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二):实事求是

张文木 来源: 2021.09.17 14:22:24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基本要求。

实事求是思想是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的交汇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的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1] 主义是,问题是,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之争的继续。

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实用主义哲学,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也有人将实用主义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实用主义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和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认为:“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2] 杜威更是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他认为:“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3] 195412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4] 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学长何叔衡的影响下,很看重船山学说。19199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5] 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章程据说都是胡适确定的。[6] 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

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普世”教条斗争中成长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老教条主义,如王明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普世楷模;也有新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在他们指挥下,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9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7] 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8]王明现象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迷信并盲从共产国际的思潮。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0] 19423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1] 19569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2] 19563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13]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19737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14]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本意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到70年代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不懈地斗争。有人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时,毛泽东肯定地说:“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15] 19688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16]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520日,毛泽东审阅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7] 1027日,毛泽东审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8] 19643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上说可以采取。”[19] 1966712日,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20] 7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1] 19671127日,阅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文章,安斋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22] 12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23] 8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24] 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25] 9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26] 的段落删去。9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27] 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这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一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中的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28] 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和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做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和思想遗产是实事求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各式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和思想遗产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如果不这样,就要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道路,1949年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3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29]

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员王方名回忆,1957411日上午,毛泽东约他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话,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毛泽东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最后,毛泽东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30]

在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仍需要持续开展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1] 要明白我们改革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

19652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如何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2] 6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33]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3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编辑   季节)

 

 

 

 

 

 

 

 

 



* 张文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1] 胡适就自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图后来有过解释,他说:“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来源: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2] []威廉•詹姆士著,陈羽纶、孙瑞禾译:《实用主义 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3] [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页。

    [4] 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5] 1950102日,毛泽东复信张有晋:“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6]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5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是事实。这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这段文献参见载沈卫威著《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15]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20] 转引自王任重1966713日日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28]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夕流行很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铿锵,歌词主张内容不容置疑,反复重复的歌词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参见经典老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线试听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30]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12日,第3版,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学习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 414页。

[3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34]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6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21年08期

总期号:268期

2021年07期

总期号:267期

2021年06期

总期号:2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