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3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阐述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时,也对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点建议。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宪法修正案草案作出说明。

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面临重要关口。在这一背景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蕴含了哪些信息?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又该如何解读?

 

问:今年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您如何看待这一修改?

张维为: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党的领导放入宪法第一条。对于这个变化,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由于经历了文革混乱和刚刚对外开放,许多人看到国外这么发达,我们的差距这么大,几乎失去了制度自信。当时不少人质疑,新的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邓小平说,宪法中一定要提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很多人,包括许多党员干部还是不自信。当时有人谩骂共产党,有人批评说你这是违宪,他说,党的领导是写在宪法的序言里,而不是宪法的正文中,这不属于违宪,好像写在序言中不具备与正文内容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地将党的领导内容写入宪法正文的第一条,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很好体现。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看到今天西方制度陷入的巨大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新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是党的坚强领导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所以这一条修正案对于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我们要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也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您如何认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修正?

张维为:这个修正引起很多关注。其实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和崛起。但是在党章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因此这次在宪法中做了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但这不是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我一直说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退休机制、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像小布什这样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如何看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过去五年经验的总结?

张维为: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经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这意味着我们比美国、日本、欧洲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还要多。

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讲白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印钞票,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是为数不多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国家。我们过去五年的这种坚持,今天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西方国家现在也开始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超级大国,我们在新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引领全球。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而是在印钞票,股价上去了,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中国真的进行了结构改革。我们提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最近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及铝征高额关税。您怎么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近期发生的变化?

张维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非常大的,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赢得这场贸易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如果美国对钢铝加征高额关税,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铁锈地带”的那些美国消费者。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上的胜利?

张维为:我想这背后也反映了中美两种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政策是以“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特朗普征钢铝税,直接受益的工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其十倍之多。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这本身也暴露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深层次缺陷,哪里还有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问:实际上,据我们所知,美国高层内部对这样做也是有分歧的。

张维为:特朗普内阁对这个加税政策显然没有形成共识。这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推出一个政策如“十三五规划”,前后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共识。但特朗普推出这样一个政策时,显然没有经过多少内部的磋商,还没有形成共识就推出政策,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三流的决策水平只会加速美国的走衰。

 

问: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样,均为6.5%。您如何看待?

张维为:今年中国GDP定的目标是6.5%,这个目标是比较谨慎的。很多人说世界经济复苏了,为什么我国的指标跟去年一样?表面看,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复苏,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这是实事求是的。

实际上,西方经济所谓的复苏,主要还是资产的复苏、是股票的复苏,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水分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会出现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今年的整体目标定在6.5%,在实际发展中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2017年我们定的也是6.5%,最后实际增长是6.9%

 

问:您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特点?

张维为: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大致是“加法,减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们特别注重壮大经济的新功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包括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减法”。首先是去杠杆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之后,产生了不少衍生产品的风险。现在中央三年内的三个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避免金融风险。还有就是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乘法”。这是中国模式的神来之笔。强调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产生乘数效应的方法。我们从“新四大发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都错过了。第三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我们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不仅赶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时我们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该补上的东西也补上了,现在我们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开始引领了,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猛。我们的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60倍。

微信、支付宝、高铁革命、共享经济,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此时此刻,中国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习近平拥抱未来,拥抱2050年,而特朗普拥抱的是1950年”。中国人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编辑  杨利红)



*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摘编自观察者网。

中国道路及其意义

张维为

2015-05-30 16:26:08

2015年5月27日,2015年美国书展“全球市场论坛”中国主宾国活动在纽约贾维茨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张维为...

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推出自己新著《中国超越》的英文版。今天正好是527日,是我的学校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复旦”两字选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表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振兴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和理想。这与本书的主题一致。本书力求把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等内容,尽可能客观完整地介绍给外部世界。

中国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三十多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种成功的最好表现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普遍乐观。

在高度国际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含有中国五千年连续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社会主义红色传统的基因,以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的合理元素。正因为中国模式是这种“三合一”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模式是一种超越。具体来讲,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中,中国模式都展现了这一特性。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它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混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虽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从中国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的20来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政府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种大规模的互动,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社会与政府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互动模式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使政府能够对社会的呼声作出更直接、更有效的反应。西方问责制仅限于四、五年一次的定期选举,现在看来这种问责制,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难以满足人民对良政善治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

在政治领域,中国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对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模式也是一种超越。这个模式的总体效果可圈可点。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客。中国政治模式还包括了“新型民主集中制”。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往往都要经过上上下下的广泛磋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中国多数决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心所向和主流共识。

本书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其不足,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所达到的总体平衡,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中国无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统,也没有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疯狂。此外,别的国家要照搬中国传统也确有难处,因为中国模式背后是中国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比较中性和强势政府的传统都源远流长。另外,新中国是通过长达22年武装斗争建立的,1949年之后与美国又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中国这种独立性和坚定性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然而,一个模式一旦较为成功,别人往往就会主动地向你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模式中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将会越来越转向更为中性客观的“良政还是劣政”模式。“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为人类集体智慧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克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防止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包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越》英文版的出版,也许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人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翻页见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问:中国成功的前提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中国模式还能成立吗?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在高度开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宏观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中国模式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候。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祸及中国,但中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这场危机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中国当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住房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回头看,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奠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模式下,所有的危机往往都是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问:社会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能够兼容吗?

张维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民生和平等,这意味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比较吻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温饱”、“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都可以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基因,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 “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固守传统,而是融入世界,参与竞争,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从,不失去自我,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成一个真正富裕、强大、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问:其他国家可以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什么中国不行?

张维为:我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正好回答了您这个问题。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问我:“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的回答很直白,“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在消除贫困、创造中产阶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等方面的成绩,确实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也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

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了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吗?

张维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要明显超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是1亿人次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您说的中产阶层,但他们99.999%出去后都回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关于移民,我们一年还不到20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甚至少于波兰,我看中国移民再增加十倍也没有问题。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威权主义模式?

张维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主义模式也是很不准确的,背后还是“历史终结伦”的逻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过渡到西方民主模式。我在书中反复讲一个观点: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的逻辑,文明型国家逻辑是: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展现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些特点,我演讲中提到的“选贤任能”、“混合经济”“互动社会”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基因、社会主义基因和西方元素,所以它对西方模式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超越。2011年我与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西方今天的政治模式最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西方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一些基因缺陷,如理性人的假设和权利绝对化的问题,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几乎都陷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如果你们真感觉你们这个模式好,请你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不奉陪了。一个过去20多年中,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减的模式,最好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其实,美国政治模式到1965年才真正形成,中国模式从1978年开始形成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继续竞争,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维为:如果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那就麻烦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吗?我每年都来美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变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有几个人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论自由与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相结合,这种言论自由模式还不需要反思吗?中国是政治家治国,领导人一诺千金,说了话就要兑现。中国文化中很少把一个概念绝对化,包括言论自由,中国人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谈话中的禁忌太多了,几乎谈什么话题都有禁忌,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你真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今天时间有限,否则我很愿意和你把这个话题好好聊下去。比方说,在美国说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说中国好需要很大勇气的。只要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主流叙述,你就可以发现美国言论自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难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己言论自由模式中的这些缺陷,美国走衰的过程估计还会加快。

 

2014年,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主题演讲《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引发巨大...

记者:我看过清华教授李希光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他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个阴谋,有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您对这种观察怎么看?

张维为: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所以西方对你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个偏见由来已久,从冷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我在和半岛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就说,你们看中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有点像我们文革时候看西方。文革之后中国或多或少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因此中国人看西方比西方人看中国总体上更为客观一点。

因为西方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造成了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造成了对中国预测的频频失误。我觉得西方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时候了。二十年前预测错了,十五年前也是错的,十年前预测又错了,五年前,三年前都错了,也不懂得道个歉,也不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错了。

记者:在西方,像BBC这样的媒体,编辑会要求报道一个观点时要找一个对立的观点平衡一下。现在CNN、美国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肯定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什么即便这样,它们还是没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呢?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呢?

张维为:我认为这种平衡中包含着他们编辑的价值偏向,由他们来把握一个度的。我也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长期跟踪这家报纸后发现,像我这样观点文章占总量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宏观把握和价值偏向,我想它们自己都不会否定这一点。

记者:我感觉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左派在政治经济这方面使用的可能中国所谓“右”的那种话语,媒体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来自宣传部的控制,但仍然存在一种比较软的控制,您怎么看这个?

张维为:西方通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知识界、媒体界的主流已不再质疑他们的政治制度了,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因此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奥巴马,但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个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没有制度认同的人还相当多,尽管中国取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些人要推翻我们这个制度,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还应该转变,最终变成西方一样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认同没有最后完成的情况下,中国一出现什么问题,就算是一个交通事故,也有人批评制度。这在西方国家不会发生。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得不出来说话:你这样讲是不行的。当然中国这些方面的管理方法让人觉得有点粗糙,有待改进。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十年之后,等到中国真正超越美国了,更多的知识界、媒体界的人会建立真正的制度认同,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因为许多方面中国确实比西方做的好,甚至好很多。

记者:是不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统治时间长,分散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传媒界、文化界。而我们的统治精英还是集中在官员、政府这一方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张维为: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界、媒体界的精英和政界的精英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贪官、那个贪官,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界精英总体素质恐怕比中国知识精英还要强一些,政治定力也要更多一点,他们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否则中国崛起的奇迹就无法解释。

知识界不自信人比较多。大学里的一些关键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几乎是西方话语占主导。这么多年用的都是西方理念主导的教材。我不是说西方话语都不好,但人文学科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话语的问题太多了,其对中国的主流叙述荒谬之处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的当代话语。近年来我发现能跳出西方话语窠臼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记者:但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社会上缺乏这种共识,主流里面、精英里面非议国家体制声音很多,是不是和有影响力的人都在政府里有关。而在西方比较分散,精英之间有种默契,认识到我要是违反一定规则的话对我们集体利益不好。中国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精英,没有觉得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张维为:我理解你说的,你这个观点适用于西方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翻船。中国情况比较特殊,这些年来,用习讲的话就是很多人缺少担当、不自信。甚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讲西方塞过来的“普世价值”,连谈人权都没有自信,一说人权老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言下之意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尊重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他不知道很多理念从一开始中西就有分歧,比方说,中国文化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是光讲权利。没有自信就没有足够的担当,结果造成了前些年西方话语几乎主导了国内“先进舆论”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国内一些媒体往往在负面报道上比BBC还要BBC,比CNN还要CNN。如果你要了解中国的不好,根本不用去CNN,看一些中国媒体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更何况这是一个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大的国家。我写《中国震撼》等书,就是有感于此,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要出大问题。中国30来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管你有多少的问题,但成绩是震撼世界的。上面所说的特殊的舆论氛围,缺少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国内有一个叫秦火火的,造谣传谣三千个。习近平上来之后把他抓起来了。我和你都在西方长期生活过,你在英国造一个谣试试看?

记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平常做节目,和国内知名人士谈起文革的事,对方说文革没有法制,我纠正他说,我记得文革的时候小偷也不可以随便偷东西,不可以随便打架,也是有公安的。他就认为那十年是没有的、是混乱的,但英语媒体愿意信他说的东西。

去年中国的劳改制度取消了,整个的英语媒体报道都在欢呼,说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英国媒体请了国内一个独立作家来谈。他就是控诉式的、把劳改制度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制度。我问他,被劳改对象不是大部分是刑事犯吗?劳改应该是中国特殊时期司法的一部分吧。可是这种信息传达不出去,西方有一套固定的东西。就像孩子在英国上学,他们学历史,就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被挡住是因为英国皇家空军,他不认为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起了关键作用。对于国内有些媒体宣扬西化、宣扬跟西方接轨,您怎么看呢?

张维为:中国内部的负面“舆论”,一度影响力非常大,现在开始式微。确切地说,他们并不代表了中国根本利益,我不是说他们从西方拿钱,我没有证据。但是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讲,国内有些媒体早就被西方洗脑,结果就是比西方更西方,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需要纠正,现在正在纠正中。

记者:您说的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用的教科书充斥西方的话语有关?我们潜移默化接受它了?

张维为:是啊,以国内新闻系为例,文革前,整个中国的大学体系里大概仅复旦大学有新闻系,现在大概有几百家新闻学院、新闻系。教一些教材受西方理论影响太大了,不适合中国情况。

记者: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报道两会,那一年正好在打利比亚。中国一家电视台和CNN的解说是一样,说这些人是一些民主抗议者、一帮武装分子。当时我就想,这家电视台其实不加分析就把西方媒体的那些概念拿过来了。

张维为: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是太弱,比方说,曼德拉去世了,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其实你研究一下曼德拉和中共的关系,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历史,完全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美国当年是如何与南非白人当局一起迫害曼德拉的。

记者:而且西方媒体报道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的很多言论他们不报道。最近香港的事、乌克兰的事,在BBC这样的英语媒体上,他提前把立场灌输给你。上来就说占中者是香港要求民主的人,给人留下了专制管制人民的印象。但我们一些媒体转载时,好像也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就像在您的那个视频里,有人一上来就问“中国难道不要民主了吗?”把“民主”这个概念打包抛出来,这时如果你说不要,就很被动。

张维为:这实际上不一定是故意,而是意识形态的框架出来之后,他本能的觉得香港的一定是反专制。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质疑西方话语,不能让他蒙混过去。就像他们报乌克兰也是一样,他们报乌克兰危机时总说成是乌克兰东部的反叛,不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族裔。一些媒体把这些人全部说成是亲俄的叛逆分子,或者是普京支持的叛逆分子,先入为主地给观众灌输一种偏见。在乌克兰危机中,亚努科维奇被搞掉,在普京的眼里里是政变,因为他是合法的民选总统,通过街头政治暴力把他搞掉是非法的。但在西方报道中,普京却是腐败的、专制的压制人民的一个政权,非要搞掉不可。

记者:这种潜移默化的洗脑很厉害,就算是相对比较冷静的英国人,你问他国际局势,他给出的也基本上是大媒体的看法,没有自己的甄别能力。“多党制就是民主”的这个观念,靠他自己没法跳出。

张老师,您上次提出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这个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吗?

张维为:是这样的,文明型国家首先涉及到“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学界早就用了,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学者Lucian Pye,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一个文明,中国就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个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他讲出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弱点是他的潜台词: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理念、现代的法治等等,换句话说,Lucian Pye用的这个词,带有更多一点的负面意义。马丁·雅克跟我讲过,他受了Lucian Pye的影响而发现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背后是一个文明。他讲到中国的崛起,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但他的用法比较中性了,他认为由于“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但他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能还会是某种中原和地方的朝贡关系。为此,他书中专门有一章写中国未来的朝贡体制。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分歧,我不用civilization-state这个词。我用的是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文明型国家”,即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的多。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记者:您说的这个概念怎么和新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个国家调和呢?

张维为:新中国,就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你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生存,连起码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都没有,就不会有起码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有没有历史久远的文明和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现在国内有些“民国热”,似乎有一种政治上挑战的含义。隐含的说新中国合法性不够,老的更好,这是不是会破坏国家的根本?

张维为: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质疑,此外还有一个观点说我爱这个国家但不爱这个党。这实际上是一样的观点。但我认为这只是互联网上一些人的观点,在民间不可能成为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仗打出来的,是22年的武装斗争后成立的,后来又跟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邓小平说过,没有人民的广泛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切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为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为中国民族独立所付出的牺牲恐怕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多付出的代价。这种红色历史传承的一个表现就是“红歌”在中国的经久不衰,它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党国就是一回事,我们1949年以后新国家跟党就是一回事呢?

张维为: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中共迄今为止还是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国民党当年确实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当年国共之争,国民党会输的这么惨。“党国”这个词在国民党时期被用坏了,现在用起来就有贬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型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英文也可以叫state party,党代表整个国家,和西方的“党”不一样。西方的“党”是公开代表部分利益的,然后不同的党派竞选,而我们中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传承,我们的党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从“文明型国家角度来讲,过去2000多年大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你一定要套用一党制多党制的话语,那么过去2000年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是一党制,这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间都比欧洲发达得多。

记者:西方谈论一党制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监督制衡?

张维为:共产党名义上是一党制,但其内部的弹性空间比西方政党要大,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整个的政策调整都是在一党制框架内完成的。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理念差距,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理念上的差距,超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理念上的差距。多党民主制意味着监督的说辞,现在看来很难有说服力。

我常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台湾基本是现代化初步完成之后转向美国政治模式的,香港、新加坡没有这样转型。结果在腐败问题上,谁处理的更好?还是香港、新加坡处理的更好,好很多。中国体制下的监督制衡,这两年效果特别显著,说明中国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外,一个好的制度不能只讲制衡,这是保底的,是“下策”,一个好的制度还要能够找到好人,让好人做好事,这是“上策”,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上下策结合”,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从理念到制度,我看已超越西方体制。

记者:现在从中国情况出发,民主是否应该有个新的定义?

张维为:我和西方记者说,如果民主非要界定为“多党制”、“一人一票”,那我就不用“民主”这个概念,而是用良政还是劣政:good governance or bad governance。如果民主的定义是开放的,这也是应该的,那我可以说的东西就有很多,比如协商民主、实质民主。前段时间中国召开的两会,就是协商民主和实质民主的一种表现,认认真真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实质民主是什么?

张维为:实质民主的标志就是good governance,就是最后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能体现多数人的利益。比如说皮尤中心在过去十年里,每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国家发展方向乐观程度超过英国和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记者:西方国家对民众不满十分理直气壮,因为他对掌控社会各个阶层是非常有自信。只要你违反法律,就逐步升级处罚把你压下去,甚至消灭掉。他坚信自己的民主制度非常有效,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国内出现大的群体事件时,又或是诸如“邓玉娇事件”的事。最后不是完全按照中国的已有法律处理的。对此,国外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引起民愤而进行的政治干预,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对自身没有信心、不能更多反映民意的表现,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张维为:西方法律权威性很强,一旦成为法条,哪怕是坏的,也要遵守。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讲情理法,不单要考虑法律,还要考虑情和理。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中国法治超越西方法治的机会。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避免西方已经出现的律师治国导致事实上的社会不公问题,因为律师治国意味着有钱人可以聘用更好的律师。

但邓玉娇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与当时的政府没有担当有关系。这和2011年温州的动车事故类似,我们在动车和高铁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但当时没有自己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有人造谣说给意大利乘客赔偿了一千万欧元,也有人信,对造谣者也不绳之以法。但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十八大之后这种局面已开始扭转,以后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家合法性与西方国家相比,归根到底差别在哪?

张维为:中国合法性概念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是通过选举有了合法性,中国的老百姓哪里能想象党中央不合法?做一个民调,只要说到“中央”两个字,威信就是非常高的。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合法性话语,一个是“民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按照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有问题。那次我和半岛电视台辩论,他谈中国的群体事件危及政权合法性,我说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所影响的人,占中国总人口的5%都不到。中国是超稳定的结构,很有定力,只要上面不乱,经济在发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社会稳定,人民勤劳,经济繁荣,至少70%的人就高兴。

记者:那您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想要用西方人了解的话语系统来表述中国的特殊性。

张维为:不只是这样,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确实在尝试以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中国,但同时我们也提出中国自己的话语,用中国的话语来分析世界、分析西方。我最近的这本书《中国超越》里面就讲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讲三权分立好,但我认为三权分立解决不了更本质的问题。三权分立问题在于三权都是政治领域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这个领域,需要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三种力量的平衡。否则不管你三权如何分立,但外部的资本力量可以左右这三权,国家就要出大问题。

美国20多年来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就是资本力量太强大,强大到想给总统竞选捐多少款都可以。强大到这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赚了大量的钱,但却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等地方去避税,美国自己拿不到。香港现在也是一样,BBC认为香港占中是一个民主运动,我认为不是。根本上是多数百姓的生活20年来没有改善,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力量太大了。少数家族可以控制香港50%GDP

记者:我从飞机场到市区,一路看到的几乎和欧洲、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张维为:我很少用人均GDP这个概念,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均GDP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把中国分为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用我这个分析框架,一个投资者会发现中国光是一个发达板块,人口就和美国一样多。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发达板块的商业机会比整个日本都大。一个瑞士手表商,三年都生产不完中国发达板块需要的数量。

外界说老看不懂中国,一会儿中国是No.1,一会儿中国又是very poor。 中国是两个大的板块,互相之间实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我说要挑战西方的指标系统,不要拿瑞士和中国来比,应该拿瑞士和苏州比,因为人口相当,这样比较就才有感觉。分析中国要更加细化。中国巨大的新兴经济型板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最近我国内走了很多地方,我们的县城比非洲国家首都都繁华了。

记者:真的是这样的。现在BBC的影响也下降了,BBCCNN的人私下也这样说。现在媒体上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伊朗Press TV。伊朗的这个在英国的转播已经被英国人关掉了,因为它太厉害了,太能冲击西方那一套了。英国借口说他们的这报道违反了一系列法制机构条例,而美国从来就不让Press TV播出。

最近英国又要关Russia Today,找借口还警告了好几次了。它是目前唯一的窗口,让西方官员知道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它很有力,英国为什么不关CCTV?不关新华电视?因为他们牙齿可能还不够尖锐。而今日俄罗斯用的全是专业的西方媒体人,而且是有思想的人。那些记者要比BBC强很多,是花大价钱雇来的。不久前,今日俄罗斯的主持人Annisa两下就把CNN的大牌Amanpur反驳的不知所措,恼羞成怒。

就像乌克兰事件,RT的两个记者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普京去搞克里米亚公投。实际上这个小姑娘记者不了解克里米亚是怎么回事,但是RT容忍她,没有因为这个事把她开除了,看重的是她的整个贡献。

最近巴黎枪杀(指查理周刊事件)以后,BBC一个电视记者Tim Willcox在巴黎街头正好采访了犹太人问他这么看这个事,然后这个犹太老太太就说:“这些穆斯林就是十恶不赦,我们一直受他们迫害。”记者就知道老太太是一个有以色列背景的犹太人,就说:“你说的虽然是事实,他们很暴力,但是很多人说,是以色列一直在迫害巴勒斯坦、迫害穆斯林。”就这一句话,犹太团体就给BBC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最后拿这个组织没办法,只好在卫报上写文章道歉。那个记者最后没被开除,但那段时间电视上就没见他出来。

以色列打加沙的时候,几天打死几个男女老幼,有一回英国外交部科长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看着电视骂了一句脏话。旁边另一个健身的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又骂了一句。旁边的人说:“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叫什么?”这哥们也挺激动,他就说自己是来自外交部的某某,然后就被开除了。西方社会并非没有言论禁忌。

 

在世界上,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趋势不会是西方“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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