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在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后向高等收入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处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局面。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中国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已经达到4260美元，2013年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行2010年的标准，我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论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最新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26至1247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中等收入国家有108个，低收入国家有36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26个，2001年增至53个，2005年为56个。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状态，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了慢性持久的危机之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常态和低增长陷阵。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其次，造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与中等收入其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和相互作用决定的，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从历史上看，不同国家在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国内外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处于人均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其国际国内条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例如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也是各不相同，其面临的问题也很难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概念加以解释。特别是把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其它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提并论，并列为有可能落入“陷阱的”主要对象，完全忽视了中国经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存在的根本区别，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从本质上看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落后国家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下，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欠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然经过了上世纪的历史时期，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如日本、韩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变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本质就在这里。有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虽然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出，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
导致不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发达国家控制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成为支配的一方；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这种不平等的体系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处于核心的高端国家永远是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必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从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马克思当年在论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德国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准确地揭示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种族主义、部落制度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特别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支配和控制，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社会长期动荡。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宿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把自力更生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在当前，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优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也是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严格地讲，所谓的“中等收陷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盲目照搬国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不仅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还可能产生误导。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