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至少五次重大的公开场合提到了“党的自我革命”。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十月革命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热门话题。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欧洲的那些社会党人就争论过这件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也在议论这件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呢?原因就是,一个为广大劳动者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忘了初心,逐渐变成为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为个人私利而谋取权力的党。也就是说党会变质,从人民公仆蜕化为“当官做老爷”了。比如在大学里,我们问申请入党的学生,为什么要入党?有人回答是因为要考公务员。入党是为了考公务员,是想当人民公仆还是想当官做老爷?如果是奔着当官去,将来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变成法条主义或程序主义者,变成喜欢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这样一批人。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淡化了这个问题,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轨。但是在中国富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却空前地脆弱了、腐败了。面对这个事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是确实还没有强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提出能够让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不忘初心的办法。作为一个学者,我想提出以下的观念或者说理论的体系。我们的党怎么样才能不忘初心,怎么样才能保持住自己为广大劳动者服务的基本性质呢?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跟黄炎培曾经特别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人民民主,再后来把它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

 

党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

 

首先,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但是除了政治建设以外的其他建设还都要讲政治。在我看来,今天所讲的政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没有矛盾、没有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强调依法治国是不是就可以了?显然是不可以的,甚至把三者的次序颠倒都不可以。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是依法治国。

党凭什么能领导呢?是因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不是鱼和水的关系,也不是水和船的关系。血肉的关系,就是党和群众紧紧地贴在一起,感受老百姓想要什么,这样的党就不会变质。我想正是这种联系,才是党的领导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怎么才能有血肉和骨肉般的联系呢?就在于党不仅仅是一个科层体系,而且必须是一个扁平组织,并且主要是一个扁平组织。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只有不到1000万人在科层体系里工作,还有8000多万党员在非科层体系工作。全社会中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共产党员。扁平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组织群众自治、自助,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解决人民种种关心的具体事。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起来监督。

如何保障党员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这首先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凡是要提拔进入科层体系的党的官员,他必须有在基层组织人民的经验,必须从基层干起。而且凡是要提拔的对象,不仅要去党校学习,还必须“回炉”,回到基层社区去组织人民,做到“不下放就不提拔”。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组织上对干部表现的考评和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把党的监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实践的结果,我们党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就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党的基层工作重心要落在居民场所,从追求办大事为主,变成广大基层党员组织群众办小事,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样的话,我们的党就是8000万加1000万,真的就有9000万名党员。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居住区里为人民服务,感受到自己的光荣。党员的党费主要用在每一个党员所居住的社区里。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党就完成了再造,我们的党就会跟群众有骨肉联系、血肉联系。我相信,这样的党就很难腐败了。

                                             (编辑  杨利红)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185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年会上进行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1] 《毛泽东与黄炎培畅谈:跳出兴亡周期率唯有靠“民主”》,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20131024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1024/c198452-23311311.html

【2015年5月,旅法学者、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本...

20155月,旅法学者、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所作序言。】

如同欣赏油画,审美需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而审丑则需尽量近距离。国内学人近距离观察中国,能看到很多丑。在海外长期生活或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学人,往往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有信心。

旅法学者宋鲁郑先生的《中国能赢》充满对中国的乐观主义。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美国归来,与国内社科人文同行中盛行的悲观主义也格格不入,有不吐不快的冲动。虽身处国内,却一直喜欢当时生活在法国的宋先生写的专栏文章,对他的论战立场产生共鸣。这些文章的集锦,就是《中国能赢》。

不仅距离产生美感,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者还有比较的优势,知道各自有难处,只是难的内容不同,也就不盲从众议。在美国住独栋房子很爽,但修房、打理前后院的开支是很沉重的负担,遑论每年2%以上的房产税。中国城里人住脚不落地的公寓楼,房价昂贵,楼里楼外的公共卫生及秩序还让人闹心,但不用交房产税,而且“装修”后就不用“打理”了。美国人享受了很多中国人没能享受到的东西。但中国人一般有现金存款,美国人一般没有,大多是“月光族”,因为养老、医疗、汽车等保险费用很高。

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已经高到一定程度,进入了第三产业时代,低端的第二产业都挪到中国这种低收入国家去了。因此,那里的基础设施完备,空气质量好,给弱势者提供的福利更令人羡慕。而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福利体系还在襁褓之中。石化、钢铁、水泥、玻璃,都是高污染、低收入企业。处于第二产业时代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能为解决污染而强行关停石化、钢铁、水泥、玻璃之类的企业,这些企业是随工人工资增长和产业升级而被市场自然淘汰的,否则会制造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一旦基础设施建好了,城市容纳了绝大多数人,收入高了,就可以将这些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中国富裕了,就会通过改善生产技术和进口来满足低端产品的国内需求。“先污染后治理”这个市场规律是难以违背的。中国虽然混乱、落后、污染、贫富迅速分化,却生机勃勃,类似高铁那样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日俱进,展示着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令西方国家感到恐惧,并不断“忽悠”我们改变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政策。

《中国能赢Ⅲ》,宋鲁郑著,红旗出版社20155月出版

长期在发达国家生活还比较容易熟悉其他欠发达国家。比较了其他欠发达国家才知道,接受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品生产是种“大能耐”。那要求大量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劳动者和相当程度的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设施,还要求开放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在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除个别城市外,做到上述这些要求非常难。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产业和税收,中心城市以外的辽阔地区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开放很重要,能弥补发展程度的落差。然而,因为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开放会引发急剧的社会变动,使维护社会秩序变得艰难。笔者十几年前在北朝鲜随意给了乞丐两块钱人民币的“施舍”,后来才知道该国城市里的人均月工资仅合人民币7元——外国旅游者在扰乱人家的社会基本秩序。

中国人均7千美元的GDP与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是落后的现实。这种现实导致无数落后的现象。然而还有一个现实:世界1/41/5的人口,以高速发展,在从1950年算起的六十年里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并准备从2010年算起的未来六十年里赶上发达国家。在未来三十年,每十年翻一番,中国的人均GDP就能达到5.6万美元。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指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能变——到2080年不能变。变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就会一直落后,就无法消除种种落后现象。

因为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生活情形严重缺乏了解。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的中国社科人文学者经常对西方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并用这想象来批判国内的落后。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然而,受冷战后西方政学两界宣扬“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把中华体制视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现象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是否模仿西方政体问题。但中国以往六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又是因为什么?宋先生援引了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的话,一语中的:“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宋先生对伴随中国走向成功的中华体制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有用而且及时。

好东西是高价的,甚至是禁卖品,比如西方对中国实行的高科技禁运。西方千方百计推销,甚至不惜用飞机导弹毁灭百万生灵去强迫别国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若做诛心之论,“乱中取胜”和“分而治之”或许就是目的。有政治稳定未必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

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实中,主动或被迫模仿西制的欠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却普遍未能解决落后问题。选票箱子解决不了吃饭和发展问题。现实中,选票箱子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如制造的问题多;司法独立甚至还有如泰国那样促成司法政变的。拆了克里姆林宫,俄国未能建成希望中的白宫。东施效颦是弄巧成拙。无论什么政体,都要植根于本国的社会与文化,适合本国的具体情况。

体制不是几个聪明人主观设计的,而是在成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若《美国宪法》“穿越”到汉朝,被刘邦接受了,恐怕汉朝一天也活不下去,不会有近420年的长寿。王莽朝照书本概念治国,死得很难看。秦创郡县,隋创科举,民国创共和,可谓出色,却分别只得寿143738年。《美国宪法》推行八十多年后发生了血腥的大内战,又当何论?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好,但美国在走向衰落又当何论?

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顶用。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自动保障长治久安。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国家兴旺靠的是解决其面临的主要矛盾,靠出色的大政方针、统一的思想路线、明确的政治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

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体制挨骂问题。在骂声中,精英们会丧失希望,走向颓废,像苏联那样“自杀”,让中国倒在民族复兴的门槛边上。拆了故宫中国也建不成白宫,只会出白宫赝品。

从远近交替的观察可知,美由丑组成,正如法国高级香水由很臭的原料配比而成。我们在国内生活,每天都遇到不愉快的事,并为之愤怒。但宋先生有距离的观察在所有的丑恶之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中华体制的合理性,看到了我国未来的远大希望。世界上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成就越大,代价也越高。美国的成功之路和中国的成功之路都不是例外。正是成功复兴的希望鼓舞我们保持乐观,不断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奋勇前行。

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在结尾中说:“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批判中华体制的一片喧嚣声中,我们要有定力,如宋先生那样保持“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梦”不屈不挠地奋斗。

本文厘清四个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议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义,二是定义的历史演变,...

本文厘清四个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议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义,二是定义的历史演变,旨在澄清有关认识。

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以爱家乡为基础的高尚情感,层层扩展,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因此,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

因为人类利益被国土疆界区隔的“国族”深刻分化,爱国主义不易演化为国际主义。因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视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原本很容易区分:国际主义帮助他国,帝国主义欺负他国。但现如今,世界各国人民密切互动,帮助与欺负的界限经常被模糊。贴哪个标签往往取决于言者的价值取向。比如,支持列强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说那是国际主义,反对者称其为帝国主义。同时,原本清晰的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间的界限也含糊了。一部分人讨厌本国政府或一部分国内人民,称帮助外国摧毁本国社会共同体为“真爱国”,称抵抗外国势力的人为“爱国贼”。

上述四个概念的定义并非从来就有。定义来自对历史演变的认识。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1517年,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百年后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即“宗教战争”。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独立、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三大原则,是为民族国家及国际法的开端,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从此,欧洲各国的生存竞争日渐严酷,国家规模大小和国内人民的凝聚力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于是,为王公立国的“诸侯国”观念逐渐式微,以“民族”(nation)立国的观念逐渐强盛。

“民族”大致是个以共同地域、宗教、语言为界限的人民共同体。如此,民族与国家是一回事。国家即民族,国家的人民也是民族。如此,爱民族就是爱国。但地域、宗教、语言这三大要素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地理边界都靠战争划定。

中国的历史不同,观念也有不同。类似“民为邦本”的观念有约三千年历史,比皇家的“家天下”观念还古老,而且二者混合在一起,就有“载舟覆舟”之说。同时,崭新的欧洲“民族”观与古老的“华夷之辨”也颇为不同。中华核心区对宗教不敏感,没有宗教间的战争。象形字与字母语言也不同。虽然疆界都靠战争确定,却往往与生产方式相关,比如农区与牧区比较稳定的区隔。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间的惨烈竞争催生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不仅同时产生而且是一体两面。民族国家是伴随欧洲各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浪潮而诞生的。哥伦布在1492年就到达了美洲。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经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此,爱国主义从起初就带上了本民族优越论的基因。体质人类学在19世纪的诞生又催生了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就同种族主义也挂了勾。换言之,在欧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混为一谈。

华夏地区的社会共同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得很早,也因此从春秋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但到现代大革命发生时才引入了民族主义概念。首先是以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优越感为核心,号召推翻满清政权。其次则以“五族共和”为号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在此时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没有区别。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我们改用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完成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了公认的贬义词,而爱国主义依旧是褒义词。爱国主义未必与国际主义相关,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关。

“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

若仅说到此,这个问题还不够重大。21世纪更大的世界政治问题是“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西方自己采用了以国立族的立场,即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族,即“nation”。国内的“民族”则被淡化、同化,仅能称族裔(ethnic groups——其中没有“民族”字样)。一个世纪前诞生的苏联共产党则采取了“以族立国”的立场,支持各民族摆脱宗主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

而今,西方列强对内基本完成了“以国立族”的任务,却在欠发达地区推动“以族立国”,煽动狭隘民族主义。苏联的崩溃清晰地展示出:“以族立国”是衰败之道,国内族裔的“民族主义”是条邪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大国地位,中等规模的国家被迫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央,催生了欧洲各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的努力。对我国而言,“民族区域自治”虽为当初的中庸之道,却在理论上偏向苏联模式。

20世纪上半叶,我们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在21世纪初,中国人常被指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了清晰的定义就容易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会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不会被随意贴标签的舆论所左右。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作《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对中国而言,给我们的经验教...

由于在冷战中落败,俄国在一夜间就回到了19世纪初欧洲边缘国的地位。无能的领导人让俄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入欧”努力白费了。

地缘政治分析没有过时。俄国北部边疆是冻封的北冰洋,西部只能从圣彼得堡出狭窄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因为丧失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和东德,现在俄国西面的出海安全已经毫无保障。南部出海口如何?原来黑海几乎是苏联内海,是保障南出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希腊和土耳其对西方封堵苏联南出地中海极为重要。若欧洲第二国土大国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连出黑海的安全都成了问题,遑论出地中海,俄国就成内陆国家了。布热津斯基很早以前就判断:若西方将乌克兰划入势力范围,俄国当超级大国的希望就永远终结了。因此,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但西方拿下乌克兰这事靠谱吗?真把1852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再重复一遍,把俄国打垮,使之经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路下滑,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才开始翻盘的痛苦历程?西方现在或许已经“过度扩张”,俄国会拼死争夺乌克兰。第聂伯河岸上的基辅和河西的西乌克兰还谈不上是西方稳固的势力范围,河东的东乌克兰就是俄国反扑的基地。但东乌克兰也很脆弱,要看西乌克兰的发展状况而定,倒向西边的可能也存在。

乌克兰之争的意义相当于“911”或“新冷战”吗?“911”导致长达10年的“反恐”,而冷战导致美苏对峙近50年。对所有受西方压迫的国家而言,50年或哪怕10年较宽松的环境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比如给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变成“正常”国家的机会。对中国而言,冷战促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国得以选择当“正常”国家,并在美国集中“反恐”的10年间成了大气候。

但乌克兰之争未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重大机遇。双方都会愿意减少这个地区的火药味儿,打一场慢工细活的持久战。

西方不会就此与俄国翻脸,俄国更不愿同西方翻脸。西方会在经济上全面制裁俄国吗?恐怕英国不答应,德国更不答应。缺少了俄国的能源供应,欧洲根本活不下去。

从国土面积来说,乌克兰是除俄国之外欧洲的第二大国。人口小五千万,也是欧洲人口大国。尽管乌克兰科技比较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也高,目前却相当贫穷,普通人工资收入低于中国不少,而且历史文化很复杂。因此,进入严重缺钱时代的美国和欧洲难以吃下这个国家。让日本加入出钱行列是有可能的,但日本恐怕要价过高,要交换美国在东亚支持其与中韩对抗。

双方谁也不会让乌克兰稳定下来。乌克兰内部严重分裂,是美欧的机会,但也是俄国的机会。靠雇佣小特务挑动分裂搞暗杀,美国人会,俄国人更会,何况是在俄国家门口。美国这次小动作做过头了,坏了潜规则,将来可能自食其果。他们谁都想吃下乌克兰,可谁都吃不下。西方把第聂伯河以西这一大块咬在嘴上,却咽不下去。俄国叼着河东这一大块,却不知是否该先咽下克里米亚这一小块,一时算不清得大于失抑或失大于得。

双方谁都不敢直接出动军队对抗,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在21世纪的核武器时代重演。普京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把克里米亚占住。谁要是来打我就是你要跟我打仗,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这将是长期的争夺,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短期内谁都不能指望出现输赢定局。如此,妥协的机会很大,妥协导致稳定。

如果以第聂伯河为线,西边是你的势力范围,东边是我的势力范围,西方就能固化本方的重大进展。但俄国人会遵守吗?估计不会真心遵守,但也不一定谈不成。我猜想,乌克兰乱局可能会促使西方各国开会定规矩,用好听的词儿婉转地制定两条国际准则。第一,不许对他国或本国分裂地区动武,除非由美国号召或准许。第二,允许西方插手他国内乱推翻“专制”政权,但是否“专制”得由西方来定义。用这两条规矩把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变成法定秩序。

欧洲放话准备拿出110亿欧元来稳住乌克兰亲西方政权,美国放话要紧急拨款10亿美元。中国在乌克兰有重大利益,把遥远却庞大的乌克兰当作与东欧联系的一个支点来对待,投入是200亿美元以上量级的。中国在非洲把南非作为支点。假如南非反对派赢了政权,干掉非国大,那中国的损失就惨重了。从大局看,当前中国属于暂时的输家。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权上台,被美欧稳住58年,我们200多亿美元的项目就可能泡汤。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眼下最有可能的是双方都想稳住局面,不再扩大化。这件事既非“新911”也非“新冷战”,没有哪国需要“站队”。

对中国而言,乌克兰乱局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的经验教训。

第一,国家体量大了,对外投资的增长是难免的,但必须有应对长线投资政治风险的预判。我国遇到的这种问题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我们应当懂得,这个世界绝非仅是“在商言商”的世界,而更是用政治军事力量抢夺财产的世界。为保障在远方不稳定地区的投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注意投资条件的合约条款,增加苛刻性;或者与西方财团联手做大项目,分担政治风险;或者控制和减少国有银行担保的远方大型项目。

第二,西方的制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经常制裁一个国家,而是拉个名单直接制裁个人,把国际法问题简化成国内法问题。这个名单特别包括能对被制裁国的内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该国领导人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铁哥们儿。不给这些人提供前往制裁国照看自己财产的旅行便利,甚至冻结他们的财产,就能左右该国的内政外交。

按说本应是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私人资产多,但事实却相反。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存放的大多是上市公司的集体资产,随时可以撤资,对不动产更是只租不买;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存放的是大量私人资产,特别是不动产。

这个新制裁手段灵不灵?若不灵美国怎么会越用越上劲儿?这是打击一个政权的“精确制导”手段。出于自己隐蔽的家族利益,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们天天吹政策风。公开说狠话的政要越来越多,实际政策却越来越软弱,执政集团从内部分裂。普京强硬,禁止官员有海外存款,但官员的老婆孩子、铁哥们儿有海外存款。欠发达国家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有海外利益的人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编辑 苏歌)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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