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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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体系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

来源: 2019.07.15 15:50:58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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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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