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1日和22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丰台法院分别就《炎黄春秋》前主编黄钟、洪振快与爱国学者郭松民、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荣誉”所引起的名誉纠纷案做出判决，法庭宣判郭松民、梅新育胜诉。该案可追溯至两年前，2013年11月23日，梅新育、郭松民分别在新浪微博中愤慨指责《炎黄春秋》当年第11期刊发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侮辱抗日英烈；该文的编辑与作者黄钟、洪振快二人随即着手准备起诉学者郭松民、梅新育“侵害其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利”；此事件沉寂近一年后，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郭松民和梅新育，于5月12日和13日进行了不公开审理，直到2015年年末进行最终判决。该事件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网络舆情走势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案件公布最终判决后，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媒体报道、微博、微信中，支持法院判决的声音均占绝大多数；仍然力挺洪、黄二人，批评法院判决的声音极少，主要集中在洪振快及其律师界朋友的微博中。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从2015年12月21日0时至2016年1月6日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149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14363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571篇（见图1）。

图1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5年1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布郭松民案的判决结果，22日丰台区人民法院宣布梅新育案的判决结果，媒体报道集中在22日前后，以对两次判决的报道为主要议题。

与媒体报道量不同，网络点击量有多次反弹。2015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在微博中宣布要控告爱国网站“察网中国”侵犯其名誉权，做法与黄、洪二人控告郭松民、梅新育案件如出一辙。12月28日，戴旭在其个人微博中批驳冯玮，称“当初炎黄春秋‘那帮狗娘养的’也气势汹汹地要起诉狼牙山五壮士的捍卫者，结果碰了一脸狗屎。这位经常帮日本皇军说话的伪教授，会是神马下场呢”，此微博得到大量转发评论，再次引起网民对郭、梅胜诉事件的关注。

两大舆论阵营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系统监测数据，围绕着郭、梅胜诉事件，舆论分化为“支持判决派”与“反对判决派”（见表1、表2）。

表1舆论阵营

表2 意见领袖影响力排名

阵营一：支持和赞许郭、梅两人捍卫民族英雄，为法院判决叫好。

判决宣布后，爱国主义的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和大量网民奔走相告，称赞法院此举大快人心。

议题1：认为胜诉是爱国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势力的胜利，其意义是历史性的。

郭、梅胜诉结果一出，各大左翼媒体、学者、网民纷纷庆祝，认为此事件是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役，标志着爱国主义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胜利。

本案被告、独立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在微博中称：“胜诉不是我个人的胜利，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胜诉首先是法律和正义的胜利，是爱国力量的胜利，是人民军队的胜利！光荣永远属于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代表的人民英雄！胜诉不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束，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开始！我们不允许他们污蔑我们的英雄，不允许他们玷污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不允许他们伤害中华民族的尊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转发了郭松民宣告胜诉的微博，并附言称：“英雄不倒，民族屹立，这是转业军人郭松民的胜利，更是历史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作家、导演@刘毅然援引毛泽东诗词以作庆贺：“郭松民胜诉。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民心的胜利，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司马南对于此事件的判断更为乐观，断言公知大势已去：“这是一场关键性战役，将来或入史。网上诋毁开国领袖造谣英雄抹黑先烈的帖子层出不穷，鲜有诉诸法律打胜官司，这回他们恶人先告，在大法党猖獗的情况下，在那个著名杂志的背景下，在体制内公知首鼠两端假装公允的情况之下，官司胜诉，乃知公知大势去也。”

媒体方面，四月网在获知该案的判决结果后，发表报道称“这是正义的胜利，也是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乌有之乡接连发表《人民节献礼 |郭松民因捍卫烈士被起诉案已宣判：郭松民胜诉!》、《再传喜讯 | 梅新育因捍卫狼牙山五壮士被诉案宣判：梅新育胜诉!》，表达乐观情绪。《国防报》发表《捍卫英雄，需要拿起法律武器》，认为经此一役，捍卫英雄的人有了更多的信心，“有宪法、法律做后盾，不输法；有广大正义之士的信赖和依靠，有正义之剑在手，不输理”。

这种乐观、庆祝情绪代表了大多数网友的情绪，网友@举起拳头呐喊在梅新育微博下评论说“这是正义战胜虚无主义的一场决胜！”，网友@无公害威斯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恭喜郭老师，正义不倒，国贼不猖，另外感谢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这不只是郭老师个人的胜利，更是爱国者的胜利”。

议题2：谨慎乐观，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有其特殊根源，维护英雄声誉、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影视/文化评论人@司马平邦发表微博称“左派都是善良人，对海淀法院关于郭松民案的判决绝大多数抱以善意的肯定，其实大可不必，我倒觉得他们是万不得已才做出如此判决的，再浑下去要丢饭碗了。这案子的宣判并不代表中国法律界整体环境已好转，离基本面好转还相距极远，这是人民民主监督权力的一次成功体现，所以要继续监督下去。”他提醒大家居安思危，谨慎洪振快、黄钟背后的势力。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同样表达了隐忧：“我在思考的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正气不彰、邪气弥漫？为什么妖魔鬼怪横行、歪理邪说泛滥？其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希望以后维护人民英雄声誉之事，成为无可辩驳的不争之事，让那些诋毁英雄之辈成为过街老鼠，而无须依靠个人打官司来解决。如此，则幸甚!”

大众网发表评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止步于法庭宣判》，反思在屡屡发生的民族英雄被污蔑、抹黑的事件上，现行法律存在“宪法无追责机制，民法有局限，刑法难适用”的难题，呼吁建立保护烈士名誉的法律。

议题3：反驳公知将法院判决解读为“骂人无罪”，从法理上论证法院判决的正确性。

海疆在线发表评论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判案体现了东方价值取向》，称西方法理强调“程序正义”，华夏法理更强调“内容正义”。支持原告一方认定“骂人就是侵权”，这是秉持程序正义的西方法理，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宣判，体现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是教条地从具体的法律条文出发，而是从维护“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

昆仑策网站的昆仑岩发表《为海淀法院点赞：一个依法治国的经典案例》，认为被告充分依据宪法法律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与权利，此次判决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的体现。

紫网在线发表《吕景胜：“炎黄春秋”案判决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视角》，称“法官判案应遵循当今中国的理性正义和主流价值观，应注重分析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及社会问题”，“法官的判案思维应是多元、立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因素都能成为法官判案过程中的考量因素”，“本案法官将社会洞察与解读、法律概念分析及适用、价值考量与选择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点赞的判决。”

大众网发表评论《几棵萝卜引发的大案,背后另有深意》，认为这起诉讼表面上看似一桩普通的名誉侵权案，实际上却是有人想借法律之名，行否定那段抗战史、诋毁“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和精神之实。因此，“此案的一审判决，不仅合情、合理、合法，更树起了一种鲜明导向：任何人想假借法律之名行诋毁英烈、否定历史之实，都不会得逞。”

阵营二：讽刺法院判决不公，力挺洪振快、黄钟。

此方观点多出现在微博中。洪振快本人12月22日发表微博称，“颇为奇观的是：法庭辩论梅新育已承认骂人，自己的微博上也公开承认骂人，而判决却说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和评论’。法院真是护犊情深呐，比亲儿子还要亲。”个别法学界、律师界的大V如@谭人玮、@谢文、@陈光武律师、@律师常伟平709、@邵明波、@书生意气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洪振快在《炎黄春秋》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被梅新育、郭松民辱骂是‘狗娘养的’。洪振快及编辑黄钟起诉梅、郭侵权。今日海淀法院判郭松民胜诉。明日丰台法院宣判另案，想必还是洪振快、黄钟败诉。这是骂家的胜利！” 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荣剑2001说，“即使原告写的是历史虚无主义，难道被告就可以骂人？原告是就被告骂人而将其告上法庭，法庭不审被告是否骂人侵权，反而认定原告写作是历史虚无主义而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这是什么审判？真是不可思议！”

反对法院判决的观点多是仅从骂人是否属于侵权这一角度着手，避而不谈洪、黄二人是否污蔑、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对此类观点网友表示强烈不满，但也有少数评论表示认同。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任重道远

此案件起因于2013年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洪振快、黄钟的起诉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维护其个人名誉是假，坐实《炎黄春秋》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扩大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力是真。2013年11月之后，对于“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热议从未停息，其间，舆论中还出现了对其他革命烈士如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的所谓“揭秘”，一时间，抹黑和恶搞革命烈士竟然成风。最典型的莫过于2015年4月加多宝假借感谢大V“作业本”，采用侮辱先烈邱少云的方式搞营销炒作，手法恶劣之极。欲灭其国，先去其史，这股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若不加以遏制，不仅将伤害爱国群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也将危及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此次海淀区和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虽是法律判决，客观上却有着引导社会舆论向爱国主义靠拢、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积极作用。海淀区人民法院在郭松民案的判决书中写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不惧牺牲的伟大精神，坚定了无数中华儿女奋勇抗敌的决心，这是我国社会公众的一致共识。《细节》一文试图颠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被告郭松民批评以《细节》一文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前述社会共识、民族情感的表达，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段判决词正本清源，表达了我国法律系统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的支持，打击了洪、黄二人借法律之名否定我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的企图。

正如《经济导刊》2015年第6月号刊登的评论员文章《以人民的名义起诉历史虚无主义》所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费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然而，此案爱国学者的胜诉并非标志着爱国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彻底胜利。从2015年5月12日和13日，此案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进行不公开审理之后，历时半年多才在年底公布判决。微博平台上，仍有一些律师和法学学者对此案判决颇有微词，。另外，保护烈士的法律不够完善，也是革命英雄屡遭抹黑的原因之一。

此外，媒体界的情况也不甚乐观。2015年5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引起了媒体的密集报道，根据本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0时至6月4日23时，共有涉及该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余篇（含媒体转载）；而法院公布判决结果后，媒体却极少报道，自判决公布之日至2016年1月6日近半个月的时间，仅有149篇媒体报道。多来自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海疆在线、乌有之乡、独家网、四月网等左翼网站，以及中国军网、国防报等军方媒体，很多主流媒体并未跟进报道，网民得知此事件的信源大多是郭松民等当事人的微博。在此事件上，主流媒体的集体失声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思考。对同一事件的缘起和结果的报道量出现如此之悬殊的对比（100：0.0039），看来不在于事件本身的新闻性，而是媒体的立场决定了报道的取舍。

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社区的热议则比媒体报道要热烈得多，从网民互动来看，绝大多数网民支持法院判决，民意站在爱国主义一边。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原因并不在于其群众基础，而在于独特的舆论和法律环境，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止步于法庭，立法保护英雄名誉、整顿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习和模仿渗入社会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既扮演了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角色，其自身也成为被转换、被改造的对象——以美国的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理论被认为可以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匹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曾经长期批判西方“市场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的问题，却在中国逐步出现，进而又被刻意地回避了。与此相关的是，在传媒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再用传统的媒介理论话语和媒介管理体制进行监管，接连陷入了舆论失守的境地。

如何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如何把它与中国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改革密切结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研究实践对接？2015年由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包括“批判传播学文论”、“批判传播学译丛”和“批判传播学实践”三个系列，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该丛书主题涉及“传媒公共性”、“网络与中国政治”、“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世界传播体系研究”等；“译丛”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经典文献包括霍尔的《如何管控危机》、达拉斯·斯迈思的《逆时针》、沃思科和默多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福克斯和莫斯可的《马克思回来了》以及迈切斯尼的《数字失联：资本主义何以令互联网反民主》等；“实践”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的作品，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传播理论中作为重要的批判理论资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几乎与“主流”的行政性研究同时进入中国。但是，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一方面，当时中国更注重嫁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评的理论已被“结构性地忽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媒体所有权”、“受众商品论”等也就隐而不彰了；另一方面，行政性研究的定量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传播学界颇为新鲜，诸如传播效果的测量等，也是对“文革”以来中国新闻体制中“宣传腔”的反拨。

《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第1期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文章[1]，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是被当做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理论资源而引进。上世纪末，又有相关学者开始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2]，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源于1990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导向使得传媒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引发了学术界的反应。1999年第5期的《现代传播》刊载了郭镇之的文章《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3]，从郭在加拿大访问期间采访莫斯可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切适性有了新的认识。2008年以来，在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遭到强烈质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幻象再次“去魅”，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相关学者多年来的论著成为不能被忽略的声音。他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资本，但是当不受管制的资本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媒体是控制资本还是被资本绑架？今天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传播，其背后也必然是一个更强大的话语体系的博弈，必将带来话语权的争夺。

简单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脉络，即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坚持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秩序和传播制度。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到一批中国学者正在关注“媒介内容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著作权与资本控制”、“新媒体时代传播与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也印证了莫斯可所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核心特点（central characteristics）：社会变迁与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性分析（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实践（praxis）。[4]

中国与世界：重新梳理社会主义遗产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5]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今天回望，这篇文章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迈思，为中国传媒与社会的发展预叙了问题，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系列丛书中的“译丛”部分将出版一系列的国外名作和新作，表达了中国学者与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接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又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遗产如何继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赵月枝和吕新雨看来，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而丛书中不少中国作者的文章所提出和所完成的工作，是将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进而避免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

因此，怎么样既以中国为题目，又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当下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力点。中国的传播镶嵌在其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中，其传播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十分复杂，将这些思路注入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开辟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例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这些既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内容，又反映出中国人在信息技术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情况，及中国的大众传媒与城乡关系。

社会主义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理论。在吕新雨看来，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政治家办报究竟意味着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如何重新审视和解读，上述问题将与下列现象互为表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如何改革；电视“新闻联播”的存、废、改之争；所谓“南方系”报纸的功与过。在她和赵月枝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6]

学术共同体：主体意识与另类道路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在斯迈思生前没有正式发表，但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斯迈思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赵月枝不但原创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整套分析体系[7]，而且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和桥梁。

正如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人数规模不大，但却有着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脉络和师承关系，最近十几年中，赵和吕两位学者的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活跃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还有她们所培养和带动的一批更年轻的学生和研究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将有利于整个西方理论界和第三世界理论界对中国的全面认识。

有人质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共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为何其生存环境却不乐观？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中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保持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不争论”，而是主张“论从史出”。例如，中国媒体要求从业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简单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这恰恰是西方媒体主体性的体现，而中国媒体却缺少这样的主体性。虽然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依旧困难重重。学者以学术的立场，争取到思考和论述的空间，而他们提出的反思性的视野，最终要看执政党的理论与政策取向。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一个战场。作为和“新左派”理论有着比较接近的理论光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会遇到“右派”理论的对垒。“左”和“右”的观点能否取得正常的对话空间，进行理论对话，对于整个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一个考验。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林春所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8]。另一位在美国大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年轻学者洪宇也认为，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9]今天的中国，“左”和“右”的观点需要共生和碰撞，这可能是促进中国社会与传媒发展的“不坏的方式”，当然，上述平衡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找到的，而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甚至是舆论斗争。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一条另类的道路（Alternative），它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领导层和普通民众，并且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他们的论文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的主导者，曾经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让他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当前，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年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一政策方针。这反映了中央在调整经济结构这一长期目标，与防止经济持续下行、稳定经济增长这一当前任务之间的统一认识与部署。

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背后是整个经济供给结构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在生态资产、人力资源、清洁能源、科技资产、基础设施、高新产品等广义生产要素与优质产品领域存在着长期短板、严重的供给短缺。

因此，要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在于用辩证的、积极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将“去产能”和“补短板”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通过“补短板”来“用产能”，从而实现“去产能”。

如何看待过剩产能

什么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过剩产能并不是铁板一块，需要加以分类，具体分析。

其中一类过剩产能可以称为“标准性产能过剩”，即在环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标准上不达标，丧失存在资格的过剩产能。多数“标准性过剩产能”产生在企业滚动式高速增长阶段，设备水平低、管理粗放、环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够、相关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逐年提高，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这类产能既无法达到国家生产标准，也不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后冗余产能。

另一类过剩产能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上述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落后，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

就规模而言，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很庞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领域，涉及2-3亿吨钢、几亿吨水泥、几十亿吨煤炭、万亿度级别的电力，以及大量铝、有色金属、石化产品、几十万台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另外还有以存货形式表现的过剩，如约6亿平米的商品房库存。行业人士估计，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平均在30%以上；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产能过剩程度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相对过剩产能”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习惯上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是负面的、多余的，因而应该被淘汰。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也就是符合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那部分过剩产能，就技术-经济标准而言，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产能”。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无到有，一点一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看到，这些生产性资产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与财富积累。

这些产能都曾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财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宝贵工业资产。如今，在我国这些“好”产能之所以被当作“过剩产能”、“坏产能”，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市场有效需求持续下跌所致。如果出现新的市场需求，今天的“相对过剩产能”不就立刻能变成明天的宝贵生产性财富了吗？

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吗

我国国民经济必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难道对上述这类过剩产能就真的不存在潜在需求了？

经济学习惯区分需求与需要，如果不谈短期需求，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就能发现，上述相对过剩产能都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事实上，从长期看，我国有四大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短缺，包括广义生产要素、高新产品、民生资产以及国家安全资产。

1.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如：

n 可用淡水：至少短缺千亿立方米。

n 可用土地：按以人为本的标准，新型城市化需用地2亿亩以上。

n 高标准农田:把农田改造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可提高粮食保障能力。

n 优质空气：北部、中部、东部的绝大多数地区优质空气天数少。

n 清洁能源：我国按现代化标准年均需要耗费75亿吨标煤当量。煤基污染将无法承受，亟需转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第五代核能等清洁能源。

n 技能-专业型劳动者：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升级，培育数以亿计的技能-专业型劳动者队伍。

n 科学与技术资产：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队伍与产出能力；前沿应用技术-工程学的研发创新体系。

n 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群所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如城际互联互通，城市各种管网的集成化、城市立体捷运系统等。

2. 高新产品，如：

n 战略性科技产品：如集成电路、高端发动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国际垄断产品。

n 优质消费品：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中高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升级所必要的多种优质产品。

3.民生资产，如：

n 公共服务能力：设施良好、人员专业的学校、医院、养老、文博及体育健身场馆。

n 社会保障住房：如按全国5亿套住房中，40%作为中低收入居民保障房，则需要2亿套。按平均每套100平米计算，也需要200亿平米。

4.国家安全资产，如：

n 南海开发：岛礁建设，发展成马尔代夫式的旅游胜地；平战结合的现代深海渔业船队，租赁给渔民。

n 南疆开发：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城综合开发，实现高产能清洁能源和千万级人口与产业。

n 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建设：孔子学院、基金会等各种NGO组织及固定资产。

n “一带一路”战略设施所需的基础设施。

n 相应军力、投射能力建设所需的巨大先进军备装备、技术与人员。

上述这些关乎我国长期发展潜力与质量的广义生产要素、民生资产和国家安全资产，我称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从历史国情与国际比较观察，我国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严重不足。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积累了不小的家底，但我们毕竟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底子仍然很薄，与实现工业化百余年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独有的从世界屋脊到沿海的三级梯度国土，其中复杂的地形地貌、水系山脉，我们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规模应当远超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艰苦奋斗、打造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资产，建设子孙万代能够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这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显而易见，对这些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投资，涉及的项目许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规模的超级国家工程，而其投资设施的主要耗材就是当前的“相对过剩产能”。当大工程一开动，就意味着将新增加对钢、煤、电、铝、化工、建材、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将“过剩产能”转化成了“有效产能”。

可见，解决相对过剩产能的问题，既要坚定不移的“去产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标准和发展需求的不达标产能；更需要规划与部署对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或简称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通过实行结构性投资，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去产能”与“用产能”应当两手抓、两手硬，才能实现“调结构、促增长”的长期目标。

为什么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

当前产能过剩，根子在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为什么全社会对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不足呢？根本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基础资产的一些特性，导致投资主体缺位。

1.规模大。属于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项目一般规模巨大，通常以千亿、万亿计，单个企业乃至企业联合，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投资能力。

2.投资周期长。基础资产工程建设时间以5年、10年乃至几十年计，在企业能够接受的回报期内没有回报。

3.高度不确定性。基础资产投资项目多是超级工程，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规划、涉及地区间协调、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磋商，这些项目的不确定风险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远非一般企业能够承担。

4.收益排他性模糊。市场型企业的投资要求谁投资、谁获益，要求完全的排他性，而这些超级工程的收益权（定价权）如何实施，历来在各国都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因此不适合市场中的企业投资。

由于上述四个特征，基础资产投资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微观-逐利型投资。微观-逐利性投资通常要求周期较短、规模不大、收益归己，并且具有顺周期性的项目。而上述这类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排他性模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定义它为宏观-战略性投资。

虽然企业不适合作为宏观-战略性的投资主体，但国家财政同样也不合适。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型投资主体，我们将其定位为准市场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关于这一内容，笔者此前在本刊已经做过论述[1]，因而不再赘言。

如何打造新型投资主体

实施宏观-战略投资的关键是打造新型投资主体。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其要点是：

1.在基金体系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如国家创新创业引导资金、南海开发基金、塔克拉玛干综合开发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等。

2.基金实行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由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3.市场化方式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已退休但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业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4.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合规运行。

5.统一规划布局，分期有序实施。对广义生产要素的投资，不少都是“都江堰式”的超级工程，必须在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而一些则是相对成熟，可尽快立项设立（如解决“去库存”问题的“国家保障房储备投资基金”）。

宏观-战略投资有没有经济效应

就宏观-战略投资的自身项目而言，因其投资周期长，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其特点是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和刚性的；其次，这类资产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再次，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即社会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就越高。香港公租房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宏观-战略投资在短期就开始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这类投资绝大部分是超级工程项目，能够直接拉动对当前过剩产能的有效需求，把那部分因需求不足而相对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转变成有效产能，从而通过“减产能”和“用产能”的双轨制，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同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因固定资产报废的资本损失，减少工人下岗领取社保救济的财政压力，还能获取这部分被宏观-战略投资救活的产能的税收，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稳定都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

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编辑  季节）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给侧改革”就已经被提出，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有的则与中央精神相违背。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分析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解读，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确含义。

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以下几类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他们的学术讨论比较活跃，2013年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研究组织。在近期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新供给经济学派发出的声音比较多。

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误在于强调需求侧的分析，进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之前国内一直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 “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引起了学界许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对应的供给侧的动力机制。[①]他们将“华盛顿共识”下的供给学派看作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认为该学派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激发了供给的活力和潜力；但同时，该学派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的作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②]

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从供给侧出发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两方面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能会更大。在下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进一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③]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开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实施金融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一学派强调，当下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话也要考虑供给侧的效果，要坚决抑制“政府万能”的倾向。[④]

应该说，我国上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确实产生很多后遗症，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他们搞混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需要明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短期平衡的经济理论。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短期中不会改变，如果此时外生冲击导致社会总需求偏离社会总供给，发生经济危机，就需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使宏观经济达到均衡。而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所谓理论创新其实并无新意。还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将供给侧因素表述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但这五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们并非是在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前者通过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是通过质的提升来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⑤]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该学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给层面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⑥]，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在于产品供给层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是强调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距较大，对理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作用有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需求侧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主要还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⑦]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也正处于一个6-7年的下降周期中，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总需求疲弱。从各类经济数据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偏离潜在增长率，当前物价已经出现了通缩倾向，这表明经济几乎处于最底部的阶段，如果此时不采取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将会进一步下滑，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⑧]

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补短板，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⑨]其二，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其三，中国还有许多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资需求。因此，鼓励政府主导的投资仍然是合理的。[⑩]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应适当宽松，当前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通道，中长期对结构转型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当然，他们认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但强调政策的轻重缓急。在他们看来，在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谨慎、适时地推行供给侧改革，防止供给侧改革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有学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比如，在经济下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这种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长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过去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长期供给。现在推行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长期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事实上，我国过去的和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政策，它既不是发达国家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学派”政策。[?]

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辩证关系，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能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淆

许多学者认为，不能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但这类片面强调供给端作用的经济学流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饱受批评：马克思就对萨伊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曼昆等经济学家称美国供给学派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践也曾经误导美国经济，对其造成沉重打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公众造成误导。一些学者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实施了诸如紧缩货币供应、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等政策，希望带领美国走出“滞涨”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视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还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全面正确认识对供给端的强调。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比如产业扶植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等等。同时，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不足的证据站不住脚。比如，许多人都将“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物”作为国内供给不足的证据。事实上，日本作为中国人最常去购物的国家，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不足300万，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大部分国人进行“海淘”，买的都是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商品，这反而说明了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给侧改革”的名义，实则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国有企业先行，淘汰一批落后国有企业，以“国退民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私人对于土地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变相推动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着重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将政府的经济责任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类似的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老生常谈的药方，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毫无关系，明显有违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有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格外警惕。

客观来讲，一些学者的某些观点过于偏激，但他们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对于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的别有用心者的尖锐批判，对我们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有学者指出，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首先表现在需求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从投资需求疲软角度来看，呈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疲软来看，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因此，供给侧管理对缓解我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供给管理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能够调节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既存在经济下行风险又存在通胀压力、双重失衡并存的治理而言，供给管理能够防止经济失衡并避免通货膨胀，并且更具长期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因此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这些学者特别强调，重视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管理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促进。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改革则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应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推动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这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它却是许多人在理解供给侧改革时往往忽略的内容。

如何从正面阐述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这是读懂中央精神，准确、全面的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含义的关键。

首先，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的供给端确实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近期中央工作会议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基本上是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等内容来展开的，这与近几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任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供给侧改革不应被过度解读。

其次，现阶段经济的困难状况不仅仅是由供给端造成的，需求端也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通过两端同时发力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美国“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其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旨在提高富人的收入水平，修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将“供给侧改革”误读为“供给学派”，照搬照抄“供给学派”政策，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坚决与“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划清界限。

（编辑  王生升）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

虽然危机已经爆发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让我们反复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

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已经走向极致。危机爆发后，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分析和认识这次大危机，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深刻的大背景出发。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美国国会对此次危机的调查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三条。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从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深度、效率、可获得性、稳定性看，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而解决这些问题要从根本上进行深化金融改革。

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部门化、碎片化。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布局、金融机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编辑  季节）

2014年6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下跌，欧洲布伦特原油（Brent）价格从6月13日的113.41美元/桶跌至目前的40-45美元/桶，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价格从106.91美元跌至目前40美元/桶以下，预计还将继续走低，短期内难以大幅反弹。受低油价的影响，国际油气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中国石油石化行业要应对低油价的新挑战，抓住机遇，推动改革，实现持续发展。

低油价时代来临

石油需求增速放缓，国际油价低位徘徊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深度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各大经济体至今没有摆脱困境，先后进入“弱增长”阶段，正处在产业调整和组织变革的过程中。能源消费持续疲软，石油需求增长的速度连年放缓（见表1）。

表1：世界石油需求变化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BP能源统计》综合计算

市场需求增量放缓，使高油价时期因高回报刺激高投入形成的产能一时难以消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区相继发现一批新的油气田，加强了市场供应端的资源基础；。油气供应增长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长的速度，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导致原油价格连连下跌。

影响国际油价下跌还有其它因素：近十年来，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发达国家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降低了市场对石油的需求量。美国是当今世界使用石油最多的国家，2014年一次能源消费增长1.2%，石油消费只增长0.5%；德国、法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2014年一次能源消费负增长3—6%；发展中国家也在转变发展方式，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明显降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改过去“限产保价”的做法，采取“弃价保市场”策略；美元2015年开始升值，对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构成打压；此外，国际局势的动荡也从不同角度对国际油价下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国际油价低位徘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种种迹象反映，世界石油供需在变动中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从市场发展的趋势看，本轮油价很难恢复到下跌前的高位，油气企业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大，天然气发展进入成长期

未来3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新能源还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之前，石油、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天然气，随着液化天然气（LNG）技术日臻成熟，作为优质过渡性清洁能源，近二三十年将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页岩革命”不只增加了美国的油气产量，还延长了油气使用的生命期，为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至少又赢得了50年的时间，使得非常规天然气，在世界范围内倍受青睐。中国2014年生产页岩气15亿立方米，2015年产能建设可以达到50亿~60亿立方米，继美国、加拿大之后成为世界第三个大力开发页岩气的国家。

全球油气供需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石油总产量从2.56亿吨上升到5.199亿吨，排世界第三位。2014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7283亿立方米，其中页岩气产量占三分之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低油价迫使一批中小公司退出页岩油（气）领域，2015年页岩油（气）产量比2014略有减少，2016年之后，如果国际油价能恢复到每桶60美元，美国页岩油（气）重新上马，原油产量可能超过俄罗斯，甚至赶上和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2025年之前，美国油气产量还会呈上升趋势，以美国为主力的北美地区已经不单是世界油气的消费中心，同时也已成为全球新的油气生产中心。

全球油气消费量增长已由欧美转移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印、日、韩等能源消费大国，以及非经合组织（OEDC）国家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2014年亚太地区消费石油14.29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33.9%，中国消费石油5.2026亿吨，占亚太地区总消费量的36.4%。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中国能源产量在2015年的基础上将增加47%，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60%，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随着生产中心与消费增长重心的变化，国际油气供需关系朝区域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市场格局大致已经形成三大“供应—需求”区域：以北美为消费中心，南北美、西非、中东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以欧洲国家为消费中心，中东、北非、俄罗斯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东亚、亚太国家为消费中心，中东、中亚、俄罗斯、非洲为主要供应来源的供需区域。确保供应安全，加强区域合作，搞好地缘关系，是各能源生产国、输出国、消费国、过境国共同关切的问题，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国际性能源组织机构主动转型，对原来的功能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新格局。国际能源治理的机制、内容和方法正在发生新变化。

研发新技术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21世纪人类社会大进步、大发展，必将迎来一场科技大革命。科技创新，研发新技术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低油价形势下，油气企业唯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才能生存发展。降本增效，一靠技术，二靠管理，技术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没有新技术，也就没有新手段，无法解决新问题。纵观国际油气市场，凡是能够驾驭市场，抵御风险，抓住机遇，借势发展的大、小石油公司，都有独到的技术，有自己的诀窍，他们不断研发新技术，总是技高一筹，用新技术化解新风险。

千方百计降成本，保持稳定发展

油价下跌后，各大石油公司迅速作出反应，2014年下半年以来，采取合并重组，出售资产，裁减人员等办法降低营运成本，维持企业生产，大多数公司延期新项目建设，减轻筹措资金的压力。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4年预计：2035年前，全球能源领域投资约需48万亿美元。其中，油气领域投资至少2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1万亿美元，2015年预计实际投入最多4390亿美元，2016年还会减少。

这么大的资金需求量从哪里来？2015年全球平均油价预计每桶52美元，比年初预计的57美元低5美元，2016年有可能更低。低油价令国际各大石油公司现金流量大幅降少，不得不压缩资本性支出，估计2015年上游投资将比2014年降低20%。行业投入不足，新增产能建设受限制，对未来市场影响很大。而过度收缩勘探开发投资，无异于在为下一轮危机掩埋种子。

资源管理趋于严格，国际合作门坎提高

国际油价走低，不能简单理解为油气已经不值钱。油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资源国更加重视它的潜在价值，对油气资源管理已从“全球化”走向“ 再国家化”，以资源为主导的国家行为，动摇了以政治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外交手段、军事行动为经济服务、为能源服务的趋势愈加明显。为了保护油气资源，资源国不断出台新的管理办法，政策变化频繁，法律、法规趋于严格，投资者进入市场的附加条件增多，国际合作难度加大。

资源配置的新格局，促使国家石油公司强势崛起。国家石油公司加速国际化步伐，完全市场化运作，打破国际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本国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国家石油公司事实上成为本国资源的管理者，对外合作政策的制定者，石油合同的执行者，国际市场变化的主导者。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国不断研究新的合作模式，频繁修订合同文本。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资源国强调全方位合作，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将产业链向下游倾斜，注重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和长远利益。高、新技术服务越来越受资源国的欢迎，为技术服务公司参与资源国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资源国强调作业人员本土化，对技术服务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国选择合作伙伴（投资者、服务商）的基本条件是拥有先进技术，有较高管理水平，综合实力强；基本标准是对资源国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地缘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地缘政治关系对油价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中东政局动荡、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等，对国际油气市场的供销格局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日本搅局南海，增加了南海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全球油气运输安全普遍引起重视。无论供应量还是消费量，亚洲地区都占世界主导地位，可谓供销两旺，因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区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构建亚洲油气市场新格局，是夯实能源安全基础，确保中国油气供应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油气产业链面临新挑战

我国是油气生产大国，也是油气消费大国，消费量在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低油价降低了消费成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对我国油气企业来说，下游利大于弊，上游弊大于利。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原料成本降低，我国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行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石油化工产品竞争力提高，普遍扭亏为盈。中石油前三季度工加工原油74170万桶，生产汽、柴、煤油6880万吨，同比增长1.2%；中石化炼油加工量同比增长1.4%，成品油增长2.9%，经营效益149.05亿元，同比增长4.3%。

原油进口费用减少。油价降低，我国原油进口花费明显减少。2015年前8个月，全国进口原油22067万吨，同比增长9.8%，花费金额946.3亿美元，同比下降39.8%，实际减少支付616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049万吨，同比上升4.1%，花费金额102.8亿美元，同比下降35.5%。2015年前9个月进口原油平均价格每吨为368美元，比2014年平均价每吨744美元降低了50.6%.

天然气与管道企业近期有喜，远期有忧。2015年以来，我国提高了天然气价格，天然气和管道企业前三季度实现利润253.84亿元，同比增长174.9%。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应提高天然气的比重。我国天然气供应主要来自三个渠道：陆海自采天然气（含常规、非常规气）；进口管道气；进口液化气（LNG）。这三类气源的产能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均处在资源结构矛盾突出，需要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开发市场，发挥产业价值链作用的关键阶段。受低油价影响，全球天然气市场低迷，LNG价格大幅下跌，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天然气消费国，本应受益，但由于国内价格机制不完善，消费结构不合理，却出现消费增速与市场价格同步减缓。200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245亿立方米，2013年上升到1705亿立方米，年均增速达16.1%，2014年增速下降到8.6%，2015年前9个月累计增速仅为2.5%，中国天然气市场已开始由供应驱动型向需求推动型转化，对天然气上游供应端已经造成巨大压力，2015年我国消费天然气预计1920亿立方米，上半年消费乏力，估计全年供应过剩可能达100亿立方米，进入四季度，却又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导致已建成的产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何做好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价格，提高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是我国发展天然气产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重创油气生产企业，拖累关联服务产业。2014年以来，为应对低油价的挑战，我国油气产量保持弱增长的态势，但产量的增速，抵不过油价的减速，加之桶油成本高，油气生产企业现金流量急剧减少，经营效益指标大幅下滑。2015年上半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率同比分别下降62%、22%、56.1%。进入下半年以来，形势更为严峻，三季度石油产业主营业务销售收入9707.5亿元，同比下降19.3%；利润总额385.6亿元，同比下降60.2%，降幅比二季度增加了34个百分点；石油行业销售利润增长4.0%，比二季度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低于全部工业销售平均利润率。企业亏损面有所扩大，三季度行业亏损114.4亿元；亏损面达32.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季度进出口总额480亿美元，同比下降30.3%。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降，三季度石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61.2亿元，同比下降13.9个百分点。勘探开发新投入减少，拖累油气工程技术服务业务急剧萎缩，40%的钻井队被闲置，石油装备制造产能严重过剩，其他与油气工程技术服务的相关企业也受到拖累，整个行业步入“寒冬”。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我国油气企业各项经营指标不同程度下滑，产业发展方式、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病随之暴露出来，鉴于国际原油市场持续疲软的趋势还将延续，如果不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深化改革，加速转型升级，油气企业整体增长乏力的局面难以改变。我国油气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水平低，经营理念落后，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风云变化的市场，企业抗风险能力差；总资产规模大、投资增量快，结构性产能过剩短期内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资本增值能力弱；管理粗放，浪费严重，综合成本高，企业经营利润低；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动力不足，缺少特色技术，新技术的比较优势不明显，核心竞争力不强；企业文化建设滞后，软实力不足，品牌形象与国际一流大石油公司比，还有较大差距，企业知名度高，社会美誉度低。

海外投资遇到新困难

第一，“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步伐加快。

1993年我国油气企业开始海外投资，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起步晚、起点高、发展快，现已具有较大规模。截止2015年6月，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为主力，全国海外油气投资总额近1800亿美元。拥有油气勘探开发项目168个，分布在51个国家，油气作业年产量2.9亿吨，权益产量1.4亿吨，每天为国际市场增加600万桶原油供应能力。海外共有炼油化工项目10个（含自建与并购），原油加工能力5360万吨。海外共建油气管道1.5万公里，输油能力7800万吨，输气能力604亿立方米。三大石油公司海外工程技术服务队伍近1500个分布在63个国家。

 20多年来，我国油气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摔打，成长较快，2015年《财富》英文网发布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中国企业共有106家。中石化、中石油进入前10名。我国企业在世界《财富》500强中排名数量增多，但分布不均，500强涉及50个行业，美国46个行业榜上有名，中国23个行业空白。品牌500强中国企业仅有5.8%，品牌100强以内没有中国的石油石化企业。说明我国油气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还不高。

第二，缺少核心竞争力是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差距。

我国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是在高油价时期并购的，现在油价一路走低，项目执行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项目经济效益变差，投资回收期延长，有的项目因局势动荡、政策变化、技术障碍、融资困难等原因无法继续投入，甚至停止作业，造成经济损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如何优选合作项目，确保投资安全，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国油气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最主要的差距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跟不上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我国油气企业综合实力还比较薄弱，在管理观念、管理机制、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它们不懂得怎样与国际能源组织打交道，能源外交能力还比较差；不善于融入当地文化，“走出去”易，“走进去”难，“走上去”更难。只有融入国际市场，才能打造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石油公司。

第三，缺乏人才是国际竞争中的最大劣势。

我国油气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给市场的总体形象是“大而不强”。主要表现是技术不强，产品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三不强”，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根本原因是缺乏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呈“短胖型”金字塔结构，人才队伍庞大，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总体水平不高，这个现象在油气企业尤为突出。国际一流能源公司创新型人才的比例通常占公司总人数10%以上，按经营管理、技术骨干、操作人员分类，大致为2 : 4 : 4 ，而我国油气企业的人才结构比例远低于这个水平。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低油价给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同时，也为石油石化企业调结构、转方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展望“十三五”，我们要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抓改革，促创新，加速企业转型升级；开放油气市场，激发内生动力，提速增效，提高经营质量；淘汰落后产能，生产高端产品，提高投资效率；完善创新机制，大力研发新技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实现持续发展。

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结构、控规模、更新技术、降本增效。

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企业：全面深化改革。

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将企业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上来；将企业的经营管理从以油气产量为中心转变到注重现金流量变化上来；从注重扩大生产规模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从资产管理转移到资本管理上来，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布局。按可持续发展原则，重新审视原有的发展战略，调整战略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战略性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控。规范投资决策，对既往的投资项目，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把握资本运作的规律。低油价形势下，资本性支出要精打细算。认真筛选海外投资项目，改进评价方法，健全监管机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创新商业模式，扩大国际合作。面对新形势，中国油气企业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良好机遇，及时调整海外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树立新的义利观，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创新合作模式，经营好周边国家，就近建立利益共同体，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

大力开发新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我国油气企业不是没有创新能力，主要是创新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保证。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创新研发机制，把企业建设成为新技术开发的主力军，打通油气行业科技发展的快车道，用技术革命推动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消费革命。

重视石油金融，发展石油贸易。把资源开发和商品贸易结合起来，开辟多种渠道，谋求合理的价格，建立稳定的市场，确保我国油气供应安全。应尽快启动我国石油期货市场。

炼油企业：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十三五”期间主要任务是调结构，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

本世纪初，由于国际油价高企，加之技术进步，促进了美国页岩油气革命。2000－2014年，美国页岩油增产1.4亿吨，使其炼油与石化产业重获生机，石油产品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对全球油气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石油石化市场格局悄然改变。

2000－2014年，全球年炼油能力从42.1亿吨增长到47.3亿吨，年平均增长率0.8%，每年净增长2650万吨。预计2025年达到50.4亿吨，2014－2025年平均增长率为0.6％。中国炼油企业将面临出口空间限制，必须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炼油技术工艺革新朝着节能、高效，绿色、环保，低碳、健康的方向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集约型，推进炼厂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我国炼油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石化企业：积极应对产能过剩要积极应对产能过剩的挑战。

2014年以来，国际经济艰难复苏，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石化产品市场的需求增速进一步萎缩，产品价格下降，利润水平大幅下滑。国家重点监测的188种产品中，价格同比下降的有144种，占76.6％。2014年全国石化行业利润7911亿元，同比下降8.1％ ，是近年来降幅最大的一年。2015年行业经营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传统石化产品需求增速继续降低，投资增长放缓。 

化学工业企业：推进集约化经营。

要积极推进集约化经营，加快技术进步，加速转型升级。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与石油石化企业关联度很大。我国传统化工企业的现状是：生产规模小、技术门槛低、区域分布广、环境污染大、产品质量差、综合能耗高，是我国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行业。全国石化和化工耗能总量大约占全国总量的18%－20％。2014年，全国排放废水43.9亿吨，化学需氧量58.1万吨，二氧化硫231.1万吨，氨氮11.5万吨，氮氧化物98.3万吨，均居全国工业部门前列。   

“十三五”期间我国化工企业要把化工产业（包括石油化工）节能减排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推进企业区域组合，推动集约化经营，加快技术进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化工全行业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编辑  迟晨光）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拓荒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只有疏通经络、畅通血脉，“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符合沿线各国发展的需求和合作大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并且互补性很强，是世界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基础设施却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常来讲，基础设施联通主要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人常讲：路通了、信息通了，然后就可以盖房子，发展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就可以推动民心相通。

交通联通只是第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进速度和成效。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首先要有路，这样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但修路只是一个开始，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著名的坦赞铁路项目为例，这条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贯通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交通动脉，在该铁路建成后，该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专家参与管理。

与坦赞铁路类似，香港地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香港地铁项目给我们三大启示：

第一，香港地铁是一个财务上特别成功的项目。无论是建造、运营还是管理地铁，不但没有让政府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给政府上缴两千亿。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成为财政包袱且盈利条件良好的地铁项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地铁能够保证75%的港岛老百姓的乘坐，地铁站离家不超过500米。

第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法定机构来运行。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立法，有执法，有专业人员操盘，有社会监督，每年向政府述职，并向全社会公告。当法定机构依法完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它就从公共事业变成纯商业机构，这种模式非常成功。

第三，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满足较高的国际劳工标准、生态环境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香港地铁项目没有对生态产生损害，没有对沿线老百姓产生损害，也没有损害劳工关系，它有客观、专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审计，同时发布第三方报告。

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修建铁路或者地铁只是一个开始，项目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更加关键，否则它很难称作是一次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中国也将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

打造能源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增长潜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未来能源和电力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为“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提供“营养”。可以说，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能源企业是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联通的主体。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已建成境外各类电站累计总装机容量近2亿千瓦，运营10余条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输电线路，打通中俄、中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能源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华能、中国石油等“国家队”成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智勇指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能源企业，随着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的全面推进，华能集团将在沿线各国“一揽子”电力项目解决方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集团战略规划，华能主要选择“一带一路”周边近30个国家，在主要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海外电力项目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海外拓展油气业务也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是我国陆海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原油进口的80%、天然气进口的86%，都要途经沿线国家运输回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功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市场、通道和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为中石油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油气合作升级版提供了难得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油气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是中石油对外油气合作的“战略核心区”，中石油四大油气通道主要部署在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中石油作为我国对外油气合作的先行者，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已达20多年，在19个沿线国家运营着49个项目，权益产量近5000万吨，占中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工程技术等合同额超过100亿元，并且拥有一支优秀的本土化员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按照规划，中国石油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先行优势、技术资金优势、能源市场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推进以油气合作为核心的能源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

构建信息化“高铁”

通讯设施的联通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通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敏感神经系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相应地陆地光缆只能连接，而维护和服务水平很难保证，并且价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和网络延伸拓展国际业务，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电信海外运营非常少。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电信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信海外运营，对于今天中国三大运营商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锋表示，公司将在新的起点上扬帆海外，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中国概念，辐射中国的电信网络，构建通往全球的信息化“高铁”。按照集团战略，中国电信将以网络为纽带、以运营为载体、共建智慧丝路，把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建设、运营、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传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地跨越数字鸿沟，造福当地人民。

为此，中国电信提出了新欧亚战略、新非洲战略等一系列行动计划，拟帮助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打造一些次区域的流量中心，进而在全球形成五大流量交换中心，大幅改善这些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带宽需求。中国电信不仅要联通基础网络，连接某个国家，还要在相应区域内形成一定的环路，在推动当地经济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促使中国电信形成全球战略布局，输出中国经验，辐射中国影响，打造国际市场信息行业新格局。

形成亚洲新气象

“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应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然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资金问题突出等等。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做不到的，只有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成沿线各国人民心中“我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这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不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联通，它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仅仅是第一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还要做到以此为圆心、推动三小时经济圈，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唯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形成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新气象。

共商互联互通大计

关于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业界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局限于路、电、信息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将通向中国的法制、中国的现代、中国的规范有序和透明的制度。”。

资金不足是“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解决资金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此外，资金成本也非常关键，中国能够在印尼高铁项目中最终胜出，资金成本功不可没。邓小锋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广邀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包括丝路基金、其他国家基金以及海内外私人基金，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行投资、并购。

谈及能源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吕功训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引，从国家层面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的研究，强化政府指导协调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序竞争；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加快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平台建设，推动国内银行为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更好的指导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等。

孙智勇建议，要加强规划引导和对接，明确能源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积极性，以及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公众的投资热情。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企业联盟，加强全方位沟通合作，遵循互信、友谊、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促进世界电力能源企业合作，开辟世界电力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国家队”“走出去”率先垂范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海外投资新机遇，国内企业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社会责任。一大批率先“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尊重，实现了共赢。

战略选择：组联合舰队 抱团“出海”

独行快、众行远。纵观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践，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已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取胜方式。

近年来，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海外业务比重达到公司整体业务的95%，公司明确制定了差异化经营战略，即以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以投资融资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谈及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土木建设，。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表示，中信建设采用的商业战略或者组织战略，是联合舰队战略。

中信建设一个典型性案例，是2006年联合中国铁建在阿尔巴尼亚中标欧洲标准的高速公路项目，当时项目总标的达到62.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积极探索成功的一种海外联合模式。此后，依托联合舰队的优势，中信建设持续征战海外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大规模 “走出去”。

与中信建设的联合舰队战略类似，中国五矿集团在“走出去”时也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五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周巍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真正的抱团，这种协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尽量落到实处。五矿集团在这方面实践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秘鲁是五矿最大的海外市场，五矿在那里与很多中国央企“抱团”合作，并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种“抱团”不一定要有资金、项目上的合作，而是一种协作。抱团还能够真正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走出去”。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通过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举世无双的运营经验，无可挑剔的服务精神和不可比拟的综合性价比优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1.7万公里，占全球的60%以上；目前正以每天8.2公里的速度向前延伸。

 “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像中国这样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形成共同体，实现抱团‘出海’。”徐宗祥表示，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表示，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要争取以技术和标准为手段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要与金融相结合，采取基金合作、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互相配合“走出去”。2015年7月31日，中信重工宣布与国内外高端客户签订6大合作项目，与15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方就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共同致力于国内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达成共识。中信重工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合作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行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种信息服务；依托大客户服务、用户服务和备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运行、备件、改造升级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技术服务。

风险防范：互利共赢 践行正确义利观

通常来讲，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三大挑战。

以中信建设为例，近十年来的海外业务全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治更迭不断，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未间断。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尝试了多种风险规避方式，如中国信保[1]政治保险、合同谈判、交朋友、与政府联络感情等。除此以外，中信建设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化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另外，从项目选择源头入手也是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条有益经验。洪波说，“中信建设在国别和项目选择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主要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百姓拥护的建设项目，如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农业、矿业、制造业等，以此尽可能规避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了16.5万套社会住房建设项目，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建立了一个20万人居住的城市。只要做了得道多助的事，对当地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就会得民心，从而有效避免政治风险。

社会风险也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这些年，由于“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唯利是图、不规范经营，做了很多有损中国企业形象的事情，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中信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变这种现状的法宝，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这也是中信集团一直积极倡导的原则。中国企业每到一个国家，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观。洪波说，中信建设在阿尔及利亚投标项目的时候，标书中明确，如果中标，公司将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沿途农业发展引进技术，开展培训等等。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资金风险、项目组织风险和商务风险。为降低这类风险，中信建设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对冲基金、产业投资回报等等；并且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各界资源的整合，创新发展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包括3个标段，分别由3个主体承担，但现在结算下来，只有中信建设挣钱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顶层设计开始，公司就本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配套的原则，力争造福社会，回报社会。” 洪波说。

战术选择：属地化  主动落地扎根

实践证明，避免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土不服的关键，是“走进去”，即实现属地化。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是短期行为，要带着善意和平等的心态，热爱、欣赏进入的国家，充分尊重所在国文化和习俗，不能抱着“赚钱就走”的心态，而要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学习融入，真正把东道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祖国”。

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民心和心意的相通是中国企业在当地能够落得下、落得好的一条重要原则。周巍说，五矿集团在秘鲁的搬迁项目只涉及四百多户人家，但考虑到当地有3种宗教信仰，五矿集团在新社区共建设了3座教堂。实践表明，只有尊重当地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中国企业才能够在当地落地扎根。

企业的包容性同样不可缺少。要怀着包容心融入当地，利用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五矿集团在秘鲁铜矿建设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项目前期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工期拖延7~10天，五矿集团一些人认为，7~10天的延误对于总投资105亿美元的建设周期来说微不足道，但是项目前方管理团队却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工期影响最终降低到1天。

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属地化，互利共赢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唯有互利共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赵晋华表示，要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兼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与国内外政府、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的关系，务实高效地共同推进重大项目。

俞章法也认为，国际化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走出去”不是赚一笔钱就走，而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加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惠及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商业模式：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的商业模式，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企业进行EPC[2]承包。但这种模式实际运行起来存在诸多矛盾，包括地方政府会有各种想法，最终将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债。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找到其他一些有效的替代模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庆禹说，公司正在尝试经营财团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聚焦金融和资源领域做大文章。还有一种模式也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比如阿尔及利亚想要建设港口，如果中国企业单纯做工程，那么当地政府可能不欢迎；但如果中国金融企业和建设单位联合起来，其效果将大不一样。无独有偶，中信建设也将逐渐改变过去主要以融资带动工程承包、单纯从事出口服务的固有商业模式，抢抓“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机遇，主要通过投资带动“走出去”。

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资源优势，中信重工“走出去”采用了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国内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服务，为中国装备“走出去”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战略布局：延伸产业链  制定“中国标准”

没有“标准话语权”是制约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大瓶颈。作为矿山重型装备的龙头企业，中信重工持续高投入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全面贯彻国际化标准。目前中信重工共有11种主导产品取得了国际标准，拥有36项高端矿山重型装备的核心技术和11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产品。

俞章法说，进入海外市场，装备不仅要在质量、技术、价格等方面谋取竞争优势，还要符合当地生产运营的一系列标准，与上下游环节相衔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规定本国工业标准的能力和条件，它们往往采用西方的工业标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欧标认证，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而且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定，让中国标准国际化，进而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全方位“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以自主创新、快速超越的技术实力为支撑，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赵晋华认为，发挥专业优势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中国企业应该结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在勘察、设计、规划、施工、投融资、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和优质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高层建筑占有量达到世界高层建筑总量的32%，在建量是世界的64%；中国建筑一家公司的高层建筑量就占到全世界的50%。依托自身在高层建筑领域的专业优势，中国建筑计划在“一带一路”建设前期以基建为主，房建为辅，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回到以房建为主的模式。

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拓展产业价值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按照战略部署，中国建筑将从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总包集成能力，最终变成产融紧密结合的新型建筑承包商，努力向前端的规划设计和后端的运营维护方向发展，提升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竞争能力。

建言献策：企业为主体  加强国家统筹

企业是海外运营的主体，但要实现更加高效地“走出去”，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参会的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化、法制化和重实效，让企业更放心。

周巍建议，除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外，国家政府的统筹作用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协同配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将面临不小的难度。最近五矿的秘鲁铜矿项目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一些社区事件，它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本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

“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间、区域组织间、企业和社会团体间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公共合作平台，以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徐宗祥坦言。

站在企业的角度，俞章法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有效支持。

二是在“走出去”面临难得机遇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服务职能，整合资源，建立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

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加强对标准“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力度，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对成功采用中国标准“走出去”、获取海外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五是成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编辑 宋斌斌）

2015年年末，一场风波搅动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并不知名的深圳潮汕系资本集团“宝能系”（含近三年陡然崛起的中小型保险公司前海人寿及钜盛华等其他实体）频频大笔购进知名上市房地产企业万科的股票，成为中国保险公司举牌现金牛型上市公司的最新案例。而万科创始人王石一开始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大股东，后几经起伏，以万科停牌，王石寻找同盟军暂时“休战”。目前，事件还在发展中。

很多人将“宝万之争”描绘为中国版的“门口的野蛮人”。的确，这个事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即金融资本以杠杆力量对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采取主动进取运作的阶段，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有着重大影响，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门口的野蛮人”的美国经验

    “门口的野蛮人”这个词产生于美国80年代资本市场。当时，美国大部分大中型企业都已经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创始家族只留有少数股权且退出经营，实际权力由管理层把握。80年代美国刚刚经历70年代剧烈的通货膨胀，公司治理比较松散，和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工业崛起时的白手起家的工业大亨相比，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层缺乏再创业激情。这时出现了一批金融资本公司，通过大比例收购股份（即所谓“举牌”上市公司）“掌控”上市公司，启动资本运作。这些资本运作有时将联手管理层，如给管理层大量期权激励，实现MBO（management buy out），有时对原管理层带有敌意，后一种情况就是所谓“门口的野蛮人”。而这种资本收购的操作，就是近30年逐渐为世人所知的“PE”（private equity）业务。[1]

收购上市公司，要支付的是市值对价，往往数值巨大。金融资本（管理）公司用于收购公司的巨额资金主要来自于各种杠杆。金融资本力量的发起者是管理者（管理公司），它要找到有限合伙人（LP）来设立基金，这个基金开始在市场上出击，通过夹层基金和债务杠杆两层撬动，实现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调动。当时，KKR这种由几个人组建的金融资本实体能募集这种资金有几个原因：一是美国各州养老基金尤其是公务员养老基金逐渐壮大，他们成为并购基金的投资人；二是美国垃圾债券被广为宣传，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资金调动工具；三是保险公司、银行也在寻找投资/贷款去处，遂成为夹层资金或银团贷款的供应者。三者衔接，巨额资金就凑出来了。

那么收购公司这种业务为什么能够让KKR等资本管理者获取暴利，奥妙在哪？金融资本公司的运作多为全面收购上市公司并退市。退市后，往往对管理层提出削减成本、“提高效率”等“进取性要求”。收购的奥妙在于，上述资本运作往往要求设立一个工具实体（如基金设立一个专门性子公司），各类债务是以这个工具实体名义借的，美国公司法允许收购者（工具实体）与被收购者（原上市公司）合并。这样，进攻者为了收购而制造的债务反而要由被收购者承担。于是，一方面债务支付利息（往往利率较高）形成收购后被私有化公司的成本，降低净利润，达到了少交公司所得税的效果；另一方面，控制者（金融资本公司和共谋的新管理团队）有动机尽快偿还债务，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甩卖业务，尽快还掉债务本金。由于控制者并不特别精通行业，这种拆分甩卖多半比较短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在逐渐清理债务的过程中，债务利息负担也逐渐减轻，这样就会在收购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净利润逐年快速增长的报表。有两三年“靓丽轨迹”后，控制者就启动重新上市，而美国股市自1982年起进入漫长牛市，这种重新上市公司很容易获得较高估值倍数——尽管这些公司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环境已经进入停滞阶段。因此，美国私募股权类金融资本在80年代的快速发展，和8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进入慢牛密切相关。纵观整个操作过程，这主要是一种“财技”，对于实体经济的技术提高并无太多意义。而在整个生意链条中，最暴利的是资本管理公司（基金管理费、基金增值的奖励、“咨询费”），然后是愿意和资本管理公司合作的管理层（无论留任还是新聘）、作为LP的养老基金，再下来是夹层出资者、银团贷款和垃圾债券认购者（垃圾债券）——越到后面风险越大，因为垃圾债券是可能违约的。尽管美国出现了慢牛的得天独厚环境，但由于利息过高，而收购的对象规模迅速高到一定规模，市场消化不了，到1990年，收购型PE业务还是崩溃了。这也造成美国垃圾债券市场的快速没落。

“门口的野蛮人”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代表着现代大生产的虚拟产物——金融市场倒过来成为实体经济的操作主体。这种主次位置倒换在美国此前历史上不多见。30年代以前，资本市场是企业创立者的融资工具，权力在大亨（第一代创业者）手里，而资本市场上下颠簸剧烈。罗斯福新政后，50年代启动了与股市相伴随的股权大众化、社会化进程，进入“所有权公众化，经理层控制公司”的阶段，权力在职业经理人手里。[2]80年代，金融资本管理公司的出现则标志着权力收敛到资本运作者手里。但是，这种资本运作的效果并不很好：所谓“提高效率”只是财务上的操作，技术上并无创新，美国80年代兴起，90年代成为经济增长主力军的信息产业和上述资本运作并无联系。

收购型PE的资本运作带出了一批“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3]在资本混战中趁火打劫。更重要的是，大批美国50-70年代经济核心力量的大中型公司成为资本运作的对象，[4]技术提高有限，核心技术在兼并收购战中发展停滞。这种现象延续到21世纪，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各产业崛起的机遇期。80年代，美国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将这种操作模式打扮成“提高公司效率”的典范，而崇尚暴富的社会风气也将其中的当事人推举成“资本英雄”，并将这种行为赞誉为“积极股东主义”，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新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从业者。只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很短，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大多类似于美国早期股市，而且缺乏慢牛环境，这种运作没有出现。

“门口的野蛮人”的中国版本

    2014年底，安邦举牌招行、民生，2015年底，宝能系（含前海人寿）举牌万科。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类似美国80年代收购型资本运作的现象。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除行政性合并退市以外，尚少有针对行业内知名公司发出收购要约的现象存在。安邦、生命人寿、宝能系的这种通过公开市场大比例（10%以上）购入知名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能否最终成为美国式的私有化退市型并购，尚有疑问。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门口野蛮人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出现了类似于美国80年代的情况。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黄金增长时期结束，地产等增长驱动力消解，这和美国80年代传统经济部门缺乏增量、经济新增长点尚在孕育中有相通之处。增量缺乏的大环境将会诱使人打起存量运作的主意，而举牌上市公司，本质上是一种存量上折腾的资本运作。而在资金与举牌对象这两方面，中国也具备了类似美国80年代的条件，只是具体形态有所不同。

在资金方面，经过十几年“货币（贷款）密集型”经济增长，中国货币充盈，但在法律上不具备美国允许基金公司设立实体、发行用于并购的债券的便利，而且中国还处于民众要求保本高息的阶段，此时，游走于几个监管圈之间的“万能险”[5]（实质不具有保险功能的理财产品）就成为撬动杠杆的重要突破口。而敢于抓住万能险进行大规模营销扩张的，只有那些没有国有监管负担的民营中小型保险公司，安邦、前海人寿（宝能）此类公司成为中国版的“门口野蛮人”并非偶然。

至于收购对象，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状态类似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1950年代以前）的情况，要么是国有企业（国有集团公司往往占比例很高，至少高于30%的大股东地位），要么是民营家族性企业（家族及一致行动集团往往占有高于50%股份），对这两类企业进行公开市场大比例（10%）买进举牌没有意义。中国的举牌对象只能是一批股权分散的企业——通常是在原体制内的边缘部门成长起来的企业或行政上级别较低的地方国企。90年代初中期以来，中国确有这样一批特殊企业，创业者没有资本，借着体制内缝隙的机遇创立企业，但大股东是体制内的单位不是创业者本人。随着创业者本人退休（如民生银行），或者疏忽（如万科），或者原团队内部争议，强人退出（如金地），这些公司就成了二代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无实际控制人公司”。而能与“万能险”堆积的百亿级别资金匹配的，正好是过去黄金时代最受益的领域的公司——地产和商业银行领域。所以，举牌风波从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起，继而蔓延到地产公司（金地、金融街继而万科），再蔓延到其他一些领域的公司（如金风科技、同仁堂）。

图1  网络传播的宝能系融资图

    具体到“宝万之争”上。收购方为旅居深圳的潮汕系资本力量姚氏兄弟控制的实体，和美国PE类似，动用了层层杠杆（美国有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团贷款、垃圾债券等三四层不同性质的杠杆）。宝能系动员资金主要来自两大支柱：“钜盛华”公司反复关联的“浙商宝能基金”动用理财产品（形成基金LP出资来源）并进而带动银行贷款，以及“前海人寿”动用万能险产品，宝能系实际自有原始出资现金可能也就在10亿元上下。潮汕籍群体这么做是不奇怪的，无论是地产业的李嘉诚，还是家电零售业的黄光裕，游走在家乡之外的潮汕商人，通常喜欢介入技术要求不很高，但把握时代机遇要求较高的领域，寻求短时间内的跃迁式发展。类似的群体还有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宝能此次运作和浙江民营商人的浙银资本合作是意料之中。不过在笔者看来，潮汕籍群体的眼光比美国搞纯粹财务运作的PE可能还要高一些，从深圳潮籍地产商深度介入21世纪以来深圳新核心区——福田中心区的开发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万科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没有美国PE运作的对象——美国一批中坚传统技术公司那么高，毕竟房地产的技术水平是有限的。万科的创立领导者王石，是“中国商业文明”概念的主要发明人之一。其实这种“中国商业文明”，是带有浓重的倾慕西方的色彩的。而王石之所以这么大意让人“奇袭”，和他长期脱离公司的战略规划及日常经营，热衷于商业之外的带有深度的社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看，王石在宝能大举举牌后，试图调用财经媒体界盟友，高调表示“不欢迎宝能系当大股东”是不奇怪的——如果他自己的经济大本营被一个陡然崛起的深圳资本运作者“攻陷”，即便他留在万科董事长的位置上，他要再从事那些意味深长的社会活动，效果也要大打折扣了。这正是王石去安邦、去各路公募基金寻找盟友的原因。但是，这种拒绝恰与过去“中国商业文明”灌输的不干预经济金融自由主义相反，因此王石遭遇了诸多曾经是他的崇拜者的群体的嘲讽。

中美两国“门口野蛮人”的不同及监管方合适的态度

可以再做一些推演，中美两国的“门口野蛮人”的不同前景可能会看的更加清晰。由于中国法律不允许像美国那样，让收购实体与被收购实体合并，由实体经济的被收购实体承担债务，因此中国的举牌者入主上市公司后，不太可能进行100%的收购及私有化，更不可能像美国PE公司，利用法律来让被收购公司承担重债，操作出增长亮丽的财报再上市赚估值差。更可能的情形是：举牌者占有较大比例的股份（如25-30%），而后影响上市公司的战略与自己储备的资源配合，在合理的规划下，可能实现积极的增长，进而在股价上实现较为稳定的升值——从而一方面活络了企业，一方面能应对杠杆的回报要求。因此这将比较充分的考验资本运作者对产业的理解能力。

一个已经发生的例子，是万达出海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公司——该公司原本为美国PE控股，多年停滞，万达引入自己在国内的管理经验，让公司老员工上升为管理层，调动了积极性，再次上市后估值倍增，而且成为中国影片进入美国的一个窗口。可见中国资本运作者的能力可能比美国纯财务人员出身的资本运作者要高。有资料报道，宝能推崇万达，也确实在全国做了类似的战略性布局，希望借力万科品牌相结合做活局面。如果此举成功，也是有魄力的创举。

因此，对于地产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领域，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股民，倒不妨坐观其演变。我认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些有价值的技术型公司可能遭遇的资本“突袭”。美国80年代以来对大型成熟公司过于频繁的兼并收购资本运作，以及并购后过于短视的资产拆分甩卖，这已严重拖累、损害了美国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很多曾经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汽车、电力装备、军工领域的制造商都在折腾中被逐渐瓦解，这种事情决不能允许在中国再次发生。而当前恰有一批中国的技术型上市公司，因为创始人早期无资本要“借力创业”，也处于股权分散的状态，如格力电器、特变电工、中兴通讯等。这些企业有的尚在灵魂人物领导下，有些已经进入二代团队控制的状态（如中兴通讯）。后一种情况的企业随时可能成为新型资本力量染指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当给予关注，在必要情况下制止短期性资本力量干扰专注于长期战略的中坚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可否反过来，动用杠杆，收购国外有价值的企业呢？这是可能的。自2014年以来，在半导体领域，以紫光集团为代表的一批资本力量正在世界半导体行业界掀起阵阵旋风。半导体行业在美国、台湾地区估值不高，同时又是我国迫切需要获得抓手的战略部门。撬动国内富余资金，收购美国、韩国一些优质半导体企业，实现技术的引进及在国内落户，并实现产业集群的带动，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纵观中美两国历史，资本市场在让生产力载体变成社会财富载体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实现的公司股权社会化是公众分享社会进步财富的重要手段。但是股权社会化并不是公司治理“历史的终结”，历史呈现循环交替上升的趋势，当社会化到一定程度，权力领导人倦怠退化之时，就有新的有胆量的群体用新的手段（资本手段）破局而起。这是很难压制的发展趋势。但是，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和引导，让它服务于技术的持续进步，是可以做到的。这方面，美国为中国提供了众多可以汲取的教训，中国应当走出自己具有正面意义的“股东积极主义”之路。

（编辑  季节）

破除制度迷信 坚持实事求是

现在从上到下都说体制改革就是要“啃骨头”，就是要“改体制”。实际上，体制问题有可能掩盖的是政策、方向、道路和领导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潘维[1]教授认为，言必谈制度是一种“制度迷信”。对此，他提出了三点批评：

    第一，制度迷信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是长出来的还是设计出来的？制度迷信者往往将制度视为几个“聪明人”在顶层设计时就冒出来的，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

    第二，制度迷信导致了教条主义。对某一种体制的崇拜，实际上有可能在本地 “水土不服”，由此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

    第三，制度迷信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制度越简单越有效。复杂的制度往往是拿一个制度去堵另一个制度的漏洞，越是叠床架屋，制度所带来的漏洞就越多。拿一个制度去覆盖一个制度，只会导致更多的制度漏洞，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大家口口声声所说的要“改革制度”这件事情。

潘维还分析了历史上王莽改制的例子，并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候就有类似“王莽改制”那样的危险性，不谈政策，不讲实事求是，不解决老百姓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天天在那儿空谈理想制度的实现，这叫做历史唯心主义。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中国道路面临新的治理格局，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化，黄平[2]所长认为有必要重温毛主席所说的四句话。

    第一句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仍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第二句是，“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则。离开这两条根本原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句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四句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黄平指出，全球化不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其实它背后也具有张力和多重可能。比如说，一种是美国主导或者西方式的单向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各国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参与进来，甚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现在称为“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的制订的全球化”。

    黄平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资本、信息、劳动商品的流动，甚至是劳动者的流动，它也包括整个治理结构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设计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改变中最重要就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了主要的行为者。比如说跨国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排在最前面的10个跨国公司，其资本总和已经达到联合国倒着数的那100个国家资产的10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达沃斯论坛那么有影响力，而联合国却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的原因。联合国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而达沃斯论坛是以大公司为主导，小的公司、组织也有很多参与，还有微型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这是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甚至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在这样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客观趋势的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的崛起。而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崛起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它是一个区域、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冷战格局的时代，曾经出现日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四小龙”的发展，以及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那时还只不过是沿海一些特区）。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正在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崛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崛起，这是三五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说，中国近代是“三个三十年”，改革以来的三十年；建国以来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还有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眼下这三十年的成就，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三百年的变化，以及中国至少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三千年的变化。治理格局变化下的中国道路，它的意义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范畴中，不止是道德和价值层面去评价好不好、有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认识的、分析的层面把这样一个非国家的现象、全球化的现象和非西方的现象变成一个分析的范式。

    黄平特别强调，用所谓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框架来分析下一步的治理模式，就不止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和以当时英国模式为蓝本的线性发展路径，但当今整个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下的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意义则要丰富得多。

西方主导的治理核心

     过去大约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整个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过往这五百多年来西方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什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失败在什么地方？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强世功[3]教授认为，全球西方主导的五百年治理的核心由两个概念构成。

    第一个概念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都要在西方文明的导向下变成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这是西方治理的第一个要素。与此要素相对应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资本。换句话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过往五百年治理的最主要的特性，其他都是附带的。但是，至今的全部问题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断地在摧毁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以后，资本已经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格局。面对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资本要实现全球的一体化，就必须要摧毁这些主权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全球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失败国家的问题。如果失败国家处在宗教地区，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内在的矛盾，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成果。

    如何理解这两个内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强教授认为，这是两个现象的矛盾。金钱、利益或者说资本和所谓的道德、政治、宗教信仰之间，究竟哪一个在价值上有所体现？这个矛盾从古至今就存在。古代的传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一定是政治、道德优先于利益、经济，而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则是把这个秩序倒过来了。倒过来以后，资本主义就特别容易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道德，甚至一切东西。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五百年的历史，就是资本和民族国家矛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资本摧毁道德、摧毁宗教，甚至摧毁一切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成为资本和政治进行斗争的最后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全部问题表现为政治与资本的角力。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反过来控制资本，这个问题要从全球的历史范围来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关键。中国能不能成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是中国失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取得了全部的胜利。

    为什么中国变得如此重要？强世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高于资本并控制资本，但是中国的利益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历史上有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是资本一直从属于政治，道德高于资本。这就是中国有那么发达的商业，但并没有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因。如果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是借着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借壳上市”。所以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几千年来处理政治和资本关系的模式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所不同。中国的模式，我们现在的模式，核心在于资本要从属于政治的目标，道德的目标；社会的目标要高于资本的利益目标。如果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取胜，甚至能不能作为一种范式在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取胜，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切入点，“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西方的资本模式相比，究竟谁能成功？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很快就和“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划分到一起了。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不成功，那就证明中国要抵抗资本的模式也将是很难的，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意义的模式。所以，中国今天的模式绝对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还涉及到此模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处理问题。

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还有一个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定位，它的方向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它的重点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的看法和西方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这两者之间是有错位的。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实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就是中国多出资金、多做事。它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霸主，西方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挑战西方在全球现有的主导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是随大流，但是它们希望中国的发展经验能给它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们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同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服务“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国内的发展，同时又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和平。汪卫华[4]教授就此总结说，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如果说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用“新干预主义”来标识的话，中国现阶段的作为则可称之为“多重的双边主义”。

在谈到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汪卫华教授总结了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不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而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参与全球治理。这个目的很清晰。

其次，今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当年英国那样向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以及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这种带有理念性的东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非常实际的，它不是一个理念主导式的，所以它的身段是可以放得很低的。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核心词叫“话语权”，可是当你连话语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哪儿来的话语权呢。

再次，中国现在所谋求“制度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影响全球治理各个具体领域的议程设定。话语权不是话事权，话事权是最后你说了算，而美国追求的就是话事权。但是，中国不去追求这种话事权。习总书记的讲话里提到，各国可以在一起广泛地进行商量。所以，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就是议程设置，比如G20峰会，本来是一个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机构。2015年轮到中国当G20的主席国时，我们发现从澳大利亚开始， G20峰会朝着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侧重，土耳其也有这个意图。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最耀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发展经验，那么这个发展经验能否借助于G20峰会这个多边的框架，放到世界各国议事日程当中，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才是所谓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不是我们要去替代美国“民主”之类理念性的东西。

    最后，中国对于多边框架的理解是很现实的，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我们今天经常使用“多边框架”这个词，但是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也不把它作为一个机构理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中国有一系列“一加多”的框架，其中大概有六个比较成形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这是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加十”的关系；中国和欧洲的峰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一加十六”的合作机制；中国和拉共体的论坛。另外，2014年习总书记在南太平洋和8个国家在斐济进行集体会谈，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一个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一加多”的论坛。实际上，这六个到七个“一加多”的对话合作的平台，加上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这两个事实上的多边机制，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世界上除了北美之外的所有地区。这样一个很务实的做法表明，多边框架是适合维持现状的，而双边方式、双边关系、双边外交的关系是适合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中国的外交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汪卫华教授给其戴了“一顶帽子”，名曰“多层的双边主义”。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呢？汪卫华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现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全是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

建立正确的分析框架 为中国道路及全球治理破题破局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强调，没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对潘维老师所提到的王莽改制，孔丹认为，王莽所谓的“顶层设计”是脱离实际的，所以他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迷信”确实是历史唯心主义。

眼下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市场化。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谁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对此孔丹表示，“我也是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我反对所谓改革就是市场化的说法。”

    对于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以及政治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孔丹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骑在资本的马上”，而有些人都在提“骑在市场的马上”，而且想把这匹马驯服，这是非常艰难的。市场和资本的内在本质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内在矛盾的，要把分寸把握好，把握不好就不是“骑马”，而是“马踏人翻”。现在很多严重的问题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孔丹表示，比较赞成汪卫华的意见，中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习总书记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很令人震撼，他说，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去拥抱全球化的，正因为要发展，所以才需要融入全球化。如果能够封闭地独善其身，那我们何必还要参与全球化呢？

对于所谓分析框架，孔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不能脱离实际。他希望年轻的后进者在分析问题、做交流的时候，要对分析框架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会南辕北辙。

    孔丹特别提到，看法、观点乃至理论都要和现实连接起来，付诸实践，叫“破局”。现在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问题的讨论，可称之为“破题”，仍需要通过实践来“破局”。“一带一路”就是“破局”的要点。

（编辑  迟晨光）

研究重点不全由个人兴趣驱动

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研究重点和目标，这与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与政治的急遽变迁有关。我的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这反映了我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的关键作用，着重体现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往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不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颇大程度上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有更大的关系。

我在中学时期，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主张的影响，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肯定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承担，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修读中文和中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焦点所在。

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较诸“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关系重大。然而，我最终选取了“香港研究”作为具体科研项目。这并不是我特别“爱”香港，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关爱香港并非是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从功利角度考虑，“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不在象牙塔内做学问

1981年，我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卷入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不再可以在“象牙塔”内做学问，而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1992年英国派了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

香港回归后，各种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应对。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至2012年期间，我离开了大学的岗位，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十年中，研究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阔，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自从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夹杂在一起，“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般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无论从背景、目标、经验或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不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毋庸讳言，很多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其原因有三个。第一，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普遍理论，又同时丰富普遍理论。第二，他们服膺了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第三，如果认同西方理论“普遍性”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的话，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更容易发表，而这对学者的个人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量度学者的学术成就。这种种原因让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较少受到重视。

除了简单套用外，有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进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我认为，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因为我们长期在香港生活反而看不到或者遗漏了的东西，对于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在用之以增强我们思考能力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却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同时，我们必须不时地刻意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般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我从一开始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有的，目标不单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之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能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是现实。香港一些显著的现象可能在西方看不到，一些西方学者假若对香港缺乏认识的话，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这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学术研究要接地气

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则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故、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着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立即成为学者应该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和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来说，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更可以使我们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连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般现象，并取得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承担了研究的“钥匙”功能，通过它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诚然，一些批评者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对香港的分析偏颇，建筑在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说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我有信心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来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来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在政治斗争越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四十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

（编辑  王生升）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首先要对过去36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6年的改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那些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发展，这主要包括：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发展的“红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攫取。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也曾将此为模板，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并没有取到发展的真经。

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对此，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民主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思维特性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轻易下结论。

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自力更生的路线。这种观点不需要驳斥。坚持过去的路线，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一些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欧美式民主和宪政体制。这种观点同样荒谬并需要驳斥，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发展。

欧美式民主宪政体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欧美国家，也无法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得多。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

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就是印度，它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印度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国，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中国，看看它的种性制度、土匪问题、农民起义、贫民窟、妇女问题，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却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欧美式民主宪政不是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在新加坡，我们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8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这样的新加坡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在每次选举中，他们都投执政党的票。

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生长

在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之后，欧美国家开始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以逐步降低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对资本进行适度的严格监管，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制度性倾斜和救助。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但事实上它们都指向了一个被刻意回避的敏感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经济学家我们不得不提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其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八大方面。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欧美国家在二战后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这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离。在他看来，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二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一些学者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涵盖了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革，税率降了一些，让我们误以为从“新欧美”回归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并没有变。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时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剧烈动荡，重要原因在于罗斯福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逐步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一直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举措，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流毒

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20世纪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但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之后，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已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2008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关注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显然，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理论界和大众传媒领域，新自由主义流毒在中国的危害甚至要大于欧美，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甚至能说出连弗里德曼都汗颜的结论。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贵一边，使用“精英阶层”、“上流社会”赞美新兴的资本家阶层，这种公开明确地蔑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下层社会的言论，虽然在“旧欧美”很流行，但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已经被社会广泛谴责而大大收敛了。

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存在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将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这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

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反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均为长期投入，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其价值，但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愿支持这类价值。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或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然而，传统经济学并不讲社会成本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些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然而，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的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他对“社会成本”的扭曲，与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相悖。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从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对这两个部分，斯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一直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何以成为这一替代物，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若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但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其中包括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他没能解决这个矛盾。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难于操作。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为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却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偏执中，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误导性和危害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一旦被普遍认可采纳，将酿成中国改革发展错误方向。

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在矿产私有化后，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新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撕裂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仅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经济不得不靠出口、基础建设和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并没有实际意义。

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称为繁荣。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已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没有提公平。后来他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在他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

先发展后公平，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然而，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

（编辑  季节）

当代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话语中，美国的形象都充满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丑陋，另一方面又仿佛非常美好。因此，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今天变得愈加必要。

“上帝的选民”之叙事逻辑产生困境

美国人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宪法的前三个字是“we the people”，即“我们合众国人民”，或者“我们人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所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赐福、护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赐，美国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国是“山颠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负有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立法的责任。美国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同于古典共和的现代共和、不同于贵族制的民主制、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帝国，并成为人权的标杆、自由的榜样、民主的样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窗口。

    这套叙事可上溯至美国的建国时代。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就拥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早期版本，美国的建国者也借此向美国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三人化名“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创建一个好政府，到底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的选择，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联邦党人对美国人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比母国英国更伟大、更光荣。把当下的政治选择寄托于一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求诸未来安放当下，这是联邦党人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宪法的政治修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政治实践，可以视为是对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所勾画的宏大蓝图的迂回曲折的实践。随着美国在西方内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是借助这种叙事，通过不断的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构筑了对美国自身的诸多美好想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自身的整个叙事，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叙事，变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确信，“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种自我确证也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一以贯之的。在建国初期，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公民权利，都是小范围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权。恰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正当性，迫使美国反思自身的种族问题。种族制下的美国怎么还能自称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美国出于对峙竞争的需要的确一直这样声张。种族隔离只有在开始威胁“我们有效维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中的道德领袖地位”之后，才得到重视。如果不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国内就没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著名的废除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冷战背景。人权叙事开启于1977年卡特的就职演说，主要是作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民主”叙事，始于1983年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的创建。而其经济价值观之一，即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美国用作一种对外战略，向拉美、东亚、东欧、苏联及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地区推销。冷战结束以来最近20多年，更是“民主”叙事炙手可热的时期，民主转型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达到其自身的巅峰状态。福山认为这意味着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为最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经出现，这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些叙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从其巅峰开始的。如果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生命体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那样，也有萌生、生长、成熟直至衰败、消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帝国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时候。当今美国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在获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不断寻求提升对世界的干预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但却在冷战结束区区10年就遭遇了二战以来的最大挫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愈加显著，911事件、欧洲难民潮都可以说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症候。那么，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并展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晚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各方面的变化做一番历史考察，从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

美国正在多个层面走“下坡路”

上帝选民、山颠之城、世界灯塔之类美国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国政治家所自称的那样，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孤悬海外，没有一个强大的邻国，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没有任何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其本土构成重大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对于同样在美洲殖民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相对于加拿大、墨西哥这样的邻国，相对于拉美、南美这样的“后院”，美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使得美国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也不同于亚洲国家，欧亚各国大部分都多次遭遇严峻的内外威胁，天然有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而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这种意识，即便曾经有过，相对于欧亚国家而言，也是比较微弱短暂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在这种意识引导下一度同仇敌忾，其内外政治、法律、文化视野都为之大变。

因此，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心态，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通过变革，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结束，美国自视为独步全球的“新罗马帝国”之后，伴随着其经济形态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其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是冷战背景下的一种核战争军事技术，冷战结束、最大的战略敌手解体，美国的互联网开始商业化、民用化进而变成了全球互联网，金融资本凭借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市场，美国因而获得了操纵和控制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相应地，美国的整个经济形态也从实体经济驱动转向了虚拟经济驱动。

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有能力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其经济链条，同时也加快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使美国的实体经济产业向东亚、东南亚国家转移。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美国实体经济开始走向相对意义上的衰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族品质受到败坏，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民众开始依赖信用消费，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也加速膨胀，政府与民众都开始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这一转变，连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力的贫富分化进程，推动了美国在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分化逐渐加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走下坡路的第一步，美国两极分化程度从此逐渐拉高。美国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美国五等家庭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的长期走势，1947到1973年是其经济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积极政治参与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五等家庭收入同步增长，而且增幅差距不大。但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并逐年上升。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包括最富阶层在内的中上阶层的上升动能。从1973年到2000年，其实可以算到2010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越高、财富增速越快，收入越低、财富增长越慢。1%最上层的富人的收入，一战以后一直到1968年在不断下降，从1968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的增速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至2007年50%。

在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收益的受益人绝大多数都是富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经济规律，越富有的人，越有资本投资，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重要的事实在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金融市场当中获益，资本的扩张并不是有利于多数人的。

相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积累止步不前。经理层和普通工人的平均薪酬比，1980年代是42倍，今天则是400多倍，增加了十倍。普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从1968年的时薪8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5美元。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欧洲，1950年的巅峰期也只有36%，现在更是低至13%，因此，通过工会活动谋求权利保障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这个权利。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社会失范现象频生

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民众持枪比例最高的国家，每百人持枪率高达88.8%，有人认为高持枪率说明美国公民享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事实上这种权利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一旦有人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就会立刻遭到警察的暴力压制。当代美国警察的装备已经高度军事化，美国警察的治安权力，尤其是在街道、交通治安层面，变得越来越大，警察权屡屡受到滥用。因此，普通人必须听从警察的指挥，一定不要让警察误以为你在掏枪，否则警察会直接开枪射杀。持枪权与警察装备的军事化和警察权力的滥用相互叠加，在美国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热点，而且是一个基本无解的热点，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失序和失范问题。

民主化运动以追求个性自由和多元生活为标志，却导致美国社会犯罪率攀升。有鉴于此，美国保守主义者举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口号，但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未能真正扭转美国社会中个体行为失范、家庭价值解体和社会分裂的总体进程。美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716个囚犯，囚犯数量从1972年的30万激增至2014年的230万。美国也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军费总额相当于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同时也是对外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武器总量的30%。美国还是全世界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但医疗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在于受益人局限于医保公司、医药公司、医疗设备生产商，导致美国的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价格都堪称全世界最高。“看病难、看病贵”在美国是一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在35个发达工业国家当中，美国还是婴儿出生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以及大学学费最贵的国家。

非婚生子女比例逐步上升也是美国社会失范的重要表征。1965到2010年，黑人非婚生子女比例升至72%，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升至54%，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也达到36%，整个美国各种族平均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平均是41%，这意味着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不再完整，这无疑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思想观念出现巨大分歧乃至撕裂

好莱坞自由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好莱坞生产的影视作品通常都是以自由主义为主旋律的。但好莱坞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幕后老板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普通人之间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异。前者中自由主义者的比例高达60%，但后者只有30%。相较而言，美国普通人中保守主义者占43%，但在好莱坞这个比例只有14%。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观念分歧，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是政党倾向。一般来讲，政党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应该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是某一党派，也基本意味着他认同该党派的意识形态，比如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他一般会选择加入民主党；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保守派，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加入共和党。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政党领导人的一致度高于政党精英，政党精英又高于普通选民，民主党的普通选民只有34%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共和党内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其二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还是占多数，至少远远高于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认为是民主党的人数在下降，这很可能是因为民主党的政党纪律非常松散。自认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而两党的忠实选民一直以来基本是稳定的。新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逐渐增多，民主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在下降，相反共和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却在上升。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美国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化，由此衍生出茶党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社会浪潮。

其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政策分歧。两党的政策分歧非常明显，在经济、犯罪惩治、刑事司法、社会政策甚至国家安全政策上，两党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主要表现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政府要不要加大投入去预防犯罪或者惩罚犯罪、政府要不要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理念。比如，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在全世界支持人权，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但是，保守派认为这种想法比较虚伪，美国应该更直接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谈人权。如此看来，美国的共和党人的确比民主党人更坦率。

不平等的政治参与

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主导的多元主义政治，而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又大都是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组成的，因此多元主义政治模式实质上仍然是少数上层精英的统治。美国活跃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中，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占到88%，这些人是富人精英阶层而非普通人。

相应地，虽然传统上来讲，在政党政治层面，民主党一般代表中下层利益，共和党更代表中上层利益，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动员对象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中高收入群体，区别只是共和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以上，而民主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稍偏下。竞选捐款的主体到底是谁呢？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下的只有5%捐款，年收入在五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的是14%，10万到25万之间的35%，25万到50万之间的是26%，50万以上的是20%，也就是说，实际上95%的捐款者的年收入都在五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上阶层。在种族上，捐款者95%都是白人，也就是在当代美国，真正影响政治的仍然是白人。

如果按照年收入划分，把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划入高收入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划入低收入群体，可以发现，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政治参与上差异巨大：在高收入群体中，86%的人投过票，17%参与竞选，56%捐过款，50%和政治家、政客有过政治联系，7%参加过抗议活动。在社区活跃度上，高收入群体中38%的人很活跃，73%的人在政治参与上更积极。高收入群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美国国会议员的连任率居高不下。按照美国建国者最初的设想，为了防止民主制的败坏，议员和行政官员要频繁进行选举、更换，避免同一个议员或行政官员长期占据议席或官职。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参众两院的连选连任率，平均都超过90%，因此有美国学者指出，议席正在蜕变为“代表的财产”。

在严重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状态下，大众越来越不信任政治精英。从1964年一直到1980年代，信任度都在下降。里根时代的前半段有所上升，但从其后半段开始又在下降，1994至2001年在上升，“911”之后又急剧下降。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意度也非常高。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无法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诉求，政府并不关心人民，政府官员自身有特殊利益，他们是为其自身而不是普通人服务的。这加剧了民众的政治冷漠度：主动和他人讨论政治的人只有30%到35%，愿意主动投票的人也只有30%到35%，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的只有30%到45%。可以看出，在精英统治模式下，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参与政治。

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

美国建国之初只有4个部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后来逐步组建了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动部、卫生服务部，1965-1990年之间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环保局，2002年建立了国土安全部。除了新设政府部门，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包括所有政府雇员在内，美国联邦公务员接近280万，州公务员达到450万，地方政府公务员总数为1450万。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总数达到了2180万。按照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计算，6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受雇于政府部门。按照政府雇员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计算，约每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政府雇员。很显然，美国的政府规模是极为庞大的。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一半的人隶属于国家强制部门。在全部政府雇员中，国防部的文职雇员占36%；其次是退伍军人部，占16%；第三位是国土安全部，占9%；第四位是司法部，占6%。这4个部门都是国家强力部门，他们的雇员总数占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数的51%。

随着美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政府开支也相应增加，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资源控制地方政府，还要维持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导致美国政府公债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张，特别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推行赤字财政，使得美国当下的公债总量已经非常惊人，其公债总量等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总体而言，最近五十年来，美国逐步成长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新罗马帝国”的自我期许不断强化，美国的扩张性、侵略性也越来越强。同时，美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其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政治都出现了不可小觑的衰变。经济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思想观念、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因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寡头政变”。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将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归咎于“1%有、1%治、1%享”。“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1989年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也开始呼吁结束代表中上富人阶层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独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以图解决当代美国的重重困境。

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

对于理解因“帝国化”而走下坡路的当代美国而言，联邦党人的内外政治视野仍有启发意义。一方面，联邦党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即首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谋划成为新帝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国家观，他们考虑的是新生的美国如何才能存活。在十三个邦组成的松散“邦联”状态下，在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体统领者、整合者的状态下，这两个目标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制定一部联邦宪法，而其最终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一个有权有效的联邦政府，其次才是政治权力不同分支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正是因为其政治目标的双重性，学术界对它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解释也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必要性，误解往往来自于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

联邦党人相信，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他们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偏好，但在“邦联”时代，他们同时既隶属于邦、又隶属于邦联，这种“主权中的主权”是典型的政治怪胎，各邦往往只维护地方利益，彼此利益分歧严重，尤其需要一个全体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代表，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能超越各种地方利益，成为这种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活跃在这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中的政治家们，包括参众议员、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地方领导人更有能力、更有德性，而总统又是重中之重：“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九篇）

因此，联邦党人在1789年联邦宪法中为总统权的扩张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美国总统直到1944年为止，一直没有连选连任限制，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也得到了国会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否决权的行使是否顺畅，取决于总统本身，而强势总统的否决权更可能获得国会的尊重。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从林肯，到老罗斯福、威尔逊，再到小罗斯福、克林顿、小布什，总统的宪法外权力都在不断强化，当代美国政府规模、政府开支、政府职能不断膨胀的背后，是总统行政权的持续扩张。只有充分的政治集权，才能有所作为，美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真正的革故鼎新都是在同一政党控制总统职位、参众两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时期才实现的，这种状态并不多见，更像是靠运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为不同政党所掌握，往往就会出现政治僵局，三个权力部门都有相互否定的权利，三者角力，互不相让，从而导致美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形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式政体。

晚近百年、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总统越来越像一个君主，国会越来越像是选举的寡头制，民主因素被削弱抑制，而沃伦法院之后的美国最高法院，无论能动与否，本质上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机构，罗伯茨法院所推动的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当代美国政制是典型的混合政制，也就是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形式，而且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已经形成了对民主制成分的压制之势。晚近五十年来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分化、社会失范、观念撕裂、不平等的政治以及政府的膨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联邦党人的构想，也背离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身份平等。

今天的美国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对于那些希望从美国身上获得某种“现实镜鉴”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欲简单臧否而希冀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人们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审之，也不可不慎之。

（编辑  杨利红）

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墙”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首先是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镇），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而美国则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在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

目前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间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早已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前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驻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被划分为“我类”和“异类”。

中国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姿态崛起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地区、宗教文化所能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

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曾经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着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的文化圈，如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2014年暑期，在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曾经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吉尔吉斯的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禹贡》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所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的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建设“一带一路”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特点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存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等。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就是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欧亚陆路的衰败并不完全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展开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就阻隔了2000多年来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

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感到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而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

中国的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两个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与“仁”深刻地表达了从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和”与“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冲突、流血和战争。例如，美国强行把“美式制度”移植到阿富汗。但是，这个政权运行得并不成功，政府领导人不敢远离喀布尔，最近连续两个阿富汗的大城市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知识分子分析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阿富汗的“部落文化”，总统一定要任命各省省长，而老百姓听部落酋长的。结果总统和酋长互不承认，老百姓更多的是跟着酋长走，而酋长跟塔利班又是分不开的。结果，美国打了14年战争，阿富汗政府也成立了多年，但是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近70%的人口和70%的土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应该好好学一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是如何征服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北印度的塔克西拉，不仅没有屠城，还拥护当地国王继续统治。印度阿育王在印度普及了佛教，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团和希腊后裔不仅没有破坏当地的佛教文化，还在其建立的希腊化的大夏王国及其后来的贵霜帝国，由国家资助佛教，并让希腊的工匠艺人按照希腊神像方式大修佛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像。在贵霜帝国时代，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还影响到了新疆。今天我们在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看到的文物多是希腊化的贵霜帝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和西亚时，杀人如麻，但他依然能够包容所有的宗教，允许他的子孙和子民信奉各种宗教，从佛教、儒教、道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成吉思汗大军虽然把巴格达屠城，但是留下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还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从青岛出发，绕道漠北，来到中亚阿富汗兴都库什雪山里讲道。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间，“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新疆地区既是中亚的一部分，甚至跟西亚的伊朗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血缘关系（塔吉克族），同时又是一个东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的多个少数民族是突厥语系，但是又属于不同民族；既有共享文化，也有不同文化；语言上既有相通处，也有不相通处。比如乌兹别克人可以懂得维吾尔95%的语言，但是哈萨克斯坦只能懂得维吾尔40%的语言。塔吉克人如果跟维族人不住在一块儿，就基本听不懂维语。吉尔吉斯是突厥语系，但在文化、历史上跟维族和乌兹别克又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

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通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汪晖说得很好，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重重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的“民主国家”概念相比，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同中国这样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国家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和共赢的一个国家。这就是文化共生。

很多人认为最艰巨的挑战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怎么做到民心相通。伊斯兰文化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均占各国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文化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枢纽地区，也是中国需要处理复杂因素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民心沟通，如何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如果处理不好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相通的正确认知，就会导致国家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要自觉防止在“一带一路”上搞“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进行长期经营，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