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市场决定性作用”应当理解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调节社会劳动按比...
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的祸根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蜕变而来的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把经济自由化理论极端化、绝对化,主张实行全面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彻底自由化,认为市场不仅能够自发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够实现社会平等、公平、公正、民主,因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被提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特别是经济军事化,西方国家才得以爬出危机的泥坑。凯恩斯主义解救了经济危机,但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它在增加有效需求的同时,却埋下了滞胀的隐患。于是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学派,受到美英政府的青睐。
自此,新自由主义不再局限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它进一步伸延到对外战略,充当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外经济扩张,推行新殖民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蜕化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脱去了经济学学术的外衣。
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劣迹斑斑,甚至不惜用鲜血来推行教派的政治纲领。它培育了一支效忠华尔街寡头的别动队,被称为“芝加哥弟子”,充当谋士和打手。它扼杀了拉美国家经济起飞的强劲势头,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重新沦为发展中穷国;它曾策动智利军事政变,杀害了民选合法总统,推翻了合法政府;它曾掀起印尼反共反华恶浪,屠杀了大批印尼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
市场教派政治上得势最大的莫过于苏联解体。它把俄罗斯经济推下灾难深渊,短暂的休克时期,给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和损失相当于打两场半卫国战争,恶性通货膨胀竟高达五千多倍,人民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执行多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一纸空文,国家丧失了第二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从超级大国之一沦为世界的二等公民。这场让俄罗斯国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改革,有何绩效可言呢?20年过去了,当初许下的诺言,诸如什么“过上富裕生活”、“优化资源配置”等,不过是诱人上当的谎言。真实的企图只有一个:搞垮苏联,而且置之于死地,决不让它重生。
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将骗术美化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但是,这剂药方虽然暂时消解了“滞胀”病痛,却酿成了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2008年9月,以美国“两房”公司破产为起点,泡沫经济破灭,首先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14万家企业倒闭。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产出。美国家庭净资产缩水36%,危机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积累的财富,人民的生活水平倒退到1992年水平。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危机以来,全球约有5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失业人数超过2亿。发达国家的就业率要到2016年才有可能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危机严重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处境艰难,有媒体称,这个阶层有消失之势。而受害最为深重的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统计,经济衰退使4600万人生活陷入贫困之中,创近52年来的最高记录。列入“极端贫困人口”的人数和比例达到了1975年以来最高水平。有近2100万人每人年收入仅5272美元。
据联合国有关部门2006年12月发布的报告,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全球85%的财富,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1973年为44:1,2000年扩大到227:1。据联合国农粮组织2009年6月的资料,全球饥饿人口己达到10.2亿人。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竭力转嫁危机,加害于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蒙受雪上加霜之灾。危机至今己延续5年,救市对策收效甚微。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开动美元印钞机滥发纸币。此举解救了华尔街寡头,却让世界吞食下垄断寡头酿成的苦果,而且埋下了长期萧条的隐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给人类造成严重灾难的危机。西方各界纷纷质疑、批评政府经济政策,矛头直指华尔街寡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然而,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却一意孤行,公然挑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扬言“不能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怀疑和反对自由市场制度”,中国必须继续朝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他们在“改革”的旗号下,意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把我国推上渐进式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的邪路,沦为超级大国的经济殖民地。
现在,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己经不再局限于理论观点的分歧和争论。在话语权的背后,隐含的是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之争,归根到底,是又一次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争论。
《决定》的论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不能混为一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其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是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不同学派、不同利益群体,对这个问题的诠释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有的出于私利,寻章摘句,任意曲解。我们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解读《决定》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
改革以来,对市场问题自始就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另一种是抄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观。与之相应的,有两种对立的市场化改革观。
分清市场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与差异
要分清市场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与差异,不应以共性即普遍性否定个性即特殊性,也不应将个性混同于共性。
市场作为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久己存在,曾服务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这种交换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可比作是皮与毛的关系。交换的社会属性依存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即作为资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方式,它不能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质和内容。所以,这就决定了市场具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二重属性。
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不正视现实,否认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互相兼容,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迄今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观点,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自身固有的规律。
在人类历史上,市场和市场机制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够与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相兼容。各类社会经济制度,因通行等价交换原则而具有共性;各种商品-市场经济因所有制性质不同,又互相区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中又隐含共性。而市场教派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将它美化为永恒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主张全盘照抄,而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加以否定。
市场教派在诅咒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时,如果对历史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就应当实话实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实行的是,既有主体公有经济又有作为补充的非公有经济,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苏联长期存在着受法律保护的非公有经济:集体农庄庄员家庭副业,每户拥有l公顷宅旁园地,产品可自由种植,自由销售;城市居民每户可分得一块郊区园地,用于建造简易私人别墅,种植瓜果蔬菜;在城市和农村开设集体农庄市场,价格随行就市,这个市场是城乡居民副食品的主要供应者。庄员个人副业收入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曾接近50%(1940年)。这些私人经济对主体经济公有制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从未遭遇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厄运。
丘吉尔曾誓言要“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但他面对现实,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的政绩:“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迈进了富强文明国家行列,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人民实际生活水平超过美欧,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居世界前列。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辉煌成就,苏德战争能以苏联胜利结束吗?按照所谓“优化资源配置”的标准,市场教派的信徒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只要不怀偏见,就不会否认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光的亮点。不走回头路,决不意味着抹黑历史。
“市场决定性作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市场教派的信徒30年来一贯主张,中国改革应走自由化市场经济之路。改革之初,他们认定,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应当学习美国,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最成熟。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中国的市场教徒却逆潮流而动,他们抓住“决定性作用”这根稻草,竭力想把全面深化改革推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必须明确指出,《决定》的论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首先,关于市场作用。《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应当理解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在各部门、各行业、各类产品生产上分配社会劳动(资源),这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必须把激活资源配置和优化资源配置区别开来。活化不等于优化。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于激发生产力诸要素的活力,让它们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优化创造前提。市场教派鼓吹自由竞争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但现实是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衰退、危机造成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优化不是自发的,它要求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要求完善的立法、严格执法,规范市场秩序;要求加强社会诚信和道德建设,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更要求政府规范经济管理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正因为如此,《决定》在谈到“市场决定性作用”时,列举了一系列必要的约束条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和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新体制将为市场激活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的潜能之充分施展,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和体制前提,同时又必须确保这列高速机车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决不让它误入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市场教派想从《决定》中捞根稻草,是枉费心机。
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是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还要在长期实践中继续探索的必然王国。
市场决定,决定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其间不乏智慧的闪光点。
毛泽东同志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后改译为规律,引者注),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商品经济特性,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兼容的。毛泽东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但他又把它称之为“伟大学校”,一所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长期探索的伟大学校。这就是说,价值规律依然是人们尚未完全认识的必然王国。
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古典经济学派把它视为“看不见的手”,推上了神坛,但人们依然走不出这个必然王国。在本轮世界大危机中,面对英国女王“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的责难,那些“大师们”无言以对。
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价值规律的探索之路,更是艰难、曲折。总的趋势是,跟随建设的实践,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步前进,向真理性认识接近。但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在历史长河的每个时点上,人们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真理性,只能逐步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穷尽真理。
这个认识的规律性同样适用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文件提出的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这是对以往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但还必须把这个认识付诸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由实践证明这个认识是否为真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出自人们头脑中的空想,也不是抄自市场教派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推断和构想。经过30多年实践,现在它的基本框架己经初步建立,但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0多年的探索,市场在激活生产力诸要素所潜藏的活力方面发挥了很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非农产业严重过剩,呈现几乎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这个矛盾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市场教派把引发这个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但事实恰好相反,正是泛市场化垒成了压在底层民众肩上的“新三座大山”。底层民众承担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却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上。
重温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的论点,其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应当以敬畏心态对待那个隐藏在市场背后、主宰市场的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认真地研究它,学会在实践中发挥它搞活经济的激励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要认识它,学会利用它谋福祉,既不要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也不应把它视为教义盲目顶礼膜拜;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学会按它的要求来处理各种经济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究竟有何作用,如何调节生产、交换、消费,我们的认识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文献上,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任何一个真理性认识,都要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认识论来说,正视和汲取失误与不成功的经历,比汲取成功经验更难,因而也更需要、更重要。我们讲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客观规律,少一点盲目性,多一点自觉性。通过比较理论和实际,优点和缺点,正确和失误,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可能逐步认识真理。而任何真理性认识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拒绝反思,不承认失误,不重视反面经验和教训,是有害于改革大业的。习近平同志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这一看家本领。这是非常正确的,非常适时的。
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必须学会算账。怎样才能算好账?算哪些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算账不能只打企业小算盘。算账首先必须算好国家的大账,算好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大账。中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必须抓住机遇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决不能长期充当列强的“打工仔”。因此,必须算好全局和局部、长期和短期的账。算账还要讲究精细,比较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更要算自然资源账、生态环境账。
《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究竟“决定”什么?是竞争性企业日常经营,还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还有,由谁来决定,是企业还是政府,或政府与企业联手?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任务。面对西方强国的遏制和挑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较短时间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苏联实现了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须比它做得更好。但是,前提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指导理论优势,有效地把政府、人民群众、企业和市场诸方面力量调动起来、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如果把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战略大目标的实现,完全让位给市场自发调节,那将是一个艰难、痛苦、曲折、危机重重、代价巨大的过程,而且是最终目标无法实现的过程。因为在当今世界,在超级大国主宰全球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期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会宽容身旁卧龙腾飞,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解体己经20年,这20年可以称之为“俄罗斯失去的20年”。俄罗斯之状况,是否可以看作是“市场化万能论”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