虽然在美国发展也许会有更好的条件，但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选择，直接回国参加这项工作。

时代不同  信仰相通

经济导刊：从你的简历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经历跨度非常大，这是你有意识进行的选择吗？

韩蕃璠：我回国工作了15年，在北京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7年，包含北京奥运行动计划3年；国家部委直属机关4年，包含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2年；宁夏党政机关6年（自治区商务厅、灵武市）。

经济导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般人对职业转换是选择条件更好，薪酬更高的机会，而你却走了“逆潮流路线”，从北京到地方，工资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设计职业生涯呢？

韩蕃璠：祖父当年确立了“救国、革命”的人生目标，看淡一切功名利禄，坚守责任和道义取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称他“要党员不要上将”。他教育我们后代“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种影响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首先就会反映在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同时，到基层去锻炼、去实践，是我们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磨练自己，必不可少的历程。

我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时，客户是联合国机构，我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与发展报告整理成摘要，其中，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做法很有特色，我去调研中国西部扶贫和儿童健康改善情况，由此有了更多比较，让我感到，实践是学术的基础。很多人都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实践，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中国的发展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的中国道路。留在美国，我只能做中国发展的“观察员”，做不了“建设者”。

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77年前的祖父、15年前的我，都不是因为感情冲动或者利益取向，都有家国情怀，都是责任的选择取向。祖父是在民族危亡时义无反顾“救国革命”。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向往为国家谋复兴的事业，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很正常。

经济导刊：如果说祖父是你的人生导师，你们祖孙是怎样隔空对话的？对你现在的工作有指导意义吗？

韩蕃璠：十三岁那年，我看到1970年祖父和与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谈“军官养成”、“合成军队的编成与作战”的录音记录，我很好奇，就专门作了一份笔记，经常翻看，直到这几年的军改，才意识到祖父的前瞻思想。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书法，是祖父留下的墨迹。他曾经7次负伤，后来用练习书法恢复身体机能，当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给他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准备参与解放台湾的战役。

看到他的题词、墨迹，读到他的论著，体会他多年前的预言，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多远。新中国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作为“两个一百年”前进道路上的新一代共产党员，我们的使命是建设好国家。遇到新困难、新挑战时，我会从各方得到启发和激励，包括祖父的思想和经验。

在北京市工商局，我主要参加组建新机构——技术中心，日常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任务，当时发现如果什么都想干，就什么都做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做？祖父在战争年代，在军中担任过从低到高的各级主官，解放后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熟知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体系。我刚入职就学习这套思想体系，再运用现代项目管理方法，在执行两项重要任务中，取得了不错效果。一项任务是填补北京市工商系统长期缺乏科技力量的空白，我在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留学人才科技项目支持后，牵头建立了商品食品风险管理技术体系，这关乎长远建设能力。2008年6月1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我们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听到后非常激动。另一项是全程参与《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保障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参与从政策设计到横跨10个部门的组织协调，我们确保了奥运期间没有发生一例食物中毒事件，先后得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郭金龙的认可和集体表彰。200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由我牵头策划实施的国际项目“北京奥运版-健康三要素”。我组织了多国专家开发出一系列中英文健康传播公共产品并代表北京市政府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向各国部长作介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和我交流后决定，将项目作为WHO的品牌产品全球推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得到再次应用。

经济导刊：你是否认为这也有助于推动制度体系建设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制度创新？

韩蕃璠：祖父带兵用兵、行政，都重视建立体系、建章立制，依靠制度管人理事。20世纪60年代，他在甘肃省担任副省长时期，建立了很多新的工作条例，不仅强调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还引用古代兵法典籍指导同事，组织学习《尉缭子•制谈》中的“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事过多年，当时的厅领导对我父亲说起他建章立制的做法，依然记忆犹新。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改革治理体制机制，新行业工作体系建设。北京市工商局推荐我完成博士训练，作为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老师的助手，我参与了多项宏观政策研究。在中央办公厅委托陈院士提交的建议中，我们提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解决突发事件信息混乱的难点问题，国家亟需成立独立科技机构并建立风险预警与交流机制（危机沟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它承担我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管理科技支撑任务，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在全国较早采用党委领导下的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经过竞聘，我成为评估中心新闻办公室兼风险交流部首任副主任，迅速建立新的跨领域工作体系。我重新研究了祖父建立制度的做法，那几年电脑桌面都是他的笔记要点。

经济导刊：你的祖籍是宁夏，父亲也在宁夏工作过，这是你去宁夏任职的主要原因吗？

韩蕃璠：宁夏是我祖父出生的地方，也是老少边穷地区。从2013年底，由卫生部选派，我参加中组部第14批、15批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商务厅厅长助理。2016年2月，我主动要求调任宁夏工作，先后任灵武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

经济导刊：在宁夏6年以来，你有什么工作体会？

韩蕃璠：祖父生前强调打基础，提倡多练。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行，都要先从最基础的层面做起，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我坚信，只有在地方基层多探索，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提升自己。

我的岗位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县域社会治理、宣传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之前不熟悉的领域。毛主席说过河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我理解“过河”即工作目标，而“桥或船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加上精神传承，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20世纪60年代，祖父任甘肃省副省长，一个从战场走出来的将领，在建设时期分管他不熟悉的科委、卫生厅、文化厅、轻工等部门，他靠什么当好领导？他有几个做法：1.善于在最短时间内摸清行业规律，家里有一套纺织品样板色卡，是他分管轻工期间研究各种毛和料子留下的；2.实地调查研究，经常一个人去分管单位和群众干部交谈。他和什么人都谈得来，在文人中间他会用文人的语言，和农民在一起他懂得农民说的话，大家愿意告诉他真实的情况；3. 不做全知全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处置棘手复杂的新问题。1964年甘肃省爆发了口蹄疫，他集中了专家意见，做出正确决策，组织军民联合行动，迅速控制了疫情。调研、民主、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而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理性判断与决策是战火淬炼出的素质。

挂职期间，受祖父的启发，我结合新的工作实际打开了局面：完成全自治区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发展调研，为长远规划提供依据；依托欧美同学会理事身份了解国内外情况，推动高质量发展：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牵头的物联网制造项目，落地西北地区最大物联网实训基地；实现首个食品领域院士工作站落地，推进一家大企业成为全国排名第二。

时代在发展，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我得知宁夏贫困听障人口中有很多是儿童，我主持引进了中国市长协会“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陶斯亮会长带领50多位中外人士在一周内为3456名群众免费订做高级助听器，总价值6000多万元。宁夏残联理事长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常规途径要花10年才能解决同等数量群众的普通助听器问题。

在灵武市任职期间，我切身感受到县域治理是更复杂的体系。灵武市是银川市的县级市，属于宁夏沿黄（黄河）城市经济带核心区，总面积4010平方公里，有31万人口（回族约占50%）。我天天看见灵武市领导对党的建设、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贫富民各方面竭尽全力、夜以继日，造福一方群众。前不久，灵武市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83位，比2018年上升了一位，这当中凝聚着我身边领导和干部大量的心血。

县一级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参与产业规划和战略落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分管商务期间，我组织规划互联网+产业计划，并以全宁夏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资金2000万元，为县域电商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如今，包括灵武长枣在内的优势产品电商交易额达到2.4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1.17亿元。

分管文化旅游事业期间，我带领干部主攻未来增长点，例如，热气球集时尚、旅游和视觉冲击力为一体。起初大家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我组织干部对运营团队经验、操作规律和安全保障各方面做细致研究和体验，举办了我国首个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实现了群众乘坐热气球“观绿色长城、学治沙劳模精神”，央视5次报道，既传播了生态文明建设，也建立了城市品牌。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努力落实上级关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要求：靠完善和落实制度守土尽责，维护意识形态和网络信息安全；靠激发干部和记者多挖掘当地人民的奋斗和火热生活，开创灵武市被央视正面报道次数最多的历史记录；靠发挥“红色资源”在基层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邀请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建同志为广大干部讲述周总理的家风故事；靠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积淀中打造城市品牌，凝聚精神力量，获得国家千年古县称号、联合国亚洲都市景观奖。

经济导刊：你说过，在基层工作可以从先进人物身上“挖矿”？

韩蕃璠：宁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有很多先进集体和人物。离我最近的是治沙英雄王有德。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与王有德共同种下的灵武长枣树，现已果实累累。他的很多做法是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生动具体的实例，累计治沙面积62万亩，为国际上贡献了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勋章，是治沙防沙事业中唯一的代表。我把治沙英雄群体的事迹推荐给央视等媒体。如今，灵武防沙治沙展览馆已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济导刊：你对未来有哪些期待？

韩蕃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命题，需要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在治理体系中提高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未来无论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会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的态度，巩固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10月28-3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召开了“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听取了烟台市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

    近年来，烟台市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充分利用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业优势，通过股份合作、规模经营，建立起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烟台市委立足统筹解决农村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等现实问题，将党支部政治优势和合作社经济优势有机结合，主动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

    到会学者指出，烟台市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深刻理解并正确贯彻了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引导和组织推动，典型起步，带动全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7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呈现出星火燎原、蓬勃发展之势，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丰富和发展了“双层经营体系”的内涵，在振兴产业，优化环境、改善乡村治理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激发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成为乡村振兴新的重要抓手。烟台的实践，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创新，也应该是其他农村地区可借鉴的样本。

    国家的发展赖有真正坚定党的信念、理论，并不懈地身体力行的同志，我们在此向他们致敬。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农村体制改革“二次飞跃”的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基层党组织有责任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写入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壮大村集体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到会学者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涣散等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条件的进步，国际竞争的压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必然发展趋势，一家一户的生产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难以实现村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统分结合”，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烟台的实践，在贯彻农村土地承包制和集体资产确权等改革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县乡政府的工作和千百个村庄的合作化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新型股份合作社以资产为纽带，将集体和农户连接为利益共同体，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初衷，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型集体平台不但适合发展规模经济、技术提升，而且适合引进资本，适合融资安排，有效地将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接起来。

    烟台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认真研究总结。本刊拟分期登载“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烟台现场研讨会有关材料，供读者参考。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发展乡村新型合作经济   

    林贤（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书记）

    2013年，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组织群众抱团发展苹果产业，取得民富村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良好效果。我们村的做法先后被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合作社获得“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示范社”、“山东省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合作社”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全国典型案例进行推广。

    一是只有思想重视、根基牢固，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我们村共有319户、852人，常住人口不到600人，44名党员，土地面积近4000亩，老百姓靠种苹果为生。上世纪70-80年代，是有名的先进村，获得过山东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里派别林立，党员队伍“一盘散沙”。

    为打开工作局面，我首先从理顺关系入手，对村党员干部逐个走访，了解所思所想，对症下药，在沟通中增进了解、取得理解，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之后，我从加强党性入手，通过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外出参观、邀请专家授课等，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增强了党性、加深了感情。为了让“两委”和村民有更好的交流学习条件，此后我们筹措资金新建了村级场所，专设了村干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村民说事室、娱乐室等，统一制作了刊板，做到制度上墙。在此基础上，又在村级场所附近新建了篮球场、文化广场等，为我们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奠定了基础。

    二是只有凝聚人心、兴办实事，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群众基础

    上任前，村里没有一点水泥路面，“三大堆”到处都是，成了全镇的垫底村，老百姓怨声载道，恨班子不争气，怨党员没骨气。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乡村振兴，就连给老百姓办个小事都实现不了，村子一点生机也没有。

    2011年9月份，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群众最关心的难题入手，整治村基础设施，修路、修桥、清河道、运垃圾、建场所，以及安垃圾箱、配保洁员等，村容村貌、老百姓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伙看到我们是真心为村办事，积极性特别高，能出工的就出工，能出力的就出力，让我们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如今我们村摆脱了落后的“帽子”，党群干群关系融洽，村子充满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只有发动群众、规模经营，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村容村貌有了改观，如何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通过多次考察研究，我们认为还是得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规模化经营、走集体化道路，这样才能将全体村民聚拢在一起，攥紧拳头，形成合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支部领办合作社。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镇党委组织我们去枣庄、蓬莱等地参观学习合作社组建、土地流转的经验和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十八大后，我们对成立合作社的事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邀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院长李中华教授和有关专家，到村举办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征求老百姓意见。

    通过入股、置换、租赁三种方式，我们发动了140户，筹集了2200万股，注册成立了栖霞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入股，就是老百姓以土地入股，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每亩地折价8000元，1元为1股，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接收现金入股。置换，就是村民之间土地互换，将规划区内的土地流转过来。租赁，就是按照每亩地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赁群众的土地。这个租赁价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定得这么高，主要考虑当时每亩地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为了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利益，所以就定了这个最高价。当然，由于前期宣传发动到位，最后租赁的只占到了10%左右。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苹果示范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建立一处占地200亩的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选用优质富士品种——矮化自根砧苗木，采取“宽行密植高纺锤”的栽培模式，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管理，实现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和信息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苹果的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借助外力，主动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创立了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示范基地，通过线上做终端、线下做超市的方式推向市场。2013年示范园建成后，2017年已经挂果，2018年每亩地产量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净利润1万元。按照每股分红0.5元计算，社员一亩地分红4000元左右。实现了规模经营、优质高效，奠定了发展的根基。在示范园的带动下，老百姓看到了合作社的前途，也坚定了继续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

    四是只有带民致富、集体增收，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在制定合作社分红政策时，坚持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每年纯利润中，首先提出5%的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和弥补亏损，盈余部分用于二次分红；再提3%的公益金用来做公益事业和职工培训。我们规定，从2019年开始，70周岁以上的社员可以免费进住敬老院，如果土地分红不够住敬老院的标准，合作社就从公益金中给予补助，从而形成土地养老的模式。剩下的92%，我们全部按股进行分配。2018年的年度分红，合作社共分红116万元，其中村集体分红12万元，社员分红104万元，每亩土地分红达到5050元（每亩土地分红4000 元，同时合作社免费提供1050元的肥料）。另外，还优先让社员到示范园务工，按照市场价付劳务费，每天100元左右。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是股份分红，前年每股0.3元，去年每股0.5元，今年预计每股能分到1元以上，每亩地仅分红就能拿到8000元；二是务工收入，每年五六千元不成问题；三是公积金盈余再分红，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目前我们村集体增收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成立合作社时，将示范园原有土地整理后多出的土地，连同集体的一个水塘、一块荒滩，作为集体股加入合作社，占到16%的股份。二是将村里的一块预留地收回来，发展苹果苗木，每年收入50万元左右。三是前年在村级场所上了12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一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四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就能买到好化肥，我花钱把之前村里卖出去的一块地买回来，然后捐给集体，通过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进一家投资1000万元的生物肥厂，村集体占股10%，也就是100万元。以上这四部分加起来，村集体一年可收入10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村里的办事能力。发展集体经济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只要有想法，善于学习借鉴、积极探索，就能找到出路。我们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领办合作社并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不等不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村里现有的项目巩固发展好，力争到2020年，把全村可利用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使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和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另外，还打算为村集体再上几个项目，这些目标实现后，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可达到600万元以上，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使村民全部过上安康美满、幸福富足的生活。   

    杨建军（蓬莱市南王街道党工委书记）

    南王街道共有59个村，2.3万人口，是典型的半城半乡的街道。村型普遍较小，100户以下的就有18个，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级运转难以保障，党支部作用发挥不够突出。今年蓬莱市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选取了20个村，先行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村庄总数的34%。截至目前，入社群众总数949户，平均入社率37%，已开展项目20个，投入资金800多万，产生经营收入200 多万，预计年内村集体平均增收3-5万，社员户均综合收入增加800元。

    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乡镇党委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精准脱贫、完善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新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实现这些要求的必由之路。

    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激发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前，老百姓认为，村委会主任是“实权派”，而党支部是务虚的，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被弱化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明确合作社“姓党”，突出了党支部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中的作用，真正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老百姓认为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才能致富、才有希望。老百姓变股民以后，觉得合作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集体开会讨论合作社发展，积极参会，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杏吕村合作社的40多亩桃子熟了，党员自发带头义务采摘、选果，连续15天从凌晨忙到半夜：徐沟村合作社的樱桃和地瓜因天旱面临绝收，党员和群众头顶烈日，自发领着勘探队漫山遍野找水源，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得到了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促进党建工作又上新台阶。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在坚持以往“党员联户”、“三联三诺”等基层党建好做法的基础上，继续注入新内容。我们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试点发展合作联社，开创了“党总支+合作联社十企业+农户”的发展新模式。在联合党总支的辐射带动下，由合作联社统一与企业对接，统一发展规划、种植标准和生产销售，提供了党组织在引领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有益探索。

    经济效益。一是为党支部带富兴村提供了有力抓手。过去的党支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好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班子指明了方向。2018年，我们选择了党支部班子坚强有力、书记年富力强的七里庄村，启动合作社试点，当年实现集体增收12万元，社员户均增收2000元，被评为“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社”。试点成功后，周边的村书记和群众有些坐不住了，说人家能做我们也能做。为充分调动周边村庄的积极性，我们本着“以点带面、连片打造、扎实推进”的原则，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每个片选取1个村作为重点扶持村。同时，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指挥部，设立100万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扶持街道层面的15个重点推进村，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快速推进，辖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为社员群众持续增收提供有益探索。丰产不丰收是群众经常遇到的事情。发展合作社之初，支部和群众也担心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拓展增收渠道，我们引进了电商能人，让合作社产品搭上电商快车，先后邀请CCTV、京东等平台进行网络直销，与斑马会员、淘集集等农村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并承办了山东·蓬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品牌产品电商发售仪式，短短5个月，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600万斤，不仅富了村集体和社员，还惠及了周边没入社的群众。另外，我们还鼓励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帮助社员增收，筑巢引凤。比如，今年七里庄村引入中国非遗葫芦雕刻传承人宋玉良建设葫芦展览馆，发展生态采摘大棚、民俗文化展示和儿童研学基地，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社员通过到合作社务工、发展农家乐，户均增收5000元。

    三是村级财务规范化得到了全面加强。以往村级经济基础薄弱，往来账目较少，账务管理不规范。发展合作社以后，蓬莱市专门成立了顾问团，并印发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范化指导手册、合作社章程模板、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二十八条措施等，提供了专业化的规范和指导。我们也聘请了第三方，一揽子解决注册、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运营、账目处理等各环节问题。现在，合作社账目达到专业水平，也促进了农村三资管理规范化。

    社会效益。一方面，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合作社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发展合作社以后，特别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发现，有三个合作社片区之间的连通道路条件差，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由此，我们实施了辖区三大路段共计3000米的整修改造工程，既打通了连接这三个片区10个合作社的环形发展路线，又方便群众出行、卖果，初步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连片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村风民风进一步改善。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入社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村风正了，社会也和谐稳定了，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也就实现了。长期坚持下去，既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迟义江（莱阳市沐浴店镇西石河头村第一书记）

    我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一名机关干部。去年2月到西石河头村担任第一书记。

    村庄基本情况。西石河头村是烟台市重点帮扶的贫困村，共有350户、1050 人，土地1800亩。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28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33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农业村。通过深入调研走访、思考，我找出庄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四个不强”：

    一是党支部组织力不强。村党支部在强村富民、服务群众、村庄治理等工作中找不到有效抓手、有劲使不出，支部工作不能很好融入百姓生产生活，导致在教育引导、组织动员群众方面没有话语权、力不从心。

    二是村集体发展能力不强。村干部发展思路不清，畏难发愁，集体多年没有经营性收入，每年只能靠上级拨付的工作经费维持运转，陷入“越穷越愁、越愁越穷”的怪圈。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强。村里仅有一条水泥路，没有路灯，没有活动场所，河道内垃圾成堆，小桥被大水冲毁，严重影响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

    四是群众精气神不强。村里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52%；村中果树老化、管理粗放，一般一亩地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仅够年吃年用；没有集体生活，缺乏文体活动，整个村庄活力不足，暮气沉沉。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具体做法：

破解“四个不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市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体会，这是一条以组织振兴推进产业振兴，进而带动实现人才、文化和生态全面振兴的好路子。实际工作中分“三步走”：

第一步，支部带头，打响发起成立“第一炮”。通过组织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和有关政策文件、外出考察学习等形式，2018年4月，达成共识的五位“两委”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了振兴果蔬专业合作社。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持观望怀疑态度：合作社能不能挣着钱，村干部会不会把钱装进自己兜里？要打消村民顾虑，只能靠事实说话。我和五位村“两委”成员自掏腰包流转了60亩土地，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统一种植土豆和玉米青储饲料，不到半年便获利10万元。这些收入全部归入村集体，村干部不拿一分钱。这给群众很大教育和触动：合作社能挣钱，村干部不为钱，认同、信任和支持也在他们心中不断加深。

    第二步，发动群众，汇聚加快发展“内动力”。为再加一把火、彻底“破坚冰”，村党支部决定为群众办实事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我们村多年来饱受水患，旱时村民要到10里外拉水吃，汛期洪水常进村。经多方协调，请了钻井机进村打井。一口井激活“一池水”。群众看到了党支部真用心、真用力，重新燃起了干事的热情。之后，村里整修浆砌河道时，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群众积极参与，省下20多万元人工费，人心在慢慢向一起聚拢。党员干部按照“双联双诺”分工，到所联系户中了解情况、宣传发动，个别户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用真诚和执着打动群众、做通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合作社最终流转土地330亩，全村90%的村民入了社，拉开了规模经营、抱团发展的大框架。

    第三步，共建共享，构建强村富民“共同体”。为把产业项目选准建好，确保长远稳定发展，合作社多方考察，最终与烟台市农科院、烟台群樱汇大樱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建立大樱桃和优质梨种植示范基地。2018年，合作社发展了10亩大樱桃设施栽培和苗木，2019年又发展了50亩大樱桃苗木、270亩优质梨。预计2020年合作社收入将达到50万元左右，2022年梨盛果期时村集体可增加收入100万元左右。入社群众有地租、务工和分红三块收入，每亩土地每年可增收4000元左右。

    为强化规范管理，合作社制定了工作章程，健全了组织架构，明确规定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公益金，其余80%由村集体和村民按4：6比例分红，并为村里的贫困户设立了看护、锄草等6个公益岗，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利益、壮大集体经济。

    取得的初步成效。今年以来，我们村先后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村”、“烟台市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做法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报道。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抓住了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可以做到“一举四得”：

    党支部威信得到增强。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干部越来越自信，群众越来越相信，干部自信加群众相信，就是党支部的威信。党支部威信上来了，许多问题就下去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以“零信访”顺利拆除65个违章建筑，清理700多个“四大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发展活力得到激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土地流转中，许多村民主动砍伐了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支持合作社连片经营；有的村民拒绝了种植大户的高价合同，低价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今年天旱，果农自觉排队向村里申请灌溉用水，主动让合作社优先用水。现在全村上下可以说真正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

    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群众加入了合作社，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掀起了整治环境、美化村庄的热潮。我们顺势而为，聘请规划设计部门为村里制定了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建成11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广场，对村内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种植玉兰、银杏、国槐等绿化苗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文明程度得到提高。合作社有了收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心餐厅，每天免费为全村贫困户和75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定期举办农业、科技、卫生等便民服务，开展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生活，提升文明素质。共同劳动、集体生活让村民联系更加紧密、相处更加融洽，两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案件和上访事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

    下一步，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按照“稳中求进”主基调，通过领办合作社不断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通过强化党支部的领导不断做大做强合作社，发展好大樱桃、梨等主导产品，叫响“永思源”品牌，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管理，让集体和群众双受益、都满意，推动村庄早日实现全面振兴。

    宋立元（海阳市二十里店镇邵伯村党支部书记）

    邵伯村是海阳十大古村落之一，现有460户、1120人，党员54名，村“两委”成员4人，耕地2520亩，山林4900亩。原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土地发包，美丽乡村建设、道路硬化等都要靠上级扶持、借款垫资；村集体没钱办事，村党支部号召力不强。2019年1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织党员群众抱团发展，目前入社人数1120人，村集体占股49%，社员占股51%，流转土地1300亩，发展“软枣猕猴桃”产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工作开展情况：

    第一，支部引领开启二次创业。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我村老书记宋奎带领社员群众在村南的莲花山种植了几百亩板栗树，让村集体有了收入，也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次创业。

    去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号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组织我到浙江大学进行专题培训，实地参观了浙江余村、鲁家等村庄，我们下决心办合作社，决定再次开发九顶莲花山。我们反复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统一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调整出了莲花山上1300亩土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为了确定产业项目，我们先后到东北丹东、淄博、博山等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觉得软枣猕猴桃适合我们这的土壤，收益也可观。我们一期规划，既种植软枣猕猴桃，还设置了育苗区、采摘区，同时还种了新梨7号、软籽石榴、花椒等经济作物，山上还上了光伏项目。目前，已种植猕猴桃400余亩，三年产果后，预计收入4000万元，其中村集体占股49%，拿出35%的收益为村民分红。预计村集体收入能有500多万元，每户可分红3万元左右。

    第二，党群齐心共创致富道路。今年我们结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上山栽种梨树，头天喇叭一广播，第二天，全村56名党员，有44人上了山，年龄最大的93 岁；另12名党员因在外无法赶回来，家属主动替着上山劳动。85 岁的老党员宋西仁，去年春天在毓璜顶医院做了大手术，这一天也上了山，叫走都不走；党员宋作柱有事回不来，他的74岁的母亲把患病的老伴锁在家里，也上了山，叫她回去也不回去。这些老人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坚持干下去！

    去年10月份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义务栽树、修路、立桩，短短两个月，我们开山平地，修了3条盘山路，出动机械200余班次，人工近2000余人次，挖石方6万方，运送土肥30吨，立水泥桩2万余根，架设铁丝线37吨，种植猕猴桃3万余棵、梨1万余棵、石榴3000棵，产业园拔地而起。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积极为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经常性雇工有15人左右，临时性雇工能有70多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看到他们领到工钱后的笑脸，我们心里也高兴，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第三，长远谋划发展乡村旅游。我们村有500多年的流苏古树，每年来看花的人非常多。我们请济南大学作了乡村旅游规划，一期打造的邵伯党群服务中心，占地1600余平米，也作为游客接待中心。我们已经建了乡村大食堂，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既可以接待游客，也为村民提供饭菜，80岁以上没法做饭、行动不便的，由党员轮班上门送饭。我们准备在流苏树附近建村史馆；发展民宿产业，目前已登记空心房屋30余栋，准备成立房屋合作社，力争用3-5年时间打造集特色产业、民俗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路走对了。现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更强了，党员的带头作用更明显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了。我村村民祁洪祥写了一首诗：荒山变成金银山，绿水浇出幸福园，支部领办合作社，手握金树摇金钱，小康路上跟党走，日子一步一层天。这首诗写出了邵伯村全体村民的心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村一定会越来越好！

                                  （编辑  苏歌）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部门，其中高技术机床产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提升高端制造业技术能力，尤其重要。当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需要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加速推动我国机床工业的转型升级。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6月25日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机床工业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研讨会”，进行了深入讨论。

机床工具工业是提供加工设备的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与核心部门。现代数控机床则融合了传统工业技术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升级，产品性能在向高速、精密、复合方向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向网络化、智能化、环保性方向发展。

当前，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国在高端机床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德国西门子分别占数控系统50%和25%的世界市场份额。数控机床产品可大体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加工复杂零件的高档精密数控机床为军工生产所必需，属于战略性产品，西方长期对我国实行严格控制或封锁。加快推动机床工业转型升级，尽快缩短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我国机床工业曲折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国家对机床工业高度重视。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内，我国已形成了以“十八罗汉”和“七院一所”骨干企业院所为代表的机床工业布局。1960-1970年代，为冲破国外技术封锁，国家协调各部委和全国力量，组织了数次机床技术攻关。比如“二五”时期，为解决国家建设急需，中央决定成立由国家计委、科委、一机部、二机部等领导组成的“精密机床规划（6人）领导小组”，由李富春副总理直接领导，在一机部二局（机床局）设立战役办公室，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1960-1970年），经过自主研发，拿下一批高精度的精密机床、关键零部件及相关的检测仪器。在举国体制下，这一阶段的努力形成了一大批成果，其中上海机床厂（高精度外圆磨床，圆度精度0.5μ）和昆明机床厂（高精度坐标镗床）被评为功勋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机床数控技术的普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机床产品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动操作技术水平。面对巨大的技术差距，我国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合资合作，力争尽快消化和普及数控技术。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很理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机械部所属企业全部下放地方。90年代初，我国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随后放宽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我国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行业管理弱化，大量机床企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原“十八罗汉”或破产重组，或勉强维持。

    1999年，机械部属科研院所全部转制为企业。原有行业科研体系被打散，基础研究被边缘化，有些领域甚至消失，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行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很多重点企业的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

    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机床行业，民营企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2008-2015年，国企在全行业产值中的比重从25%减至10%，民企占比从60%增至近80%。[1] 2015年，739家规模以上金切机床企业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营、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分别为71、533、105家，资产占比为38：49：10；主营业务收入为18：69：11，实现利润为-12：97：13。[2]   

新世纪以来机床工业的走势

    世纪初产能急剧扩张

    2001-2011年，受经济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旺盛的刺激，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期。这10年间总产值增长了10倍，利润增长2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8%和33.2%。2011年，国内金属加工机床产值达283亿美元（其中金切机床198亿）。从2002年和2009年起，我国分别成为世界第一机床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目前消费和产出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1/3和1/4。

    在机床需求和产能急剧扩张的同时，数控技术也得到了普及。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消费数控化率均超过70%，2016年更是达到80%左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其中，国家对数控机床产品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1999-2008）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业内对市场前景普遍乐观。国内外资本大量投资机床行业，形成庞大产能。但机床工业是为制造业提供“工具”的，自身规模十分有限。各地方政府不考虑这一特性，出于GDP增长业绩的考虑，纷纷鼓动本地机床厂投资扩产，重、大型机床的盲目扩张尤为突出，很多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急剧增加，为后来全行业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结构性产能过剩 行业经济运行形势严峻

    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个位数。我国机床工业进入低迷期，延续至今。尤其是其中批量型的传统中低档机床，产能严重过剩，价格竞争加剧，原材料、人力成本又不断上升，企业税负沉重，多数企业身陷困境。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2016年，全行业亏损面达45%以上，大批中小企业相继退出市场，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一批企业相继破产退出。国有企业普遍资本金不足，企业负债率高，负担沉重。

    机床工业产值连年递减，市场萎缩。2018年，全行业产值比2011年下降17%，销售额下降21%。

                       表1  2011以来我国机床生产和销售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2019年第一季度，行业整体情况仍未有好转。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预期悲观，行业运行质量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大，亏损面有所扩大。行业分化持续且有加剧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4月，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3%（其中金切机床-14.5%，成形机床1%）；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联系的222家重点企业所获取的相应数据，分别是-18%、-33.7%、-2.4%。这222家企业新增订单额同比增长-36.5%，进口增长-25.4%。行业协会预计，2019年行业增长率可能出现全年下滑。

    根据最新统计，全行业共5537家企业（规模以上2257家，整机企业600多家），1-4月亏损面为19.4%；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所联系的222家企业，亏损面达42.3%（同比增加10.6个百分点），其中金切机床亏损面52.9%，成形机床亏损面20.8%。特别是金切领域，很多企业破产退出。

    有专家认为：一些老国有机床企业衰落，体制机制原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很多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政府要求企业搬迁，费用让企业自己贷款解决，财务费用动辄上亿，企业利润微薄，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市场景气时，地方政府硬性要求企业扩大产能、为GDP增长做贡献，结果企业背负几十上百亿贷款，造成今天企业资不抵债的局面。地方政府在企业用人、投资方面干预过度，出了问题却找不到责任人。

    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两个龙头企业先后破产重组，令人痛心。沈机股份（上市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表显示：资产负债率高达200%，当期亏损额超过营业额。集中了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尚且如此糟糕，集团公司的情况更是难以想象。      

    与此同时，机床用户需求明显升级。市场对批量化通用型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小批量定制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对单机需求减少，对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机床企业正在从传统的“产品专业化型”向“市场专业化型”过渡。产品专业化即专注于某类（车铣磨）机床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市场专业化指专注于某细分市场（如汽车动力总成、航空发动机、消费电子等），针对用户工艺特点、满足严苛性能要求而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如德国GROB公司占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70%以上份额、济南二机床占国内轿车整车冲压设备80%市场份额）。面对国际市场转型，我国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任务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身存在不少弱点和问题需要克服。同时，又赶上整体经济下行，投资需求锐减，加工设备需求进入存量时代。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

    行业结构：高端失守、中端争夺、低端内战

    在低端技术领域，经过多年努力，国产机床产品（包括系统和整机）已基本占领国内市场。由于这一部分门槛较低，部件容易买到，前些年大量中小企业进入。现在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的同质化机床产能严重过剩，陷入降价竞争，企业大批倒闭。

    中档机床市场是目前中外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台湾和韩国企业。国产数控系统和进口系统的竞争也集中在这一领域。国产中档系统技术正趋向成熟，目前市场占有率不足50%，国产化趋势不断扩大，可能最终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广州数控是国内最大的中低档系统厂商。

    高档数控机床方面，国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市场长期被欧日企业垄断，进口依赖度超过90%。

    在高档数控系统领域，我国少数产品在精度方面可以和西门子、发那科相比，但产品的使用寿命、性能、稳定性还远不如它们，所配套高档机床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0%。

    高档机床的核心技术还聚集在功能部件、关键零部件、工具量仪上（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它们的性能和质量，决定了整机的性能和质量。在这一领域，我国技术基础薄弱，其性能、功能、质量、可靠性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自我配套能力很低，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5%。如果从欧洲进口高档功能部件，当地法律规定必须加价16%-18%，有些重要产品根本不卖。这方面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机床工业的发展进步。

    高档机床整机的设计和装配技术尚未过关，在性能、加工质量稳定性和使用可靠性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业内专家曾经将沈阳机床和日本马扎克（MAZAK）的技术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40年的静态差距，况且日本企业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

    有资深专家呼吁：我们已有的高精密机床技术能力正在部分丧失。曾经的“行业明珠”上海、昆明两家机床厂，已做不出当年产品的精度，技术人才或老化，或流失，企业趋于衰落甚至面临退市，甚为可惜。

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率先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欧美日机床企业依仗技术优势，多年来占据着我国高档机床及配附件进口市场。

    近20年，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家厂商在大陆投资设厂和销售点，对国内企业形成包围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通用机床与国内主流机型竞争，产品涵盖几乎所有品种。欧日机床企业在国内市场深耕多年，广泛建立人脉关系，国内大型国企的高档机床订单，基本被外企拿走。近10年来，全球经济萧条，外资企业加紧渗透和深耕中国市场。本国机床企业多在中低端技术领域微利经营，处境困难。

    国内高档机床用户也习惯于购买外国产品，一般不考虑购置同类型本国机床。理由是工件成本昂贵，企业要保证正常运行和效益，也不愿意承担质量责任。但是，如果用户不给设备制造企业产品使用、验证、改进、定型的机会，我国机床工业的技术升级就永无希望。

    在大连，原有的行业骨干——大连机床（转制民营）破产，当地机床企业只有大连光洋（民营）在坚持。而马扎克、因代克斯（INDEX）、格劳博（GROB）、THK等外企（均为独资）扎堆在大连高新区建厂，厂区位置、规模均优于大连光洋，还享受政策优惠。大连机床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些外企挖走，委以技术、管理和营销环节的重任，工资也成倍增加。行业专家感叹：“人才没有了，大连厂要恢复很困难。”

    据业内专家介绍，上海、南京、无锡原来都有很好的机床制造行业基础，但现在这些工厂或垮台，或勉强维持。济南二机床的汽车整车冲压设备已占国内市场的80%，在美国击败德国舒勒拿下了一批订单，于是舒勒等德国企业到太仓建厂，兼并当地金方圆、扬锻等一批企业，扬言要和济二较量。一位民营企业老总慨叹：“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就是因为我们太开放了。”也有专家认为，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国内外资机床企业的完整信息，实际情况可能比已经知道的还严重。

本土企业逆势而上，升级艰难

尽管行业处境困难，仍有一批企业迎难而上，脱颖而出。此次到会参加研讨的优秀企业代表有：大连光洋、广州数控、北京精雕、浙江日发（民营）、济南二机床、秦川、宁江、华中数控（国企）。其中一些企业的高档产品已取得可喜进展。在它们身上，体现了自主创新和振兴产业的爱国情怀。

    有学者总结，这些优秀企业具有如下共同点：长期专注技术研发，紧密配合用户需求，产品质量过硬；在细分领域深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适时转型升级；所服务领域的成长性好，比如汽车、消费电子、航空航天、能源等。

    与此同时，企业代表们也反映了目前遇到的诸多现实困难：企业税负重、效益低、研发缺经费；企业效益低导致员工薪酬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人才难稳定；企业力量微薄，无力搞基础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研究。

    尽管如此，很多骨干企业为行业和自身的长远发展，长期坚持研发，但令人困惑的是，稳不住国内大用户，承担国家战略攻关任务没有机会量产，得不到回报，只是起了“敲门砖”的作用。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说：“企业既要保住不亏损，还要稳住技术队伍，数控系统是给国家‘堵枪眼’。我们产品没做出来时人家封锁，产品刚一做出来，国外企业的同类产品就降价，我们最后就是白干了。”

    武重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李升说：“我们2003年开始跟华中数控等几家单位联合研究7年，研发七轴五联动机床。那台床子刚做出来，国外就放开卖，我们只做了一台就没市场了。如果不是国企的担当，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前年听说这种设备（国外）又不卖给我们了。”

    “我们几十年坚持做基础试验和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坚持改进产品质量。我们产品的定位精度做到2微米，重复定位达1微米，跟瑞士迪克斯水平差不多，不过动态精度差距还比较大。我们的小模数齿轮机床市场占有率达60-70%，小自动车床、非标机床、卧式加工中心等，也在参与制订相应的国家标准。现在企业苦于缺资金，竭尽全力搞研发，利润都谈不上，只是求生存。”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华介绍说，“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仅靠企业自身投资不可能搞成。产业生态环境差，一是人才待遇相比其他行业差距太大，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为什么产业和科技支持政策的效果不理想

    十几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份振兴装备工业的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已有政策或者未能有效落实，或被其他政策抵消。

    2009年启动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简称“04专项”），对机床行业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04专项”由工信部主持，组织协调全行业科技攻关，聚合了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科研力量，共安排了数百项课题，至今大部分已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高档数控机床以及各组成部分的技术研发步伐，解决了一批技术短板问题；许多产品类型实现从无到有，部分科研成果获得应用验证的机会。参与“04专项”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有很大提高，为进一步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积蓄了能量。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有效推动产业升级？“04专项”是一个重要尝试。不过，“04专项”对推动全行业在高端技术领域进步的效果，仍不如预期。到会专家们反映有以下问题：

    第一，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现有行业组织虚化，缺少权威性机构对全过程的有力领导。

    第二，缺少行业级引领型的科研机构。行业技术研发体系弱化、碎片化。不少重点企业被授予科研机构名义（中心、基地、实验室等），但真正形成研发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广大中小企业研发能力薄弱；企业创新平台所承担的“04专项”研发成果无法在行业共享；国内机床科研力量分散，政出多门，缺乏统筹，重复投资。“产学研用结合”的效果不明显。

    第三，“04专项”以关键技术和产品为重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安排少，且长期无人负责。

    第四，科研项目周期安排偏短，不符合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些单位把专项任务作为一般“课题”来对待。很多情况下，新研发的产品没有和用户需求密切配合、验证改进的机会。例如，某种加工发动机叶片的机床，用户提出200多个问题，软件搞了8个版本，多次试错才能成功，否则新产品不可能定型。

思考和建议

    首先，关于机床工业的政策思想。人们常常把装备制造业中的高技术部分，混同于一般“传统”制造业或“过剩产能”，把其中的国有骨干企业列入可以放手的“完全竞争”一类，而忽视高技术装备工业的战略意义。就机床工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它在装备制造业和整个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加快机床工业技术升级、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对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提质，改变“大而不强”的状态，具有决定意义。解决高档机床“卡脖子”环节，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更是加强国防建设所急需。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受到西方的防范、限制和围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实行限制或禁运。“巴统”解散后，西方国家于1996年又签署《瓦森纳协定》，对向中国出售的高端设备、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我国一些重要企业都被列入美欧日的“禁售黑名单”。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对我国的限制和封锁必然日趋严厉。我们要下决心，坚持自主创新，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必须坚持开放政策，开放引进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但是开放的前提应该是“以我为主”，要纠正只引进、不注重吸收消化的倾向，避免造成长期被动依赖引进技术的情况。

    其次，一般地说，后进国家要推进产业升级，“技术差距”和“市场信任”是绕不过去的两大障碍。新进入高技术市场的本国企业，面对长期占据技术、市场两大优势的西方企业，竞争不可能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在WTO有关幼稚工业保护的框架内），对本国企业的成长应给予扶持和政策优惠，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国家对机床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政策，首先应区分其中的一般竞争部分和战略性高技术部分。

    机床产业品种型号繁杂，企业小且分散，又面向广大市场，和单一产品牵头的科研项目（如航天）情况不同。尽管大量的中低档技术问题可以在供需双方互动中解决，但由于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且收益有限，行业级的协调管理和共性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不可缺少。而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少数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面临跨国企业的强势竞争，尚未站稳脚跟，国家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

    总之，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处理好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支持的关系，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积极探索形成新的举国体制路径。进行全产业链指导，加强产业组织，加强科技创新，加强市场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行业组织的功能，如行业监督、协调，技术服务（标准、检测），规划和引导推进高端产品的有序发展。

    第二，构建机床行业创新体系。要构建以企业为重点、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并行的研发体系，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科研规划要瞄准“高端”和“基础”两方面的薄弱点。在企业自身能力达不到的科技领域，国家应出手支持：一是抓高端产品，二是抓行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共性技术的研发，从基础研究、基础零部件到总体设计，形成一个整体布局。

    第三，中低档放开，聚焦高端领域，有重点地扶持重点企业。要把从事高端产品开发的优秀企业及其产品，介绍给用户群体，让用户在购买国产机床时也有选择的余地。

    第四，促进产业生态优化，重视高档数控系统、功能部件/零部件和工具量仪的发展，鼓励“专精特”型企业的发展。

    第五，落实首台/套采购政策，鼓励供需双方密切合作。多位专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高技术产品，国家在市场环节的支持至关重要。好产品是市场培育出来的，建议加大市场方面的支持力度。多年来，我国市场培育了众多西方机床企业，现在应该依托这一市场培育本国机床产业实现升级。比如，某国企用户购置大连光洋的高档五轴机床样机后，双方密切合作，在使用中发现和解决了百余项问题，使新产品成功实现量产。很多研发的新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夭折，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得到用户的使用验证。

    某企业代表说：“我们做的数控系统，如果拿去考核都及格，但市场占有率就是不行，原因是稳定性可靠性差。几台产品好用不等于一批产品都好用；一年两年好用不等于十年八年都好用。实际上国外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技术成熟度也不够，是用户在使用中不断指出问题，让产品不断完善，最后被用户认可。……政府采购首台首套政策，往往眼盯着整机，数控系统（配套系统）得不到支持，因为太小。有的政府采购招标书，指明要用西门子、发那科的，功能部件也指定用外国货，这是违反招标法的。”

    “俄罗斯政府2016年出台719号文：政府招标采购机床，必须认证是本地生产的（要求2016年本地化率达30%，2020年达到80%），人家也要加入WTO。美国也有《购买美国货法》。尤其在当前环境下，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国产数控系统。”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敏佳表示，“我们每年进口几十亿美金的机床，相当于几百亿人民币，如果拿一半给国内制造业，不至于有这么多企业陷入困境。现在光靠市场无形之手很困难。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在机床行业得到体现。”  

    武重机床的李升建议“04专项”应当给机床制造企业一个应用和“练手”的机会。他说，“04专项”凡是做得好的，都是企业跟用户深度结合、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大家共同解决问题。如北一牵头，联合武重、齐重、齐二和清华、华中科大、哈工大等四五家高校，一起做重型机床的共性基础研究，互相交流，效果很好。

    第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此问题，企业已经反映多年。国家将增值税从16%减到13%，但在机床企业效果并不显著，原因是供大于需，买方乘势压价。另外，很多企业因融资成本过高，严重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研发经费不足。1998-2008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数控技术的普及功不可没，目前这一政策是否可行还值得讨论。有专家建议，机床行业可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18.03.28）所涉的政策，对高精尖、智能型数控机床企业，实行相应鼓励措施。

    第七，金融支持。有专家建议，可考虑设立机床产业发展基金，面向企业、面向产业链，针对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进行持续的支持。

    第八，实事求是地进行国企体制改革。专家指出，混合所有制改制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研究。不要为混而混或搞“拉郎配”，怎么有利于机床发展，就怎么改革。一事一议，一企一议。宁江机床一度由五粮液控股，永华机械由房地产商投资设立，只要把机床搞好就行。现存国有重点机床企业，一定要把体制机制理顺，发挥好行业骨干作用。机床是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企业需要多年的团队、技术、人才积累，新兴民营企业光靠挖人，短期内也不可能取代老企业。

有专家认为，企业补充资本金，可以是国有资本参股、社会资金控股，或者几个国有资本股东相对参股，作为一致行动人。一些属于高精尖机床业的民企，也可对国有机床厂进行股权投资。但对于国家重型装备因利用率低出现企业亏损的，国家应该给予补贴政策。

                               （编辑  碣石）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月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的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20世纪80年代，国外知名汽车企业以合资的形式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国外乘用车除高档品牌车外，基本上都使用钢制轮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用铝轮毂替代钢轮毂的制造还是一个梦想。中信戴卡经历了30年的发展，实现了这个梦想，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合金车轮制造企业，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中信戴卡是国内铝车轮产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铝车轮产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典型案例。

把“戴卡制造”打造成“中国符号”

1988年，时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军在美国考察工厂时，看到了美观、安全、轻型化的铝车轮毂，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王军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当即下决心引进铝车轮毂项目。在荣毅仁董事长的支持下，当年中信集团在秦皇岛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铝车轮毂制造企业——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30年来，一代代戴卡人埋头苦干，成就了中信戴卡成为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底盘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

虽然中信戴卡起步时是行业先驱，但在创业初期一直是举步维艰，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公司成立之初，国内汽车铝车轮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市场，由于产品难以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OEM)，戴卡的销售人员身背车轮样品，前往发达地区的汽车配件店进行销售活动。1990年8月，中信戴卡在深圳一家汽车精品店和珠海一家汽车修配厂各拿下100件销售订单，开启了中信戴卡国内销售的艰难历程。到1992年，零售市场逐步打开，中信戴卡开始扭亏为盈。

差异化发展：从零售市场到整车配套市场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铝车轮认知度的提升，零售市场逐步打开，国内众多的铝车轮销售企业也纷纷加入到以价格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之中。人无我有，中信戴卡决定进入为整车厂配套的市场，采用产品差异化竞争策略。

在这一阶段，能否掌握铝合金车轮生产的专业技术，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虽然欧美国家的铝合金车轮制造技术强，产量质量较高，产品配套完善，市场份额高，但由于生产成本偏高，产能已逐步向亚洲转移。

在此背景下，中信戴卡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对先进技术着力进行消化吸收，使技术工艺逐渐成熟稳定。同时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多方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司发展策略的实现。

1993年，中信戴卡建立了完整的销售团队和企业开发中心，激励销售人员开拓国内外市场。继中信戴卡争取到金杯面包车5万只车轮供货合同后，以配套沈阳金杯和北京吉普为标志，中信戴卡正式进军国内整车配套市场（OEM）。中信戴卡成立初期，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到美国的售后服务市场，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装配铝合金车轮。随着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中信戴卡管理层看到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效益，果断决定开拓国内市场。

1993年，中信戴卡进军国内OEM市场，国内OEM 和 AM（后装）订单不断攀升。同时中信戴卡精益求新，进行合作研发，争取国外高端整车企业信任，开辟国际OEM市场的拓展工作。不过在1998年前，由于国际高端市场不信任戴卡的技术能力，中信戴卡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还主要是图纸转换。

在科技创新方面，戴卡公司为进入国际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国际认证、技术提升方面的准备。 1995 年 11 月获得 ISO 9001认证；1997年3月其开发中心被河北省认定为省级开发中心；1999 年 4 月通过 QS 9000认证；1999年5月建立CIMS研究中心；1999 年 9 月获得VDA 6.1认证。2001年，中信戴卡取得德国奥迪和大众两家公司“A级供应商”资格认证，大踏步开进欧洲市场。2002年2月开始建立欧洲技术中心开始，中信戴卡陆续建立了日本技术中心、北美技术中心，对国外市场的一些汽车车轮项目进行合作研发。

为应对订单不断攀升的态势，中信戴卡首先加大资金投入二期工程，使其超前具备了满足各汽车厂骤增订单的能力。中信戴卡不断攻克难关，终于获得代表汽车行业最高标准的德国奥迪的质量认可报告。1998年，中信戴卡争取到奥迪铝车轮配套的OEM项目，实现了中国汽配为国际著名厂商配套生产零的突破。2000年，公司正式成为德国奥迪车配套供应商，是国内第一家率先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的企业。2001年之后，站稳国内市场并走出国门的中信戴卡订单需求急剧增加，2002年9月，中信戴卡成功进入美国市场。中信戴卡的品牌、声誉对吸引人才、企业文化建设、融资成本等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公司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相较于AM市场，为汽车主机厂配套供货和同步开发，是对铝车轮企业技术、质量控制等综合能力的重大考验。中信戴卡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融资平台支撑等协同配合，在技术开发能力、体系管理标准等方面，迅速补齐了发展短板，实现了重大跨越，达到了全球高端汽车厂客户的标准要求，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开创轻资产发展的商业模式

 进入新世纪，中国汽车工业开始高速发展，中国人拥有轿车的梦想逐步成为现实，汽车销售量逐年大幅增长。

2003年，中国汽车行业出现井喷式增长，汽车零部件行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中信戴卡订单需求也急剧增加，公司200万只的产能出现巨大缺口。受制于资金短缺、投产周期长等制约因素，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产能瓶颈。国内铝车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能迅速扩大产能，有可能在机遇来临时丢失市场。此时，中信集团领导提出要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实行轻资产扩张的集团联营模式。中信戴卡以技术、管理、品牌、市场销售等无形资产出资，以“五统一”(统一产品开发、品牌、技术质量、生产计划、销售)为原则，组建了多家合资企业，形成“本部核心+制造基地”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利用自身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建立战略联盟，成立了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资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通过这一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能扩张，满足了市场需求。经过十余年的市场考验，集团联营模式不仅实现了低成本的产能扩张，并发展了铝车轮产品所涵盖的低压铸造、铸造旋压、锻造三大类型、千余个品种。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创新，中信戴卡迅速拉开了与同行业竞争的差距，快速占领了国内市场，带来经营业绩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

2003年到2007年，中信戴卡铝车轮的产量、销量、净利润、资产、营业收入呈线性增加。自2005年开始，中国车轮产品出口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车轮出口国。

2005年，美国福特赋予中信戴卡公司Q1认证，并将其视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2006年与2007年，美国通用分别将中信戴卡公司确认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和赋予全球采购特别贡献奖；2007 年，德国大众将中信戴卡公司评为全球优秀供应商。

中信戴卡的科技创新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在国际认证和科研工作水平方面，不断追赶国际领先企业。2003年8月，公司获得ISO/TS 16949认证；2003年底，中信戴卡建设亚洲第一条铝车轮锻造线；2004年2月，获得ISO 14001认证；2005年10月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开发中心；2006年5月戴卡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7 年，中信戴卡公司产品试验中心落成，并于同年通过了国家委员会 ISO/IEC 1702的合格评定认可。

中信戴卡于2003 年获得的ISO/TS 16949认证，是一项整车生产企业对零部件供应商所要求的基本认证。2007年建成的产品试验中心，是国际上铝车轮检测手段最先进，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中心之一。同时，中信戴卡研究中心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通过积极吸引、激励、培训更多优秀的人才，形成轻资产、高端人才聚集、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中信戴卡的经验表明，经营理念、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商业经济关系，必须随着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变化做动态的调整。通过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是达到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创新手段。

 从“中国制造、全球服务”迈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

2007年，中信戴卡启动了股份制改造工作。当年10月，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份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成为中信戴卡战略发展的新起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制造业遭受重创，但中信戴卡凭借自身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越，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铝车轮生产企业。

金融危机席卷而至，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相继申请破产保护。从 2009 年开始，国内铝车轮企业先后遭遇欧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反倾销调查。这些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的铝车轮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OEM市场萎缩，造成铝车轮业60%产能大量闲置，大批铝车轮厂减产或倒闭。2009年8月，欧盟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铝车轮发起反倾销调查，位列中国铝车轮出口第一的中信戴卡被欧盟排在调查名单的第一名。欧盟反倾销，造成中信戴卡欧洲市场订单大量损失，并直接影响到在华欧系车厂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份额。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海外“根据地”，中信戴卡不论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工艺质量、内部管理，还是市场营销、售后服务方面，都与国际市场要求有较大的“隔阂”，不利于中信戴卡参与国际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转型发展和抗御未来市场风险的能力。

面临以上困难，中信戴卡采用了技术抢单、规模跨越模式。

首先，利用轻资产联营模式和工艺技术创新提前抢单，获得产量规模化发展的机会，有效地规避了风险。2008年后，公司加大轻资产产能扩张的力度，先后以联营的方式与多家同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发挥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作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中信戴卡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3%-4%左右，大力开展工艺技术研发，着重铝车轮制造的尖端工艺；利用博士后工作站整合国内行业顶级专家聚焦行业技术难题。2009年，中信戴卡锻造线技术团队通过大量的研发实验，探索出制造高端锻造车轮的技术工艺，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研发的车轮表面光整技术。在金融危机中，中信戴卡虽然个别月份订单下降，但由于前期在获得订单、占领市场制高点以及在企业认证、生产工艺技术研发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得企业在全球汽车市场恢复增长时，迅速抓住了机会，全年整体销量不降反升，成功超越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第二，中信戴卡公司获得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全球行业地位，对吸引高端人才、融资成本降低等方面带来了更多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未来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中信戴卡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意识，继续全力支持全球客户，并与联营企业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度过危机，体现了国有企业的担当。公司在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效果在危机过后迅速显现，公司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与全球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也锤炼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增强了凝聚力和竞争力。中信戴卡逆势飞扬，在销量、净利润和销售收入等方面持续上扬。在工艺技术不断改进的同时，2010年以来，中信戴卡的订单已超过公司可能满足的最高产量。

2011年，中信戴卡成功收购德国KSM铸造集团100%股权，大大缩短了国内铸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公司制造的范围，从单一铝车轮产品拓展到汽车动力总成部件、底盘零部件、转向系统、车身零部件、动力总成等，同时，对德国KSM先进技术的吸收引进，极大提升了中信戴卡在全球轻量化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力。

在收购阶段，提升了中信戴卡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国际化管控人才，这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中信戴卡完成对KSM的股权交割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双方的融合和管控问题。中信集团王炯等领导希望，中信戴卡及新成员KSM作为集团核心制造板块，在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升方面有新的作为。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跨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并不多，而KSM又是一家比中信戴卡历史更久、品牌更响、技术和市场经验更丰富的德国企业，对它的管控是难度更大的课题。戴卡董事长徐佐认为，取得理念价值共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和最大前提，因而提出“One world  One  team”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谋划经营管理方式、未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方向等关乎双方重大利益的事项。在经营管理方面，中信戴卡提出了“胸怀管控与制度管理并举”的经营理念，尊重对方文化背景，提升管理弹性。坚持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作的经营思路，保留KSM原有的管理方式，而不是把自己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生硬搬套到德国KSM，每年在中国开董事会、监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着眼长期发展。在2014年底，制订了五年规划——“KSM2020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011年10月以来，双方积极进行技术交流，内容涵盖前瞻性铸造技术研究、工艺研究以及行业前沿新材料的应用，技术交流近200人次。KSM累计专利申请114项，专利注册68项，新增专利22项，连续两年荣获“德国中小企业创新100强”殊荣。2012年，KSM成为唯一获得德国联邦政府“环境保护企业”奖殊荣的铸造企业。着眼于KSM的国际化布局，在原有的欧洲生产基地基础上，中信将生产基地扩充，中国的秦皇岛KSM工厂于2014年投产，KSM高管团队称赞其比德国本土工厂制造技术更加先进；美国KSM工厂也于2015年顺利投产。中信戴卡通过并购及引进技术，提升中国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生产水平，实现德国研发、全球制造。KSM的生产基地扩展到全球，也实现了客户市场的有效开拓，突破了KSM欧洲制造、欧洲供货的局限。特别是KSM秦皇岛工厂及成都工厂的建成投产，快速提升了中信制造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5月，在KSM北美谢尔比工厂生产爬坡关键时期，中信集团王炯总经理专门对其生产运营进行远程调度，解决其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每一个新的生产基地都成为当地制造业升级的标杆工程，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戴卡从市场国际化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化大型零部件企业集团，实现了从管理、研发、制造及市场的全面国际化，带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追赶世界的脚步。

2011年到2017年，中信戴卡公司的产量、销量、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持续上扬。2017年末，中信戴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供应商及全球最大的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在全球汽车零部件100强中排名第71名。铝车轮年产能超过6000万件，销售收入约300亿元，客户涵盖奔驰、宝马、奥迪、丰田、通用、福特等几乎所有世界一流汽车制造商。铝车轮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

 2011年，中信戴卡的研发团队达到300多人，承接客户同步开发的项目400多项。2012年12月，成立了工程技术研究院；2013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华东研究分院和东北研究分院；2014年组建了KSM项目开发部；2015年成立院士工作站，同年进入戴卡智能化数字制造系统“DMS1.0”时代，海内外授权专利数量位居全球铝车轮行业第一；2016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KSM工艺部、材料研究中心、工程仿真中心、前瞻技术研究部；2017年公司成立了创意设计中心。中信戴卡开始进入创新引领多元国际化模式。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驱动企业经济高端、高品质、高诚信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已经形成有特色的行业集成产品开发体系，研发制造满足客户各种不同需求的铝车轮。同时，建立了系统性材料研究体系，产品研发能力、工艺研发能力、试验检测能力、技术管理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前瞻技术研究能力持续提升。公司还建立了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二，2016年制订了“十百千人才工程”，并配套执行 “领航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发展计划。除总部的工程技术研究院外，公司目前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的长春、上海等客户集中的区域分别建立了研发分支机构，初步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

第三，面临新的挑战，中信戴卡通过资本外溢，在海外建厂、海外并购，规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所谓“反倾销”带来的风险，走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2011年并购KSM铸造集团，缩短了中国和世界先进铸造技术之间近15年的差距，成功将产品线拓展至汽车轻量化铝铸件领域，形成了以车轮、汽车底盘配件、动力总成部件、车身部件等多元产品组合，以及以装备制造、产品表面处理、模具制造等服务支撑业务的新平台。目前，中信戴卡销售收入超过50%来自海外，拥有近一半海外员工，产品销售国际化、生产基地布局国际化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已初步形成。

第四，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声誉，吸引科研合作团队、吸引高端人才、吸引投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强大的品牌和能力已经反作用于人才、资本、科研要素。目前已形成良好产学研合作氛围，放眼全球吸引国内外人才，积极影响和利用供应链金融引领行业发展，初步形成了不易复制的竞争优势，体现了公司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最大”到“最强”的转变。

第五，完善供应链体系。铝车轮行业上游供货商是大型的工业原材料企业，如电解铝生产商，它们负责生产基础原材料；其下游是汽车整车厂商和售后服务厂商，它们对铝车轮行业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有严格的要求。由此，铝车轮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领域内的技术研发能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不断使其下游的汽车厂商客户多元化，以增强其在产业链中的谈判能力，提高盈利能力。铝车轮行业内企业与其他上下游企业的实体经济，通过品牌、规模、声誉相互成为对方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实现产业链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铝合金车轮供应体系基于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复杂性及专业化特征，并满足汽车厂商对于服务质量的严格要求，逐步形成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供应商体系结构。对于行业内部企业而言，由于技术特色、人力资源特色和资本投入特色不同，形成优势差异化和市场错位发展。

现代企业的竞争能力已经不再是同层次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产业链联动的市场竞争。铝车轮行业的发展必须保证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能够有效运作。

中信戴卡的发展中，经历了“产品差异化、开拓OEM市场、集团化商业模式创新、产业规模跨境发展、多元国际化”五个发展阶段。

从2011年全球制造布局的版图不断扩大开始，中信戴卡的国际化步伐骤然提速，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即全球化、多元化发展阶段。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中信戴卡在完成全球生产基地布局、全球销售网络布局、全球研发技术布局、全球管理中心布局的版图上不断扩充。

    2016年5月，北美铝车轮绿地工厂第一批产品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货；

2018年9月，中信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正式开工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平台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19年，KSM全球管理中心正式搭建，进一步提升了中信戴卡的国际管控能力。

KSM北美工厂以及在建的墨西哥工厂，拥有海外员工3000多名，占员工总数的50%。从乘用车、商用车车轮的生产到F1赛车车轮研发制造，中信戴卡用实践证明了中信制造走向海外以及迈向全球顶尖制造领域的能力。中信制造逐渐成长为中信制造海外腾飞的新力量。

并购只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基地布局的第一步，而海外绿地建厂则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布局的必由之路。

目前，许多国家把目光纷纷聚焦到制造业发展上来，特别是美国，加速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并加速改变美国的全球制造业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素成本上涨、人口红利、资源等优势逐渐丧失。为应对新的变化，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制造业转变生产发展方式。面对国际竞争趋势，中信戴卡进一步推动“走出去”战略，到海外去建设生产基地。

在中信戴卡的出口份额中，北美市场始终占全部出口份额的50%以上，是中信戴卡最大的海外市场。多年来，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北美本田等美国客户，一直希望中信戴卡能够到美国建厂，提供本地化供货服务。同时，随着中信戴卡产业园竣工投产、铝车轮一号线升级改造、宁波戴卡的建设运营、成功收购KSM等，中信戴卡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装备制造、国际化管控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到美国去建设铝车轮厂的时机已经成熟。2014年，中信戴卡启动了北美铝车轮工厂投资项目。

2014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项目论证和安排部署，中信戴卡确定了在美国密歇根州格林维尔市建厂。这个项目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5亿美元。在全球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建设工厂，中信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还要有扎下根的能力。

面对北美建厂的“考题”，王炯总经理提出，要把我们的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可以发挥的资源优势集中用到这个项目上。要提升管控能力，关键是进一步破解跨文化管理的难题。为此，中信戴卡提出了“管理技术新，设备工艺稳，数字智能化、全球新标杆”的建设目标。

中信戴卡成立了北美项目管理部，实现多部门协同，克服重重困难。密歇根州当地政府在能源成本、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优惠条件。

在北美戴卡海外人员培养和管理上，中信戴卡力求以文化凝聚共识，推动企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融合方式要随当地情况确定。与KSM德国文化融合不同，在北美戴卡的文化建设中，将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的核心价值理念“仁（凝聚）、义（担当）、礼（合规）、智（创新）、信（诚信）”向北美戴卡员工输出。基于价值的共识和文化认同，为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中信的文化精神在北美戴卡得到弘扬。

中信戴卡在北美戴卡的工厂设计和生产流程方面运用了诸多独创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全部采用由本部设计生产的自动化铸造机设备和智能化机械手。同时，引入中信戴卡自主研发的数字智能制造系统（DSM）,实现了对生产运营中的“人、机、料、法、环、数”实时显示。在中国本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北美戴卡生产的实时数据，实现了跨地域、跨时差的生产信息反馈和生产状态跟综，方便了本部与北美的互动和资源调动，实现了智能化制造水平的行业领先。为做好运营管理，中信戴卡设定核心生产运营指标，对北美戴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方位支持，并运用对标管理的方式对北美戴卡进行生产管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2月， 北美戴卡工厂涂装线、机加工序一期如期完成，生产出首件成品。2016年5月，北美戴卡向美国通用发了第一批货。中信戴卡着力将北美戴卡打造成全球领先的铝车轮制造标杆厂。

2016年至2018年，中信戴卡向北美戴卡派出专业技术工程师200余人次，“成建制”团队支援北美工厂，他们在北美戴卡进行现场管理，和美国员工共同奋斗。中信戴卡以多年积蓄的能力，成功建设了北美戴卡，全方位提升了中信戴卡的体系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装备研制能力和国际化管控能力，把过去立足于中国本土制造、全球销售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推向全球先进制造、全球配套服务的更高领域。

2018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视察戴卡北美工厂，高度评价了该厂智能化制造水平和取得的经营成果，为北美戴卡题词“美国戴卡、卓越制造、中信名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铝车轮生产国，2017年产量为11015万只，约占世界铝车轮产量的57.8%，其中一半在国内销售，另一半出口到国外，出口部分一半以上是销往美国市场，销往美国的铝车轮产品金额达22亿美元。当年，中信戴卡铝车轮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48%，在国际铝合金车轮市场份额为30%。

改革开放40年，炼就了中信人全球化发展能力和国际文化的视野，北美戴卡的健康运营，为我们应对贸易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中信戴卡率先在中国大陆开始生产铝车轮以来，经过了30年的探索、实践以及经验积累，掌握了先进的制造技术，领先的管理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成功实现了“走出去”发展战略。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严峻，中国铝合金车轮出口被列入追加关税名单。这给中国铝车轮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也给中信戴卡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F1赛道检验“中信制造”

    与国际先进制造对标，展现国人的工匠精神和中国制造的新形象，不得不提到中信戴卡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创造的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那就是中信戴卡成为威廉姆斯车队2018赛季的车轮供应商，使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国际汽车顶尖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年营业收入近300亿元，实现了“地球上有汽车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的产品，有主机厂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人的足迹”。在注重规模、速度发展的同时，中信戴卡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行业领先者，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自我革新、提升发展质量，为“中信制造”腾飞提供持久的动力。那么，中信戴卡的研发制造能力是否能与世界顶尖制造“比肩”？2018年，F1赛道带来了验证的机会。

F1代表了世界汽车制造领域最顶端的技术。从后置引擎发动机到空气动力学的运用，F1以技术革新追求着极限速度，引领着汽车制造技术的革命。随着F1赛事逐渐成为影响全球汽车文化的体育盛事，很多中国品牌企业以赞助商的身份出现在赛事中，但是60多年来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以制造厂商身份参与其中。2011年以后，随着工程研发能力和试验制造能力的提升，中信戴卡不断尝试与国际知名车队建立联系，不断谋划并推动在新材料运用、结构优化、轻量化研究等相关方面的创新。闯入赛车制造领域成为中信戴卡的目标，并作为“中信制造”的责任和使命。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F1车队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性合作，而是一种更加紧密的技术合作，需要汽车零部件企业有足够的实力和极高的商业诚信度。2016年，得益于中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美誉度以及中信戴卡扎根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28年的不凡成绩，威廉姆斯车队伸出了橄榄枝，与中信达成合作共识。7月26日，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与Claire Williams女士在英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威廉姆斯2018赛季车轮，这标志着中信戴卡成为第一个进入国际顶尖汽车制造领域的中国企业。

经过40年的发展，威廉姆斯车队成为拥有超过600名顶尖工程师，战绩彪炳的F1老牌劲旅。他们创造了F1历史上最快的换轮世界记录1.92秒，对车轮有着上百项严苛的技术标准，特别是对车轮的韧性、强度和轻量化有着近乎极致的要求。中信戴卡充分发挥技术研发积累和研发试验能力，用精密的研发数据和产品体系标准，与威廉姆斯紧密沟通，从产品设计、材料性能、微观组织分析、强度分析、风阻优化、试验测试等诸多方面开展工作。

从2017年1月项目研发开始，到11月第一批合格的10只车轮发货，在短短的11个月中，中信戴卡的工程技术团队经历了一场极限速度、极致质量的挑战。双方往来邮件达2500余封，现场交流100余次，工艺优化及技术改进200余次。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通过匈牙利站的试车，完成预定交付任务，这给威廉姆斯车队带来意外与惊喜。也正是在威廉姆斯产品标准体系的引领下，中信戴卡进一步完善了车轮研发制造体系，将工程技术研发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成为中信戴卡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成果。2018年，威廉姆斯车队赛车搭载着中信戴卡车轮在赛道上飞驰，在中信人及更多世人的注视中呈现了中信制造的新速度。

改革开放40年，锤炼了中信人国际化的视野和自信，中信戴卡人紧紧抓住国际化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千锤百炼，厚积薄发，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为中信戴卡人“点赞”。他们说，中信戴卡人没有辜负历史，也没有辜负实业报国的初心和追求，以海外实践的新成果，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中信集团提出的“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总体要求，为制造强国做出中信人应有的贡献。

创新驱动——打造“未来工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利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去拓展新动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挖掘传统产业中的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中信戴卡以轻量化技术体系为主线，以轻量化设计技术为牵引，在推动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轻量化制造的同时，产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公司拥有位居亚洲第一的锻造技术，拥有国内首家铸造旋压技术。中信戴卡公司成为同行业专利拥有量最多的企业，也是国内车轮行业新产品开发数量最多的企业，建立了成熟的技术积累和知识管理制度，并不断提高设计和工艺水平。公司拥有5400多项国内外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30多项行业、国家标准，在技术上由被动的追随者转变为主动的标准制定者。中信戴卡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欧、美、日建有合作研发机构，建有国家级车轮试验中心、车轮行业虚拟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除公司总部设有工程技术研究院外，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一些地区建立了研发机构，基本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中信戴卡近500位遍布海内外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接力式协同开发。为进一步加强工业设计和创新能力，中信戴卡2016年建立创新中心，配备数字模拟系统、3D打印机，5轴数控加工中心，以及可以和客户进行整车造型同步效果展示的虚拟现实评审系统，将进一步完善和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开发。以价值链中价值最高的研发和市场销售两个环节为中心，全面带动铝车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全球智能研发和开放式创新研发平台，实现从概念设计到产品交付的端到端无缝集成。建设覆盖全球的客户服务网，不断增强产品营销和客户服务能力。

中信戴卡不会止步于现在拥有的能力。作为行业领头羊，戴卡人始终关注技术前沿，充分利用“制造+互联网”，全力打造引领制造技术升级和行业未来发展的“未来工厂”。

瞄准“中国制造2025”，聚焦高端智能制造，凭借着在制造技术及数字化、信息化上深厚的技术积累与沉淀，中信戴卡自主开发数字制造系统，并将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未来工厂——铝车轮六号线”的建设与规划，确定了“环境像电子工厂一样安静整洁，过程像涓涓流水一样欢快顺畅，产品像古典诗词一样优美浪漫”的升级目标。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戴卡人将近30年的制造技术经验进行汇集，与设计院、成员公司、著名跨国公司等进行充分交流，绘制30多版布局草图，成立关键技术验证公关小组50多个，从项目筹备到全线贯通近300天，刷新了“戴卡制造”建设速度。

在铝车轮六号线中，自主设计、制造的设备达到70%，实现了全数字化设备、DMS(数据库管理系统)、3.0智能管控、高端定制化生产和非接触式制造、节能环保绿色制造。

书写 “一带一路”新故事

北美戴卡投产运营后，中信戴卡的国际化制造基地布局并没有停止。在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下，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摩洛哥继续推动中信戴卡铝车轮工厂项目新的国际化布局。

摩洛哥铝车轮工厂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信戴卡将其概括为“解欧洲市场之围、救美国市场之急、占领非洲市场发展先机”。第一，长期受欧盟反倾销的不利影响，中信戴卡欧洲市场份额所占比例有限，需要进一步开拓。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给中信戴卡带来直接挑战。经测算，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一旦开始实施，中信戴卡每年将多承担1.5亿～2亿美元的关税。且北美戴卡产能有限，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对于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近年来，非洲更加注重发展汽车工业，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巨大。已有国际主流汽车厂在摩洛哥等地建厂，这对中信戴卡来说，是不可错过的客户资源与发展机遇。

中信集团领导鼓励中信戴卡将国内已经验证成功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运用到此项目中，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盈利模式创新，提升全球竞争能力。以中信戴卡的品牌、技术、装备制造、生产管理能力和掌控的市场资源，带动社会资本投资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将被首次运用到海外项目上，致力于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合作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新典范。

2017年9月1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签署项目备忘录。2018年7月2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财政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计划分4期完成，到2024年实现全部投产运营，届时将为摩洛哥提供近1200个工作岗位。中信戴卡将践行“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价值观，书写 “一带一路”中信制造的新故事，让五星红旗在中信制造的海外生产基地高高飘扬。

（编辑  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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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月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从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月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在祖国大地上，能和山岳河流共参日月的，莫过于那些不朽的建筑。徜徉在它们身边，我们或有登临的激情，“念天地之悠悠”；或有抚摸的热望，指尖轻触之处都是沧桑。从来羡慕建筑师，能作广厦华屋，改变大地的风貌。这是《何镜堂传》[1] 引子中作者的感叹。

何镜堂，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何镜堂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新设计道路，不断探索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情怀主持设计了一大批社会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建筑产品，这些产品展现出其传承、创新与坚韧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规模的持续增加，中国建筑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留住城市的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这正是何镜堂一直坚守的理念。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当中，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喧嚣不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此起彼伏，但是何镜堂一直在持续践行他的“两观三性”论（总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何镜堂的建筑思想立足于现代建筑理念，兼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充分的民族自信。他始终坚持建筑设计要直面发展中的中国，要与自然、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主张因地制宜，因题而异，用富有时代精神的建筑语言刻画中华文明的地域特色。他的许多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建筑师群体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孜孜探寻——寻找一条体现中国当代、本土特色的设计道路，一条中华民族从古老和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并重建自信的文化之路。

当我们打开何镜堂的作品集，从南国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馆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馆，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控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中逝者的默哀；从数以百万计平方米城市住宅的温馨，到200多座大学校园的美丽……何院士创作思想的高度，以及作品的广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折射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求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所塑造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建筑作品是对中国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的记载。

奠定创作的思想基础

1938年4月2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学课堂上，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老师的话启发何镜堂萌生了学建筑的想法，他意识到，建筑师将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职业，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工学院（后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入学之初，他的第一个感悟就是，建筑师的使命不是躲进书斋去建象牙塔，他必须了解现代生活，体验时代潮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业，继而报考研究生，师从岭南现代建筑创始人、一代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攻读民用建筑专业。夏教授曾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厚的研究功力。夏教授亦中亦西的文化学养给了何镜堂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镜堂研究生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插队。在此期间，他结合实际，认真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努力领会如何用辩证法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以及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分析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磨砺认识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奠定了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哲学思想基础。

后发者的成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何镜堂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从率先开放的广东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经过几年的努力，198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回母校——华南工学院任教。此时，何镜堂已经45岁，虽是大器晚成，但他相信自己、相信中国发展的未来。他说：“常言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

回母校的第三天，何镜堂就得知深圳八大重点文化设置之一——深圳科技馆将要举行设计竞赛的消息，于是果断决定参加竞赛，不放过这个机会。深圳市政府对科技馆的设计寄望甚高，市长要求“让后人看后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奋战了20天，拿出了设计模型。这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第一炮就打响，一举夺标成功。深圳科学馆建成后，何镜堂获国家和省级多种奖项，完成了建筑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工程。在建国60周年时，还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全国最优秀建筑奖。

扬起事业的风帆

1985年，何镜堂和莫伯治共同主持设计位于广州越秀区新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在这座古墓博物馆的设计中，他力图体现出既能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又能体现时代和文化气质的元素。他们的设计，是一组尊重历史、尊重环境、造型与历史文化内涵相沟通，而且体现了现代建筑特征的古墓博物馆。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等许多重要奖项，并以其很高的文化品位，被列为20世纪世界优秀建筑精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

何镜堂的事业扬起了风帆。此时，他又一次站在人生选择的路口。他夫人的父母兄弟都在美国，希望他们夫妇到美国去发展。当时正值出国热潮，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容错失的机会。但理性告诉何镜堂，要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只能立足在脚下这片土地。对事业执着的追求，使他决然送走夫人和孩子，自己单独留了下来。

1992年，何镜堂接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1996年，他就任华南理工首任建筑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从此，他从以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路上。他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1994年，建设部授予何镜堂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

1994年，何镜堂主持设计了位于虎门炮台的鸦片战争海战馆。对这一组靠山面海，历史性、艺术性很强的纪念性建筑群，他采用了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将许多重要的象征意义糅到建筑语言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建筑群的立面，犹如翻开的书页，象征着虎门海战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篇章。海战馆的设计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末，何镜堂进入了创作高潮。他以饱满的工作激情，接下了很多工程，几乎每项工程都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他获得了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奖。

 校园建筑设计的掌门人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积累，何镜堂的建筑创作进入了井喷期。到花甲之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征途，他的创作视野从广东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末，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对建筑师来说，这又是新的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主持了大量校园建筑的规划设计，被誉为是“校园建筑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紧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突出校园文脉和时代特色，得到各校师生极高的评价。现代教育强调人的素质教育，要求突出校园空间环境的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的社会化、开放化。教学建筑则呈现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的倾向，有利于设施集中，资源共享。这和传统分散单幢建筑格局有所不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何镜堂在很多大学校园项目中，面对较多的约束条件，往往能因势激发创意，让方案恰有度身定做的贴切和个性，这也印证了达•芬奇所言：“力量从制约中诞生。”

从2005年开始，何镜堂又主持设计了一批山区的校园规划。比如在重庆大学这样的获奖项目中，就体现了全新的山地校园特色。

多年来，何镜堂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设计，获得100多个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这是我国建筑界的最高设计奖项。这一设计被建筑界认为是岭南新建筑的又一代表作，达到了国际水平。此时期，何镜堂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校园规划设计的学术论文，并任国家教育建筑专家委员会主任。

令心灵震撼的建筑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创作有特色的博物馆是每一位建筑师的梦想。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0周年，中央决定对1985年兴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扩建改造。何镜堂领衔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从国内外13家著名设计机构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这是建筑界为之瞩目的国际设计投标竞赛。何镜堂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组设计，而是要营造一个场所精神，是中国民族伤痕记忆的展示之所，是承载丰沛历史情感，凝聚民族记忆的建筑。

根据扩建工程“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理念，何镜堂在深入调查之后，确定了主题和清晰的定位。他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悲怆历史事件，在30万被残害的中国人“万人坑”遗址上的纪念馆扩建新馆，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震撼心灵的场所精神。为此，他运用了最适合的建筑元素、手法、材料和技术，围绕战争、杀缪、和平三个概念，营造出“折断的军刀”“死亡家庭”“和平之声”三个意境空间。纪念馆凝重的建筑造型所体现的深沉历史感，使中外参观者受到极大的震撼，在国际和平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7年，外交部、中宣部等7个部委领导在视察大屠杀纪念馆后，盛赞工程设计为“世界一流，国内最好，国家标志性的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国内外很多媒体称其可与美国浩劫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等世界一流的二战纪念馆相媲美。

2008年，大屠杀纪念馆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2年12月11日，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为表彰何镜堂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做出的突出贡献，南京市政府授予他“特别贡献奖”。授奖当日，世界设计大师、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及美国“9•11”遗址总设计师丹尼尔•恩伯斯金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后称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触动人心灵的作品。”

深圳建筑设计院院长、全国建筑设计院大师孟建民说:“这个纪念馆是我国一个典型性的原创性精品建筑。我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在建筑设计领域是以仿学为主，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开始强调并走向原创，何镜堂这个作品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说：“类似的建筑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犹太人纪念馆等我都去参观过，各有千秋，但是南京纪念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我们现在的媒体似乎有一种倾向，对西方进行过多不确切的吹捧，对中国的成功之作却报道很少。”

顶天立地的“东方之冠”

何镜堂主持的国家级大型建筑设计项目接踵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令全球瞩目，这是40届博览会以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的世博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中国馆是此次世博会主题演绎的重要展示区和重要载体，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国家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中国馆要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因而决定在全球华人中进行招标。

世博会组委会将中国馆的主题确定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它是国家精神和中国理念的集体体现之地，能够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也要弘扬时代的精神；它应该是缀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这样宏大概念的佳作。

中国馆的造型必须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以反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多重限制的命题作品，建筑师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特性有深厚的了解，具有将中国精神融入现代建筑设计的大思路、大手笔。

对这样的扛鼎之作，何镜堂没有畏难，积极参加竞标。他对中国馆定位的理解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何镜堂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和艺术处理，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即表达了热烈向上的精神，又不失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器——从中国文化印象（如传统意境、品格、色调、特征），中国文物器皿（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中深刻领会，加以整合提炼，抽象出“中国器”的构思主题。其浓郁的中国风格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一致好评，一路高歌，他的方案顺利通过招标。

立于黄浦江之畔的中国馆如托天耸立的巨鼎，雍容华美，稳健昂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其形神高壮，巍然挺立，风雨难摧，体现出正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古老国度刚劲磅礴的力量。

中国馆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中国感觉，明显地表达出了一个中国的意象；它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也整合了世博会的场所精神。对此，何镜堂说：“我们要把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向全世界做一次自信而友好的表达。”他在讲解中国馆的创作理念时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美国也行，放到巴黎也行，或者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所追求的。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交流。”在中国馆封顶时，何镜堂说：“这是中国建筑师一个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中国馆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敞开胸怀迎接世界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馆以现代的技术和手法营造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向，作为国家形象被广为流传。

2010年5月，世博会开幕，世博会规划总设计师吴志强向何镜堂致敬时说：“这是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主导型的，自主创新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我们联手完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崛起。”

“何镜堂做成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作品！”意大利的一位建筑评论家赞叹。他认为，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看到一位建筑大师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2011年2月，中国国家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背景正是中国馆。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继南京纪念馆之后，将进行第三期扩建，将建立世界法西斯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纪念馆的使命，将诠释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复兴的艰难道路，永远纪念这一场伟大的胜利。南京政府直接将这一重大工程委托给何镜堂团队，2015年7月，纪念馆竣工。

在建国60周年时，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的全国300项大奖中，何镜堂主持的设计占了13项，他荣获了中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凝聚强大团队的向心力

现代建筑业早已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大型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远超过去的时代，其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建筑周期越来越短，依靠个人出成果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快速变迁的时代。只有聚敛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做强。

作为团队的灵魂，何镜堂凝聚了一个团结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设计队伍，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架构，并追求团队合作共赢的模式。他的气质延伸到整个团队——一群如他一般充满激情和活力、勤勉而又宽和的年轻人，一个涵蓄了丰沛精气神的设计团队和研究团队，以及他所带的研究生群体，因为他不仅是建筑大师，也长期担任建筑研究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他们体现了何镜堂的“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传承与创新的理念。

为千年大计而奋斗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对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是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的建设牵动人心。2018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新区的总体规划得到批复后，新区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已完成。

一个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名国内外专家，200多个国内外的团队，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日夜兼程，推动规划编制工作。80周岁的何镜堂要为国家的千年大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精心设计，精心调研。2017年，他在雄安新区（198平方公里）起步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被评为优秀方案。2018年，他的设计被评为雄安新区启动区（38平方公里）城市设计优秀方案。

海南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设立，是自贸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区的起步区，将以未来环境、未来网络、未来模式为抓手，打造中国海南开放的国际自由创新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未来花园城。江东新区面向泛南海经济圈，以自贸为核心，探索实现“贸易、旅游、科技”三个输出的重要使命。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方案”国际招标项目正式启动后，何镜堂率领他的团队奔赴海南，进行考察参与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起步区是江东区先行开发地区，是未来重要对外开放区和生态CBD。2018年9月3日，海口正式面向全球公开发布起步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公告，共有68家国内外设计机构和联合体报名参加了本次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在申请人资格预审会上，评选出6家世界知名设计机构，在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国际招标成果基础上进行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以何镜堂为主设计联合体以“江东筑梦，众智成城”的设计方案从6个团体中脱颖而出，一举多得三个奖项中的第一名。

2019年2月25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的最终结果，由何镜堂组织的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与俞孔坚设计团队和中信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体参与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提交的方案被评为优秀设计方案。

何镜堂给人以取之不尽的感觉。“越之者，恒越。”对于昔日的辉煌和骄人的成绩，他不断放下，从不因自己的地位而固步自封，他的思想比年轻人还前卫，从他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他因时代变化，不断蜕变，在不断否定自我中不断升华的轨迹。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找到了可以将生命附丽其上的伟大事业，深感幸运，由此“竭尽所能”。生命中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你能为一个自己认为至高无上的事业献上心力，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做出奉献！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