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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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自在任天然

——读“孔丹口述历史”有感
张桐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7期 2014.07.24 16:26:03
文革中组织西纠维持秩序而被打为“保皇派”,光大任职处理140亿亏损,中信任职处理泰富危机,直至将中信带入世界500强。孔丹强调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为莫干山会议穿针引线,反对顶礼膜拜西方原教旨‘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正是本色自在任天然。

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

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孔丹

一年中总要读一些书,在2013年读过的书中,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1]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文革”的重要史料价值

过去总是看老一辈人的回忆录,现在我们的同龄人也到了回忆往事的时候。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本书口述者的个人经历,关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有关1966年“文革”初起,北京的学校开始闹革命,红卫兵和西纠的成立,以及西纠的活动和被查禁,口述者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在书中,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到“《解放全人类》报”的九章,60余页,3万多字,将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不仅是讲述了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讲明了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决定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一晃就是将近50年前的往事了。书中回顾了1964-1965年亲历的发生于少数中学的学潮,以及越来越多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的文章,“《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作品”的出现,展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

19666月,文革风暴首先发轫于全国大中学校。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是形势把你架在那儿了。……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2]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3]

口述者作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第一负责人,如实地介绍了“西纠”的简要历史。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就是对整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4]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工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这些通令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的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5]

“西纠是1966825日成立的,到831日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6]

…………

    红卫兵、西纠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当代史中,是无法回避的,而如何全面、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还需要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在以往的一些书中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抵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7]201310月,由陈小鲁回母校北京八中向老师道歉而引发了网上热议,其中一篇网文写道:“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丹高调道歉过。看来,同为当年的‘西纠’同志,政治水平就是不一样。”[8]写出这些文字时,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四个多月了,活跃的网民们还认为他在一直保持沉默。

孔丹在口述一书中,正面叙述了当时西纠的作为。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护余秋里。……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为保护既得利益。……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从西纠成立的825日到1966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各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9]

说到西纠,大概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像孔丹和家人付出的那么多,代价有那么大。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10]

“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心结。”[11]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一种扎在心底的、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这也不是那个时代哪几个人的宿命,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一代人,多少都有着切肤之痛。今天,说这一代人会留恋“文革”,会为“文革”翻案,可能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一代人的思考,这不仅与年龄有关。我们不会像青年人那样言辞激烈地表达,但我们的内心很清楚,“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绝对不能再重演!

当然,对于亲历者回顾“文革”、回顾红卫兵和“西纠”的历史的文字已经有不少,孔丹的口述一书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能将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两相或几相对照,还原历史真实将更有可能。叙述史实,当时人固然重要,而当事人才更重要。他们的回忆使我们离历史真实总算靠近了一些。

近年来,在历史叙述和记忆回顾上,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将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与历史大潮流割裂,用一两个细节来否定或颠覆大的历史脉络,否定历史认知,曲解历史真相。特别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与叙述,尤为严重。就是一些历史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文章,也有意或无意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轨道。历史的记述需要细节,需要细节的真实,但如果不放到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不放到各个国家社会演进的规律中去思考,就会在整体上丢弃了历史的真实,落入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圈套——碎片化。希望从孔丹这本口述历史开始,对文革和红卫兵的历史回顾和研究,尽量少带些个人情绪,更多些历史感,更注重全面性和客观性,将他们个人回忆的历史细节与历史环境的大背景结合,方能还原出那段中国当代史的真实。

知青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知青生活是我们许多人的共同生活经历,短则三五年,长则六七年,从晋陕大地到大兴安岭脚下,从内蒙古草原到南疆边陲,1700多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在中国以至世界,既是史无前例,也是后无来者的。

孔丹在书中回忆道:

“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的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呆到1972年底。”[12]

“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许多新生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13]

“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的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陕北话,农民的自称。)……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14]

“我们那时读各种能找到的书,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即使在穷乡僻壤,我还是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大脑还是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包括黑格尔的著述。”[15]

“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的安排了。……我们那个窑洞永远是几个人往那一坐,大家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灰皮书是各种政治性的,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16]

“我在陕北四年,没有觉得很漫长,就这么过去了。”[17]

“过去了”吗?其实,对所有知青来说,插队的经历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从口述史一书的后半部中可以看出,像前面那段红卫兵和西纠的经历一样,农村生活对他的后半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会说这段生活经历能够挥之即去?!几十年来,这一代人的成功与沉沦并存,愉快与苦闷同在,生活境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与任何时代的生存者一样——坎坷者多而幸运者少,碌碌者多而成功者少。成功者靠什么?还不是在于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在于抓住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同龄人,作为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我不赞成那种“青春无悔”的浪漫,更看好的是“青春无愧”的自律与努力,在任何一个时代,幸运总是眷顾强者。作为个体,悲欢离合,坎坷蹉跎,人生的悲剧不少,而作为一代人,有了这样到农村广阔天地的生活经历,体认了农村,了解了中国,磨练了身心,更有一批人具有了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2013年初,我还读了一本写知青一代的小说——韩少功的《日夜书》。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不愧被称为“知青一代的心灵史”。作者对那些年代既不是诋毁,也不是无悔,而是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文化的美与丑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写了出来,记述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轨迹,展现给今人去回味与思考。这种作家笔下的刻画,与这本口述版的回忆录实际是异曲同工的。

孔丹如是说:四年的插队经历,“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把负面转化成正面的过程……”[18]

“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这代人后来形成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的。还有对人民疾苦的直观感觉。特别是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从一个哲理的角度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19]

无法回避,今天是知青一代执掌了治理中国的位置,“十八大选举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占31.7%。这些‘知青’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了解基层,掌握民情,贴近百姓,亲近人民,讲话朴实,说的话听起来舒服,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20]中国百姓需要的是为民所想,为民所愿,说实话,办实事的政府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和民富国强;我们中华民族需要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重道远,亿万百姓对此寄予了无限希望和美好的愿景!

思考与责任感

过去的几十年,我与孔丹素昧平生。1966年时听说过他的名字,再有所耳闻,就是2013年仲春,网上盛传的孔丹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这条信息,增加了我选择这本书来读的兴趣。

孔丹不仅在口述史一书中讲述了大量往事,还有他的许多思考,这些思考有着那个时段记忆的痕迹和事后的反思。例如“今天看文革”一章,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说起,有着十分详细的讲述。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21]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以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22]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回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23]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也才会有了1984年“清理三种人”时,孔丹的上书,中央发有关政策性文件的过程。[24]希望有关真相今后能够广为人知,而不要再做无谓的猜想。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能力和骨子里的“那种责任感使然”[25],此书后半部讲述的主要经历在我看都与他的思考和责任感有关——例如:

在他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一职的两年多时间中,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值得一提。

“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26]

1984年,孔丹走进了光大公司。在“光大16年”一章中,他的叙述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从1993年他就任光大集团的副总开始,到1996年经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名成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他一直在负责处理光大信托投资公司140亿的巨额亏损,由他负责制订、实施的债转股方案,总算解决了光大集团的根本性危机,使这个企业得以在困境下保存,并从此发展、壮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危机的平稳解决,就不会有光大集团的今天。

2000年,孔丹调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到后来的任董事长,执掌国企一方天下后的“更名改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采取的“分润制”,中信银行的上市,特别是在200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果断处理中信泰富的负债一事,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而他的大局观和临危不惧的从容,实在难得。在中信内部员工情绪普遍波动的情况下,他积极谋划、创造条件,改进内部管理机制,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各自的正常运行,努力为中信集团的效益做贡献。

“当年,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了净利润59.5亿港币,2010年实现净利润89亿港币。中信集团既帮助泰富渡过了危机,也使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并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2008年这一年,经过努力拼搏,最终中信集团的净盈利是142亿,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了百亿以上的水平。”[27]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们都有他的如此担当,都有他的企业家智慧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的运作能力,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会搞不好?!也就不会招致那么多人的诟病。

孔丹如此总结自己的后30年的经历: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做了自己能做的贡献。”[28]

这种欣慰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为民族和国家做了什么贡献的心灵快感。也许,这就是一代人中有责任感的有为者的情操吧。

争论尚未有穷期

去年秋,从网上看到《亚洲周刊》上署名江迅的一篇文章,《独家专访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及前党委书记孔丹 ——中国红二代政见之争背后》,在接受采访时,孔丹谈到了这本书,也谈到了网上流传的他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

“最近舆论场上的这个关于我的传言,还是那句老话,谎言是不能长久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的希望。首先肯定是谣言,肯定是谎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悲哀,对一个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是信口雌黄。”[29]

“那么严肃的论争”是什么?他说:

“你看了书,就知道我跟那个老朋友的关系不一般,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道路。我们之间在观念上的分歧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们一些人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我书中最后提到了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的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当然是有所指的。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30]

2014223日下午,我参加了友人们举办的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的读书会。孔丹在讲述和回答读者问题时谈到当今热议的腐败、制度选择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不少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31]

当一位读者提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时,他直接引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

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这么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他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即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一些老朋友的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32]

在谈到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时,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33]

这些话没有“官八股”,没有矫饰,是那样的直白坦荡,气宇轩昂,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表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座谈会上,孔丹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打动了我: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34]

也许,这就是孔丹的本色。

 


 

[1] 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

[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49页—第51页。

[3] 同上,第60页。

[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65页—第68页。

[5] 同上,第68页—第71页。

[6]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72页—第76页。

[7] 《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8611月。

[8] http://blog.sina.com.cn,先奎的博客,20131015日。

[9]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81页—第82页。

[10] 同上,第92页。

[11] 同上,第172页。

[1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10页。

[13] 同上,第111页。

[1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21页—第113页。

[15] 同上,第121页—第122页。

[16] 同上,第130页。

[17] 同上,第123页。

[18]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30页。

[19] 同上,第126页。

[20] 《四名常委知识青年经历的启示》,人民网强国论坛,201375日。

[21]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44页。

[2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44页。

[23] 同上,第150页。

[24] 同上,第167页—第174页。

[25]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172页。

[26] 同上,第162页—第166页。

[27]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6月,第214页。

[28] 同上,第221页。

[29] 香港《亚洲周刊》,20139月,第27卷,第38期。

[30] 同上。

[31]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314日。

[32]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314日。

[33] 同上。

[3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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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桐

《经济导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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