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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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克兰的争夺是长期的,局外国家机会有限

潘维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4期 2014.04.05 13:24:50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对中国而言,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首先我们必须有应对长线投资政治风险的预判。其次西方的制裁方式正在从国际法问题向国内法问题转变,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由于在冷战中落败,俄国在一夜间就回到了19世纪初欧洲边缘国的地位。无能的领导人让俄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入欧”努力白费了。

地缘政治分析没有过时。俄国北部边疆是冻封的北冰洋,西部只能从圣彼得堡出狭窄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因为丧失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和东德,现在俄国西面的出海安全已经毫无保障。南部出海口如何?原来黑海几乎是苏联内海,是保障南出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希腊和土耳其对西方封堵苏联南出地中海极为重要。若欧洲第二国土大国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连出黑海的安全都成了问题,遑论出地中海,俄国就成内陆国家了。布热津斯基很早以前就判断:若西方将乌克兰划入势力范围,俄国当超级大国的希望就永远终结了。因此,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但西方拿下乌克兰这事靠谱吗?真把1852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再重复一遍,把俄国打垮,使之经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路下滑,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才开始翻盘的痛苦历程?西方现在或许已经“过度扩张”,俄国会拼死争夺乌克兰。第聂伯河岸上的基辅和河西的西乌克兰还谈不上是西方稳固的势力范围,河东的东乌克兰就是俄国反扑的基地。但东乌克兰也很脆弱,要看西乌克兰的发展状况而定,倒向西边的可能也存在。

乌克兰之争的意义相当于“911”或“新冷战”吗?“911”导致长达10年的“反恐”,而冷战导致美苏对峙近50年。对所有受西方压迫的国家而言,50年或哪怕10年较宽松的环境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比如给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变成“正常”国家的机会。对中国而言,冷战促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国得以选择当“正常”国家,并在美国集中“反恐”的10年间成了大气候。

但乌克兰之争未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重大机遇。双方都会愿意减少这个地区的火药味儿,打一场慢工细活的持久战。

西方不会就此与俄国翻脸,俄国更不愿同西方翻脸。西方会在经济上全面制裁俄国吗?恐怕英国不答应,德国更不答应。缺少了俄国的能源供应,欧洲根本活不下去。

从国土面积来说,乌克兰是除俄国之外欧洲的第二大国。人口小五千万,也是欧洲人口大国。尽管乌克兰科技比较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也高,目前却相当贫穷,普通人工资收入低于中国不少,而且历史文化很复杂。因此,进入严重缺钱时代的美国和欧洲难以吃下这个国家。让日本加入出钱行列是有可能的,但日本恐怕要价过高,要交换美国在东亚支持其与中韩对抗。

双方谁也不会让乌克兰稳定下来。乌克兰内部严重分裂,是美欧的机会,但也是俄国的机会。靠雇佣小特务挑动分裂搞暗杀,美国人会,俄国人更会,何况是在俄国家门口。美国这次小动作做过头了,坏了潜规则,将来可能自食其果。他们谁都想吃下乌克兰,可谁都吃不下。西方把第聂伯河以西这一大块咬在嘴上,却咽不下去。俄国叼着河东这一大块,却不知是否该先咽下克里米亚这一小块,一时算不清得大于失抑或失大于得。

双方谁都不敢直接出动军队对抗,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在21世纪的核武器时代重演。普京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把克里米亚占住。谁要是来打我就是你要跟我打仗,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这将是长期的争夺,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短期内谁都不能指望出现输赢定局。如此,妥协的机会很大,妥协导致稳定。

如果以第聂伯河为线,西边是你的势力范围,东边是我的势力范围,西方就能固化本方的重大进展。但俄国人会遵守吗?估计不会真心遵守,但也不一定谈不成。我猜想,乌克兰乱局可能会促使西方各国开会定规矩,用好听的词儿婉转地制定两条国际准则。第一,不许对他国或本国分裂地区动武,除非由美国号召或准许。第二,允许西方插手他国内乱推翻“专制”政权,但是否“专制”得由西方来定义。用这两条规矩把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变成法定秩序。

欧洲放话准备拿出110亿欧元来稳住乌克兰亲西方政权,美国放话要紧急拨款10亿美元。中国在乌克兰有重大利益,把遥远却庞大的乌克兰当作与东欧联系的一个支点来对待,投入是200亿美元以上量级的。中国在非洲把南非作为支点。假如南非反对派赢了政权,干掉非国大,那中国的损失就惨重了。从大局看,当前中国属于暂时的输家。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权上台,被美欧稳住58年,我们200多亿美元的项目就可能泡汤。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眼下最有可能的是双方都想稳住局面,不再扩大化。这件事既非“新911”也非“新冷战”,没有哪国需要“站队”。

对中国而言,乌克兰乱局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的经验教训。

第一,国家体量大了,对外投资的增长是难免的,但必须有应对长线投资政治风险的预判。我国遇到的这种问题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我们应当懂得,这个世界绝非仅是“在商言商”的世界,而更是用政治军事力量抢夺财产的世界。为保障在远方不稳定地区的投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注意投资条件的合约条款,增加苛刻性;或者与西方财团联手做大项目,分担政治风险;或者控制和减少国有银行担保的远方大型项目。

第二,西方的制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经常制裁一个国家,而是拉个名单直接制裁个人,把国际法问题简化成国内法问题。这个名单特别包括能对被制裁国的内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该国领导人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铁哥们儿。不给这些人提供前往制裁国照看自己财产的旅行便利,甚至冻结他们的财产,就能左右该国的内政外交。

按说本应是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私人资产多,但事实却相反。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存放的大多是上市公司的集体资产,随时可以撤资,对不动产更是只租不买;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存放的是大量私人资产,特别是不动产。

这个新制裁手段灵不灵?若不灵美国怎么会越用越上劲儿?这是打击一个政权的“精确制导”手段。出于自己隐蔽的家族利益,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们天天吹政策风。公开说狠话的政要越来越多,实际政策却越来越软弱,执政集团从内部分裂。普京强硬,禁止官员有海外存款,但官员的老婆孩子、铁哥们儿有海外存款。欠发达国家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有海外利益的人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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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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