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红军人数减少很多,没吃没喝的,残兵败旅,褴褛不堪,可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张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三首诗。其一《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尽开颜”三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心情特好。第二首词是《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长缨是什么呢?长缨就是正行进在高山深谷狭路的八千余人的红军队伍。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就要“缚住苍龙”、取天下。第三首是《念奴娇• 昆仑》。先看上阕: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横空出世”它是写政事,说新中国将要崛起。如果你认为这样解释勉强的话,那你就读读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起来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必败,为什么?战线拉得太长了。他的这个思想后来写入了《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狭小,经济力不足,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匮乏,师出无名,日本统治者想利用战争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经不起长期战争。就是说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困难,结果是战争将它所掠夺到的东西消耗掉,为打仗而失败,因胜利而失败,这就是日本的逻辑。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噎死”的,个子小,抢的东西多,使劲吃,还不消化,最后用原子弹把它解决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唯物论,最后走到形而上学。

从1931年到1944年,我们看一下日本当时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就知道日本是怎么败的。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后为14%,1941年,侵华战争时达到31%,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除了中国外,又打了美国,军费占到34%,1943年占到46%,1944年达到了98.5%,砸锅卖铁全用在打仗上了。一个国家GDP的98.5%用于打仗就没希望了。有些年轻人说能打就好。其实能打而不打或者少打的国家战略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进行自卫,打架是赢不了东西的。走得远的路才叫路,走得近的路不叫路。很多同志不知道,事情之难在事后之事,不在办事本身。走远了回不来才可怕。有的年轻同志给领导写报告,将前景描绘得光辉灿烂,给领导架上去却回不来。为什么?消化不了。获得战果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消化不了就是坏事。日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日本人势头正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出它的败迹。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诗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几句就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同义表述。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将诞生,新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冲击。196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毛泽东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在十月革命,此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新时代到来,新制度要产生,旧制度将要被打得粉碎。这与“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是同义表述。

但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还不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精髓,善于建设新世界才是毛泽东强调的。毛泽东不仅看了新中国的前景,而且还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日本一路飙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未来中国绝不能走帝国扩张的路,中国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三分天下,中国只需要世界“还我东国”。

毛泽东曾问,中国为什么五千年没有消失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我认为中国能够长久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主张有节制哲学,不扩张。个子高的命短,为什么?营养撑不住目标。国家也是这样,扩张得太厉害,资源撑不住,一定要使战果和国家吸收能力之间保持合适的匹配关系。毛泽东明白,不能搞帝国扩张,帝国主义必败。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断定“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后来苏联倒台都是这个原因:十个指头抓鸡蛋,哪个都抓不住。毛泽东说我就守着东亚这一点地方。1935年,在这首词中表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62年美苏都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这样,不两面树敌,尽可能转化矛盾,最后把两个矛盾转化成一个矛盾,我们赢得了战略机遇。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人可以饿死,也可以撑死。中国的“福”字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福”的左边“示”字旁,就是祈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有两个含义,第一饿不死,第二能消化。很多同志只看到不能饿死,但你要知道撑死也是死。中国这个字告诉你能消化得好才是好处,所以幸福的人是有消化能力的人,而不是能吃的人。“幸福”在西方叫happy,是一种快感(a pleasure),还有fortune,意思是发财,都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幸福”在中国讲的是有节制,不要过度。这很典型地反映出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咱们常说“有福之人善退财”,“知足常乐”,后者虽有点消极,但意思都是这个含义。

毛泽东很早就用这个思想指导战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以长沙为基点的湖南暴动,8月底,毛泽东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这还是“拉皮筋”的道理,皮筋拉长了就回不来了。路不是走远就是好,是能回来才好。走远了回不来,你就麻烦了。英国犯的是这个错误,美国犯的是这个错误,苏联犯的还是这个错误。

治国理政最核心的能力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唯心辩证法基于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基于资源有限性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谁都不可能无限控制资源。图1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苏美国力变化及其苏联失败的原因。

图1中苏联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终交差点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此后苏联增长率下降,美国反升。此前苏联都是高于美国,为什么1978年后苏联就不行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知”——“左”“右”都有,就是脱离实际,说苏联失败在斯大林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后斯大林模式才不行,1978年之前斯大林模式就可以?还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那句话,“秦亡不在制,而在政”。苏联“亡不在制”,制度没问题,在“政”,在治国理政能力上。戈尔巴乔夫与秦二世一样,问题出在能力上。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苏联的高效运行,不相信的话就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发展得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否则高铁成本会很高,地皮钱就受不了。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注道:“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印度地皮是地主的,是“刘文彩”“胡汉三”的,过那些地要给钱。最近安倍去印度修高铁,在印度高铁投入的成本主要不是高铁本身,而是私有制。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门前拍了一张照片;2017年12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同一地点也照了相,两幅照片对比,二十年了几乎没变化。为什么?私有制。地主的收益是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那几块砖,这是印度的问题所在。所以土地革命最重要,中国土改才有了公有制。201711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土改。印度缺少革命,革命可以使土地能实现国有化。私有制不能动,私有制就把印度拖垮了。安倍尽管去,有多少钱,都砸给地主了,还不见效。

苏联有社会主义,GDP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撒切尔也说,他们干不过苏联,得找代理人,最后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是撒切尔在休斯敦的讲话,她说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爱跟“公知”打交道,容易被利用。最后她断言,苏联现在法律上还在,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讲话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任上,撒切尔就断定苏联要倒台。1991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苏联垮了,国旗随后也落下来了。1978年中美建交,苏联有了两个敌人。日本也犯这个错误,主动跟美国打,把美国打到中国这一边。苏联把中国逼到美国这儿,尽管美国的GDP没高到哪儿去,苏联却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谁也不能跟两个国家打,“身体”再好也不行,1+(-2)=-1,就是这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文凭太高了就忘了。网上常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说说可以,不能真这样。毛主席历来不打远仗。远出打仗要有资源持续递进,铺战线如同拉皮筋,皮筋长了就撑不住。皮筋拉得越长,回来的力量就要比出去的更大,那时候就崩溃了。日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日本人的失败是肯定的。毛泽东为什么知道呢?他懂辩证法。

 同志们想想,1935年底,当时只率有八千多人马的毛泽东,竟填写出张力如此磅礴、战略平衡把握如此之好的词,这不是“政治诗”又是什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只说当时的日本,也是在告诫中国将来也不能搞帝国主义。

1936年初,红军准备东征,毛泽东填写《沁园春·雪》,这首词真厉害,把蒋介石的老脸都扫没了。为什么呢?“欲与天公试比高”,八千人,饭还没吃饱,就要跟天公试比高。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向下看甘肃大地,眼前的高原地貌仿佛是一群群雄奔的大象,如果是雪天,那就有“原驰蜡象”的印象。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在“言志”部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的这首词,让蒋介石很难堪。因为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就是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也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指向就不言而喻了。194510月,这首词在重庆发表的时候,可以想象蒋介石气急败坏成什么样子。蒋介石一天到晚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在毛泽东这里讲“为人民服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实事求是”“杜绝空谈”,其二者境界高下,判若泥云。蒋介石还找人试填词,试图压过毛泽东,结果也是图劳。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这首词的呢?我到延安去看了,19362月,毛泽东就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的《沁园春·雪》,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写作条件。想想都惭愧,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课题费而不认真研究问题。为钱是永远写不出好东西的。我们要想远一些,不能叫我们未来的孩子光知道19世纪有哪些学者,20世纪有哪些学者,21世纪有谁呢?这得靠我们苦干!知识分子要有脊梁,要担当这个时代,这是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能光赞美古人,那今人怎么办?今人不能做得比古人更好,但至少也不能太差;不能光批判而不建设、光赞美而不传承。这些仅靠课题费解决不了问题。当然课题费是必要的,可以组织人,但真的不能作为人创作的动力。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中国人不想欺负别人,但绝不能叫一百年前丧权辱国的事再发生。

我们说强国,绝不是逞霸。强不在霸,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台湾的主权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还没有收回,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只是想跟西方人平等,要“环球同此凉热”,没有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

 

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注意到,每逢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战略张力反倒进入高潮。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重要特点。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数量较多,且充满昂扬的乐观必胜的精神。湘江战役惨败至长征完成,此间毛泽东诗词进入高峰期,其间数量不多,但以《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作品,其战略张力更是空前,五千年诗家更是无出其右。1937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5年的高峰有所回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再跃新高。

事情,事情,我们是通过一件件难事认识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产生深厚的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在困难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

1945年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形势?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欧洲在二战后已初分成了两个欧洲:一个东欧,一个西欧。罗斯福用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式,将东欧让与苏联红军来解放,这等于把东欧让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占领东欧,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于西欧,这样欧洲就被一分为二。为什么这样?美国要统治欧洲,大欧洲不好控制。西方人叫人服从的方法是肢解和分裂你,而不是帮助你。致残你,你才能听话,他们就是这个逻辑。今天的默克尔明白这个问题,绝不跟美国人、英国人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去找普京。默克尔走的是俾斯麦抓住俄罗斯、对付英国的路线。证明俾斯麦路线伟大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扩张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895年,在祝贺威廉二世的生日时,大家问俾斯麦德国未来半个世纪怎么样,他说“更加伟大”。下来后,他却跟别人说那时德国可能会分裂。1945年,德国果然分裂了。为什么?威廉二世一反俾斯麦长期拉住俄国、坚持守成的路线,搞扩张,皮筋拉长了;希特勒又重复威廉二世的老路,导致1945年的战败和国家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默克尔认识到俾斯麦的意义,所以她始终拉着普京。20152月,默克尔拉着奥朗德去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找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她这样做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国、俄国三家混战,让英美利用的覆辙。只要法德团结并拉住俄国,欧洲就没大事;而法德团结,就必须有俄国的合作。法德找到普京,欧洲就不会重演世界大战。现在,谁最希望打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大陆一打,他们海洋国家才好操纵。所以每次法国、德国与俄国好起来的时候,北约就演习,干什么?挑拨大陆矛盾。以前北约演习时,法国和德国还向俄国喊些狠话,现在不喊了。

二战期间,争夺乌克兰是造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决裂的原因,希特勒打苏联就是要乌克兰。乌克兰的意义为什么重要?抓住乌克兰就抓住了东欧。如果乌克兰在俄国手里,整个东欧就得听俄国的;乌克兰如果在西欧手里,这些国家就得听西欧的。默克尔知道不能再犯希特勒因为乌克兰与俄国关系恶化的错误。这次主动找普京,东乌克兰归普京,西乌克兰归欧洲。她知道德国再能打也超不过希特勒,希特勒打不回来的,你能打回来?当时有人说普京拿了克里米亚,会丢了乌克兰。你看看地缘政治,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地形?乌克兰连接的是欧洲平原,大平原意味着谁的陆军强,谁在平原上就占优势。平原就是陆军的天下,陆军在平原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合成战斗力。在山地不行,所有大部队进了山里都没希望,但平原没问题。斯大林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就打到法国去了,因为是平原。知道这点,你就知道默克尔为什么不跟普京争了。当时我们有很多“公知学者”说,普京得了克里米亚,就得失去乌克兰。毛泽东说政权就是军队;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而这些“公知”说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天下,脑子真不够用。默克尔不跟普京打,但还要得到乌克兰,怎么办?找普京,不再重复二战中法国、德国自家先打起来的错误,拉上奥朗德去找普京,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了。随后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明斯克会议上,把乌克兰总统叫过来并通知他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据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富二代”,可钱在枪杆子面前没有意义。从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事关乌克兰前途的明斯克会议上,奥朗德、默克尔谈笑风生,完全不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感受,普京看都不看波罗申科,叫他过来就是直接接受结果。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命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绝对不能相信那些所谓“普世”的东西。

西方分裂后,苏联和美国调头布局亚洲。蒋经国问斯大林,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苏联还要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蒙古若不能独立,你们就可以北上直接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还说:如果中国统一,它的进步比谁都快。拿到蒙古,至少西伯利亚铁路那儿有一个缓冲区。就这样,斯大林生生把蒙古拿走了,我们当时弱呀,没办法。接着,斯大林又试图引诱中国共产党沿长江跟国民党分界。这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美国商定的,苏美势力范围就是以长城划线。长江北边归苏联,南面归美国。

令苏美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拿下东北后就挥师长江。1949年1月,斯大林连发四份电报试图阻止。读斯大林电报的时候一定得会读,斯大林这么说,想过江吗?好,过!我们坚决支持你,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说不能过。但是你要会读,你不会读就读不出来。又说,最近有情报显示,美国又从朝鲜半岛撤出军事力量,估计是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要提高警惕,但若真打起来,苏联会全力支持你。这后一句话是虚的,实际上是让你放弃过江。毛泽东看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了气壮山河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十分壮大。但中国又存在南北分裂的可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如果有感情的话,老天爷就成了老太婆了。正是因为老天爷六亲不认,所以老天爷才永葆青春。

事情,事情,事成情至。毛泽东挥师过江,成了。后来斯大林见毛泽东时说,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当时我们过了长江,才有今天的一切,才有高铁。如果我们不过江,“台独”分子现在会更嚣张,新疆也可能就分裂了,为什么?中国就被拦腰斩断了。北边买苏联的军火,南边买美国的军火,两边就打吧。如果那样,八国联军都能进来,我们中国人就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毛泽东当时对雷洁琼说:“划江而治”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大国为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看得远一点,中国如果分裂,再统一起来,牺牲会更大。我们共产党要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有历史担当,为民族利益要不惜代价地干。商鞅个人不是也失败了吗?但他的改革使历史前进了。当时在没胜利之前谁知道过江的结果。毛泽东是韶山孩子,全家许多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也不惜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最后胜利了。

刚建国,美国又来了。美国是谁?美国有原子弹,一下子就到朝鲜了。麦克阿瑟一路北上。毛泽东刚拿下东北,美国气势汹汹,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杜鲁门找麦克阿瑟说仗能打吗?麦克阿瑟说打,没问题。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就可以搬兵回国;东方人他懒得打。杜鲁门相信他,麦克阿瑟这个人是战术性人才,有点像拉姆斯菲尔德,此类人大多不靠谱。凡是猛的都不行,“其进锐者其退速”,这是孟子的话:向前冲得猛的人撤得也快。麦克阿瑟就是要“范儿”。毛泽东说你不能过三八线,他就过了,过了就遭到毛泽东一顿打。打得对不对呢?现在看是对的。

大家看地形!真正对中国近代稳定产生影响最大的地形是东北。为什么?东北连着两大平原,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东北平原。这两个平原的特点是富裕和平展。土地平展可以释放陆军的合成作战力,作战力合成才起作用,东北这儿基本没障碍,可以聚集巨大的势能。李自成不知道这个情况,带了5万人就到了山海关,努尔哈赤一冲下去,就把李自成赶到湖北。为什么要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明代以来,巅覆国家的力量都来自东北大平原。与龙卷风多生成于平展陆地的原理相似,东北大平原也是明以后中国政治风暴最近策源地。富裕可以使人丁旺盛,十年下来就能形成庞大的军力。如再有强大的装备工业,兵源加装备,支撑作战的基本要素就完备了。如果这个地区为我们所控制,那我们就更强大;如果在入侵者手里,那敌人就更疯狂。研究抗日战争不能光研究我们赢了,更要研究为什么打了14年。原因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毛泽东明白东北地缘政治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学李自成。我们很多同志仅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搞腐败,这不完全,毛泽东说不学李自成主要是说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

 

1644年李自成刚进北京,满清人就从山海关打过来。 与李自成遇到的问题相似,毛泽东1949年10月刚入北京,1950年6月美国就来了。有人说我们出兵朝鲜,耽误了解放台湾。事实是19506月,美国先封锁台湾海峡,我们10月才出兵。毛泽东说如果不阻止美国,美国从朝鲜、台湾、南海三刀齐下,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李自成出了5万人到山海关,毛泽东在斯大林、金日成的邀请下,第一拨就出兵30万,压住了美国的攻势,并最终将美国压在三八线。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今天我们东北的安全。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所传达出的战略含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提“魏武挥鞭”这件事?那是因为他与曹操面对同样的问题。曹操北征解决了东北乌桓后心情舒畅,“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写了《观沧海》。在中国历史上,谁解决东北问题,谁的心情都好。为什么?东北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197012月,毛泽东推荐李德生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我们在座的同志将来如果有去东北当领导的,也得先读一读《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要知道你的地理方位,其地缘政治意义如何。毛泽东填写《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在1954年夏,此时抗美援朝刚刚取得胜利。毛泽明白,从此东北可保持较为长久的安全,东北安全又保障了新中国的长久安全;不然,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说“换了人间”,这样的战略考虑应该说与“往事越千年”的曹操是心通的。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四年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的下阕“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于阗属现在新疆的南疆喀什地区,南疆是新疆稳定的最关键地方,古来疆乱多出在那儿。1950年国庆节上,当毛泽东看到乐队里有一个人来自于阗,便知道新疆稳定了。写《浪淘沙·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10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看到这些,毛泽东“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3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一下子跟我们翻脸。原因是我们没有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想与中国合作搞两个工程:一个是联合舰队,一个是长波电台。赫鲁晓夫未必是坏心,但他满脑子是西方市场经济那套,要与中国搞股份制,他出钱,要做大股东。毛泽东说不能干,控制权应当在中国方面。现在很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的想法,那是不经事不知难,我们与俄国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当年为了抗日,李鸿章于1896年去俄国,并答应与俄国人共修一条从俄国直抵旅顺的铁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复杂,谁知铁路一修,中俄矛盾就来了:要修路,就得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来了,家属就要来;家属要来了,警察就要来了;警察一来,军队就要来。结果,俄国军队一来就不走了。毛泽东这一生是跟着这条铁路成长的,铁路也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看到这条铁路经历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想,今后中国帮人再不能这么帮人不成反成仇。帝国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最后要帮出仇人的。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坦赞铁路模式。

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是为了中苏长久友谊,再用李鸿章的“中东铁路”模式,中苏又得玩完。赫鲁晓夫不理解,说不行。被拒绝后,他于1959年转身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与美国联手统治世界。赫鲁晓夫去跟艾森豪威尔握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及时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接班人问题?那是看赫鲁晓夫不靠谱:刚跟艾森豪威尔握手,赫鲁晓夫又到古巴去刺激美国,搞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看这个人真是“二百五”,苏联迟早要被玩完。在他百年后,中国可不能出这样的接班人。1961年底,毛泽东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告诫党内同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前一句是说,如果是认识问题,那这还是可以教育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教育并使之泛滥的话,那国家就有灭顶之灾。今天看来,毛泽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也得到应验。大家注意,今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很像苏联那几个不靠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这边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尔巴乔夫不要华约,特朗普不要TPP、不要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约越来越冷淡,而且长得还像叶利钦,都是亡国之兆。

1962年,面对美苏南北夹击的形势,毛泽东心情次进入低谷。同样,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战略思想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张扬。196212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从不轻视敌人。苏美联手后,毛泽东从对敌“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以守为攻”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提议修“三线”。1962年、1964年,毛泽东两次抄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并以此传达出毛泽东的战略考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很多同志没读出来毛泽东抄这首诗的用意。毛泽东当时处于美苏合击的艰难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时期,毛泽东一般都采取保存实力、等待敌人在进攻中消耗并透支了资源之后,再寻机分化并消灭敌人的策略。抗日战争时,他用这个策略赢得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战争中也用这个策略让美苏用以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废纸一张。“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这两句比喻新中国已崛起于东方,但赫鲁晓夫和美国那边仍是跋扈飞扬,他们联手对付中国;毛泽东“只手难扶唐社稷”,世界革命目前是搞不了了,但“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拥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了。“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业需要一代一代推进,即使百年过了,历史规律还是会反复为后人经历。

在美苏苦争“唐社稷”的当口,中国“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搞“三线”,实行战略收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撑不住了,尼克松来到中国寻求支持。尼克松来时态度就老实多了。毛泽东在最弱的时候却又在局部上发起攻势,在珍宝岛敲打了一下苏联。这是给尼克松来中国做铺垫。国际关系与谈恋爱一样,要与别人谈恋爱,那离婚证、房产证、博士学位证得三证齐全。在国际关系中,“房产证”是国家主权,“博士学位证”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后两项不缺。珍宝岛打炮就给尼克松递话说我与苏联“离婚”了。这样,尼克松就来了,他见毛泽东时表现得很规矩,这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像现在安倍那副高气扬的嘴脸,那是没文化。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谈得很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防止“妖为鬼必成灾”而作了人才布局。毛泽东的人才布局的意义是深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中国度过并战胜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压过来了,美国压过来时我们与苏联联合,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东欧的国家,完全倒向苏联,听苏联的话,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了。我们走独立自主道路。独立自主怎么来的?我们党是穷苦家出身,关键时刻没有依附幻想,独立自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不听苏联的,后来苏联又压我们,压得狠时我们又与美国联手。当时与美国资本主义作“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妥协,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把绳买过来,打成套再套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列宁说的话被尼克松在书里引用了。我们搞改革开放不学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但学了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跟它走,而是利用、改造和战胜它。革命不能听克里姆林宫的,改革也不能听白宫的,得听中南海党中央的,走自己的路。

苏联垮台后,中国强大了起来。美国又开始逼压我们。他们这些年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逼成敌人,这样的敌人获利再多也是失败。这时,美国又犯了苏联的错误,在蛮横中把中国又逼向俄国。20166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此前两天即6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如果说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的变化。在这轮大国博弈中,中国又赢得了胜利。1972我们跟尼克松握手,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先是来自美国、后是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且还使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2016年中俄战略合作又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少3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苏联坍塌,我们成功避险并获得巨大发展。21世纪头十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崩碎:从西欧到中东再到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向大陆的核心地带即俄国和中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这艘“泰坦尼克”豪华“游轮”下沉加速。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我有同学从美国来电话说他在美国得到了绿卡,我回答说你可上了“泰坦尼克号”了。现在中国人不要再往美国狂奔了,要冷静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这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军火在海外卖不出去了。历史上美国海外只要打仗,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就比较少。美国资本家考虑的是怎么把枪卖出去,而不考虑枪打的是美国国民还是他国人民。枪击发生在校园,才能刺激美国国民的购枪需求。校园机枪扫一扫,家长就着急备枪。美国孩子问候的是你家是几代枪,我们中国孩子问的是几代手机,你说谁幸福?我们不是资本当政,而是人民当政,有共产党领导。不然,我们就不能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和策略。

比较同期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政治中,也不会有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时代。我们一路走来,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下一步要强起来。强什么呢?强权力:国内是人民权力,国外是国家主权。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兑现共产党人在改革之初曾为人民做出的承诺。台湾回归祖国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编辑  季节)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

 

[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编辑  季节)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

 

[1] 司马光:《进通鉴表》。

[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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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教育要培养治国理政人才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1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时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9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19687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在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的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了1927年的大灾难。当时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的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开杀戒,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1927年,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掉西服,拿起枪杆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他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完全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使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红军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党才明白,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3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自信,自觉更谈不上。真正找到自觉和自信的标志,是我党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填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从这词中可以体会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四渡赤水,过金沙江,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时又碰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头上的光环更大,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还到苏联见过列宁,简直不容怀疑。但光环并不能保证其路线的正确,还是要看他的主张能不能符合中国实际,能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草地时,一部分部队跟张国焘走了,开始要南下四川,后来又北出新疆,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跟随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证明张国焘是错的。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得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仅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和工农结合,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

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考虑以后怎么办?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看到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9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1964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4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而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一代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受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不失于制,失在于政<!--[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就很危险了。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这些人有的是背叛,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基础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20177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而根据地却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和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作用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要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要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练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强调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1961年年底,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1965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毛泽东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社会斗争中产生。在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并使我们中国赢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转而与俄罗斯结好。201662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又使我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复苏联的后辙。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让戈尔巴乔夫那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很快又在美国发酵,今天美国的人才教育也是严重脱离实际,“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诺贝尔奖在美国日益推升的结果却是美国的衰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11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为此,毛泽东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过后,当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家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业。

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if !supportFootnotes]-->[31]<!--[endif]-->的气概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5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6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的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就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不但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还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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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在《人民公开课》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摘编。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6]<!--[endif]-->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0页。

[7]<!--[endif]-->[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19597 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124 页。

[10]<!--[endif]-->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9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14]<!--[endif]-->[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 19898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7] 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20062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戈尔巴乔夫称‘民主化’是惨痛失误》,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790

<!--[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参见19482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20]<!--[endif]-->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新闻报道-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28/c64094-29433645.html

[21]<!--[endif]-->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22]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6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 《美国人再次拿走诺贝尔经济学奖》,《环球时报》20121016日第4版。

<!--[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31]<!--[endif]-->“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唐)祖咏:《望蓟门》。

<!--[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 《魏书》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9页。)《南史》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卷七十,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

张文木

2015-06-10 14:37:49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A...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1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2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3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4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5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6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庆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庆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7“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8(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9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10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11,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12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13,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14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15。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16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17,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18,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19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20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21,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22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3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24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25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26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27,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28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29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30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31。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32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33。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34,元代大学者袁桷35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36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37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38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39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40。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41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42,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43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44。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45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46。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47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1619),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48。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旱、蝗、水、疫。

1643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49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50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51和“蒙德极小期”52,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53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54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55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56;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57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58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11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59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7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6019585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61196211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62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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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新凡尔赛体系不能再东扩的边界。边界都是武力来确定的。美国近年把中国硬推向俄罗斯,是其重大失误。中国...

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定型了。这是什么体系呢?我把它叫做“新凡尔赛体系”。历史上曾有维也纳体系,以英俄合作为主导。当时俄国基本控制了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就不用说了——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当时是“柿子拣软的捏”,许多国家联合入侵俄罗斯。随后西方建立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苏俄受到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今天东欧因不满苏联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

但西方不知道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和苏联帝国。要知道,苏联并不是兼并来的,它是西方打压出来的。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积极跟苏俄共产党联合,最后大家建立了苏联。

凡尔赛体系稳定下来后,希特勒出来搅局。这为苏联提供了扩张的机会。斯大林是沿着列宁的路线,在危机中实现扩张:当时周边国家受西方挤压总是求援于苏俄,苏俄的边界就在这一次次“呼救”中扩张了。前几年在与格鲁吉亚冲突中的南奥塞梯和今天的克里米亚都是这样。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儿呢?它扩张得太厉害,一下子把东欧都弄进去了。苏联的边界到乌克兰一点问题都没有,希特勒当年都没拿下这个地方,今天北约也拿不下这个地方。

希特勒失败和苏联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这个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系。原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合作,在雅尔塔体系中,变成了苏联和美国,即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合作。欧洲在其中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无法赢得的。

苏联解体后,东欧一下子又倒向西方,而欧洲又回到新凡尔赛体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战败后的情形一样,今天的西方又持续东扩,逼到俄罗斯人不能再退让、必须强力反弹的底线了。没有黑海的俄罗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西方制造的这次乌克兰事件确实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好在俄国这时候出了普京,而普京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都会推出自己成熟的政治家。有了普京,俄罗斯就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这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新凡尔赛体系不能再东扩的边界。边界都是武力来确定的。乌克兰事件的结局对于俄罗斯意味着守住了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

新凡尔赛体系的确立意味着欧洲的雅尔塔体系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系在远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北方四岛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都还在美国掌控下。远东雅尔塔体系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日本。中美有矛盾,但跟日本是根本性的矛盾。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系奠定的。如果远东雅尔塔体系真的像某些人说的“解体”了,今天台湾的法律地位,甚至美国、俄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

20世纪初凡尔赛体系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一个华盛顿体系,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现在新凡尔赛体系确立了,美国也开始“战略东移”。过来干什么呢?它要在远东再弄一个“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在欧洲的边界这次在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系”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处于未定之数:有可能是华盛顿体系,也可能是中华体系。这要看中国人是否坚持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

在今天的凡尔赛体系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过度挤压的结果,西欧的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时的俄罗斯人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我注意到,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地区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不少。他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这时也可能明白了,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

这几年包括我们国内有些人,真以为嘴皮子能翻动世界。今天的乌克兰总统就是相信这些理论的牺牲品,与反对派玩所谓“宪政”,以为法律能解决问题,最后将自己玩到阴沟里去了。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去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了政治是带血的。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 。空谈是要不得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普京这次有力地捍卫了欧洲不能再动的边界,我相信,东扩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基本到此。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俄罗斯的资源来,说守住这条底线绰绰有余。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历史上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胜利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俄国人往往得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这里使不上劲。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线,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线,为此,俄国会动用全部资源,而西方不会。乌克兰事件,不管如何演变,其结果便由此先定。

现在普京在西边挡住北约东扩,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边界在哪儿?也得抵挡,不抵挡,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相信软实力,其实,运用软实力的极限就是没有或放弃硬实力。很多人假模假式,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就什么都行了。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很幼稚,1959年,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里写道:“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美国近年把中国硬推向俄罗斯,是其重大失误。希拉里的本事和安倍差不多,光知道喊,没有战略。小布什也没战略,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儿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国——这才是大账。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中俄一旦联手,美国必败无疑;反之亦然。

乌克兰这件事对我们经济上的警示是什么呢?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军事能力,那只能说明你“胖”。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贸易量远比中国高得多,最后是它们打起来了;当时我们跟美国没有多少贸易量,反倒成了朋友。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永远是这样。

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全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了回来,在那里丢掉的市场再想恢复就很难了。你说中国人这聪明那聪明,就是拳头不行,那还是不行。历史上还没有离开拳头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

做生意中国人不能走得太远,你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才有你可持续的赢利市场。在乌克兰,继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区,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发言权,已签的合同就得另说。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这种令人乐观的“大满贯式”的世界贸易,将要出现逆转。咱们过去以为质高价廉就能赢得世界,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着政治。经济利益是用于摆平政治利益的。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一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我们今后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我不赞成。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也将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了,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才是可以讨论的。

讲政治,这是世界经济的潜规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西方曾想在WTO限制中国,迫我们就范,没成功;今后人家可能就要来硬的。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好象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利润是要靠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世界的西界已经稳定,我们这边将是什么格局还难说。现在中国需要在欧洲新凡尔赛体系和远东可能出现的华盛顿体系之间争出一个中华体系。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谁跟它斗谁没好结果。这话不对。美国就是跟当年的老大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家里去,结果美国人硬是把它打败了;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争得这个世界大国地位。斯大林也是向欧洲挑战争出来的。没打过架的男孩,长大后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成长与此同理:大国若不经过挑战,尤其是战争的挑战就被人承认的事,世上尚无先例。

中国是否能赢得未来世界,这的确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事。

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一个安全度。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势力范围。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重心在东亚,涵盖到亚洲,再远了就走不动了。毛泽东给我们设计的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提出这个概念不是小平同志谦虚,而是智慧。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失败的。中国不要走那个路,守着亚洲地区我们可能成功。今天美国衰落是它过于透支了。毛泽东较早地看到这一点,195934,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 毛泽东看到的问题,对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而言,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

最后,我想跟大家重温1935年毛泽东写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诗:“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我们不想争美国,也不想要欧洲,我们只要把亚洲尤其是东亚找回来就行了。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现在东亚外部环境有利于我们接近这个目标,但这时也是西方图穷匕现的时期,中国今天顶得住,我们未来的历史就会光荣,我们的人生就会很自豪。

(编辑 苏歌)

 

历史上,市场并非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是关在政治和暴力笼子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

进入21世纪后,从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在同比增大。

美国的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最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美国在中亚撤军将使中亚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而北极解冻又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机遇的方面。但从挑战的方面看,今天北极航线解冻使俄罗斯被迫将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由此必然在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带造成新的战略真空,而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也必将同比增大。

俄罗斯的中亚策略与我国的东海利益

我们应当清醒,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从中亚撤军后,仅中国是不能制衡在那里新崛起的战略力量的。因此,俄罗斯目前坚持其中亚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是有利的。况且中亚历来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在东海战略布局,我们应当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优先尊重,并以此得到俄罗斯对我们在东海利益的优先尊重。

我们不能只看到唐时畅通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巨大利益——那时俄罗斯还没有来到中亚,同样也要看到唐朝不得不单独抵御“黑衣大食”东扩带来的巨大的战略压力。可以假设,俄罗斯若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无力填补由此产生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发生的东北亚争夺中,并由此为德国在中欧让出地缘政治空间。目前的日本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势力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1],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对俄策略,让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目前最为重要的东海利益,并最终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对中国的未来——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都是灾难性的。

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现在我们一些研究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铁路打通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的构想,认为这样就可迅速加强中国在西域“单干”的力量。但若有点历史经验的人就会明白,跨境物流的本质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本质是人缘关系。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也曾流行过以铁路的方式强化实现陆权扩张并由此抵消海权扩张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诱导清政府同意俄铁路经中国境内进入太平洋。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此间与沙俄签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事宜。[2]东清铁路从18978月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7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无不羡慕地说: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3]

但令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人感到尴尬的是,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也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此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改属日本。随后,俄国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还不得不将铁路最终完全交与中国。1952915日,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其与英国的关系,最终竟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

中国海外贸易赢利近极限将带来政治困难

我们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又开始热心于以跨境“高铁”大规模地“整合”亚洲大陆的构想,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一点历史,这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思路。事情之难,难在事后的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难在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的跨境铁路修成后,我们面临的国际关系的困难才真正开始。看看前两年的“印尼事件”,华人钱挣得好好的,也很有效益。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人家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会把你撵走了。再看看我们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和目前南苏丹的投资项目的结局,就会明了没有军事保障的经济“红利”的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市场并非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是关在政治和暴力笼子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的时候,野蛮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中国在海外近似“大满贯”的贸易赢利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政治巨大反弹及由此连动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巨大收缩,可能已“风起于青萍之末”。对此,尤其是对目前已开通的“欧亚大陆桥”可能产生的政治困难,我们当有充分的预警和慎思。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4]。在东部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军事插入了中国西陲安全的制高点。西部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比较而言,东部仍是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所在,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要全盘统筹,固西挺东,确保中国未来发展不出现“颠覆性”的闪误,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编辑  碣石)


[1]日本《外交学者》2013129日文章,《中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里?》,该文为1211日《环球日报》以《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

[2]东清铁路。东清铁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

[3]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4]参见张文木著:《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是争夺平等发展权的斗争。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

从国家主权到生存权、发展权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近代之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君主制时代,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对国家起源和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突破了地域限制,向世界市场扩展。同样地,考量国家安全的尺度也不仅仅是国家生存系数的高低,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获得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外围区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不可避免要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后果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商业资本的大量增加,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希望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取本国酒类畅销英国市场。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3年过后,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强行把欧洲农民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消费市场。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后发展国家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实质上它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

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为缓和生产发展无限性与市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 %,谷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钢轨增加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从300 万桶增加到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 万吨增到900 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 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12位跃居到第5 位。从1890年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 %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 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斗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任何新崛起的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和联合垄断、排斥南方国家的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谋求霸权的行为。

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 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去争夺霸权。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发展权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发展权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面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综合国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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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国防

张文木

2016-06-10 10:07:57

内容提要: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是长江,长江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稳定的长江通道客观上曾经对抗战胜利起...

 

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规划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长江的国防意义及其战略支点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因此也就成中国东西联系从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国家统一。

长江国防的三大支点

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重庆、武汉和南京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三大支点。

重庆:在宜昌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中国大西南进出中原的第一个稳固通道接口是重庆。八年抗战中,东部沦陷,大西南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后基地,而重庆东端的宜昌则被认为是中国绝地抗战的“最后的国门”。在其他道路基本被炸断的情况下,连接这“国门”的最后的通道就是长江。

鉴于连外接内的特殊地理位置,重庆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的特殊战略位置,193955日,南京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194911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撤销[1])。19976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控制重庆就扼住了大西南东出与中原西进的交通枢纽。重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两端接连的都是中国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地区。重庆西连四川盆地,东接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

武汉:出了重庆,就进入以武汉为重镇的长江中游地区。如果说重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的国门”,那么,武汉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命门。武汉历来被称“九省通衢”之地,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以武汉为中心的今湖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史分合大幕起落之地。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

武汉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上述分合节点的作用,是由于武汉所处地段是长江东西防御的“七寸”所在,它既是东西两段间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又是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武汉得失,关乎全局:失了武汉,中国分裂;占了武汉,中国统一。对武汉的控制就是对长江的控制,而历来对中国的控制最初都表现为对武汉的控制。1911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并定都于南京。1926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4月蒋介石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10月日本攻陷武汉。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武汉的形势对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理解了武汉才能理解长江,同样理解了长江也就理解了武汉。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长江)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3]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30倍的收获。[4]

马汉对中国长江特别是对“中部长江”的战略地位的分析,引起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宜昌在长江航运中具有特殊地位。宜昌是湖北省辖市,古称夷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宜昌是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也被称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位于宜昌市境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

宜昌是沿江入川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抢运中“最紧张的一幕”[5]就出现在宜昌。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撤退,前线难民和和伤兵洪水般地涌向宜昌。1938625日,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前线“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 10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西犯,宜昌岌岌可危,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6]。至1940年宜昌失守前,“终于在预定的中水位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武汉距宜昌航道仅630多公里。敌机又常来轰炸,前有山险,后有追兵,后来有人将当时将宜昌转运比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7]

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

鸦片战争后,东海不保,长江成为外敌侵略中国的入口。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此时,南京成了中国政府控制长江入口和进入上海的外来侵略者继续西犯的必争之地。1937年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

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如果“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那么控制了这个政府,也就抓住了长江的龙头[9];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如此可以更方便与西方势力勾结。同理,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南京这种受制于人的劣势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说重庆连同宜昌是西进入川的“最后的国门”,那么南京连同上海就是中国长江沿岸城市面向太平洋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改革开放后,作为长江战略支点的重庆、武汉、南京的经济功能获得大幅提升,成为拉动长江地区航运的枢纽。“目前,长江水系完成的水运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占沿江全社会货运量的20%和货物周转量的60%,沿江所需85%的铁矿石、83%的电煤和87%的外贸货物运输量要依靠长江航运。长江干线现有10个亿吨大港,万吨级泊位421个,并且形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2012年,长江干线的货运量达到18亿吨,是世界上运量最大的通航河流。”[10]

命悬一线:长江对抗战取得胜利意义重大

长江对于国防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交通,而在所有交通中,最稳定的交通当属自然和原始的交通。例如江南最可靠的交通线路多是水路,最稳定的东西交通线路就是长江。这一点得到八年抗战的战火检验:在当时陆路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而日本侵略者又全力围追阻截的条件下,水道特别是长江水道即显示出突出的稳定性。

19377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沪宁战事的失利及华北战区的扩大,沿海军工企业陷入危险状态。原来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军事工业、民用工厂需要大举西迁。为了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国民政府兵工署发布迁厂计划,长江在战时交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长江航运面临的紧急疏运任务是空前繁重的。” 正是凭借长江交通的稳定性,国民政府才能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了战略物资大规模和兵工厂整体性地向内地特别是向大西南的转移。

19371212日,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决定向重庆内迁。19385月徐州失守后,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同年6月,蒋介石令武汉各党政机关、大学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转移,驻汉各兵工厂及其他有关各厂,统统纳入兵工内迁行列,由此开始中国抗战兵工内迁高潮,其间长江水道对于沿海战略物资的内移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3712月至19389月,国民政府完成了下列十多家兵工厂整体性内迁。

抗战期间,长江不仅保证了战备物资向上游内迁,同时还承担着向下游地区运送抗日兵员顺利到达前方战区的任务。“抗战军兴,重兵待运。当时我国中部地区东西方向的运输主要依靠长江轮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自‘八一三’到1939年底,该局以退入长江的大、小轮船21艘,努力承担各地军运。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11]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12]抗战初期,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内迁人员共64000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大厦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及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13]

1940年宜昌失陷后,在中国抗战的各条战线中,长江水运仍发挥着主要作用,水路联运向长江支流发展。湖南湘江、沅江、四川境内的各长江支流运输有力地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物资急需。

在八年抗战中,长江航线也是日本侵略军试图掐断并控制的交通大动脉。上海、南京失守后,中方军事、民用运输除少数铁路、公路外,主要依靠长江航运。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长江中下游航线被日本侵占,上游又遭日军空中轰炸,但因其天然航道的超稳定特质,长江“在战争的防御、相持、反攻阶段始终起着交通命脉的作用”[14]

通观整个抗战可知,在陆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稳定的长江通道客观上对抗战的胜利也起到“命悬一线”的关键作用。长江的稳定性是由其天造地设的自然性决定的,历史泣血经验证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自然性是保证长江通道稳定性的关键。

经济、国防,两手都要硬

长江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时期,开发长江的经济功能提上日程。2005年,长江沿线的七省二市共同签署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确定了以“龙头”上海与“龙尾”重庆合力担当起构筑长江经济带首尾呼应、联动发展的战略格局。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号),交通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时出台了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措施,并将内河水运作为重点任务纳入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随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成库以后的长江上游航道条件得到大幅提升,长江干线货运量以年均13%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2006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葛洲坝船闸自1981627日正式通航以来,通过远程调度、靠前同步移泊等方式及船闸集中控制系统信息化改造,船闸通过能力不断提高,其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大幅提高。三峡水库回水至重庆,改善了航运里程660公里,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下游深水航道和中游荆江河段建设得到大规模系统治理。长江干线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加快,实现航道通过能力显著提升。目前,太仓以下水深达到12.5米,5万吨级海轮可常年通达,南京至太仓水深达到10.8米,3万吨海轮可常年通达。近年来,中游航道潜力也得到极大释放;上游航道治理进展顺利,重庆至宜宾段建成三级航道,可常年通航千吨级货船。2011年与2013年,葛洲坝船闸年通过量两次突破亿吨大关,船闸通过量较通航之初的1981年增长了近30倍,发挥了巨大的通航效益。[15]

目前,中国长江已被发展成具有高附加值的“黄金水道经济带”,长江航运成为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聚集的重要引擎和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

然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6]。在长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日益凸显。

首先,长江大坝修建增强了长江干流的运力,但高技术的运用则破坏了长江航道的自然性,弱化了长江通道抗灾变的强度。自然客观的通道,却人为地变成必须依赖人的主观因素(比如价值观)和技术水平等的水上通道。其次,位于宜昌的三峡大坝主体建筑物连同导流工程两部分全长约2309米,坝高185米,等于一道高高的城墙,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隔开。在坛子岭左侧修建的永久船闸,为双线五级,单线全长1607米,由低至高依次为15号闸室,每个闸室长280米、宽34米,可通过万吨级船队,而船只通过永久船闸却需34小时。闸室内水位的升降靠输水系统完成。长江人工大坝就这样将原本天造地设因而抗灾变能力几乎无限大的长江通道,变为因一个小小的技术操作失误事件就会导致体系性瘫痪的人工航道。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增大了通过三峡航运力,同时也使长江运输条件更加脆弱。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力量可以为这些技术条件提供保障,但如果碰上战争,比如前述八年抗战——且不说天灾等灾变,长江是否还能具备战略物资迅速转移的航运能力?即使在和平时期,目前在恐怖主义全球泛滥的时期,各国安保成本已今非昔比,对中国而言,三峡大坝的安全就不再是只与客观世界联系的“天险”问题,而是随时与人的主观意愿相联系的“人险”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三峡大坝的建成将分布于三峡的“最后的国门”的功能完全集中且固化在宜昌。通路的关键是保路,而优先要保的路就是天造地设的自然道路。根据八年抗战时的经验,能保证中国物资转移最牢靠的通道就是长江,而长江运输稳定性的关键前提是其自然性。现在长江交通的自然性在宜昌一地已转为“数字化”存在,这样的存在的软肋恰恰存在于它的强大之处。在和平时期,大坝的数字化存在提高了运载能力,但问题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比如天灾人祸时,数字化则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畅通的运送能力,荆楚地区很可能就埋下了国家动乱甚至分裂的隐患。

与长江拦坝带来的得鱼忘筌的问题一样,为了经济发展,解决南北交通问题,沿江两岸地方政府纷纷举建跨江大桥。有资料显示,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桥梁共一百多座,长江及其正源流金沙江、通天河、沱沱河上的大桥已达105座(含隧道)。长江上海至宜宾江段共有89座长江大桥(含长江隧道),另外还有规划中或设计中但尚未正式开工的越江通道14座。[17]

这些横跨长江的大桥无疑实现了中国人“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也确实极大地拉动了南北物资流通,但同样的“得鱼忘筌”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这些大桥也削弱了长江的自然性及建立其上的通畅性。在八年抗战中,中国装备物资逆流而上、实现大转移后再沉船江底以阻止日舰跟犯;现在这一百多座大桥,如遇战事,启战之初就会在瞬间反转为比当年沉船规模更为巨大的阻碍航运的现成材料,由此而来的就是中国各地力量的各自为战甚至割据分裂。毛泽东指出:“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8]同样的道理,河路特别是长江不通,御敌与为河二事亦皆不能办。

推进国防长江建设的建议

第一,将目前过度注重长江经济即所谓“黄金水道”功能的思路,拓展到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并重的长江发展轨道上来。长江之于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交通的国防价值,不仅在交通的产值。因此,建议在长江航运发展总目标“四个长江”即“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19]中植入“国防长江”的元素,以提升全民族对长江的国防作用的重视。从中国历史看,国防而非经济是统揽长江全部内容的红线。在推进长江航运发展中,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在今后的计划目标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者可能还要适当加强。

第二,国防交通的关键是道路的畅通无阻。建议拓宽三峡运输通道,但这种拓宽不是目前永久船闸的复制而是补充,尽可能减少其对科技的依赖,增大其自然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现代高科技应用带来的副作用。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顺应而不是改变河流的自然性。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和大运河工程中的“道法自然”的智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利用河川的自然性。与此相应,我们今后也要将长江大桥的再建,纳入统一管理,至于新启大桥工程,需要经过充分的国防评估后再做合理取舍。

第三,建议在原有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峡大坝和长江大桥的管理水平和层级,快速提升和强化国防交通的功能,对其中新启动的重大项目,事前要有充分的在军方代表参与下的国防评估。如有必要,可借鉴元代将汉中行政管理划入陕西的历史经验[20],将重庆中央直辖管理功能再进一步向东延伸到宜昌三峡。在中央的统筹之下,将目前的长江各部门分段管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为长江全程统一管理。

第四,目前我们长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解决方式最好不要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根据西方发展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的经验,保证这一点的关键是将可能发生的战争尽可能远地推止于境外。近代中国受到外侮的教训表明,一旦东海有失,长江就成为外敌进入的口子:一旦口子开裂,中国轻则陷入内战,重则陷入分裂。形势要求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年来我们的海上力量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1] 的统一体系,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此,笔者认为,从“三海一体” 即将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体的视角规划中国海上安全战略。根据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经验,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合成为或许可以用“西太平洋舰队”命名的海上作战指挥体系,以更有效地捍卫广泛存在于黄海、东海和南海即整个中国东部海域内的主权利益,实属必要。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原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 19547月,西南大区、北碚市并入重庆,重庆直辖市被撤销,重庆从直辖市降为省级市,重庆并入四川。

2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1页。

3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4]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5] 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5页。

[6] 转引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7] 转引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5页。

[8] []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8页。

[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10  唐冠军:《加快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服务长江流域经济发展》,http://www.cjhy.gov.cn/hangyundongtai/dianziqikan/hangyunzazhi/201310/t20131025_242462.html

 

[11] 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12] 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89页。

[13] 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

[14] 江天风主编:《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15]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网站,http://www.cjhy.gov.cn

[16]《庄子天下》,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17]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江大桥”。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9] “长江航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长江航运现代化,形成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航运基础设施、装备和服务体系,适应沿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适度超前,比较优势充分体现,黄金水道优势充分发挥,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全面实现,长江航运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更经济、更和谐。”参见《打造"四个长江" 发展现代航运 服务沿江经济--访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

http://www.hb.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30/content_16103555.htm

[20] 元代设兴元路于汉中,为隶属于陕西之始。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路为府,设汉中府。清代设陕安道于汉中,辖汉中府、兴安府(今安康市)。

[21]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载《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全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3页。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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