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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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政治的名实之辩

李彬 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 2018.01.11 09:26:18

 

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源于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的报告,谨向盛情相邀的蒋晓丽教授、赵毅衡教授致谢。

*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461页。

[2]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3]同上,第44页。

[4]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载《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2期。

[5]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载《人民日报》2016517日。

[6]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新中国辉煌三十年》,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7]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8]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韩少功“序言”,第8页。

[9] 甘惜分,1916年生人,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201618日,甘惜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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