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入篮”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国的人民币将成为法定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起，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共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公认的“超级”货币。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了最难能可贵的决定性发言权。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特别提款权和货币篮子

理解人民币入篮的关键是特别提款权，即SDR[1]1。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结算，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之初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它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进行拨付轧账；二是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利息和支付费用；三是参加国之间，相互提供和偿还贷款、借款担保、远期交易以及赠与等金融业务。

通常认为，特别提款权具有4个特征：首先，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和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其次，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基金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成员国集体监督管理。再者，在基金特别提款权账户下，参加国（享有对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不受其他条件限制，提款无须偿还，并且可以获得利息收益。特别提款权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四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最后，为了维护特别提款权作为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货币定值单位的公平基准，基金组织可在任何时候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计价方法与原则。

通俗地讲，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账面资产，也就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使用资金的权利。虽然它不是有形资产，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用作债权凭证、充当国际礼物，或兑换为其他流通中的任意货币。因此，它是一种货币的国际身份和世界地位的金融象征。

那么，特别提款权是怎样分配的呢？

特别提款权于1969年由基金年会正式创立，与黄金挂钩，规定35特别提款权等于1盎司黄金。由于当时1盎司黄金 = 35美元，所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等值，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来套算。

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1974年7月，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1980年9月18日，基金执行理事会决定，自1986年1月1日起，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每5年调整一次，该五国货币被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据此，“一篮子”的组成货币减少为5种主要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重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2000年，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此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4种货币的比重虽然略有调整，但币种却从未增减。

一定程度上说，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代表着所有其他货币的定值标准，发挥着其他货币 “定盘星”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权利，影响了成员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IMF成员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周期。1969年，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年至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而发达国家则分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改变这种 “出钱多，分配多”的资本至上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

特别提款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议定的份额（会不定期调整）分配，二是从其他成员国买入。买入的办法，就是有实际需求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用一篮子货币换取特别提款权，然后由基金安排外汇短缺成员国予以兑换。于是，申请国的特别提款权头寸增加（相当于存款增加），兑换国的头寸相应减少。

对于IMF而言，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头寸交换不改变总的特别提款权规模。特别提款权总规模不定期增加，历史上已经进行了5次增发，迄今共计2800亿。

1978年4月1日生效的《牙买加协定》，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继《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使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实行“黄金非货币化”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事实上，《牙买加协定》中“今后应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最后取代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远未实现，外汇在世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元。这种局面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游戏规则——“天不变，道亦不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以来，始终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特别是捏在美国手里的一票否决权，越来越严重阻碍着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在当今世界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储备货币依然大行其道，说明国际货币机制既是主动设计和人为塑造的结果，更是主要大国国际战略博弈和国家意志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国际市场选择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淘汰的结果。

10.92%预示了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将在调整后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相应地，美元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占8.33%、英镑8.09%。

11月30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最新份额，昭示了多方面的深刻内涵。

第一，人民币“入篮”之前，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如同四大金刚，其权重分别为41.9%、37.4%、11.3%、9.4%。。人民币“入篮”削弱了上述4种货币的权重，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欧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合计损失9.68%；美日仅触及皮毛，失去1.24%；美国可以说几乎毫发无损，美元比重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17%。美元仍旧遥遥领先，继续充当惟一的世界货币，对比之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4种储备货币，可称为国际货币，但算不上世界货币。

第三，国家实力是货币实力的后盾。在刚刚宣布的份额框架中，欧元 + 人民币 = 41.85%，大于美元的41.73%；但欧元 + 人民币 + 英镑 = 49.94%，又小于美日的50.06%；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差额–为30.81%，差不多等同于欧元的现有份额。人民币与美元在权重上存在巨大悬殊，但其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这两种货币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表现，直接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联动，也将体现出中美之间竞争合作状态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能力。

第四，调整权重的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目前的方式过于倚重拥有发行世界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主要国家央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货币鲜有参与，其余国家更是不予考虑。其次，官方外汇储备情况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几不相干，而外汇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活跃度、衍生品交易量、金融资产计价的高使用率等因素，亦即市场提供能力，似乎更具优势。再有，当前公式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惯性，且赋予出口过高权重。

第五，人民币的需求预期空前增强。特别提款权接纳人民币，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肯定，人民币成为基金官方储备候选货币。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和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以及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在IMF批准特别提款权可以直接兑换人民币后，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必将水涨船高，这有利于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也将逐渐增加。

第六，中国金融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中国的金融改革，短期看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长期看是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平稳开放，从而造就一个主体多元、规则透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监管管理体系，为实体经济的真正跃进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值得称许的是，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过程中，中国有关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有效交流和双向激励机制。后者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各项金融改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前者则提供了当今世界最有朝气、最具潜力和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金融理论孵化器和全球治理政策试验场。

第七，新货币篮子进一步印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剧烈嬗变。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中西合璧的金融制度创新。

欧洲可被视为中国现阶段金融变革的同盟军，但非洲、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才是实现这些金融变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这一点，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铭记在心。

新世界，新路标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的组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取得进步的认可。”

由于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和国会的顽固阻挠，尤其是美、日两个特别提款权大户在政治上对中国缺乏信任，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处处受制于人。人民币过了储备货币这道坎，就没有哪个国际机构可以扼住中国的命运，国际社会再难以用双重标准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将会显著下降。进口和出口均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省去了汇兑手续和成本，避免了汇率风险，有利于明确核算各个环节和整体交易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收益。

对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人民币行将扮演的新角色，有助于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它们在设厂、雇工、买进原料、卖出成品、核算盈亏、银行贷款、支付费用、当地纳税和利润汇回等方面，会享有更为透明的商业环境、更受青睐的融资方案、更为便捷的会计处理，也有利于其海外收购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及开展资源、技术合作。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行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则是如虎添翼，相当于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颁发了“世界通行证”。

对于公民个人，则会减少换汇损失和麻烦的手续，享受主体货币的便利。如果是个人理财，人民币的稳定坚挺，也是大大的利好。

为了巩固现有成果，我们还需要谨记下述原则：

战略层面，货币政策选择更加谨慎且富于弹性。人民币“入篮”，只是确定了参加大赛的上场名单，能否夺冠，更艰苦的过程是在比赛过程中。政策层面，量力而行，保持中国特色。要警惕贪大求全，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稳扎稳打，切实防范外部冲击，使其服务于稳定、均衡、增长的中国实体经济。

监管层面，务求稳妥，严防人民币流通和运行中的内外溢出效应。加快新的法律、规章、措施的制定，建立国际合作执法新模式。

人才方面，只争朝夕，立足自我培养，多种途径并举，使一支政治上可靠、高度专业化、敢为天下先的队伍成长起来。

（编辑  王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