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

在21世纪初，我正在负责一个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到中国管理其处于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此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对中国非常激进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例如，有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引起广泛关注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1]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异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尽了一切办法拯救金融危机的源头——即银行，实际上，为了克服危机还开始实施一些最初导致危机爆发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着社会福利的削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更有效、更具“人情味”。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至少努力减少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老年人的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金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门引发了此次危机。

金融危机开始之后，我在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中的改革成果，仍然可以证实相同的结论。西方世界仍困于金融危机中，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但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轻易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需从改革中获益。变革的方向也已经确认。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已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迈向繁荣的长征》一书的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个认识，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当时中国不仅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部分改革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企业必须高效和具有竞争力。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去填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然而，非政府组织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也给政府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却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在国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这样的理念，即它们有职责（甚至是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例如最近在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提高安全意识，在某些方面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也是中国处理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关系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中的积极参与者，并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及最近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份量，减少美元的重要性；中国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后者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是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虑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即美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新的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家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出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清晰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出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这种战略妥协，她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将成为新的跨国公司，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的新跨国资本主义企业？正如法国谚语所说得那样。“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金钱也没有国籍，看不到这点，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都可以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要保有其持续发展，要关注以下方面：

1. 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的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 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老年保险、住房、饮用水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减少差距，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3. 为此，还需要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 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 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力。

6. 中国的企业家不应步西方同行们的后尘，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7. 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8. 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9. 有必要规范市场，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

10.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或者需要给公民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服务的部门。做好准备，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

11. 提高地方政府的能力，以权衡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

12. 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3. 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4. 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5. 继续发展和改革教育体系（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免费的）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

16.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7. 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践行有选择性的保护主义。[2]

如能成功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答：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已经多次争论过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编辑  季节；翻译：杨利红）

正在改变的中国社会结构：机会与挑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吗

1984年，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一次讲演，演讲的内容被收录在名为《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危机》一书中。书中的观点让许多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在中国和国外对其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柏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描写得一塌糊涂，将其比喻为“酱缸文化”，他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较，非常赞赏美国文化。读完柏杨对两种文化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接受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即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

然而，了解其他文化的人很清楚，这种文化特质在世界普遍存在着。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有其丑陋的一面，只不过有些东西在某些历史时期表现得更突出而已。另外，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力度不同，但分析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同和不同点，就有可能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历史以及科学方面（特别是在哲学上）和社会组织发展上的相同之处太多了,因此，不能说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根本不同。我倒赞同西方政治学家的立场，即设法去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21世纪初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正在形成；法制正在形成；科技发展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模仿西方。相反，中国在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并且，中国在摸索与西方在多方面根本不同的管理社会的方式。

西方人认为民主和市场是两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西方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根本的选择来解释民主和市场。尽管民主和市场的核心都有一套共同的根本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以及自己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中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像美国这样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在以强势的方式，引导全球化的过程向其所选择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化正在打破地缘政治的平衡。新的国家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新兴的新欧洲(欧盟)。经济政治的新规则也必然出现，而且会被所有的大国所接受。这清楚地表明，新兴大国可以抵制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国在其中必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中国不会有任何贡献。中国将再次向全世界传播其文化的天赋和智慧。

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有哪些不同。比较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当然是为了找出不同点，但也会找出共同点。其实，只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来了解中国是片面的。就像要了解西方文明和其整个历史必须回顾远古的欧洲（即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一样，要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追溯其现代政治文化的源头，除了发现过去一些年来出现的东西之外,还要发现哪些过去的东西现在仍然发挥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

政治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认知倾向，情感倾向和评价倾向。然而，对我来说，要了解情感倾向，特别是评价倾向，有必要先了解我们在政治制度方面认知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文化加上第四项，我称之为“规范性倾向”。另外，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分布不一定那么均衡。相反，在一个社会中有各种人群，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具体的亚政治文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实力派的政治文化是怎样适应一党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呢？要把这个问题延伸，需要分析新的经济实力派是否会发展不同的政治文化（甚至与一党制国家对立的政治文化），若与新的经济实力派价值观保持一致，或者一党制国家的上层人士们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允许和赞成新的经济实力派的崛起？就这个问题来说,这两种实力派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双方都或多或少地为了经济利益改变自己的信仰。经济实力派和政党之间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的差别，都或多或少在国家、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对市场经济有影响的法律，特别是在财政和环境政策方面扮演不同干预者的角色。

如果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西方那样的多党制是不太现实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差别会依然存在。在中国，政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实际上是党内不同派别的冲突，而西方是党与党之间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明显不包括各种组织内部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因此可以认为，组织内部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一个党的不同派别的争论一般都是在党内进行的，是不公开的；而多党制的争论倾向于公民社会，加上新闻和结社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使大部分政治争论公开化，导致各党派之间竞选。因而，其差别是本质的差别，而不是在程度上的差别。

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化的因素通过社会化的过程给个人传递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形成文化或亚文化。就现代中国，人们会问，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化手段向社会中其他人传递自己的政治文化？是怎样成功地保证稳定和发展社会凝聚力的？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阐明，政治文化有一系列的阶段：一种政治文化在一个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在新的价值观的冲击下却逐渐衰落。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成功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某些东西甚至可以融入新的价值体系，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众多西方汉学家纷纷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内容在实行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根本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转变成民主制度，建立法治，分权，政治竞争，因此建立多党制，并进行自由选举。否则就必然倒台。但是从中国历史分析，皇权的某些特点和部分政治文化历经改朝换代可以延续到今天。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新的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和新的价值观相结合，完全可以使政权稳固。

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

邓小平开始实践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名言，是为了执行另一个名言：“实事求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指导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

邓小平倡导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削弱中国政治文化中许多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即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相反，将这些提法融进马列主义（就像毛泽东所阐释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样），中国领导人没有削弱这些传统价值观，而是更加强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的政治领导角色思想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将完成历史使命合法化，必须倡导和遵守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的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在这一思想的框架内提出市场机制，可以证明其领导角色是正当的，这种新思想的结构对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很奇怪，认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和谐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不能同时存在。

对于西方人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说法。然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向世界表明，至少到现在为止，它可以相对成功地应付这种矛盾。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们，都广泛承认这种思想和政治纲领产生了一些事实上的矛盾。但是现在中国领导人似乎非常认真地，准备在不久的将来逐步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思想”在这里的含义。按照张维为的著作，我使用的思想的概念与张维为所下的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相近。思想（或政治文化）是一套态度、信仰与情感，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控制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套思想引入政治，其目的就是指导或证明其公共政策和政治行动是有理由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中国文化革命刚结束时，邓小平认为有必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他认为这是毛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论，而是改革派非常深刻地领悟到如果共产党不进行改革就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更加拉大与国际间的差距。这样，邓将彻底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新的判定真理的标准可以认为是对决策过程的合理化。1978年宣布实施四个现代化。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或妨碍现代化。新的标准更加灵活，有利于提出整个解决困难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因为人们不再根据任何教条而是根据所取得的结果来判断政策的成败。同样的思想可以从邓小平著名的一句话中得以体现，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新的决策方法使中国领导人从传统行为（即按过去习惯和传统信仰行事）转换到邓的工具理性行为（即行为者设定清楚的目标，然后运用手段达到目标的行动）。

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

改革首先是改善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在全国人民中提倡一种自主创新精神，这种精神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此外，邓小平清楚，增强民主、建立合法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邓相信党必须在经济领域创造更加宽松的空间。

然而，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的。民主化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党的权力。因为民主化的后果将会造成两个限制因素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匹配。从1978年秋天开始，北京的一面墙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意见，墙上贴满大字报要求进行改革。1979年,贴在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则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认为没有民主化，改革必然垮台。邓小平不可能接受如此极端地向党的挑战，因此命令关闭民主墙。随后，邓小平为解放思想设置了界限，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必须服从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申党的权力不容置疑，党是改革的唯一可能和真正的保证。邓小平的信条毫不含糊：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权的框架内进行，不能违背。很明显，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团结全体人民，建设强大的国家，强调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来领导人民。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改革用需要保证国家稳定来证明集权的观点。没有稳定和团结，什么都没有，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稳定，包括共产党继续执政被认为是继续改革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邓小平的两个根本目标。

自由主义民主权力在中国的适用性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80年陈云第一次提出的。[4]陈云认为，没有必要羡慕资本主义，要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极端个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内保守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邓小平没有准备接受对党的权威性的挑战。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原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与反对保守势力并不矛盾，这是对传统的大一统的价值观的肯定，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要共同坚持的。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邓小平提出提倡精神文明，也就是说，不但要提倡文化、科学、教育，还要倡导思想、理想和共产党的纪律。这样，在倡导理想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倡导精神文明，防止民主化实验失控。人们担心开放会腐蚀社会主义的理想，会被资本主义思想代替。危险就来自“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

第二，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不是一套实用的理论。最重要的，它是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消除贫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呢？

确实,改革派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足将难以保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但是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将冒着发展资本主义的风险。“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根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同样，“资产阶级”一词，按照马克思的传统，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要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就是质疑党领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为了证明至少部分借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的合理性，邓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重申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指出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影响国家完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重新定义意味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这样的历史构想有一种决定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实现。然而，中国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与资本主义作用等同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创造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5]

这就清晰地表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找到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生产力的条件满足以后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观是邓改革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而不是立即达到建设没有阶级之社会的目标。

由于全面计划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将计划和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为了清楚地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邓说市场经济不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是中性的。这样他就成功地把西方的理念结合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设计中。

掌握改革的进度和范围的难度

尽管采用上述的论述，党内还是出现了对改革道路的争议。1983年就掀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也就是反对对马克思的“颠覆性”解释，并且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个运动很明显是反对改革的。1984年，邓小平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同时，提出科学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应当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职位和责任。在农村改革中，设立了新的优先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鼓励农民致富。因此掀起了一个运动，鼓励党员干部为农民致富作有益的工作，“不要怕富”。党让人们放心，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政策调整是为了达到根本目标，经济发展和权力的巩固所作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考虑。有时权力的巩固要求做出与经济改革相悖的决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太快可能危及党的领导。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他在视察中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分析了前苏联集团垮台的原因：是前苏联没有搞好经济而导致垮台的。1992年底，在党的十四大上，邓小平重申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重申他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上所说的话，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巩固政权和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不是容易的任务。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往往是矛盾的，聚精会神搞经济往往会提升部分人对政治改革的希望。但是，实践中产生的矛盾不足以质疑邓的路线。

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才能实现，而发展生产力需要市场经济或至少一些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用提倡合理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元素，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巩固党的权力的手段，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

文化革命后，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面临着两个制约因素：第一、改善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第二、重新建立合法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时着手实现两个目标：巩固党的政权和经济发展。邓以务实主义著称，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具有强烈的务实的精神”，但他又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革命者，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合理的手段以实现上述提到的两个目标。为了使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党中央将“改革开放”定为国策，邓小平在改革步骤上体现出实践精神，先在沿海搞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经济特区是执行党的各领域对外开放战略的样板，在小范围内试行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混合经济机制运行模式，验证这些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成功，将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循序渐进地向其它地方推广。中国的改革可以看做是中央、地方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有些改革是群众在实践中先突破旧体制，后来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并加以推广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是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在改革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种中国特有的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结果。

在改革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被证实了的手段和结果，而不是首先强调思想优先。计划经济的范围逐渐地被局限于国家战略或核心职能方面，在维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的同时，坚持将经济做强，同时，保证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标。为了巩固党的政权，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用来巩固党在政权中的作用，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对抗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

经济结构改革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法制和文化，因为一个系统不同的次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经济改革后，其他次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中国不一定走西方的道路，可以找到一些在功能上相等，能够支撑市场机制的模式。

中国在改革中成功地处理了两个限制因素：首先，需要技术和经济现代化赶超其他世界强国；其次，恢复和加强党的合法性和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根据黄亚生的观点，这两个有时相互矛盾的限制因素造成了内外改革不能同步。[6]内部改革就是解放国内市场，外部改革就是向世界经济开放。今天，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进口关税是最低的，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41%降到6%。同时，党紧紧地掌握了私有和国有企业。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最近，一个由三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两位来自中国，一位是西方的，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启于改革初期的大量投资。[7]他们是在评判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认为，过去十年来中国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他们的解释主要根据经济分析的思路。对此，我认为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释更加全面。

胡鞍钢对中国增长进行了概括性解释，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首先，他阐释了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优势。第一，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第二，可以从发达国家学习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第三，能够依靠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赶超，改善人民生活。许多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但是，不是都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因此，必须还有其他因素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展经济。按照胡鞍钢的说法，有三个决定性因素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优势赶超最发达国家。第一，必须有高水平的储蓄；第二，必须开放，调动国际资本；第三，必须加快技术推广。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都为得到专有技术和国内外资本，使投资成为可能和有效。

胡鞍钢运用适当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后中国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的差距。还要构建一个增长模式，胡称其为“综合增长框架，涵盖资本，劳动力，制度改革和知识”。[8]用这个方法，胡鞍钢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人均产出约一半来自人均增长；第二、三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制度改革；第三、五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胡鞍钢断定：“这个方法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通过改革刺激制度的变化；通过开放和技术创新促进知识的发展。依此制定政策，使将来取得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中国应当把技术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胡鞍钢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分析，找出刺激中国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第一、速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来者，如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比先驱者增长速度更快；第二、在同一时期，欠发达经济体的机构性指标变化比发达国家快。第三、开放效应。后来者加入全球化的步伐比发达国家快。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商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9]第四、制度效应。它表明通过国家采取措施和干预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个效应表明，政府通过使中国市场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使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最后，技术赶超效应。技术赶超效应使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更加完美。技术落后国家技术推广的速度比技术先进国家的技术革新更快，因为欠发达国家是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其成本比自己发展更低。中国的技术来自多方面：1.直接进口高科技产品；2.通过引进外资获得技术；3.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研发；4.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合作。

总的来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进展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根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知识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当从资本驱动型经济向技术驱动型转变，由此，中国成为自主创新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如何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差距

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GDP），大多数中国人民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得到了改善。但是，负面影响也在这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就是人文和自然环境。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毫无疑问，中国在现代化和建立一个繁荣社会的征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了，至少在整个经济方面是如此。但是，成绩的取得是以扩大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我们不应忘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现代化并不是目的。“现代化，主要象征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以及对更美好的社会和人类生存的向往。它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不均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经济和改革的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各方面，城乡差距使低报酬和得不到保护的农村移民涌现出来。

中国领导人应当尽可能地投入力量纠正不平等。但是经济发展已经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是创造更多财富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当分配所增加的财富，减少不平等。如果中国人民失去对当前政府公平分配财富能力的信心，就会失去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将新创造的繁荣置于危险境地。

大多数西方学者赞同中国引进市场机制，因为一方面这和他们推崇的经济相符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但是，许多西方观察家们非常好奇地看到，市场机制在中国实施已经30多年了，但在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却依然很成功，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许多特点。中国的发展战略表明，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照样可以实现资本积累。让我们回忆前苏联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不佳效益。许多人确信，要使经济效益最大化，除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及保证人权外，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达到。不幸的是，中国的例子是对这种流行的假设响亮的回应。

就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整体社会、整体文化的发展，中国肯定不会采用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形式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再者，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困难，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有力地监督和控制金融业参与者的行为，更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对其战略的有效性增加信心，还可能反思基于盲目引进一些“自由市场”的机制的政策。我指的是近年来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私有化或类私有化。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几世纪以来发展的特殊文化，令它创造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不如西方开放，而是适合中国文化及其根本价值观的开放。

大多数西方人相信他们自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习惯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语言学家卢西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所指出的“民主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若从这一点出发，其他所有制度都是极权主义的。他以中国为例，认为西方的批评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无知。前苏联解体后，西方人经常用他们自己的历史评价标准来看中国，而不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原则研究中国。中国人强调自己的国情和可能性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制定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方法。

我们不要忽略，这个遥远的国度具有最悠久的治国理政的历史。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