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已知风险的“灰犀牛”,也不是一般未知风险的小概率的“黑天鹅”,而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却可能产生类似恐龙灭绝式影响的“巨陨石”现象。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成为百年未见的大事件。可以预计,疫情将重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疫情的发展趋势
目前看来,对新冠病毒似乎没有特效药。能够控制疫情、对感染者康复具有显效的中医药并没有被世界广泛接受,因此无法在全球发挥作用。人们期待的疫苗,即使一切顺利,至少还要12-18个月才能规模化应用,这意味着全球疫情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人类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要实现有效控制需要三个条件,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观察此次疫情的情况,凡是认真按照这几条去做的国家和地区,都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从中国和韩国两国经验看,疫情发生初期存在短暂的机会之窗,抓住了就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就有可能集中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抗疫,就可以极大压低全国感染率、死亡率,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凡是不认真落实管控措施的国家,疫情基本都失控,正在被迫陷入“群体免疫”陷阱。
所谓群体免疫,是指人类与兽类群体面临传染病时,在60-80%的个体被感染后,群体有可能获得对此种传染病的免疫能力。这是人类无力或无意应对传染病时出现的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按照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群体免疫一般规律计算,全球75亿人,假若感染率为70%即意味着感染50亿人,按照目前全球感染\死亡率6.8%计算,将可能会导致3亿多人死亡。这当然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可能会被动坠入“群体免疫陷阱”。从总体情况分析,未来的全球疫情将在有效控制和群体免疫的两极状态之间徘徊。
具体而言,全球疫情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扩散化。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目前全球疫情还处于“大流行的早期”。从今年1月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爆发疫情,目前已经确诊感染500多万人,仍在以每天1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死亡达40多万人,确诊死亡比接近7%。据科学家研究,气温对新冠病毒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可以推断,全球疫情还将继续扩散。
反复化。严重的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许多人因疫情影响而失业。基于经济压力,许多国家不顾疫情并未得到控制的情况,纷纷解除隔离,急于复工。世卫组织发布指南,强调各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前,应就三个关键问题做到心里有数:首先,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其次,医疗保健系统能否应对放松管控措施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第三,公共卫生监控系统是否有能力检测和追踪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并掌握疫情进展。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几点要求。不难想见,一旦放松管控,疫情很可能二次爆发。
长期化。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最近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成为长期问题,很难预测何时可以战胜病毒,它可能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流行性病毒。哈佛大学在一项研究中根据4种冠状病毒的病死率和传染性,加上季节传播、免疫持续、交叉感染等3个参数,构建了一个疫情发生率模型。其研究结论是:除非抗体可以永久有效,否则疫情就将持续爆发;即使有了疫苗,新冠肺炎疫情也将流行到2025年。从目前对COIV-19病毒跟踪研究情况看,该病毒经常发生变异,感染者获得的抗体保留时间不长久。如此可以得出结论,疫情很难在短期内过去,将会长期化。
复杂化。疫情爆发对各国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一些应对不佳的国家和政客希望通过“甩锅”来转移矛盾、减轻自身责任,不惜上演荒唐的“索赔”闹剧。这非但破坏了各国合作抗疫的政治基础,也引发了国际政治的新争端。疫情给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居家令的实施更是导致社会生活陷入紊乱,个人自由与公众利益、维持经济活动与管控措施等都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疫情不再只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也在制造人与人、人与政府、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类由疫情引发的人祸,使全球抗疫陷入乱象丛生的复杂矛盾之中。疫情本身变化具有的未知特点,加上疫情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得未来疫情的发展与演变更加波诡云谲。
疫后世界将会发生的十大变化
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已经造成、并还将继续造成巨大冲击,这一冲击的力度足以重新塑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许多战略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对疫后时代的世界变化,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并深刻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疫后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以下十大改变。
一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面临瓦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起了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其中包括关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组成的四梁八柱。近年来,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思想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纷纷“退群”,导致大量国际组织停摆、国际协议废止、国际间合作日趋弱化。在此次疫情中,美国先是暂停缴纳世卫组织会费,继而威胁要退出世卫组织。就像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沙克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应对疫情中没有通过领导力测试。全球目睹了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自利和拙劣的应对不善,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此前美国已表现出无力、也无意继续维持现行世界体系,疫情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二是世界将会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单中心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所判断的那样,国际权力结构可能重塑。从目前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趋势看,未来世界应不会走向无中心的失序状态,也不会呈现双中心的对垒。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应该是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多中心的局面,也最容易被世界接受。
三是洲域共同体将引领新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体系裂解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一些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在广义安全方面愿意合作的国家将积极开展全面整合,形成“洲域共同体”。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的“洲域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将由此萌生。
四是并行体系将取代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体系。在疫情冲击下,根据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按照价值链等级分配利润的现行垂直分工体系,暴露了严重的安全脆弱性,遭受了致命性冲击。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寻求更安全的产业链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体系重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将出现脱旧钩挂新钩、长链变短链,链式变圈式的变化。全球将出现若干并行式产业体系构成的经济圈,形成运行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的产业体系,以往单一、垂直、等级式旧体系将被取代。
五是美元体系将被颠覆。为了挽救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美联储采取“无限制宽松”的方式挽救美国金融市场,直接介入美国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债劵,导致美国国债的进一步提升,这实质上是在严重透支甚至是破坏美元信用。一旦美元信用丧失,美元体系就将失去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届时多个区域主导货币将取代美元体系,为经济活动提供新的信用和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新的网络结算系统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六是全球化将迭代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更像是生命的演化,无论是顺流直下或遭遇拐点,方向的变换并不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是一种演变,此次疫情促使全球化进程的迭代发展,产生多样性全球体系对单中心全球体系的替代。而大量互联互通新技术的运用,特别是5G技术带来高数率、低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的广泛应用,可以推动生产体系与生活体系连接、生产疏离化和生活疏离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鸡犬之声相闻,不必频频往来”的生存状态,全球化将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七是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新冠疫情爆发,说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侵入了其他动物的生态链。据预测,全球病毒有160万种,人类知道的不过3000种,了解的病毒就更少了。疫情的发生给世人提出了警示,人类发展要防止超越增长的极限、保持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减少对其他生物链的入侵,在发展与安全上保持均衡。维持好与其他生物的共存共生状态,这是人与自然、人与病毒的相处之道。为此,疫后将会建立跨国制度性安排,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提供保障。
八是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疫后时代,各国各区域将从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起步,寻求全球性的共同安全保障。频发的疫情将迫使人民摒弃排他性安全观,逐步树立共同的安全观,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努力提供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公共安全产品。在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提出建立全球抗疫物资储备中心、转运枢纽、将疫苗作为全球抗疫的公共产品等重要举措,这是对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的第一推动。
九是以文明包容应对全球新挑战。在应对此次疫情中,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华文明表现出色,成功地战胜了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而欧美发达国家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总体表现不佳。这说明,在人类必将面临大量全球新挑战的情况下,保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应对新挑战的关键。因此,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应推进文明包容,不搞文明冲突与对抗,否则难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未来人类面对新挑战,只能走文明包容、合作应对的道路。
十是重建未来世界秩序将共商、共建、共享。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美国放弃全球领导责任的双重打击下,世界有可能经历一段礼崩乐坏的失序过程。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由美欧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导,也不会由中国或东方、南方国家主导,而是由多文明、多中心的国家共同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建立多元一体的世界新秩序。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可能要先从建立区域秩序开始,再通约各区域的利益,构建起全球秩序。
以上变化,有的已经在发生、有的则是有较大概率发生的变化。当然,人类社会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对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小概率事件,也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这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的全面脱轨。
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一个低点。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5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可能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导致此次中美关系紧张的直接起因,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向中国“甩锅”。更深的背景在于,由于疫情的影响,中美双方力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美国难以接受这种局面。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政治对抗加剧。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各派政客开启了反华竞赛模式。在美国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开始以对疫情污名化的方式挑起种族主义式的攻击,不断发出“甩锅”叫嚣,还一再表示要惩罚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操弄下,美国已有两个州开始起诉中国,要求中国赔偿;18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以“联盟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最近共和党泄露的选举指导方针中,把与中国对抗作为竞选的基本手段;民主党选举人也极力效仿,表示对华态度要比特朗普更加强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政治对抗会愈演愈烈。
经济部分脱钩。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其中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考虑,也有对美国产业安全的担心。此次疫情爆发后,美国对医疗防疫、基本药品产业链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感到严重不安。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产业安全的需要,也根据前段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实践,美国智库提出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建议,主要在高科技、报告和政府信息,选择“局部脱钩”战略,从加强金融与商业管控、控制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减少对中国生物科技和药物生产的依赖开始与中国局部脱钩。
疫情的爆发,加快、加强了中美部分脱钩的趋势。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议员提议终止中国留美学生60天签证、特朗普亲自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与中国相关股票的投资等,凡此种种,正在全面、快速推进与中国的脱钩进程。
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是美国不计成本的战略竞争手段。对此我们不应以经济性标准去评估,不应再有“中美不应脱钩、不能脱钩、脱不了钩”的一厢情愿。要做好部分脱钩的实际准备,积极做好新形势下产业升级、产业链重构的工作。
民意对立加深。受政客和媒体的操弄,美国许多民众接受了“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中国制造了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中国把病毒传染给了美国”、“中国数据造假”、“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卖高价”等等众多谎言。
据美国皮尤公司近期调查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有66%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有意思的是,民众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还不够,应该更加强硬一些。这种民意进一步刺激政客,要对中国更强硬才能迎合民意。美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对中国的无理打压,也使得中国人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感。中国媒体和外交部对美国政客指名道姓的批评与讥讽,也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赞许。
挑衅与反制愈加频繁。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对疆等涉华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方在南海、台海动作频频,放风要随时准备与中国开战;美国施压世界卫生组织要让台湾成为观察员;美国国务卿给台湾领导人发电报祝贺就任;特朗普说要切断与中国关系、鼓励向中国索赔等等,频频对中国进行挑衅、挑起争端。面对美国主动挑起的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反制,却无法阻止美国挑起新的挑衅,这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进入特殊的混合式冷战。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处于全面博弈之中,美国人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以冷战方式对待中国,还不断拉拢盟国共同打压、对付中国。可以说,中美已经处于冷战之中,或者说已进入一种特殊的混合战争的状态,涉及到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法律战、网络战、金融战等诸多领域。美国正根据混合战争的思想将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博弈组合起来,上升到冷战的程度,作为与中国全面竞争的基本方式。据美国战略专家研究,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中国的战争。如何守住不发生热战的底线,是两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中美关系存在破局的可能。维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关系,是我们的善良愿望和努力方向。然而,美国觉得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中国觉得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毫无道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反向运动,造成双方间的互不信任与互不适应。疫情的冲击,导致美国经济的加速下滑,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和打压中国的紧迫性。特朗普放话要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固然有极限施压的讹诈成分,但也不排除这是其战略选项之一。以往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谁也离不开谁。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有限发展,更愿意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在当下中美间恶语相加、怒目相向,甚至剑拔弩张的背后,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继续发展。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继续发展的权力。因此,美国继续加强打压、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已开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坏处是各过各的日子,破局造成疏离。从好处想,这或许正可为两个大国避免相撞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距离。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也会诱使其“帝国衰落综合症”的严重发作。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大国博弈。中美关系走向恶化,不是因为美国换了总统。美国两党和各派精英对打压中国已经形成了共识;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哪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办了哪件惹美国不高兴的事,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霸权秩序。除非中国不发展,永远甘心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产业链底层干污染最大、消耗资源最多、最辛苦、收入最低的活。否则,中国就要准备在每一点发展、每一步前进时遭受美国的打压、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积极斗争。首先是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对一个信奉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与其霸权主义和霸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此外,还要丢掉速胜论的幻想,因为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还很雄厚,而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强中弱是一段时期里两国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不要幻想在短时间里就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既要有敢于斗争的底线思维,也要有善于斗争的战术素养,还要有长期斗争的战略耐心。
(编辑 季节)
军事向民用以及民用向军用技术的双向转换,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其中互联网的技术和发展是最著名的案例。在美苏核对峙的背景下,美国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会破坏它的通讯系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征求分布式通信方案,这促生了因特网技术的出现。此后,这一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产业。此外,还有像波音公司把其所承担的大型军用飞机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移,从而形成了喷气式民用飞机的波音系列产品。
各国推动军民融合的不同方式
实际上,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在推动军民融合,不过方式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和英国采用军民一体化的方式,俄罗斯是多元发展,以色列可以被称作“以民带军”模式,日本和德国因为是战败国受到诸多限制,所以采用“以民养军”方式。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军民融合的问题。军民融合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调查发现有1/3的工程师、70%的科学研究经费都用于军事项目,但是这些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收入只占GDP的6%,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军民一体化融合战略,有17个联邦部门参加了军地科技统筹管理,出台了78个有关军民融合的法规和政策。通过多年努力,美国所采用的军事技术中,有85%是军民两用技术;国防部使用的标准化文件,民用标准占到50%;国防科技经费中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每年达600余项;国防基础研究项目的55%由高校承担。通过实行军民融通战略,美国科技投入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这也成为美国能够赢得与苏联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军民融合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中美贸易战中,我国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暴露出大量技术短板的“卡脖子”问题。据中国工程院对我国26个主要产业领域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其中能够自主可控的部分占62%,受他国制约的占38%。华为在被美国列入管制清单后,通过内部清理发现,其对外依赖的技术大约有6000多项,于是通过近10万人花费一年的时间拼命地补漏洞。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路径依赖。在全球化高潮期,我国的产业链、创新链努力与国际对接,形成紧密的跨国产业链,这是当时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但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中美贸易关系一旦陷入僵局,美国利用高科技优势相要挟,威胁与中国脱钩,那么我们所有跟美方进行链条式衔接的研发、生产、贸易都会受到影响。
要改变受制于人的现状,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培植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能够应对技术封锁的全创新链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生态和体系,必须要走军民融合的道路。目前,我国军民融合 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军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受到政策性、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影响。军工单位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不高,以政府支持、军事订货为主,对于军民融合项目,这些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而且军工单位还涉及到保密等问题。另一方面,民口企业如果要参加国防科研项目,也面临着资质、市场、程序、标准、财税等方面的壁垒。
第二,创新要素有缺失。军民两用方面的人才不足,而且各种资源在军民双向流动方面存在着制度性障碍,不容易破除。国防科研需求的信息公布渠道受限,重要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共享的群体有限,存在大量的“僵尸数据”,共享的范围不广,程度不深,作用不大。
第三,创新环境不好。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制度不够健全、相互衔接性差。军民之间存在两套标准体系,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换面临较多的政策障碍,民口和军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建立。
第四,创新组织方式不完善。国防科研管理从装备主导型向装备主导和创新驱动并重的转型还不到位。要想利用民口日益壮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支撑国防军队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目前,跨军地、跨部门的军民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创新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事一议,单线单点联系,工作连续性得不到充分保障。
军民融合创新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为了解决军民融合中的这些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下设军民融合办公室;各省也相应成立了其下设机构。这样高规格的体制安排,目的就是要打破军地协同的体制障碍。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克服诸多障碍。在国家科技中长期的规划中,专门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发展列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两大转变,生成三种能力”。“一个体系”就是指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要建立军民职能分工明确、互助互利、协同创新、一体高效、军民融合的创新生态。“两大转变”是指实现军民合作管理到军民融合治理,军民科技共建共享共用,平战结合,高效转化的一体化转变;实现军民融合的追赶型科技创新向领跑型创新转变。“三种能力”就是生成国家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科技牵引力,生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高质生产力,形成打赢未来战争的新智战斗力。
军民融合创新主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先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形成军地协同的机制体制,全面破除影响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障碍;进而建立结构合理、体制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的军民创新科技体系;最终全面建成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形成军民高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具体的措施包括,强化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统一规划部署,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把科研设施和设备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化管理;促进标准体系的融合;完善军民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机制,打造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加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大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推进军民融合科技重大项目的一体化论证等。
建立军民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或者是解决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首先在于时代变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既不同于新中国前30年的相对封闭环境,也不同于1978到2018年历时40年的全球化时代。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要能够适应大国竞争、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形势。同时,新型举国体制还要解决新的难题,不仅包括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面对我们如今与美国局部脱钩的局面。西方国家依据《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协议,一直对中国实行程度不等的技术封锁,这些封锁偏重于军事方面。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遭遇封锁或限制的局面,美国的目的在于打压我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比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10个优先发展领域,在美国列入70个实体清单中就有80%和这10个领域重合;对我国出口货物提高关税的项目中,80%也是与之重合。所以,我们要从变化的世界格局出发,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模式,实现中华崛起的战略目标。
(编辑 杨利红)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主导百年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逐步解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国家正在群起。这一陵谷沧桑的巨变,导致当今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世界局势的演化,如何适应历史大趋势,如何主动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成为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百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裂解
1500年后,世界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先后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荷兰、英国等国都曾经主导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百年周期;相应存在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而过去百年,世界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
从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起,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的英国转向美国,开启了美国主宰大西洋时代的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片凋敝,美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的构建,建立起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后,美苏在冷战框架下分治世界。随着1991年苏东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球标准。2001年欧元启动流通,欧盟得到重大发展。这标志欧洲莱茵资本主义与美式体系的分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随着危机的延续与扩散,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出现了尖锐的多层次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新时期。美式体系的裂解,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导致美式全球体系出现裂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美国正在失去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美式全球体系建立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不论是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冠绝一时,而如今的美国国力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愿意继续多边合作的做法,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广泛退群、政策多变、国家行为乖戾,难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导致支撑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开始倾圮。
图1:美国GDP增长率长期趋缓
从图1可见,按照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长期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下滑,将是一个长达50年的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扭转。
图2 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变动趋势
与经济增长趋缓同步,美国人均GDP增长缓慢;按照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已降至0.5%,接近于停滞状态。
二战后,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为2.8%,1980年略微放缓至 2.5%,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 。可见近5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下降、社会不满增加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资料,到2019年11月,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7万美元,已超过美国2018年人均GDP的6.26万美元和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6万美元。更加严重的是,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测算,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债务在内,美国实际债务已达美国现有年GDP的1832%,可谓债台高筑。
图3 美国国债2012-2019年增长情况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模式,需要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随着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美联储不断降息,长短期债务利率倒挂,要借债越来越难。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紧迫需求,今年以来,多次达到联邦预算赤字的上限,政府被迫多次关门。这揭示出要维持一个全球体系就需要获取全球资源,仅靠美国国力是不足以维持美式全球体系的。
在此轮全球化的高潮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寡占了全球化红利,而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民众却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1973年以前,99%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快于1%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在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2000年之后,70%的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据《世界不平等2018》报告,在产业大转移的1980年前,美国1%高收入成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2%,收入较低的50%成人财富占比为21%;到2016年,两者占比出现了大反转,1%的人占有20%以上的财富,而50%的人财富占比则下降到13%。
图4 美国近40年来贫富两极分化情况
红线为1%成人的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蓝线为收入后50%成人的财富占比情况。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 (wir2018.wid.world)
据美联储的一项研究,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要更加严重。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美国全部财富的70%,而1989年这一比例为60%。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比例从23%上升到了32%。而这些增长与底层家庭的资产减少相对应。40%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有不到30%的财富,50%的低收入人口只有不到3%的财富。财富1:99和10:90的分化,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对立和深刻分裂。
产业外移、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出现了广大的铁锈地带。1999年之后,在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企业名单中,一些老牌制造业企业如国际纸业、固特异轮胎、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先后被剔除,英特尔、微软、思科、辉瑞制药等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加入,而其中的核心骨干则是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运通等金融服务企业。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缩影。
图5 美国的分裂:铁锈红与全球蓝
随着产业转移、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下降,美国底层民众出现了酗酒和滥用麻醉药品的情况。美国人均寿命自2009年来一直徘徊在78.6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未获高中文凭的白人人均寿命下降了4岁,其中女性为73.5岁,男性为67.5岁,远低于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出美国主体民族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底层民众由此而生的愤懑情绪,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特朗普能够用“美国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和得到民众政治支持的深层根源。
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需求置于国际秩序之前。因而,特朗普政府对有可能约制美国行为的国际组织选择“退群”,既迎合了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的美国普通民众,又保证了自己施政的空间。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却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和高科技资本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分裂,与全球化美国和本土美国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一道,正在酝酿彭博社所说的“可预见的阶级战争”,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严重破坏了美式全球体系的核心。
第二,西方世界的分裂。美式全球体系,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战后重建,把欧洲纳入到跨大西洋的美式全球体系之中。然而,以美国资本积累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式全球体系,难以真正包容欧洲的发展与独立;欧陆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以更注意社会公平的莱茵资本主义自诩。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煤钢联盟”起,欧洲国家就一直在推动“欧共体”、欧盟、欧元区建设,意图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制衡美国。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逐步成为维持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
在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加快了经济、政治、科技一体化进程。欧盟区内部贸易,一直超越了其对外贸易,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圈特征。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全球事务中,欧洲努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过程中,欧洲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举动,欧洲也采取了抵制态度。尽管欧洲近年经济疲弱、两极分化、移民等社会问题严重,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欧元区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平衡美元霸权的重要砝码。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较强的全球视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指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与新兴国家全面合作。2019年11月初,马克龙公开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这对西方世界最重要安全支柱、维持了70年的北约组织造成了极大震撼。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现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意愿。意大利等14个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这些举动固然有维护本国和欧洲利益的考虑,也是对美式全球体系走向没落的战略应对。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显示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独立性,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参与地区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也逐渐抱有开放态度。
特朗普的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甚至“拆群”的举动,在国际事务中不付责任、减少开支、不断收缩,甚至通过敲打盟国、制造危机来勒索弱小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和象征的G7峰会越来越不和谐,近年来时常不欢而散,2019年的巴黎峰会更是到了无法形成联合公报的程度。曾经靠跨大西洋合作主导全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展现出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离。广大边缘地带的存在,是维持中心地带富裕和保证整体体系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基石。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得到了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利的机会,开始积极推进金融化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产品价值链中属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中间品的组装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而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等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资本通过“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新方式,实现前后生产环节的衔接和价值附加。在这一轮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框架下,先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起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却实现了广泛就业和国家的工业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下,逐步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开始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称为“金砖5国”和“新钻6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E11)异军突起,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规模迅猛增长。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年平均5%以上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E11)GDP总额达到26.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的31%;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份额相比,已从边缘角色进入到平分秋色的程度。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对推动这一世界历史巨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产业门类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是世界进出口名列第一的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图6 中国已成为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01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拉动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行动正在重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既有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结构,对新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式全球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提出要将中国逐出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战略”,说明美式全球体系,已经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由美国体系内在排他性所推动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造就的新型全球化,形成历史大潮中沉降与抬升的剪切运动,致使美式全球体系走向裂解。
第四,当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单一中心体系的解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性的网络化空间,技术扩散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挑战着金字塔结构的传统社会。新技术推动的共享经济、共有模式、共识社会,正在冲击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无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平缓发展,都会对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尚未进入规模经济阶段,消逝的技术红利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衰退期,这导致以西方意识形态左右世界政治、单一经济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正在走向式微。
洲域共同体构建多样化世界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遭遇了莱茵资本主义、北欧式社会资本主义、日韩儒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遇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渴望打破依附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而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更迭不同,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新老交替——以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很可能是一种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颠覆性创新。以全新的、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新技术与其他新要素的结合,不但在瓦解单一中心的美式全球体系,也在推动着共有、共享经济模式和新共识社会的出现,催生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以洲域共同体为基础单元的世界政治新格局。
可以预见,美国之后,世界无霸主。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既不是美国继续独霸,也不是中美争霸,而是由若干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多样性世界。每一个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未来的大国竞争,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如何吸引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而不是与其他大国组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竞争。
实际上,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与美式全球体系并行的区域化运动。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的国家,一直在尝试形成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羁绊的 “超国家共同体”和“洲域经济圈”。最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地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诞生地欧洲。
从二战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诞生、欧元区的出现,让欧洲在安全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不断的“排他性主权困境”,进而统一了欧洲大市场。在法-德轴心的引领下,欧盟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尽管最近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英国脱欧等诸多困难,但仍然保持着60%-70%的内部贸易量,在经济上具有内贸远高于外贸的“圈化”特征。为使欧洲拥有持久竞争力,德国提出要保持德国和欧洲在关键技术和在突破性技术上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为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努力发展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如今欧陆国家拥有一个基本共识,欧洲一体化是保证欧洲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根基。这个共识和由此产生的欧洲认同,是欧共体的灵魂。
伴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东盟与中日韩在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降低了亚洲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度,并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区进出口区域内贸易一直维持在60-70%,而东亚从40%逐步上升到超过50%,北美区则从30%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三大区域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国际贸易的前三强。洲域共同体内部贸易增加,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世界正在形成若干由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并行体系。
图7 世界主要区域内部贸易比例
随着2000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欧洲形成新的产业链;2005年,出现美、欧、中三条产业链的萌芽;到2015年,产业链多分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
图8 全球产业链变化情况(2000-2015)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泛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泛亚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达到54.2%,直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提高至55%。2017-2018年区域国家之间共签署了17个新协定,还有70个双边协定正在进行中。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已经结束,除印度以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实现了对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伊朗和中东产油国开始加大用人民币结算比例,中日、中韩等国都在扩大双边货币规模。显然,泛亚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加深。
据WTO统计数据,目前向WTO通报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总数达到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以洲域共同体为引领的新全球化正在酝酿和快速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催生全球新体系。
从目前开始到2035年,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制造危机来驱动全球资本,从控制资本流向、流速来获取利益。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对一切阻挠其获利、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抱有敌意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世界霸主“衰落期综合症”。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的“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不需要扩张,而是顺应美式全球体系裂解趋势,周边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紧密关系。这种黏合过程,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比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更高维度的更迭,也是世界格局在新维度之上的重构。
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此时,欧洲、亚洲、北美等洲域共同体亦初步成型,世界将进入由不同洲域共同体构成的全球新体系之中。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全球体系,可以超越多极化世界的政治纷争,而不必寻求力量的均势;它改变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倾向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单一性,世界格局将不再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也不需要“帝国”去维持世界秩序。新的全球体系,是具有“和而不同”特征的混合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泛亚区域共同体,不会去试图去兼并欧盟或北美共同体,中华文明依然会尊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老霸主的自身利益得以维持,没有出现想赢者通吃的新霸主。由不同国家平等合作组成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世界体系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包容性,有利于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文明冲突,也为各“洲域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思想和利益的基础。因此,从2035到2050年,世界将进入多共同体共存共生、和平相处的时期。
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阔大的“共同体”发展,有利于消解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利益,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认识与行动,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主角。以大大小小共同体为主角的全球场景,有可能成为伴随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场景并不会自动出现,而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新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和“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战略耐心。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世界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创造了多种方式并提供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不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普通看客和被动接受者,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主体和重要变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逢全球巨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周密谋划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策略。
1.确立“多居其一”的全球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要成为多样化世界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平等共在的一员,就是“全球多样化,居其一而足”。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明确了推进多样化世界的方向,确定中国所追求的全球地位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表明中国既没有替代美国充当全球老大的想法,更没有一统天下的图谋,希望建立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各种文明都能平等相处、共生共在。
2.采取“泛洲域共同体”战略。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货币体系和安全框架都面临重构。与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国家、民族结成共同体,是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完成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从地缘经济、政治角度研判,中国需要与相邻相近相亲相连的亚欧非大陆国家结成“泛洲域共同体”,以抵御全球体系解体后的大冲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乱局、实现共同发展。建立起“泛洲域共同体”,可以保障中华复兴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多样化,因而推动“泛洲域共同体”的建立,应成为我们的全球战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是实现共同体战略的基本方式与手段。推进一带一路的近期效果,是构建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经济圈和安全区,长期结果是形成多领域一体化的“共同体”。因此,必须长期坚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保持多样性的范围经济、扩大规模效应,发展共同货币以通约彼此利益,建立共同安全的机制,保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4.与俄罗斯建立有条约保障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土地幅员,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近,与中国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俄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平衡美国等海权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可以确保中国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与通道安全。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帮助支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中俄两国可以共同成为“泛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中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守住资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
5.做好与美国逐步脱钩的准备。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战略选择,然而,两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要全面脱钩很困难,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部分脱钩开始,渐行渐远、逐步脱钩。作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弱势方,中国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做好相应准备。实质上,中美产业和经贸、科技脱钩,是由一个全球垂直体系演变为若干区域并行体系的过程,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毕业考试,甚至是实现中华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脱钩,实际上是保持战略上的疏离,有利于减少摩擦,避免短兵相接,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进程要顺势而为、平缓过渡,不可操切过急。
6.加强与欧洲和日韩等OECD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及日韩等 OECD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要在政治、安全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要通过向世界的开放,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源。
7.建立“自主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全球化的高涨期,其基本着眼点是建立与全球创新体系接轨。在全球体系解体、美国利用创新链高端地位对我实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塑。关键是要确立“自主”的目标,也就是科研体系要能够自主自立、能够支撑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创新要争取在开放条件下去实现,自主是目标,开放是实现的手段与路径。
8.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货币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建立、巩固、发展洲域共同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洲域共同体货币体系。可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先建立用于共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和结算通道,减少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依赖,防止因受到金融制裁造成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
9.建立能够保障国家与区域和平发展大环境的军事力量。洲域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安全区,中国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确保能够保障自身和区域安全。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美造成难以承受损失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在拥有威慑能力的同时,要划定国家安全底线,以期慑止美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危机管控,尽可能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不要被美国反华势力的诱兵之策所激怒,绝不主动挑起事端或升级事态,减少军事摩擦,凡事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甚至可以退避三舍。以小忍,保大局不破。
10.务必加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世界秩序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注意加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建设,设立或收购国际媒体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制作节目、大量发声、传播共同体理念,营造新共识。要加强NGO的工作,发展中国自己的NGO组织。用现代传播、后现代传播的技术与技巧,宣传中国主张,实现民心相通、扩大交流、实现合作。
(编辑 季节)
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中美博弈不会轻易在金融领域全面扩展。有一个标志,今年7月4日,特朗普发推特,说中国和欧盟正在操纵汇率,以便与美国竞争,对此美国将要采取相对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马上就说,没有发现中国操纵汇率。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多年来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美方自己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财政部似乎能够控制金融,对于总统意见的干扰有一定的纠偏能力。所以我觉得,目前华尔街控制华盛顿的能力还保持着,因此还不会轻易地向金融领域全面扩展。
第二,我们面对的是旷世之变。从长期性和战略的角度看,全球货币领域必然会发生与世界多极化相适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美元主导的体系将会分裂为若干多元货币体系,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冲击金融领域并带来广泛的金融风险。2008年,格林斯潘曾经讲过,这次危机是旷世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变化,恐怕也是旷世之变,中美博弈是大战略博弈,肯定会包括金融领域的博弈、竞争和对抗。
2018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币缘论》,就是讲币缘政治。以前我们都比较关注国家地缘政治,因为国家是空间生物。但是没有看到国家实际上也是货币生物,币缘政治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一点不亚于地缘政治,甚至超过它。
第三,中美金融博弈可能采用超限组合方式。认识中美之间金融博弈和爆发金融战的可能热点,我们就要注意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无底线操作和用超限组合的手段。
首先,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的无极切换。很多人都讲了一个前提,就是中美间不会发生金融战,如果发生金融战就是跟热战匹配的。实际上,当代由于美国人战争思想的变化,他们已经把混合战思想纳入到大国竞争中间去了。这一次贸易战和以往传统的贸易战有一个鲜明的不同特点,就是在很多的领域里进行无极切换,你今天以为它在打贸易战,明天它就把孟晚舟抓了,后天它又把中兴制裁了,它是在很多领域进行无极切换。这种切换将导致市场逻辑和战场逻辑变得混淆,我们以为是按照市场方式可以处理的,实际上人家是按照战场逻辑来对我们进行全面对抗。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认识,我们就会在大国竞争中间落于下风。
其次,无底线操作,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特点。特朗普极限施压措施反映了他的无底线特点,他实际上不是不想做,而是现在受到了一些制约。对于金融方面的无底线操作,我们应该有所警惕。按市场逻辑上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按战场逻辑它是会干的。这就是说,损人不利己的事在市场上不会干,但是在战场上、在大国竞争中是会出现的,我们观察金融形势要掌握这一点。
再次,手段的超限组合问题。现在美国会把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汇率、国债、结算体系、长臂管辖、产权纠纷、金融制裁等等都进行组合运用,而且可能把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领域也会拉进来。比如说关税、技术、投资、法律、舆论、科教、人才、网络、情报、外交、军事,包括南海、台海这种军事杠杆都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准备。
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们要有对金融稳定的战略与策略。我们现在的基本目标是要避免、或者延迟、或者局限中美的金融战,避免短期内爆发金融货币战。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金融威慑能力,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一些金融策略,有一些反制的手段和这种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军事上的一些战略的变化。比如说,最初从上世纪50年代的“恐怖的海峡”(用台湾来制约中国),发展到陆海空一体战、临海封锁,随着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逼迫美国在对于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渐渐形成一条在我们周边不直接进行军事挑战的战略性选择。
我们在金融方面应该有一些相应的准备,既包括思想上的准备,也包括货币金融工程技术软硬件的准备,同时包括像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业务电报等方面的准备。比较一下,以中兴和华为这次在科技战中间的两个不同表现,就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做。制裁中兴,一击中的,马上就休克,如果不妥协就很快终结。而华为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就因为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做了“战略备胎”,准备了战略预备队,因此在应对这种没有道理的对抗的时候,他能够有实力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击进行威慑。
我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包括一些民间智库、一些投行的分析报告,都把2035年看作一个时间节点,他们认为2035年中国的GDP将会是美国的1.5倍;2050年又是一个节点,整个的力量格局会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金融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应注意金融技术方面的变化。对于新的技术要有某种程度的包容和认识。我甚至认为,哪个国家的央行如果跟数字货币进行某种程度的合谋,它就会迅速地实现它的货币的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这恐怕是一条捷径。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金融剧变,因此要有预见和准备。虽然我们现在不愿意跟美国发生金融战,但是从世界发生的大势来看,一定是走向多极化,走向多元化,以美国主导的单一世界体系一定会瓦解,变为多极化的世界。
(编辑 季节)
中美两国像一对隔大洋相望的冤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两国间就大动干戈。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相互伸手握在一起,为1978年两国建交开启了历史的大门。冤家宜解不宜结,此后风风雨雨40年,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2018年岁末,耄耋高龄的基辛格在访华时发出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两国关系,正面临大惑: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通往未来的线索,常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之中。
寻求合作:两国关系的开端与纽带
中美间由敌对走向合作,是基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冷战时代,为平衡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合作。可以说,寻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也是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至今的纽带。
1890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引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关贸组织(其后的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四大支柱,在其之上建立了美式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进行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美国提供金融投资和高端技术、其他国家进行制造、制成品贸易的顺差,以购买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回流美国的全球经济环流。推动了美式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当时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在该体系中处于产业经济链的低端,而服务业占GDP84%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提供资本和服务获取主要的收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因垂直分工而形成的这种互补型经济结构,成为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原因。在一个体系之中的经贸联系,事实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占据全面优势、是主导一方,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与“纳入”的战略。居于弱势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寻求“接轨”机遇,积极争取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历史因素和两国力量差距所造成的现实。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彼此的合作关系。在两国关系破冰之初,毛泽东与尼克松就是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观察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邓小平与卡特也是从全球格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建交问题。其后的中美领导人也在努力巩固中美关系,妥善处理矛盾,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在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时,中国提出“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中美是“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又提出,建设“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中国的提议,总体上做到了相向而行。作为一种响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2013年提出“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美方有人还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中美应形成G2关系等提法。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信件,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表示要维持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这表明,寻求合作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目标。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间现代国家关系的建立,始于在朝鲜半岛的不打不相识。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出发,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相互博弈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中美“上海公报”的草拟开始,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与博弈一直延续到今天。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的协奏曲中也存在着诸如炸馆、撞机、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技术封锁、贸易战等等不和谐之音。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脱虚向实,如由奢入俭,是美国社会难以承受之苦。向外、特别是向中国转移国人怨愤与转嫁危机,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策略。挑起贸易战、打压中兴、晋华、华为等中国企业,说明美国政府的产业“逐中”的决心已定、撕裂全球供应链的行动亦已开始。这些对中国极限施压的举措,与针对台湾、南海、西藏问题的跨领域打压组合,意在造成中国多方受压的局面而被迫做出更大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动向表明,中美经济体系的分手过程,将会是复杂而激烈的国家博弈,甚至具有美国所提倡的“混合战”的特征。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的利润无法达到金融资本所需的水平。美国金融资本获利的基本方式,还是要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形成的“合法加害权”,驱动国际资本定时、定向、定量的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制造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断波动,才能营造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大环境。在全球制造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生存和赢利的必要条件。华尔街资本通过对华盛顿政客的控制,把维持自身经济生态的需要,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行为。为此,美国需要制造一场又一场“可控的危机”,通过危机驱赶国际资本,以实现在金融市场上获利。如果说,当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意味战争;那么,如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危机。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做出重大调整的美国对华战略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从2017年底起,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5份战略报告,即2017年12月18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1月30日的《总统国情咨文》、2月初的《核态势评估》、2月底的《全球威胁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结论是,与恐怖主义相比,中、俄等大国竞争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国际战略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式将这一共识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公之于众。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竞争对手。
除了美国政府官员之外,美国国会也加强对华施加压力。201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部授权法案,其中有许多涉台条款,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鼓励美军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这一举动与国会先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一道,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国会于2018年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份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以“中美竞争”为战略背景,从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对中美对抗进行了全景式的长期分析。2019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其中涉及许多涉台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以往主张对华采取接触的“知华派”学者,也加入到对华施压的行列之中。2018年11月29日, 32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联名发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以213页的篇幅分析所谓“中国大举渗透美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该报告宣称,中国虽然未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或挑起两极分化,但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干预比俄罗斯“更为聪明有力”。通过巨大资金支持,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成了一个漏洞”,让中国得以“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因而建议,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要“提高建设性警惕”。著名知华派学者夏伟甚至提出,为对冲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应实施对中国访美签证的限制。如今,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人士被戴上“拥抱熊猫派”的红帽子,渐渐在对华关系的决策圈被边缘化。
在战略上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除了蓄意挑起贸易摩擦之外,美国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压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把中国是长期对手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进而把这种战略演变为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美国行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
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敌手的共识,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但是,这一共识所反映的仅为全球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从美国立场分析,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三个不适应,即美国原有的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变化、不适应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现状、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源自于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全球格局。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对华战略虽经多次调整,但仍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虽然存在打压的成分,但基调仍是接触与纳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创,那种由美国提供金融服务、其他国家从事实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模式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遗祸深远,导致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回归实业”成为两届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也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根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逐步放弃了原有体系下的承诺、责任和做法,试图以美国本土为中心重构全球产业链。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的最大阻碍。
在美国看来,具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如果加快科技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再依赖美国技术、市场与投资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为美国提供超额利润,还会成为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者。因此,必须及时、果断地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美国必须要改变对华的“纳入”战略,选择排斥中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来打压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美国主导世界的力量基础,扭转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基于全球局势变化和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即使是希拉里上台,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美国对华战略都会做出类似调整。只是调整方式、实施步骤、具体手段上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两国力量消长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如今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达到了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临界点。
中国继续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为全球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前景;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冲击着原有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有阻断、甚至颠覆现有资本全球积累模式的可能性,危及到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既有利益,甚至危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存续,因而被视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己力量。尽管中国曾经通过、并希望持续保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是,美国是根据中国的力量而不是中国的意愿,把中国定位为“挑战者”和“长期对手”。
原有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目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化美国,希望延续甚至是扩大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铁锈州为代表的本土美国,则希望发展本土经济、回归实业、更多实现就业。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的尖锐对立,导致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冲突。“两个美国”的矛盾,是支配今日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体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之中。分裂的美国有需要共同的敌人,以团结内部。
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就业不足、收入减少、经济停滞、贫困化的根源,通过攻击中国唤起民粹主义思潮,以赢得民意支持;有的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宣传中国威胁而成了政府阁员。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只足以充分动员内部力量、不致遭受强烈反制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替罪羊”。而美国对华战略,成了被民意绑架和政客操弄的牺牲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并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一些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世界格局、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在行动上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历史宿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要从历史趋势、世界格局、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烦恼。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最后,美式全球体系的式微与瓦解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即使中国全面让步、大幅放慢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步伐,美国也难以再把中国继续容纳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中国国家体量决定的结果。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顺势而为,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按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说法,“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是一切美国病的根源。据统计,近70%的美国人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全美有1606万个家庭、即占全美20%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美国社会充满了愤懑情绪,这直接推动了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利益集团的特朗普上台,对主要维护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进行颠覆性修正。修正的核心,就是要在美国恢复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因而,即使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难扭转美国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的战略选择,无法改变美国排斥、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发展的战略决心与行动。
此时与其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不如细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基础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家体系转向多元世界体系的大势,正在坚定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脱美化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推动以往由美国主导、基于垂直分工经济结构的中美关系,转向在多元并行体系基础上的中美新关系。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不自立。脱美后的中国经济,将会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新基础上,中美关系将出现积极的质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经济体系取代传统大国的过程,通常要在新技术发明、推动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往往还需要战争充当最终的清道夫。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3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亿人的大世界。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期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这种博弈式并行的中美新关系,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
从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目前在中美之间的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中国更依靠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美国实际是在和中国赌一把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如果危机失控,导致一拍两散、中国将被迫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固然对中国当下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骤然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美式全球霸权的两难困境在于,让中国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似乎是在等死;而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即时分裂,这是找死之举。所以,尽管美国摆出要驱逐中国的逼真姿态,实质还是为谋取实利的虚张声势。由此,在中美在此轮战略博弈中仍存在“斗而不破”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都难以承受遽然分手的巨大代价。
中美关系将从斗而不破走向斗而并立
与美苏冷战时代处于扩张期的美国不同,引发全球危机并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的美国实际上处于战略收缩期。特朗普总统对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成本持否定的态度,从全球收缩是此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如今所表现出的张扬姿态,其中隐含着虚张声势、换取利益、以便后撤的策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长期目标是走向“斗而并立”。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也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中国目前脱美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也不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直接打压的结果。
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火太旺的表现,面对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的情况,美国只能通过不断挑事的方式把虚火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毕竟,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互利合作。
(编辑 季节)
混合战争理论的提出
1989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十几场战争,这些战争实践令整个战争样式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991年海湾战争,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之前,打仗还是停留在大规模作战样式,还是二战时期那种情况。而海湾战争只有38天轰炸,最后100个小时地面战就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现代化战争空中化的特点。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给国会做了“航空兵与导弹兵1”的报告,战争完全变成空中化了。2001年“911”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阿富汗战争,就体现出特种兵作战加上空中打击的一些特点。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这种情况。
除美国以外,俄罗斯的几场战争也是很重要的战争实践。像俄罗斯“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还有发自克里米亚的“俄乌战争”。
在“俄乌战争”中,西方研究者发现,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穿迷彩服的“小绿人”。他们不戴军衔,看起来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判断这是俄罗斯提前深入的特种部队。根据俄罗斯的战争实践,混合战的理论就更多地受到关注了。
在这十几场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全球反恐却越反越恐,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第二个就是拥有超代次军事技术优势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或俄罗斯,对于比较弱小的国家却很难获得胜利,他们似乎能控制局面,但很难达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且安全成本越来越高,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这使战争实践推进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战争实践中,也有一些思想创新。对于西方来说,“我们是如何赢得冷战的?”这已经有很多理论总结;另一方面“我们将如何面对今后的热战?”他们也有很多新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战争理论,比如信息化战争、网络中心战、第四代战争、远程精确打击战、震慑战、第六代战争、空海一体战、无人战争、多域战、混合战、智能战、动态战等。
提出这么多的战争类型,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技术突破为核心来冠名的战争思想,比如说信息战或者无人战争,它都是由信息技术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战争,它更多是以技术突破来命名的,其特点是建立更具杀伤力的军事力量为目标。第二类就是以领域的组合扩展为特点来命名的战争思想。另外就是把这两类混合到一块儿的,通过融合不同技术、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对抗方式进行战略塑造,设计战争,然后实现总体安全目标。大概是这么两类,再加一个混合。
美国传统的作战思想,在遇到各国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就有所改变,设计出空海一体战。然后把军事的各个领域“陆海空天电网”组合在一起进行,称之为“多域战”。
兰德公司比较超前一点,它提出了“美国怎么打政治战”的问题。兰德公司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它说美国需要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军事战争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接连遭到失败,应该积极建构政治作战能力。比如非常规的政治、远程外交、包括像“颜色革命”之类舆论影响,包括秘密政治行动。
美国的困惑是,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是仍然没法赢得战争。这就归结到战争为什么打的问题。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把这个话普及了,但是现在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我们发展技术的时候,容易陷入单纯技术的迷思中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了。实际上,任何战争背后都是有政治目的的。美国现在开始回归为什么而战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反思。又比如,美国国际战略中心今年提出一个报告《21世纪的冲突,从军事革命到军民革命》。报告提出,光是军事领域不够,要有更多领域、更多要素进入战争,战争的军事界限被打破,颠覆性的技术引发了军事革命,但是也把社会的力量、要素融入到战争中间去,这就会发生军民革命。这和以前鲁登道夫讲的总体战概念是不同的。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想法,是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向军事领域集中,而现在的军事思想是要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集中,进行国家之间的博弈,包括军事资源也是所有资源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混合战的趋势。
什么是“混合战”?按美国人标准的讲法是“混合战争”。一般认为这是2007年由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的原因,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的非常规战争,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就是模糊的战争、模糊的参战方和技术应用。
“混合战争”的定义反映出美军对近年来多场战争的总结,是美军近年推出的诸多战争理论之一,体现出美军对于未来作战思想的思考。“混合战争”反映出美军作战思想的一个趋向,就是突破领域的界限,融合多种手段。这个“混合战争”、“混合冲突”的概念已经被纳入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在2015年的这个报告中,就把“混合战争”写进去了。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分析,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就属于一种混合战争,而且俄罗斯就是这种“混合战争”威胁的代表。在那个报告里,把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及中间交叉混合的战争并列,介于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
弗兰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四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弗兰克·霍夫曼和与他合作的时任海军陆战队中将马蒂斯(现在的国防部长)。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军方对于混合战讨论的比较多,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来源是我跟乔良1999年写的《超限战》,认为相对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而言,发展中国家可以用超限手段,将多种战争模式、力量结构、采用方法结合在一起,来克服自身现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劣势。他认为超限战是混合战争的东方版和亚洲版。他提及我们《超限战》中的一些话,就是利用各种技术在战场以外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从2006年到2009年,美国海军国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院连续四年开会讨论反超限战。
第三个来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对于混合战争分为三派,一派是否定的,以原来的国防部长为代表。另外有两个比较激进的派别。一个是西夫科夫,他认为俄罗斯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因此针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所面对的威胁是混合战争。而且“混合战争”可以跨越核门槛,能够摧毁哪怕是在军事方面最强大、而且拥有强大核武库的一个国家,他是比较激进的。另外,他们总参谋长的看法是,战争的规则已经改变,利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性增加了,应该对此加强研究。相对来讲,他比较中性一点。在行动上看,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用的就是“混合战争”的方式。而我们的看法,真正用这种方式最好的还是美国。
第四个来源就是美国“9.11”后的军事实践和安全实践。美国一位战略学家弗雷尔建立了一个观念:在混合规范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条件总合起来,可能形成一种能力的结合,给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他把这些观念糅到了美国的一些国家报告中,就是采取非对称的研究方法,研究混合型的偶发事件对于美国安全会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美国混合战的实践
我认为,美国在混合战方面,实际上是早已实施过的,搞垮苏联就是一次混合战的实践。只不过他们不说,或者说那个时候还不够自觉。我看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的一本书,讲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书中前言讨论:苏联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结论是谋杀的,一个大国不可能通过自杀就完全解体。这场谋杀是一场无声战役。书中详细罗列了里根政府是如何打击苏联体制的,一共讲了七点计划。
第一,隐蔽手法。1980年波兰的动荡,是有美国在财政、情报、后勤方面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以确保反对派在“帝国”心脏得以生存。除了财政支持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请教皇的特使带了先进的通讯器材去波兰,送给团结工会。那时教皇是波兰人保罗,教皇特使入境是不受检查的。这样,当警察去抓团结工会的人的时候,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就躲起来了。
第二,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书中专门讲到他们出口一种射程非常远的狙击步枪,让这些游击队员能够狙杀苏联的现场指挥官,打死了好几个将军。
第三,跟沙特阿拉伯配合合作,压低油价,减少苏联外汇收入。在制订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请华尔街的金融家分析苏联的经济情况,做了一些设计。金融家认为苏联的经济情况很好,但不是没有缺陷。于是他们要金融家提交秘密报告,金融家在报告中认为,苏联经济高度依赖硬通货,因为苏联与经互会国家形成了一种伞形的外汇担保机制。而苏联的外汇来源非常单一,就是靠卖石油。所以影响它的石油出口就会影响它的外汇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经互会组织体系。然后他们又设计了操作方式,美国要求沙特压低油价。当时1985年石油是30美元一桶,1986年降到12美元一桶,这明显不是市场行为。这样,沙特的石油收入一年大约损失150亿美元。怎么给它补回呢?中央情报局答应向沙特提供美元外汇市场的情报,在调整美元汇率之前情报局先透露给沙特,这样沙特可以变动其美元资产来获得回报。通过美元汇率的情报,沙特赚得15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说,国家间的混合战没那么“市场”,它是违背市场规则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有这个前提。你说这“违背了市场规则”,但人家早违背了,你照着干就行了。
第四,就是发动一场“圆滑、精准”的精神战,以此影响苏联决策层。
第五,就是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战,减少苏联获取西方高科技的可能。
第六,是发动假情报战,破坏苏联经济。比如当时苏联要修一条让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输油管道,中间需要加压站,加压站的叶片是从美国进口的。苏联一直想盗窃它的技术情报。于是美国故意泄露这些技术情报,其中大多情报都是真的,只有一个,就是叶片的角度的参数是假的。他们把这个东西塞到真情报里去,然后苏联就按这个技术资料去造加压站,结果加压站不起作用,使它的石油输送和出口受到巨大影响。
第七,实施一种进攻性的、高科技的国防建设,把对手拖入昂贵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七条,散布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签署的一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文件中,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凯西,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等。
上述是第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基本上是被谋杀的,当然实际上更复杂一点,也有自杀的成分。
美国混合战的第二个实践,是金融战演习。2009年3月17日到19日,美国国防部在应用物理实验室进行过一场全球金融战演习,这是第一场,后面还做过。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审视全球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寻找金融领域的“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金融的瓶颈所在,为此做了三年的准备。其中还特意谈到,《超限战》中说金融战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活、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
演习设定的场景是,某国利用一批黄金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新银行,然后以这笔黄金做抵押发行一种新货币,用于结算其石油天然气交易。分六方进行推演。其中提出三个课题:第一,俄罗斯利用这种方式攻击美元体系;第二,朝鲜经济崩溃对于全球金融的影响;第三,中国台湾出现支持台独的领导人,然后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演习中的金融手段,包括非法预先交易、搭建借壳公司、内幕消息、流言、误导性的“粉饰行情”、逼空、操纵市场、制造骚乱、抛出安全议题、施加军事压力等等。演习的结果,美元体系遭受强烈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广泛混乱,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多国包括美国本身都发生严重骚乱。
此后,美国又组织过各种超越军事领域的演习,包括太空战演习,它都是跨领域的。
第三个可以作为实践案例的,就是最近班农透露的对华经贸战的超限战的信息。班农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他告诉特朗普,中国一直避免跟美国进行动能战(主要是军事方面),但是中国却在跟美国进行信息战和经济战。特朗普同意他的观点,也决定要用里根在经济上拖垮苏联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竞争。这也是我为什么介绍他们拖垮苏联的七条,特朗普在贸易战中一定会将多种领域的手段结合,以此赢得压倒中国的胜利。
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组成国家博弈新工具
讲到混合战,就讲到了超限战问题。我们发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组合,能够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工具。我们在《超限战》第二章中间罗列了一些新形态的战争,然后中间讲到了贸易战。这是1999年写的。如果贸易战在1999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形容词的话,今天它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正为许多国家运用的非军事性的战争,特别是在美国人那里玩的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比如说它的国内贸易法的国际化运用,贸易壁垒可以任意建立和打破,包括WTO也是一样的。信手拈来的贸易制裁、关键性技术的封锁、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等等,它给国家造成的这种破坏性效果不亚于军事行动。
因此,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贸易战与混合战是能打通的、跨越领域的博弈,这是已经存在的战争现象,正在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趋势。以前可能不那么自觉,以后会变得越来越自觉。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范围之一,也是跨领域的博弈。我们必须接受战争变化这种现实,认真研究应对方法。
孙子在《九变》中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你别管它会不来,一定要准备它来,“善战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2014年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阐述了我们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其中提到十二个领域的威胁、五大要素、十对关系。我们应该以这种总体安全观来应对这种跨领域的威胁、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要避免单打一、简单化,坚持多手对多手,通过全面、总体、长期、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安全博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创造需要的安全环境。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应对之法。
(编辑 季节)
精彩句子:
混合战争是全球化和大量新技术创新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在核大战难打、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烈度相对低、效果更好的混合战争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新方式。
美国目前的战略决策者对于混合战争有高度的认识,中美贸易战存在着发展成为混合战争的可能。我们在中美博弈中间,要以总体安全观应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体系对体系,以混合战对付混合战。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旧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与“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让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本文载《中国投资》2015年4月刊, 原题《发展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两翼》;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颠沛流离。美国却是综合实力首屈一指。在两国国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全局上的重要作用,决心与中国合作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挑战。
在当时的美国政坛,罗斯福可以算是“知华派”。其家族在华成功的经商史,对罗斯福影响颇深。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代表美国对日宣战并决定与中国等国结为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美国部分政府官员也包括英国等传统盟友都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这当然是小瞧了现实主义大师罗斯福的智慧,也忽略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当时积贫积弱,但这个拥有数亿勤劳人民的大国注定要成为强国。罗斯福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定位对华关系,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
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说,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期许,被丘吉尔斥之为“浪漫的中国幻想”。从今天回望,显然罗斯福更具有历史的远见。
罗斯福知道,政府官员并不理解他的对华政策。为防止行政部门的干扰,罗斯福采取了总是派特使访华的做法,力图在中美之间建立特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依靠国务院的官员。通过这种“特使外交”,罗斯福直接掌控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止如此,美国还向延安派出了美军观察团,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如今,我们正面临“旷世危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大混乱、大调整的巨变。在此关头,尤其需要美中——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从庄园漫步到瀛台夜话,中美双方都在试图寻找促进相互认知、彼此合作的路径。
由罗斯福开启的中美战略合作,几经波折,时起时伏,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能不能彼此平等相待。能够平等相待,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关切,两国关系就好,至少不会出大麻烦。如果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及对方,就会出问题。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重视关系的对等。你能平等待我,我便视你为伙伴。平等相待是合作之道。明白这一正道的罗斯福,得道多助,赢得了世界大战。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战胜全球危机,也离不开各国的合作。要想合作,就要平等相待。这是历史的经验,值得珍视。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同时还存在共同利益。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z...
习主席此次访美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双方列出的成果清单上,更在于此次出访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遏止住了前一段因南海、网络等问题的争拗导致两国关系逐步下滑的趋势。虽然没有出现事先一些人士所期待的“惊喜”,但还是巩固住了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习主席访美,正值美国进入选举期,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已经没有取得突破的余地。习主席在国事访问中特意加重了与企业家、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夯实基础、布局的长远之举,却更加富有实效。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对美国政治运作特点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国间的关系,往往厚重而复杂。习主席刚刚归来,就签署了具有排他性的TPP,而奥巴马却专门以“不让中国制定规则”来说事。这让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的人都大失所望。其实,大国关系难以用“好”或“坏”的两极判断来简单概括。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一个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个是老牌发达国家,一个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以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国家,一个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这三大区别,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于中美之间。
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美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双方对目前的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双方都希望国际环境保持总体安全,也希望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落子布局、各不相让,却都要共同维护基本稳定,谁也不愿意打翻棋盘。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它充分体现出中美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可期待中美关系会像湖泊上的小船那样单纯而平静,而是在太平洋的波涛中寻求这艘巨轮的动态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中方反复阐释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的有意识忽略,以及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的讨论。这种各说各话的局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温差。而这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不仅有99:1的阶级对立,也有拉丁裔、黑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冲突;在资本家内部还存在着金融资本集团与产业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这些国内矛盾不仅会推动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涌动,也会传导到世界政治的舞台。国内形势越不好、矛盾越尖锐,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就越大。目前美国正在进入选举季,许多参选人常常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作为其重要的选举策略。对此,我们不必特别在意,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华派”学者加入到对华政策的政治检讨中来,并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这有可能是美国对华政策将做出调整的先兆。对美国的政情、舆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分析,不能遮遮掩掩,更不能报喜不报忧。博弈也需要“知彼知己”,否则就会下误判、出恶手。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第2位,同时也是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却又不得不面对领土主权争端和外部威胁的国家;一个拥有最古老历史,但又缺少现代全球治理经验的大国。而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本身正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而中国总在表达不谋求改变全球秩序和不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真诚愿望。中国不能不发展,可自身发展就是在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力量平衡,美国就需要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国本无错,但发展太快就成了大错。成语所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美国来说,中国的确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地位巩固,也能够从总体上控制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体系的运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却日益凸显,此消彼长的趋势不仅撼动了美强中弱的稳定基础,也改变了美国曾经宽宏的国家心态。一个传统大国的“更年期”与一个新兴大国的“青春期”就这样历史性地遭遇了,其间种种恩恩怨怨除了用“复杂”二字便无法概括。至少是目前的美国,仍然很难接受中国成为平等伙伴的事实。特别是美国经济呈现出有可能摆脱危机、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更难以接受由中国提出并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最简单处的执拗,通常体现了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认同与排斥,当然也包括“羡慕嫉妒恨”。作为国家——一种人类共同体,在种种情感之外,还存在着基于整体利益和未来局势的冷静盘算。大国之难,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彼此间的消长之势。对美国来说,就是要判断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秩序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中国的持续发展。
TPP的签订,发出了“美式全球化”周期正在走向终结的明确信号,它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已下决心,通过设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圈子”来维护美国利益。如果协议通过,这就意味着中美双方经济联系有可能逐渐疏远,而在政治上也会日趋疏离,对分歧点的管控难度也会增加。这表明,未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动荡周期,还有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杨万里有诗云:“莫道下山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对充满挑战与曲折的中美关系前景,我们要有战略定力,看到其中的必然因素。
说到底,美国所坚持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因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而中国不可能事事让步,面对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需要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斗争,这决定了中美关系中必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也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反复发作的背景下,美国时常会根据危机冲击的程度,或威逼或利诱中国去承担更多责任,这种一会“大棒”、一会“胡萝卜”式的手段转换,经常会在美国政治家的言辞及外交等领域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抱平常心——曲折性本就是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媒体炒作,奥巴马政府已经授权美军太平洋舰队派出军舰到南海,并且要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无疑会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很可能是美国方面特意制造出来的“可控紧张”。在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来,美国就先后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利用军事力量来虚张声势,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挑衅举动来造势,说到底是为了谋利,而不是求战。对此,我们应该有精准的研判。特别是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美国政治中常常出现“号音不定”的状况,我们应了解美国政治和媒体运作的特征,不必随之起舞。
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真正有可能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这一情况正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日趋台独化,而美国对台独表现出暧昧态度。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缺少对此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而台独势力又在实质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中美就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正面交锋的危险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做足了可能转坏的准备,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努力。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全球格局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是世界发展大势在左右中美关系的演进。而目前的世界大势就是多极化,以往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正逐步逝去。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是要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格局历史高度入手,去建立真正平等的两国关系。
为让美国接受并适应这一历史的变化,需要有一个过程,也需要有一定的压力。前不久,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并获得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只要是顺乎世界多极化大势,有利于世界人民福祉,能够促进各国发展的好事、实事,总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美国想反对也反对不了。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都要在世界多极化的环境下实现。因此,中国要确立多极化的国际战略目标,团结和利用一切愿意推进全球多极化的力量,团结欧盟、俄罗斯、亚太国家、南美国家、非洲国家,广交朋友,迫使美国接受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愿意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大国博弈的关系,博弈结局并不由单方面决定,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我们要胸有全局,下好每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