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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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

吴渭南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7期 2014.07.24 16:45:50
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成为全心全意的爱国者。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进行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优化,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创新管理和技术,与国有企业协同,实现国家战略。

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025.93万户,占到实有企业的78.4%,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

2002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这是民营企业家[2]被赋予的历史定位。

12年以来,对民营企业家这一历史定位却很少见有更细化的诠释。笔者不揣浅陋,特陈管见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规定的使命,角色和身份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是积极地以这个梦想的方向为奋斗方向,以这个梦想的需要为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使命的群体。他们应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塑造者,而非旁观者、破坏者。既要有所作为,增加正能量,又不能无所作为,胡作非为。娃哈哈公司创始人宗庆后说:“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能够跟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让我的员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群体,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3]

定位规定作为,角色就是底色。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定位、使命和角色,意义重大。这既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又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接纳程度和评判标准。

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太平之世,埋头经济,不谈爱国久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热爱、捍卫和增进国家利益为荣,以漠视、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为耻,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基因,也是团结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曾国藩说:“为人须有好师好友好榜样”。榜样选的是谁,人就会模仿谁、变成谁。在今天这个利益诉求多元化、个人价值自我化、市场经济逐利化的时代,民营企业家以职业诉求在商言商,把胡雪岩、李嘉诚、乔布斯、稻盛和夫等作为榜样无可厚非。但是,以荣毅仁为榜样的人相对较少。

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荣毅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4]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荣毅仁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他是把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功德高山仰止,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做到的。但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在商言国”的选择,却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学习的。

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同样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有地位、有影响力。”[5]民营企业家爱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其次是带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竞争上,但国力竞争不仅仅是科技和财富之争,从来就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争。去掉了爱国主义,只会使人陷入唯利是图、个人利益至上,被人利用、人财两空,乃至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境地。

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说:“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中国正在上演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的主力基本由新富阶层、贪官污吏和知识精英组成,都是身家千万、亿万的富人,目的主要是转移资产,海外投资和子女教育,出国定居。……当外国企业,境外资金想方设法通过中国的同时,大批的国内富翁却在不惜血本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据说会卷走上万亿元资金,正在掏空中国,动机并不单纯。因此,受到舆论强烈谴责”。在富人移民中,有一类叫“裸商”——即家庭成员迁居国外,自己在国内从商,移民不移居的商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是财产经济的换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比如,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者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便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6]

更值得警惕的是,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资产,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海外利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个人私利极易被国外势力欺骗利用、或干脆与国外势力联手,和反华分子、国内腐败分子勾结,渗透政权干扰决策,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的“先富群体”,其财富本身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经济大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才会有个人的幸福。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看中国,将财富留在国内,与人民共进退,才是正道!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才是普世价值。当某些“先富群体”在埋怨国家、甚至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是怎么来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努力得来的,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当某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们抱怨社会舆论“仇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想到过黑砖窑事件、毒牛奶事件,以及不断曝光的类似黄光裕、刘汉等犯罪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公示和观感。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7]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荣毅仁故去的9年间,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老板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他们与以荣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民族(营)企业家相比,在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度、个人水准等方面几乎“整体性”落后,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国家,对本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培树倍加重视,悉心呵护,甚至立法加以规制保护。而对其他国家战略对手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则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优势和实力资源,或贴上各种标签加以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或以各种隐形手段渗透影响,竭尽全力促其淡化、弱化和异质化。总之,防护自己和摧毁对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免疫系统﹐是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盗窃国’的既定目标和长期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它国家对经营本国精神战略资源轻率地懈怠和忽视,都将付出难以估量的历史代价。”[8]

“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讲过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9]

我国应该特别重视对“先富群体”的爱国主义宣教。要利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企业党组织以及各种传媒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立法形式对各种爱国言行进行规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向荣毅仁们看齐,不要学万润南、赖昌星、刘汉们,要认清大势,爱国有为,遵纪守法,把个人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0]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11]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2]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道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3]

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综合起来看有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4]由此可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15]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

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16]

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民企替代不了国企;而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民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都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是互补关系、兄弟关系和“竞合”关系。所渭“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实质上都是市场主体在国家基于国际竞争和宏观调控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动态表象。民企与国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及其它形式的合作时,应该在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采购招投标、商品买卖等等方面透明公开、规范交易、互相监督,同时,接受社会舆论、群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查。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市场大,早已经成为外资跨国公司觊觎的“肥肉”。外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科技、原料和市场的垄断,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国企和民企不管是各自或合作发展,都应该“利”不容辞、义不容辞,共同把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

第二、注意资源配置的质量而非数量。实力企业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据统计,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入围门坎231亿美元)我国共有95家企业上榜。[17]从上榜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存在着实体经济乏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结构失衡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上榜的7家民企(平安、华为、沙钢、正威、魏桥创业、民生银行、吉利集团),高科技信息产业只有华为1家。其余6家在传统产业和金融业,企业结构失衡、杠杆率过高、收入盈利能力稳定性不强、劳动密集特征强;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要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就应该把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作为必要的“规定动作”,不能“倒果为因”——盲目地以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追求目标(这是落实好“规定动作”的结果)。仅仅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不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布局、供应链、资本、管理团队等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国际化。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配合我国国际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做好国际化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也要依据形势和变化出台或修订相关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及其国际化的发展。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新华社北京1117日电。

[2]鉴于我国法律和政策尚无对民营企业家概念的准确定义。本文用“民营企业家”这个概念来代指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3]宗庆后:《把企业做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队》,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829/123216604020.shtml

[4]《荣毅仁同志生平》,新华社2005113日电。

[5]玛雅:《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专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参考消息》2014430日。

[6]《揭秘中国的特色裸商》,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6108.html

[7] 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1期。

[8] 秦天:《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香港传真》201216期。

[9]杜亮:《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访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中国企业家》200522期。

[10]转引自: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2]《史记•货殖列传》。

[13]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0页。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北京20131115日电。

[15]王文伯:《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环球时报》2014411日。

[16]《任正非吐槽股东贪婪榨干公司:华为绝不上市》,http://opinion.haiwainet.cn/BIG5/n/2014/0504/c345416-20594022.html

[17]《财富》杂志评选的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信息,

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xglj/500fg2013/500fg2013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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