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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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上)

张宇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6期 2016.07.05 17:07:02
编者按:我国坚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的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也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武器,提炼和总结丰富的改革发展实践,揭示其特点和规律,将其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摆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重大任务。本文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以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和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也是按照这种体系组织起来的。[2]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未成形,因而,这一思路演绎的成份较多,未能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3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以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这一思路比较早比较多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分析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在80年代中期,因而,这一思路同样没有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3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按这种体系建立的。比如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柳欣、林木西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引入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较好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缺点是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之间经常是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这一思路的代表性成果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卫兴华、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杨承训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编写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缺点是体系不够完整,理论阐述不够深入。[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公认的:

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

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概括起来讲,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3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7]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8]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宪法》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9]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的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含。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

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遇也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还是指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或者其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居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公有制企业中从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他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性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它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够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  苏歌)



[1]见张朝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卫兴华、张宇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承训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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