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以来，乌克兰政局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最初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合作协议，由此引发亲西方反对派大规模抗议；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妥协，但亲西方议会旋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选出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合法总统的身份“请求”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扑朔迷离的乌克兰政坛，实际只是二十多年来该国政坛乱象的缩影和写真。这种“民主化引发动荡”的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为何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后的乌克兰会陷入动荡和分裂?西方国家为何不遗余力地在该国“输出民主”?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值得深入剖析。
西式民主结出“恶之果”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摒弃原苏联政治制度，转而奉行西式“三权分立”制度。但此后乌克兰政坛始终“不得消停”，尤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政局“走马灯”般不断分化重组：先是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橙色联盟”仅维持几个月就分道扬镳，2005年9月，总统尤先科宣布解散季莫申科政府；2006年，尤先科任命昔日政治对手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后者上台后与总统权力斗争激烈；2007年4月，总统尤先科解散支持总理亚努科维奇的议会，同年季莫申科再次出任总理；2008年10月，总统又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3年来，乌克兰先后举行过3次议会选举。
既然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何乌克兰引进西式民主后，国家状况却更加糟糕呢?大体来说，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化”使国家偏到寡头政治的轨道。
列宁曾说过，“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体问题(也就是哪个或哪些阶级掌权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其次才是政体问题(即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西式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政体变革等次要矛盾，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在民主政治框架下，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少数寡头。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说过：“政治是各种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的战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美国民主尚且如此，遑论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前苏联地区，很多原先的政府高官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摇身变成了权贵资本家。随后，这批人又借政治民主化之名，堂而皇之地成为“民主政府”的掌权者。乌克兰的寡头阶层也是在经济私有化和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据统计，乌克兰几乎所有大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前苏时期的官员。前总统库奇马曾任南方机械制造厂总经理，其在“自由民主”幌子下，很快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而成为经济寡头。前总理季莫申科被称为“天然气公主”，拥有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和银行，一度控制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据报道，十几名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该国GDP的20%。这一小撮政治经济寡头不仅掌握乌克兰大部分财富，还把持了议会和政府。在议会450名议员中，大多数是富翁，此外有约50名议员向首富阿克梅托夫效忠，这些议员包括他的前司机、前安保负责人和私人律师等。因此，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国家” 。
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实质就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以及总统领导的执政寡头集团和在野党领袖领导的在野寡头集团之争。
阶级立场决定政策方向。无论是亲俄派寡头还是亲欧派寡头上台，都是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首位，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这些寡头借经济优势谋求政治地位，反过来又借政治特权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如减税、补贴、特权等）。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大儿子亚历山大成为身家超过5亿美元的富豪，并控制乌克兰安全部队；小儿子成为国会议员。亚努科维奇提拔的高官也大多与大儿子亚历山大关系密切。原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女儿后，变成了亿万富翁。季莫申科出任总理期间，同样大肆贪污受贿。
学者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因此，这种寡头统治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
第二，西式民主政治具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引发“政治功能紊乱”。
西式民主政治一般都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西方学者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为代价的，可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当初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的，而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同时面临这些难题。“强经济需要强国家” 。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优先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等等。而西方民主化带来的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之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奉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党政军一体的政体，其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当年苏联能够在建国后很短时期内，“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一心要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结果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从前苏联母体中独立出来的乌克兰，并未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根据l996年6月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乌克兰实行总统议会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又恢复了1996年宪法，重新改回总统议会制。2014年以来，在反对派压力下，亚努科维奇同意恢复2004年宪法，将政体重新改回议会总统制。乌克兰政体不断“翻烙饼”，导致该国政治游戏规则混乱，总统、总理、议会三大权力机构内耗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般不停更换。2014年1月28日辞职的总理阿扎罗夫称，他已是乌克兰独立二十多年来的第l4位总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政府威信和执行力日渐丧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导致该国经济至今未达到独立前水平。
第三，“好民主”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否则很容易加剧内部分裂。
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推行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如果国族整合(nation—building)未完成，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
乌克兰恰恰陷入了这种困境。乌克兰是由不同地区、种族、宗教拼接而成：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1654年起就由俄罗斯统治，西乌克兰地区从14世纪直到l939年都处于波兰等国管辖；东部地区是乌克兰重工业区，拥有全国70％的工业，西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对落后；克里米亚地区则是在l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当时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
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域隔阂，使乌克兰东西部居民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居民天生亲俄，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西部居民则亲近波兰和欧洲，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哲学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一个总的俄罗斯民族。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内族群间的巨大裂痕仍未消融。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独立l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乌克兰公民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31.5％居民不以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种族或地域差别。但乌克兰人的种族、地域认同，强于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启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将东西部差异凸显、矛盾激化。l994年总统选举时，克拉夫丘克获得西部l3个州多数选票，政治对手库奇马赢得东部各州支持；2010年选举中，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东部选民则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来自不同地区的领导人政治主张各异，互不妥协，使国家内讧不断，政策左右摇摆，在重大问题上(如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面对俄罗斯出兵等)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甚至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有学者干脆将当前乌克兰东西部的对立称为“文明的冲突”。
总之，西式民主政体在乌克兰运行效果不佳，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明显。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非常富裕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约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工农业产值占l／5，煤产量占34％，钢产量占42％，粮食产量占23％。加之矿藏丰富，交通设施发达，地理环境优越，乌克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l991年独立以来，该国经济水平却每况愈下。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实际GDP只相当于l990年的81.1％。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民众对民主政体日渐失望。2013年六七月间，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亲西方的乌克兰西部居民59％倾向于西式民主，但中部地区(包括首都基辅)这一比例只有30％，东部地区(包括克里米亚)仅l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有34％居民更倾向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输出民主”成为西方控制他国的战略工具
乌克兰陷入“民主化陷阱”，看似是这些国家咎由自取，实则更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操纵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将“输出民主”和“民主改革”作为重要外交目标。 199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罗斯及新独立的欧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场”的法案，此后美国以各种名目向前苏联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受援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二是必须推动“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决议案，强调所有援助都要同民主化进程挂钩。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强调要在“部分民主国家”推行“民主化”。近几年，美欧在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做法越发明显。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政坛巨变，明显有西方操控的身影。
为何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传经送宝”，将民主推销给乌克兰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呢?简单地说，“民主化”正是西方势力扩展霸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之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
一方面，美欧借“民主工具”扩展势力范围。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但其对经济基础乃至国家兴衰具有巨大反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职责。因此，对西方大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政治越是孱弱，缺乏政治自主性，便越有可能听命于西方，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因此，西方大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抹黑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政府”政治制度，斥之为“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等，并伺机用“民主化”方案消解和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制造出一系列更容易任凭西方摆布的“弱政府”。有学者指出，“实现美国管理世界的全球大一统宏大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府。恰恰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的美国，喋喋不休地教导第三世界削弱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维护自己民族尊严与最大多数人权益的意识形态。所谓削弱政府权力，其实专指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当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起劲地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的主要背景 。
l991年苏东阵营解体以及这些国家纷纷选择西式政治制度，就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西方为侵占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以“民主自由”为价值观纽带，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版图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而乌克兰更是西方争夺的重点。乌克兰是欧洲惟一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尤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日渐复兴，美欧更急于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势力版图，寻找遏制俄罗斯复苏的合作伙伴，而乌克兰最符合西方的条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
为了使乌克兰在价值观进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加亲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输出和巩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国在减少对俄援助同时，维持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使乌克兰取代俄罗斯，成为继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受援国。索罗斯基金会也在乌克兰24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投入资金近l亿美元。2000年，克林顿宣布启动“未来一代的首创精神”计划，大批乌克兰青年赴美学习。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与欧盟看中尤先科，向其竞选联盟提供了5800万美元，并最终通过“橙色革命”扶其上台。美智库学者坦承：“这些人本来没能力也没打算进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为组织和资助的。如果向这种计划投入大笔金钱，同时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对派领袖的角色，这种方式通常会奏效。” 2014年乌克兰政坛剧变同样是美国、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划的。 它们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不惜雇佣狙击手射杀20多名抗议者，然后嫁祸于人。
美欧等西方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心要为乌克兰带来民主自由，更不是为了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而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围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前沿哨所。事实也证明，2004年“橙色革命”后以及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产生的新政权，都明显将“向西看”作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
另一方面，以“民主化”削弱非西方国家经济强国的政治基础，使这些国家以边缘或半边缘身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欧等西方势力看重乌克兰，主要是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乌克兰的“工业化国家”身份。相反，在西方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中，留给乌克兰的只是边缘或半边缘位置。因此，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不便明说的前提条件，就是乌克兰自废武功，实现“去工业化”。而要想瓦解乌克兰这一经济根基，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从上层建筑入手，通过“输入民主”来制造“弱政府”，进而削弱其经济管理职能。
就乌克兰来说，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制度，使乌克兰政坛内耗不止，领导人“走马灯”般地不停更换，由此使政府无暇顾及经济，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乌克兰经济状况越是虚弱，就越需要依靠外部势力的援助，因而也就越容易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民主化”就是导致经济动荡衰落的一大祸端。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乌克兰预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债占GDP的70%，公共债务占GDP的40%，外汇储备接近衰竭，主权信用评级被降到和希腊一样的级别。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称，乌克兰经济正在脱轨，濒临破产。临时政府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但欧美借此机会提出苛刻援助条件。3月3日，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称，答应这些条件不啻是政治自杀，但乌克兰为获得贷款别无选择，只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西方大资本利益)所有要求，并考虑对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私有化。
与此同时，看似公平的民主制还使乌克兰寡头专断局面日益巩固。这种寡头经济明显脱离本国市场和人民，而更多成为西方经济中心的附庸和帮衬。“这些精英对于维持跨国企业的投资抱有强烈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依赖跨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国内精英和跨国企业联姻的一个结果便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以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此外，国内精英还设法将企业经营税和其他税费维持在低水平上。在吸引跨国企业的同时，却降低了穷人从政府中得到的再分配收入。” 乌克兰寡头甘愿让他们的国家受到西方的持久控制，很显然，他们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买办势力。
结论与启示
乌克兰当前的“民主陷阱”为我们更好理解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鲜活案例。总结乌克兰政体变革的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政治变革事关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主要是看这种制度是否实现强国富民，增强综合国力，而不是实现所谓“民主化”。具体地说，主要看是否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扩大代表性，使政权真正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的手里一样。国家政权的代表性越强，政权的根基就越稳固。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这涉及到以何种方式配置资源和权力的问题。政府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越强，效率越高，国家就越强大。
中国政治制度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用邓小平的话说，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政治突破型”，因此在其政治生命全程，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通俗地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举什么旗”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损。当年苏联正是先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目前，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西方控制、削弱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西方势力在忽悠、扳倒苏联后，开始重点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重蹈苏东覆辙。以境内外大资本为背景的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并在“民主中国”中充当可以呼风唤雨的寡头。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这在西方战略家眼里都不算数。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党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警觉性，不能守住“三个自信”的底线，很容易歧路亡羊。
需要指出的是，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要敢于使用专政手段。列宁曾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捍卫自身政权稳固、防范“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对任何国家都是首要任务。中国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内置了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两项内容。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当敌对势力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等反动手段抢夺政权时，当政者更要勇于担当，敢于使用专政手段。这没什么输理的地方。相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仁慈退让，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国际政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