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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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小国智者

王湘穗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5期 2015.05.06 09:04:17
李光耀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路口上的小国,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这一明智的选择,已经被新加坡的成功所证实。李光耀的外交思想秉持实用主义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无论新加坡的新领袖们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20153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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