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儿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太开，就都能发现自己与乡村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基本底线，也成为绝大多数人安放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乡村的前途，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也同样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从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都会有些不适应，都会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乡愁”。而记录下乡土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记录下一份份“乡愁”，就成了这个时代中一些个体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
我们并非这个巨变时代之外的看客，身处于这个巨变的时代之中。我们对于这种巨变的“乡愁”体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个体的某种具体需求的主观实现，而是变成了以客体为本位，认识并改造乡土中国的一种实践。
因此，首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乡村变迁的事实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农村的什么方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是如何成为可能”？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站在农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认真分析“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农民在盼望什么”？以及“乡村的出路在哪里”？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乡村，我们就能从时代巨变所造成的普遍的个体焦虑中超越出来，理解这种焦虑的发生过程和发展规律，从而积极地回应这个巨变时代下的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4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进行“家乡观察”，并撰写了上百篇以“回乡记”为题的随笔和报告。这一系列文章主题广泛、视角多元、情感丰富，生动地记录了全国各地的“农村之变”与“农民之盼”，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乡土中国，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图景和更接地气的素材。
本刊将选取若干文章陆续刊登。以下是其中二篇，以飨读者。
田孟：家乡的变化——从建房说起
今年回家，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家乡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新房子。这些房子都盖在我家的周围，使这个区域渐渐成了一个新的农村聚落。而在此之前，我家周围都是农田，给人空旷的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楼房建起来了，空旷的感觉没有了，周围也越来越热闹了起来。
征地“搬迁”
我所在的村子有2000多人，大家居住比较分散，每一个小聚落就是一个村小组。上世纪90年代，村里组织修建了一条进组马路，接通了外面的县级公路。但由于大家居住比较分散，进组马路只修到了井边，大多数农户要想出去，还需要走平均宽度约0.5米的小土路。2000年左右，渝怀铁路开建，涉及沿线农民的搬迁。我家刚好在铁路规划范围内，于是就搬迁到了现在所在的地方，在进组公路的边上。
这块宅基地原本是我家的责任田，叫做“峦田”。与我家类似情况的还有8户人家，也因为渝怀铁路搬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建起了房子。其中，有3户是彻底重建，盖起了楼房；还有7户跟我家一样，是将原来的木结构房子迁到了新的宅基地上。
征地单位原本规划了一块土地用于搬迁农民集中居住。但是这个规划范围是七队的土地，而且已经分配到了个人。这样，搬迁户要想集中建房，就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购买规划区的土地。按照当时的征地标准购买，被征地的农民当然就不愿意。因为在山区，而且是在农民开始倾向于放下锄头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农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于是，渝怀铁路征地后，基本上没有被征地农户按照要求在规划区范围内建房，绝大多数都是选择自己的责任田或自留地建房子。
新的“搬迁户”
随着这几年家乡经济条件改善，村里逐渐出现了一批“开车师傅”。有的是开运货的农用车，有的则是开载客的“慢慢游”。买了车的人基本上就不需要外出打工了，在家里也能够挣得农业之外的收入，而且还不耽误农业生产。因此，有些开车师傅，同时也成了村里的“农机专家”。
开车师傅最关心的是，在自己休息的时候车辆停在哪里。要是自家的房屋离马路太远，车却只能停在马路上，要照顾车辆就很不容易；而总是请住在路边的农户帮忙照看，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这些家里有车的农民，就成了铁路搬迁之后的新搬迁户，也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子。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之前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因为出行和生活都十分不便，于是也搬到山下来。在以前，国家强调“以粮为纲”，建房不准占用农田，所以很多农民都是开山建房，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上。
但是，随着绝大多数家庭越来越依靠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种田、种坡地仅能够维持家庭温饱，不可能致富。由于山上的农业生产逐渐荒芜，越来越少的人往来于半山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方面觉得没了人气，另一方面还增加了很多不安全感，于是，沿着马路和县道的两边，慢慢也出现了他们的房子。
村庄里的“人气”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向马路沿线搬迁，进小组的这条马路渐渐有了人气。去年，留守在家的妇女们闲来无聊，就组织起来跳起了广场舞。于是六七个妇女、一台DVD加音响，每天晚饭后，只要不下雨，她们就会跳2小时的广场舞。
广场舞不仅对于妇女们是一种新的娱乐，也很快成了村里一项日常性的文艺活动。以至于小组里基本上每家每户，晚饭后一放下碗筷，都会到这里来走走。即使自己不跳舞，也来看别人跳舞。
有的妇女在边上比划着动作，因为掌握不住要领，学得有些走样。有的胆子大一点的，就拉着领舞的妇女，要她现场教学。教的人很热心，而且觉得很有面子；学的人也很认真，而且很有兴致。
而村里的男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农活，坐在路边，一边抽烟、“摆龙门阵”，一边看妇女们跳舞，自是另外一种休闲。在这以前，他们只能是在家里看天气预报，计划明天的生产劳动，然后就洗漱一番睡觉了。
对于那些小孩子们，这时候更是欢乐的时刻。没有了妈妈或奶奶的管束，基本上玩“疯”了。有的小孩——尤其是小女孩，跟着大人们有板有眼地学跳舞，可谓无师自通。还有些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一旁玩着些什么。
乡村公共空间既有结构性，又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这个农村公共空间，不像人工打造出来的那种新农村“样板工程”所表现出的标准化、异质化和昂贵，也不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散乱、简陋和落后。这是村民自发形成的具有内生性的公共文化和实践，是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生活，是面向农民的公共文化活动。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十分强烈、供给却很匮乏”这一点，在我的家乡表现得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舞姿标准不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参与、观赏、品评，甚至假装漠视广场舞的过程中，切身地体验到一种参与到共同体社区的存在感，是一种社区身份的不断再确认。这种感觉是与那种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屏幕不断供给的画面所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因为在电视屏幕面前，观众是谁并不重要，电视屏幕里也并不关心具体的观众。
为了“热闹”
于是，沿马路两边搬迁来了更多的农民，原因无他，热闹而已。然而，就“热闹”来说，镇上和县城岂不是更热闹吗？问题在于，搬迁到镇里或县城，成本往往要高昂得多，部分农民很难支付购房费用。另外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在城镇买房容易，生活下去却很难。在城镇生活，不仅原来的农业或副业收入减少了，而且“喝口水都要钱”，生活成本会增加，生活质量还不如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城镇里的热闹，是一种农民不熟悉的热闹，或者说，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表面的热闹；而这里的热闹，却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热闹。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嵌入在乡土的行为逻辑里的，每个人的来龙去脉都十分清楚，大家知根知底。这种热闹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真热闹。
在我家乡，目前房屋的主流结构还是木制的。本世纪初，“80后”进入婚龄阶段，于是迎来了一波结婚高潮，同时也是新一波建房高潮。这一次，农民将木结构的房子改建成了砖瓦结构或楼房。
目前来看，这一波建房热潮刚刚开始。而这些家庭之所以选择在马路两边集中，主要的考虑就是热闹。这里的“热闹”，不仅仅只是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农民的追求，也是目前还在外面打工的年轻农民的追求。须知，后者才是这一波建房热潮的主体。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在外打工，终究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农村来。绝大多数的外出务工者，都有一个回家的预期或时间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挣到钱以后拿回家来消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消费内容，就是建一栋漂亮的房子，既解决儿子的结婚问题，又解决自己老年以后的安身之所问题。
在我家乡，农民要建一栋新房子十分不容易。楼房往往都不是一次性就建好的，而是多次建房。多半情况是要举家外出务工，赚足了建房子结构的钱，就回来建个结构；然后继续举家外出务工，赚到了装修的钱，再回来搞装修。装修好了之后，老年一辈基本上已耗尽了体力，不能再在外面找到工作，于是就回家务农。儿辈们则继续外出务工，为家里添置更多的家具、电器，或者挣钱偿还前面建房、娶妻所产生的巨额债务。
正是因为建新房不容易，所以把房子建在哪里，农民就很重视。在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重要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便利，就越来越成为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自然，马路两边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马路两边并不是想建房就能建的，因为有些农民的责任田没有在马路边。农民想在马路边建房，于是农村中的土地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土地“交易”的案例
代华有一子三女。儿子已经结婚，在县人民医院当医生，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成了城里人。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最小的女儿嫁在一个比我们村更偏僻的村子。小女儿一般是住在娘家，想在这边安家。
去年过年，代华儿子开车回家，发现小车开不到家门口，只能停在马路上。代华家距离马路约有一里地，是一条不到半米宽的田埂与马路相连，外出十分不便。别说小车进不来，下雨天，空着手走路都很容易滑倒，甚至掉进水田里。老人小孩都很不安全，儿女在外工作也不放心。所以，代华早就有了搬迁的愿望，于是组织全家开了个会，决定择地搬迁。确定建房后，需要找地基。他们看中了7队邓某的一块责任田，就去找邓某商量，买下了他的农田。
其实，便于儿子停车只是一个顺便的理由，真正促使代华一家搬迁的原因是“热闹”。儿女成家以后都在外面，原来的大家庭就只剩下两个老人。老人经常到马路边上来玩，打麻将、看大家跳广场舞……但是又不能玩得太晚，太尽兴，因为还要打着手电筒走那不到半米的土路回家。于是就想，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儿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该迁就一下自己了，那就搬迁吧！
搬迁带来的问题
正是因为不少家庭的老人、儿女都有搬迁的意愿，才促成了目前村小组马路两边建房的热潮。但是在这股热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的规划。渝怀铁路搬迁仅仅是建房热潮的一个开端，当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时，相关政策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供给却处于一片真空状态，农民的建房行为处于一种没有机构进行管理和引导的境地。政策和制度越来越赶不上农民迅猛的现实需要，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一个问题是，基层政府的规划和管理缺乏基础条件，政府提供的规划根本没办法落地落实，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自然得不到保障。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受到削弱，部分基层机构连维持自身的基本运转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组织力量和财力物力去发挥职能？
正是因为政府的规划没能制定，或者制定之后没能有效实施，规划的作用就不能得到体现，从而出现了农民建房杂乱无章、布局无序的情况。由于个体的农民都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条件和预期修建房屋，造成村庄整体缺乏统一性，房前屋后的设计缺乏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和邻里纠纷，也很容易造成后续建设的问题。比如出现“外扩内空”的空心村，这完全是规划缺位或规划不当的产物。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凝聚村庄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农民私自处理集体土地，将造成村庄共同体的彻底瓦解，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当农民合法取得宅基地的渠道被人为地关闭以后，土地交易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交易的方式确实很有问题。土地是集体的，这至少意味着，土地不是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共同体。然而，既然土地不是私人的，但是私人却把土地卖出去了，这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逻辑里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而且，在一个集体内部出现了买卖土地的情况，将极大地瓦解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强化农民对土地私有的意识，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瓦解了，国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就没有了制度基础。
农民建房问题的建议
毫无疑问，农民有巨大的建房需求，国家政策确实应该对农民的现实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通过瓦解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策基石来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其实，在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内，并不是没有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空间。问题是，现在的地方实践，往往是将这个空间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基层国土所都不再新批宅基地，倒逼农民私自进行土地交易活动。
其实，就我家乡情况而言，只需将马路沿线土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预留区域，并对这个区域的建设方案进行规划控制；同时将该区域内宅基地地块的分配权力和分配规则交还给农民自主、民主协商，就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案还需要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归还原本就属于村集体的调整土地的权利，从而为建设预留区的占地补偿提供必要的腾挪空间。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之内，坐实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能够有效地避免土地利用私人化倾向，避免土地变现、成为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同时，这也有利于维护村庄共同体，从而有利于超出农户个体层面对土地利用和管理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安排。
桂华：买房与进城
这几年春节回家，亲友相聚谈论时，一个不变的话题是买房。
传统时代，建房娶妻是农民的三大人生任务之一，其他两个是生儿子和养老送终，人活一世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如今，大概是从七八年前开始的，不兴在村庄里建房，而是流行到城镇去建房或者买房。这个风潮由我父亲那一辈人兴起，因为在2000年以后，“80后”一代步入结婚年龄，给儿子建房，是做父亲的责任。房子是根基，为每个儿子奠定根基，才能完成家庭交替，为人父才算合格。
进城买房，老观念挡不住大潮流
过去，农民以务农为生，聚集而居，形成村落这种集生产生活和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形式。我的家乡在豫南，在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村落里，生活着40余户人家。因此耕地资源十分宝贵，宅基地更加难得。宅基地就像传统财宝一样，是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所以值得珍惜。在我的记忆中，寻找宅基地似乎是当时每个多子女家庭的迫切任务。我本人兄弟两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为我们寻下建房子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爷爷为我叔叔在后山青石板上开凿宅基地的不易，这种印象就像钢钎在青石上凿出的印痕一样深刻。因其深刻，至今让我对家乡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为家乡修桥铺路已经成为我努力读书的动力。我想，假如哪一天我发达了，也一定会了了这个心愿。
这大概也算是乡愁。
与父辈们的留恋和保守不同，“80后”一代受过教育，去城市闯过，见过一点世面。在他们眼中，这个离乡镇5公里、离县城40公里，至今还没有通水泥路的大别山区小村庄是封闭和落后的，留在那里注定是没有出息的。的确，留守是不会有出息的，因为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也刨不出富裕来。因此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村的青年人都外出了，有些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他们大部分是到广东，在电子厂、制衣厂一类地方做工。
2000年以后，这代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结婚就是成家立业，成家首先得有个独立安身之处，这是我们老家的风俗。所以说媒“看家”环节最主要的目的是，女方看看男方是否有独立的房子。当时，一些思想前卫或者娘家交通方便的女孩，看不上我老家山村这个被老人们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提出到乡镇买宅基地建房。当村里有人第一个到隔壁新县县城的城郊农村买房时，乡亲们都不能接受，“又不是吃商品粮的，住在那里要喝风啊！”
那时乡镇的地皮很便宜，两间宅基地（150㎡）不过4000元。当时还上缴农业税，每亩300多元，负担很重。乡镇周边村庄的干部将农田划为宅基地出卖，农民减少种田负担，村里和乡镇政府都得好处。买卖地皮兴旺了一段时间，我们乡镇的一条主街道就是在当时买卖地皮基础上形成的。不过山区农民太保守，没有人能预计到后来的变化，所以买地皮的人比较少。当时我两个叔叔正要建房，提出在乡镇买地皮，而我父亲主张翻修老房子，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案。这几年看着地皮价格飞涨，我父亲和叔叔们都后悔不已。
老观念终究挡不住大潮流，当年轻女孩们普遍要求在乡镇有房之后，做父亲的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打听乡镇的地皮价格。这大概是在2005年以后，乡镇的宅基地价格在两间5万元，都是乡镇上的“狠人”们开发的。他们从村民手里买来农田，平整后，划为宅基地出卖。自此，乡镇地产持续升温。原来公社和乡政府下属各个单位的旧公房，比如兽医站、粮管站、供销社等，拍卖的拍卖，占有的占有，都相继出售，再以后是公路沿线两旁的农田被占用。我们乡镇有四条通向其他乡镇的公路，现在以乡镇街道为中心，沿着这四条公路的一公里范围内，都成了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普通地段的地皮涨到两间15万元。已经建成的单门独院两层房，价格不低于30万元。
30万元，父子爷儿们拼了命打工务农，至少也得积攒七八年。这还得儿子争气，家业顺利。看着房价一路飙升，家家户户都感到着急，家家户户都被裹胁，亲友们一见面就是谈论买房。农民总结出一条经验：房价涨得比收入多，打一年工挣的钱还填不上地皮和房子涨价。因此，买房要赶早！于是，需要的和不需要的，都卯足了劲为买房谋划。有闲钱的，买了吧，反正比存银行强；钱不够的，找亲戚们凑一凑，咬牙买下；实在没钱的，就只好暗下决心，明年在工地上干活一定要更少休息。呃，还得戒烟省钱！
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兴起
攒钱，买房！成了新时期农民经营家庭生活的核心。我粗略数了数，不算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我们村在乡镇或县城建房买房的有16户，超过全村三分之一，其中有9户在县城，7户在乡镇。在县城的9户，有3户在那居住，其余6户的房子常年空置着。这些家庭基本都是父母居住在村庄务农，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家人更习惯在农村生活。
县城离村庄几十公里，对于不在县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城里的房子纯粹是消费品，在那里居住是“坐吃山空”。农民说，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余都得花钱”。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闲住在城里。实际上，纵然是在县城居住的那3户，也都是在外地打工。
所以，在县城买房，买的更多的是心里踏实和在村庄里的面子。别人买，我也得买；不为自己，也得为儿子买下，在县城有房子，儿媳妇就不愁。即使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住，再过十年八年，儿子终归要进城，农民是这样预期的。并且，搞城镇化，消灭农村，是大潮流。这是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在乡镇买房的情况略有不同。早些年，乡亲们不接受居住在乡镇的原因是，“住在那里，没有收入，开销大”。随着打工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农民这方面的疑虑逐渐打消，开始习惯于乡镇的生活。乡镇交通方便，中学和完小都在乡镇，如果不买房，小孩子去读书也得租房。
农民越来越感受到乡镇生活的好处，更关键的是，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十年前，乡亲们的眼界还被束缚在村庄地域范围内。正如费孝通先生形容的，“半身插入了泥土里”。十足“乡土性”的农民一旦跨出村界，内心就会本能地产生莫名的恐慌和无助。村界之外是陌生人社会，是“他人的地盘”，在他人的地盘上很难扎根。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农民觉得5公里之外的乡镇充满未知的风险。这更多是一种心理而非地理距离。传统的村落是个实体，稳固的边界塑造了农民封闭的心态，这就是乡土社会。
在观察、尝试之后，乡亲们发现乡镇并不遥远。乡镇周边大姓氏的人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面目可憎，只要不去招惹他们，也可以和睦相处。这样，农民越来越不再以异乡的心态对待城镇的生活。十里八乡的人汇聚在一起，原有社会边界被冲垮，一个新的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
尽管逐渐习惯了乡镇的生活，乡亲们并没有将根儿搬走。老家的社会关系依然维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一如既往地参与。尽管不居住在一起，但心理上，还是原来的一个村、一个姓的人。
因为放不下这种根基纽带，所以乡亲们更愿意在乡镇买房子。正如当年农民觉得乡镇太遥远一样，如今农民依然觉得县城太遥远。在那里举目无亲，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习惯了熟人社会生活的农民，总觉得要有那么一点抓得住、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才能安心。所以，只有那些计划将来脱离农村，或者纯粹是为了投资的人家，才会到县城买房。
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从当前的现实条件来看，县城确实不是农民的好去处。老家人主要是在附近两个县城买房，而这两个县的工业都比较落后，县城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都是空谈，连农民都知道，“房子是买得起，住不起”。所以农民更愿意搬到乡镇，觉得搬到乡镇后，老家的农业还可以兼顾。
乡镇同样没有工业就业机会，而且一个两万人的乡镇（平时留守的不足几千人），商业总量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很少的商店经营。因此，全镇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靠外出打工。而打工要想攒下钱，既要外出的人省吃俭用，也需要家中留守老人的务农收入维持。儿子儿媳两口子打工一年能存下5万元，关键是家中的开支都由父母种田、种茶的收入负担。这是当前农民家庭经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无工（打工）不富；但若无农（务农），儿子媳妇的工资供给家用后，必然所剩无几。
农民在城镇买房的钱，是这种“半工半农”经营方式支撑起来的。而一旦搬到乡镇居住之后，农民会发现，耕种老家的田地实在不方便，所以要么抛荒，要么老人们回到农村老家。抛荒的多半是那些需要在乡镇照顾孙子读书的家庭，其他的则将乡镇的房子空着，或者租给那些到镇上陪读的家庭，自己回家种地。
农民，毕竟不能脱离农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农民不愿意住在村里，当然与农村基础设施差有关。大多数村庄都不是新农村建设点，水利、道路等条件十来年没有改善，村庄建房的运输成本极高。破败的村庄，别说外边的姑娘看不上，就连村里的农民也觉得没有生机。在这个大潮中，别人都搬走，你不搬也不行。像我们老家农民买房那种情况在当地很普遍，周围有几个村庄，都已经全部搬空。当然，房地产开发者的宣传鼓动也是重要推力。隔壁一个乡镇的地产更火爆，独栋别墅已经标价80万元。当地流传着“划镇建县”的小道消息，无非是为了吸引农民买房。
对于农民买房的大潮，政府应该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不能让城镇建设房地产化。没有工业，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农业在家庭经营中发挥支撑作用，这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情况。以我们这样一个小乡镇为标本，可以反观城镇化的大方针。至少对于我们家乡的农民来说，城镇化就是买房，是用全部家底甚至举债，在城镇上换一栋房子。说实话，除了交通方便这个最大优点之外，实在看不出乡镇生活的其他优点。当然，娶媳妇更容易，这就不说了。
在性质上，这种一般农业地区的乡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它不具备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功能，主要是居住和消费的地方。当前这类小城镇的繁荣是以农村的打工经济为支撑，如果城市就业不景气，乡镇的消费性岂不就是无源之水？这种生产与居住场所分离的城镇化方式，破坏了之前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经济模式，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乡镇居住瓦解了之前的村落社区，村落消失了，农民的根基何处安置？
城镇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
除了需要在大政策层面反思外，我家乡的城镇建设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乡镇建设主要是依托房地产进行的，而房地产又是由本地的“狠人”们开发。他们看中哪块地皮，就与村干部联合，再打通政府关系，不经过征地程序，私自开发。这样粗放的开发，就像他们本人的粗暴个性一样，没有审批，没有规划，乱占耕地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依靠暴力私自“征收”土地，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从开发后果来看，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下水道、垃圾处理等都没有考虑，乡镇在格局上如同一个混乱的大村庄。
城镇建设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在当前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偏远且经济落后的小乡镇，不可能获得用地指标。因此，乡镇建设就以违规方式进行，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违反土地管理政策，就交给私人开发。地方上的“狠人”们凭借早年打架砍人的名声，主导着整个过程。
鼓励农民到乡镇买房，政府有这个积极性。这是一个地方版本的“土地财政”的故事。这中间，农民十几年的血汗财富被释放，地方政府开支有了来源。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过去人人唾骂的“狠人”们，现在经常开着豪车载着年轻姑娘，在街上转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