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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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黑暗,大地在流血。

发誓,要让山崩地裂,

要摧毁所有的边界,

历经空前的变化,

遭受空前的暴乱……

——亚历山大·勃洛克《惩罚》,1911

我以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作为开头,撰写这篇文章。他的洞察力可以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长此以往,我一直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中愈演愈烈的残酷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热核战争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摧毁人类文明。这一预测是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应该恢复核威慑的可信度,核威慑使世界和平了50多年。

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质的升级

许多结构性因素表明,军事冲突极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升级,这将把世界带到灭亡的边缘。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能给整个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不希望吓到那些原本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现实的人们。但是,您不能把鳗鱼藏在袋子里,我最睿智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这将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并提供预防和准备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深层权力”也开始警告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推测如果美国必须同时在两条或三条战线(欧洲、太平洋和中东)作战,它应该如何避免失败。[1]

对于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给予否定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冲突升级的原因,并推进更积极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我相信,我们需要大力调整国内、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所有政策,并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挑战的几项措施

第一项挑战是主要以利益至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萎靡,由此,它鼓励疯狂消费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日渐不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垃圾信息洪流也属于同一类。电子产品消磨掉人们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巨大能量和时间。人类正在与自然发生冲突,并开始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使在俄罗斯,幸福感的增长仍然主要指消费的增加。

第二项挑战是最明显的全球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仅适用于农业的淡水储量减少,以及许多其他自然资源减少等全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绿色解决方案,通常旨在巩固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在其社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例如,不断试图将减轻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负担转嫁给制造商,而不是转移到西方的消费者身上。在西方,过度消费正在走向畸形发展。估计有20%-30%的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但这些人口每年消耗全球70%-80%的生物保护圈的资源,[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但是,病态的消费主义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我们自己仍然受到炫耀性消费的影响,这种消费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现在逐渐消失,尽管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争夺资源的斗争愈演愈烈,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包括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消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为了分散人们对未解决挑战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一个敌人。早在2010年代中期,“采取制裁措施”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合理的手段,以控制欧盟日益庞大的发展态势。现在,制裁手段已经成为维系西方联盟的主要纽带之一。欧洲的政客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必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如果不采取措施,显然是遗忘了历史的教训。如果战争爆发,北约的欧洲国家只能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并行过程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不平等急剧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大约15-20年,且效率越来越低。

第三项挑战是人和社会性的退化。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和富裕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但不只是西方国家)正在遭受城市文明的侵害,城市文明的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但也脱离了人类历史和基因形成的传统栖息地。不断传播的数字技术,本应促进大众教育,但是它却日益导致网络世界的低智化;而且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寡头政治操控大众的工具,甚至民众本身也可以利用技术操纵舆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暴政”。此外,不希望分享特权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故意危害人民,鼓励社会解体,试图让人们无法抗拒对大多数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公平和危险的秩序。他们不仅在宣扬,而且在强加反人类或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拒绝人类道德的自然基础和几乎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信息洪流与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相结合,缺乏一直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饥饿和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恐惧正在逐渐呈虚拟化。我们看到,欧洲精英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思考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几乎消失殆尽。比如,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力衰退,但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国务卿布林肯都认为,核战争并不比全球变暖更加糟糕。[3]但是,这种隐患威胁着全人类,需要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

第四项挑战是权力从美国空前迅速地重新分配给正在崛起的世界多数国家。在先前的国际体系下形成的构造板块开始移动,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意识形态“地震”。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以及随后历经15年衰退之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削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基础,即军事优势。我多次说过:军事优势是欧洲和西方在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石,借此它们可以将自身利益和政治秩序、文化强加于人,最重要的是,吸走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西方失去500年的霸权,是它们极度憎恨俄罗斯并试图灭掉它的根源。

其次,这也是西方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西方向来坚信自己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于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忘记了历史教训。它犯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希望融入西方,但都被西方傲慢地拒绝了,也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希望平等,但备受冷落。因此,原本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军事和智力潜力的潜在的西方伙伴,甚至是盟友,其生产能力较小但潜力巨大。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非西方国家的战略核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但更合适的名称是“世界多数”。

第三,西方信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认为除此之外各国发展道路绝无其他选择,这种认识使它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机遇。西方希望中国这一大国文明能够沿着“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效率更低的治理模式,并在战略上追随西方。我记得当俄罗斯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与西方进行利润丰厚的合作而遭到拒绝时,我感到惊讶。我以为西方已经决定消灭俄罗斯。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傲慢掺杂着些许贪婪。西方精英的知识水平,有目共睹。

美国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不必要的冲突。它没有在这些冲突中讨到便宜,暗淡了其军事主导地位的光环,浪费了投资于常规作战部队的数万亿美元。它也许希望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恢复战略武器优势,但是华盛顿此举恢复了俄罗斯的自我保护意识,最终摧毁了达成友好协议的所有预期。莫斯科启动了一项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到2010年后,这项计划首次打破历史纪录,而且能够继续开拓发展。

第五项挑战是世界体系紧张局势。按照历史标准,上述发展几乎是瞬间使全球力量平衡出现雪崩式变化;西方吸收全球变暖潜能值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但主要是华盛顿)正在通过将经济联系武器化和使用武力来减缓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并以此挫败竞争对手,破坏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曾经的特权地位,对其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转让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打破了生产链的平衡。美元(以及欧元)肆无忌惮的滥发,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公共债务。为巩固其地位,美国正在破坏其创建的全球化体系,但这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崛起的、更有组织、更努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经济去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进行,旧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正在瓦解。相互依存曾经被视为发展和加强合作与和平的工具,现在正日益成为脆弱的因素,破坏其自身的稳定作用。

第六项挑战是,西方重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美国和西方开始了一场几乎空前的战争式宣传运动,妖魔化竞争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并系统地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西方正在降下比冷战时期更为厚重的铁幕,树立一个世界公敌的形象。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思想和信仰方面的论战并没有那么全面和激烈,但反美情绪正在加剧。一切都造成了一种政治和心理状态,西方正在妖魔化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与他们断绝关系的代价更高。我们对西方也越来越蔑视。“去人性化”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似乎是西方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的反应是:这为与不值得尊重或善待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七项挑战是地缘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崛起,以及冷战时期被遏制的过往冲突被重新激发,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冲突(如果新领导人不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话)。“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新崛起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升级这种可能性很大),它们将引起连锁反应,增加世界大战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危险来自西方发动的上述冲突,但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爆发冲突,包括俄罗斯的周边地区。

在中东可以预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爆发,可能整个地区都会惨遭不幸。一系列战争也在非洲肆虐。在遭受重创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小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仍然占据信息和宣传的主导地位。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历史上不像欧洲那样好战(欧洲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爆发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那里也发生了战争。那里的许多边界都是前殖民大国划定和强加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

鉴于欧洲的发展历史走到今天,经济减速、不平等加剧、移民问题等日益加剧,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功能日益失衡,而且出现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无疑会使欧洲发展速度减缓。可以预见,在中期内,欧盟内部会出现分化,甚至欧盟可能解体,民族主义兴起,政治体系趋向法西斯主义化。次大陆又将重回其不稳定的常态,甚至成为冲突的根源。

第八项挑战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崩溃让情况更糟糕;再次爆发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陈旧的联合国结构使该组织的职能越来越羸弱;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印太地区联合反华,以及争夺海上航线控制权,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北大西洋联盟曾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稳定和平衡作用的安全体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多次发动侵略的团伙,现在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等为确保国际安全而设计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路线,至今只能部分弥补安全支持机制日益严重的缺口。主要在华盛顿的倡议下,前军备控制系统的崩溃加剧了这种缺口,该系统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有限但有用的作用,但它仍然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

第九项挑战是西方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这为其他国家和文明开辟了新机会,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美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对维护许多地区的稳定失去了兴趣;相反却挑起不稳定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获得相对能源独立后的中东政策。

在长达15年的短暂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刺激下,美国政治阶层(至少在下一代人)维持其在麦金德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更具体地说,美国将不顾一切阻碍新大国的崛起,主要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也将试图阻碍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崛起。因此,美国至今已成功地在乌克兰挑起和煽动武装冲突。它还试图将中国拖入台湾战争(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试图加剧中印分歧,不断尝试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基本上是无事生非),以此恶化中国东海的局势;并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掀起冲突,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明显的弱点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应哈萨克斯坦领导层的要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美国拦下。但这种情况还将持续。美国将再次遭受失败,这次是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失败。

美国及其盟友挑起乌克兰战争,并正在煽动其升级。起初,他们希望瓦解俄罗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借此消磨并推翻俄罗斯政权,或者至少借此束缚其能力、阻碍其发展,并降低其替代方案对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不能以胜利告终,目前的美国和欧洲相关买办精英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并认清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占据次要地位。西方将从其昔日的霸权中和平让位。

第十项挑战是应对核恐吓。几十年来,由于对核武器的恐惧,才得以维持地球的相对和平。然而近年来,和平生活的习惯、上述智力退化以及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剪辑思维”,刺激了“战略寄生”的兴起。人们不再惧怕战争,甚至不再惧怕核战争。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德米特里·特伦宁经常提出这个问题。[4]

第十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挑战一场新的质与量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战略稳定是核战争可能性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正在遭受各方的破坏。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或已经出现,这些武器不在限制和禁止制度的范围内。其中包括多种生物武器,既针对人,也针对个别民族,以及动物和植物。这些武器可能引发饥饿,传播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5]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网络,其他国家也可能已经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相对更容易研制一些生物武器。

除了导弹和其他各类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和射程延长之外,一场无人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无人机相对价格便宜,但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会使正常生活遭到无法忍受的危险。随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些武器成为恐怖袭击和纯粹暴徒活动的完美工具。在相对没有保护的空间里,几乎任何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受害者。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会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危害人民和国家。我们已经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从下面”破坏了战略稳定。与此同时,核武器正在趋向小型化(美国已再次开始进行),这将“从上面”危害战略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已波及外太空。对国家或组织的决策中心实施斩首式打击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战略稳定将受到另一次毁灭性打击。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还记得我们和北约是如何惧怕SS-20和潘兴二号导弹的。但目前的情况要更糟糕很多。在危机发生时,越来越多的远射程、高精确度且无法拦截的导弹,将威胁到最重要的海上通信,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各大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这将逼迫在全球部署导弹和防空系统。当然,与其他一些武器一样,远射程高精确度的导弹也可以加强安全防护,例如,最终削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潜力,降低华盛顿推行侵略政策和支持盟友的可能性。但随后,他们也将急于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最后,最时尚但也是很危险的因素,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当人民、社会和国家失去对武器的控制时,还会造成局部冲突升级的新风险。我们已经可以在战场上看到自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军事战略领域的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危险。但这也许会创造防止它们的新机会。然而,依靠人工智能以及传统方式和方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愚蠢甚至鲁莽的。

我可以不断列举在世界上造成近乎战争甚至类似战争的军事战略局势的因素。即使不是一场全球灾难,世界也正处于或者已经处于一系列灾难的边缘。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担忧,危险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比亚历山大·勃洛克时代更令人担忧,他预言20世纪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如此可怕。俄罗斯已经在制定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挑战是多么深刻、严峻和空前的,不仅需要通过应对,而且要通过保持领先地位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再次强调:为了俄罗斯和世界上每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俄罗斯需要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内部发展的新优先事项,需要社会的新优先次序。

(编辑  季节)



*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A. Karaganov),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名誉教授兼学术导师,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名誉会长。

[1] 参见:Mitchell, A. Wess, 2023。美国离一场可能失败的战争近在咫尺。《外交政策》,1116日。参见: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1/16/us-russia-china-gaza-ukraine-world-war-defense-security-strategy/?tpcc=recirc062921

[2] Kempf, H., 2008年。富人是如何毁灭世界的。《世界外交报》,六月。参见:https://mondediplo.com/2008/06/18ecology

[3] “人类面临的唯一生存威胁比核战争更可怕的是,在未来20-10年内,全球变暖将超过1.5℃……这是一条不归路。”(Biden, J, 2023年。“乔·拜登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白宫,910日。

参见: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10/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press-conference-2/

[4] 例如,参见Trenin, D.V., 2023。乌克兰冲突与核武器。《全球政策中的俄罗斯》,620日。参见: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ukraine-and-nuclear-weapons/ 

[5] Zavriev, S.K., 2022Sovremennye problemy biobezopasnosti i perspektivy mezhdunarodnogo sotrudnichestva [现代生物安全问题与国际合作前景]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664),第 94-100页。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道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依次经历了“出口—海外生产—全球化发展”等发展阶段。历经60多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一批如丰田、索尼、三菱、软银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一流跨国企业,推动日本成为全球高竞争力国家;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海外日本”。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海外资产高达10.6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GDP2.3倍,对外净资产3.3万亿美元,连续30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央企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可充分借鉴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实践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阶段迈进。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经验

纵观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的国际化经营实践,其成功并非仅仅源于企业层面的努力,而是各级政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相关机构等协同努力的成果,主要经验如下:

一是“抱团出海”,大企业充分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紧密协作。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与中小企业相互配合共同进入国际市场。该模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产业,后获得推广运用,在制造业特别是需要众多零配件的汽车产业广泛存在。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组织模式向“系列化”方向发展,即某一行业的大企业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条件,委托筛选出本行业中小企业中的优良企业并让其加工产品,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生产指导、经营管理指导和出借设备等支援。如智利的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项目,投资方为三菱商事、三菱材料、日矿金属,融资方包括三井矿产、住友金属、同和矿业、古河金属、日矿铁业等。此后,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形式成为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主要模式。此外,日本同行之间信任度高,相互团结,鲜有“同室操戈”、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

二是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手段,坚持成本控制,建立综合竞争优势。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构建起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摸索总结出精益生产、JITJust In Time)为代表的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热烈推崇和广泛运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日本产品较好地平衡了技术和成本,日本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成为全球范围内高性价比、高端产品的代名词。

三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和信息服务、资金支持、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例如,在信息提供方面,日本有遍布海外各地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事务所(国内46个、海外76个);在融资支持方面,除政策银行外,有包括三大金融集团(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在内的民间银行、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保险支持方面,有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EXI)等提供风险保障,经济团体、商工会议所、行业协会等也积极予以帮助,综合商社发挥“开路先锋”作用,在信息共享、原材料供应、商圈开拓等方面为企业做先导。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撑和外交保障。一方面,日本政府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等,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相关省厅、地方政府、经济团体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具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或“高层营销”,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如战后初期重视东南亚的资源外交,20世纪70年代重视对中东国家的能源外交,近年来较为关注对非洲、中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外交。

五是实施本地化经营策略,减少与当地社会的摩擦,赢得长期利益。具体包括:生产本土化,加大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比例;资金本土化,降低日本企业的出资比例,将所获利润的更大比例用于本土再投资;人才本土化,积极雇佣本土的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才等,减少从日本母公司派遣员工的数量;技术研发本土化,在东道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与当地科研部门、高校等积极开展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当地转化;产品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的消费者偏好进行生产,如本田公司针对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的需求差异,开发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摩托车;销售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以当地消费者为销售对象进行销售网络、流通渠道的建设及产品的销售,而非返销日本或出口到第三国。

对我国央企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借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央企国际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层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构建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施“高层营销”。

二是建立健全央企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推动设立各类海外服务机构,完善服务体系,为央企海外投资和运营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融资、保险、人才等各类服务。

三是充分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出海”。日本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出海模式,被证明是一种互惠互利、总体最优的模式。央企“走出去”要减少“单打独斗”,带动上下游中小型企业共同“出海”,构建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要加强国资层面的沟通协调,杜绝同业恶性竞争。

四是增强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强化国内外创新协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手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在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

五是强化本土化经营。有序提升海外企业的本土化采购、本土化员工雇佣,条件具备时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推动研究成果就地转化,面向当地市场和消费者开发销售差异化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

(编辑  宋斌斌)



* 廖建辉,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外净资产即本国海外资产减去外国对本国的投资,2020年日本该项指标为3.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德国为2.99万亿美元,排名第三的中国为2.07万亿美元,美国则为-13.52万亿美元。

参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事务所一览』、https://www.jetro.go.jp/jetro/overseas/

例如,日本内阁通过了《新成长战略》、《日本再兴战略》;省厅层面,如日本国土交通省制定了《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经济产业省制定了《中小企业海外发展支援大纲》等;地方自治体层面,如岛根县为县内中小企业走出去创设了“海外展开支援基金”,新县成了了新产业创造机构(NICO);社团组织方面,经团联向政府提交了“关于战略性基础设施系统海外展开”的对策建议。

针对亚洲市场的摩托车具有价格低廉的特点,而针对美洲市场开发的摩托车则拥有丰富的外观设计和强大的动力设备,在两个市场都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日本为进一步将本国文化有效输出以及推动地方走出去,实现地域振兴,制定和实施了日本屋项目。该项目凭借其创新的运营理念、多样的传播方式、精致多元的内容产业特色,在国际上掀起了持续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也为日本经济拓展海外市场注入了活力。日本屋项目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官民协调为机制、文化产业为载体、商业化运营为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屋项目的实施与推进

201312月,日本政府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了战略外宣在国家安全保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国家战略外宣的重要一环,日本制定并实施了日本屋项目,意图通过该项目塑造国家形象,打造国家品牌,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推动日本地方经济走出去,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日本屋项目是目前日本政府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海外文化宣传战略和政府推动地方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平台。日本屋项目由日本外务省主导并负责具体规划和实施,并本着求稳不求快、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逐步推进,现在已经在圣保罗、伦敦、洛杉矶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设立了集文化体验、商品展销和经贸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文宣中心,产生了以点带面的区域辐射效应。据统计,2018年圣保罗的日本屋访客超过100万人,远高出预期的14万人,而伦敦访客在开放后的两个月内达到12万人,洛杉矶开业半年也有近7万人参观。日本屋以三大城市为据点,掀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

日本屋项目的创新与特色

日本屋项目设立之初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要为有效搜集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信息情报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摒弃单一的政治文化宣传,融入商业理念,通过设置西餐馆、咖啡厅、购物场所等商业设施,多维展现日本民间活力和文化魅力,为日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商机;三是要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和各领域的专家作用,努力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关系,更好地开展专业性的文化和商业推广。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日本屋又进一步形成了以下重要特色。

第一,“日本屋”的空间和展示设计注重凸显人文情怀,挖掘展品本身及其衍生的文化价值内涵,着力用生动丰富的文创产品,展现日本现代、流行、多元的文化理念及其商业价值。在宣传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日本屋兼顾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尊重和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自主选择、自由体验与情感交互等多样需求。如在设计风格上,除大量运用日本传统元素营造日本文化独特性外,还注重将自然、简约、环保等现代多元理念融入设计中,尤其重视引入国际流行文化。如伦敦的日本屋凸显北欧极简主义风,洛杉矶的日本屋体现了国际流行文化的融合,圣保罗的日本屋采用了贴合南美自由奔放风格的色彩搭配。日本屋还会定期开展多种形式、涉及不同艺术领域的文化主题巡展活动,为不同艺术流派提供展示平台,推动本土与国际艺术的对话交流,提升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第二,“日本屋”在功能设定上采取展演+研讨会+商业运作融合模式,以多功能空间承载和展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多样性。为此,各场馆设置了可以用于研讨与讲习会、商品展销与商业洽谈会等活动的空间,意图打造一个集文化休闲与商务合作于一体的,多功能、交互式的文化消费体验中心。另外,日本屋还注重成本控制和商业功能开发,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运营成本。“日本屋”的选址和建造,通常会采用租赁方式,下当地有一定历史和知名度的旧建筑,在最大程度保留其原始形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修缮和装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用,最大程度缩短工期,节省购买土地和建筑的成本。在运营模式方面,“日本屋”特别设有售卖日本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的专柜、以推介日本文化为主题的书店,以及体现日本饮食文化的料理等设施。功能上的多样化设定迎合了国外民众的好奇和消费心理,使其在沉浸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喜欢上日本的文化和商品。

第三,为日本地方搭建宣传其地域特色、提携其经济进行海外拓展的平台。向世界推介日本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实现与对象城市点对点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这是日本屋重要特色和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屋项目与酷日本战略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常日本屋项目事务局会和日本地方商务部门进行协商,制定具体可行的地域增收计划,量身定制展销活动,或者以遴选、招标等方式就相关产业、产品、企业和观光旅游项目等举办海外主题展销和推介会,为其进行精细化的包装和宣传。其展销范围也十分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

代表性的案例有:圣保罗日本屋20197月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合办日本料理的魅力与健康”“与中南美洲日系农业者开展交流与商业合作论坛,为食其家”“日清等日本著名餐饮公司与当地农企的合作牵线搭桥;20189月,伦敦日本屋为新潟著名金属加工中心市和三条市举办三条金属专题展,全面展示其冶金的文化历史和工艺。

日本屋项目还与经产省、日本政府观光局、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合作,在场馆内设有专门的商情展板和洽谈专区,同时也重视与日本各地方的小商品制造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国际青少年对于流行文化的消费需求,日本屋还会定期举办动漫、游戏文化嘉年华活动。此举也让如角川、电通等日本公司通过日本屋平台将动漫、游戏、影视等产品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并通过多种商业模式与他国展开线上、线下合作,加快日本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培育和拓展。

第四,倚重专家和专业团队对“日本屋”进行运营和管理。日本屋项目虽由日本外务省主导,但在具体管理和运营上主要由设在当地的事务局负责。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通常都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专业人士担任。为了简化流程、减少行政干预,外务省还将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具体运营,并专门设置了日本屋专家咨询会议,聘请文学艺术、媒体、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专家负责项目评估,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日本屋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屋项目在海外的成功实施,不仅使其成为宣传日本文化魅力,推动日本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战略意义上弥补了日本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所带来的硬实力不足和外交资源匮乏的短板。其做法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首先,建立系统、高效的外宣组织架构,发挥系统集成效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文化宣传机构进行科学化的效用评估和组织管理,尝试引入成本核算机制和商业化运行模块,强化与地方的连带关系,实现合理化、精细化运营,助推地方经济和文化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多商机,实现更大发展。

其次,通过公开招标、聘请和委托等方式,尝试引入专业机构和各领域专家团队参与外宣工作和海外文化实体机构的运营,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和社会性资源,打造官民协同的外宣机制。在此基础上,效仿日本屋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和常规的政治宣传模式,在深挖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融合。
   
最后,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外宣话语表达上需要提高宣传质量和信息投放的精准度,注重使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富有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来丰富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为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编辑  杨利红)



[*]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吴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气候危机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上,全世界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经济社会的损害正在显著上升。经济学人智库(EIU)曾指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将使全球GDP下降3%,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7.9万亿美元。2019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简称NbS)确定为全球九项重要行动之一。此后,中国和新西兰受联合国委托,携手推动NbS,使NbS这一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热议。NbS是协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灾害性影响,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法。

2021年开始,日本政府尝试使用NbS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促使经济社会治理从单项治理向“生态—社会”共生的绿色治理转型。

日本利用NbS构建协同应对战略体系的经验

.NbS融入人与自然共生的总战略目标。日本的国家战略制定,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创新性。1995年,日本在首次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中,将“人与自然共生”定位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长期目标。2002年,日本在制定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时,又提出建设自然共生社会的总构想。为履行“爱知目标”(2010-2020年),日本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050愿景。而NbS所提倡的以人为中心,发挥自然效力解决多重社会问题的理念与日本人与自然共生的根本战略目标相呼应,因而易于融入既有政策框架。

.以“协同性”的外溢效应为社会建设提供多元战略规划。这包括以NbS提升生物多样性,提高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质量,恢复大量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努力在2030年前提高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通过NbS还可将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地方振兴相结合。NbS可帮助受灾社区实现受灾前后的可持续管理,不仅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还有助于修复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而在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处实施NbS,可在利用当地自然旅游资源促进生态游的同时,实现工作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居民幸福感,增强城乡吸引力。NbS还支持碳净零排放与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协同,促进陆上和海洋生态服务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加强社会韧性。NbS支持自然受益型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循环经济,以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带动绿色能源转型。

.将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有机结合。日本将NbS与传统的里地里山生态保护思想及具有现代生态科学意义的地域循环共生圈概念进行了双向结合。日本试图以NbS自然城市乡村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农业,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融入自然的城乡环境还可改善人类健康,促进与人类共生的微生物多样化,保护人类免疫系统平衡,预防传染病。另外,日本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持续深入,将在未来影响各地域传统自然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承。日本认为,NbS的推广还可促进生态系统维护与管理,有助于建设充满绿色文化意蕴的社区。

.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战略支撑体系。NbS是贯穿生态社会系统的跨领域变革方法,需依托国家战略体系进行系统推进。首先是多措并举的制度环境建设。2020年,日本政府在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上正式发布《革新的环境创新战略》,意在以不断创新引领环境管理政策的范式转变。日本还完善了组织体系建设,设立了绿色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以统筹协调跨部门的联动治理。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还着力打造国内外多方合作渠道,支持多元平台建设。截至2021年,日本已经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技术提升、ESG金融发展、企业零碳协同发展、气候变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协同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加强风险防控以持续对战略进行补充与完善。在推行NbS时,应提前进行政策风险评估,预判影响NbS落地的问题,及时对战略方案进行补充与调整。日本认为,人口的加速减少与少子老龄化并行将影响NbS的实践。而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也将影响NbS主流化。此前,日本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大战略体系之间缺乏相互融合,对产生共同利益的分析和措施均设想不足,因此日本计划大力推进NbS主流化。最重要的举措是保证持续的战略资金投入。2022年,日本环境省、金融厅、经团联等机构参与了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论坛,共同探讨投资商业模式。

NbS融入我国战略体系的建议

一是尽快将NbS融入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提升国家战略体系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治理方向转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创新驱动意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而NbS的内涵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国应尽快将NbS纳入发展战略规划,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加快完善NbS协同应对战略的顶层设计,力促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二是在政策体系层面积极推进NbS本土化创新。构建“NbS+”多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提高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系统化治理。这需要改善目前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碎片化、条块分割等问题,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体制以及政策评估机制。在政策议题上,将NbS与我国少子老龄化、韧性城市、气候适应型社会、乡村振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跨部门、多领域的治理内容相结合,协同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的复合效果。在工作机制上,可创建网络协同工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活动,如鼓励科研机构及企业单位进行人才联合培养与项目创新,推动“产学研管用”一体化、“强链条”式发展。

三是探索多元融资机制、破解资金困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一直存在巨大缺口,NbS的推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构建国内多层次的气候投融资及生物多样性投融资体系,当前已取得世界领先的良好成效。NbS投融资可依托国内已建立的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和试点单位,并行推进。工作重点应着力于积极开拓NbS投融资的国际合作,申请利用绿色气候资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投行资金等。建立与相关国际组织、投资机构以及资本市场合作的渠道。

四是加强NbS战略传播力,向全球展示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形象与实力。我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但在两者的社会主流化方面与国际良好实践尚存在一定差距。这不利于NbS主流化工作的开展。我国应高度重视NbS宣传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不仅将影响公众和决策者对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NbS的认知程度,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推动、落实NbS的深度和广度。可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设立国家级示范项目、引导企业项目创新等方式,扩大NbS的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是,需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生态知识的当代价值意义,凝练出便于国内外传播的生态话语标识,为NbS“中国方案注入文化软实力。

五是以NbS为抓手促进国际合作模式推陈出新,彰显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魅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首先需要打通国内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可多方参与的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分享最新相关科研成果、实践案例、精准信息与政策经验。我国可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合作框架,加强NbS所涉及的各领域合作,以绿色”“脱碳为重要发展内核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在全球及区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框架中融入NbS,选择重点发展领域及合作对象,打造国际合作优质示范项目,为长期合作夯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 闫坤、王瓒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作为香港轨道交通供应商的港铁,为香港提供了廉价、便捷通勤服务。但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表明,票务不能覆盖其成本,它通过拓展轨道沿线和车站附近的物业、车站商务与广告、电信业务等相关业务,将便利通勤的正外部性内部化,并以发展站外业务来发掘自身业务技术与经验的价值。港铁经营实践打破了西方市场失灵理论关于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定义与治理方式。市场失灵理论将消费独占性等价于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实践。港铁通过经营创新应对其通勤服务的外部性,挑战了市场失灵理论以补贴治理正外部性经济活动市场化的逻辑,也为内地城市公共交通改革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

港铁市场化历程

1975年,香港地铁公司成立,香港政府是香港地铁唯一股东。它为香港建设与经营一条铁路系统,采取谨慎商业原则运作,配合香港公共交通需求。20006月,香港地铁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出售其23%的股份,香港地铁公司于同年10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7122日,香港政府全资的九龙铁路公司并入香港地铁公司(更名为港铁公司)。这一合并不仅为乘客带来更高效率、更有票价吸引力的铁路服务,更为港铁公司创造本地与海外机会。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拥有该公司约75%的股份,并将继续持有至少50%的股份最少20年,并提供与上市之前相同支持。

港铁现有9条铁路线,其网络覆盖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区。同时在屯门和元朗为当地社区提供轻轨与接驳巴士服务。此外,港铁营运提供高速铁路服务的机场快线,连接市中心与香港国际机场和香港大型会展与会议中心的亚洲国际博览馆。

在香港对外交通连接方面,20199月开始,全长26公里的深港高铁香港段,和以香港西九龙站为起点与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接轨,便捷香港与内地跨境交通服务,港铁的城际客运服务也为往返香港与广东、北京、上海的旅客提供便捷的运输服务。港铁的跨行业拓展与轨道交通相关的物业及其它相关业务已经成为港铁营收与利润重要来源。这些业务包括住宅与商业项目、物业租赁及管理、广告、电讯服务和国际顾问服务。这些业务是其基本轨道交通通勤业务的拓展、产业链的延长。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物业、商业项目和相应租赁及物业管理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此外,港铁将其资本及其轨道交通建设营运技术用于海外项目拓展,一方面有助于发挥港铁资本与融资便利,提升营收与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开发其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技术和经验的价值,提升港铁在该领域的品牌与市场价值。目前在内地,港铁参与营运北京四号线、大兴线、十四号线、十六号线、十七号线,深圳轨道交通四号线,杭州地铁一号线与五号线,以及参与营运澳门轻轨冰仔线。国际上,港铁业务也快速发展,包括参与营运与管理英国伊丽莎白线、联合营运与管理西南部铁路专营权、在澳洲和瑞典营运与管理墨尔本都市铁路和悉尼地铁西北线、斯德哥尔摩地铁、斯德哥尔摩通勤铁路服务以及来往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城际列车服务MTRX等。

显然,港铁是香港轨道交通垄断供应商,提供廉价、便捷的“公共产品”通勤服务,但作为香港公共交通产品,它能进行市场化营运和自负盈亏吗?

无补贴的港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定价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促使公共交通工具优先,若要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经济、社会和环保等价值,它的交通定价必须低于均衡价格,而且其价格调整往往是滞后的。但就公共交通业务本身来讲,通过票务收入实现盈利是罕见的,据此就得出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服务,这是经济学逻辑演绎的结果;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因存在消费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导致收益低、市场供给不足,从而要由政府提供。

数据1表明,港铁的公共交通服务因其经济社会因素使票务不能覆盖其营运成本。仅以这一项收益来衡量,港铁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然而除了票务收入以外,港铁物业及其租赁收益和车站商务的利润是重要的盈利来源。这几年来,这两项的利润不仅覆盖港铁车务营运亏损,还支撑港铁其它业务、研究项目和业务发展支出,并实现港铁总体上盈利。

 

轨道加物业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港铁在香港日常通勤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是人口稠密城市减少通勤时间的主要选择。轨道交通沿线,尤其是站点附近的物业因通勤便利效应外溢而升值,港铁在布局轨道交通及其站点时就通过置换或者购买等方式预先获得附近地块开发权或者经营权,将通勤便利可能外溢的收益内部化。这已经成为港铁营运的一种模式,防止和减轻公共交通便利化的收益外溢,提高公共交通盈利能力。2023港铁新签的东涌线延线项目协议,该项目会以铁路加物业模式发展,相关总楼面面积为约63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约46万平方米、商业约6万平方米和写字楼约11万平方米。 

港铁站点附近物业开发是循序渐进的,持有相应的土地储备,以备依据市场行情进行开发,尽可能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也就是说,港铁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进行动态内部化,它开发的物业既可自己持有获取租赁收益的,也有出售的;既有写字楼、商业物业,也有住宅等居住物业。港铁通过车站附近多种形式物业开发与管理来持续获取通勤便利的外溢收益。物业租赁及管理收入是港铁营收和利润的压舱石,疫情和经济波动对其冲击很小,有助于稳定港铁经营业绩。港铁物业及管理收入比较稳定源于其较长租期,租期结构合理,使得租金与管理收入受经济社会暂时冲击比较小.较长租期、物业间租期交叉和物业使用的行业结构多样性促成港铁物业租金和管理收入稳定。 

物业租金及管理收入对于港铁经营业绩有很强支撑作用,它持续不断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增强港铁市场化运作基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1的港铁2023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的数据比较显示,后疫情的关联业务发展依然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1 港铁物业租赁及管理财务数据

香港物业租赁及管理(百万港元)

2023年上半年

2022年上半年

物业租赁

2324

2188

物业管理

132

119

总收入

2456

2307

管理开支

456

434

EBITDA

1998

1873

折旧和摊销

5

7

每年非额付款

3

1

EBIT

1990

1865

 

商业和广告发掘车站的商业价值

港铁围绕通勤便利不断拓展车站商业与广告的价值。出行高峰期时,轨道交通人流量比较大,具有很高商业与广告价值,车站商业与广告收益是港铁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 

与车站零售商业租金收入一样,广告收入虽经历起伏,但它依然是港铁利润的一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后疫情的香港经济恢复,港铁车站商业租金和相关设施广告收入也会回升,仍是港铁利润重要来源之一。车站商业涉及很多行业,其出租物业的期限结构多样,疫情过后出租率比较高。香港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后,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逐步回升,租金也逐步回升。

作为港铁产业链重要一部分,车站商务对于提升港铁业绩的作用将不断显现。表2的数据比较说明港铁车站商务、广告和其它等业务增长明显。

 

2  港铁车站商业及广告财务数据

香港地铁站商务(百万港元)

2023年上半年

2022年上半年

车站零售设施收入

1640

774

广告收入

416

352

电讯业务收入

309

316

其它车站商务收入

50

39

总收入

2415

1481

营运支出

255

244

EBITDA

2160

1237

折旧与摊销

123

105

每年非定额付款

239

34

EBIT

1798

1098

 

提升港铁在香港的业务覆盖面和海外拓展,提高港铁资源禀赋价值

港铁发掘其自身价值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延线的物业和车站商业等,为了更大程度上发挥轨道交通便利,港铁不断开拓香港客运市场。港铁除了轨道交通以外,积极发展专线小巴、电车与渡海小轮、巴士和机场快线等交通运输,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高铁交通一体化,经营过境服务与香港段高速铁路。港铁在整个香港客运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影响不断提升,他通过参与其它客运交通,巴士接驳轨道交通,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的价值,提高轨道交通占比和垄断程度。 

轨道交通加物业让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港铁不仅仅局限于香港的业务。它不断开拓内地与国际业务。海外业务推动港铁的技术、营运管理经验的价值链进一步延伸,它是港铁通过经营模式推广来发挥其技术与营运管理的潜能和提升其收益。港铁已经深入内地重要城市与澳门的轨道交通营运,在北京与杭州营运多个项目,也预示着它的营运能力得到所参与运营管理城市的认可。其合作模式多样灵活表明港铁和内地城市合作经验丰富与各种合作营运自如成熟。同时,港铁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在澳洲和欧洲,它有多个营运轨道项目,在当地经营合作的经验表明,合作方愿意与港铁长期合作。港铁深入内地城市轨营运市场和国际市场,发掘港铁营运管理轨道交通的技术与经验潜在价值,这是轨道交通加物业模式之外港铁经营的另一个抓手,放眼内地与国际而不局限于香港。这一部分的利润占比还不高,但它可能是港铁未来成长的一个支点。

总之,港铁通过轨道交通加物业和开发车站商业与广告等业务,不仅仅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还进一步拓展澳门、内地与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发掘其在轨道交通营运方面的技术与经验商业价值,使得轨道公共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而不是主流财政学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及补贴的行业。


港铁服务:共享产品与公共产品

自萨缪尔森(1954)提出公共产品理论以来,主流财政学就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它们将产品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前者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排它性;后者则有消费竞争性与排它性。按照经济学逻辑推论,公共产品很难直接由市场提供。遵循这种理念的财政实践,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低下和相应财政压力问题,学术界对这种公共产品理论的质疑不断(刘尚希等,2018)。

笔者认为,主流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定义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它带有特定历史技术环境的烙印。这种分类标准在早期有其自身价值,那时公共产品缺乏排它设施,自助技术设施尚未使用,公共产品消费排它成本过高,也就不可能具有消费竞争性,故公共产品的消费表现出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随着自助技术运用、排它设施的完善和经营模式创新,公共产品与服务很大部分可以实现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更重要的是,公共产品的定义牵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乎政府职能与财政边界,政府越界行为不仅仅伤害市场机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使得相当多政府深陷公共产品领域,财政不堪重负,公众对其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苦不堪言。笔者认为,财政学界传统的主流财政学以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定义混淆了“消费独占性”和“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应重新思考公共产品界定维度。

就实际经济而言,所谓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已经很少,比如国防、生态和法治环境等公共秩序依赖的公共服务,更多曾经的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共享产品,经营模式与技术创新使它们已经可以实现排它性与竞争性消费,其营运已企业化、市场化。如数字等技术的应用以及引起的经营模式创新,导致像公共交通、邮政和卫星导航等产品服务的消费具有共享性而不具有独占性,独占性自然导致排它性与竞争性,但是共享性并不一定排斥排它性与竞争性。数字化监测设备和智能化的自助设施运用,让共享产品具备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并且进行有效监管和成本控制,由此市场化营运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实际上,经营理念和制度性障碍才是一些曾经的“公共产品”市场化营运的绊脚石。内地一二线城市主要以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支撑公共交通运行,随着土地财政消退,这些城市政府可借鉴港铁市场化经验,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营运改革,既盘活存量资产,又降低财政补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港铁提供的公共通勤服务是一种共享产品,但不是主流财政学所谓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此产品的消费产权清晰、被公众熟知。但是港铁对通勤服务没有自主定价权,定价与价格调整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审核。其服务消费具有排它性,其表现为没有按照相应付费规定的人员不得消费港铁通勤服务,付费消费时还需要遵守相应公共规则,先来后到排队规则和公共场合行为规范等来体现港铁服务的消费竞争性,它是一种共享而不是独占服务。类似的日常产品服务有很多,比如住宅楼电梯,它也是共享产品,市场化营运,不需要政府介入营运。

仅以票务收入港铁难以为继,可能会像主流财政学描述的那样需要政府介入或者补贴。但港铁上市后的经营实践表明,经营模式创新使得政府定价的公共交通服务可以市场化营运,不需政府介入经营,也不需要政府补贴。港铁通过“轨道交通+物业”、“车站商业与广告”和“海外业务”等经营创新,不仅覆盖通勤政府定价引起的成本回收缺口,更是带来相当程度利润,回报股东。

上市后的港铁享有市场主体地位,独立、创造性经营是港铁业绩的根本。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服务具有共享性特征。而数字技术也有助于相应共享产品服务消费行为规则制定与执行,整个社会也将逐步接受基于共享消费规则的共享产品服务市场化,政府负责市场监管。


市场化垄断经营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港铁市场化营运的事实颠覆主流财政学基于市场失灵的重要基础,即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李俊生等,2018)。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经济活动,政府通过税收或者其他监管来矫正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偏差;而对于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政府则通过补贴或者直接经营来矫正或承担社会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的偏差。本文的案例只涉及正外部性的高效、廉价和便捷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取近四年港铁利润及其来源结构数据表明,港铁交通基本业务利润很低,甚至亏损,但港铁整体经营业绩经受新冠疫情冲击,2023年上半年回升明显。一般认为,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不能很好市场营运,需要政府干预与介入这些产品生产与经营。较高人口密度的香港地铁是廉价高效的通勤方式,地铁沿线和车站附近因通勤便利,物业的商业价值较高。在票务价格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香港地铁经营实践已经超越主流财政学理论,其经营模式的创新不仅有效将外部性内部化,提升其地铁营运的收益,减轻地铁通勤便利的收益外溢,而且成为香港交通服务主动提供者。呼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发展规划,香港地铁能够预先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在新城区建设和提供通勤与相关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持有港铁公司大量股份,但它遵循商业原则独立营运管理,在财务方面是独立的,不依赖任何政府补贴和担保。另外,港铁在其2022年年报中已经发表香港北部都会区及其跨越2030年的铁路与主要干道(RMR2030+)规划,港铁不仅仅是便利通勤服务的供应商,也是香港未来发展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参与者和服务商。港铁作为独立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市场运营的企业热衷于积极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角色是主流财政学无法解释的。

港铁市场化经营及其业绩表明,企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拓展相关联的业务,可以将基本业务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不需要政府介入与补贴。主流财政学局限于基本业务的外部性来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从而让政府介入并给以补贴,使得具有正外部性的基本业务的经营者缺乏创新意愿、经营绩效低下,但补贴不会带来经营绩效改善。港铁案例显示,香港政府退出后的市场化赋予港铁独立自主经营权,拓展相关联业务达到很好经营业绩,主动开拓香港本地与境外业务。港铁市场化营运减轻香港政府财政负担,也较少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公共交通,而且香港政府所持港铁股份有较好的收益。


结论与启示

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让学界聚焦香港政府对于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监管,港铁的启示有:

技术发展与市场制度变迁已经改变市场主体的基本环境,曾经“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新技术运用和经营模式创新可以市场化经营并取得较好经营业绩。主流财政学关于垄断、公共产品界定和外部性的治理已经明显滞后于港铁经营实践。被视为公共产品的公共交通消费不具有独占性,但具备排它性与竞争性,是共享产品。学界须对公共产品进行重新定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逻辑经不起港铁实践的检验,企业经营创新可以正外部性内部化而实现市场化。

实践中,港铁案例对于内地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营运提供了新思路。随着内地城市政府“土地财政”减少,人口密集的一二线城地铁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是城市政府摆脱公共交通巨额财政补贴压力的可行选择。地铁公司企业化、市场化营运,拓展经营范围,取得良好业绩后上市。

目前,内地主要城市地铁公司的经营除票务外,仅局限于广告与站内商业,站内商业单一化且性价比不高,延线与站点附近区域缺乏产业布局。内地一些城市政府积极推动其地铁借鉴港铁经验,实现公司化改革与市场化营运,拓展关联业务作为公司业绩增长点;业绩较好且稳定的地铁公司已上市交易。这不仅减轻城市财政的流量补贴压力,也将盘活累计投入的财政存量资产,增强城市政府财政能力。

(编辑  季节)



* 严维石,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栋松,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生。

1本文数据来源于港铁网站的2023年半年业绩报告。

专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最终体现在人的现代化程度、人的文明程度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夯实了物质基础,在过去“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入了以人为核心的、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新阶段。因此,国民精神的认识和构建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一环,塑造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国民精神刻不容缓

构建现代国民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国民精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总和,是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且反复出现的。而现代国民精神的构建意味着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思想观念可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锤炼党性,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的政治素养和思想品格是否适应新时代主旋律,是影响国家前途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发展全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国民思想获得解放;新型工业化的推进让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使人们不断思考与进步。[①]

同时,国民精神提升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冲突激烈,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创造性活力和勤劳、包容、坚韧等正面品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深刻而独特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苦难却能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国民精神现代化塑造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助力,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可为国民精神的形成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二者同向共进,互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民精神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十分关注。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尖锐指出中国国民精神存在的缺陷,他曾在给朋友黎锦熙的信件中写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根种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②]毛泽东早期思想在吸收古今中外养分的基础上,立足先立人再立国的思路,不断探索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提出了以新道德观构建理想新国民,以及具体的国民性改造行动路径——既要进行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转换全体国民的思想和道德,又要发展教育。

邓小平关于人的思想塑造体现在他提出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上。他认为,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新人塑造,对国民精神的塑造进行系统性布局,并且强调了国民精神塑造要从“娃娃”抓起。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基于社会现实,把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加强对文化、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普及,民众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国民思想的多样性、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为国民精神的重塑进行了伟大实践,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实践中,不断凝练新的精神素质,并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将其转化为国民精神的新内涵。最终都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素质成长的丰富养料,沉淀为中国人的精神品格。[⑤]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沉疴,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礼制思想与法治观念的矛盾、趋同心理与创新意识的矛盾……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国民精神任重而道远,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1.厚植物质基础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提出,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⑦]现代国民精神的重塑需要适宜的经济条件,推动经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物质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进向上的意识,为陶冶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能够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⑨]党领导人民从物资极度匮乏中走向物质精神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无论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是推进共同富裕;无论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还是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2.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中社会文化对其产生影响和熏陶的结果。因此,国民精神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改善的,培养当代国民精神,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从无数仁人志士坚定地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让民众普遍存在的愚昧思想走向有意识的科学和理性,到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继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中华文化才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3.汲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开放、汇聚全球性丰富养料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学习、借鉴其优秀民族精神文明成果。

   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开启了人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展为我国国民精神现代化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以平等为交换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尊严与宽容、人权与公民意识是其文化的主流。同时,重知识与尚方法的理性精神和客观态度,以及对探索真理的执着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科技至上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世所罕见。[⑩]

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其发展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社会进步应从内部自身需要角度出发,引起内在变革。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具备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却不失根本的强大意志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具有吐旧纳新的能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4.完善教育培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教育是培养和改造人的手段,教育造就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一不可,三者相辅相成,有的居主导地位,有的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形成同向合力可发挥对国民精神塑造的最佳效果。

   在课程和教材中渗透国民精神塑造内容、在培养教师的环节加大考核文化育人力度、在学习考试中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应该把提高创新能力、道德教育等作为重点,同时摒弃机械式、单向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国民精神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教育重塑也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在救亡主题关照下的一种思想启蒙思潮,这就决定其必然是与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相辅相成的命运。[1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环境也是推动国民精神塑造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由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政治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从专制走向民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化方面不断探索,为国民精神塑造提供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稳定的民主政治结构和民主社会结构。党带领国家和人民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深入改革发展各领域的制度框架,在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提倡社会公平,形成了能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尊严、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强化。

(编辑  杨利红)



* 丁一帆,中国经济时报社总编室。

[①] 敖翔.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D].中共中央党校,2013.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73.

[③] 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⑤] 陈正良,舒英,王珂.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素质的百年重塑[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43(04):1-9.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8.

[⑦]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⑧] 孙念超.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J].船山学刊,2008(03):198-200.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⑩] 敖翔.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D].中共中央党校,2013.

[11] 贾建梅,王新亮.人的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09):10-11.

 

创新是怎么来的

创新驱动和需求导向推动科创企业发展,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有用的方法。

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基础理论的突破推动的,由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工程的设计实践是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不可分离。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工程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来科学研究的问题,科学以应用理论来回答它。

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科技进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现在的人工智能,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了,到现在才有突破。机器学习的算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突破了,而工程实践要到21世纪20年代,工业界提供了巨大的算力与大量的数据,以及高通量的算力网络,才产生突破进展。

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做科学、做工程,还有很多是艺术、是人文,人文学科和理工科也是紧密联系的。这几种因素放在一起,它最终的作用点,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组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单个的个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在英美教育体系里面,一直都有liberal arts,而且它被视为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技术与科学也叫art,技艺或者艺术。我们讲解放生产力,也是要解放人的精神与自由。

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创新的工作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借助于科学原理的突破,重估当前的设计假设,从而把原理的潜力释放出来。埃隆·马斯克强调的“第一性原理”,从原理出发重新设计。具体到我们的“广域RDMA(远程直接数据存取),容损RDMA”的工作里面,深入了解工业界过去20年在相关领域的原理级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框架,然后根据工业界实践经验,重估了设计的假设,扬弃很多老的设计。就好比建房子,地基变了,我们就要重新建房子。

    我们在容损RDMA”领域的原始创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缓存资源的占用上只有美国对标算法(DCQCN)的三百分之一,这是上百倍的提升,从而可能支撑10万以上节点的大规模算力集群。在广域RDMA”这个领域,我们彻底抛弃了原有的算法,在2000公里以上长途数据传送测试中,我们的吞吐量是美国技术的10倍以上。这些原始创新是我们支撑东数西算、超算互联网、大集群大算力的基础技术。原理创新的威力是巨大的,原理创新的突破也是很艰苦的。

理论创新、工程创新要与需求契合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上的创新,就是创新成功。但从产业的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创新成功还不够。创新的价值要形成生产力的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另一个关键在于创新要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释放市场的潜在需求。从生产力、产业、企业的角度来讲,创新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大挑战,是将理论创新、工程创新与需求契合,需要企业与企业家们深度理解需求。

    企业贡献社会价值的基本原则是满足需求,创新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要满足市场潜在的需求。比如大家想不想把盐碱地搞好,愿不愿意装上一个翅膀在天上飞,愿不愿意八个小时飞到月亮再飞回来。这些潜在需求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创新的技术方案,这样的潜在需求就释放不出来。所以,新的生产力、新的产业是通过创新满足潜在的需求来实现的,这是我们对创新驱动,建设新质生产力的一些认知。

    具体到广域RDMA容损RDMA”,国家规划对创新产业化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文件明确东部不建大型数据中心,并且要求把长途网络成本降下来。这样东数西算大规模数据传输的需求就产生了。例如,贵州的天文台有大量的数据,他们的数据是在北京计算的,我们通过跟中国移动的合作,从北京到贵州,把我们高吞吐的“广域RDMA数据快递用上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跟中信网络合作,从北京到广州的数据传输,取得了100G线速吞吐的水平。经过实地部署的检验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讲,中国要建超算互联网、东数西算、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在工程、技术、产品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作,有信心揭榜挂帅,把这个活儿做好,这样企业才能发展起来。

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

创新的产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不能仅靠一个企业。美国科技工业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始至终,无论是苹果、英伟达、开源,还是Wintel联盟,它都在生态中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美国的产业生态是具有多样性的,闭源是一种生态,开源又是一种生态,多寡头垄断也是一种生态,这是美国工业界巨大的优势。反过来看,有一些著名的企业、企业家做的很了不起的创新,但因为当时的(产业或市场)生态不能支撑这一新技术,所以没有成功。比如说电动车一点都不新鲜,20世纪20年代就有电动车;苹果曾经在1990年左右开发出牛顿PDA”,是第一代“个人数字助理”;还有网络工业著名的ATM(异步传输模式)商业失败的案例,都因为生态不适应而失败。所以一个好的技术创新,如果不能适应当下的生态,就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广域RDMA容损RDMA”技术路线强调整个生态的兼容,不需要改造中国现有的电信网络,我们在现有的生态里面兼容演进发展,满足行业需求,才有可能成功。

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十分重要。在新质生产力、创新型企业构造中,非常需要一些新的金融方法来支撑。现在美国的风险资本撤出以后,谁来担当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领头雁的角色,需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

(编辑  季节)



* 刘运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江苏为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基金会近期举办的“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增加研发投入,以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克服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现弱化的根本

马克思很早就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则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词条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简单明了,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我国三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31.52%(见表1)。

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

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首次出现负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加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等原因,2010-201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降至-2.95%。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一3.47%6.71%、二产1.35%18.67%、三产3.72%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

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1] -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见表2)。

 

2 1987-2019年全国及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增长率(单位:%

2004年以前,资本、技术等的引进带来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增速整体高于技术效率增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类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或相对更高的部门,使得我国技术效率增速整体高于技术进步增速。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等背景下,2005-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15-2019年技术进步增速整体超过技术效率增速,技术进步成为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1 1954-2019年韩国、日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美国=1为基数)

 

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

中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收益率比较

2 1959-2023年美国GDP增速与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对比

3 1982-2022年德国GDP增速与DAX股指收益率对比

4 1984-2022年日本GDP与股指收益率对比

 

从以上图表看,美德日股市长期收益水平并没有被经济增速绑定,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股市收益反而回升乃至创新高的现象。

当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发生时,短期确实对股市收益形成冲击,但新的中枢企稳以后,美股收益率不仅快速回升,甚至表现得比过去高增速环境更为强劲。从整体股市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股市的ROE水平尽管有一些波动,但中枢始终维持在12%的水平,并没有像GDP增速一样呈现出降档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GDP增速中枢进一步下降到1.8%,但美股ROE的均值依然维持在12%附近波动。标普500指数的ROE水平略高于美股全市场,但二者趋势一致。过去30年尽管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标普500ROE依然能快速修复,重回14%的中枢附近。

德国经济减速后,股市收益经先抑后扬,2012年以来的10年平均收益水平维持在10%左右。尽管低于8090年代的水平,但这个收益水平相较英国、法国等成熟市场也是比较高的。

日本经济维持了多年的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股市收益仍然在2013年以后展现出了强劲恢复的势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表征上看,当一国身处低收入阶段时,可通过扩大要素投入量,以高速增长的方式摆脱贫困陷阱。这不仅在供给层面表现为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且丰富,还在需求层面表现为市场规模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断扩张。随着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陷阱”,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越长,跨越的难度就越大,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 范珣,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科开研资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基金会近期举办的“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1] 技术效率:由Farrell1957年提出的概念,指在相同的产出下生产单元理想的最小可能性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能源安全供应稳定和绿色低碳发展,对能源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战略安排,也为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终将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随着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高碳属性,将使人类社会日益接近“增长的极限”。尤其是,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地球气温不断增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科学表明,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50ppm(百万分之四百五十)时,气候和生态系统的突变不可逆转,将导致各种灾难性后果。因此,二氧化碳的威胁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地球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之一。

逐步放弃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按照《巴黎协定》,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就必须逐步放弃传统的化石能源,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积极向绿色、低碳、清洁能源转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前不久,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8),再次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关键的10年中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而言,2025年将达到20%左右,2030年将达到25%左右,2060年将达到80%以上,并明确提出,要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走上全面绿色转型轨道,风力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90%,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超过煤电装机容量,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并已成为风电光伏设备和动力电池主要供应国,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落实能源革命战略,建立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能等零碳和低碳能源为主,以传统化石能源为辅,依靠先进科技与工业体系打造的现代能源体系。以此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标准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等,进而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能源体系的内涵高度吻合,是现代能源体系的“加强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广泛形成,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在2030年达到25%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主体电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新型能源体系也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扩展板”。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顺应发展形势、响应变革要求,主动实现“四个转变”。即:电力系统功能定位由跟随经济社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升级转变;电力供给结构以化石能源发电为主体向新能源提供可靠电力支撑转变;系统形态由“源网荷”三要素向“源网荷储”四要素转变;电力系统调控运行模式由单向计划调度向源网荷储多元智能互动转变。

近年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领域的“1+N”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我国在坚持节能提效,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积极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加快储能技术研发推广,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提升电网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用,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建立新型电力系统等各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有力地推动了能源的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更加强调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各种能源的协同与互补,更加强调能源绿色与低碳发展的导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总遵循。规划建立新型能源体系,要着力推动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加强国家合作,妥善处理好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关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为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碳中和目标,提供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

全面推进能源转型,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各能源品种、各用能行业和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要重视西部地区的分布式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推动中东部地区高耗能产业的梯度转移,力争将西部地区的绿色电力变成绿色产品、形成绿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分布式开发不是分散开发,要充分发挥分布式能源的聚合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局域电网、局域调度、局域市场,重视水能以及天然气、生物燃气、氢气等气体能源与新能源的有机组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推动综合智慧能源的健康发展。

二是在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电网优化调度的同时,要重视将电力系统的“源随荷动”向“源荷互动”转变。风光资源丰富,清洁、零碳、可持续,但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在加大各类储能、灵活性电源、风光水火互补的同时,也要加强需求侧响应,结合新能源特点,建立价格调整机制,推动实现“源荷互动”或在一定程度上的“荷随源动”。

三是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要重视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更应是统一规划、统一规则、统筹建设、集中监管,在建设省级电力市场的基础上,还要按照国发〔20025号文件,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平台建设。尤其在新能源富集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水、火、风、光、储互济,可以利用地域差、季节差、昼夜差,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支撑风光发电的系统成本,更好地促进风光资源的远程消纳。

四是在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同时,要重视加强全国能源市场体系建设。使煤炭、电力、油气的终端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需关系和环境成本。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煤炭、电力、油气等专业市场的堵点,完善价格传导机制,畅通专业市场之间的关联。同时,推动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能源市场体系。

五是大规模推动风能、太阳能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能源创新发展的科技前沿。2020年,20国部长级能源会议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半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当今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迭风云变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颠覆了某一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的技术,可能是全新的创新技术,也可能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应用。如新一代核裂变/聚变发电、固碳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液态阳光绿色氢能、等离激元人工光合技术等,都有可能改变传统的碳-氢(C-H)技术路线与技术思路,为实现碳中和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 孙耀唯、郑冬冬,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


 

202310月,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表所谓“学术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力转移扶贫的概念演变》一文,通过引用西方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以及对我国政府文件进行曲解的方式,抹黑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长期以来,郑国恩炮制所谓“学术报告”,频繁散布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的谣言。为此,本文在研究国内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发展历程,用事实和数据证明了郑国恩所散布谣言的荒谬性。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成效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是农民非农化、职业化和组织化的过程。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旨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新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其目的是推动新疆与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建设保持同步,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推动农民流入城市,流入工业。满足工业劳动力需求和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将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三个时期的特点进行分析。

1.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的劳动力由农村和农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为。”[①]数据显示,1949年新疆的耕地面积为1814.6万亩,人均耕地为4.2亩。1953年,新疆总人口为4893608人,其中城镇人口728930人,乡村人口4144678人,城镇人口比例为14.9%1978年,新疆常住人口达1233.0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21.4万人,乡村人口为911.61万人,城镇化率为26.07%(同期国内城镇化率为17.92%),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并调整户籍管理制度,新疆农业人口开始自发到城市和疆外就业。例如,1984年北京北沙沟出现第一家新疆籍维吾尔族商人创办的餐厅,1987年,仅这一带的新疆餐厅就增至15家。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②]

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其中,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

1990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就业工作,保证大局稳定和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训练规模,提高待业人员素质。采取同农业本身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③]将推动劳动力就业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同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管理,加强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新疆响应国家的号召,采取一系列措施拓宽农牧民转移就业渠道。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转移就业人员的就业途径逐步扩大。“2000年,新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624.41万人,占总人口的33.8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221.85万人,占总人口的66.18%。”[④]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00年,新疆的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54.1万人。其中,非农从业人数为105.7万人,这意味着当时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大量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和劳动力转移就业流入非农业领域并增收致富。“新疆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寄回现金5360多元,远远高于当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平均纯收入2820/年。”[⑤]

2002年,中央提出“要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⑥]农业部要求“各省市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民跨区域就业”。[⑦]

在城市化过程中,转移就业人口如何融入城市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为此,《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这是国际通用的有关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举措。美国的《莫雷尔法》、英国的《农业培训局法》、日本的《农业改良助长法》、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均对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设立相应法规,纳入国家规范管理。

2004年,新疆提出,“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我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建议成立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县(市)、乡(镇)都应建立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就业的工作机构。定期发布市场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训。”[⑧]“乡(镇)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成立职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实施计划。”[⑨]这些文件中还确定当年“要50万富余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培训,并实现100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创收的目标”[⑩]此后,新疆将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手段。

2002年,《土地承包法》明确了农村耕地可流转,土地流转有利于减少耕地闲置,推动规模化经营,增加农业产值和效益。由于新疆农村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出现碎片化经营和闲置,导致生产资料效率低下。例如,2005年,新疆耕地总面积为406.34万公顷,相比2001年减少10.06万公顷,减幅为2.42%,人均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3.4亩降为3.1亩。

为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2009年新疆提出“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时,要结合各地实际,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稳妥地进行”。[11]2011年,新疆再次提出,“鼓励农牧民转产就业,加快促进劳动力转移。”[12]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会显著促进土地流转,”[13]“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14]“土地转出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15]

我国将就业当作最大的民生工程。2014年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问题,而民生牵着民心。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增加就业为重点,加快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16]

2016年,新疆再次提出,“切实把就业作为新疆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立足援疆促进,着重拓展就业渠道,努力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自主创业。积极引导各族群众有序到内地就业,积极配合援疆省市做好疆外就业工作。在十三五期间,全区平均每年实现新增就业44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100万人次以上。” [17]可见,新疆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改善民生的高度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坚持的是民生优先原则。

2. 脱贫攻坚时期。消除贫困人口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如期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合理目标。同时,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内涵包括精准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避免扶贫资金流失。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围绕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实现稳定收入,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展开。20194月,《新疆日报》评论指出,“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尤其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打好就业扶贫‘组合拳’,让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18]

根据中央的部署,全疆数万名各族干部驻村推进精准扶贫,并通过对农民就业意向和就业能力进行调查和建立小型工厂(当地称为“卫星工厂”)的形式,帮助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据媒体报道,“2018年,喀什地区成立1218座卫星工厂吸纳3万余人稳定就业。当年,喀什地区60%的行政村都设有卫星工厂,基本形成服装加工、电子组装、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家具制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能够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地就业。”[19]

实际上,卫星工厂是乡镇企业体系的延伸。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乡镇企业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和经济收入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提出要“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20]2002年,“新疆乡镇企业总数达35.19万家,完成现价总产值362.9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73.95亿元。”[21]

2017年,为推动农牧民外出务工和转移就业,新疆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并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市场化途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农村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22]。当年,全疆农村富余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达275万人次。2018年,新疆以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为重点,开展“千乡万村”行动计划,促进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稳定就业和就业增收脱贫目标。该行动计划是“促进南疆四地州城乡富余劳动力三年10万人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的具体措施[23]2020年,全疆包括南疆在内全部实现脱贫,累计脱贫308.9万人、退出3666个贫困村、摘帽32个贫困县。年均转移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270万人次。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19元增至3.4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9元增至1.4万元。全区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了通硬化路,近500万名农牧民住进抗震安居房。

3. 乡村振兴时期。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2021年至2025年是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过渡时期。

2022年,新疆提出,将“巩固就业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抓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75万人次。[24]2023年,新疆再次提出,“扩大农村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坚持就近就地就业与有序转移输出就业的有机结合,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全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275万人次以上。”[25]

同时,新疆“持续开展就业状态动态监测,健全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26]就业状态动态监测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制度。2009年,人社部提出“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对更好地把握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失业的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调控失业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27]2014年,新疆已实现“14个地州市失业动态监测工作全覆盖”[28]可见,新疆通过完善监测机制,动态监测劳动力就业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服务,有效提升了各族劳动者的就业水平。2022年,新疆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2.1%,比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水平高609元。全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99%4G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9]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的行政村比例达90%以上。2023年,新疆完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305.05万人次,城镇零就业家庭继续保持动态为零。全疆的村容村貌、农牧民居住环境和经济收入均出现较大提升。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郑国恩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对新疆进行抹黑攻击,上述事实和数据表明,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1. 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由国家安全驱动的,是一种国家控制”。实际上,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围绕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新疆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根本驱动,旨在通过有序推动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就业,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就业权和发展权。通过增加农牧民收入和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数据显示,2014年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76.3万人次,2022年达303.24万人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8724元增至2022年的1.65万元。通过劳动力转移,新疆人民实现了收入增加,提高了生活水平。我国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劳动能力和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依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控制”。

2. 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维吾尔族农民被迫在当地购买耕地,并以当地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实际上,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各地政府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指出,“当市场粮价高于收购保护价时,参照市场粮价确定;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定购价按不低于保护价确定。”[30]郑国恩扭曲精准扶贫的工作是为了“识别人员进行教育”“改变农民选择就业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新疆基层的“访惠聚”工作队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进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参与访惠聚工作的是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既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有普通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旨在了解民情。截至2018年,“全疆参加访惠聚工作的干部达35万人次,覆盖了新疆所有行政村和社区”[31]

3. 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采取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恶意解读的方式,将新疆启动的“千乡万村”行动计划污名化为“政治灌输”。同时,大量引用所谓“新疆文件”“新疆QQ件”“新疆警察档案”等材料。实际上,这些材料毫无事实依据,“充斥着虚假信息,其本质是美西方反华势力和‘东突’势力抹黑诬蔑新疆的工具”[32]

4. 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的方式进行抹黑攻击。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编造了各种谎言,如“被转移的维吾尔人构成了廉价和容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他们的薪酬比其他工人低得多”,新疆是“极端强制性的环境”“选择不能自由”,“转移劳工不能自由离开工作”,造谣“拒绝参与就业运动将导致维吾尔族人被拘留”。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3年,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3396.9万人,其中新疆305.05万多人次,约占9%。随着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的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从2017年的45476元达到2022年的68552元。新疆各族劳动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国家富民致富的重要政策,其内涵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变得更加丰富,所承担的使命变得更加突出。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始终围绕改善民生这条主线,不断扩大就业渠道,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就业权,符合全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卑劣手段抹黑中国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终将沦为笑柄。

(编辑  杨利红)



*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本文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应对美西方所谓涉疆“强迫劳动”荒诞谬论研究》(项目编号为:F22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对外宣传话语系构建研究”(21AZD010)阶段性成果。

[] 侯建东,朱哲. 新疆沙雅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南农业技,202344(10):123-127.

[] 杨圣敏,王汉生. 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J]. 西北民族研究,2008(02):1-9.

[]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2007-7-12.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22271495?fr=ge_ala.

[] 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新疆. 2002-1-7.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df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9.html.

[] 阿里木·哈德尔. 抓住机遇 加快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J]. 新疆农业科技,2002(05):4-7.

[]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0-1-16. 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664.htm.

[] 农业部. 关于印发《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2-12-17. http://www.kjs.moa.gov.cn/tgjy/201904/t20190418_6185332.htm.

[]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04-23. https://code.fabao365.com/law_340061_2.html.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意见.2004-02-10 https://law.lawtime.cn/d387781392875.html.

[] 2004年新疆将实现百万农民农转非增强就业培训. 2003-12-25. http://news.sohu.com/2003/12/25/71/news217417105.shtml.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 2009-4-1.https://wenku.baidu.com/view/b90597540875f46527d3240c844769eae109a318.html?_wkts_=1706266224842&bdQuery=新疆+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needWelcomeRecommand=1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3-07-03 http://www.mredu.cn/xxg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562.

[13] 张庆红,毕冉. 农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2):51-58.

[14] 齐万里、杨俊孝,张亚洲. 土地流转与农户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新疆南疆地区1928户农户调查实证[J]. 中国农机化学报,202142(07):215-221.

[15] 张亚洲,杨俊孝. 土地流转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研究——基于新疆南疆地区1640户农户调查实证[J]. 中国农机化学报,202243(04):198-205.

[16] 新华社.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4-05-30.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4-05/30/content_2690332.htm.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6-1.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dffzgh/201606/P020191104643495152910.pdf.

[18] 天山网. 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2019-4-30. http://news.ts.cn/system/2019/04/30/035673624.shtml?utm_source=UfqiNews.

[19] 天山网. 喀什地区1218座卫星工厂吸纳3万余人稳定就业.2019-4-30. http://news.ts.cn/system/2018/12/12/035495734.shtml.

[20]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 1993-2-24. http://gzsrmzfgb.guizhou.gov.cn/gzszfgb/199302/t19930224_1943326.html.

[21] 匿名. 新疆小城镇发展中存在问题对策研究报告. 2022.6.25.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093c30cf1755270722192e453610661fd95a7a.html?_wkts_=1700825005016&bdQuery=新疆乡镇企业总数‘&needWelcomeRecommand=1.

[22] 观察者. 新疆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 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 2017-02-07. 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2_07_392982_s.shtml.

[23] 新疆日报. 新疆启动2018年促进企业就业服务“千乡万村”行动计划. 2018.4.19. http://www.moa.gov.cn/ztzl/nmsjyyjnpxzl/hddt/201804/t20180419_6140611.htm.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2022-10-16. 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676/202211/5e025b35030442df828e3cb0e1056e3d.shtml.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2023-2-19. https://www.xinjiang.gov.cn/xinjiang/xjyw/202303/df25dbc77a8c476ea35ae59faf9f9954.shtml?eqid=db6271de00030e3000000006645ca53e.

[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2021-12-14. 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676/202211/5e025b35030442df828e3cb0e1056e3d.shtml.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 2014-12-12.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737/201412/7209ff412b8b43a1b3571d924805536b.shtml.

[29] 中国新闻网. 新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何以行稳致远?——专访新疆乡村振兴局局长马缨. 2023-10-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438817698582965&wfr=spider&for=pc.

[3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意见的通知.1998-5-19. https://code.fabao365.com/law_26589.html.

[31] 新疆日报. 进村入户聚民心扶贫帮困强基础——新疆35万人次“访惠聚”干部5年接力驻村服务基层. 2018-11-2. http://www.moa.gov.cn/xw/qg/201811/t20181102_6162210.htm.

[32] 中国新闻网. 新疆民众现身辟谣:“维吾尔司法档案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库”.

2021-02-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498713009727790&wfr=spider&for=pc.


   

2023年,汽车行业出现了令人瞩目现象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等国际汽车巨头纷纷与中国企业小鹏、比亚迪、零跑等合作组建合资企业,而且在汽车供应链的上下游,也出现了外国车企与中国零部件和ICT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多个案例,一股新的合资合作浪潮正在汽车行业兴起。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向合资逆向合资,以表示这种新的合资模式与三四十年前汽车行业合资热的显著差异,凸显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新一轮合资浪潮崛起的标志性意义。

大众、丰田等国际巨头争相牵手中国车企

2023年疫情后,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均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据市场调研机构 TrendForce集邦咨询发布的数据,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新能源车总销量为345.5万辆,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8.1%,特斯拉、比亚迪、广汽埃安、大众和上汽通用五菱分列前5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一骑绝尘,前三季度国内市场销量达627.8万辆,同比增长38%,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超过30%。出于对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开启了新一轮合资合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国际整车和零部件巨头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20多起,其中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日产等国际品牌的合作最令人瞩目。

2023726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计划向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收购小鹏汽车约4.99%的股权,大众在全球和中国市场长期的统治地位与小鹏汽车仅有5年造车历史的巨大反差,使这次收购在业界引起震动。其实大众早已悄悄在中国布棋落子。2023530日,大众中国宣布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协议,在合肥投资10亿欧元建立大众(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将雇佣近3000名员工。113日,大众旗下软件公司CARIAD与中国手机供应商VIVO达成合作,共同建立手车互融联合实验室。128日,大众CARIAD又和中国芯片企业地平线正式宣布,在北京经开区成立合资公司酷睿程(CARIZON),据悉注册资本为67.57亿元。

丰田因在电动化转型方面动作迟缓而为业界诟病,但它知道缺啥补啥20204月,丰田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45亿元,双方持股比例为5050。合资公司的第一款产品是双方为一汽丰田打造的bZ3纯电轿车,底盘采用丰田e-TNGA架构,动力系统采用比亚迪的弗迪刀片电池与电机。bZ32022年上市后反响不错,成为丰田最畅销的一款纯电车型。初尝合资甜头的丰田再度出手,20238月与广汽丰田一起出资,与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成立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相关事业合资公司,以支持未来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前装量产和规模化部署,总投资额超10亿元。除智能驾驶外,丰田还与国内氢能科技企业亿华通等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研发面向商用车市场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是2021年由法国PSA集团和克莱斯勒菲亚特集团(FCA)合并组建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法国PSAFCA在中国一直都找不到存在感,在中国的合资项目业绩不佳,标致、雪铁龙两大品牌销量连年下滑,广汽菲亚特更是直接破产退市,但是斯特兰蒂斯仍然没有放弃中国市场。20231026日,斯特兰蒂斯集团与零跑汽车宣布,斯特兰蒂斯将投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