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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模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样本

经济低迷、压力叠加的时刻,也许正是催生技术革命和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期。尽管面临着全球需求疲软、中国经济减速、产能严重过剩的重重压力,但东莞制造业转型已初露曙光。机器换人、技术嫁接、工业互联网、制度创新等再次激发了制造企业的创新热情。已经站在转型风口的东莞,正在经历一场“痛并快乐”的蝶变之旅!

“东莞制造”之痛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经历七年的“腾笼换鸟”,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已走入深水区,制造企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的先行企业,已经从工业1.0走过2.0达到3.0,逐渐迈向中高端;一部分有国际市场的代工企业纷纷外迁,寻求低成本洼地;那些挣扎在微利边缘的企业已然濒临倒闭;还有一部分企业在各种因素夹击下,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上世纪80年代,东莞主要承接香港纺织、制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90年代初,台湾及日韩IT制造业大举进入,东莞逐渐形成以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成就了“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的制造工厂地位。然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让“东莞制造”从30年欢愉之梦中惊醒,欧美订单萎缩,人工成本攀升,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市场渠道,成为“东莞制造”之痛。

“机器换人”全面启动

据统计,东莞1万多家外资企业,每年都有从事低端代工生产的外资企业关停或搬迁,这些关停或外迁企业大多是当年从台湾、香港等地转来,以服装、纺织、鞋帽、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

然而,在这些企业关停的背后,一场技术革命和制造业革新正在悄然进行。以石碣镇为例,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采取机器换人、引进技术等方式就地升级。

东莞石碣镇被称为“中国电子产业名镇”,云集着一批电子企业。2015年,机器换人和机械装备自动化在这里蔚然成风。走进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器轰鸣的车间,电脑控制的机器手在有序地摆动,偌大车间工人很少。该公司计划改造工艺流程,将来要搞类似丰田汽车那样的组装车间,机器自动作业,几乎无人操作。

事实上,五株科技早在2008年就开始转型升级,最近三年投入十几亿元引进最新设备,替换了三分之一的工人,最终以高品质、新工艺以及低成本走出了金融危机。

在生产全球30%羊毛衫的小镇——东莞大朗镇,从传统织机到半自动织机,再到电脑织机,自动化控制设备改造了工艺流程,也让私人定制的小批量羊毛衫销路大好。

由于东莞制造业“机器换人”市场空间巨大,一些机器人生产企业干脆搬到东莞,为不同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目前工业机器人研发企业和装备制造商约70家,机器人企业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10%。

东莞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东莞启动“机器换人”计划,总投资超过62亿元,减少用工约4万人;目前东莞已有六成工业企业进行了“机器换人”。2015年东莞市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预计分别增长6.2%、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47%、36%。高端设备和先进工艺使东莞的区域性产业集聚效应更加突出。

毋庸置疑,“机器换人”能够改善东莞制造业企业用工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但这只是表象,自动化设备的大量应用,将促使工业服务业和工业互联网逐步渗透到工业体系,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

“德国技术”嫁接“中国制造”

景色宜人的松山湖南部国际总部区,正在建设的13栋楼是中以产业园的一期工程,该园区主要从以色列引进水处理技术和孵化水处理相关企业,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水处理技术国际创新园”,目前已经有20多家合作企业签约。

在东莞,采取中外合建工业园区的引资方式,将国外技术与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业进行嫁接已成为一种趋势,类似松山湖这样的园区大约有四五个。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友伦的名片上有这样一句话:“德国技术,中国制造。”张友伦的想法是,将占德国企业总数90%、拥有发明专利80%的家族式中小企业作为合作重点,中方企业出资金、供土地、建厂房、购设备,德方企业出技术、出管理、出品牌,中国高位嫁接德国管理、智力、品牌和技术,打造出一条中德合作的制造业升级捷径。

不缺普工缺技工

随着机器人慢慢占领工厂,另一个趋势逐渐呈现,即东莞制造业的人才结构发生转变——低技能、高危险的一线普工岗位需求降低,机械调试、维护和控制的技术性人才走俏。

东莞的企业找高技能技工很困难。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必须进行二次培训,而社会招聘的大多数是农民工,只适应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种。据人社部统计,中国技工劳动者为1.5亿,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为3762.4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不到5%。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8%以上,远远超过大学生;而日本的普通学前和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对技术钻研的兴趣。为此,不少业内专家建议,中国教育制度亟待改革,应注重引导和培养蓝领工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观。

制度环境亟待创新

在东莞厚街镇,几家代工企业前几年选择“走出去”,不过去年他们又搬回来了,因为这里有经过30年积淀形成的完善产业链。东莞的技术创新之所以全国领先,主要的是创新制度红利的释放。

由于普遍缺资金、技术、人才,东莞一些企业对转型升级的信心不足,制度环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曾直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表示,“中国制造2025”最应该强调的是制度革命,不单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而是制度和环境的营造。否则“中国制造2025”的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东莞中小企业众多,而融资难一直是他们普遍面临的难题。企业家们希望金融部门能对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设计金融产品鼓励企业去国外并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科技企业。

国务院参事汤敏等专家建议,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当地政府不仅要克服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制度弱点,还应通过普惠性政策降低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制造业的各类标准。

产业链升级是关键

走在中国产业转型最前沿的东莞,被视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缩影。而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战略方向,在于发挥既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独特竞争能力。

然而,独特竞争力的塑造,离不开制造业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张杰认为,大中小微企业应该加强协作,推动整个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成功,只有月亮企业带领星星企业实现整体配套,上下游产业链条协作提升才是出路。”事实上,如今东莞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向工艺设计、增值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链下游延伸。

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如何度过转型爬坡期,让制造业成为托举中国经济的最强支柱,是摆在制造业企业和政府部门面前的共同课题,业界专家表示,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之机,以中高端制造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

(摘编自《财经》杂志2016年第39期,总第455期)

 

外刊选编

《经济学家》:谁会害怕低价石油

银行挤兑、市场崩溃、石油危机无异于释放洪水猛兽。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使人们认识到,油价突然上涨会引发经济灾难。而与此相反,1986年石油过剩导致油价下跌,对世界产生了有利影响。经验告诉我们油价每下跌10%,能促进经济增长0.1-0.5个百分点。

过去18个月来,油价从每桶110美元跌至27美元,跌幅为75%。消费者已经从中获益,但生产商深陷困境。油价下跌的影响正在波及金融市场,有可能削弱消费者信心。

沙特阿拉伯几乎已达到最高石油产能。人们普遍认为沙特阿拉伯想将高成本生产商挤出石油行业。沙特阿拉伯还将忍痛遏制宿敌伊朗,随着伊朗核制裁被解除,重新涉足石油市场势在必行,潜在产量为每天300-400万桶。

在经合组织中,多数发达国家的石油储备仍然维持比较高的进口量,比5年前高出近50%。如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石油需求比预期更加放缓,那么石油储备还将继续增长。预测油价是徒劳的,但普遍推测油价在2017年之前不会反弹。目前油价可能已经见底,有人预测谷底价为10美元。有人也许会说油价越低越好,因为低油价对欧洲和南亚的进口商来说相当有利。

但最近油价下跌也令人们感到焦虑。财政收入的减少可能给脆弱国家带来政治动荡,如委内瑞拉、海湾国家、以及中东的燃料竞争国。低油价降低了全球天然气价格,从而排挤更污染环境的煤能源。但从长远来看,低廉的化石燃料会减少各国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意愿,最令人担忧的是新的石油经济状况具有破坏性。

低油价曾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因为消费者口袋里每多出一美元,支出会远超过生产商。但今非昔比,美国消费者节省的钱可能多于预期,石油生产商正在勒紧裤腰带。最近原油价格下跌后,俄罗斯宣布削减10%的公共支出。甚至沙特阿拉伯也正在削减财政预算,以应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5%的财政赤字。

低油价也以更重要的方式损害消费需求。当原油价格每桶超过100美元时,那么在偏远地区开采石油具有合理性,例如北极、西非、巴西沿海岩盐下的深海。随着油价下滑,投资也随之减少。3800亿美元的石油项目已经停止,美国对石油固定资产的支出从顶峰时期减少了一半。投资减少和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危害最大,原因是下跌的速度太快。在世界经济脆弱的背景下,油价下跌可能导致违约。

而潜在的金融影响还很难评估。从2007年开始,新兴市场的企业债务猛增6500亿美元,多数聚集在石油和商品行业。在容易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石油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随着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下滑,政府在几个月后可能面临预算危机。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40%,前不久已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其他产油国陷入了程度较轻的类似循环:经济增长疲软、货币贬值、输入型通货膨胀、紧缩经济政策。12月份,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央行分别提高了利率;尼日利亚为了提高本国币值,正在限制美元供应量,并很可能失败。

发达国家也存在局限。企业高收益债券的收益率从2015年中旬的6.5%猛增至如今的9.7%。随着股票市场步入熊市,全球各项指数跌至30个月来最低水平。发达国家的央行担忧,持续走低的通胀率会使物价停滞或下滑的预期得到增强,从而推高实际利率。决策者的应对能力受到了局限,因为无法继续下调接近于零的利率了。

本次石油危机发生的同时,世界经济仍在消化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有些人或许以为目前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佳契机,可事实上世界经济还极可能被隐蔽的石油猛兽所击垮。

(摘编自《经济学家》;翻译 杨利红)

 

经济

 

供给侧改革快马加鞭 发改委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资

发改委214日表示,今年将从七个方面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包括推动出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继续充分发挥专项建设基金拉动带动作用,加快启动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等。

在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发改委表示,将推动出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推动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同时,要继续发挥好专项建设基金的放大撬动作用,加快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积极推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跟进,发挥投贷结合效应。

发改委强调,要全面梳理“十三五”时期重点投资专项和重大工程,加快启动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将加快推进入库项目前期工作,逐步实现从“资金等项目”到“项目等资金”的转变。此外,发改委表示,要着力加强PPP项目推介工作,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优先支持符合投向的PPP项目建设。

 

 

经济

互联网金融舆情升温

和讯财经传播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中国互联网金融业舆情月报》。月报显示, 今年1月,互联网金融业舆情传播热度整体增加,其中“e租宝”非法集资事件成为最受媒体关注的敏感事件。互联网金融行业暴露出诸多问题引发监管部门高度关注,互联网金融“规范”的专项整治工作大幕将拉开。

统计显示,今年1月网络曝光总量较多的3P2P网贷平台为e租宝、陆金所、翼龙贷:e租宝的网络曝光量主要是关于e租宝非法集资案事件。陆金所因B轮融资而曝光量较多。翼龙贷受媒体关注较多的消息则主要为产品遭质疑涉嫌资金池违规操作。网络曝光总量较多的3家股权众筹平台为京东东家、36氪、云投汇。网络曝光总量较多的3家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支付宝、财付通、百度钱包。

今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负面舆情所涉及的主要话题为:非法集资、涉嫌资金池、巨额逾期、发假标等。其中,新华社发文“e租宝”非法集资案真相调查曝光量高达298

e租宝事件给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敲响警钟,从政策性话题来看,政法部门将开展互金领域专项整治、央行已制定统监系统重点监测P2P网络借贷、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正式发布、互联网金融协会将挂牌受到较高关注。

 

经济

中国不存在外资撤离潮现象

针对一些认为中国将收缩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能力在下降、中国将会出现外资撤离潮的舆论,商务部部长高虎城219日公开回应,称中国不存在外资撤离潮现象。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1263亿美元,同比增长5.6%;今年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2%。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同样表明,中国在2015-2017年仍位居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国首位。中国美国商会调查、中国欧盟商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仍保持乐观态度。

高虎城表示,“十三五”期间,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鼓励外国投资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投资环境将会更透明、更稳定,更有利于各类企业的发展。

 

 

环球

香港各界严厉谴责旺角暴乱事件

216日,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联合民建联、工商联、福建社团联会、香港青年联会等80余个社团在香港发起全港反暴力大签名行动,守护香港,向暴力说“不”。香港工会联合会也于21日举行“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大游行,呼吁香港市民一齐反暴力,维护香港稳定及和平。

旺角暴乱发生在28日晚10时许,在香港九龙区旺角山东街和砵兰街交界地带,一些涉嫌非法经营的小贩与到场执法的特区政府食环署职员发生冲突,大批所谓“本土派”人士现场滋事,并冲击现场调停的警员。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暴乱导致近90名警员及数名记者受伤。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翌日发表公告称,特区政府严厉谴责此次暴乱事件,支持警方执法维护香港的法治,对于目无法纪的暴乱行为绝不姑息,警方将全力缉拿暴徒归案。香港社会各界也纷纷严厉谴责,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尽快将肇事暴徒绳之于法。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1日就香港旺角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是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的暴乱事件。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国中央政府相信并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的稳定。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14日也表达了对旺角暴乱事件的严正态度,坚信香港市民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绝不会容忍极少数激进分离分子毁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更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各种邪恶。

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依法守法应是核心价值观之一。然而,继去年的“占中”事件之后,旺角暴乱事件再次警示我们,尽管这次以暴力手段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并非香港社会缩影,不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但当前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和严厉打击个别激进组织鼓吹的“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言行,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一国两制”大局,保持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

 

 

经济

世界经济将现5年来最缓慢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18日发布的世界经济中期展望中,下调了世界经济2016年和2017年实际增长率预期。预测2016年同比增长3.0%,而2017年增长3.3%,相比201511月展望分别下调0.3个百分点。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等原因,日本2016年增长率下调0.2个百分点,降至0.8%

经合组织表示,2016年世界经济将出现过去5来中最为缓慢的增长。2015年世界贸易量仅比上年增长2%,处于2010年以后的最低水平。除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之外,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拉低资源出口国的增长。此外,发达国家的增长也仅为“非常有限的复苏”。

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提示,全球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考虑到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同时去杠杆、经济复苏迟缓、通胀压力极低,大部分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可能维持宽松。大摩预计联储将推迟到今年6月份才会再次加息。

 

要闻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做好正面宣传 唱响中国道路

 

20162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调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新闻单位,下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闻舆论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肩负着神圣的职责与使命。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首善意识,重在实践,贵在落实。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新闻舆论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新闻舆论工作能否围绕党性原则开展创新实践,是旗帜和道路问题,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围绕这五大方面,总书记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性。

宣传思想工作都要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0142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再次强调,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闻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宣传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因事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变作风及文风,俯下身,沉下气,察实情,动真性,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媒体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的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融合发展。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4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习近平指出,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宣传工作,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加强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舆情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始于今年年初的“百度贴吧”事件是一场网民集体反抗互联网巨头长期垄断的话语起义。作为企业,百度固然要追求商业利益,但是作为享有“入口霸权”的企业,商业化也要有边界和道德底线,在这方面百度及网络治理者均需深刻反省。

 

“贴吧”事件掀起舆论批判

2016111日,百度血友病贴吧等病种类贴吧的吧主被换,引入商业化合作的吧主,血友病贴吧的网友投诉百度售卖病种类贴吧,指责其不承担社会责任,惟利是图。一时间,各大媒体掀起对于百度将病种类贴吧商业化行为的广泛讨论和评价,角度不同,但态度多是批判。

112日,百度公司正式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有的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的公益组织开放。

115日,国家网信办针对百度贴吧存在违法违规信息及商业化运作管理混乱、部分搜索结果有失客观公正、百度新闻炒作渲染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的突出问题,约谈百度公司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反省公司管理的失责问题。

117日,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参加“未来论坛·2016年会”时再次表态,百度将深刻反省,“度过危机”。

119日,百度副总裁、移动服务事业群副总经理,亦是贴吧事业部总经理、贴吧产品直接负责人的陆复斌,在《财经》杂志的独家专访中就该事件首次表态,称“在营收上,贴吧对百度的贡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贴吧不是过度商业化,而是几乎没有商业化。这次之所以出问题,是在监管制度上犯了判断错误,对于医疗病种吧,不该使用例行的商业考量标准,在医疗行业,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不该是活跃度,而应该是公益性和信息的公正性。”

此后,该事件的舆论热度逐渐下降,告一段落。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的数据显示,从2016111日至2016125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194篇(不含媒体转载),微博、论坛主帖13504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有911篇(见图1)。

1 “百度血友病吧”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6111日,“血友病吧被出卖的消息”在互联网传播开来,话题首先由知乎网站上发起的一个帖子引爆——“百度贴吧的血友病吧被卖了,原吧主小吧主突然间全部被拿下,如何看待百度这样的行为?”原“血友病吧”小吧主“蚂蚁菜”在回帖中回答了相关问题,在短期内即收获了3.2万个点赞,是话题中获赞最高的一条。

112日,百度回应称,所有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舆论中,反对、批评百度的占九成以上,支持、同情百度的不到一成。微博上呼声较小,各大媒体和微信、尤其是知乎等平台上的舆论比较活跃。

115日,国家网信办约谈百度负责人以及17日、19日李彦宏和贴吧负责人陆复斌就此事件的公开回应,也使得舆论热度再次增加。

各方观点的激烈交锋

111日以来,围绕着百度出售血友病吧的商业化举措,各方媒体主要呈批评的态度。112日,百度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有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议题转向对于百度与公益组织合作的评价,出现小部分正面评价。主要议题如下:

议题1:对事件本身的报道

    一财网第一时间发出报道《贴吧吧主痛诉百度为钱出卖血友病吧 百度回应已着手调查》;北京晨报的《贴吧事件“引爆”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大洋网-广州日报的《36家健康类公益组织举报百度》阐述了百度贴吧事件基本情况,短短时间就获得跟帖1万多条。

议题2:对于百度整体的负面的评价

    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文章《搜不到的百度:互联网老大的中国式生存》中回顾了百度的发家史,讽刺 “干预特长”早已深植百度的基因;并对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百度走的是超级大店的模式,百度的垄断可能导致中国整个搜索引擎门户的失败。

在“百度百科”中被誉为“中国博客教父”的方兴东在《血友病贴吧事件拷问互联网企业价值观》一文中指出,贴吧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拷问互联网企业的底线问题。

议题3:对于百度商业化运作的评价

负面评价:

《互联网周刊》在《百度贴吧商业化:需先端正价值观》一文中,批评百度急功近利,将企业社会责任放一边,置贴吧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可译作:用户原创内容)属性于不顾,用近乎野蛮的手段去实现其商业目的。

大河网署名耿直哥的网友发表文章《百度贴吧 今天算是得罪你们一下!》,辟谣称接管血友病吧的“刘陕西”并不是网友宣称的骗子,但是对于百度强硬出售贴吧的行为予以批判,认为这会令网友们与新来的承包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更会令大量网友认为“百度贴吧”是一个不尊重用户,只知道拿用户变现、毫无人情味的平台。这种评价,在如今“草根为王”的网络环境下,恐怕对百度贴吧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绝对的负资产。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互联网企业的“蛮劲”要用对地方》,认为企业挣钱没错,但是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当下要遵守原则,不能因为自己是互联网企业,就忽视消费者权益,罔顾法律规范。

cnbeta网站(台州)的文章《百度贴吧商业化:不可以靠把用户当肉鸡来实现》强烈谴责百度的商业化行为,指出今天百度在搜索、贴吧社区所占据的垄断地位,让它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公共服务平台,但是百度却没有肩负起大公司的企业责任,认为百度贴吧的商业化就是百度搜索生意的延续。

凤凰网等网站转载了长城网发表的文章《百度贴吧摊上事儿了,不能贴了金钱掉了节操》,该文指出,百度贴吧暗搞商业合作自毁声誉,贴吧商业化不能“伤及公益”。

微博方面,彭晓芸发文《百度为何勇于堕落:“资本的道德”值多少钱?》抨击百度不讲道德,认为这轮消费者抵制运动以及舆论的谴责之声,的确可能给百度造成致命打击;而且,在长远的未来,百度企业的发展还可能受声誉资本所累而持续下降,而声誉资本也是企业未来重要的资本增值点。

微信方面,caoz的梦呓发表《贴吧的水有多深》,肯定了贴吧的商业价值,但是否定百度的行为,指责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商业利益走到了价值观的前面,并提出百度对付费吧主的资质审核更应该严谨和审慎,减少私下内幕交易,暗箱操作的空间,注重企业信用。

正面评价:

    中国网发表评论《李彦宏整改贴吧回应流出?用户体验是百度第一信条》,认为百度此举是百度贴吧针对部分资源的商业化尝试,也可以看作一次创新道路上的“试错”。

科学的fan发表《百度贴吧事件冷思考:商业化就是作恶?这是有罪推定》,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合法地创造商业价值,不能因百度的某些错误而全面否定其商业化的路径。

议题4:对于百度与公益组织的合作的评价

正面评价:

    中国网发表《法律专家:权威机构加入贴吧 可避免网友权益受侵害》力挺百度,从法律层面分析,认为百度贴吧引入权威公益组织机构参与合作,将有效避免网友权益受到侵害,维护网友利益,百度贴吧也将在病种类吧与公益组织机构的合作中更好地发挥机构专业能力,为广大病友提供更加优质的平台服务。

CCTIME飞象网发表《“隐形的NGO”和百度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对百度贴吧搭台、公益组织“唱戏”的尝试做了分析,认为NGO需要互联网平台的助推,也要关注用户的根本需求。如此百度才能化危机为契机。环球网的《百度贴吧用户超过10亿 停止所有病种类贴吧商业合作 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一文也肯定了百度引入NGO组织的做法。

《京华时报》发表文章《百度贴吧与多家公益组织达成共识》,认为凭借专业公益组织在相关病种领域的专业积累与百度的技术、平台等资源优势,百度贴吧将为广大吧友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

ITbear发文《牵手公益面向“阳光” 百度贴吧“三天两策”获多方点赞》,充分肯定了百度公司三天内的两次举措,一方面将会对NGO发展带来显著地提速效果,促进公益与互联网的融合;另一方面,百度贴吧加入阳光行动,无疑将极大减少网络犯罪的可能,使用户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负面评价:

《南方都市报》报道《百度贴吧合伙人招募“下架”》,指出全国36家关注健康疾病类公益组织已联名向北京市工商局举报百度。而百度病友吧引入NGO组织,合作细则仍未敲定。在此篇报道中,亿友公益的发起人雷闯表示:“百度邀请NGO参与贴吧管理只是一个危机公关,是一个权宜之计。”

微信公众号Bianews(北京)在《百度贴吧事件调查:到底卖给了哪些鬼?》中,对百度“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的声明表示怀疑,并对高血压吧、甲亢吧、肝病吧等疾病类贴吧的目前吧主身份进行了分析,讽刺百度所谓的“合作运营”。

议题5:分析百度事件爆发的原因

人民网评论《百度贴吧事件,警钟为谁敲响?》认为,百度内部绩效指标考核导向的管理手段压抑了员工的创新和工作积极性,失去了工匠精神,让员工成为“数字的奴隶”。所以才会出此“卖吧”下策,这种唯考核数字论的发展逻辑不仅“绑架”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创造性,同时也污浊着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环境。

信海光在《百度贴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与普遍意义》中分析了贴吧事件爆发的四点原因:一、表面的力量是百度在贴吧实现商业价值的冲动;二、吧友对贴吧的热爱是另外一大原因;三、贴吧文化中一些毒瘤的存在也是肇因之一;四、存在整体医疗市场混乱这个社会大背景。分析认为,百度事件标志着无为而治的“社区田园时代”的结束,而百度以及微博等其他互联网平台未来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要继续旁观第三者在贴吧中牟利并制造乱象,还是参与进去推行新的管理秩序和商业秩序。

    中国经济网《多个百度贴吧被有偿承包出让 过度商业化引发争议》分析认为,此次百度贴吧事件,体现出网友自发讨论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另在《贴吧事件持续发酵百度需承担何种责任引热议》一文中引用方兴东的言论:百度贴吧事件其实也折射出了整个互联网产业的竞争环境。《反垄断法》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互联网领域发挥作用,网络空间层面的很多公共服务实际上由平台自身承担,缺乏制约和监督。在眼前和短期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各种损害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行为进入高发期。

腾讯科技《十字路口的百度贴吧:为何难说放弃商业化?》一文总结了百度贴吧一周以来的事件发展,分析称百度贴吧的商业化运作由来已久,但是在2015年,百度对贴吧加速商业化和盈利性,摒弃了过去“为兴趣而生”的理念。而此次贴吧风波中备受外界质疑的“贴吧合伙人”运营机制是由陆复斌提出的,在贴吧极大的变现压力下,2015年底在百度最焦虑的时候,民营医疗“莆田系”再次进入。病种类贴吧被“莆田系”快速覆盖。而这也为百度遭遇此次舆论危机埋下祸端。

微信方面,公众号“瞭望智库”发表文章《百度为何突然被唾弃?》,摘取各方观点抨击百度,讨论百度有无权利售卖贴吧,揭露商业机构接手贴吧的弊端,谴责百度搜索引擎的恶性竞价排名,并指出“莆田系”医疗机构与百度的合作,在给百度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其泛滥、混杂的医疗信息,也贬损了百度平台的信誉。其中网友@Odysseus评论道:“根源还是来自垄断。”。

议题6:对于“互联网+医疗”的分析和展望

中文科技网发表《透过百度贴吧事件 看中国社区平台的不易》称,从百度事件看到了中国互联网社区的普遍问题——管理难,并认为百度贴吧对于病种类贴吧事件的处理态度将会开启百度的互联网医疗公益之路。

《法制晚报》在《卫计委回应 百度贴吧事件》中指出,卫计委就“百度贴吧事件”已向百度了解情况,同时也希望相关机构与百度合作,利用好这个平台。国家卫计委宣教司司长毛群安表示,要共同把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协商好,真正发挥网络在精准健康传播方面的作用,并在今后寻求与百度的相关合作。

微博方面,《南方都市报》在《百度病种吧停商业合作 互联网+医托何去何从》中指出,百度搜索引擎的医疗广告好比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而疾病相关的百度贴吧在通过其创新的“合伙人”制度出卖以后,就变成了医院门口游荡的“医托”,而且自带“互联网+”光环。但是,目前国内医患信任的缺失、医生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对涉医疗类推广信息的监管体系不强,也是导致病种吧“生意红火”的一大因素。文章强调,除了病种吧之外,百度的企业吧中的医疗广告信息也有待加强管理。

微信公众号丁香头条的文章《被百度卖掉的疾病贴吧=互联网+医托》在111日获得三万多次的阅读量,文章指出,百度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通过流量分发来获利,医疗广告(确切的说是莆田系医院广告)成为百度搜索引擎盈利的主要来源。出售贴吧给莆田系导流并不奇怪,本质是另外一种流量的贩卖方式。文章更提到对我国医疗广告管理的担忧:医疗广告尚且没有有效管理,又如何有能力监管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维护的贴吧?

议题7:话题指向“莆田系”

《第一财经日报》在《百度卖吧事件买方被指莆田系》一文中指出,莆田系虽与百度就竞价排名发生过争执,很多莆田系运转得比较好的医院已经取消了与百度的合作,但莆田系还是有不少医院需要通过百度来提高知名度、推广业务。莆田系与百度呈现“相爱相杀”的关系。

    微信公众号“蜜蜂财经”也在《百度,为作恶而生》中直指莆田系的虚假广告,指出:百度为赚广告费,昧着良心和虚假医疗广告大户莆田系合作多年,坑害普通老百姓。随着百度广告费越来越高,莆田系无法忍受,就联合抵制,百度也渐渐发现,医疗是一块肥肉,索性就义正言辞地把“莆田系”蹬下车。

百度商业化的反思

此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主要集中在111日以来的一周以内,但是通过百度售卖血友病吧事件的舆情发酵,可以看到百度的商业化一直都潜伏着危机,这次擅自售卖疾病类贴吧更是触动了吧友的切身利益、并涉及生命和伦理。

百度的竞价排名搜索模式本来就颇受诟病,莆田系的虚假广告也坑害了不少消费者,百度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再忽视广大网民的根本利益,却依然毫发无损地继续赚钱。谷歌退出后,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信息传播依赖的公共空间,占据着中国第一大搜索引擎的宝座。贴吧固然有其商业价值,百度作为企业固然要追求商业利益,但是作为享有“入口霸权”的企业,商业化不该没有边界和道德底线,如此急功近利地采取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商业化行为,最终遭到各方的批评甚至谩骂,百度及网络治理者均需深刻反省。

综观百度贴吧的危机及其舆情发酵,我们可以视此为一场网民集体反抗互联网巨头长期垄断的“话语起义”。至今,这些质疑、抨击的话语仍可以被查询到,而不是被删帖,从这个角度来讲,多少是值得欣慰的。然而,令人尴尬与无奈的是,反百度、反BAT的网民仍然会陷入反抗者的悖论,就是我们的反抗对象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而是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休息、娱乐的“我们”的一部分,反对百度的人,恐怕仍然需要用百度的搜索引擎“百度一下查看自己言论的转载量;反对BAT的人,恐怕也还得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通过支付宝结算消费——无论多么不甘心,我们别无选择。在我们感叹的同时,不能不想起那个短命的“即可搜索”,也不能不想起谷歌的高调出走与低调回归,中国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将何去何从?

在资本垄断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同时,更可怕的是科学主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互联网的“失控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价值理性去修正工具理性。

 

(编辑  杨利红)                                    

中国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西方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与建议纷纷将重点指向中国。一方面,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走势中已成为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世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不足。缺乏信心的背后,隐含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不了解。当然,此起彼伏“唱衰中国经济”亦隐含着“唱衰中国政治”的动机。

 

文一: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

21世纪初,我正在负责一个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到中国管理其处于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此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对中国非常激进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例如,有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引起广泛关注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1]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异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尽了一切办法拯救金融危机的源头——即银行,实际上,为了克服危机还开始实施一些最初导致危机爆发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着社会福利的削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更有效、更具“人情味”。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至少努力减少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老年人的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金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门引发了此次危机。

金融危机开始之后,我在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中的改革成果,仍然可以证实相同的结论。西方世界仍困于金融危机中,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但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轻易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需从改革中获益。变革的方向也已经确认。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已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迈向繁荣的长征》一书的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个认识,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当时中国不仅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部分改革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企业必须高效和具有竞争力。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去填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然而,非政府组织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也给政府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却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在国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这样的理念,即它们有职责(甚至是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例如最近在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提高安全意识,在某些方面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也是中国处理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关系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中的积极参与者,并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及最近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份量,减少美元的重要性;中国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后者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是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虑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即美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新的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家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出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清晰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出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这种战略妥协,她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将成为新的跨国公司,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的新跨国资本主义企业?正如法国谚语所说得那样。“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金钱也没有国籍,看不到这点,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都可以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要保有其持续发展,要关注以下方面:

1. 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的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 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老年保险、住房、饮用水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减少差距,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3. 为此,还需要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 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 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力。

6. 中国的企业家不应步西方同行们的后尘,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7. 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8. 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9. 有必要规范市场,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

10.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或者需要给公民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服务的部门。做好准备,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

11. 提高地方政府的能力,以权衡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

12. 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3. 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4. 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5. 继续发展和改革教育体系(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免费的)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

16.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7. 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践行有选择性的保护主义。[2]

 

如能成功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答: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已经多次争论过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编辑  季节;翻译:杨利红)

正在改变的中国社会结构:机会与挑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吗

1984年,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一次讲演,演讲的内容被收录在名为《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危机》一书中。书中的观点让许多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在中国和国外对其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柏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描写得一塌糊涂,将其比喻为“酱缸文化”,他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较,非常赞赏美国文化。读完柏杨对两种文化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接受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即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

然而,了解其他文化的人很清楚,这种文化特质在世界普遍存在着。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有其丑陋的一面,只不过有些东西在某些历史时期表现得更突出而已。另外,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力度不同,但分析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同和不同点,就有可能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历史以及科学方面(特别是在哲学上)和社会组织发展上的相同之处太多了,因此,不能说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根本不同。我倒赞同西方政治学家的立场,即设法去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21世纪初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正在形成;法制正在形成;科技发展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模仿西方。相反,中国在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并且,中国在摸索与西方在多方面根本不同的管理社会的方式。

西方人认为民主和市场是两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西方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根本的选择来解释民主和市场。尽管民主和市场的核心都有一套共同的根本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以及自己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中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像美国这样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在以强势的方式,引导全球化的过程向其所选择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化正在打破地缘政治的平衡。新的国家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新兴的新欧洲(欧盟)。经济政治的新规则也必然出现,而且会被所有的大国所接受。这清楚地表明,新兴大国可以抵制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国在其中必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中国不会有任何贡献。中国将再次向全世界传播其文化的天赋和智慧。

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有哪些不同。比较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当然是为了找出不同点,但也会找出共同点。其实,只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来了解中国是片面的。就像要了解西方文明和其整个历史必须回顾远古的欧洲(即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一样,要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追溯其现代政治文化的源头,除了发现过去一些年来出现的东西之外,还要发现哪些过去的东西现在仍然发挥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

政治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认知倾向,情感倾向和评价倾向。然而,对我来说,要了解情感倾向,特别是评价倾向,有必要先了解我们在政治制度方面认知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文化加上第四项,我称之为“规范性倾向”。另外,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分布不一定那么均衡。相反,在一个社会中有各种人群,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具体的亚政治文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实力派的政治文化是怎样适应一党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呢?要把这个问题延伸,需要分析新的经济实力派是否会发展不同的政治文化(甚至与一党制国家对立的政治文化),若与新的经济实力派价值观保持一致,或者一党制国家的上层人士们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允许和赞成新的经济实力派的崛起?就这个问题来说,这两种实力派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双方都或多或少地为了经济利益改变自己的信仰。经济实力派和政党之间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的差别,都或多或少在国家、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对市场经济有影响的法律,特别是在财政和环境政策方面扮演不同干预者的角色。

如果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西方那样的多党制是不太现实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差别会依然存在。在中国,政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实际上是党内不同派别的冲突,而西方是党与党之间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明显不包括各种组织内部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因此可以认为,组织内部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一个党的不同派别的争论一般都是在党内进行的,是不公开的;而多党制的争论倾向于公民社会,加上新闻和结社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使大部分政治争论公开化,导致各党派之间竞选。因而,其差别是本质的差别,而不是在程度上的差别。

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化的因素通过社会化的过程给个人传递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形成文化或亚文化。就现代中国,人们会问,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化手段向社会中其他人传递自己的政治文化?是怎样成功地保证稳定和发展社会凝聚力的?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阐明,政治文化有一系列的阶段:一种政治文化在一个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在新的价值观的冲击下却逐渐衰落。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成功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某些东西甚至可以融入新的价值体系,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众多西方汉学家纷纷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内容在实行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根本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转变成民主制度,建立法治,分权,政治竞争,因此建立多党制,并进行自由选举。否则就必然倒台。但是从中国历史分析,皇权的某些特点和部分政治文化历经改朝换代可以延续到今天。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新的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和新的价值观相结合,完全可以使政权稳固。

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

邓小平开始实践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名言,是为了执行另一个名言:“实事求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指导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

邓小平倡导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削弱中国政治文化中许多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即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相反,将这些提法融进马列主义(就像毛泽东所阐释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样),中国领导人没有削弱这些传统价值观,而是更加强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的政治领导角色思想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将完成历史使命合法化,必须倡导和遵守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的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在这一思想的框架内提出市场机制,可以证明其领导角色是正当的,这种新思想的结构对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很奇怪,认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和谐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不能同时存在。

对于西方人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说法。然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向世界表明,至少到现在为止,它可以相对成功地应付这种矛盾。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们,都广泛承认这种思想和政治纲领产生了一些事实上的矛盾。但是现在中国领导人似乎非常认真地,准备在不久的将来逐步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思想”在这里的含义。按照张维为的著作,我使用的思想的概念与张维为所下的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相近。思想(或政治文化)是一套态度、信仰与情感,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控制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套思想引入政治,其目的就是指导或证明其公共政策和政治行动是有理由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中国文化革命刚结束时,邓小平认为有必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他认为这是毛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论,而是改革派非常深刻地领悟到如果共产党不进行改革就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更加拉大与国际间的差距。这样,邓将彻底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新的判定真理的标准可以认为是对决策过程的合理化。1978年宣布实施四个现代化。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或妨碍现代化。新的标准更加灵活,有利于提出整个解决困难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因为人们不再根据任何教条而是根据所取得的结果来判断政策的成败。同样的思想可以从邓小平著名的一句话中得以体现,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新的决策方法使中国领导人从传统行为(即按过去习惯和传统信仰行事)转换到邓的工具理性行为(即行为者设定清楚的目标,然后运用手段达到目标的行动)。

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

改革首先是改善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在全国人民中提倡一种自主创新精神,这种精神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此外,邓小平清楚,增强民主、建立合法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邓相信党必须在经济领域创造更加宽松的空间。

然而,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的。民主化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党的权力。因为民主化的后果将会造成两个限制因素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匹配。从1978年秋天开始,北京的一面墙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意见,墙上贴满大字报要求进行改革。1979,贴在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则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认为没有民主化,改革必然垮台。邓小平不可能接受如此极端地向党的挑战,因此命令关闭民主墙。随后,邓小平为解放思想设置了界限,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必须服从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申党的权力不容置疑,党是改革的唯一可能和真正的保证。邓小平的信条毫不含糊: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权的框架内进行,不能违背。很明显,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团结全体人民,建设强大的国家,强调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来领导人民。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改革用需要保证国家稳定来证明集权的观点。没有稳定和团结,什么都没有,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稳定,包括共产党继续执政被认为是继续改革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邓小平的两个根本目标。

自由主义民主权力在中国的适用性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80年陈云第一次提出的。[4]陈云认为,没有必要羡慕资本主义,要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极端个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内保守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邓小平没有准备接受对党的权威性的挑战。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原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与反对保守势力并不矛盾,这是对传统的大一统的价值观的肯定,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要共同坚持的。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邓小平提出提倡精神文明,也就是说,不但要提倡文化、科学、教育,还要倡导思想、理想和共产党的纪律。这样,在倡导理想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倡导精神文明,防止民主化实验失控。人们担心开放会腐蚀社会主义的理想,会被资本主义思想代替。危险就来自“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

第二,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不是一套实用的理论。最重要的,它是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消除贫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呢?

确实,改革派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足将难以保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但是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将冒着发展资本主义的风险。“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根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同样,“资产阶级”一词,按照马克思的传统,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要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就是质疑党领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为了证明至少部分借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的合理性,邓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重申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指出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影响国家完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重新定义意味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这样的历史构想有一种决定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实现。然而,中国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与资本主义作用等同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创造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5]

这就清晰地表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找到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生产力的条件满足以后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观是邓改革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而不是立即达到建设没有阶级之社会的目标。

由于全面计划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将计划和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为了清楚地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邓说市场经济不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是中性的。这样他就成功地把西方的理念结合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设计中。

掌握改革的进度和范围的难度

尽管采用上述的论述,党内还是出现了对改革道路的争议。1983年就掀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也就是反对对马克思的“颠覆性”解释,并且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个运动很明显是反对改革的。1984年,邓小平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同时,提出科学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应当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职位和责任。在农村改革中,设立了新的优先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鼓励农民致富。因此掀起了一个运动,鼓励党员干部为农民致富作有益的工作,“不要怕富”。党让人们放心,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政策调整是为了达到根本目标,经济发展和权力的巩固所作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考虑。有时权力的巩固要求做出与经济改革相悖的决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太快可能危及党的领导。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他在视察中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分析了前苏联集团垮台的原因:是前苏联没有搞好经济而导致垮台的。1992年底,在党的十四大上,邓小平重申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重申他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上所说的话,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巩固政权和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不是容易的任务。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往往是矛盾的,聚精会神搞经济往往会提升部分人对政治改革的希望。但是,实践中产生的矛盾不足以质疑邓的路线。

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才能实现,而发展生产力需要市场经济或至少一些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用提倡合理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元素,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巩固党的权力的手段,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

文化革命后,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面临着两个制约因素:第一、改善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第二、重新建立合法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时着手实现两个目标:巩固党的政权和经济发展。邓以务实主义著称,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具有强烈的务实的精神”,但他又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革命者,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合理的手段以实现上述提到的两个目标。为了使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党中央将“改革开放”定为国策,邓小平在改革步骤上体现出实践精神,先在沿海搞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经济特区是执行党的各领域对外开放战略的样板,在小范围内试行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混合经济机制运行模式,验证这些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成功,将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循序渐进地向其它地方推广。中国的改革可以看做是中央、地方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有些改革是群众在实践中先突破旧体制,后来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并加以推广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是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在改革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种中国特有的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结果。

在改革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被证实了的手段和结果,而不是首先强调思想优先。计划经济的范围逐渐地被局限于国家战略或核心职能方面,在维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的同时,坚持将经济做强,同时,保证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标。为了巩固党的政权,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用来巩固党在政权中的作用,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对抗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

经济结构改革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法制和文化,因为一个系统不同的次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经济改革后,其他次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中国不一定走西方的道路,可以找到一些在功能上相等,能够支撑市场机制的模式。

中国在改革中成功地处理了两个限制因素:首先,需要技术和经济现代化赶超其他世界强国;其次,恢复和加强党的合法性和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根据黄亚生的观点,这两个有时相互矛盾的限制因素造成了内外改革不能同步。[6]内部改革就是解放国内市场,外部改革就是向世界经济开放。今天,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进口关税是最低的,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41%降到6%。同时,党紧紧地掌握了私有和国有企业。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最近,一个由三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两位来自中国,一位是西方的,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启于改革初期的大量投资。[7]他们是在评判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认为,过去十年来中国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他们的解释主要根据经济分析的思路。对此,我认为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释更加全面。

胡鞍钢对中国增长进行了概括性解释,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首先,他阐释了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优势。第一,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第二,可以从发达国家学习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第三,能够依靠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赶超,改善人民生活。许多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但是,不是都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因此,必须还有其他因素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展经济。按照胡鞍钢的说法,有三个决定性因素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优势赶超最发达国家。第一,必须有高水平的储蓄;第二,必须开放,调动国际资本;第三,必须加快技术推广。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都为得到专有技术和国内外资本,使投资成为可能和有效。

胡鞍钢运用适当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后中国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的差距。还要构建一个增长模式,胡称其为“综合增长框架,涵盖资本,劳动力,制度改革和知识”。[8]用这个方法,胡鞍钢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人均产出约一半来自人均增长;第二、三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制度改革;第三、五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胡鞍钢断定:“这个方法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通过改革刺激制度的变化;通过开放和技术创新促进知识的发展。依此制定政策,使将来取得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中国应当把技术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胡鞍钢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分析,找出刺激中国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第一、速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来者,如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比先驱者增长速度更快;第二、在同一时期,欠发达经济体的机构性指标变化比发达国家快。第三、开放效应。后来者加入全球化的步伐比发达国家快。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商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9]第四、制度效应。它表明通过国家采取措施和干预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个效应表明,政府通过使中国市场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使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最后,技术赶超效应。技术赶超效应使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更加完美。技术落后国家技术推广的速度比技术先进国家的技术革新更快,因为欠发达国家是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其成本比自己发展更低。中国的技术来自多方面:1.直接进口高科技产品;2.通过引进外资获得技术;3.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研发;4.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合作。

总的来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进展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根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知识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当从资本驱动型经济向技术驱动型转变,由此,中国成为自主创新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如何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差距

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GDP),大多数中国人民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得到了改善。但是,负面影响也在这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就是人文和自然环境。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毫无疑问,中国在现代化和建立一个繁荣社会的征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了,至少在整个经济方面是如此。但是,成绩的取得是以扩大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我们不应忘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现代化并不是目的。“现代化,主要象征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以及对更美好的社会和人类生存的向往。它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不均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经济和改革的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各方面,城乡差距使低报酬和得不到保护的农村移民涌现出来。

中国领导人应当尽可能地投入力量纠正不平等。但是经济发展已经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是创造更多财富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当分配所增加的财富,减少不平等。如果中国人民失去对当前政府公平分配财富能力的信心,就会失去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将新创造的繁荣置于危险境地。

大多数西方学者赞同中国引进市场机制,因为一方面这和他们推崇的经济相符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但是,许多西方观察家们非常好奇地看到,市场机制在中国实施已经30多年了,但在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却依然很成功,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许多特点。中国的发展战略表明,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照样可以实现资本积累。让我们回忆前苏联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不佳效益。许多人确信,要使经济效益最大化,除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及保证人权外,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达到。不幸的是,中国的例子是对这种流行的假设响亮的回应。

就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整体社会、整体文化的发展,中国肯定不会采用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形式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再者,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困难,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有力地监督和控制金融业参与者的行为,更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对其战略的有效性增加信心,还可能反思基于盲目引进一些“自由市场”的机制的政策。我指的是近年来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私有化或类私有化。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几世纪以来发展的特殊文化,令它创造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不如西方开放,而是适合中国文化及其根本价值观的开放。

大多数西方人相信他们自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习惯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语言学家卢西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所指出的“民主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若从这一点出发,其他所有制度都是极权主义的。他以中国为例,认为西方的批评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无知。前苏联解体后,西方人经常用他们自己的历史评价标准来看中国,而不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原则研究中国。中国人强调自己的国情和可能性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制定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方法。

我们不要忽略,这个遥远的国度具有最悠久的治国理政的历史。

 

(编  季节)

 

 



* 保罗·尤瑞欧(Paolo· Urio),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 R. Bernstein and R. Munro, 未来与中国的冲突》,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Bill Gertz, 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华盛顿D.C. Regnery, 2000Gordon Chang, 中国即将崩溃》纽约兰登书屋 2001

[2]保罗·乌里奥Paolo Urio, 《中国、西方以及新公共管理的神话》China, the West and the Myth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eo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op. cit., 208-210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41519日。

[4] 关于陈云在中国政治的作用,见大卫·M·巴赫曼,《陈云和中国政治制度》,巴克利,CA, 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

[5] 白鲁恂(卢西恩·派依),《中国80年代的务实主义》,中国季刊,第106期,19866月,第210页。

[6] 黄亚生,《出售中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人均GDP用来作为产出变量 ;资本是人均资本存量的指标 ;劳动是就业参与指标以反映对劳动力人口变化的影响 ;机构是体制积累指标(十个指标);知识是知识积累指标(十个指标)。 更多详细信息包括统计数据和分析,参见胡鞍钢, 《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第1章, 9–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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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快于GDP的增长率。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消费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投资的效果更为直接。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成为投资的主力。可以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

 

 

供给侧改革是近期国内经济界议论的一个热词。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制定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也是围绕着供给侧改革展开的。那么,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中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中国经济赶超的驱动力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经济长周期与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必须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我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我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而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消除我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是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在政策方面,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大萧条的,侧重于从需求面着手解决问题。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的以投资和消费需求为先导的空前繁荣。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即一方面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在这个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认为需求扩张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经济要想走出滞胀,就必须提升经济的供给能力。这个主张不仅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得到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主导80年代西方政治的保守领导人的青睐。事实也证明,供给学派的主张把握了当时美国滞胀的症结,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供给学派是在美国两次繁荣的长周期的间歇期产生的,而经济长周期是由技术革新造成的。二战之后,西方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的高潮期,电气化是其主导,但它的能量到上世纪60年代末已经消耗殆尽,西方国家需要新一代的技术来引领经济增长。然而,此时的技术前沿已经被日本夺走;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开创了微电子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经济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最终,90年代兴起的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让美国重新夺回了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优势地位。

从发展轨迹来看,我国经济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走过的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里,日本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实现了年均9.2%的增长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10年,我国经济也以出口为龙头,实现了和日本相近的增长率。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的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并带动了我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萨默斯和西北大学的戈登)悲观地预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他们的理由是,人类在过去150多年里发明的新技术都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非常稀少,目前盛行的互联网并不足以和这些技术相媲美。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忽视了一些正在酝酿的革命性技术。比如,电动汽车及其智能化一旦成为现实,就能颠覆性地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新能源的开发也有可能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然而,悲观论者的一个观察可能是正确的,即发达国家再次进入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的调整期。我国能否和当时的日本一样,成为这一时期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呢?

供给侧改革必须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我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我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而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消除我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技术革新的风险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方式一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过去,我国的多数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的,“研发”中“研”的部分已经比较充分,但“发”的部分远远不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性的。如何在“发”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场因素,是供给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基础研究,重点则是“研发”中“研”的那部分。

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总体权衡,目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需求管理。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的长期增长潜力,而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因此,政府面临一个如何处理长期和短期关系的问题。2016年是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完成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进行翻番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2015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已经“破七”。

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结构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按汇率计算已经超过7500美元;工业化已经达到顶峰。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向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持续转移,因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当工业化达到顶峰之后,生产率进步比较慢的行业价格涨得更快,资源开始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使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

在周期方面,我国经济受到国内外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在国际方面,全球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更是出现了下降。这是21世纪头十年全球贸易飞速增长之后的一个周期性的调整。由于已经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我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次调整的冲击。在国内方面,目前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周期的下行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经历了4次以7年为周期的规律性变动。1992年到1997年是第一个高速增长期,1998年到2003年是第一个低速增长期,然后又是一个7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低速增长期。

1998年至2003年的低速增长期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开始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经济波动将通过金融体系放大。在金融领域,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乐观信心是市场稳定的基石。实施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实施2016年五大任务中的前三个任务,必然涉及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如果把控不好,就会打击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就短期经济形势而言,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停滞+通胀不同,我国现在的情形是低速增长+通缩。通胀的原因是需求跑过了供给,因此需要提高供给或削减需求;而通缩的原因是供给跑过了需求,因此需要提高需求或削减供给。

去产能采用的思路是削减供给,其初衷是好的,但管理不好,却会打击市场信心。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没办法及时关闭,银行还在不断地给它们提供贷款,从而挤占了大量资金。如果把这部分产能压缩下来,信贷资源就可以释放出来,并流向真正需要的企业。另外,因为产能过剩,企业之间打价格战,钢筋、水泥的价格更是回到20年前,压缩产能还可以稳定价格,遏制通缩,进而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压缩产能并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压缩产能会促使一些企业倒闭,从而引发坏账表面化等问题,结果可能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经济扩张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提振需求来对冲去产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去库存是沿着去产能的思路实施的调整政策。但是,去库存的源头是消费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有限。加速城市化进程,是通过调结构来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新进城人口的消费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比如,政府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用政府举债收入购买二、三线城市的过剩房产,以低价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从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既提高了中低收入百姓的福利,又实现了去库存和去杠杆。

如果以M2来计算,我国经济的杠杆率非常高,超过了GDP的两倍。M2是整个经济的债务累计值,它的快速增长和过去十多年我国外汇占款急速上升有关,也和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

目前,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企业或项目的存续而产生的资金空转,说白了,就是因“借新债还旧债”产生了新的债务。这其中肯定有“僵尸企业”或项目在作祟,但是,也不排除三角债的累积最终导致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增长的情形。三角债的积累是有先例的,上一轮发生在1998-2003年的经济下行期间。此轮三角债增加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缺少订单,所以就互相欠债,最终欠到银行头上;银行为了避免坏账,只好增加贷款,让企业还旧债。

在这种情况下,硬性降杠杆无非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让企业破产,变卖资产以抵债,降低企业侧的债务;二是核销债务,全面降低杠杆。然而,前者在产能过剩行业的可行性很小,因为这个行业的资产缺乏竞争力,无法吸引买家;后者会将原来隐藏的坏账率表面化,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萎缩。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债债务问题的唯一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企业有了订单,经济就运转起来,相互之间的债务就得到自然的清理;即使出现坏账,经济体量的增加也足以吸收其影响。

总体权衡,目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需求管理。

投资与中国经济赶超

我国不仅存在全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存在本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两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增加投资的方式维持未来1015年的增长,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有人认为,实施供给侧改革,就意味着对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否定。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是创造了收敛理论,即给定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稳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其中资本存量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的国家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来自于资本积累。所谓稳态,就是增长率保持不变的状态。稳态下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达到了稳态。我国在科技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正在稳步增长,科技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2%,而十三五结束时定将超过2.5%,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接近美国的技术进步率。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因此,我国仍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事实上,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先进技术的领跑者,但在1974-199320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5%;美国和西欧经济已经进入稳态,增长完全依靠技术进步,但美国的长期增长率在2% - 2.5%之间,西欧的长期增长率更是低于2%。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难度却非常高。

我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我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内部差异很大。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主要集中于沿海9个省市,而它们当中的多数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设定的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还很落后。从收入水平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落后大约10年;从经济结构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更是落后15年以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一亿”的计划,即要解决已经进城的一亿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问题,解决一亿城市棚户区人口的住房问题,解决中西部一亿农民的进城问题。这“三个一亿”需要海量的投资。我国不仅存在全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存在本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两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增加投资的方式维持未来1015年的增长,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短期,投资对于防止经济增长失速、提振市场信心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快于GDP的增长率。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消费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投资的效果更为直接。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成为投资的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可以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政府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有人可能担心扩大投资会让我国经济回到依赖投资的低效增长老路上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计算投资效益不能仅算经济账。比如,高铁需要大量投资,但要盈利非常困难。然而,高铁大大方便了普通百姓的出行,提高了百姓的福利,从社会收益的角度来看,高铁的回报非常高。其次,投资是在短期内提振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即使在长期过度投资不利于效率的提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错过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机。

还有人可能担心,政府债务的提高会增加后代的负担。首先,我国在过去15年内积累了巨额储蓄,反映在金融账户中,就是超过GDP两倍的M2存量,如何消化如此巨大的名义财富,是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都离不开把名义财富转化为未来的收入流这个途径。如同发展股市一样,政府发行债务,就是让百姓把存在银行的钱变成源源不断的收入流的一个办法。其次,尽管政府债务会提高后代的负担,但是,当代人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代价,相比之下,我们的后代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让他们分担一些当代人的债务是合理的。而且,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政府的债务还很低,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编辑  季节)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内容提要:新常态是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种常用说法。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常态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我们将针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别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是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种常用说法,并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常态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我们将针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别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深层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美等国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其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工作能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近期受到关注并引发热议,就是这一特征的佐证。

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新兴市场国家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然而,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宏观管理不够稳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就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积极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步入艰难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以往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渐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的大背景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传统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与新增长点波动式的上升,将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耗能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到来。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由政府来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方面是,渐进式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三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将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越多做事越有问题。

另一方面是经济领域里的推动力。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推动力来自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在未来2~3年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包括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三级标题)

过去30年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在世界经济航行中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中国经济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引进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改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并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这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变成了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与接受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编辑  季节)



李稻葵,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

深化改革

大数据的应用是这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特别是2015年7-8月,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另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大数据的应用更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关注、重视,许多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数据的应用是这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特别是20157-8月,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另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大数据的应用更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关注、重视,许多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数据可以应用于银行业务的很多方面,例如金融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网点建立、员工绩效考评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用于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与银行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最初是由10个发达国家发起的。实际上对全世界各国的银行来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决定、颁布的协议,应该说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银行不理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银行要到某一个国家去开分支机构,人家马上就问,你这银行风险大不大?信用风险有多大?市场风险有多大?操作风险有多大?你们国家现在有没有执行《巴塞尔协议》?如果执行了双方就有了统一的对话基础。比如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多少,双方所讨论的数据概念是统一的,否则就无法讨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普遍实施的是巴塞尔的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执行这个标准的银行,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

巴塞尔委员会明确要求,银行能够基于自己的数据,运用自己的模型,对各项业务的风险参数进行逐笔的测算,用以计量业务的资本占用,并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要求银行建立切合自己实际的风险识别和计量的体系,风险不仅要能够识别,而且还要能够计量,不计量就没有办法管理,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所谓“内部评级法”的概念。

所以,中国工商银行对本行内外的各种数据进行积累、清洗、筛选和加工,根据数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模型,分析并且预测风险,成为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一个合乎国际监管标准的银行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或者说是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从2003年开始,工商银行启动内部评级法的工程,历时十多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中国银监会历时4年的四轮评估,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组织的国际同行的评估,于20144月,正式成为实施资本高级管理方法的银行。因为资本管理有很多办法,高级法、初级法等等,3种风险有3种不同的方法。工行正式成为实施高级法的一个银行,标志着其数据建设在风险管理方面获得应用。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确实不是一日之功。

    银行主要有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控制信用风险必须有客户的数据、债项的数据、交易的数据、外部的数据等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客户评级、债项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国别评级、零售业务评级、组合管理、贷款自动化审批、抵押品的自动化估值、风险的监测预警、压力测试等等。控制市场风险要有市场数据,头寸的数据,还要有各种参数的数据,用来开发市场风险的计量模型,决定市场交易的限额,对市场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对每个产品进行控制等等。控制操作风险必须要有本行内外的损失数据、行为数据,用于反欺诈、反洗钱、运营风险的内部控制等等。

 

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大数据”和“小数据”

大数据在银行风险管理应用中的条件及特点

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否则就无从谈起。第一,要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工商银行现在有5亿个人客户,有400万户法人客户,有长达近20年的海量业务数据的积累。第二,要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如果管理不统一,不是统一评级的客户、统一的授权、以及对客户统一的授信,如果不能实现集中的监控,大数据就搞不起来。第三,必须有刚性的系统控制。统一的管理模式必须体现在系统的刚性控制上,个人即使想改也不能奏效。要实行评级控制、授权控制、审批控制、限额控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控制、规模控制等等。第四,要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清洗的流程。数据的标准要统一,数据的更新要有规则,数据要能够验证,要有数据质量控制平台等等。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才能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应用。

银行风险数据管理的应用特点,在于它必须是多维度的,一是静态和动态的数据要相结合,不能只看资产负债情况,还要注意它实际的变化情况;二是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数据要结合,不能只看企业的情况,还要注意行业情况,以及注意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三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要结合,银行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如存贷款、交易结算等,此外还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产品信息,企业管理层的情况,抵押品变化,抵押地点等等,这些非结构化数据要和结构化数据结合起来。四是行内行外的数据要结合起来,行内数据包括我们本行的业务数据、存款、贷款、结算、代发工资等等;行外数据包括公积金、征信情况、水电表的情况、公检法的数据、工商税务的情况、海关统计等等。这些数据都要结合起来。

大、小数据的融合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关键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要和“小数据”相结合。实际上,大数据有大数据的长处,也有大数据的不足;小数据有小数据的不足,但是也有小数据不可忽略的优势和必须应用的理由。比如,传统的小数据有经典的数理模型,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分析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方法论是解决了的,技术上也没什么问题,数据挖掘的方法早就成形了。但是大数据到今天为止,管理理论、分析方法都还在摸索的阶段,并没有完全的成形。另外,和小数据相比,大数据数量越大,噪音相应地也就越大。甚至往往是数据大幅增加的时候,它的噪音的增长幅度要快于数据量的增长幅度。大数据的挖掘成本是比较高的。再者,大数据反映的是一些相关关系,而小数据通过分析比较更容易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因果关系。

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区别需要明确。不要把大数据和小数据误解为数据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它数据少,所以才叫它小数据。过去一些数据并不小,为什么不叫它大数据呢?主要是小数据的数据形态比较单一,是传统的二维表方式所反映出来的结构化的数据。应该说,它抽取了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与大数据相比,小数据具有单位信息容量比较大的显著特点,因而具有更多的价值。

    比如银行的结构化数据,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小数据。一个客户到银行来买了一个产品,肯定在银行业务系统中有记载,这个购买行为记载下来的就形成一个小数据,它反映了这个业务的最终结果。但是客户购买行为的路径,特别是客户之所以要购买这个产品的决策过程,甚至客户的心理活动过程,是结构化数据或者说小数据是无法反映的。但是,大数据有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这种行为的路径,反映出这个行为的决策过程。尽管银行和客户发生了交易的事情是最实质的,也是银行最需要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客户的决策过程,了解他们行为路径,那不是更好吗?无论是从提升银行的服务水准,还是防范银行的风险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想要把客户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整个路径都反映出来,离开大数据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大数据和小数据确实各有特点,各有长处、短处。简单地以此来取代彼,并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只有把它们两者融合起来,把小数据分析方法的完备性、准确性和大数据的多维性、及时性融合起来,可能就会给银行的管理带来质的升华。

银行三大风险管理

    下面就银行业务的三大风险,即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分别阐述一下数据管理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信用风险管理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工商银行基于自己掌握的数据和模型,建立了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在内的二维评级体系。这个体系评级完成以后,可以用于政策的制订、贷款审批、授信额度的确定,以及贷后的管理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定价,利率市场化实现之后,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就可以成为贷款的价格。

客户评级。工商银行的客户评级模型有34个。我们把法人客户分成7大类。比如要分开大型企业、小型企业,新办的企业和老客户。通过34个法人客户的评级模型,工商银行实现了对所有法人客户违约概率的计量。这些数据的积累已经长达10年以上。

债项评级。(黑体)客户一旦违约,就要对每一笔债项的损失大小进行预测。因为客户违约以后,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债项都会遭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每个债项是等比例损失。设定了优先受偿权的——比如有抵押的贷款,它的损失率和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就不一样,所以要逐笔对债项违约的损失率进行测算。因此对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计量,只有对客户进行了评级,同时对债项进行了评级,并且把这两个评级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对信用风险进行完整的计量。现在工行的债项评级就是搞违约损失率的评级,工行积累的是2001年到2014年长达14个年度的数据,覆盖了全行175个信贷产品。工商银行把信贷管理系统、押品估值的评估系统和不良贷款清收管理系统这三个系统数据形成损失数据集,然后用来搞债项评级。现在工行有几百万户法人客户基本信息,1700万条财务数据,717万条合同债项数据,730万条风险缓释的信息,3200万条回收的记录。为什么说数据将来就是资产,数据就是资源,就是这个道理。不经过一段的积累、沉淀,不可能有这么多有效的数据。

    组合风险管理。除了客户评级、债项评级以外,对法人客户还有一个组合风险管理。就是除了看这个法人本身以外,还要看其所处的行业、产业和地域。如果是上市公司,还要关注其市值波动。最近中央提出,要高度关注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过剩产能的淘汰或者压缩。过剩产能的压缩讨论了很多年,一直很难推进,其实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判断信用风险的时候,除了风险信息、损益信息、资本市场信息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它的属性信息。比如说,过剩产能有绝对过剩的行业,还有相对过剩的行业;在相对过剩或绝对过剩的行业里,都会有龙头企业和非龙头企业,也就是说,有先进的产能和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里有先进的工艺,也有落后的工艺。而作为银行来说,则要管好自己的信用风险。银行贷款能贷给谁?不贷给谁?在压缩过剩产能的时候,银行还能不能给这些行业里的某些企业提供贷款?过去有说法称之为“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等等,实际上大体就是说,要关注一个客户的属性信息,然后来科学地判断这个企业本身的风险。

我们过去的说法,要么“一刀切”,要么就统统放开。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必须“一刀切”下去,但是这“一刀”下去要有点“豁口”,但是“豁口”不能多,一多就不是“刀”了,成了“锯条”了。现在提到要“精准调控”,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利用数据,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关注,全面的分析、把握客户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指的是银行由于面临市场因素,比如说汇率、利率、股票指数、商品、大宗商品价格等等的波动,银行用于交易资产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而由这个变化所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银行面临的各种交易产品、交易工具的市场波动和价格变化所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称之为市场风险。

现在工商银行在海外的42个国家都有营业机构,再加上工行是南非标准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南非标准银行又在近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这样加在一起,实际上工行在将近60个国家设有机构。国内、国外每天都在发生着海量的市场交易行为。如何控制这个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工行现在已经建立了基于集团层面的、全口径的、覆盖全市场的、大数据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时区,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还有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市场风险的管理又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复杂情况。通过几年的部署,市场风险的管控机制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现在工行每天从外部采集11650多个产品或者风险因子,包括汇率、利率、商品、各类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市场数据库每天接收的实时数据量达到210万条,通过比较先进的数据清洗、筛选功能。现在有超过1亿4000万条的数据,存储在市场数据库里面,每天供我们的中后台来分析、运用。数据分析应用覆盖了工行的交易管理系统、风险计量系统、产品控制系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财会公允价值计量系统等等。

   2015年前三季度,工商银行交易账户的交易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日均交易量是800多亿人民币;境外机构2014年一年的交易量是7000多亿美元,日均交易量超过2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交易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想要控制住交易风险,算出每天各类产品的估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庞大的交易量形成了几万个投资的组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交易员,都能造成组合的差异。比如,同样在总行市场部,A交易员和B交易员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A的组合和B的组合。而工行全行每天大概有近万个投资组合,1万多个风险因子,覆盖了外汇、利率、大宗商品、信用等等交易系统。工行现在有100多个风险的计量参数, 700多个压力测试的情景,这一切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管住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的风险。

    建立市场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后,通过市场数据库、交易数据库、计量参数库,现在可以做到7个“每日必做”,即:1.每日对交易头寸和敞口进行定价的估值和损益的计算;2.每日计量各个层级的VaR值,就是风险值,也就是当天最大的损失值;3.每天对交易组合进行限额监控,就是看有没有超限额的;4.每天对各层级进行压力测试;5.每天用市场损益对VaR值进行返回检验,要看这个压力测试是不是准确,要返回检验;6.每天实时的自动计量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资本占用;7.每天生成各种数据报告。只要能做到这种7个“每天”,就能确保市场交易的各个行为能够符合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符合事先确定的限额要求。

工行每天用这个系统进行海量的运算,比如说我们用最近一年250个交易日的市场波动情况和过去10年进行对比,按照现在的投资组合分析对工商银行最不利的市场情况,预测在一定的置信区间,比如99%的置信区间下,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还设定了700多个场景,比如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都是700个产品所设定的场景之一。有了这一办法后,我们对每一个流程、每一个产品都可以通过业务预测、通过组合、通过定量测算,来算出它的VaR值,然后再确定权限,就是限额。某个交易员有多大限额、海外分行有多大限额,然后通知各交易岗位,按照这个阈值来实施。多少个交易组合、多少个分行、多少个交易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这个限额的管控之下,如果个人要超出限额来操作是不可能的。

   除了限额管理,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压力测试。我们挖掘了1987年以来所有的市场数据,提炼成700多个符合工商银行自身情况的情景,这些情景设定包括了美国股市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等。然后设计模型,测算极端情况下工商银行将承担多大的损失,每天会承担多少等等。这个系统能估算3000多个产品,频率是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后形成报告,每天要反映给交易人员和管理者,每个季度要向董事会报告压力测试情况。这套系统可以把所谓的“黑天鹅”关起来。

市场风险看上去似乎比信用风险要虚一点,实际上风险损失也是很大的。以巴林银行为例,巴林银行历史很悠久,信用很好,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财产品本来也是交给它做的。1995年,一个号称“天才的交易员里森,买日经指货亏损了,其实一开始就是2亿英镑,还不至于把这个银行搞垮,但是由于银行的限额管理、交易行为管理出了问题,里森顾及自己的面子,加之交易人员想翻本的这种心理,大量的再投入、再买进,最后一败涂地。最终里森不仅自己坐牢了,拖累整个巴林银行也破产了。前几年,法国兴业银行业损失72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超限额交易、虚假交易。瑞银集团也是遭受20多亿美元的损失,最后CEO辞职,交易员判刑。这些都是市场风险的惨痛案例。所以市场风险的管理必须分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

    事前管理就是通过数据、信息系统实现“12个防止”,禁止非交易人员违规开展交易,防止单笔交易超权限,防止累计交易超权限,,防止价格明显的偏离市场,防控与交易对手过度密集交易,防止与反洗钱的黑名单机构误做交易,防止涉及卖出和借出的债券等资产的交易出现透支,禁止交易对手无授信和超授信的交易,防止交易出现超出国别风险的限额等等。这“12个防止”不仅是自己认识,不只是制度,而都是系统里设定的。比如说,交易员的限额是设定好的,想超出限额系统自动就不能过去。不仅订单过不去,风险防控部门还会马上就知道,就会来核查是误操作,还是交易员想故意闯关。

事中管理是指交易过程中必须要有复核。这个复核不是指过去银行那种人工复核,你做了我再做一遍,或者单据上我必须盖个章,这种复核完全是流于形式。现在的交易复核完全是系统操作的,监督人员和交易员是隔离的,坐都不在一起。在物理上就隔离开来了,以防止各种舞弊现象的发生。工商银行每年的复核比数大概超过40万笔。

事后管理也要有检查,产品控制、对账、市值验证,比如昨天这笔交易价格为什么和市场差那么多,到底是什么问题,损益的计算和分析,有没有利益输送,交易价格的监测等等。

总之,市场风险管理就是把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因素都关联起来,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里森、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操作风险管理

总体来说,按照国际上的统一定义,操作风险就是由于不完善的具有问题的内部操作程序、人员、系统,或者由于外部事件所造成的银行的风险,称其为操作风险。比如说洗钱问题、欺诈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的防控、计量是比较难的,每年工商银行的损失可能并不大,但是操作风险如果按照巴塞尔规定计量下来要占用资本高达几百亿。现实中这样的计量方式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国际上就这套实行办法来操作,也行处于审慎原则。

(编辑  迟晨光)



* 杨凯生,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金融安排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应讨论关注“一带一路”有什么样的金融特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安排。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特点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首先,它是出口导向型的地区,对外贸易的需求非常之强烈;第二,这个地区是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区,对外资的依赖度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地区还有其特殊的问题,在金融安排上存在“金融的原罪”,具体表现为三个错配:

第一,货币错配。这个地区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是很高的,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需要采用第三国货币结算,如果所需要的货币出了问题,这个地区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法进行了。其实,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错配,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元出了问题,所以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货币错配就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期限错配。“一带一路”区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目前流入“一带一路”地区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时进时出,很不稳定,导致资本不能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如何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地区长期资本的错配问题。这个区域的项目基本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更需要长期的资本来支持,相应地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安排。而这种资本安排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模式。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产生的背景之一。

第三,结构错配。这个地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即缺乏有深度的市场。“一带一路”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但是当地的储蓄基本被海外所控制,这些储蓄流到海外再反过来投到这个地区,形成本地储蓄不能被本地使用,反而被海外吸走再反投到这个区域来,这就形成了结构错配。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由中国推动的,而是国际上的需求,是由“错配”所造成的需求。中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意义就是纠正货币的错配。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化,必须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由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提速,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都快得多。

国际国币有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贸易结算、计价;第二是投融资;第三是储备货币。从贸易结算来看,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是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现在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在投融资方面,特别是对华投资,2014年有78%是用人民币安排的。第三作为储备货币,现在很多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200972日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当时参与者、设计者的想象。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把“双边”使用进行到了一定规模。201512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10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各国银行都要被动配置人民币做储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人民币,但是大部分还是周边化阶段。比如,中国人现在跟泰国做生意是用人民币结算,什么时候泰国人跟韩国做生意也用人民币,这才叫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实现多边安排,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实现。

在人民币国际业务的推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要对世界发展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担负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责任,换言之,它不仅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负起责任,还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负责。届时人民币一定会面临跟美元一样的困境。目前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就要承担起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美联储还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然而国内宏观政策往往与国际宏观政策有矛盾的地方。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面临同样的境地,也就是承担国际义务的问题。货币国际化就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公共产品,所以承担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目前全球经济秩序都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还在沿用“基本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类格局。而如果单纯从GDP的含义上来看,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分类格局上所建立的所有治理体系都失灵了,那么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产生新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就可以被视为新的治理理念,它跟西方的治理理念不一致。虽然经常有人把“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做一个类比,其实“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通过给对方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从而提供支付。马歇尔计划最后是形成一个“欧洲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原则是利益共同体,是“和为贵”。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海外做这么多事情人家都可以接受呢?正是因为“丝路”,也就是通商、友好,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谈,形成共赢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个真理,这跟中国农村的农贸市场是一样的,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这个鸡屁股就是他的银行,可以拿两个鸡蛋去换针头线脑。“一带一路”的生意怎么做呢?有钱固然就好,没钱咱们就借贷,现在没钱将来再还,这是促进交易,市场经济所有的原则不就是“交易为上”吗?

第三,“一带一路”对于金融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高铁项目。泰国的高铁项目,假如说金融机构给泰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泰国政府的还款是实物大米,银行必须把大米卖掉才是还款来源,这就是“金融创新”,这跟过去我们用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一带一路”上很可能是钱换物资,金融机构能不能消化这些物资就是新问题。比如泰国的高铁换大米,卖大米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大米能不能卖掉?这就跟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牵扯到很多政策利益的协调方式,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需要有多渠道、多元化、混合型的融资安排。这种融资安排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多币种的问题,还将涉及到多种物资的安排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推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金融是很大的挑战,就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面临三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可不可以实现可兑换。因为可兑换货币尽管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作为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的,否则无法通用。

第二,人民币的利差问题,也就是中国逆差稳定的形成机制。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收益,其他国家就没法使用人民币。

第三,中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是人民币稳定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未来即便中国人民银行愿意承担起国际责任,也要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否则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执行就要依赖美国的国债市场,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也就相应地影响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向全世界。而目前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固定收益非常薄,如果央行想推进自己的货币政策去影响国际市场,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用。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本币化竞争。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合作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本币化的策略。如果以各种货币对比来看,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强劲,于是人民币成为本币化的首选,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用的地区就是“一带一路”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项目上,人民币国际化在纠正货币错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纠正货币错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投资活动,它也需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跨国的金融合作,而且是本币国际化的跨境金融合作,这就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出现的互联互通的大项目,在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都需要有特殊融资机制进行长期的资金安排,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随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构错配可以得到调整,也就是未来本地区储蓄能够为本地区所用,不断扩大投资,要求本币要有金融中心。其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就与此高度相关——如果本地区的自有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就成为人民币的本币中心,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民币业务就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这是中国金融今后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治理结构中包括金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个安排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新框架。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要关注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双边的金融安排。过去在东盟与中国的“10+1”合作机制中所制定的“清迈机制”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安排。我们建议把清迈机制扩大化、合理化,在上合组织之间建立央行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流动性方面做出更多考虑,比如用本币来控制,从而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二,如果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一带一路”、特别在投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发行的债券时间可以跨越二、三十年,而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都是短期资金,因此支持长期项目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深度资本市场,只有出现长期债务,特别是债权的出现才能获得长期资本支持,短期资本顶多能开展一些信贷或者流动资金的安排,提供长期支持是有困难的。

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比如在上海市场、境外市场鼓励各国发行“熊猫债”、发行人民币债权,并把人民币债权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中。金融机构可以由此获得长期资金来支持各类建设的长期项目。金融市场深度化过程中,或者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安排。由此可见,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向而行的,金融的改革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金融的改革开放其实无外乎三件事: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实现市场化,基于货币与利率的平价关系,货币应该自由化;而当如果货币真正自由化以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应该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上海自贸区就是连接境外和境内金融市场的一种安排。201510月,《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简称上海“金改40条”)正式出台。上海自贸区是在建设一座桥梁,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就是在支持“一带一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尤其关注人民币市场在境外,也就是离岸市场和境内的开放之间的关系。我预计,中国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上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国内企业在投融资安排上,不能仅考虑一个负债问题,要全方位考虑筹措资本,不只是占用资本,还有股本资本;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中国的货币,还要学习利用多国的货币;不仅要利用中国的资金,还要利用海外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所谓“银行联合”的重要性。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定要考虑银团的安排,也就是国际银团的组织,而不是单靠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来解决全部问题,一定要考虑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银团。

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活动,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原则跟一般国家的银行原则是有区别的,业内称之为“伊斯兰国家银行原则”。比如伊斯兰国家的银行是不能收利息的,它的理念是大家一起投资、合伙做生意,但是还没赚到钱就要收利息,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做到心心相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这样企业的融资活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编辑杨利红)



* 本文是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上的发言摘编。

专题研究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根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201512月座谈会记录稿摘编。

[1] 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它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外围。前者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则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学术论坛

内容提要:“历史进步论”是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土壤。“历史进步论”已被西方作为批量化的价值判断去扩大规模,标准化的模具去统一思想,这种认识论使“历史虚无”成为真理性的必然。而“今不如昔”是另一种价值判断。历史进步论借助强大的技术力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环球扫描

内容提要:2016年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在南台湾获得重要支持。为什么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在南台湾出现结构性崩溃,如何加强与南台湾的交流沟通,得到真正的认同感,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台湾北部与南部受历史因素及岛内产业布局等影响,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分配、民众收入及政治倾向等多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年来,台湾南北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岛内政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引起岛内外各界普遍关注。

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南台湾全面“绿化”,国民党在南台湾全面崩溃,南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及其亲绿政治倾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蓝绿政治势力在南台湾的角逐消长分析

民进党通过政治操作在台湾南部形成了坚实的支持群体,逐步通过由上到下的“绿化”,使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在南台湾出现结构性崩溃。2004年台湾“大选”,国民党虽然输掉“总统选举,但通过乡镇市层级的选举动员,仍能有效掌控南台湾基层政治职位和资源,而从2010年开始,台南、高雄两市合并升格,两地乡镇市选举废除,乡镇市改制为区,区长官派,国民党失去乡镇长选举动员优势,已无法掌握两市的基层政治职位,在政治职位及资源快速萎缩的情况下,国民党在南台湾政治与选举动员陷入困境。至2014年“九合一”选举,南台湾所有县市均由民进党执政,南台湾全面“绿化”。民进党在南台湾的得票率大幅飙升,国民党在南台湾的政治结构全面崩溃,是南台湾政治全面绿化的必然结果。

 

南台湾成为民进党政治根据地的动因

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

台湾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背景较为复杂,有历史的原因,资源布局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国民党当局长期重北轻南政策的影响,以及民进党执政后刻意强化南部意识和南北矛盾的政治操作等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一直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南部开发较早,人口较密集,南北经济差距不大。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随着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向北转移,607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财政、教育、基础设施、人才等资源进一步在北部集聚。80年代以来,台湾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其中90%以上的高科技产业集中于北部地区,加大了南北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与北部重点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不同,农业及传统产业在南部地区仍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多平原,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3%,远高于北部的21%。全台约 45%的稻米产自南部 6 县市;南部农林渔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约为北部的 1.5 ,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接近10%,远高于北部的3%。相应地,南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北部,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为82%,而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只有17%,新兴的金融、医疗、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业等也都集中在北部地区。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采取抑北扬南的策略,限制蓝营执政的北部地区的发展,试图以此达到南北平衡,但结果不仅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反而加深了南北矛盾。加之民进党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经贸往来,使得南台湾与大陆的各项交流合作都远不及北部,南台湾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造成两岸交流“北热南冷”。这种南北差异逐步演变成台湾社会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缩小南北经济差异,马英九上台后,采取多项措施力推南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加强行政机构对南部发展的辐射作用。2009 年,台当局修正了地方制度法,推动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进而形成现在的五都2010 12月,南部地区的台南县市合并改制为新台南市, 高雄县市合并改制为新高雄市。台当局规划设计台南和高雄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进行跨县市资源整合,并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领区域产业对外竞争。2012 大选后,台当局继续推动行政机关向南部辐射,以此带动知识人才、企业、资本等资源回流南台湾,促进南部发展。再次,计划加强南台湾地区的基础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日之功。南部经济发展积累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南台湾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贫富差距难以缩小、南北差距扩大,从而成为民进党大肆攻击的把柄。出于选举的需要,民进党把南部经济落后于北部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国民党压迫的结果。民进党质疑马英九执政以来,对南部承诺的重大建设政见一再跳票,重北轻南不仅成为绿营政治人物和产业界人士的口头禅,更成为国民党的“紧箍咒”,导致国民党的经济议题、马英九的经济发展政绩难以得到南台湾民众的普遍认可。

大陆与南台湾合作关系有待加强

在近30年的两岸关系发展中,由于南台湾主要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当政者拒绝与大陆往来,结果失去了无数商机。30多年来,南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与经商活动较少。据统计,高雄市的里长们很少来大陆,其中13.8%的里长根本没来过大陆,82.8%的里长对大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43.3%的里长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认识大陆,南台湾的农渔民与基层劳工到大陆的机会更少,造成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多甚至排斥大陆的现象,难以从两岸日益相互开放的市场中获利。目前,海峡两岸一年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但主要是北台湾和中台湾与大陆沿海地区的贸易,两者合计占两岸贸易总额的80%,南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比重不超过20%。对大陆投资的台商也主要是北台湾的企业。与北台湾相比,南台湾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无论是经济合作的总体环境还是企业竞争力,都处弱势,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南台湾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断推进下,两岸的经贸关系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为阻止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获得政治利益,民进党挑动南台湾本土族群支持者“逢中必反”,对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关系有关政策将反对到底或进行激烈抗争。20106月,两岸签署ECFA协议,民进党倾全党之力反对;20136月,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民进党又以侵犯南部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利益的名义大加反对,并煽动支持者示威抗议,直接导致20143月的“太阳花运动”,迫使服务贸易协议被搁置。

南台湾特殊的本土社会文化结构成为民进党生存发展的社会土壤,加之台独势力的片面宣传,在台湾选举政治中一再强调民主化本土化,造成南部民众有较深的在地乡土主体意识。南台湾社会文化的乡村本土色彩浓厚,有建立在闽南语基础上的独特思想交流话语体系和建立在乡村族群血缘纽带上的资讯传播习惯,民进党十分重视利用本土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传播所谓台湾本土意识,提倡台湾意识、台湾自主、台湾优先,排斥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形态,扩大民进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在南部获得了大部分本土派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传统社群、劳工界人士、社运界人士和一些知识界群体(如台湾南社)等,使南台湾成为民进党稳固的政治根据地。

如何加强南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合作

  目前,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对南台湾来说,中小企业和农业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他们已充分意识到加强与大陆合作的重要性,期盼着与大陆的双向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南部一些民进党当政者的思路也在发生转变,强调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性,逐步认同两岸合作商机无限。我们应抓住时机,开展针对南台湾发展问题的长期政策准备工作,重点加强与南台湾的基层、经贸和文化教育往来,通过区域和城市交流,深入开展大陆与南台湾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推动南部社会走向开放,缩小民进党的政治操弄空间。这对提振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转变南部民众的政治认知,争取南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支持有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合作规模与加强特定合作对象相结合。

   无论在规模、深度、质量水平上,南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较之北台湾明显落后,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效应对南台湾民众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规模,扩大受惠面,并且寻找一些大项目加大两岸合作力度,比如开展港口合作等。高雄港是台湾第一大国际商港,也是东南亚、印度洋与东北亚间诸多海上航线的转运中心,是全台湾重要的工业基地。然而,近年来高雄港货物吞吐量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从最高时的第3位下降至目前的第13位。由于港口地位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南台湾与大陆合作的愿望因此更强烈。港口经济也是大陆着力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挥大陆沿海港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沿海大港与高雄港的交流合作,进而带动大陆与南台湾一系列产业的合作规模,密切南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联系,最大程度扩展两岸经济合作在南台湾的受益面。同时,也要加强与特定对象,如南台湾经济中最重要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南台湾是台湾现代农渔业重镇,应加强大陆与南台湾的农渔业合作,在总结已有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规模和种类,两岸可在优良品种培育种养技术、农渔产品运销、农渔业技术推广模式、精致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岛内合作与岛外合作相结合。

台湾农业主要集中在南台湾,但台湾农产品生产量和出口量对大陆庞大的市场而言十分有限。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为台湾前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占台湾农产品出口总值的近70%;加上岛内市场消费需求,南台湾可以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并不多,因此大陆与南台湾的合作要岛内与岛外合作相结合,在岛外开辟合作的基地与市场。可以考虑在福建沿海设立面向南台湾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和基地,适当引入南台湾工商业协会和农渔会参与业务管理,争取在南台湾形成跨两岸的经济合作体系。同时,大陆在规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也可考虑纳入南台湾的港口与产业的对外合作,使南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大陆的整体经济战略联系更紧密。

  第三,加强经济合作与增进文化认同相结合。

   台湾一些学者研究表明,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取向。经济共同利益的发展必须要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增进相结合,才能促进“一中”认同在南台湾扎根发芽,大陆要在推动南台湾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南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文化认同工作。台湾南部民众较为淳朴,大陆如果能切实通过各类民间交流与其长期深入交往,以心交心,必能获得南台湾民众的认同。要积极运用“海峡论坛”等各类民间交流平台,坚持平台的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特色,更多地围绕草根性文化和民生问题加强与南台湾各类社团、中小企业和农渔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尤其是,要尽量挑选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中南部劳工阶层、青年学子、基层乡镇里长以及社团代表参加论坛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大陆的巨大变化和两岸合作的美好前景,要倾听他们的诉求,集思广益,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与南台湾的经济合作也可着力开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南台湾特色乡土文化相结合,增强南台湾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寓两岸文化认同于经济合作中。 

 

(编辑  宋斌斌)



* 钟焰,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史沉思

 

“地才”

公元189312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9),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6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9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9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5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4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9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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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约公元725-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 程碧波,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社科系经济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