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

刘仰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8期 2016.06.12 14:58:24
内容提要: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们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便是民粹”。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编者说明:在本文中,作者对“民粹”有自己独特的说明,将“民粹”作为中性的概念,这是在阅读时应注意的。)

 

民主话题经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崇拜,视其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成为庸医、良医共同开具的药方,一些人认为“一民主就灵”,民主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而在对民主热烈崇拜的同时,有人却对它的伴生物即所谓民粹,深恶痛绝。他们需要民主,但反对民粹。然而,何谓民主,何谓民粹?这些人的表述往往不清晰,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任意归类、随意划分的现象。那么,民主与民粹究竟是什么关系?

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会一些精英人士把民主当成西方的独特发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类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观念、高尚的社会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没能发明、发现“民主”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要被西方文明领导。虽然西方社会提倡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渐入佳境,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先进,西方把自己民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古已有之的“民主”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吗?事实上不然。了解一点人类史就会发现,民主不仅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国学者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英国学者弗雷泽著有《金枝》。这两位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当然,人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民主。

人类早期实行原始民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文字,很多与众人相关的事情只能共同讨论、辩论。这种现象直到独裁专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如此说来,当西班牙人在美洲与印第安人相遇时,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事实给了我们一个与今天许多人的认知完全颠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诞生。成文法的出现,导致很多讨论、辩论的结果被记录在案,成为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时的参照。这是社会资源的节约。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每遇到同样问题都需要再次辩论、讨论,而且需要很多人参与,以便对讨论结果有多个见证人。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出现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与原始民主有所不同而已。并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进的结论。

民主在等级制社会即已存在,只不过等级制社会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级者之间,与低等级者无关。这一现象在古希腊即出现。即便在以后的英国乃至美国早期,也同样如此,即拥有民主权利的只是少数高等级者,不管这种等级是以世袭贵族来划分,还是以财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主称为“精英民主”,它也是古已有之,谁也不比谁更先进。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呼声和实践迅猛高涨,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变,而在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从世袭的高等级者,先扩大到非世袭的资本家,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再扩大到成年男性,继之扩大到女性,才产生今天人们常见的普选。所谓“民粹”,就是在等级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

民粹历史不长

民粹思潮的产生,一般认为首先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必然之因。相对来说,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等级制度消除得比较晚,底层民众的民主与上层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冲突和对立,某些人将上层精英民主与底层大众民主加以区分,出现了民粹、民粹主义等描述。民主与民粹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民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权利的高等级者与后来享有民主权利的低等级者的分野,其中也带有“上等人”蔑视底层人民争取自身权利诉求的含义。

这种现象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或存在过。例如在拉丁美洲,因为对殖民主义这一典型的等级制度的反抗,底层民众的民主需求也被称为民粹主义。即便在美国,民粹主义同样存在。汉密尔顿曾经把平民称为“那些群兽”,原因就在于人数占优的平民或穷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诉求上与少数精英所主张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民粹现象”出现后,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如果说汉密尔顿体现的是对民粹的痛恨与厌恶,那么,托尔斯泰等人则体现出对民粹的陶醉与拥抱。这两种态度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中,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民粹或民粹主义出现后,带来对民主问题的一个深层探讨。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设定民主权利拥有者的资格限定条件,事实上就是延续等级制度的民主特权,以精英民主排斥大众民主。

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卢梭主张“抓阄”的民主,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的张扬。为此,他甚至认为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质。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将民主权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让一人一票真正体现民意,前提是每个人的均质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聪愚、贫富、强弱等各种差别。

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专制,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合理的民主。只不过由于人群之间总是产生先天与后天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要保证民主的真实有效性,必须以外部强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结果上说,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们会指责其专制;而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不管共产主义因为什么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但从其源头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它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所有人、全体民众、整个社会的民主。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普遍实行“代议制”,由精英代表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言者,这样部分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同时也使得精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大众民主的诉求,即摆脱所谓民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而美国等代议制民主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权利的间接民主,压制了民粹主义所主张的直接民主。但事实上,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从平民社会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当有人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时,实际上就是在指责民粹。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却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

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是难以贯彻的。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作为个体的民众知识不够丰富,判断事物往往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由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只能投给被政党选择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1946-1955年、1973-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庇护过德国纳粹战犯,在他当政时期,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艾薇塔出生平民,嫁给贝隆后,以其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艾薇塔也当上了“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倾注到她身上。1952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心理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然而,这种“明星效应”方式,在西方各国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却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内心依然鄙视大众民粹,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与他的政策主张未必有必然关联,但是,西方竞选中老婆孩子齐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贝隆夫人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当然有助于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无助于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而是在诱发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竞选的宣传与之如出一辙。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 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进入普选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政治对于民粹主义比较直率地表现出排斥和抵制。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对民粹的态度变得微妙。阿根廷贝隆夫人的出现后,西方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日渐成熟。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标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吸引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们已很难想象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能够赢得选举,因为他坐轮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汉密尔顿时期对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现在已变成了巧妙的利用。

就民粹主义本身来说,它并非必然导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与专制、极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与民粹主义有着紧密关联。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公开地利用、迎合民粹主义,与暗地里排斥民粹主义,成了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钢丝,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吗?

美国民众对中东政治、美俄关系有多少了解?他们当初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总统“流氓国家”这一个定义,便引导了民众的思考方向。被激发的民粹热情,支持美国政客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事实已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一个谎言。我们可以因此批评美国的政治家,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国民粹主义难道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吗?美国经济因伊拉克战争而背负沉重包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美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但是,有多少美国民众反思过自己当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诱而支持那场战争的决定?一个政治家在获得选举胜利时,支持率可能高达6070%,但在执政过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为奇。民意调查的这一跌宕起伏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动的非理性?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够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事实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看到福利社会难以为继的前景。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意向来在西方遭到极大阻碍。这一现象的源头,就是政治家竞选时的福利许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民众的共识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媒体引导;而在国内政治中,西方民主最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一边向大众许诺提高福利,一边又向少数资本家许诺减少税收,试图两头讨好,而大众居然相信给富人减税与提高大众福利能够同时进行,热情地支持这种政客,结果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额债务。

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制民粹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要借助民粹主义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大众的普遍诉求,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民主与民粹密不可分

法国大革命后,被法律认可的世袭等级制度难以延续;普选制后,社会大众名义上拥有了民主权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制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表面公正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必然导致在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狂飙推进和不可避免的危机到来,西方国内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

将民主与民粹对立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从词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正确、高尚的,民粹是错误、低级的。在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18岁以上全体公民时,民主与民粹已密不可分,将它们加以区分已没有意义。当人们说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双刃剑、民主有欺骗性等判断时,实际上已将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

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时,大量刺激和调动民粹;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又把反对者视为民粹。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少数精英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忽视大众的民主权利,却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

乌克兰当年是通过“公投”脱离前苏联的,无条件地强调“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实际上就是民粹。当克里米亚照搬乌克兰曾经做过的事情,也以“公投”方式脱离乌克兰时,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却强烈反对。那么,当初它们又为何接受前南地区、科索沃一模一样的“公投”结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欢迎,被以“穆兄会”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台。“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某些人更不欢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与民粹的共生与混乱。

需要利用大众民主时,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众民主时,便恶其名曰民粹。实际上,两者是被少数人操纵的同一件东西。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们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专利。因此,他们经常打着“以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以民主反对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对民粹”的实质。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处理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试图分割民主与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随意解释民主与民粹,在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以西化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们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标准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即便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被他们称为民粹。由于他们已经事先定义了“民主好、民粹坏”,因此,精英们通过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担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当他们需要刺激民众非理性情绪时,不惜造假、撒谎、隐瞒、夸大,用“杀人者,父亲”、“受害者,母亲”、“杀人犯也是生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等等彻底情绪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非理性。其中还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来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认知未必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西化,因此,一旦民众的普遍意愿与他们的西化主张不吻合,例如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时,他们便将其称之为“民粹”。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却不愿使用这一“贬义词”。言外之意无非是:民主意味着只能爱美国,不能爱中国。

当今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扬民主、抑民粹”的做法,无非是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各种社会诉求做出裁决,而裁决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因此,与之进行辩论是没有意义的。西方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成为民主空想和乌托邦。少数精英盗用大众民主成为常态,而真正的大众民主兴起后,精英又将其称为“乌合之众”。如影相随的民粹,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西方民主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强调人性恶,以自私为基本人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因而在广泛民主时代,即便是代议制,同样是集中起来的、放大的“为自己”。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各种“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达到妥协、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实上,众多“为自己”的叠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怀疑的。底层大众的“为自己”必然与上层精英的“为自己”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民粹与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指责别人是“民粹”的声音,总是出自少数精英之口;底层民众听信了少数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论,以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样享受民主。事实上,他们最多是看一眼、摸一把“民主”那层美丽外衣,而不可能真正穿到自己身上。

“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民主

所以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发展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最具备成为真正民主的可能。这种观念一方面认可广大民众“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和提倡社会群体中一部分人可以把“为他人”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克制自私,以奉献为荣,不以利益为最高奖励,所谓“先忧后乐”,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形成的精英集团,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底层民众的“为自己”,经由这些精英的协调,真正成为“为大家”,形成真正民主。

“为人民服务”由于兼顾了“为他人”、“为大家”,可以抑制“为自己”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过于强调“为自己”,无法化解“为自己”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以自我为基础,却宣称可以通过选票选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悖论。因此,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真民主,关键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会价值观,将“为自己”与“为他人”融合在一起,摆正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让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与他人的必然关系,毋庸置疑地同时包含了“为自己”和“为他人”两个方面,忽视或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人民服务”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远远不是选票能够取代的。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19年11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9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7期

总期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