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发生改变,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各个国家开始加强对“安全”的考量,更多地强调自主可控,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从中长期看,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将提速,未来部分产业将考虑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本土化区域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形成。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关键产业链,有能力的国家将在自身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同时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在全球多个地区生产同样的零部件;一些国家将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等比较优势,将使东亚产业链发展得更为紧密。

科技革命催化产业分工格局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这直接催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带来了产业思维模式的改变,催发了新需求的产生,推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发生变化。

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凸显。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价值创造的活动中、渗透到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无形资产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服务的范畴。特别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公司乃至国家更好参与全球贸易、更好在全球价值链上抢占优势地位,愈发重要。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因此,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储蓄行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和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

(蔡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6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

从投资目的地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增长。一季度,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2亿美元,同比增长5.2%。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13.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77.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9.4%12.4%

从具体领域来看,流向制造、信息传输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流向制造业的投资38.4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流向信息传输业1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9%

从投资主体来看,地方企业对外投资有所增长。一季度,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0.3亿美元,同比增长9.9%。东、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同比增长分别达到7.2%45.6%6.3%

数据还显示,对外承包工程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一季度,我国企业承揽的境外基础设施类工程新签合同额41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4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77%81.6%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系统研制”日前通过验收及成果鉴定,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研制液氦温度(零下269摄氏度)千瓦级和超流氦温度(零下271摄氏度)百瓦级大型低温制冷装备的能力。项目成果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高稳定性离心式冷压缩机技术和兆瓦级氦气喷油式螺杆压缩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装备的研制成功,不仅可以满足大科学工程、航天工程、氦资源开发等国家战略高技术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可以促进相关领域先进技术的发展。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近日表示,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财政部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一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二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十四五”期间,财政部将统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剂行为,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此外,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为惠企利民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财力支持。同时,强化财会监督,健全财会监督体系,有效发挥财政部各地监管局作用,强化政策落实跟踪问效。


4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下一步要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

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稽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虚假住院、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


4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为阻碍其他竞争性平台发展、获取不当竞争优势,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限定商家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182.28亿元罚款。此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有利于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环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损害了消费者权益。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也强调“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得到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此次监管部门处罚阿里巴巴集团,对企业发展是一次规范扶正,对行业环境是一次清理净化,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一次有力维护。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

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一季度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从两年平均增速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2%。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7万人,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任务的27%

消费恢复态势明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长4.2%。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0.4%,两年平均增长4.8%,商品零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明显。

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基础有条件。从供给质量看,产业结构转型持续推进,产能利用率在不断提高。服务业稳步恢复,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8.3%,高于第二产业21.1个百分点;从市场主体活力看,今年宏观政策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3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期指数、非制造业企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都在60%左右。


 

今年24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发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渲染中国在经济、人权等领域所谓的“咄咄逼人”行动,扬言美国将与中国正面交锋。国际舆论上,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反华政客持续歪曲事实,抹黑和贬低中国,煽动对华偏见和仇恨。如何应对当下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力,努力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和主动权,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国际交往体验与当下舆论应对之我见”为题,邀请专家学者共商对策。

西方政客、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攻击正在左右国际舆论导向(二级标题)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媒体围绕新冠疫情、新疆、香港等问题,抛出所谓“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经济掠夺论”,散布“中国威胁”,持续刊发造谣、攻击、抹黑中国的报道,左右了国际舆论,形成新的反华合唱。中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包围中。

有专家认为,目前西方舆论环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看不懂中国。他们承认中国发展很成功,但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成功,对中国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何种影响感到恐慌,形成了对“崛起中国”的恐惧心理,认为这个巨人会挑战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心存忧虑,很不平衡,对中国的不断超越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2020年,特朗普出于竞选需要和美国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不断向公众散布反华、仇华的言论。美国民众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主要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在媒体影响下,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民意调查中,已经有超七成美国人对中国表示反感。

美国实际上主导了西方对中国话语的定义和限定。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用意识形态来定位的,是用政治把国民绑定在一起的。不论对内对外,美国政客和媒体一直以反共作为政治号召,更以此挑动对中国的恐惧。现在,西方的右派渲染“共产主义中国”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左派受媒体恶意宣传的影响,也认为中国是搞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以为我们搞“种族灭绝”。来自西方两边的误解所表现的,是骨子里不喜欢我们。

不能低估冷战意识形态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明确持批评西方制度文化立场的学者,比如丹·席勒,虽然鲜明批判美国的信息资本主义,但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欧洲新左翼或者是自由派里一些进步人士对西方社会的问题批评很深刻,但围绕中国的言论,也基本上沿用西方媒体的主流话语。西方学术界普遍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左翼学者里面有不少持反美立场,但他们也拿新疆说事,说我们在新疆“压迫妇女”。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长期舆论影响的结果。

关于中日关系。两国经历了“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近年经过双方努力,进入了“政凉经温民冷”阶段。当前中日之间因存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经贸摩擦问题等,两国关系基础不牢,仍很脆弱。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是一个敏感问题。

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西方国家不愿接受的。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新崛起的大国是“国强必霸”,这是不少国家内心的担忧。中国多次在国际上表态,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庄严承诺“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但如何消除外部世界的疑虑,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美国这届总统选举,在争取民意的时候以反华为基础,特朗普、拜登两个候选人在反华的调门上比高低、竞跑,精英层也采取明确的对华遏制的态度。现在认识美国有一个词叫“反智”,就是完全没有理性,对现实的很多东西都是歪曲的,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思维。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是一场新舆论战(二级标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政客的鼓动引导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已经超出了他们倡导的新闻主义原则。他们操纵媒体,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南海、贸易战、科技战等方面,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炮制提供的虚假情况和反中观点,左右舆论、影响公众,制造新的舆论战。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战,是一种新型的舆论战形态。我们是在对手建立的平台上进行舆论战,规则是对手制定的,对手的平台管理可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兴起了AI等新舆论战。在攻击中国的负面舆情中,“关键词”或“唤醒符号”大量存在,并有一套程式化的体系。他们通过新舆论战,将这些话题逐渐固化在受众头脑里,强化人们接受“邪恶中国”一类核心符号。他们的攻击都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所谓“新疆的集中营”是针对欧洲的受众,因为那里对二战时犹太集中营印象深刻;在非洲等地诋毁“一带一路”用的是“债务陷阱”这个关键词,目的是遏制“一带一路”的正面影响力。

设置“关键词”,是舆论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置了这一套,冷战时叫“战略传播”,开始放在美国国务院,后来在国安委,专门有一批人设计针对苏联的关键词,炮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舆论战。目前我们的反驳一般只是说事,甚至是辩解性的,比较被动。

CGTN英语主播刘欣讲述了她多次和西方媒体直接交锋的体会: CGTN被西方人打上“和中国官方有联系的媒体”的标签,在海外推广难度很大。今年116日,刘欣在自己的推特主页发了两条和辉瑞疫苗有关的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也转发了。谁料BBCCNNAP、路透社都跳了起来,说刘欣进行挑衅、传播假消息等等,《爱尔兰日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报也纷纷转载,使其“粉丝”数不断下降。刘欣在推特发声明回应说,自己发的关于辉瑞疫苗的消息都是转发;《纽约时报》等污蔑中国,需要证据吗?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海外社交媒体环境,没有什么岁月静好,经常是唇枪舌剑,甚至血雨腥风。

最近几年,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舆论中,中国的形象在往下走,对此现象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一些国家因疫情防控陷入困境,想用发泄和“甩锅”转移公众视线,发展中国家也受到西方媒体甚至美英情报机构的影响。第二,欧洲一向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的很多精英把中国塑造成“他者”,目的是加强欧盟内部的整合;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平时就靠打意识形态牌来提高国际能见度。第三,印度有区域霸权野心,它和中国有地缘政治的矛盾冲突,而且自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虽然搞砸与中国的关系违背本国的经济利益,但短期之内还很难扭转。去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中国谣言的中心。第四,美国是“发动机”。要捍卫霸权与国际主导地位,与中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正在日益凸显,其中一股力量是金融数据资本,另一股是它的产业资本,因为中国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对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金融数据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非常强,数据越来越敏感,和情报机构结合得非常紧密,具有非常强的在地化色彩。他们的打法很灵活,有时是游击战,试探你的弱点并不断转换侵扰话题,同时形成围剿之势。

专家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心理抗拒。对西方的一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0年来没有过的变局,他们心理不平衡,要充分估计到心理因素的作用。

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融通中外的新表述(二级标题)

拥有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传播中争取话语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接各国的地气,着力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生动精彩。

西方认识、承认中国的崛起需要时间(三级标题)

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不要急于或过于希望西方人接受我们。西方认可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从历史走过来的人类,到现在互相的认可程度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大家形成一致不那么容易实现。所以说和而不同也好,或者是多边主义的基础也好,都需要人们对这个现实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时间。

如果从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速度看,我国已经并将继续快速拉大与多数国家的差距,这必将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引起变化。

不仅美国官方在多个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和竞争对手,欧盟在其对华文件中,也首次将中国列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的对手。这个变化不仅局限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普遍对中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明显的抵抗、贬低、抹煞的倾向,因为中国的实力已强大到他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让他们感到忌惮,但还没有形成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力量对比。所以要解决国际舆论场上攻击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靠我们的修辞,而是靠自己的发展。时势比人强,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三级标题)

巩固我们的政治基础,实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和谐安定,对外坚持开放,扎实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抗疫合作等等,这样中国的软硬实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就会上升,国际舆论就会逐渐变化,朋友就会越聚越多。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看着中国扛住了美国的打压,抗疫、经济复工复产双成功,世界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去年中国外贸投资、吸引外资双双逆势增长,有文章说这是史诗级的“做多”中国;多国领导人带头使用中国疫苗,多国争购中国疫苗。

外宣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继续精耕细作,上档次、上台阶,着眼点应该应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国家,这需要恰如其分的讲述,不宜夸大。

以开放的心态,发动社会和群众力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三级标题)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场,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鼓励多出好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好主流媒体的作用,媒体平台应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对外工作很好地衔接,为后者提供好服务。二是要鼓励和支持广大“草根”群众,像李子柒、蔡叶昭那样的青年人运用自媒体,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外界展现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娱乐的种种场景,展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奋发上进的精神。在舆论交锋中,一定要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真实的东西外国人是会感受到的,不要有过多的条条框框,中华民族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要实话实说,创造性地讲好老百姓的故事。

专家指出,在网络治理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分散性。近些年,我们在国内互联网舆论方面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广大的90后、00后青年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又能熟练掌握互联网舆论工具,展现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要相信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介入对西方的舆论斗争;要培养更多的海外“自干五”和“网红”,自下而上地产生议题、引领议题,在西方舆论空间逐步形成动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多元化的西方舆论界吸引我们的受众。

所以,在国际交流中应重视非官方主体,重视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更加关注非欧美舆论场,要相信青年人具有无限创造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教授说,在海南博鳌文创论坛上有一位95后媒体人发言,他说,我们这代人很少谈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他为什么?他用一张PPT打了6个字“祖国生而伟大”。所以,我们要相信青年、帮助青年,这样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会越来越好。

在对外传播中,除了国内的官媒外,还有我们在海外的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抖音海外版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除了正规媒体平台之外,还需要有偏师,我们高校的学者跟国外联系比较多,具有民间外交的方便条件。比如说邀请国外学者访学,建立稳定的联系,及时传递声音等等。海外媒体上民间的力量更加重要,这几年国内舆论风气的扭转,与国内民间舆论的“正能量”有很大的关系。在国际舆论界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光靠正面宣传还很不够,因为敌对势力始终揪住中国的负面信息不放,关键是怎么解释化解那些“负面形象”。

对外宣传要提高协调性,提升精细化,扩大视野(三级标题)

目前西方也存在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对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我们的国际交往一定要强调多边主义和多元文化,越是多元,越有利于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要讲究一国一策,一个群体一策,不能一股脑用一种方式去做。要做好国别研究和各个民族的历史研究,要开放包容,不能认为只有说中国好话的才可交往,其实他不讲中国的坏话,就是成功。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讲好人类世界的共同故事。

在对外交往与传播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场面上和公务上的交往,真正能够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入脑入心的交流还要加大力度。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字直译,真正做到得其义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技术短板。

作为学者,从学术角度发言、交流是能够说服一些人的。从长远来看,西方对华基本态度是受学术界影响的,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西方的学者擅长做理论上的阐释,我们和他们的交流,要作为严肃的学术命题来展开,需要很坚实的理论支撑,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话题,这个工作还需要加强。

(编辑  尚鸣)



* 本综述由《经济导刊》编委张桐、尚鸣整理。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风险控制

近期某些大型科技金融公司涉及的不规范操作和金融风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金融业态的深刻变化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和金融的结合带来新业态、新模式等巨大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比如银行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信贷审批等等。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目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既要支持其健康发展、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能使其正常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和监管问题

互联网金融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其特有的风险,两类风险叠加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防止其以种种形式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也是监管底线。

1.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数据确权、数据流动监控等,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软件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使用者和监管人员一般看不懂,风控模型难免有漏洞。如果对模型缺乏严格的测试、审计、定期修正,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不易保证,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风险防范难度大。敏感数据往往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网络攻击。

2.我国金融的数字化应用(移动支付、线上借贷、互联网报销等)已走在世界前列,但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还要完善。

3.一些大型金融科技集团暴露出的问题,首先是混业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例如同时开展金融、类金融、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非金融业务,其中有些业务不能兼容(如金融基础设施和存贷款业务,支付业务和购买金融产品业务),有些业务之间必须有防火墙,否则容易形成风险传递和利益输送;有些业务存在利益冲突或交叉经营,如既有征信业务又办理信贷业务,电商平台和信贷支付业务高度融合等,按金融业国际惯例是不允许的。

其次是数据垄断和市场垄断。他们凭借业务优势掌握了大量数据,同时还掌握了市场资源,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已形成市场垄断和数字垄断地位,使维护市场公平的传统监管举措开始失效,形成赢者通吃,其影响力日益超出业务范围、超出经济领域,比如一个企业可以投资掌握几十家媒体。我们要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李克穆)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业内资深人士指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就有业内人士呼吁: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需要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外部监管和行业自律。支持创新不等于可以放纵违规行为,这和国家精神是一致的。金融创新不能规避监管,不能盲目扩张,要加强风险评估,非金融企业不得从事法定金融业务。对野蛮生长的金融集团、违法违规集资行为及其潜在的金融风险,要给以高度关注。既要鼓励企业发展和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又要加以严格规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市场活力与加强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监管力度和尺度。有效的监管可以对问题企业加以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这就要求金融业务监管者有很高的素质,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李克穆)

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一要做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以及金融监管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二是推进互联网金融与网络的协同监管,三是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金融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需要大幅提高。尽可能消除随新业态的发展而产生的监管真空。

监管部门应将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看作是关系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需要进入它的后台,深入研究了解其系统的技术细节,包括逻辑结构、漏洞及技术保障情况。把潜在问题消除在风险发生之前,不能停留在“行为监管”阶段。一个P2P就搞出了8000多亿的坏账。若监管不到位,对小股东、对公众会造成持久的软伤害。不充分分析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背景,就会出现监管不到位:要么监管过度,不该砍掉的砍掉了;要么是一无所知,产生巨大的风险。包括银行、证券和其他金融行业,很多新的监管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钮文新,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数字经济带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同时也成就了很多富翁。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代金融模式下,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或生产资料,它的所有权是谁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数据资产是属于数据的行为者(来源方)、交易者,还是属于平台或其他什么人?

数据的归属,还涉及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比如个人的脸部信息不得被滥用等。

我们要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等基本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个制度和规范应该怎样建立?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有没有冲突,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数字经济和金融数字化的时候,要关注到数字化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对上层建筑的影响。这是我们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维护数据的公共性和个人数据权利,防止数据垄断

大数据资源已经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大数据可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10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类数据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超市酒店、房地产和物业、航空铁路物流、企业、学校、医院,各自拥有大量数据资源(既有公共数据也有个人数据),构成它们的竞争优势。但对社会而言,这种数据垄断将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并侵犯个人隐私。

我国现有法律(民法准则、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关于公共/个人数据的界定、归属、管理、商业利用等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新出台的法规要有落实的过程,在这一领域的监管严格程度,目前比起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例如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2018.5)规定,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保护范围涵盖与自然人直接间接相关的所有数据(包括敏感数据),及数据的收集、系统化、存储、使用、披露、提供、汇集等任何行为。处理的原则包括隐私默认(收集数据须得到所有者同意)、数据最小化(不得无故用于他途)、数据遗忘权。

我国有关立法和执法,要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协调社会利益和微观动力。目前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和原则。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可行技术路径和解决方案,以实现促进数字社会发展,同时保护好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万物互联时代的安全性:摆脱数字技术依赖

2019年,我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70亿。在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都趋近于零,不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例如重大公益设施乃至个人智能家居、汽车,都可能遭到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安全挑战。我们要从系统安全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又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1/3,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技术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高德Gartner认为,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导致技术依赖风险。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在核心设备、高端芯片、高端软件(如操作系统、企业管理软件、实时操作系统等)方面,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补齐短板,实现核心硬件和核心软件技术的自主自立。(李礼辉)

债券市场和债券信用风险

2014-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2018年,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当于GDP90%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20209月,债券市场存量已达到108万亿元,债券融资成为全社会融资存量中第二大分项,其中公司债约13万亿(含城投债、中票、短融等非金融企业发的债),60%是国债,包括政策性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是国内债券的最大持有者(约占65%)。

 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及传导

如果债券信用风险上升,持有债券的银行的资产质量将受到威胁,并传导至信贷,由此对债券市场的风险也要加以关注。

2014年,打破刚兑之后,债券市场的企业违约案例开始逐步增加。不同的违约级别都有,化工、食品、金属行业违约情况较多,总违约金额已达4000多亿,违约率在0.4%左右。2015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发行了大量公司债券(多为民企),期限多为3年,2018-2019年是集中兑付期,处于违约率高峰。据2020年三季度统计,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而四季度违约金额猛增至480多亿,地方国企居多。至202011月,全部国企债券存量是5.9万亿元,占整个信用债市场的42%

企业违约,导致大量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产品被赎回,这些机构开始抛售好的流动性资产,导致整个信用逆差加大,流动性风险出现。由此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被动加杠杆,反过来又加剧违约。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1)大量地方国企债券发行失败;(2)二级债券市场的估值被不断打压,最低跌到债券价格的35%,影响一级市场发行;(3)地方城投债出现大量抛售。可见,债券市场如果集中出现违约,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市场的冲击很大。

企业负债和财务韧性

我们曾对地方国企情况进行梳理。建议地方国企不能靠在政府身上(地方为维稳经常进行不适当干预),还是要回到企业的基本面。我们对企业评级的标准是:经营性现金流连续2-3年为负就要下调级别,债务规模大、结构不良者可称为僵尸企业。

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杠杆率要保持平衡。我国实体企业(特别是国企)负债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欧美企业资产中自有资本金占30%-40%,我国在10%左右),企业还贷付息压力如此大,如何保持经营效率?企业发展的韧性取决于:(1)企业能够保持既有核心竞争力和与时俱进调整的能力。(2)企业的财务弹性,即本身的财务结构,资产结构,内外部的流动性。(3)环境治理,绿色金融,公司治理。

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债券市场的信用生态

1.适当提高进入市场的信用资质门坎。欧美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东亚中日韩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日本债券违约率很低,债券市场以国债为主,企业债券中信用债占比低,能发债的企业资质很好,准入门槛很高。中国更多是学习美国模式,门坎低。在一个投资市场中,投资者和监管者尚不成熟时,进入门坎应该高一些。

2.提高失信惩罚力度。现在我们社会的失信成本太低。日本企业若失信,所融到的资金或得到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惩罚的费用。而我们国内对违约企业却很宽容。

3.评级机构是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掌握着企业融资的定价权。国内机构目前没有超过A+的。我们需要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混合所有制的评级机构。

4.成熟的投资者要能够冷静全面地研判企业的资产结构和现金流。比如绿色债代表国家的长期资金,不应求短期回报。中国的ABS过度创新,不断地套钱,加了很多杠杆,问题太多。(艾仁智,联合资信评级公司副总裁)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

地方投融资平台运行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就用社会组织的名义举债。省市县各级都有债务负担问题。预计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总计约26万亿元。一些社会机构用典型调查推算法,估计目前地方隐性债务总量在40-60万元亿之间。(温来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2015年,国家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目前,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务只有债券债这一项,其余用社会名义举债的均属于隐性债务。隐性债务中,投融资平台债务约占50%-60%,此外还包括大学、国有医院、公路建设负债,以及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的政府支出等。

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由多部门管理(国资、财政、专业主管部门,如水电),形态不一(建设公司、投资公司、城投公司等),边界不清;多数公司资产主要通过资产划拨,财政注资很少。据银保监会数据,此类平台最多时有1万多家,现已有2000多家退出或转型。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2015年城投债发行量约1万多亿元,20162.5万亿元,预计至2020年底,城投公司债务余额共约10万亿元。

融资平台转型面临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201443号文件和财政部规定,2015年后,投融资平台要和政府脱钩,控制债务增幅,转型为商业化运营;公益性债务应转为地方政府债务,其余债务或转为企业债,或转为PPP项目公司。一些地方开始压缩投融资平台数量、债务重组,平台公司转为商业公司、金融控股(资本运营)公司或政府的投资公司。有专家认为,地方基础设施等建设具有长远效用,应该列入“准财政类金融”范畴。现在要转为商业化运行,仅靠投融资平台收益很难偿还债务。

多数地方平台,转型困难大、进度慢。由于存量债务量太大,一些地方政府债务挂在平台公司;平台自身盈利水平低,难以化解债务,一些地方靠财政替平台公司还贷。目前95%以上的平台仍靠地方财政补贴。华北(河北除外)、东北、云贵、湖南、西北等地问题比较突出。近5年地方政府债务在继续增长。其中城投公司债务成为最大的隐患。

近期我国经济下行状态很难根本好转。地方政府融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的门槛较高,一些城投公司就在门槛较低的地方金融交易所发行定向工具。从隐性债务管理的角度看,这一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的建议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绝大多数平台应及时退出。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预算法》,地方省级政府允许发债,既然“前门”已经打开,“后门”就应该堵住,不能敞开口子借债、加剧国家整体的金融风险。

当然,根据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保留部分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公共企业,执行政府政策,承担公益服务的企业等。政策性亏损要由财政补贴,同时进行市场化运营,严格经营管理,控制债务风险。如果每级政府保留2-3家平台公司,全国有几百家公司也就够了。与此同时,国家应对此类投融资企业建立相应的财务统计和发布制度,提高风险管理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系统安全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监管

1.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作用。当前股市改革的中心是注册制,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使命。

现在上市公司已有几千家,市场分了好几层,其中民企占70%。过去企业上市要审查前三年的业绩,现在一些科技型上市公司时间很短。证监会的审核机制面临很多新问题,对企业信息的把握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突出证券公司,以及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这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李小雪,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2.改革要兼顾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比例过大,这是潜在的风险因素。发展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商业银行要考虑贷款的稳健性,而资本市场是共责系统,风险由股民而不是由国家信用承担,他们会考虑自己投资的配置和取向。

对监管制度要反思。股市上不来核心是制度问题、监管思路问题。现在交易所改革是照顾融资者,而不是保护投资者。交易所、发行者竞相降低门槛,新三板降到100万,科创板才50万,深圳是10万。减持的期限越来越短,从原来的36个月降到18个月,核心人物12个月,所以企业都去争上市,很多企业融资的心思放在减持上。一股独大的持股结构,治理结构不完整,董事会由大股东控制,独立董事都由董事会聘。这也是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之一。(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3.持续监管要跟上。注册制的入口需要改革,更重要的是有持续监管,这个问题若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持续监管就跟不上,群众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李小雪)

要对发行者(融资者)进行教育。IPO注册制就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权,由交易所核准,所以要把交易所纳入监管对象。证监会要确定监管的定位和任务。现在监管、退市都没到位,只有大规模的没门槛的上市先推开了。(刘纪鹏)

企业上市,怎样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数据的可靠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应该成为股市制度建设的新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

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才7-8倍(美国银行24倍),蓝筹股才12倍。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现在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不到17%。(聂庆平,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影响金融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目前可能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的潜在因素主要有:(1)金融机构的治理和金融数据化(自我循环);(2)资本市场高杠杆、资产估值泡沫和衍生品泛滥;(3)科技金融无序扩张和监管漏洞;(4)金融开放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外风险共振。

1.股市期市的衍生品和杠杆交易。在金融交易领域(特别是二级市场)创新的一个重点是推出衍生品(各类期货期权)和杠杆交易(股权质押、融资融券)。有专家认为,为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衍生品业务可以发展,但投机性的业务应该限制,要审慎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李克穆)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品是罪魁祸首。2008年之后,我们却加快推出衍生品工具。西方理论说金融衍生品是管理风险的,但市场实践中,这些工具是管理风险还是制造风险?进入这个市场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套利的,前来避险的实体企业很少能够全身而退。

至于资本市场引进的杠杆交易,说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但这种流动性的提供,是逆周期启动牛市,还是顺周期制造流动性泛滥、透支牛市?显然是后者。

金融交易市场中这些“创新”并非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金融自我服务、在二级市场投机套利的工具。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所有的金融灾难直接相关。中国人没有特别的金融免疫力,都会受利益驱动。我们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就可能失去方向感,盲目地照着人家的那一套做,被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牵着鼻子走。(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原局长)

资产证券化是资产汇聚打包再处理的过程,资产池内的债务债权错综复杂、数量庞大,理论上风险分散程度很高。但如果基础资产信用资质的恶化具有同质性和同向波动性,很可能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形成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案例。(李克穆)

2008年之后,我国再次启动资产证券化,之后愈演愈烈,已遍及金融各行业,2018年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已达2.17万亿元,成为国内债券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问题严重。其中ABS(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成为一些民间金融企业(如蚂蚁、明天系)的治理漏洞,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多次大量循环放贷,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对此监管机构已高度关注,正采取措施强化监管力度。

2.互联网平台企业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股市上市改行注册制,监管部门不再做实质性审批,但必须审核每个上市申请,要求符合《证券法》和上市规则。

我国股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被暂停上市的某平台公司,预定上市前半年还在大规模进行股权和资本扩张,多轮扩张抬高估值,上市价达到68.8元,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我们要打破资本估值的泡沫,这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比如平台公司的垄断定价问题、网贷管理问题、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实际是打政策擦边球。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在大众应用软件,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必须体现蓝筹股的财富效应,这样老百姓自然会转过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聂庆平)

3.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不到位。我国资本市场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虚假信息,二是市场梗阻(退市)。需要扭转重二级市场交易、轻一级市场融资的倾向,回归资本市场本源,建立注重一级市场发展的融资观;扭转放任衍生品等投机套利冒险行为、寄希望于被动监管防范风险的安全观,用制度引导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张云东)

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要突出有效信息,让审计者在可阅读的范围内抓住核心问题。现在证券类报刊杂志刊登的企业信息,都是格式化的冗余信息。详细报表可以上网,报刊上应该是摘要或提示性文字,把核心内容说清楚,这样才能取信于人。财经媒体应该多做企业的深度系统调查。(李小雪)  

4.数字货币或者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

欧洲央行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央行如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银行都可以用,其他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聂庆平)

 建议:第一,引进数字货币不能动摇人民币的法币地位,所有的境内交易、计价结算必须使用人民币。

第二,脸书(Libra)在全球扩张的可能性很大,对其必须按照外币进行管理,如果在我国境内落地,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外汇管理法规。

第三,强化对数字领域的跨境交易监管,已有的监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问题要用新办法监管。技术上要能够区分:哪些交易是境内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些交易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在数字环境下的交易,如果做不到,就禁止使用。

第四,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要强化金融安全意识。数字货币推出后,消费者在持有人民币和持有数字货币间有选择权,存在挤兑的风险,所以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在国内做相关的技术推广。(陆俊秀,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专家、“走出去”智库专家)

5.金融开放条件下对我国股市和汇市的冲击。(1)我国承诺开放资本市场,等于承诺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当前我国外部形势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尚未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经验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外资大规模跨界进出资本市场,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这有很多前车之鉴。

截至2020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市资产12.75万亿元,占流通市值比例的4.73%,已经比较高了。同时,外资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在FDI和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聂庆平)

2)向外资开放对资本市场(债市、股市)的影响和冲击:

外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每一次股市要涨时,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导致股市大跌。虽然现在外资在国内股市总资本中不足5%,但市场交易中资金的推动力量和市场存量是不同的概念。导致2015年股市大跌的资金量并不特别多。中国股市一旦要涨,美国就放出利空消息(中兴事件、美债收益倒挂、调高中国进口关税、香港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外资流动实际上成为压制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聂庆平)

目前外资申请获批的金融机构以及资金都还有限。就金融开放的影响问题,我们访谈了金融各子行业资深人士。银行、保险业认为,金融开放对本行业影响不大。至于证券业,我国证券公司资产规模较小(总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境外大金融机构纷纷在华设立证券公司,鉴于他们的实力,可能对证券行业冲击较大。(刘育梅,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

我们与美国欧洲资本市场的操作水平还差得远。如果西方资本联手动作,这个资金量是庞大的。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外部资金在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套做,把香港打趴下。事后曾荫权把它总结为七招十八式,外界凡有动作,首先资金要有大规模移动,意味着即将发生大事。当时我国不准许越界资金流动,得以把风暴挡在境外。现在我国市场边界已经放开,我们将遇到新的、没有经历过的风险。(李小雪)

3)大幅度开放资本市场,对我国汇率形成必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到6.50元,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西方人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外国资本将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而汇率相对稳定是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重要条件,如果像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央行买卖外汇来支持汇率稳定,是很不明智的,也不是我国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必要时要实行外汇管制,制止汇率暴涨暴跌。(聂庆平)

6.警惕美国和西方量化宽松政策侵害中国利益。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欧英日央行大幅扩表,美联储宣布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扩张了近3万亿美元,并每月注入1200亿美元的流动性。欧洲央行将大流行资产购买紧急计划的额度增加至1.85万亿,2021年还准备再发行7500亿欧元债券。

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债市、股市),要考虑美联储放水,不能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1)无差异的稳定利率,相当于国债利率;(2)人民币升值和未来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3)相对安全的投资环境。(聂庆平)  

金融开放条件下对债市、股市、汇市联动的风险预警

我国金融体系已具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复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目前我国实体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债务和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都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在经济降速、结构调整、扩大开放背景下,要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市场对系统风险因素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如:宏观经济变化和信贷周期;证券市场内潜在风险(过度融资、资产估值、基本面变化)和市场大幅波动;来自外部的风险(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异常波动);海外美元周期,以及由上述风险点向不同市场的外溢,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统筹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防控系统,包括:股市监管信息化建设,统一管理市场数据;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框架;对上市公司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股市违规杠杆资金流入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严控杠杆资金规模和比例,等等。(杨凯生)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前瞻性研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三级标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议会出面总结,对行政系统进行了全面质询。

王岐山副主席说,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在扩大金融开放与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非常重要。

1)金融改革要坚持审慎原则。2002年之前监管部门禁止银行和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后来放开了,2015年大量外部资金借这个口子冲了进来。之前证监会严厉禁止拖拉机债(一个客户带着好多客户)等规定,后来却取消了。

2)制定规则必须有前瞻性,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2015年股灾仅仅是国内资金跨界的冲击,可以临时关闭市场;今后如遇到跨国打击,就很难控制。针对未来放开资本跨界流动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面临的外部风险。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要联手设置联络预警机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互相通报。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就难以应付开放后的外部冲击。

3)加强事前事中监管,需要加强监管队伍。要稳定我们的机关系统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机关的水平不能只看主要领导,因为这是团队作业。提高队伍的总体素质,现在应该提上日程。(李小雪)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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