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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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

刘仰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3期 2016.06.10 14:11:13
内容提要:“历史进步论”是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土壤。“历史进步论”已被西方作为批量化的价值判断去扩大规模,标准化的模具去统一思想,这种认识论使“历史虚无”成为真理性的必然。而“今不如昔”是另一种价值判断。历史进步论借助强大的技术力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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