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本文从历史和比较的分析出发, 说明中国未来的结构调整有三条道路。未来的选择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挑战。中国的结构调整必须适应中国特殊的生态环境,市场的整合必须受长远规划的引导。政府的作用不能由意识形态先验地决定。中国所处的生态历史条件,要求远见政府,协作社会,才能再造中国,引领世界,走向后美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走什么方向?第二,经济发展的战略如何整合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前人失败的教训,预见中国和世界未来的问题,研究长远发展的道路。不可照抄照搬西方经验,或者经验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是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制造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可以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 “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可以至少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将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走向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的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的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西方模式不可能创造中国的充分就业和解决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世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了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美国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被免于起诉,引发弗格森当地骚乱。“高收入陷阱”下的美国无力解决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其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了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了就业,估计也有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 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但是,即使中国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且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还算是不错的,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和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新中国的自主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自主独立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过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6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总计968),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将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

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生产的袜子一个尺码),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通病皆同。

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美国人均能源消费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盲目效仿美国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行。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的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中国可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 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再造中国需要远见政府引导市场

西方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何祚庥2011,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施工现场。西水东调和新能源将再造中国的龙头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的障碍。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陈平 2010f)。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当前的中国经济变革处于重新探索期,探索的要旨不仅是为了在未来三五年间消除金融风险和维持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更重要是探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此,一个很具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变革方向,是借鉴并超越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模式”。这个变革方向能否实现,归根究底取决于整体的经济结构动态和社会-政治体制安排,也就是取决于如何重塑“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变革的转折

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蔓延至其他发达国家,并在随后形成世界范围的衰退;而当时,中国经济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内外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以至对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充满乐观情绪。至2014年,舆论逆转,对中国经济变革的预测和预期转向悲观。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骤降,至近期更是备受金融和债务风险的困扰,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状况的阴晴变幻,地方政府普遍陷入财政困难,以及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把握不定。为此,主流舆论所塑造和期待经济决策导向是朝向市场进行调整,也就是以“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试图依赖紧缩和市场化改革尽量消除风险。这种导向的基础是对“新常态”概念的解说,断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已经严重减弱,不可能维持过去30多年的增长速度,甚至是必须透过获取“(市场化)改革红利”来维持经济增长。[2]

这种种悲观判断很是可疑。就应对短期困难而言,2008年甚至2014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其实远比1998年的态势更好,很有空间实施1998-2002年期间那种“透过公共投资维持增长,透过增长摆脱债务危机”的成功策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结构动态和体制演化都有趋同于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性,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局面。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变革的未来方向,在主流舆论所倡议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还应该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出发,借鉴和超越“黄金时代模式”,这是很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的。

 

不能被忽略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其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表现为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都是快速增长,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而非劳动力增长,是30多年来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全社会就业人数增长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8.30%,在世界范围内极为醒目。其中,1978-1992年期间是6.72%1993-2013年期间则是9.30%,加速趋势明显;在后一段期间,2003-2013年是9.73%,仍呈现继续加速状态;即使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2008-2013年期间,也达到8.62%,仍是略高于整个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见表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

 

(a)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b)

全社会就业人数

(a)-(b)

 

1978-2013

9.77

1.47

8.30

1978-1992

9.39

2.67

6.72

1993-2013

10.02

0.72

9.30

1993-2002

9.83

1.03

8.81

2003-2013

10.18

0.45

9.73

2003-2007

11.64

0.55

11.09

2008-2013

8.98

0.36

8.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一般看,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有3种不同的推动因素。首先是源于提高劳动强度(所谓“低人权竞争优势”或“超剥削”),不过这个因素的作用应是有限,毕竟存在无法逾越的生理限度。较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因素,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不过,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因素的作用仍是有限;更关键的是,这有赖于促成经济结构变动和工业化的更深层动力,表现为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3]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包括机器设备更新、以及各种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动态效率(体制和组织效率、规模和范围效益、学习效应,等等),这同样是源自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4]

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以固定资本形成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还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都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和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速,即使是在2008-2013年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也不见显著减退(见1)。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占据主导地位,与改革年代前二十年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大不相同。而正是在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提升加速,显示出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效率优势。

1 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注:I=固定资本形成,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Y=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还促成了社会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社会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22%的高速度。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以发现这个指标的显著提高,从8.73%提升至9.56%;这种趋势也见于从1993-2002年期间过渡至2003-2013年期间,分别是8.65%10.39% 。显然,相对于劳动密集增长路径而言,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对于促进消费增长并非不利,反而是更有利(见表2)。

2  消费和投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

 

消费

投资

1978-2013

9.22

11.26

1978-1992

8.73

8.87

1993-2013

9.56

12.89

1993-2002

8.65

11.06

2003-2013

10.39

14.58

2003-2007

10.09

16.06

2008-2013

10.63

13.3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注:消费和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组成部分数据,分别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实际增长率。

而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甚至更加有利于创造就业。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平均每年新增量,从1116万人增加至1207万人,这种加速在2003-2013年期间更是明显(平均每年新增1449万人)。相对应就是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加速减少,在1978-1992年期间每年平均净增加742万人,在1993-2013年期间则是每年平均净减少692万人,其中2003-2013年期间更是每年平均净减少1154万人。

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又进而促成劳动报酬的提升,扭转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变的趋势。这种变化,见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滞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则是相反。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以及各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城镇职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

 

“黄金时代模式”的启示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这是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5]4

理论上,这个模式的结构动态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在生产领域,它要求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在分配领域,它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意味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大致稳定,从而又意味着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率,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至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应该遵从这种逻辑。如果上述两项条件无法满足,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分配领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势必导致利润挤压,相反的情况则势必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积累。这两者都将导致投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是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的必要诱因,这除了要求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之外,还要求尽量获得技术进步和各种动态效率。除此之外,另一个体制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排除资本逃避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须严格防止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

上述的结构动态也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承载体的“大企业”,进而又需要作为大规模消费的承载体的“大劳工”,以起到对消力量的功能,以保证工资增长不会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进而消费增长不会严重滞后于产出增长。在劳工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需要作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登场,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尤其需要;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大政府”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等)提供激励。

这个结构-体制纽带的存在,还不一定就能保证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归根究底,即使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得以保证,纽带的合理性仍是取决于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潜在力量。理论上,这种潜在力量至少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一是上述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平衡,另一是技术-组织能力。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确实有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倾向,在产品创新速度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和产业外移就成为重要出路。而技术-组织潜力的衰减,则是与体制的僵化相关联,尤其是“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体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无论如何,“黄金时代”是引人注目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过渡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上述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依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体制条件,简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让资本摆脱产业的束缚,自由游走以追逐利润回报。[6]5

 

重塑“中国模式”

在中国,促进生产性投资增长的关键体制因素,无疑是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财政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前沿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的研发也往往有赖于国家的推动和激励;占据金融部门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迄今也是支持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经济变革的结构动态中,国有企业占有特殊位置。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 “抓大放小”的改制运动,今天仍然活跃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他们与一般规模较小、较为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非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分工格局。国有企业的效率特性与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较为一致,以工业部门为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改革年代开始就一直节节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后强劲回升,以至于从2006年起这个指标就一直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工业部门之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进入世界前五百强的近百家中国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7]6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还逐渐呈现出建设福利国家的迹象。在2003-2013年期间,一个以财政支出为基础、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得以重建。为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毕竟也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棚户区改造等)。在劳动就业领域,决策导向逐渐从放任过渡到干预,强调经济增长路径不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利于劳动报酬提高的就业增长。最低工资立法、保护劳动权益、实施就业合同法、确立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工会会员普及率大幅度攀升,等等,正是这种导向转变的反映。其中,工会会员普及率——即全国总工会会员占全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员的比率,从1981年的49%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谷底29%,此后出现强劲回升,至2013年已达53%;虽然工会在保护工人权益上迄今还不是很得力,但毕竟这种趋势是进步的表现,是在抵挡资本以至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获得的。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确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其中,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是这种结构动态的集中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国有企业迅猛发展为表征的“大企业”的崛起;而国家决策也向这种动态和崛起倾斜,具有“大政府”特性;惟有“大劳工”的特性还相对薄弱,不过还是颇有长足发展。

然而,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足以保证未来中国能够持续上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抵制新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只是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上述发展模式是否能在未来的中国实现,取决于能否应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包括要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门,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国有经济体系免于投机化,要使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由此,不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且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彻底融入工人队伍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以广泛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未来而言将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未来的中国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决策上的国家主导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且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意涵的模式,这就必将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


[1]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2]主流机构有关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表现预测和调整的政策建议,可参阅IMF (2014)OECD (2014)。有关长期经济变革方向和措施可参阅World Bank (2012),后者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撰写的报告。

[3] “超剥削”被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参阅Piovani (2014)。有关就业结构变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可参阅Dorrucci, Pula, and Santabárbara (2013)

[4]参阅本文作者和合作者的研究,Lo and Li (2011)

[5]有关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本文主要参考Bowles, Gordon andWeisskopf (1985)Glyn, Hughes, Lipietz and Singh (1990),大致上是综合了美国SSA(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英国利润压挤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框架。Cairncross and Cairncross (1992),尤其是其中Kindleberger所写一章,全面地总结了主流新古典-美国凯恩斯传统对“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论述,可作对照。

[6]参阅Glyn (2006), Stiglitz (2010)Wade (2008)的论述,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资本的系统金融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世界发展的破坏作用。

[7]参阅本文作者和合作者的研究,有关国有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见Lo (2014),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在推动产业部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见Lo and Wu (2014),有关国家控制的银行在支持生产性投资上的作用见Lo, Li, and Jiang (2011)。这些论著都是试图为下面这个论题提供根据:相对于完全遵循市场原则的经济主体和行为,国家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倾向于促进生产性效率、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两者抵消的结果取决于主导的经济增长路径,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主导的资本深化增长路径,正与这些违背市场原则的经济主体和行为的效率特性相一致。

特别关注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作为党的报刊,《辽宁日报》鲜明提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遭致披着学术外衣的公知大V的抨击和嘲讽。网上部分群众指出,多年来,他们以高校为据点,饭碗越端食越多,却一直在做着喊着“砸共产党的锅”,公开信的号角令之胆颤,高校意识形态肃清将势如破竹。数据分析表明,今年以来舆论场中“自干五”的队伍愈发壮大,力挺党...

20141114,《辽宁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该报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呲”在东北话中是责备、挖苦的意思。编者注)

公开信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存在的三类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作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公开信呼吁,老师职业高尚,大学课堂庄严和特殊,“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公开信发表之后,引发舆论场强烈反响。一方面,《环球时报》、光明网、新华网等主流新闻网站力挺《辽宁日报》,“自干五”和进步学者、独立网站也纷纷批评公知、反思“呲必中国”,并探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公知大V对公开信予以围攻,质疑其暗访的形式,扣之以文革的帽子。

舆情走势分析

20141114日至1123日,共有涉及《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媒体报道477篇,论坛主帖2966则,博客文章1375篇,微博主帖20731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1  网络舆情走势图

2  媒体舆情走势图

由图1和图2可见,自1114日《辽宁日报》发表公开信之后,网络舆情集中爆发,于1115日达到顶峰,此后稳步回落;媒体舆情则经过几天的酝酿,1117日达到顶峰,并在19日出现小幅反弹。

111415日,媒体报道以转载《辽宁日报》公开信原文为主,该文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晚,网上出现《新闻学子致辽宁日报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称,“这篇文章中其实全都是评论性的话语,我没有看到多少真实可靠,提供准确姓名准确来源的采访信息。”一些公知大V也纷纷表态,在微博上围攻《辽宁日报》,引发网友热议。

1117,人民网发表《大学老师“讲授中国”既不能夸大成就,也别抹黑现实》,成为此事件中媒体转载次数最多的评论。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拓认为,大学老师如何给学生讲中国不是个小事。“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是讲授者应该秉持的价值标准。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是信息时代的讲授者和传播者的神圣使命。”

1119,媒体舆论场出现一次反弹。这主要是由于千钧客的评论《炮轰<辽宁日报>为哪般?》在这一天得到媒体大量转载。文章指出,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是一些人最拿手的本事;《辽宁日报》正义的呼唤和善意的提醒,在这些人的逻辑变换下变成了“妖魔化中国”。“当我们一些高校教授教学导向的的确确出现了问题,但有媒体能够主动担当、敢于亮剑破题的时候,我们为那些青年学子们感到庆幸,因为我们还有改过的机会。”

关于《辽宁日报》公开信的舆情在20日之后明显减少,但此事引发的关于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舆论议题分析

通过对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分类(图3),情况如下。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对《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原文转载,约占9%

11月14,《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立即被腾讯、网易、搜狐、新华网、凤凰网、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全文转载。在各类论坛、博客、微博上也均有转载。

第二类,对“呲必中国”现象的批判,约占17%

1114,中国青年网发表《国平:“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指出高校课堂上的“呲必中国”现象与“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并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指责一些丑恶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信心。你可以批评一些不良风气,但不能从心理上消解对祖国的爱、制造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情绪。你可以谈谈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但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5日,新华网发表评论《“呲必中国”的高校老师如何教书育人》。文章称, “令人忧虑的是,面对舆论……的质疑,有人仍不以为然,甚至将其与‘学术自由’和‘发牢骚、讲怪话’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只有摒弃“呲必中国”怪相,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占领大学课堂,才能不悖“教书育人”的教育宗旨。

龙敏飞16日在光明网发表署名评论《别让“呲必中国”成为下意识的习惯》,探讨了批判的“度”的问题。他指出,批判“从来都不应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更不应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抹黑’。如果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动辄就是情绪化的批判社会与国家,必然会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误导”。

长江时评《高校教师何以“呲必中国”?》则进一步提出,“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把西方说得毫无瑕疵,这已经不是理性和学术讨论研究的范畴,这是蛊惑舆论,煽动不满情绪,已经游离在犯罪的边缘。”学校作为管理方,必须要承担起相关责任,对此类言行坚决予以披露和制止。

第三类,探讨高校老师应该如何讲中国的文章,约占总量的14%

16日,光明网发表滕朝阳的评论《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作者指出,“国家花钱办高校,家长花钱送子女到大学深造,学校为教师提供讲坛,是希望教师们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小而言之是使之能安身立命,大而言之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造就有用人才。因此,高校是充分意义上的公共场合,讲坛绝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和行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和规范,绝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117,军粉团在新浪博客上发表《高校老师的样子——兼评<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的信:请不要这样说中国>》,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高校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至少,“他不应该是被洗脑的独立思考者;不应该是被腐蚀的人格残缺者;不应该是忘了本的追名逐利者;不应该是被风干的行尸走肉者。”

人民网19日发表《如何“讲中国”非小事 价值塑造是大学教师首要责任》,“广大教师作为办好中国特色教育的主体,要对自身所处的中国特色教育体系有明确认同,对自身承担的价值塑造的责任有着自觉的追求。每一位教师都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做良好社会风尚的积极推动者。”

此外,党建网微平台发表了《苏长和:大学教师当用中国概念来解答问题》。指出网上针对《辽宁日报》的一些批评意见太极端,有的甚至充满着话语暴力,“我认为这种批评方式盛行只会助长社会的乖戾之气和对立情绪,违背了我们倡导的协商民主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学会如何将这种情绪性意见引导到建设性轨道上来。”作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作者认为授课必须注意知识的平衡、鉴别和转化。“窃以为,我们学者面临着在中外交流互鉴中构建自己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与其在‘西化’中打转,不如肩负起‘化西’的责任来。”

第四类,支持《辽宁日报》,反对网络大V围攻,此类议题以媒体评论为主,兼有“自干五”网民发言呼应,占总量近28%

《环球时报》社评《评辽报批“呲必中国”引激烈争论》认为,“辽报触发这个问题,……遭到不少反对声,反映了舆论场在这方面的高度在意和敏感。自由派主张不对批评中国做任何限制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这……与中国现实的国家政治路线和高校治理原则都严重矛盾。官方媒体如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及如何得到高校大多数教师的理解值得商榷,但把它指出来却很必要,而且解决这个问题,早晚都将是高校治理的一项绕不开的工作。”

求是理论网18日刊发千钧客的评论《炮轰<辽宁日报>为哪般?》。文章中提出疑问,“但凡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一些高校教师在讲台上口无遮拦、恶意抹黑中国的现象实不少见,《辽宁日报》不过是以官媒身份直视并揭开了一角。”“在一些高校讲台出现问题的时候,媒体监督高校何错之有?贺、郭们极力阻击媒体舆论监督和善意提醒,就如‘劝解’一位病人,你所得的病是神圣的,不要去医治。”

红歌会网也发表《为<辽宁日报>鼓与呼》、《李旭之:接力声援<辽宁日报>》等文章,对公开信表示支持与赞成。

网络上支持的声音也很广泛。@梅枚称:“高校本是教师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某些教师倾吐垃圾的地方。作为一名教师,把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让不经世事的学生去承担,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戴旭网络义勇军叁师认为,“辽宁日报做到了认真调查,我想辽宁日报发现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的确需要严肃面对的。高校的政治老师要有更高更好的讲课能力,要能够深入浅出地阐述政治问题!化枯燥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太阳花评论:#为敢于亮剑的媒体点赞#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都是客观存在并激烈进行着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含糊其辞,不可迁就妥协,不能后退半步,必须敢于亮剑!

第五类,自由派大V对《辽宁日报》的抨击,此类议题以网络讨论为主,约占总量的22%

《辽宁日报》的公开信受到了一些“公知大V”的口诛笔伐。他们用混淆概念、扣帽子、搞双重标准、恶言咒骂、把矛盾扩大化等方式,对辽宁日报进行攻击:一是质疑《辽宁日报》的暗访形式,将公开信与文革挂钩。二是批评《辽宁日报》没有资格对高校教师“发号施令”。三是认为《辽宁日报》的调查方法不够科学,言之无物,得出的结论无法成立。

如中国人民大学某教师微博称,“辽宁日报派出记者暗访,整黑材料。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是在收集罪证、最终治这些教师的罪。”

清华大学某教授评论,“辽宁日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司令,不觉得奇怪吗?

某记者在门户网站发表评论《大学老师讲课不需要谁居高临下教》,称 “媒体这封来信,初衷可能是善意的提醒,但客观上却放大和渲染了这种问题,让舆论和高校教师产生抵触。”“评论很容易让人产生‘立场先行’的反感。空洞抽象地提向‘高校教师’这个符号,只会让所有教师跟着被污名化。”

某学院副教授19日在中国网发表的评论《教师与媒体都应有大局意识》,认为“公开信在不科学不严谨的调查之上,得出的有关于‘相当数量的社科类高校教师缺乏对国家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的结论’是不恰当的。”“此篇报道一出,很容易给人以‘运动’的信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第六类,针对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约占10%

《东方日报》发表《中国意识形态之争激化 高校成主战场》称,“中共意识形态目前遭受巨大挑战,网络、媒体和大学讲堂基本上自由派一统天下,很多高校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反体制,讽刺执政当局,……不仅赢得一片掌声,更在舆论上迅速走红,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领路人。”充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预言,“利益多元化以及思想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当局光靠整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

多维新闻的《意识形态全面开战 着急又紧张的中共》则认为,“中共所感受到的危机首先是来自社会意识形态舆论风向的剧变,正统意识形态正在被‘抽空’。”更指出,“中共高层不得不审视当下高校意识形态的乱局……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论战中,丧失学生便等于丧失未来。个中局势之紧张的确可以用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以蔽之。”

而乌有之乡召开的座谈会上,则将《辽宁日报》比喻成勇撞“冰山”的辽宁冲锋号。虽然这篇文章仅揭露了一少部分问题,分量还不够大、力度还不够猛,文风还不够尖锐,但已经是多年来所未有过的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了。

舆论阵营分析

反驳公知和大V的观点

主要观点:公知和大V对《辽宁日报》一文的集体围攻,本质是围攻习近平领导下的党中央,利用教育系统围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隋锡君称,所谓的“新闻系学生”给《辽宁日报》的指责是部分人有意的操纵:大学是专门的育人的宣传部门。而且是长期和正规的向学生宣传思想的部门。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培养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和思想方法的学生,是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大学讲台不容亵渎和颠覆。”在他看来,公知和大V在过程中为了混淆视听而不惜将大学生作为攻击的工具使用。

@司马南针锋相对地指出:“贺某某骂《辽宁日报》与求是网是‘一群毛贼’,……文章并无一处提到贺,但他却如芒在背,以至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毛贼’以泄私愤。我在欣赏贺教授醉拳般失态表演。”

@眉中王指出,“曹某前次抹黑林治波,今次又炮轰辽宁日报,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他反对的是林的爱国情怀,拥抱的是大学的思想混乱,对他而言这很正常。但我不认为这仅是曹个人的言论,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中国青年报 的观点吗?”

@倾听指尖认为大V对该文章的批判,对于社会发展和解决问题没有建设性:“什么是批判精神?绝不是张口就喷,绝不是玩命的鸡蛋里挑骨头,批判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那种以上帝的姿态张牙舞爪的所谓高人,那些以为他是真理、不允许他人批评的所谓知识人,绝对没有批判精神,说他们抹黑是客气的,其实他们就是一帮做婊子立牌坊的贱客。”

@龙行泰州认为秉持批判思维不意味着没有言论的边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课程不是传销,大学老师也要有师德,教师应该对于自己的言论负责,应该遵守《教师法》。不要把批判精神,当作评判社会的标杆,逢中必反,逢美必夸。”

力挺《辽宁日报》的评论文章

主要观点:肯定《辽宁日报》文章的正面价值,认为他们能够在混乱的舆论场引来一股清风。

@思想火炬借朱继东所做的两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为切入点,提出希望大学能够有更多的老师把传授有价值、有能量的内容放在教书育人的首要位置:“要真正纠偏,就必须有更多朱老师这样的优秀学者走进高校多讲座,用正能量拨乱反正,使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成为更多师生的共识!很精彩的两场讲座!”

@司马平邦肯定了《辽宁日报》文章符合新闻原则:“辽报关于中国大量高校教师在课堂上‘黑中国’的报道是符合新闻原则的,有理有据,真实可靠,但在技术层面上它也有两个失误,一个是打击了一片……,另一个是对那些真正‘黑中国’的大学老师没有具名,如果具名报道,大家都会哑口无言。”他进一步提出,需要在党内端正意识形态的工作,将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个人清除出去。

英国伦敦前经济政策署署长@JohnRoss431支持《辽宁日报》关于教育者要有爱国心的观点,“我看到大家都在热议《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公开信……我完全同意《辽宁日报》的看法[good]。美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当然,中国的大学教师也有许多爱国者。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常被中国少数高校教师的‘呲必中国’现象所震惊。”

在网民@枫林仙看来,任由老师向学生灌输有关国家的负面信息,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实话说,中国的大学生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和现状,而且许多学生都毫无兴趣,且对此浑然不知。这时候,一个高校教师在讲台上向他们灌输说,这个国家一无是处,会有什么效果?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这么干的教师自己也恰恰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对《辽宁日报》文章的围攻与批判

主要观点:回避《辽宁日报》所提出的问题,就该评论文章的素材搜集方式大做文章,夸大和曲解文章观点。

有评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辽宁日报发表文章的动机,试图通过降低该报道的公信力来减弱报道的影响范围:“辽宁日报说的抹黑祖国,也不真正指的祖国。它说的实际是抹黑政府。之所以把祖国搬出来,是为了说得大义凛然,方便动员爱国情绪。祖国这时可能一脸茫然,扯我干什么。”

有评论将矛头直指大学制度:“微博上骂我在课堂上放毒的人,没有一个听过我的课的,连一句我怎么放的毒都说不出来。同样,大学对教师给予停课处理,也没有拿出像样的理由的,没有程序,没有公开的辩论,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反倒是那些上课不认真,又没有水平,上课胡扯的人,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大学,只在意政治正确!”同时,他还指责辽宁日报的证据搜集手段低劣。

@富敏荣律师表示“《辽宁日报》不能代表中国媒体,……因为在资料获取的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完全谈不上专业水准。千万不要把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那一套再搬出来!”

西南大学一名教授在微博上撰文,批评《辽宁日报》将讲述国家阴暗面和不爱国等同起来不符合事实逻辑:“中国怎么能被抹黑呢?国家具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当然是土地和人民。土地和人民能抹黑吗?所谓‘抹黑中国’不过是无稽之谈的伪问题!”

人民大学某教授对求是网对个别高校老师点名批评进行攻击,称:“它真的毒化和恶化了在社会公共讨论领域的空气。让人有今夕不知何夕之感。……把对老师的那点尊重也完全放弃了。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人们对《辽报》公开信的警惕和不寒而栗之感。”

《大博弈》、《反思中国》作者克里斯托夫·金试图用西方踊跃的课堂氛围批评《辽宁日报》所倡导的课堂“只许赞美”,通过偷换概念来实现反击的目的:“课堂里本就不该出现赞美,……你是一个求知奋进者,就绝不会抱怨老师深刻剖析和批判权力的不公和社会的堕落,希望《辽宁日报》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五岳散人认为,不是老师讲得不好,而是政府做得不好:“辽宁日报那个公开信说‘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中国,不是老师该反思的问题,而是执政者该反思的的问题。”

某人评论【“辽报”诸公真可笑!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识人应有的批判精神说成是抹黑中国,实在太抹黑中国媒体!】中提到:“中国的路,肯定不会笔直,但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是行不通的。大学老师,当然懂得这道理,应把这道理传授给学生。”

对事件没有发表明确态度的观望立场

主要观点:辽宁日报所提出的话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学者刘宏从该事件讨论网络社会改变了媒体的影响格局:其实,怎么看辽宁日报事件?用历史的想象来看,至少人民日报没有全文转载,这和30多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网络并不产生元影响。但是,今天所有的影响基本上都要通过网络这个管道。可以说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影响格局,也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平添了某些不确定性。

作家@何三畏希望引起进一步讨论:辽宁日报作为一个省级党报,派记者“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异地监督,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形成13万字“暗访笔记”,将在报上连续报道,向高校教师发出强烈的政治指控。

@地瓜熊老六称,希望辽宁日报能够进一步公开相应的资料,在以正视听的同时,为广大网友的讨论提供依据,让公知无话可说:“既然辽宁日报整理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那么能不能公开一部分,让广大网友欣赏一下,高校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

总结与分析

《辽宁日报》的这篇公开信,用实证的研究和深情的笔触,提出了高校圈“呲必中国”的现象,指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与党中央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背道而驰,对正在形成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的高校学生毒害之至。

作为党的报刊,《辽宁日报》鲜明提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遭致披着学术外衣的公知大V的抨击和嘲讽。网上部分群众指出,多年来,他们以高校为据点,饭碗越端食越多,却一直在做着喊着“砸共产党的锅”,公开信的号角令之胆颤,高校意识形态肃清将势如破竹。

值得一提的是,从林志波、王光伟,到周小平,再到此次公开信遭受的公知大V发动的围剿和引发的争议,数据分析表明,今年以来舆论场中“自干五”的队伍愈发壮大,力挺党中央的正能量声音不断汇集,曾经一些摇摆不定、暧昧不清的媒体,在本次事件中,也坚定地发出观点鲜明的声音。恰如人民论坛网的年终盘点所言,“2014年,思想舆情主流继续呈现出稳定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中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凸显,争论有所升级,引发一些新的困惑和迷茫。为此,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妥善处理思想理论领域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让人民群众成为中国梦的参与者、实现者。”

深化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立足国内实践,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国家确定的重大经济改革任务,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PPP模式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为社会资本创造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对市场监管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提出了新的课题。

20149月,财政部下发《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下称“76号文”),着力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称“PPP模式”),力求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完善财政投入及管理方式。20141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财政部正式颁布《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201412月,财政部第一批PPP示范项目正式公布,彰显了国家在推动PPP模式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国家层面对PPP模式的战略性定位和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引起了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实践。日前,中信集团联合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会与汕头市政府共同发起的“政企合作•共建粤东——新型城镇化PPP模式论坛”在汕头举办,从国家战略、模式路径、法律保障、项目实践等多个层面,对新型城镇化PPP模式做出了一次积极而深刻的研讨和探索。

PPP模式的正面效应与机制创新

所谓PPP模式[1],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我国在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的需求,探索新型PPP模式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贯彻国家战略的意义非常明显。PPP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工程领域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合作并实现有效供给。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当其发展到福利国家阶段时,在社会矛盾有效缓解的同时,往往政府财政运行体系开始出现困难,一系列公共服务供给力不从心,从而引发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下一系列的探索和推进。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在福利国家的概念之下发展了全覆盖的公费医疗体系,但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矛盾,使政府不堪重负,进而促使PPP模式在医疗体系的运用应运而生。

PPP模式的重要特征是政府和非政府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以及与其对称的利益共享,而非理解为简单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打通从融资到管理、到治理的逻辑链接。它的核心理念是从融资切入后带来了政府管理机制创新,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包容性增长机制的改革和建设。

财政部财科所贾康教授

PPP作为制度供给方面的巨大创新,有助于把政府工作、企业发展、公众诉求等有效结合,实现全社会的有效供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经济为重点的改革联通到行政、政治、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同步展开,在践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PPP模式有着重要的正面效应。

第一,PPP可以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提高财政资金总体使用绩效和政府履职能力。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目前实际的城镇化率不到40%,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至少还要30年左右。这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时也将为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支出压力。PPP模式引入日益雄厚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境外资金,化解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老龄化是伴随城镇化的另一个现实挑战,整个社会所要求的养老及医疗等相关公共服务能否得到有效供给,PPP模式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从社会公众受益的角度看,PPP模式将资金有效使用于“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在PPP机制下,政府可以更专注于优化政策规划,从全局的高度有效对冲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发挥追求投资回报的天然优势,在稳定的合作模式下,专注于操作环节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落实;专业机构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在设计、建设、财务、法律等具体事务方面的优势来降低风险。这几方有效结合的结果就是“1+1+13”,使社会公众受益增加。

第三,PPP的推行将为一批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在国内总数超过6000万的各类企业中,存在一批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的企业,愿意以长期稳定回报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PPP项目一般周期较长,投资回报水平不一定很高,但上述企业可接受,他们对PPP的参与和投入将为整个社会注入持续创新和稳定动力。

第四,PPP模式是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对优势互补混合、追求共赢、风险共担的形式,实现最大的包容性,促进和实现有效供给,释放潜力,从而为深化改革做出贡献。

第五,PPP的推行有助于推动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PPP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和非政府主体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订立契约。这种契约精神对政府转变职能、打造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将对社会进步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

PPP模式的特征与要素机制

PPP模式的缘起可以追溯至18世纪欧洲的收费公路建设计划。1984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首次提出BOT的概念并用该方式建设了阿科伊核电厂。1992年,英国引入具有现代PPP意义的公私合作项目计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在城市和区域重大设施的项目运作上陆续尝试实施,PPP模式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实施多主体合作的一项重要项目运作模式。

1984年,由香港合和实业公司在深圳投资建设的沙角B电厂,是中国大陆实施的第一个BOT项目。PPP模式本质上是项目组织模式而非融资模式,是BOTPFI以及其他相关各种模式的总称。财政部76号文所述的PPP模式,主要是指以“使用者付费”为主的PPP模式。PPP的宗旨就是公共部门通过社会资本来完成或者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

PPP模式具备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形式的多样性。PPP包含多种形式,以英国皇家医院为例,企业投资20亿修建并负责运营40年(主要是建成后的管理、物业维护),政府负责提供医院的医疗服务,并每年支付给企业1.5亿英镑作为投资回报。再以BOT项目为例,往往因为政府希望化解债务或抑制新债务形成,因此选择由企业建设并运营20年或30年后再移交给政府。不同的政策目标将会选择不同的PPP模式。

第二个特征是复杂性。由于PPP项目通常投资额巨大,合作周期长、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复杂,完备的合同体系和良好的争议解决协调机制是项目长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需要在项目前期就制订完备的合同体系,避免后续长达二三十年的经营期内一旦出现问题则束手无策。

第三个特征是长期性。PPP项目建成后运营周期往往长达20年以上,甚至上百年。项目建成之后2030年的运营期内,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会努力降低维护成本,这也促使其在建设阶段提高项目质量。从这个意义上,PPP模式兼有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和有助于提升项目的建设运营质量的作用。

PPP模式具备四个核心要素机制:

第一是伙伴关系,它必须是建立基于双方平等的伙伴关系机制,这是PPP项目的基础所在。政府和非政府的市场主体,要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订立契约,双方的履约责任和权益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确认和保护。

第二是风险分担。财政部76号文提出了明确的风险分担原则,即“风险由最适宜的一方来承担”,旨在实现整个项目风险的最小化,要求合理分配项目风险,项目设计、建设、财务、运营维护等商业风险原则上由社会资本承担,政策、法律和最低需求风险等由政府承担。

第三是利益共享。PPP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应当在合作协议中确立科学合理的利润调节机制,确保社会资本按照协议规定的方式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避免项目运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造成任何一方的违约。比如隧道原本允许收费运营20年之后再交给政府,但是经营几年之后汽车保有量提升形成拥堵亟待政府解决,这就需要利用双方协议中确立的利润调节机制解决。

第四是监督管理,建立中立监督管理机制。由于PPP项目都是公共投资项目,但不公开的社会资本来做公共投资项目本身存在天然的矛盾,即使在PPP模式已经成熟30多年的英国也存在同样难以克服的问题。现在国家政策要求PPP项目设立的SPV中政府要持股,其目的不是干预企业的运营,而是要了解情况和进行监督,特别是在关键时候发挥股东表决权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在PPP的交易架构中,既是履约的一方,又是监督方,如何建立一个面向全社会和市场的中立监督机制,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

PPP模式的法律保障

PPP模式不是简单的公用事业供给的投融资模式,需要具备庞大而复杂的合同体系,从而奠定项目后续顺利运营的协议基础。一个PPP项目必须要有合法和完善的法律支持以及详尽备至的合同约定,权责清晰,违约必追责,这样才有行之久远的可能性。

上述PPP模式的三大特征和四个核心机制都需要实现法律保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PPP合同的法律性质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在国内目前存在较多争议。通常认为,PPP协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经过平等协商、平等合作的合同,因此应当属于民事合同,但因为签约一方主体为政府方,带有一定的行政合同色彩。其次,PPP项目投资周期长,投资额度大且前期峰值高,但投资回收缓慢,与此同时,目前商业银行、信托、基金等市场途径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而政策性银行贷款等低息融资条件苛刻(如贷款主体只能是土地储蓄或政府平台、贷款限制性条件多等),更有待于国家在融资方面出台支持性金融法律政策。

PPP模式的法律保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完善法律体系对PPP项目的支撑。当前我国支持PPP项目的法律较多,法律体系和法律环境已经相对完备。PPP项目由于政府和社会资本构建合作关系的这一特征,要求对相关的各层级法律法规融会贯通,这是达成PPP项目合作协议、维护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基础所在。

第二,通过合同约定建立法律保障体系。这里包含四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双方主体均合法有效;二是需要立法支撑;三是所有项目行为符合行政法规范;四是所有开发建设内容在合同里面有详备约定。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是项目各项长期合作安排得以顺利执行的直接依据。

第三,按照契约精神诚信履行合同。合同双方对合同的诚信履约情况直接决定了PPP项目的成败。即使法律规定再完善,即便合同规定再完备,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履行,终究还是纸面上的文字,不能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能保障PPP项目的顺利建设和长期运营。

第四,必须通过全方位的司法保障体系规范PPP项目。首先,政府的行政主体身份和PPP项目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必须通过行政法体系保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其次,PPP协议作为民事合同,当出现违约行为的时候,应该遵循民事法律规范得到民事的救济和经济的救济;最后要求所有参与方依法行政,依法履责,杜绝贪腐,营造一个公平合理、法律严明的合作环境。

PPP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动了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产业需求和市场机会。新城的开发建设,往往可以直接或间接拉动3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也将带来对居住、商务、办公、医疗、环保、交通、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巨大市场需求,这为PPP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诉求主要集中于新城开发、经济发展、产业引进和升级、增加就业和税收、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等公共领域。而社会资本的能力则聚焦于区域整体规划与开发能力、产业整合与招商能力、大规模资本运作能力、高品质的质量管理输出能力等市场化运作。作为国家城镇化战略与PPP 模式的结合纽带,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运营商业模式具有独特的运作优势,在新城综合开发运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孵化培育等方面将面临广阔的市场机会。

中信地产副总裁林竹

以中信集团为例,其作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在城镇化建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宁波大榭岛、成都郫县新城、海南博鳌等项目都是中信集团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政企合作的典范。2008年奥运会“鸟巢”场馆建设项目就是中信集团早期的一次成功尝试。通过长期的实践,中信探索出了具有中信特色的城市运营PPP商业模式理念和方法,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契约PPP合作关系,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产业整合为保障,以土地运营为基础,通过超前的策划和规划引导土地整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产业投资等一系列的资源整合运作,提升目标城市的功能规模和综合竞争力,从而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过程分享城市资源最大化和城市资产增值收益。

中信城市运营商业模式超越了传统房地产的一级、二级开发的观念和模式,涵盖居住新城开发、商务办公、产业园区、休闲旅游等不同业态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城市级公共基础设施,在政府引导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城市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城市价值再创造,从而达到满足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共同要求。

中信城市运营在广东濠江的项目是PPP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授权项目主体负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政策支持,城市运营商提供和运营管理城市运营战略资源,双方共同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城市资产增值,城市竞争力提升。目前,中信集团旗下银行、信托、证券、产业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已经或正在进入城市综合开发运营PPP业务领域,在内部形成了巨大的业务协同需求。这为全国各地方政府探索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可以落地的商业模式。

过去20年的城镇化是政府推动和主导的城镇化,今后20年的城镇化将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下的城镇化。从理念、特征和机制而言,城市运营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和PPP模式两者有效结合的极佳方式和途径,中国新型城镇化呼唤具备向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同时又具备向市场提供优质商品的PPP城市运营商。

PPP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激发存量资本投资活力,提升经济增长动力。对于政府而言,负责市场监管,避免了对于投资的过度干预,既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在这一重大的变革中,包括央企在内的社会资本,贯彻和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积极应用PPP模式助力地方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是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为国家发展担纲助力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

 

链接:

中信PPP案例分享:中信滨海新城汕头海湾隧道工程项目

汕头中信滨海新城项目是中信集团与汕头市政府合作推动的、广东省内特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项目。项目涵括168平方公里范围的整体规划和产业控制,预计总投资将超过500亿元。该项目内涵包括城市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产业配套、“三旧”改造等。其中,汕头海湾隧道是中信滨海新城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实施TOD理念和PPP模式的载体和SPV平台。

汕头海湾隧道是汕头市实现扩容提质,完善粤东中心城市功能,打造粤东新型城镇化建设标杆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中信滨海新城整体价值的重要前提。隧道将贯通汕头海湾南北两岸,全长6.8公里,8度抗震设防,是目前国内外在建隧道中最具专业影响力的隧道工程,预计于20197月竣工。

汕头海湾隧道PPP模式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汕头市政府授权濠江区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信地产作为项目城市运营合法投资主体,这在目前国内类似合作交易架构中较少见。通过汕头市政府的特许授权,双方合作设立了隧道项目公司,建立了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建立了多层次资本运作平台以保障隧道建设和运营的资金需求。建立了一系列协议,来保障和规范项目长期运营当中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各系统合法合规的运作,并通过汕头市和濠江区两级人大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

 

(编辑  季节)


[1]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20149月。

#esle

问道PPP

李才元

2015-01-09 14:09:17

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汕头市政府、中信集团联合主办了“新型城镇化PPP模式探索与实践”的论坛,本文在会议研讨PPP模式的基础上,将尝试梳理有关PPP的理论框架。PPP模式为中信这样的综合公司提供了发挥综合优势的新思路,也为从“市场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结合角度研究全新的“中信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案例

刚刚开始的2015年或是“PPP元年”。

当前,世界范围的经济热词,不仅有APEC,还有PPPPPP现在被政府推崇,也被企业推崇。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市场的部分失灵,PPP作为一种新型的项目组织模式,进行了“市场”和“政府”的“结合”,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日前,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汕头市政府、中信集团联合主办了“新型城镇化PPP模式探索与实践”的论坛,本文在会议研讨PPP模式的基础上,将尝试梳理有关PPP的理论框架。

五位一体

PPP服务于什么?话语主体是什么?大家公认是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区域经济体。如何研究城市等区域经济体?在一些研究著述中,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广义生产力研究方法,将其形象地表达为“鸡蛋理论”。简述如下:

实业,好比“蛋黄”,吃、穿、住、行、用、娱乐等物质产品;资源,好比“蛋清”,金、木、水、火、土、生物等自然物品;工程,好比“蛋壳”,海、陆、空、天、地、建筑等公共平台和基础设施。实业+资源+工程,构成了一国实体经济,此为实体经济三分法。一国除实体经济之外,还有金融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好比“母鸡”。这样,实体经济三分法发展为一国经济四分法。

从经济角度看,城市是“实业、资源、工程、金融、政策”的五位一体。从组织形态看,五位一体包括实业、资源、工程、金融企业和政府。在“鸡蛋理论”的比喻体系里,政府好比“鸡农”。

以五位一体论看PPP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与企业之间,为了合作建设道路、机场、运河等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形成一种以平等契约为基础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效的结果。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企业,将政府与企业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一般由此减轻,企业的投资风险一般由此减小。

PPP一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PPP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而广义的PPP可以理解为一系列项目组织模式的总称,包含BOTTOTDBFO等多种模式。PPP可以分为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大类,狭义的PPP基本属于特许经营类,本文研究狭义的PPP,亦即完整的典型的PPP,即五位一体的PPP

大多数基础设施是不能完全商业化的。PPP模式以其政府参与全过程经营的特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PPP项目涉及所在城市的总体功能,政府是PPP项目的最终责任人。具体的PPP合作实践,离不开政府提供资源、政策支持,和操作合法性的支持,还有行政事业上的配合。中信地产副董事长、总裁宋川在论坛活动开场致辞中说,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总体方针,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的PPP合作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更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负担,实现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资源整合类企业

在五位一体中,政府是PPP项目的“总引导”,负责立项、产业、税收、法律等“政策”责任,项目的实施则需要市场化运作。完整的PPP项目,需要金融、工程、资源、实业四类企业共同参与,并且需要资源整合类企业参与。在中信滨海新城PPP模式中,中信地产就是“资源整合者”。

中信地产以城市运营商的身份出现,与汕头市濠江区政府搭建了非常庞大的合作体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海湾隧道项目。该隧道被定位为改变汕头格局的基础设施。汕头市政府授权委托濠江区政府设立隧道公司,并赋予隧道公司负责统征地一级开发和建设隧道工程的权力,中信地产以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公司控股隧道公司,与濠江区政府进行合作。

PPP项目融资主要通过项目投资人,根据项目的预期收益、资产以及政府扶持措施,依托自身资信来安排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并以项目的经营性现金流作为偿还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项目公司的资产和投资人资信是贷款的安全保障。据悉,上述隧道建设有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而隧道运营部分将通过成立隧道运营基金,向外地车辆收费、年票、收取隧道运营配套费及获取政府财政补贴。这显然又将依托金融类企业。

PPP项目不是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来筹措资金,而是通过金融系统。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从哪里筹措,土地财政是个不可或缺的“引子”,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主体需要市场来决定。PPP模式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本来满足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融资难题。

三个预期

市场行为不避利,也不盲目信奉无限预期。PPP项目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变中长期不确定性为中短期确定性”。据悉,整个濠江区168平方公里,中信地产启动区12.4平方公里,合同全部期限长达25年,启动区也需要68年才能完全建成。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为此,在PPP项目中,地方政府作为“总引导”,要拿出自己可控的资源(稳定的政策,以及自然资源或其他政府资产),作为项目的成本保障,给参与合作的企业吃“定心丸”。例如,在中信滨海新城项目中,将土地出让收入捆绑用于平衡土地开发成本和隧道建设投资,如有剩余则作为隧道公司的利润。4580亩统征地向二级开发商出让后,所得收入优先用于支付统征地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和支付苏埃湾过海隧道项目建设投资,余额作为汕头市海湾隧道项目公司的收益。这样,作为“资源整合者”的中信地产可以有些“底气”做大事。这只是前提,最主要的是如何确保金融、工程、实业三类企业获得预期效益、规划创造价值?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和汕头成熟区之间隔了一段海峡,除旧城改造以外,很少有成片新的土地供应。因为两岸交通不便,濠江这边的片区完全是待开发处女地。按照中信所做的城市规划,双方将合作建设一条跨海隧道,以58分钟的车程把两岸连接起来,这将大大提升濠江南滨片区的土地价值。这也是吸引中信地产来此投资的因素。作为探索和实践PPP模式的一个落地项目,中信地产将采用分片区滚动开发的模式,不仅负责土地一级开发整理以及海湾隧道、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将提供学校、医院、公园、博物馆、展览馆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还将协助当地政府招商引资。

这样的开发构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这一实践,中信地产自身也在探索向城市开发商和城市运营商转型的发展方向,并提高了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两个目的

金融、工程、实业三类收益中,金融的回收取决于工程的使用率和实业发展。显然,方便实用的工程设施和面向朝阳产业的实业项目是PPP模式的两个最终目的。

一是工程基础设施。例如汕头海湾隧道项目,这是连接汕头南北两岸的重要通道,对增强汕头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推动城市扩容提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是实业等就业载体。路通百业兴,PPP模式以实业和就业为最终取向,创造市场,缔造产业,提供就业,引领人口向此地方此产业进行市场化聚集。依托中信集团综合优势,中信地产初步摸索出一套具有中信特色的城市运营模式,已经在成都、珠海、汕头和前海等地试点发展PPP业务,正在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个时代

放眼国内外,这是一个PPP的时代。

从国内看,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需要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PPP模式是一个重要方向,有利于城市建设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全球正在进入互联互通时代,大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密切合作的PPP模式。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需要“市场”与“政府”的“结合”。PPP模式是市场失灵处的公私合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在论坛上表示,PPP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强调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绩效升级,是制度供给的重要创新,实现了从融资到管理再到治理模式的转型。PPP模式的应用与推广,可以助力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原来以为吃的是条鱼,一口咬下去才发现是螃蟹。”中信地产副总裁林竹总结了4年来汕头滨海新城项目的开发感受。最后一次吃鱼往往就是第一次吃螃蟹。PPP模式为中信这样的综合公司提供了发挥综合优势的新思路,也为从“市场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结合角度研究全新的“中信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案例。这只是开始,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很长、很期待、很重要的路要走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共识,即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到政府与公众,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要想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企业家就要不断努力协调以满足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是不可行的,唯有自主探索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与转型。

企业目标的变化:平衡各方利益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就踏上改革之路,开始了不断探索。国企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我们一直在寻求答案。如果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即怎么解决几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何避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脱困是当时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今天,以央企为例。虽然仍有部分央企存在经营困难,甚至还有亏损企业,但绝大多数央企的目标已不再是脱困求生存,而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国企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任务和目标。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共识,即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不断变化:从股东、员工、客户,到政府与公众。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存在冲突。要想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企业家就要不断努力协调,以满足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因此,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企业发展的目标将逐渐从实然走向应然,完成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嬗变。正如民商法体现对个体私利的关怀,而经济法体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也反映了企业实然状态与应然目标之间的差距。

对企业家而言,如何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总体均衡?这既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经常遇到的困惑与苦恼。市场、股东、政府、民众,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市场要求企业的规模最大化,股东要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要求企业上缴税金最大化,民众要求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化,股民要求投资收益最大化——面对方方面面的要求和评价,企业家在寻找边际均衡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着各方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常常处于“全能企业”的纠结中,希望能得到一剂良药,可以释困、解惑。因此,学术界和企业界可以紧密合作,共同努力,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弄清楚在新常态下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在罗伯特·希勒与乔治·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作者沿用凯恩斯的概念,将动物精神归纳为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和故事,并以此解释经济现象和企业问题。书中对往复循环、永无止境经济危机的解读,给人以极大启发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启发之一是,动物精神是研究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却并未被纳入以往的经济分析框架之内。由此类推,如果仅靠现有的经济学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国企改革,其局限性可想而知。

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经济转轨期的企业探索

上世纪曾发生兰格与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有些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在弗里德曼、萨克斯等人的主张下,前苏联采取了 “休克疗法”改革方案,政治体制因之受到动摇,社会信心受到打击,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其“疗效”不言而喻——曾经能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国家轰然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结合自身国情,采取了试点、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动物精神中的正能量,有效规避负面影响,尽可能缩小了改革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总体稳定。特别是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激发了宏观经济的活力,又从微观机制上有所突破,孕育出活跃的商业创新主体和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正是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此轮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放眼世界,其他国家也曾有过类似阶段,日本、韩国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而阿根廷、马来西亚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改革的艰难和复杂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大家都看到市场经济的效率,都想在“看不见的手”引领下取得社会进步,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成效并不大。

二战后两家汽车企业,即日本的丰田和阿根廷的凯撒之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日、阿两国国力相当,两家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设计也雷同。但如今,丰田已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车企,而凯撒汽车却早已不复存在。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凯撒汽车只是照搬了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却忽视了美、阿两国企业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差异,缺乏公平文化和创新精神,从而陷入高成本的困境,最终破产垮台。

可见,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尤其在中国经济的转轨期,重视市场经济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效市场,提升社会整体价值。

我们已知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呢?西方哲学家对政府作用的肯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积淀。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过:“人的自然生活是孤独、穷困、肮脏、粗野和短暂的,直到有了政府的诞生”。这句话后来被众多经济学家不断引用。当前的中国经济既有别于神权、皇权经济,也不同于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比较,有其独到而进步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曾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实际的精辟论述。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政府怎样管、管什么,要辩证来看。现代政府的目的与作用之一,是有意识地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有效遏制腐败和欺诈。十八大以来,政府工作的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大,简政放权激活企业信心,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正,旨在形成一个治理有效、问责有效的政府。

新常态下国企如何改革

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

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普及并得到广泛运用,大家经常旁征博引,从中寻求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分析一般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不在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应该进入发展了240多年、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危机不断的西方经济理论框架之内,还是应该继续刚刚开展30年、虽有争论但毕竟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之中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既定目标。而要想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则需要凝神定气、凝心聚力,更需要时间、空间甚至试错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

我们正在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此,学习前苏联学不通,照搬英美搬不动,模仿法德日韩也仿不来。对经济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定义“新常态”,定义“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为经济学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开辟另一广阔天地。

保利香港拍卖现场。保利集团自成立后不断改革创新,业务已有军品贸易扩展到房地产、文化拍卖等领域

国企探索与中西差异

在企业实践探索方面,以我自己工作的保利集团来说,自1984年成立后,保利集团不断改革创新,业务从军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房地产、文化、能源、民用炸药爆破等领域。目前房地产、军品贸易、文化拍卖和民爆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乃至位居世界同行前列。需要指出的是,军品贸易在整个集团的份额已不足5%,而其他四项业务均处在纯竞争领域。截止2013年底,在117家央企中,保利总资产4553亿元,列央企第24位;营业收入1318亿元,列央企第51位;利润总额205亿元,列央企第13位;上缴税金214亿元,人均财务贡献约100万元。资产由1994年的15亿元注册资本金到现在的4500亿元,增长了300倍,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央企中,保利不算是发展最快的,也不算是最成功的,多数央企都有了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国企改革的成就。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不断完善,从未止步,不断向世界更高标准看齐。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国外的知名企业家。我在曼哈顿面对百亿美元身价的大亨,与他们交流对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看法。这些外国同行对中国国有企业褒奖有加,远不同于国内的种种非议。此外,令人困惑的是,和央企相比,这些外国同行虽然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但其内部预防监督制度不是严重不足,就是缺失。那么,它们的治理结构是如何实现效率和公正、避免腐败的呢?

由此我想到《国富论》。当年的亚当·斯密,先是以《道德情操论》闻名于世,后又以《国富论》传世留名。这两本书对比悬殊,充满了人性冲突:一个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另一个却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一个假想了具有动物精神的“公正的旁观者”,另一个却提出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制度工具是经济学的安排,无形的旁观者却是哲学、神学的安排。企业内部的监督预防也是如此,一种是靠有形的制度法规,乃至叠床架屋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另一种是靠无形的旁观者监督,靠企业家的自律意识;或者是二者有机结合,使企业内部人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不同的方向选择,是否也是西方企业与中国国企的差别所在?对此,值得认真研究。

寻构国企改革的目标共识

在罗伯特·希勒教授访问保利时,我们曾一同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尽管我们对中美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率的差异有不同看法,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风险却有共识。席勒问我:“如果风险就在明天,你怎么办?”我回答:“我跟大家一样只能倒下,但我能比别人更快地站起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用了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的一句话:“只要音乐没有停下来,你就必须站起来跳舞。”——可以说,我们都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预见到这必将是未来的麻烦。但问题在于:该不该踩刹车,停止跳舞,推进业务创新,进行更大力度的转型?然而,音乐未停,企业肩负着年度经营指标、收益分红要求、市场排名压力,等等,“全能企业”的目标,常常让企业可想而不可为。这是不是对于国企未来发展更重要、更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所在呢?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提升企业目标的科学性和持续性,是十分必要的。

近十年来,在国资委的领导下,国企在合理规范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近来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规范国企薪酬和消费、制定新办法和新标准,意义无疑是突出的。同时,认识高薪形成的原因,搞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避免老问题新出,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像保利这样在完全竞争性领域中的国企,怎样才能平衡效率与公平?改革是否能够激发国企动物精神中自主创新、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遏制腐败?经济学界能不能为之提供更客观、更有效、更科学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谷歌、苹果和特斯拉,多出阿里巴巴和华为,由此也可看到国企在创新方面经受的挑战。大家常议论某些央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性地位,但也应该看到,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这些企业肩负着走向世界、振兴民族产业的重任;像杰克·韦尔奇所说的那样,它们要成为拉动中国GDP的火车头,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些企业履行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承担着挑战世界、培育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压力,有必要考虑好自己的节奏和策略。今天的它们并没有比昨天做得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国企所取得的进步、做出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的国企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目标认识的一致性,包括如何绘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宏伟蓝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今天,我们的经济学人有着足够好的条件、足够的才智、足够的力量,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手握批旧之笔、一手持创新之剑,抓紧机遇、接受挑战,帮助国企破解“全能企业”之惑,为国企改革与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同时,要探索更有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设计好中国特色经济的宏伟蓝图,创经济理论丰碑,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涌现更多亚当·斯密式的大师,为全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链接: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一词沿自凯恩斯的概念。凯恩斯认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来解释,因为经济前景难以捉摸;投资的冲动主要依靠“动物精神”,即自然本能的驱动。罗伯特·希勒与乔治·阿克洛夫在其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拓展了这一概念。他们试图以此为基础创建一套理论,来解释现实的宏观经济现象和波动。在他们的书中,信心是否充足、对公平的关注、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生活模板的“成功故事”,这些都是“动物精神”即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描述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对信心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1] 本文根据作者20141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2] 徐念沙,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要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就必须彻底转变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使政府管理部门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再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从中央对改革实施的部署中,可看到中央的改革决心坚定不移,改革的具体路径则是先易后难、先单项后综合,按照清晰的“路线图”稳步推进。

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性质,既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既有自然特性也有经济特性。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中国农村,土地更是农民生存的根本。目前,由于受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割裂的制约,土地的重要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有土地市场建立多年,已有一套比较规范、成熟的管理办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尽管客观存在,但并不被法律认可,没有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是从法律制度上承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须按照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进入市场交易,并由政府按统一的市场规则进行管理。

乡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刺激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就允许和鼓励农村人民公社根据自身条件,兴办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上世纪90年代末是乡镇企业发展极盛期,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全国税收总额的20%和全国出口总额的35%。办企业就要用地,当时社队企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已经在市场的调节下流转,且十分活跃。1978年,全国有建制镇约3000个,1985年增加为6600个,1998年达到1.9万个。大量新增加的小城镇,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带动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崛起,还促成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

由于市场千变万化,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是“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势必激活土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及抵押、担保之类的土地二级市场。以乡镇企业用地为主的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呈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流转的数量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高度相关。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二、三产业,受资金、技术、人才、习惯势力等因素制约,难免存在起点低,布局分散,产品质量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问题,这都需要政府加强管理、指导、监督、协调、服务。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管理的政策取向逐渐发生很大变化。1998年实施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使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1990年,国家出台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管理条例,但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始终没有制定。新土地管理法把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发展非农产业的路堵死,农民进城打工,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国家征地如不能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更是越来越激化。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禁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实际上是禁而不止。乡镇企业早期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部的市场机会也渐渐多起来。众多的集体组织和农民在市场机会的诱惑下,甘冒违法风险,寻求发展梦想,同时千方百计地争取土地管理部门以外的政府部门的支持、庇护。例如,一些农村的农户出租房屋给投资人开办酒吧街、餐饮街、民俗街等。至于出租土地和厂房办企业,事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和农村管理部门也是眼睁眼闭,乐见其成。中西部省份普遍反映,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广泛存在、十分活跃,被称为“黑市”或隐形市场,但因法律不允许,不可能纳入政府的统计,因此对这些市场的具体数量、规模,很难搞得十分清楚。

本世纪初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次提出,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的办法。特别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纷纷开展有关试验和探索。如重庆的“地票”制度、广东的“三旧”改造、北京的“城中村”改造、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嘉兴的“两分两换”等等。

“黑市”不被承认,不能纳入政府的日常规范化管理,混乱、无序是很自然的结果。遇到抵押、上市、经济纠纷等超出地方管辖范围的问题,银行、证监会、法院等依据现行法律,对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也往往不予支持,导致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难以像国有土地市场那样正常发育。

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难点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寄予极大期望,要求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呼声日高。但直到今天,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改革之难,修法之难,难在哪里呢?

简要地说,存在着法律障碍、理论障碍和制度障碍。具体一点说,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会与有关“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法律规定相抵触;会挑战诸如“土地涨价归公”等长期流行的理论观念;还会与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发生冲突,改变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显然,牵动面之广、之大,绝非土地管理法改几句文字就能解决。

三大障碍中,最根本、最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经营土地的职能,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在市场上与民争利。政府经营土地,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都是禁止的。我国的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统管全国城乡地政,一方面加大耕地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城市逐步推行有偿使用土地的改革。但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下,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对城乡地政管理不“买账”不愿实行有偿用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尽管当时已有研究提出,应把土地管理职能与土地经营职能分设,但那还只是少数人基于理论分析得出的认识,而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则是如何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凡试验或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地方,都顺理成章地由土地管理部门承担起国有土地的经营职能,集“裁判员”(管理)与“运动员”(经营)于一身,可以说是受制于当时条件的必然选择。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升格;而各地方换届后的领导干部,又多没有计划经济时期无偿用地的历史包袱,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得以在全国全面确立,政府经营土地的局面也随之全面形成,有关职能越来越强化。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可直接支配的财力逐渐减少,但事权并没有减少,政府仍然是城市建设投资的主体。为了保证对建设资金的需求,地方政府越来越倚重土地出让收入,逐渐形成所谓“第二财政”即“土地财政”,后来又产生了政府以土地抵押的所谓“土地金融”。据刘守英等人2006年的研究,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为了保证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收入最大化,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是扩大征地范围,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同样合乎逻辑的是,现在要实施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就必须彻底转变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使政府管理部门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再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否则,集体土地入市改革很难推进。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纷纷加大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理论务虚和实践探索的力度。但几年时间逝去,国家层面的改革最终没能迈出步子。现在回头反思,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主要涉及的是农村改革,它不是一个全面改革的决定,没有触及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问题,结果是征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都无法落实。

政府用土地财政收入搞建设,本质上是“寅吃卯粮”,加大了用地企业的市场风险,降低了用地个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隐含相当的金融风险

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经营土地对于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曾经发挥过正面的推动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政府经营土地也有过积极贡献。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显现,现已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制度障碍,具体表现如下:

使保护耕地和集约利用存量土地不能实现

保护耕地作为国策提出多年,城市存量土地集约利用也提出多年,但耕地并没有保护住,各地方的城市建设均走的是外延扩张和大量消耗土地资源的路子。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使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只能靠不断征地、不断卖地,才能筹集建设所需资金。征地多、卖地多的地方,“发展”就快,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表面看,这是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不顾长远发展;实际上,这是政府经营土地制度规范下的必然结果。任何人到地方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只能这样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问题出在地方,根子却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上。制度不改,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目标很难落实。

导致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相关的土地权利。但现在农民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包括不能合理分享被征收土地的增值收益、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究其原因,就是政府经营土地,与民争利。社会产品的分配,以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农民的生产条件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也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政府经营土地使城市里普通市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即使符合规划,也不允许个人和集体自行建设住房,从而使开发商处于垄断地位。在投机、投资需求拉动和政府拍卖土地的推动下,房价虚高,大大超出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能力,自住性需求无法满足。老百姓为买房而节衣缩食是普遍现象,由此产生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恐也难以扭转局面。因为保障性住房使用的土地,依然需要通过征地;建设所需的资金,相当部分还是政府卖地的收入。其结果,可能反而加剧原本已存在的矛盾。

孕育政府信用危机和财政、金融风险

政府出让土地,用地者(企业或个人)要透支未来收益,才能购买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若干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因此,政府用土地财政收入搞建设,本质上是“寅吃卯粮”,加大了用地企业的市场风险,降低了用地个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隐含相当的金融风险。

政府用土地向金融机构抵押或质押融资,近年来越来越流行。这种所谓土地金融,则是政府直接负债经营,用未来收益逐步偿还,本质上也是“寅吃卯粮”。目前土地金融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土地财政,所谓“地方债”,绝大多数属于土地金融。其规模2009年已达11万亿元,为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2013年又升至近20万亿。有的一届政府的负债,下届甚至下几届政府都不一定有能力偿还。许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严重不足,于是靠借新债偿旧债来拖延时间。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源,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制度不改,难免会发生类似美欧那样的债务、金融危机。

土地使用权拍卖现场

奢靡之风长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办公楼建设使用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地方政府或部门自筹的资金。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来自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

导致政府行为扭曲、失控

政府经营土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其弊端一是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不透明;二是为那些热衷于以权谋私的官员提供方便,助长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三是使企业行为也发生扭曲,不少企业或自觉或被迫与政府官员套近乎、拉关系,甚至违法行贿。长此下去,企业之间不能平等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很难真正建立。

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使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发生错位,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中央和省级政府是不直接掌握任何土地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而城市政府,不论层级大小,都直接掌管土地,其职能是既有管理,又有经营。当经营与管理发生矛盾时,由于经营利益涉及地方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服从经营,而不是相反。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主要是政府调控企业和个人,而我国则更多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政府经营土地制度还使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管出现盲点,致使政府的行为失控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例如,近十几年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伟大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楼堂馆所”风起云涌,严重脱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楼堂馆所”中最为抢眼的,又是政府办公楼的建设。走遍中国大地,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落后地区,普遍都可以看到,位置最好、最气派、最豪华的建筑,不是学校、医院,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围绕着政府办公楼的大广场、大马路、大花园等,也已比比皆是。

这种奢靡之风长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办公楼建设使用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地方政府或部门自筹的资金。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来自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由于不是财政拨款,有关上级的财政、投资、土地、建设、审计、机关事务等管理部门都疏于管理,助长了下级政府行为的失控和不正之风的蔓延;也导致一些干部形成政府无所不能的观念,养成为所欲为的霸气,从根本上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各种改革任务,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城乡发展,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反腐倡廉,都必须彻底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切实转变政府管理部门经营土地的职能。这也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题中应有之意。

可操作性分析与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既明确了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又对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专题里,把土地管理纳入自然资源管理,明确提出要把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分开,“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这是国家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若按此付诸实施,政府的自然资源行政监管部门将不再经营土地,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裁判员”,主要考虑如何编制国土规划并依据规划实施空间用途管制、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规范和监督市场秩序、开展国土整治,等等;新组建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部门,则专作“运动员”,在相关行政权力的监督下,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这样一来,长期困扰人们的征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改革的种种难题,都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但是,实施这方面的改革需要一个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的过程。例如,政府的自然资源监管部门不再经营土地,意味着政府没有了土地出让收入,而政府今后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力度,所需资金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地方建设所需资金,则须通过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更多地依靠社会投入。也就是说,取消所谓的土地财政,必须要有新的“替代物”,才能尽量避免或减轻体制、机制转换可能引起的“阵痛”。又比如,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流转,与户籍制度也紧密相关。建立与发展土地市场,还需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合。最近,党中央审议批准了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和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其推出速度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估计二、三年后,即可有明显成效。到那时,再推出转变政府经营土地职能的改革,阻力会比现在小得多。从中央对改革实施的部署中,可看到中央的改革决心坚定不移,改革的具体路径则是先易后难、先单项后综合,按照清晰的“路线图”稳步推进。

改革的总体进程由中央掌控,同时有大量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为此建议:

抓紧进行修改相关法律的准备工作

土地管理法中“各项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表述,可考虑调整;关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经营(出让、出租等)国有土地”的有关表述,建议改为“按照对国有和集体的土地实施平等保护的原则,对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进行监管”。城市房地产法、物权法等其他法律的相关论述,也要作相应修改。

研究设定公有制条件下的土地产权体系

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可以适度分离,但与土地处置权却不可分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交易,但使用权、经营权乃至收益权,都可以在限定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具有一定的处置权利。因此,土地私有制的土地产权体系已不能适应我们的发展要求,需要重新设定一套土地公有制的土地产权体系。要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的类别,及每一类产权具有什么样的权能。例如,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享有收益权和一定的处置权,权利人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而单纯的经营权虽然也有相应的收益权,但处置权则进一步受限,只有抵押、担保权,没有转让权。

积极推进国家规划体系和规划体制改革

在集体土地上发展二、三产业,必须符合规划,实施用途管制,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各部门规划不能衔接、难以落地,加之规划多变,因而无从实施用途管制。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需要改革规划体系。各部门的规划进行整合,成为统一的国土规划,作为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起作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依据。

其次是需要改革规划体制。多头规划和多变的规划,使市场主体无所遵循,无从预期,行为必然短期化。改革的方向是公众广泛参与规划的制定,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实际上是把规划上升为法律,政府只有实施规划的义务,没有修改规划的权力。这样才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基本的行动指南,有利于市场行为的规范。

积极探索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管理办法

例如,广东省2012年建立了农村资产交易网络管理平台。包括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厂房、商铺、农机等各种固定资产的出让、出租、转让、转租、买卖等一切市场交易活动,都必须在网上申报,由乡镇以上政府按照管理权限审核同意后,采取竞卖或竞标方式进行交易,并交纳少量税费。一切有关环节都在网上操作,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登录有关网络就可查看所有的交易。由于网络管理公平、公正、透明,能够切实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因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广东的这一做法,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 本文为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课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研究》的总报告,本文由黄小虎执笔。本刊有摘编。

* 黄小虎,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

课题组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重点考察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出资方式、参保险种和缴纳时间,并对不同行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及企业是否依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做了调查。

社保,是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的一份承诺。在劳动者遭遇劳动风险时给予必要帮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此,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工人这一权利。然而占劳动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社保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5018万,参加失业保险的3740万,参加工伤保险的7263万。现实状况是,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工能够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本课题组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希望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以下问题:现实中的社保制度是如何执行和落实的?现有社保制度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好处?存在什么问题?工人对现有社保制度有何看法?我国社保制度的未来该向何处去?

725日到831日,本次实地调研在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上海等地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调研过程中在各行业发放的问卷总量不同,在电子行业共发放了140份问卷,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各发放了120份问卷,有效回收问卷31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82%,实际访谈人数超过50人。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次调研重点考察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出资方式、参保险种和缴纳时间,并对不同行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及企业是否依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从参保的社会保险险种来看,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5种社会保险。缴纳比例从高到低的社会保险险种依次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6%88.3%82.9%61.1%39.7%

从缴纳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超过20%的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不一致,他们进入工厂一段时间后,工厂才开始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第二,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大约37.4%的工人并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只有不到60%的工人缴存了住房公积金,还有大约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由于住房公积金不是国家强制要求,各行业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电子行业住房公积金的实施情况相对较好,食品行业次之,服装行业最差。

企业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调查发现,仅有46.4%的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一致。

第三,大多数企业没有依法为工人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根据这一规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应该为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而调研结果显示,大约49.3%的工人认为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而有32.9%的工人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很多工人对法律规定的缴费基数应该怎么确定不了解,以为企业已经依法缴纳相关费用。从我们调研的工人所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工人足额购买社会保险,这一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情况

第一,医疗保险使用率低,保障范围有限。

我们首先对各行业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在样本总体中,大约33.2%的工人使用过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每年平均使用次数为1.36次。各行业的医疗保险使用率都很低,没有用过医疗保险的工人比例高于使用过医疗保险的工人比例。

我们将工人缴纳医疗保险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显示:已经缴纳了医疗保险的工人中,大多数工人并没有使用过医疗保险。统计结果表明,已经缴纳了医疗保险的工人中,只有大约35.6%的工人使用过医疗保险。

通过与工人进行深入访谈和查找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医疗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额度都不相同。到底医疗保险能给工人们带来多少实惠呢?工人的声音告诉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不能解决工人的实际需求。

医疗保险的好处到底有多少,对于承受风险程度不同的人而言是有差异的。大部分人很难保持长时期的健康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看病或住院,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的存在有一定必要性,能够对患病者起到最基本的保障作用。

然而,虽然大多数工人都缴纳了医疗保险,然而并非所有缴纳者都使用过医疗保险。综合考虑了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时间成本和可能的损失之后,不难理解工人们为什么缴纳了医疗保险却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当然,工人生病之后不愿意使用医疗保险的原因不只于此。

“医疗保险我买了,也用过。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首先会问你有没有医疗保险,说有的话他们就开大量的药给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开少一点给你。不过,开药多报销之后跟我们没有报销花的钱是一样多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扯淡的。”

第二,工伤申报难,工伤保险难领取。

从工人是否发生过工伤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过工伤的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高达7.1%。从工人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仅有小部分工人申请了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这部分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大约为2.3%。大部分工人发生了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受过工伤的工人中,只有大约32.4%的工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而有67.6%的工人受过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

为什么工人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去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访问了一些工人,一位工人这样说:

“当时也是冲压机台压伤的。伤也不是很重,休息几天之后就没事了。工伤能不能报还是看上级,如果有他帮助你处理,还是可以报的。当时是跟线长讲过,他说要找安全处什么的,很麻烦。这个伤其实也对工作有影响,后来就辞职了。”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工人发生工伤事故后,并不是自己不想申报工伤,而是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此外,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扰等因素,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最后不了了之,自己承受工伤的后果。

最后,我们对工人缴纳工伤保险和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的情况做了综合分析,发现大多数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很少使用工伤保险。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人中只有2.4%的工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

工人们发生工伤后通过相应程序拿到工伤保险金并非易事。一位受过工伤且通过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金的老工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在工厂洗水部,被铁桶砸了一下,回去睡觉的时候开始很痛睡不着,去医院照X光发现搞到骨头了。当时洗水部的主管、总管、几个组长都知道。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起码跑了十趟。最后我威胁说要打电话报警,那些主管最后才让我申报工伤。我的伤被评了十级工伤,赔了6个月工资(按底薪赔的,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赔了6000多元钱。还有,我工伤之后,就我不能加班,这个手指搞一下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让你加班。”

通过自己的争取,这位受工伤的工人拿到了工伤赔偿,但却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工人受工伤之后无法通过相关程序领取工伤保险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个人缺乏对工伤保险制度相关知识,二是企业及管理人员采用相应手段阻扰工人通过工伤保险相关流程领取工伤保险金。

第三,失业保险金难领取,失业保险“基本等于摆设”。

调查对工人缴纳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保险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领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3.36%,这部分工人在缴纳了失业保险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5%

通过各种隐性的、变相的方式,企业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工人的被动离职变成了主动的自愿行为,失去工作的他们不仅无法拿到企业的赔偿金,也领不到应得的失业保险金。如此一来,真正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比例极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制度“完全没用”,工人失业后“根本拿不到保险金”,因此这一制度在工人眼中“基本等于摆设”。个别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也是要经过非常艰难的维权过程才能拿到失业保险金。

第四,生育保险领取率低。

调查发现,高达95.5%的工人没有享受过生育保险待遇,只有4.5%的工人领取过生育保险金。在此次调查的三个行业中,食品行业中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最高,为9.8%,而电子行业和服装行业领取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都很低,分别为1.6%2.2%。大部分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工人没有领取过生育保险金,这部分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为35%。从调查结果来看,已经参加了生育保险并且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很低,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4.7%,在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1.8%

首先,此次调查访谈的工人多数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还没有结婚生子,因此即便他们参加了生育保险仍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而且,很多工人不知道所在企业为自己缴纳了生育保险,不知道生育保险能提供什么保障,以及如何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

调查发现,大部分工人所在企业并没有为他们缴纳生育保险金,然而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大部分工人同样很少能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

第五,在城市买不起房,“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买房/租房和提取现金两种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不论是哪种方式,工人都很少使用。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的工人比例很低,大约为11.88%。根据各行业的比较情况来看,各行业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所占比例都很低,电子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比例大约为24.1%,而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比例分别为1.1%6.9%

我们对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并没有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这部分工人在已经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79%

大部分工人无力在城市购房,即便工人们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来租房,然而手续繁琐,还不如直接提取公积金方便。因此,工人们通常选择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租或作他用。

然而,大部分工人并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在样本总体中大约有22.59%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各行业工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不高,在电子行业中大约有49.1%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而在食品行业中只有10.8%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在服装行业中,几乎没有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大多数工人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

我们发现,已经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大部分人仍然没有享受过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好处,只有极少数人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也只有部分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社保异地转移难题成为重要的制度障碍

对于在外打工、四处漂泊的农民工来说,社保的异地转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的政策是,若是参保的工人跨省流动,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全部转移,而单位缴费的统筹基金按12%的总和转移(60%转移,即相当于基本工资的12%),实际上,单位缴纳部分的40%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这40%有多少呢?仅以东莞市最低工资1310为基数计算,每月单位为工人交的各项保险总额为20%,即262元,一年下来,就有3144元进入统筹基金。如果一个工人在东莞工作一年,打算再到另一个省打工,就只能转走3144x60%=1886.4元,剩余1257.6元就留在了地方社保统筹基金。2013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有超过870万,我们以最保守的估计,即10%在东莞工作的农民工会在东莞缴满15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东莞,也就是90%的外来农民工最终会离开东莞,每年就会给东莞市社保统筹基金留下98亿元。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企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劳动与健康,企业为他们缴纳的社保金却白白的贡献给了地方城市政府,而当地城市却没有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也不充分地承担打工者的医疗、失业等保障。社保关系异地转续难题,使得社保制度的运行背离了初衷,影响到许多人的未来保障,也使得社保基金管理混乱,存在相当的风险。提高社保统筹层次,解决转续难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总结与建议

第一,建立和落实全国联保的社保统筹机制,确保工人享受劳动者基本权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人一号的社保账号,就像银行系统一样可以全国流通,工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地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第二,加强社保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和执法力度,通过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依法落实社保政策。此次调研发现,很多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这是事关工人面临风险时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大事,直接侵犯了工人的合法权益。社保部门应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通过增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落实社保政策的缴纳规定。

第三,公开社会保险经费的运作情况,落实工人对社保经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了解社保经费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是参保工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对工人实施社保权利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方式,更是监督社保制度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社保部门应该定期公开社保经费的收支情况,落实参保工人的知情权,并且让工人参与监督。

第四,完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设计,确保工人在面临风险时能得到制度支持。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比例,减轻工人的医疗负担。以综合医疗保险取代农民工医保,为工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工人生病时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并报销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工人缴费情况挂钩。

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工伤工人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旧伤复发的,工伤保险应该继续承担治疗费用。

取消生育保险的地区限制,在生育时或发生生育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不论其生育或医疗发生地在哪里,都可以享受当地的生育保险待遇。

第五,规范工人的社保投诉机制,落实工人对社保权益问题的调查权和处理权。

社保局对于工人提起的与社保问题有关的投诉事项具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且应该及时将调查与处理结果反馈给工人。对于进行投诉的工人信息必须保密,不得向企业透露,避免投诉工人被企业打击报复。社保局还应该跟进企业的处理结果,督促企业落实社保相关事宜。

第六,普及《社会保险法》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工人了解社会保险制度。社保法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须借助更多民间力量,力求做到深入普通工人,深入基层组织,使工人能够真正理解社会保险法的制度安排,了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促进社保制度的有序运转。

学术论坛

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论的重要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在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后向高等收入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处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局面。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中国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已经达到4260美元,2013年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行2010年的标准,我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论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最新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261247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中等收入国家有108个,低收入国家有36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26个,2001年增至53个,2005年为56个。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状态,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了慢性持久的危机之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常态和低增长陷阵。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其次,造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与中等收入其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和相互作用决定的,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从历史上看,不同国家在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国内外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处于人均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其国际国内条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例如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也是各不相同,其面临的问题也很难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概念加以解释。特别是把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其它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提并论,并列为有可能落入“陷阱的”主要对象,完全忽视了中国经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存在的根本区别,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从本质上看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落后国家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下,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欠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然经过了上世纪的历史时期,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如日本、韩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变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本质就在这里。有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虽然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出,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

导致不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发达国家控制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成为支配的一方;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这种不平等的体系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处于核心的高端国家永远是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必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从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马克思当年在论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德国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准确地揭示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种族主义、部落制度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特别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支配和控制,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社会长期动荡。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宿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把自力更生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在当前,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优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也是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严格地讲,所谓的“中等收陷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盲目照搬国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不仅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还可能产生误导。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环球扫描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日本有很多叫做财团或商社的综合性商业组织,经营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以及实体产业。它们通过参股的方式掌握众多产业,把产业、资本和贸易有机结合到一起,使实体产业的发展,随时都有金融和商业的支撑。 在我国,企业之间常进行恶性竞争。例如汽车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缺乏产业控制力,海陆空各自为战,甚或相互为敌,没有形成立体作战,所以产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20148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日本十二家企业因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处以巨额罚款。其中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被依法处罚8.3196亿元,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被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

淡定上交“保护费”

据了解,本次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日立(HITACHI)和不二越(NACHI)率先“自首”,做了“污点证人”,并为反垄断调查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国的反垄断法允许政府对一家企业处以年营收不超过10%的罚款,配合调查的企业可从轻处罚。因此,在两组处罚中,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日立和不二越,被免除处罚。

对此,许多媒体拍手称快,以为此次发改委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迫使日本企业“贼喊捉贼”,以日立和不二越为突破口,将有望撕裂日系零部件企业间长期以来的垄断联盟。对此,笔者实难认同。

日本零部件企业并非简单的行业同盟关系,在看似各自独立的背后,有着非常多的隐秘交集。它们不仅在同行业内以协商合作、共同议价的方式获取垄断利益,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日系企业也在上下游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紧密关系,有些可从股权关系上看到些端倪。像本次遭到处罚的4家轴承企业中,作为产业下游的丰田,便分别持有不二越5.29%和精工3.83%的股份,而捷太格特(JTEKT)则是原光洋精工(KOYO)和原丰田工机在200611日合并后成立的新公司。同时,更多利益的搭建并不会显现在股权上,而是在长期稳定的上下游供应合作中渐渐完成,像丰田公司便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日本整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企业间稳固的利益关系,从中可见一斑。

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因此,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还远远达不到打破其利益结合的力度。并且,相较于这些企业十年间在华的收益总和,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不只是在中国,日系零部件企业因涉嫌操控零部件价格,在美国、欧洲都遭到过反垄断调查。20143月欧盟对零部件进行反垄断调查,日本精工被罚6.24亿欧元,恩梯恩公司被罚2亿欧元。5月,新加坡竞争委员会宣布对不二越、日本精工、恩梯恩三家企业处以总计约930万新加坡元(约4626万元人民币)罚款,另外,日本精工5月在澳大利亚也因垄断轴承市场操控价格遭300万美元罚款。

面对全世界“四处飘飞”的反垄断罚单,日系零部件企业看上去并未慌了手脚,日本精工甚至在其2014财年年报上“自豪”地写道:“尽管由于反垄断处罚导致公司收入损失高达163亿日元,但是公司纯收入仍然实现了翻番,达到312亿日元,增幅98%。”

只靠罚款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日本企业在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上均处于同盟状态,即使被开出巨额罚单,它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成本转嫁到上下游产品上,甚至转嫁到售后服务上,经过整车成本的累加,被处罚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因为日本车企在华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内循环体系,在利益分配上可以玩“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更何况其诸多零部件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只靠罚款无济于事,零部件价格的下调,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回顾日美汽车产业间的竞争史,我们会发现,这种竞争早已上升到产业战争的地步。虽然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战打得并不漂亮,但这段历史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为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应对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提供警示和参考。

20097月,日本8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6.6%这一历史最高纪录,首次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高兴之余,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却表示:“我们其实非常担心,日系厂商对美国汽车市场的过度蚕食,会引发市场之外的贸易纠纷。”

丰田章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每一次当日本汽车产业触动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都会“有规律地”发起舆论攻击战、贸易保护战或产业战争,并且屡试不爽。

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7%1980年快速上升到24%。面对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大举进攻,已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克莱斯勒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董事长卡德维尔商量出一计:借美国媒体和工会造起舆论声势,然后两家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当时,美国国会甚至准备制定新法案,将日本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150万辆水平。只是由于日本首相铃木亲自出面调解下,该法案才未出台,但日方不得不主动限制在美国市场上汽车的销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控制在168万辆,1982年为193万辆。自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汽车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

丰田章男的担心果然成真。20098月,美国掀起丰田“刹车门”事件,一直持续到2012年岁末才做结论。尽管丰田汽车公司最终被美国交通部调查证明无过,但丰田还是选择了支付11亿美元和解赔偿金来息事宁人。

谈起“刹车门”的缘起,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美国正遭遇金融危机,其汽车业更险遭灭顶之灾,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年度亏损额分别达到16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而此时丰田的全球销量利润却达到新高,2008150亿美元的利润让丰田坐到了全球汽车业老大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出面,为一系列的“刹车门”事件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响,并导致丰田汽车在美销量受到沉重打击。

最后根据调查,“刹车门”所涉及的车祸是由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的。但丰田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担心遭到美国变本加厉的抵制而采取了隐忍态度。11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丰田看似付得有些冤,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向美国政府上交的保护费,也是丰田公司重新攻占北美市场的一块敲门砖。

在遭遇“刹车门”时,丰田在全球市场召回850万辆汽车,但在中国却只召回了7.55万辆RAV4车型,不到整个召回车辆的1%。据此,有评论指出,丰田在中国的生产工厂扮演了“召回门”看客的角色。中国成了丰田汽车全球召回的免疫区,丰田根本没有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

由此可见,面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入侵,中国仍未完全将其上升到产业战争的高度。希望此次针对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处罚,能真正揭开中国汽车产业保卫战的序幕,而不只是简单地收取“保护费”。

丰田可不仅仅生产汽车

谈到日本汽车,不能不提到丰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丰田就是家汽车制造企业,这与我们自身的习惯性错觉有关。在中国,造汽车的企业就是造汽车的,没有或很少还涉及其他的产业和功能。所以,很多中国人产生了“丰田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丰田就是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的错觉。

从我们的研究看,美国曾经实行金融、商业和产业分离的经营模式,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按照这种分离模式打造企业的。这种现实造成我们理解“日本制造”时,往往戴上“美国眼镜”去看日本的企业。实际情况是,日本的丰田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制造企业,它实可称之为“丰田财团”。

只有从“财团”的角度去审视,才能清晰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丰田。

现在的丰田财团,是以丰田佐吉(1867-1930年)创立的丰田自动织机为母体,发展起来的庞大企业集团。丰田财团由丰田总公司、子公司(529家)及关联公司(229家)组成。日本国内以丰田财团为主要客户的直接交易企业共有26269家(包括供应商及销售商)。

丰田财团旗下拥有16家一级企业,均为世界级知名企业,如丰田汽车(世界500强第9位)、日本电装(世界500强第269位)、爱信精机(世界500强第431位)、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捷太格特、爱知制钢、日野汽车、大发工业、丰田合成、丰田纺织等,其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丰田财团旗下多家世界级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输于丰田汽车。众所周知,汽车配件的利润要高于整车,日本电装、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被称为“丰田三驾马车”,其主营业务正是汽车零部件。日本电装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巨头之一,仅次于德国博世;爱信精机是世界第五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丰田纺织、捷太格特和丰田合成分列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排行第181929位。

作为丰田财团本家的丰田自动织机,多年来以自动织机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了众多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市场份额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如喷气式织机、汽车空调用压缩机、叉车等。丰田自动织机高浜工厂,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生产工业设备的制造厂。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丰田汽车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丰田的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身上。

丰田通商的业绩在20093月达到销售额6.2万亿日元、净利润402亿日元,成为排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之后的日本第6大综合商社。值得一提的是,从1971年到2010年间,丰田通商在中国成立了100多家合资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丰田汽车产业群,强力支持了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日本还一度流行着“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说法,原因是丰田汽车拥有的现金数额比日本国内大型银行保有的现金数额还要多,达到近3万亿日元(约330亿美元)。

因为拥有如此巨大的现金储备,丰田经常成为诸多日本企业的“救世主”,成为众多并购交易的幕后神秘力量。其并购交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涉足银行、证券、保险、商社、电气、通信、化学、钢铁等诸多行业。截至20093月,仅丰田财团的丰田汽车,便持有日本72家企业的股票,总持股金额达2.1万亿日元。

仅露“冰山一角”的财团布局

2011年日本大地震,波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与出口,中国各家车企生产告急,此情此景迄今仍在中国车企心头萦绕。直到那时,中国汽车产业才算真正敲响了警钟。然而,对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依赖,还仅仅是日本汽车产业在华谋局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汽车品牌之后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产业体系。

以丰田为例,所有人都知道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丰田在华布局已渗透到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依照丰田在全球一贯的发展模式,它肯定不会满足于只在中国生产汽车,而是要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压缩生产成本。丰田认定,整车和零部件的物流服务是售后市场的主体,并将之放在与制造和销售汽车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丰田汽车一方面加大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扩大投产规模;另一方面,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承担起构筑生产和配送体系、完善产业配套结构的重任。

在上游,丰田不仅自己拥有新日铁、日本电装、爱信精机、小糸车灯等世界一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而且还有一大批长期合作、关系紧密的“准丰田系”供应商。丰田汽车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生产成本,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极大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经营风险。

在中游,丰田汽车依靠以“及时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的丰田生产方式(TPS),制造出质量上乘、价格便宜、符合各种顾客需求的汽车产品。丰田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世界汽车工业的变动,它似乎总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全力以赴研发新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下游,丰田汽车对经销商的控制能力堪称一流。训练有素的经销商能够引导顾客按照一定的方式消费,从而配合丰田汽车的生产制造,使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顺畅运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流的经销体系正是丰田汽车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丰田汽车,其实代表的是日本在汽车产业上的整个产业体系。在日本,丰田渗透日产及其他汽车公司的产业链里,和它们进行捆绑;在海外,丰田与中国“一汽”、“广汽”这样的产业链形成捆绑,在美国也是如此。

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如今,丰田财团已形成一个“帝国”,然而丰田财团也不过是三井财团培养起来的众多成员企业之一。三井财团由26家同丰田类似的大型企业组成,通过一个“总经理会议”来协调各方行动,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并存在众多的共同投资关系,成员企业间互通情报、实现人事互派等。

相对而言,丰田财团还是在汽车及相关产业中布局较深,而更为庞大的三井财团,却将触角伸到了你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领域。因此,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应从产商融的结合中寻求突破

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终端注册数据显示,在狭义乘用车市场上,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仅26.8%,较三年前下降6.5个百分点。而这仅有的“自主品牌”汽车中,又掺杂了众多国外零组件的水分。市场份额尽管只是汽车销售的统计结果,但它反映了各厂商对汽车产业链和外围相关产业整体的控制能力。简单的数字,反映了无情的现实。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就连合资的高科技汽车零配件企业也是寥寥无几。

日本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是整体竞争,而不是品牌竞争。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面对外资对手的全力剿杀,中国汽车企业的前景的确可以用千钧一发来形容。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

中国不能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而沾沾自喜,而亟须做自己的综合商社、财团,进行产业链的竞争,并打造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争取在产业链上有更多话语权。

我们缺少敢于做产业组织者的商人,或者说商社、财团。在我国,推动汽车产业发展进步的总是技术人员,而不是“做市场”的商人。

事实上,日本汽车产业在二战后曾一度陷入困境。以丰田为例,由于丰田家族是工匠出身,对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并不精通,一度曾面临生死存亡。后来是丰田的大股东之一三井银行,挑选了一位“做市场”的人——石田退三做丰田的领导者,引领了丰田产业的崛起。由此可见,熟悉市场、懂得贸易的人,才是最合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即产业和商业可以形成一种共生模式。日本汽车产业基本都是运用这一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这套东西实际上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日本有很多叫做财团或者商社的组织,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组织,经营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以及实体产业。丰田、本田、铃木等汽车企业身后,都有这样的大财团做后盾。这些财团实力雄厚,通过参股的方式掌握着众多产业,这样能够把产业、资本和贸易有机结合到一起,使实体产业的发展,随时都有金融和商业的支撑。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企业都是相互孤立甚或对立的陆军、海军、空军,彼此之间恶性厮杀竞争,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矛盾重重,还常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海陆空各自为战,甚或彼此为敌,没有形成立体作战,所以产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兼并重组迫在眉睫。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实际上并不能总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主导的、以盈利和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兼并重组,也是较好的组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真的需要培养一些类似日韩综合商社那样的产业组织者,重新组织筑造起中国汽车产业的长城。

附:新闻小贴士

2014819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表示,日立、三菱电机、不二越等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处以12.35亿元罚款。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发改委表示,将对本次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确保公平执法,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文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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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3000多万人伤亡、耗资2700亿美元、波及15亿人口的世界大战,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而唯一的例外是美国。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马克思早于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却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同时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其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6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同样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列强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3000多万人伤亡、耗资2700亿美元、波及15亿人口的世界大战,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融资,除了战争背景下,所进行的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一战”(包括20年后的“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

一场战端未启、结局已定的战争

中国人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人强调“打仗就是打后勤”,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必须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次大战时,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议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了解的话,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资金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则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德国人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而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已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得近乎异想天开:“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

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注定不可能获胜的德国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一种残酷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四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在一次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全世界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德国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金融战几乎是与战场上呼啸的炮弹同时打响的。1914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增发货币。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的表现,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同年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四年后战争结束时,战争债券已累积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了10%左右。这明显反应了金融市场对德国债券信心不足。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无法挽回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达到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来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状态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期和中期获得的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状况,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成为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这样的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11]

而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查处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将其中至少60%被英、法、俄、美查处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融资能力,就是战争能力。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协约国的“惨胜”与代价

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在人力物力诸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一场越打越失去目标,打到后来,胜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无限的,同盟国如此,协约国也如此。特别是当交战双方把军事战争打成消耗战的同时,也把贸易战、金融战打成了消耗战。

越打越滥的战争,同样无情地压榨着协约国。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成功地压制了同盟国的战争融资能力,使其借债无门,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对手持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战争融资能力也最终让自己债台高筑。就这样,为了那个迟迟不来的胜利,一个个债权国沦落为债务国。

为了应对日渐临近的大战,1913年,法国未雨绸缪,借债额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同年,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翻了整整一番。而英国的国债则在同期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税收的10倍之多。[12]

在防止战争导致黄金外流方面,协约国与同盟国一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7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这一战时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其在战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复,直到被美国人在1971815日彻底废止。英国人虽然没有马上宣布终止黄金兑付,但“当英格兰银行7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上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情况”。法国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收税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夕”。[13]

环球同此凉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方面,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如果说战前的金融波动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那么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就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仅以法国为例。“战争所需的庞大军事费用,使法国在1914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5亿多法郎。”为此,法国政府除了加速开动印钞机,已别无选择。“法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达96亿多法郎。”其结果只能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14]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除了还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所有投身这场战争者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负债累累的苦果。

“截止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止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15]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负,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情况在战场内外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站在了战争的废墟上。最后的代价是,几乎所有参战的帝国君主都因这场战争而垮台。古典帝国的时代,在欧洲结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是“例外”。这时的美国“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16]要知道,不过四年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战争是国际关系最大的颠覆者,当然也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颠覆者。

美国成为大战唯一的受益者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事实上,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那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到什么时候,整个欧洲会燃烧到油尽灯枯?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我们手中。”[17]为了这一刻,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德国人在19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已到达21%,超过美国的17%[18]此时,美国人就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四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的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的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19]。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移。”[20]

“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21]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像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22]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消息,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些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的恰到好处。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终于把美国人拖进了战争。

19176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一次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一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以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二战结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将拉开大幕,这是后话。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23页。

[] 同上,第113页,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917页。

[] (英)尼尔·弗格森:《纸与铁》,中信出版社,第82页。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71页。

[](德)丹尼尔:《钱的战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50页。

[]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序言,中信出版社。

[]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第169页。

[]同上,第171页。

[] 同上。第17页,

[11]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58页,

[12] (英)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第104页。

[13] 同上,第158页。

[14]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4页。

[15] (英)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中信出版社,第279页。

[16] 同上,第279页。

[17] 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6页。

[18] 同上,第148页。

[19] 《全球货币战》,第627页。

[20]金圣荣:《贸易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05页。

[21] 同上,第105页。

[22]王健平:《好懂的世界格局》,凤凰出版社,第148页。

导刊资讯

2015年1月25日下午,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在京城大厦召开中信基金会博士生资助计划新春茶话会,向首批资助的博士生每人发放一万元奖学金。 为鼓励优秀青年学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刻苦读书

2015125日下午,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在京城大厦召开“中信基金会博士生资助计划”新春茶话会,向首批资助的博士生每人发放一万元奖学金。

为鼓励优秀青年学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刻苦读书,早日成才,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制定了资助在读博士生计划,经过推荐选拔程序,首批21名品学兼优的学子获得此项奖金,他们来自全国9所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及社会科学领域多个学科。

会上,孔丹理事长首先介绍了中信集团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中信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窗口,在履行好经济责任同时,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促进中国学派的发展。

孔丹理事长指出,目前中国学派已成为普遍的话语。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从中国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不断实践与创新,形成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借鉴了西方的文明成果,但不是照抄照搬。基金会将从战略高度,构建人才库,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把健康力量一代一代发展下去。

他勉励青年学子珍惜机会,“板凳须坐十年冷”,沉下心来,认真做学问,不仅要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更要为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担当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生的目标。

博士生导师韩毓海、李彬、温铁军、崔之元、王维佳教授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扎扎实实做好学问,勇于担当,脚踏实地,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到会的博士生踊跃发言。他们衷心感谢中信基金会给与的鼓励和支持,聆听师长的教诲,深受振奋和鼓舞,深感责任重大。纷纷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坚定信念,勤奋刻苦,勇于担当,敢于发声,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影响和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近日公布的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在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认可度、30国受访者对十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

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近日公布的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在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认可度、30国受访者对十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排名第一。该调查征询了来自各大洲30个国家的公众对于10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的看法,着重从知名度、关注度、认可度、信心度等维度开展调查。

习近平国内国际认可度均排名第一

习近平主席获得国内和国际受访者的高度认可。国内评价被评价分值达9分(10分制),排名二至三位的分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8.7分)和印度总理莫迪(8.6分)。综合30个国家的评分值,习主席排名仍是第一,排名二至四位的分别是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南非总统祖马。习主席受到亚洲、非洲和东欧大部分国家公众的高度评价,30国受访者对十国领导人作为的打分结果显示,习主席的平均得分最高,为7.5分。

对本国领导人信心度习近平排名第一

中国公众对习近平“正确处理国内事务信心度”和“正确处理国际事务信心度”分别为94.8%93.8%,位居受访十国之首。习主席处理国内事务的能力在亚洲地区(日本除外)和非洲地区获得了高信任率。美国受访者对习主席正确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信心度达到51.3%。习主席在其他国家的得分也普遍很好。

到访过的国家公众对习近平更有信心

调查显示,在习主席到访过的国家,公众对他的态度呈现明显变化。在对其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信心度上,习主席到访国家的公众的评价比其他国家高出10%知晓率也高出10%

本次调查涉及的10位国家领导人是:习近平、奥巴马、普京、卡梅伦、奥朗德、默克尔、安倍晋三、罗塞夫(巴西)、莫迪(印度)、祖马(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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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4日,李克强总理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才几个小时,就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见证签署了两国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总金额140亿美元。合同涉及两国在哈原油开采方面的合作和成

20141214日,李克强总理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才几个小时,就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见证签署了两国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总金额140亿美元。合同涉及两国在哈原油开采方面的合作和成立合资公司开采哈铀矿资源。第二天,双方又敲定了一份180亿美元的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这是李克强2014年出访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李克强20145次出访,已经带回了至少近1400亿美元的大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能源、基建、金融和民生领域,尤其是铁路方面。铁路方面最大金额的协议,是20155月李克强访非期间,中土集团获得的尼日利亚131亿美元铁路大单,刷新了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最高记录。另外,蒙内铁路、中俄高铁、中泰铁路的合作协议也是亮点。可以看出中国总理不仅仅是在单纯推销中国装备和中国产能,而是在将“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战略具体化、项目化。这一系列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中国装备已在世界上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竞争优势,但在一些领域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亚欧一些国家,尚存在基础设施瓶颈,中国多余的产能,完全可以转移到这些国家;

二是有助于打造合作新引擎,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中国提出的合作方案注重可持续性,改善就业条件。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对转型期国家提供整套工业化经验的输出。

三是经贸上加强合作,人文上促进交流。新的合作有助于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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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股市上涨

三友

2015-01-09 16:53:07

2014年下半年,熊冠全球数年的中国股市一改颓势,突然高歌猛进。从8月起沪深两市A股开始发动,股指连续多周强劲上扬。截止2014年12月20日,上证综指突破3100点,年涨幅近50%,遥遥领跑全球

2014年下半年,“熊冠”全球数年的中国股市一改颓势,突然高歌猛进。从8月起沪深两市A股开始发动,股指连续多周强劲上扬。截止20141220日,上证综指突破3100点,年涨幅近50%,遥遥领跑全球各主要股指。股市井喷行情中,A股还缔造两项璀璨纪录:成交额破万亿——2014125日,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量达到10740亿元,将美国股市保持的世界纪录远远甩在了身后;总市值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125日,沪深两市总市值超过35万亿元。

沪港通,扣动股市上涨的扳机

2014年上半年,沪港通即将推出的消息一直牵动着股市的神经。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2014410日,内地和香港的监管机构发布批准开展沪港通的联合公告,市场普遍预测10月份将迎来沪港通正式“通车”。A股从8月份正式拉开上涨大幕。1117日,沪港通机制正式启动,上证综指开盘即涨1.1%

沪港通不但给处于“占中”风波中的香港市场吃了一剂定心丸,对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而言,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市场系统性风险较高,所以风险溢价高而整体估值低。沪港通打破了A股的封闭循环,这意味着国内资本市场的风险溢价将会下移,从而对资产价格产生积极影响,中长期价值投资将会成为主流,长期被严重低估的银行股迅速开始价值回归,这点燃了股市的第一个引擎,直接拉动了股指的大幅攀升。

虽然沪港通试点初期对人民币跨境投资额度实行总量管理,并设置每日额度,沪港通目前影响还非常有限,但A股作为国际投资市场的新配置标的,带来海外增量资金和新的投资机会已为各方所关注。“沪港通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这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沪港通开通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

上涨,多重因素的叠加

牛市中从不缺题材。沪港通推出后,另一个“重磅”传言是监管层将放宽券商资本杠杆管制。

Wind统计数据显示,目前19家上市券商的净资本占净资产的比重平均在68%左右,远远高于监管层要求的40%的比例。分析师预测,如果将这一监管比例下调至20%,那么将释放出资本金约1800亿元,如果按计提15%风险保证金计算,可支撑准信贷业务规模扩张1万亿元。在市场空间打开、业务模式创新和加杠杆预期下,券商将进入高成长阶段。于是,继银行股上涨后,券商股开始飙升,并成为中国股市上涨的第二个引擎。手握万亿融资的券商同时撬动了“大象”起舞,唤醒了中石油等在熊市中沉睡了6年的大盘股量价齐飞。

股市的火爆大大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社会资金蜂拥入市。201412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170个大中城市房价无一上涨,房地产资金向股市的转移动向明显。股市融资融券规模迅速扩大。目前,沪深两市的两融规模已经超越9500亿的规模,而去年同期,两融规模也不过3400余亿,今年上半年末,两融规模尚不足4500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股市行情的持续火热,投资者也积极在P2P平台上进行股票配资活动,其发展规模出现了倍数式的增长。投资者在P2P平台上进行股票配资,能够享受远低于券商的准入门槛,而且整体的审核程序相对宽松。

国际市场的变化也为中国股市创造了宽松的大环境。最突出的一个因素是国际油价的暴跌。油价暴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好处——一方面,中国可以趁低价储备大量的石油资源,为今后的发展降低巨额的成本;另一方面,大幅降低了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为中国的降息释放出更大空间,这为股市炒作创造出更多的预期。  

股市VS经济,尴尬的背离

股市的上涨让投资者欢呼雀跃,众多机构也对2015年股市持乐观态度。“2015年国内证券市场出现缓慢牛市的概率较大,目前我们正站在牛市的边缘。”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表示。

与股市的乐观相反,当提及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时,机构则普遍谨慎。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再次失灵。从最新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并非乐观。

20141216日,汇丰银行公布的中国12月制造业PMI初值为49.5,预期49.8,创7个月来新低,且为7个月来首次跌破50的“荣枯线”。其中,新订单指数降至49.6,为八个月的低点。这与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值、投资、消费、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表现高度吻合,显示出中国经济活力正在降低。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经济2015年面临下行压力、债务风险积累以及政策难度加大的多重挑战。报告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政策难度明显加大。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风险释放的新阶段,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应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寻找平衡点。综合多家机构对2015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大都集中在77.2%附近。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2015年首要任务。

股市战略定位重构

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为火热的股市投下了一抹阴影:失去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股市狂欢过后是否又是仅仅留下一地鸡毛?如果股市上涨仅仅是资金推动,这种疑虑并非杞人忧天。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国家金融战略上分析,或可以消除这种担忧。

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加快,众多人民币清算银行在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及韩国等地逐一确认,将增加境外人民币的囤积,这同时与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环环相扣:中国可以通过丝路基金和直接借贷等方式,向定向国借出美元外汇,鼓励他们购买中国的高铁等产品或者服务,并以人民币支付。这个过程既能消耗国内近几年积累的过剩产能,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全球扩张,又能自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要使这些国家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增值市场不可或缺,股市的重要性便更加凸显出来。沪港通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趋势的预演。可以预见,随着沪港通操作经验的累积以及境外人民币囤积的加速,股市规模将继续扩大。

如果A股能够承担长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任,那么一个稳定的“慢牛市”是最理想的发展路径。20141122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20127月以来的首次降息,股市自此开始加速上涨。

在股市新战略定位逐渐清晰的过程中,那些制度性障碍将会被一一去除。其中,最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进程将会加快,因为目前的发行审批制本身已经不符合股市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IPO“堰塞湖”现象严重,截至20141211日,证监会受理首发企业636家。肖钢最近再次明确表示,“将积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保持每月新股均衡发行、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增加新股供给。”

股市战略定位的重构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奠定了股市上涨的基础,它也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4年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预计2015年全年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多项主要目标可望较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412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预计2015年全年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多项主要目标可望较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政府预计将重点关注以下领域: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鼓励创新,依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农业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区域经济,进一步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和就业,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即代表着经济“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政府“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因此需要更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新增了“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表述,这有助于在“新常态”中持续化解高杠杆和泡沫。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还被会议首次提及。会议指出,随着人口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今后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截止2014年12月,石油价格已从6月中旬的高点下跌了40%左右,近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投票决定维持产量后,油价仍在继续暴跌,油价下跌对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也

截止201412月,石油价格已从6月中旬的高点下跌了40%左右,近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投票决定维持产量后,油价仍在继续暴跌,油价下跌对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将在政治和国家收入中产生影响,以目前的价格水平,欧佩克的年收入将减少5900亿美元,全球石油生产者的年收入减少1.5万亿美元,这样的下降速度是惊人的!

油价下跌的结果将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对消费者而言,油价下跌无疑是个好消息。与20146月的油价相比,美国汽车驾驶者每天可以节省6.3亿美元油费,如果油价在这种低水平维持一年,他们将获得2300亿美元的意外之财。这笔资金中绝大部分将流入经济预算紧张的低收入家庭。欧洲许多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油价下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经济发展。而作为主要产油输出国的中东、俄罗斯则损失惨重。

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当然也是石油价格下跌的受益者。有分析认为,如果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中国进口石油费用将降低约3%,节省费用将超过6000亿美元。

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卢布汇率不断下跌,最近出现大幅急跌趋势,俄经济崩溃论再度甚嚣尘上。 卢布汇率大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卢布汇率大跌是俄国内经济低迷、西方制裁、国际能

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卢布汇率不断下跌,最近出现大幅急跌趋势,俄经济崩溃论再度甚嚣尘上。

卢布汇率大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卢布汇率大跌是俄国内经济低迷、西方制裁、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及美元升值等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经济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增长乏力,主因是经济结构畸形,近90%的出口收入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能源和原材料部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俄外汇收入因此大幅降低;俄兼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对俄进行制裁与打压,禁止俄在西方融资,造成俄融资压力巨大,国内资本外逃加剧;西方还压制科威特等产油国放弃石油限产保价措施,使国际油价处于巨大下行压力之下;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推动美元升值,一方面帮助国内金融寡头实现美元资产升值,另一方面导致石油等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

卢布汇率大跌不能说明俄经济已出现危机

汇率只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项指标,汇率大跌并不能说明经济已出现危机,更谈不上经济崩溃。俄外债水平很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俄不但还清了积欠多年的大部分外债,而且建立了充足的黄金外汇储备以及国家福利基金和储备基金。俄所有外债只占GDP11%。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报告,俄国家、银行和企业2015年应清偿的外债共计1300亿美元,而俄罗斯截止2014121日拥有黄金外汇储备4188亿美元。俄国际石油价格走低减少了俄外汇收入,但俄石油开采和运输成本合计为每桶25美元,俄可通过扩大出口弥补价格损失。如果国际油价长期保持在每桶75美元以下,俄财政才会真正出现困难。即使这样,俄依靠黄金外汇储备和国家基金也能够坚持至少3年。此外,卢布汇率下跌降低了俄军工、核电等产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到非西方国家,受西方制裁影响很小,仍能够为俄赚取大量外汇。卢布汇率下跌,客观上有利于冲销俄前些年大量投资基础设施所欠下的卢布债务,有利于消除经济泡沫。

俄政府完全有能力干预汇率,目前其正在权衡利弊,实际上是在保护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做到适时干预,又要保持持久应付西方制裁的实力。如果为保持卢布稳定而干预过早过猛而过量消耗外汇储备,经济才会真正出现大问题。这是吸取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当事国政府为维持短期汇率稳定而被西方洗劫的教训。当然,俄政府不会任由卢布汇率高空跳水,因为俄民众的很多生活必需品来自进口,卢布汇率过低将导致物价飙升,从而引发社会恐慌,给反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目前,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众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并且2014年俄粮食获得大丰收,产量超过1亿吨。在这种情况下,俄政府针对本轮卢布急跌已出台加息措施。

卢布汇率大跌对俄合作仍需强调互利共赢

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需要俄罗斯分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压力,与俄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进而改造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应本着以人为善的态度,雪中送炭、互利共赢,进一步加强中俄战略互信与协作,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好。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鲜明主题。近几年来,我国出版和再版了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标志着中国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鲜明主题。近几年来,我国出版和再版了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

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

深入认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学者们从更广的视野探讨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功能,包括支撑经济运行、实现宏观调控、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保障民生建设等,同时对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利润分享制度、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实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促进等。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

学者们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现象,而是深入探讨其根源以及收入差距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进行解读

学者们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整体结构,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从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经济全球化等多个视角概括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征;重视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发展维度,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研究的主题和主线,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动力等问题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重视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历史渊源,把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案例进行分析;重视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科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才能不断增强生机和活力。

瑞银与财富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全球超高净值人口报告显示,2014年超级富豪数量及其拥有的财富分别比前一年增长6%和7%,且越有钱增长越快,富豪集中的行业为金融投资(19.3%)、工业综合企

瑞银与财富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全球超高净值人口报告显示,2014年超级富豪数量及其拥有的财富分别比前一年增长6%7%,且越有钱增长越快,富豪集中的行业为金融投资(19.3%)、工业综合企业(12.1%)、房地产(7.1%)、非营利组织(5%)、服装服务及奢饰品(4.9%)。

超高净值人口的标准是个人持有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2014年这部分人口创纪录的超过20万,他们的财富总值两倍于美国年度GDP总值。超高净值人口持有近25%的世界财富,这个比例实在太高,这意味着很高的投资风险,即使政府投资美国、德国国债也未必保险。而技术革命、新法规以及新的地缘政治危机等都有可能对富人造成冲击。

报告预言,未来5年内,全球超高净值人口总数将达到25万人,亚洲将成为这类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目前,亚洲正处于财富积累的早期阶段,这个积累需要15年至150年的过程。此外,中国富翁平均年龄仅53岁,相对年轻,许多人都有子女在国外读书,导致财富外流。

报告称,中国91%超级富豪都是自我奋斗致富,而欧洲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48%超级富豪的部分甚至全部财富来自于继承权。根据《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在前50名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继承大笔财产。

目前,胡润联合中信银行推出了2014年海外教育特别报告,公布了一批反映当下留学趋势的数据。 数据显示,80%的中国高收入家庭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在该报

目前,胡润联合中信银行推出了“2014年海外教育特别报告”,公布了一批反映当下留学趋势的数据。

数据显示,80%的中国高收入家庭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在该报告中,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时间预期变为8年,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两年。据新东方前途出国国贸中心统计,十年前,出国留学的主流人群是本科毕业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出国留学时间为两年。而现在赴海外读高中和本科的学生明显增多,如果从国外的本科开始读,4年本科加两年硕士,共计6年。加上很多学生本科前会读预科或语言课程,所以大体是78年。如果从国外的高中开始读,往往需要在6年本硕的基础上加24年不等,那么就至少需要在海外读到8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