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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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

程碧波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3期 2016.06.10 14:21:12

 

    管仲(约公元725-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 程碧波,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社科系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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