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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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下)

吴渭南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8期 2016.06.12 14:47:54
内容提要: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成为全心全意的爱国者、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科技与管理的自主创新者、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科技与管理的自主创新者

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进步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新概念、新型企业家层出不穷,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但“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2]。放眼全球,以投机赌博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和以及愈加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根本支撑不了大国崛起;也不会刺激科技进步,使企业形成获取利润并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性格的激进、好虚荣与攀比、赌性思维重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一旦挂钩难逃厄运。一些人靠赌博性思维经商多年,却不能进行产业化升级,只是在经济回暖的时候,采用各种名目进行银行融资,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就开始躲债甚至破产。美国媒体的话虽然肤浅刻薄,但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部分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在于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 [3]是的,每个企业应对挑战总会以自己的实际为出发点,存在多种可能和办法,但企业家必须摆脱“赌徒困境”。要从容应对本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能否提供“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这个主要矛盾。

研究全球产业史就会发现,企业生存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产品能否满足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而这样的产品只能来源和转化于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和管理。两者对产品及企业的重要性,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看,科技和管理恰恰是制约其产品全球竞争力的瓶颈,当然,也就适时地成了企业家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抓手,从而也是企业主们回归到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本来意义的捷径。

发展高新科技不能靠买卖和交换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早在1991年,钱学森同志就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贷款才是第一,卖不出去才是第一。他们想不到,抓科技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4]但是,世界竞争史告诉我们:高新科技、尤其是核心技术是不能买卖和交换的,必须自主研发。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认为:“技术不能自立的企业在21世纪将没有立足之地”。[5]西方各国和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自觉”,因为高科技不仅能带来巨额垄断利润(如:全球有超过90%的计算机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傻到去武装竞争对手呢?你寄希望于拿市场换或拿金钱买别人的先进科技,在他眼里,不是无知就是可笑。“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6]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走“自主创新”之路别无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7]这其中就饱含着对民营企业家们的殷切希望!

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基于业务,文化和人的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管理文化,每个企业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照抄。“鞍钢宪法”生搬到西方会水土不服,美日管理硬套到中国会成邯郸学步。创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找到适合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争夺经济学、管理学话语权的需要。作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主体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海尔集团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张瑞敏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必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真正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企业还是等在那儿,结局难以想象。”[8]德鲁克也曾寄语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9] 企业家们只有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这个基础上,群策群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的原则,探索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共享机制,不搞欺骗国家和消费者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才能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坚定地走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华为是民企以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榜样。2013年,它以395亿美元销售收入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商。华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额的10%以上用于研发,现已是其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华为立足实践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对管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和“洋为中用”上,更体现在不搞盲目多元化、虚拟化,专注于实业上。华为目前也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从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及争夺话语权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家的榜样是张瑞敏、任正非,而不是李嘉诚、胡雪岩。要学习他们走专注于实业,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正道”。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美德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崛起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0]经济史表明,西方国家和企业正是凭着自主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完成工业化和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害怕其他后进国家和企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正路”,动摇其全球垄断地位,于是就“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通过媒体或代理人忽悠中国走比较优势、产权改革、钱生钱会理财、投机赌博新经济的“邪路”。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

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

    西方工商文化的主流是“经济人”,个人至上、唯利是图,以赚钱为德,以不赚钱为无德。现已引起内部人士的忧虑和反思。“‘极右’的索罗斯一贯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写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主流经济学戴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深揭狠批,全盘否定”。[11]其实,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一针见血点明“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12]而西方于今才多有反思,经济和企业伦理遂成显学,即是一例。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源于《易经》“利者,义之和”思想。先贤主张的“义利观”并不是宋代后的“以义抑利”,而是“义利并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一己之私。这种个人在追求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的“义利并举观”,也是国人自古以来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原则。因此,中国商人有诚信无欺、义利并举、奉献社会的传统。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先驱,哪一个不是践行这些优秀传统的爱国先辈?!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光存在于企业之外,也存在于企业之内。柳传志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13]

有人说:民企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公益慈善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但是,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14]

维护国家和企业安全是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应有之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实际上,对内“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15]对外“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16]据学者披露: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和谷歌公司则有推行种族灭绝、主张和参与分裂中国活动和作为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7]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严峻,作为比普通人多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更应该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搞好企业安全就是间接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笔者以为,可创立“企业安全学”,以达预防犯罪和确保安全的目的企业安全至少包括资产(资金)和信息,生产经营,产品质量,个人财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安全。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做假帐、不行贿,企业家个人及员工的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不粉饰财报,不盲目引入外资、风险投资和咨询机构,重视保密工作,不乱投资、乱担保,不抽逃资金、不碰高利贷、不热衷炒房炒股炒期货,资产(资金)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企业合理布局供应链和营销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以质量取胜、不欺诈消费者,建立符合要求的内控体系、绩效体系、信息安全体系、安全生产和环保体系,企业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信息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主走共富之路,不碰黄赌毒黑、不乱参加或资助NGO(非政府组织),就不会出现员工闹事,老板“跑路”,社会关系安全自然顺理成章;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是个人和企业安全的基石。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千万不要忘记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企业安全和人生归宿何在;当我们在全球布局和合作时,也一定要记住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重要性,记住组成“全球私人权力联盟”、“公司帝国”的人及其“经济杀手”是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作飞蛾投火之举!

民营企业家要作“事业家”不要作“资本家”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在活着的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就是人生的价值。”[18]“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本就是错误。”[19]要做事业,就要像荣德生先生那样作一个“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20]就要立“常志”抓住“牛鼻子”驱动发展——抓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抓品牌、特别是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抓人才、特别是接班人和经理人队伍培养;抓个人修养,特别是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如此,“富不过三代”就不是噩梦,“基业常青”也不是做梦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决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必是在——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融合中实践而成。

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无愧于时代

陈锦江正确地指出:古代中国并非惟一具有强烈的反对商人阶级偏见的社会。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的欧洲及1718世纪的英法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而且因为他们威胁到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支撑该权威的价值体系,商被猜疑。”中国的“商”字比英语中对应的词要宽泛得多。“讲到‘经商’,基本上就是讲非农业的经济。”把中国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归咎于反商意识只能是给了一个简单化的回答”。[21]“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22]明清300年间就“出现了驰骋商界的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3]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舜是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商人的“黄金时代”。[24]齐桓公起用商贾管仲以商富国而成霸主;范蠡辅佐勾践称霸,功成身退商以致富,遂成财神陶朱公;弦高犒师,机智爱国;商人助郑开国,郑国立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子贡经商纵横诸侯之间,支持老师孔子完成理想;白圭曾为魏相后仕秦国,经商成巨贾。及至卫国“国际大商人”吕不韦拿政治当期货,操纵政治,物极必反,遂使秦皇刻石抑商。汉初商人又“交通王侯”,诸侯经商做大酿成“七国之乱”,终使汉武帝严厉抑商,独尊儒术,奠定了延续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本商末”的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私人资本干预乃至操纵政治,政商“旋转门”已是欧美日普遍现象且深受其害。我国历史上早知此弊并加以抑制。无非汉代及以后矫枉过正,遂使我工商落后于500年来之欧美,实是国情和历史演化使然!如今许多人“碎片”历史,虚无历史、不辨真伪,一味责难我自古就“重农抑商”,片面极端,误国害民。

笔者之所以讲以上历史,并非复古或肯定汉朝以后抑商政策的绝对正确性,只是想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有其特点和优点。如今某些人对自己的“祖宗”缺少起码的自尊与自信,妄自尊大已没有,妄自菲薄已太甚,一定要拆了故宫建白宫,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的媚外式教条主义盛行,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连西方人都感到惊讶和可笑!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期”,衷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

 

                                       (编辑:东源)

 



[1]吴渭南,某民企高管。

[2]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黄群慧,刘湘丽等:《新工业革命,塑造全球竞争新格局》,《人民日报》20140210日。  

[4]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5] (韩)洪夏祥著,(韩)李浩栽译:《三星总裁李健熙》,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6]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5页。

[7]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0/content_2677109.htm

[8]胡泳、郝亚洲编:《张瑞敏思考实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

[9]摘自《德鲁克对中国管理者的致词》,http://www.pfda.com.cn/drucker_about.aspx

[10]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11]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12]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3页。

[13]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1期。

[14]欧阳君山:《老板们为什么要担当社会责任》,《中国工商》20143月号。

[15]刘振:译序。(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6]李际均:序言。()威廉•恩道尔著,顾秀林、吕德宏等译:《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17]详情请参考 ()威廉•恩道尔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

[18]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19]南怀瑾:《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0]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31页。

[21] (美)陈锦江著,王笛等译:《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20页、3页。

[2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3]编者前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24]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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