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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

萧武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9月 2015.10.15 21:06:03
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整个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西藏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与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依赖英国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实行“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被迫平叛,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各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也是近代以来其它边疆地区走过的道路。

作者说明:近代以来,因西方侵略,中国发生了急剧而重大的变化,边疆地区所受冲击尤其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疏离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边疆地区分裂主义沉渣泛起,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暴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回顾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或许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会有所帮助。

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整个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西藏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与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依赖英国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实行“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被迫平叛,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各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也是近代以来其它边疆地区走过的道路。

清朝的西藏自治: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但仔细看,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钦定善后章程》与驻藏大臣制度(三级标题)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康熙时期,准格尔入侵,在西藏的请求下,清朝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依然维持了当时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再次出兵西藏,平定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鉴于对藏王叛乱的平定费时费力,清廷此后干脆废除了藏王体制,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事务。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身地位,但每次的提高,都很快回到“中央政府驻藏联络处”的角色上。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因此,关于达赖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00多年——如果达赖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在清朝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帝国主义扩张带来挑战

毫无疑问,对清朝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来自北方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主要的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清朝藩属小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和清廷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由于西藏地方军队在组织、指挥和武器装备水平各方面与英军的差距太大,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击退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用处不大的战略指导——比如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随后清朝中央政府撤换了文硕。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与英国交涉,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最终升泰与英军达成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任驻藏大臣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抵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有泰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其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有泰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对英军的抵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的结果。西藏地方可以转而这样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我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达赖出逃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侵犯,清廷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西藏在名义上是由达赖掌握政教大权,但实际上是摄政掌权。

达赖执掌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在西藏地方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但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达赖去世后,由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晚暴毙,至今仍是悬案。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而负责政府日常政府事务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僧侣为少数)。噶厦与摄政之间多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关系,相互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之死(西藏民间的印象,这应是达赖所为),使得达赖成为西藏唯一和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

清朝中央政府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但朝廷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此时他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还是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中央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朝廷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的中央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从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而消极应付的事实,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后,确曾有过长期占领的意图,但最终因俄国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了这一计划。

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打交道,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时达赖明显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外交活动。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他的计划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遂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被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不得不收回对赵尔丰的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仅调1500新军入藏。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当西藏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支援过一兵一卒,现在却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一样,那么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同时还下令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的西藏上层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此时的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转而把英国这个原来的敌人看成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在达赖逃亡印度的19103月,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的生命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革命”。川军先是推翻了清朝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获取贷款。而达赖又致电英国望其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民国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常残酷,达赖对此十分反感。而对中央政府,他则基本上失去了信任。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而英国有可能是他对抗中央政府的后盾。

清朝治理西藏政策的失误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实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而西藏发展水平极低,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没有自卫能力。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英之间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非但没有发挥保护藩属的作用,甚至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当西藏为抵抗侵略付出惨重代价,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

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时,这种关系就紧密,可能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主权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中央实力衰弱,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清朝后期因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进入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的。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因自身的消极态度而使使西藏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清帝国的崩溃,给了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待续)

(编辑: 王生升)


*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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