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前两年,我曾提出“人民政治”概念。力图将我们国家的政治类型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区别开来。历史证明,“人民政治”不仅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而且是推动中国百年来高歌猛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此,我将进一步讨论何谓“人民”的问题。

人民并非是天然的存在物。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这里从“人民”的历史性建构入手。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人”的

我们的政治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的类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未采用“执政党”来标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中曾经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执政的党”,并未以“执政党”作为标定我党的规范性概念。因为,新中国的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叫做“人民共和国”。执政本身就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民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在中国塑造出“人民”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体,实质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呢?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强调,“人不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都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如果你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看不到人与人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人的变化、发展。撇开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本质上是反对个人主义而体现“人类公共意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在人的理解问题上的重要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之所以强调“人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哲学的必然逻辑要求。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际遇

产生于历史中的重要范畴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产物。随着国家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民族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救国方案接二连三,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新民救国等等都不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专制势力的勾结所造成的“死局”。

1919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面对这样的困局,实现救亡与复兴,就必须善于破局,最为关键的就是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羁绊,建立基于国家主权独立的、能够有效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答题。“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就是这种历史场域的重要产物。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考察“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有助于对问题历史脉络的清晰把握,也有利于对“人民”概念的具体理解。

第一个节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从现有文献看,探索“人民”对民族救亡与复兴意义的思想历程,主要始于“五四运动”时期,标志是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志士仁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式,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遭受列强的根本无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根本就不享有“主体”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突破和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实现国家独立,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政治体,国家才能真正走上救亡、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理解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的条件下,“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那么,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合法性在哪里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的逻辑是民众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即“主权在民”。

民众大联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必将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并不断催生出“我们”、“同类”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等崭新政治意识。所以,民众大联合既是克服强权的手段,也是革新社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个节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不仅使“敌、我、友”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程度,也深化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人民”概念,主要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贫农”在农村社会中的革命地位,强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使用“人民”去概括包括农民,也包括“贫农”,但又远超于农民的概念。他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显然,此处的“人民”清晰的呈现为一个具有多样性构成的,因而属于具有非同质性特征的概念。

第三个节点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人民”上升为中国革命核心范畴的重要时期,主要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3]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4]“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国民,并非都可以等同于“人民”。

借助“人民共和国”概念阐释人民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人民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任何以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其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只有两者的统一,尤其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才是构成人民的本质性内涵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着“人民”是一个可以迁移的概念。一旦人们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出现背离性表现,例如背叛或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视其情节轻重,依法限制甚至褫夺其公民资格与权利。

二是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人民”发展道路。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而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如何使处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变成“人民”,“组织起来”是根本的方式。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劳动,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还可以“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三是形成鲜明的“人民史观”。这一史观最集中最概括的表达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基于人民史观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这说明,人民不仅是政治上体现为国家主权参与者的主体性范畴,也是历史观上的主体性范畴。而“组织起来”是实现这种主体性的中介。

第四个节点是新中国“建政”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家新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七大”过后不久,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也是建政思想的鲜明表达。1948年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直到1949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新政权建立的一系列法定程序,毛泽东主席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特别感叹:“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必须永葆人民的本色。关于政治制度的建构,不论新国家的国体还是政体,都必须是能够阻隔党争不断、政客横行的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为国家复兴提供持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他明确指出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此外,这一时期还明确界定与“人民”相区别的“国民”概念。它主要指完成改造成为“新人”之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随着新政权的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的推进,非人民的“国民”也将不断成为“人民”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还要实现经济上的民族独立,为此,国家必须努力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文化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唯有继续“将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这就是说,建设依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组织人民。

第五个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并努力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固守于社会主义是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以共同利益根本一致为基础的,但人民毕竟是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激化,导致冲突,甚至演变成敌我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何谓“人民”呢?由于“人民”包括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纷纭复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同时,人民与人民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和差异性:“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5]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工作”。而对于人们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矛盾,则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当然,统筹兼顾不是和稀泥。毛泽东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这里充满着对于“人民”的依靠、信任、教育、引导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努力促使矛盾由坏事向好事的转变。以群众闹事为例,闹事本身是坏事,“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实际上,正是由于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新中国形成和创设了许多防范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好办法,例如建立人民调解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努力形成一系列关于防止官僚主义,关于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管理的方式与机制,积累了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丰富经验。毛泽东认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少数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认为,苏联讲“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由此,新中国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实践方式。毛泽东提醒全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都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下,对于人民的内涵,尤其对于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问题的积极探索。

关于“人民”问题的延伸讨论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的总体逻辑。上述关于“人民”出场的重要历史节点的梳理,贯穿其中的逻辑是清晰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建立支持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强有力的人民政权。问题的起点是“民众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人民”的建构,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获取人民的集体力量,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时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最终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人民政治”新形态。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基于阶级分析,把握人民的非同质性特点,把各种具有一定特殊利益追求的人群,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合力的政治局面。所以,这种政治也可以称为“协同合力的人民政治”,凝练和创造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异中求同,以同化异,最终协同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好政治。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人民的生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与在实践中的不断展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正是这种政治的准确诠释。

第二,关于“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区分“公意”跟“众意”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他说:“众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根据这种划分,卢梭总是将“公意”概念置于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实现这种结合的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让渡出自身的某些权力、财产和自由权利。在这里,政治结合的目的,道德上的美德,无不以公共利益的存在与维护为前提。公意的基础即是人们之间的公共利益。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公开谴责资产阶级对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推崇。他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所维护的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

肩负着国家救亡与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仅高举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旗帜,而且明确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意”作为政治号召。193581日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主张,也明确指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执持公意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公意”是人民的“公意”,本质上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的立场。没有这一基本立场的确立,民众大联合就会缺失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会变成拉帮结派的幌子。所以,执着于“公意”,也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民”概念的重要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并不排除“众意”。“众意”是卢梭理论中表达与“公意”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如何合理安置“众意”,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根据和要求。罔顾公意,社会必定陷于纷争而分崩离析,甚至一盘散沙。尤其在国际列强侵略和包围的情况下,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成长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体”的,甚至只能落入充当国际列强发展其文化和文明的“肥料”的尴尬境地。但缺乏对于“众意”所体现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理解人民具有“非同质性”的特点,也会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人民中不同群体的当下的、特殊的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不论在民族救亡还是国家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坚持“公意”与“众意”的对立统一,把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人民日常生活和利益的差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1. 坚持人民主体性与反对“民粹主义”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性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的干扰。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的结合与形成基础在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利益则具有不可抹杀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必定反映在不同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倾向上,形成全社会意识构成与行为取向的复杂性。如果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和社会性行动的选择,忽视这种复杂性,简单化地以一时的多数票决为依据,而失落了对于人民群众公共的根本的利益的应有考量,实际上就是在“公意”与“众意”的问题上,失去应有的平衡,那么将会导致后续相关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认真地反对和克服“民粹主义”的基本根据。

    在中国,有效克服“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来自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光明磊落地宣布没有任何不同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并以“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确保它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在同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经常性整风活动,不断荡涤自身的社会污垢,增强自身的自洁能力,以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为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与决策的干扰设置了制度性防护栏。可以说,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防止“民粹主义”两者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新型政治类型的重要优势所在。

    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于人民的不断教育以及人的不断改造。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都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因此,在实践论的视界里,根本不存在着不需要改造的人。在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需要改造,农民阶级需要改造,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人民的不断进步和“新人”的不断产生。

    (编辑   季节)



本文根据作者在725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稿摘要编辑,作者审读增订。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 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19572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与指标体系

“十四五”规划本质就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开局规划。规划纲要提出了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关键是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指标,全面完成重大战略任务。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你能否进一步谈谈如何设置衡量共同富裕的具体量化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

胡鞍钢: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坚持五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体现中央《建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把量化指标划分为五类指标,包括生产力指标、发展机会指标、收入差距指标、发展保障指标和人民福利指标,全面、科学、定量评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二是根据数据的可获性选取评估指标。三是利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体现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民生福祉指标),在此基础上预测2030年、2035年趋势性量化指标。四是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在重要领域设置最具代表性指标。五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如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标(HDI)、基尼系数等,便于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能够进行年度监测、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使之具有可行性、连续性以及必要的调整余地。

1、生产力指标。

1GDP增长。该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未来15年,我国GDP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实际增速将在5%左右,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特点。这一增速高于除中国之外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速2%左右,仍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可视为增长底线指标。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GDP将从2020年的101.6万亿元达到210万亿元以上,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4%提高至27%左右,经济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期我国人均GDP将从20207.2万元上升至2035年的14.6万元的高收入水平(2025年之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辛勤劳动,全体人民实现富裕主要靠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而劳动收入增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这源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迅速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以及非农业、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升级。《纲要》要求“十四五”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2020-203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5%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以上。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总数已达高峰(2017年)并呈缓慢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将进一步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50%以上,二是继续提高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0年占55.7%),这会大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3)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里的受教育年限是指学历教育(含成人学历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的年数。该指标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持续提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增至2020年的10.8年,预计到2025年提高到11.3年,2035年将达到12.3年,年均增速为0.9%,略高于2018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12.0)。按全国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积)计算,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大人力资源之国,年均人力资本增速为0.7%,在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红利持续上升,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在全世界居于前列,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相当于印度的1.63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9年高达68.6%,大大高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22.3%),也高于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67.9%)。

4)人才资源。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2亿人,占就业总数的比重从15.8%提高至29.3%。其中专业技术人才7840万人,占比为35.6%,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09万人年。到2035年,人才总量将超过3.2亿人,至少增加1亿人以上,占就业总数比重45%以上,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占一半以上,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再翻一番以上,突破1000万人年。我国人才规模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更加凸显,将有力助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2、发展机会指标。

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加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9.02亿人,占世界城镇总人口的20.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已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56.15%),但还明显低于OECD国家城镇化率(81.5%),仍有发展的巨大空间。预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近70%(城镇人口超过10亿),到2035年达到78%-80%,接近OECD国家城镇化率,届时我国城镇总人口将超过11.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300万人。同时需要加快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称城镇化的“新两化”)。与此同时,农村总人口将从5.1亿人减少至3亿人左右,即用15年再向城镇转移2亿人左右的农村人口。这“一加一减”将明显增加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明显减少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以下,2020年价格),也有助于持续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从2020年的1.97倍减至1.50倍左右),基本实现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建议不再采用非户籍人口的提法,可统称为“新市民”,这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城镇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之差,这是反映经济增长所创造就业岗位的发展性指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6564万人,超过5000万人的预期目标。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和新增就业岗位。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规模之大、压力之重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人口可能再增加1.5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中央提出新时代就业工作总目标是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确保劳动报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持续增长。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居世界首位,这是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来源。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数的26.7%,其中高技能人才为5800万人。“十四五”时期,将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大军。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3、收入分配指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劳分配仍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预计2021-203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实现翻一番,年均增速5%左右。健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机制。

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阶段,从2020年的2.56倍开始下降,力争到2035年降至2.0倍以内。这是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

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虽已进入下降期,相对于2008年的高点水平(0.491)仅下降0.026。如果2035年力争实现下降至0.4以下,就意味着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大大加强。

此外,还可以设置若干监测指标,如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2019年为52.2%)、最低收入的5%居民(约7000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及结构(恩格尔系数)监测。

4、发展保障指标。

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在全国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2085.2%(已超过OECD国家201979.8%的水平)提高至2025年的90%以上。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目标,203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95%,体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已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2020年为91.2%2025年将达92%以上,2035年提高至97%以上。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2035年全国实现12年义务教育。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在校生超过4000万人,在学总规模达到4183万人,仍处在加速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的阶段。《纲要》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25年达到60%2035年达到65%的预期目标。我们预计,2025年将提前实现65%的预期目标。预计我国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将从2020年的2.18亿上升至3.2亿以上,人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资源的作用更加凸显。

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1%,预计2025年可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覆盖人数超过10亿人,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这是病有所医的重要保障。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131万人,参保率稳定在2020年的95%以上,预计到2025年可达到98%以上,到2030年可全覆盖。

6)全国及城乡妇幼健康指标。我国城乡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及健康水平走向趋同,并率先达到OECD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5.4‰,低于OECD国家的5.9‰(2019年数据),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5‰,接近OECD7.0‰(2019年数据),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6.9/10万,也低于OECD国家18/10万(2017年数据)。

7)婴幼儿入托率。要有效解决我国城乡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短缺的突出性问题,实现“幼有所育”的民生目标。202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1.8个,全国托位总数仅有254万个。“十四五”规划首次采用该指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国托位总数达到640万个左右,相当于2020年的2.5倍以上。

8)人均预期寿命。该指标综合体现了医疗卫生、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合成指标之一。《纲要》提出:到2030年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5岁(比目前提高1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达到79岁,2035年将达到79.5岁,接近于OECD国家水平(2019年为80.9岁)。

9)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总床位数的比例。《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这一比例由2019年的40%左右,到2022年达到50%2035年达到80%的目标。

5、人民福利指标。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我国总人口已进入高峰平台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以实现与GDP增长同步,到203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一番,从2020年的3.22万元达到6.44万元以上,按三口之家年收入从9.66万元达到19.31万元,达到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户均年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①] 将成为世界超大规模中等收入人口社会,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标志。其中占总户数20%的低收入户成为国家和社会帮扶的重点人群,形成41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或三次分配新格局。集中80%的人口帮扶20%的重点人群,可以设计国家或地区基本收入直接转移支付标准(约占GDP2%),直接补贴20%重点人群(不足3亿人),主要是农村低收入人群,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弱有所扶”的制度优势。

2)居民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与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可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快速下降与趋同,从绝对贫困(60%以上)到温饱(50%以上)、到小康(40%以上)、再到富裕(30%以上),将进入更富裕(小于30%)阶段,分别从2019年的27.6%30.0%2025年的25.5%27.9%,到2035年同步下降至21%23%。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2018年的39.0平方米、47.3平方米提高至50-55平方米,相当于中等发达型生活水平,充分体现“高品质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趋同,反映了他们之间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3)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标是联合国倡导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人均总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2011国际元)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2019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61,位居世界189个国家中的第85位。到2035年,预计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提高至0.850,排在世界前40位。这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发展总值(指人类发展指数与总人口之乘积)从2019年的10.73亿人HDI上升至2035年的12.26亿人HDI,累计增长14.3%,年均增长率为0.8%。为此,本文特别建议采用人类发展指标作为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指标,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中国案例、中国经验。

2020年,除西藏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外,全国各地区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占总人口的75.7%,其余地区均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2035年,我国各地区将全部进入极高人类发展组。这是实现全体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国际标志之一。

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

问:确保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有基本制度的保障。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

胡鞍钢:首先,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为国家建设、国家税收财政、人民生活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各种发展差距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坚持壮大国有经济,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经过70多年的持续积累,到2020年全国国有资产达到635.2万亿元,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资源基础。

根据国资委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央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户数占比超过70%,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总资产的67%、营业收入的65%、利润的86%都来自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有效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事实上,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效率目标,还承担着国家赋予的社会目标,如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和谐等。他们充分发挥了国有经济的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国际竞争优势、防范重大风险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半壁江山”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走向 “共富”道路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辅相成、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特别是提高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至少应达到50%以上。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缩小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差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完善再分配机制。第二次分配是健全国家(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职能,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比例。建立和完善个人或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和监管,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特别是规范资本性所得税征收,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列出负面清单,规范各类资本。加快社会保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覆盖全民。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倡导自觉自愿的济贫救困。

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到目前已经突破1.5亿户,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突破1亿户,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19925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4052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从26.0%提高至52.3%,相当于每年平均提高3.8个百分点,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到2035年,我国市场主体总数将达到2.5亿户,既是创造各类就业的主体,也是创造各种财富的经济主体,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体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问:实现农村现代化,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怎样统筹推进?

胡鞍钢: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模式”。目前,农业现代化既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电商化的“四化”带动并实现农业跨越式的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一二三产业相融合,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加快农业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建设。202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提高到75%2035年则提高到8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将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生产率、产品附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

随着农村现代化达到新水平。农村人居环境将明显改善,特别是乡村水、电、路、气、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物流等,其规划、标准、建设、管护及服务基本达到本地城镇现代化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基本实现“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到203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由目前4.4万元/人提高至9万元/人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万元提高至3.5万元以上。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力支持农村党组织带领农民兴办各种合作社,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混合经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集体与农民股东化,多渠道增加农民各类财产性(房产、农地林地、农机、金融资产等)收入,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包括提供乡村公益性岗位,增加劳务收入。

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式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距离。乡村振兴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

胡鞍钢: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社会需求。

首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加大吸纳新市民规模,2020年全国城镇占总人口比重为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仍有2.61亿农村户籍待转移人口和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城镇常住人口将从2020年的9亿扩大至11.6亿人。根据“十四五”规划,要优先落实两大落户政策:全部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300-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落实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到2030年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大城市、超大城市基本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加快农业户籍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民。

其次,加快外来人口新市民化。建议不再使用非户籍外来人口的谓称,将在城市稳定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工)、新就业大专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称为“新市民”,使“新市民”均能享受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吸纳本地农村人口、小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

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政府将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未来如何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

胡鞍钢: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投资于人民,以相对低的成本、相对高的质量,不断提高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将进一步明确2030年、2035年的主要公共服务目标,由此细化国家基本标准及动态调整。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不断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GDP的比重,第一步要达到22%,并进一步提高至25%左右,这才能基本满足14亿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这包括服务人口规模、重点人群、重点地区,以及主要民生指标的改善,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健康、教育、文化及困难人员(如低收入、残疾人)等。特别是优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保障和便利老年人口养老金的发放。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战略目标。如何健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胡鞍钢:我国需要再用三个五年规划,建立与基本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到203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建成,实现公共服务全人口覆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是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全民健身、优抚安置、残疾服务等,为人民群众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积极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一是准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幼儿园、职业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社会办医、重点群体托养服务、保障性住房等,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市场机制,提供由政府定价、政府多项措施予以支持的社会公共服务。二是经营性公共服务,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

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

问: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中国减贫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新的可参考途径和重要借鉴?

胡鞍钢:中国全面建成世界最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改变上百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人口格局。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道路,将促进全球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特别是加速南北国家发展趋同,为人类开辟十几亿人口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新道路。

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和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首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世界强国的人民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其次,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又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同时,共同富裕与建成强国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继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总之,中国已经大踏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这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重塑世界、成就世界、贡献世界。

(编辑  季节)



* 本文由《经济导刊》首席编辑季节专访撰文。

[①]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里长征。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2021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程,在这一阶段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是否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

胡鞍钢:2021年,我国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民的小康社会目标后,进入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阶段,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他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21年,我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这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在高收入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建成世界最大中等发达城镇化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中不断缩小差距;国家财政实力和分配能力大幅度提高,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全民覆盖、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实施十三个五年规划,初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面临诸多重大挑战。这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等。但是发展能力大于发展困境,机遇大于挑战,办法多于困难。

问:“十四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在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上体现共同富裕的规划,它是通过哪些指标与“十三五”规划进行有机衔接?又前瞻性地体现了2035年主要指标发展趋势?

胡鞍钢:国家的“十四五”规划(第一个共同富裕规划),提出并设计了五大发展目标与量化指标体系。这包括:生产力指标(4项)、发展机会指标(3项)、收入分配指标(3项)、发展保障指标(9项)、人民福利指标(3项)。体现出分步骤全面绘制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宏伟蓝图,全面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现在到2035年,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诸多艰巨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社会优势、生态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式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全体人口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大力促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重点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全面振兴发展;重点帮扶低收入特殊困难人群(2-3亿人)等。

举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要制定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

问: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核心任务之一,这是否标志着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胡鞍钢:是的。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1]

20218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共同富裕”成为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目标,将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性标志。

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您能否简要介绍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胡鞍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构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要求。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残酷的。今天,贫富差距仍旧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痼疾,也是其产生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因之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控制贫富差距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受生产关系影响,而公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结果受生产关系影响,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因而收入分配制度也同样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原则并存的分配方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未来新社会的显著特征”。[3]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极大挑战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只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阶段性目标和开辟可实现的新路径。

第二,如何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和主线,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追求目标。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制约因素和具体条件,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政策体系和社会实践。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照顾四面八方,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4] 新中国要根本改变旧中国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的局面。我们党领导发动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5] 如毛泽东所言“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6] 土地改革首次让近五亿农民告别了长期以来极度饥寒贫困的局面。毛泽东进一步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共同富裕。1953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7] 其目的是引导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而走向共同富裕。

 195510月,毛泽东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并与实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主要途径。毛泽东为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了各种社会试验。

第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首次提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指出,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做出三大理论贡献。第一,他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第二,他提出了“先富论”,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发展阶段,对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现实意义,更具可行性、创新性。第三,他提出了“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对于出现两极分化高度警惕。他严肃告诫: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 他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9]

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988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0] 这就为1999年江泽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1]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基本任务:如何在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1993916日,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2]“先富论”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突破“贫困陷阱”,而“共富论”不仅要解决持续发展问题,更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先富论”成为主导发展方针,旨在突破“贫困陷阱”,实现从温饱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1997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13] 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010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14]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15] 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他还特别提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16]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工作要求[17],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18]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必然从“先富论”走向“共富论”。

第四,开启共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作出新阐释,对共同富裕战略作出新部署。

20121115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成为开启中国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

2015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 他还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个坚持”中,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2]。这些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明确要求。

2021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8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完整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和实施路线图。他明确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是有时代特征的。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必须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在目前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因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四个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23] 这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务实主义路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因此,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具体表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坚守创新的共同富裕理论与社会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21世纪全球性现代化大趋势的“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这包括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共同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创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财富;二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共同建设、共同互助、共同富裕;三是全体人民和谐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十分突出,因此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极其恢宏的大目标,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一拖再拖,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需要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质变为巨变,稳步扎实推进。

首先要遏制住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其次要促进相对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最终要不断缩小绝对收入差距。

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目标,即“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长期目标,即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长远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编辑  季节)

 



* 本文由《经济导刊》首席编辑季节专访撰文。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

[2]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1015日,《求是》第20期,第4页。

[3]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10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1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1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585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第22-23页。

[14]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80页。

[1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1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页。

[17]《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8页。

[18]《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7642643页。

[19]《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4626642页。

[2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4-775页。

[21] 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掣画》,《求是》2021年第20期,11页。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10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7页。

[23]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8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第4-6页。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发生改变,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各个国家开始加强对“安全”的考量,更多地强调自主可控,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从中长期看,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将提速,未来部分产业将考虑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本土化区域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形成。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关键产业链,有能力的国家将在自身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同时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在全球多个地区生产同样的零部件;一些国家将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等比较优势,将使东亚产业链发展得更为紧密。

科技革命催化产业分工格局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这直接催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带来了产业思维模式的改变,催发了新需求的产生,推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发生变化。

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凸显。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价值创造的活动中、渗透到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无形资产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服务的范畴。特别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公司乃至国家更好参与全球贸易、更好在全球价值链上抢占优势地位,愈发重要。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因此,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储蓄行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和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

(蔡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6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

从投资目的地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增长。一季度,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2亿美元,同比增长5.2%。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13.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77.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9.4%12.4%

从具体领域来看,流向制造、信息传输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流向制造业的投资38.4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流向信息传输业1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9%

从投资主体来看,地方企业对外投资有所增长。一季度,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0.3亿美元,同比增长9.9%。东、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同比增长分别达到7.2%45.6%6.3%

数据还显示,对外承包工程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一季度,我国企业承揽的境外基础设施类工程新签合同额41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4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77%81.6%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系统研制”日前通过验收及成果鉴定,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研制液氦温度(零下269摄氏度)千瓦级和超流氦温度(零下271摄氏度)百瓦级大型低温制冷装备的能力。项目成果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高稳定性离心式冷压缩机技术和兆瓦级氦气喷油式螺杆压缩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装备的研制成功,不仅可以满足大科学工程、航天工程、氦资源开发等国家战略高技术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可以促进相关领域先进技术的发展。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近日表示,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财政部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一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二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十四五”期间,财政部将统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剂行为,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此外,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为惠企利民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财力支持。同时,强化财会监督,健全财会监督体系,有效发挥财政部各地监管局作用,强化政策落实跟踪问效。


4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下一步要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

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稽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虚假住院、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


4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为阻碍其他竞争性平台发展、获取不当竞争优势,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限定商家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182.28亿元罚款。此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有利于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环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损害了消费者权益。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也强调“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得到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此次监管部门处罚阿里巴巴集团,对企业发展是一次规范扶正,对行业环境是一次清理净化,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一次有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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