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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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革命”能否心想事成

刘仰 来源: 2020.07.15 11:39:04


 

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独立学者。






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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