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短期政策效应特性

一、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的供给侧改革

       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宏观管理、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做出原理意义上的解释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式的供给侧双结构性改革的范例。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其长期效应不断持续，但其短期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一）宏观管理定义及对应难题

       宏观管理是指通过选取政策性工具来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基本经济力量保持常态运行，并在二者失衡后，采取措施使其走向收敛再到二次均衡的过程。在图1中，横轴AS表示总供给，纵轴AD表示总需求。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生产—消费”的对应坐标处在45^o线上。E是一个均衡管理点。

当然，45^o均衡线是潜在或者是长期均衡线，年度经济的实绩有可能在均衡点附近不断摆动。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力量不偏离45^o线太远。

上述原理性定义的理解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获得浅尝性的体验。比如，中医学告诉我们，人体阴阳两种基本力量应该大体上维持平衡。阳的力量过剩，烦躁和亢奋就成为外观表征；反之，阴的力量过重，虚弱和忧郁就会存在。一个偌大的人体复杂系统，在阴阳平衡两分法基本原理启示下，就变得容易理解且能够在“管理”——医（诊断）疗（治理）——意义上方便地进行操作。

       但是，深层性质的真知性体验却很难，在快餐式教学体制下，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并不为下述观察序列提供精当“诊断”能力：当经济的两种力量大体相等时：（1）总量意义上的产品不会在企业层面形成多余库存，挤压流动性资源；（2）行业层面的库存不会累积为中间品市场的清淡交易，威胁到企业家的采购信心；（3）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也对应地不会因为某一行业因过量或过少资源配置，致使总量需求抑制而出现排浪式地国内消费甚至到国外蜂拥式地抢购（并受辱）；（4）总量需求抑制延伸向低含金量的金融市场，创造出的寻租机会又将无效产能和消费缺口形成的资产通过管理漏洞，反向输回有效资产市场，毒化体质本来就不强健的资本市场，形成泡沫；（5）融资性资产进而整体走向预期性波动，宏观管理刹车性地超调（over-shooting adjustment policy），造成经济的二次波动，因而损毁潜在的生产能力。这是宏观管理必做的功课，但“小政府、大市场”的形而上学断言却大大禁遏了决策科层人员深入一线管理获取直接体验。

战后大国宏观管理的这种现实，宏观管理部门依据一线波动，能够依据量化判断迅速形成操作性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多数情况下，管理层会用各种各样的佯谬性道理辩护因循决策，错过重新调整的窗口机遇。而诊断是数千年来的老大难问题。中医领域的江湖术士如此之多，其辩证施治和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量化性工具直到今天还无法在方法论上闭洽是一个堪堪可比宏观经济管理的观察事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席勒（2013）说，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学科，其判断思想和牛顿的微积分逼近方法差不多。^[1]宏观管理的量化判断也在一直考验着中国宏观管理者的直感性智慧，这种决策能力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二）需求侧管理定义及适应边界

       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的定义用下述描述组合更为全面：由于需求力量不足给定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身恢复到均衡水平时，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调节性力量。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式地影响总需求变量中的主要分量——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海外需求）——从而使其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则该过程称为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图2是总需求管理的启动示意。其中，总供给（AS）大于总需求（AD），需要启动总需求由AD_o向上拓展至AD^*以恢复潜在均衡E^*。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具有宏观诊断直感的大师，他一反当时经济学的思维定势，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及普遍存在的失业是劳动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总是能够）创造需求——所需的观察事实在当时已不存在。凯恩斯的灼见在于：如果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力量（政策杠杆），比如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这将导致就业增加和工资总额增加，从而使消费支出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厂商出进货速度快，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银行家信心增加，投资速度增加，经济增长加快，二次趋向供需均衡。

这一具有理论逻辑性的假说获得了实绩操作的验证：二次战后执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多个西方经济体，在选择总需求管理导向的政策组合之后，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活力。凯恩斯革命和萨伊定律相反，其意义在于，它在政策性理论演绎序列上发现了人们在当时还不愿接受的一个宏观管理判断，即需求（可以）创造供给（而不仅仅是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三）供给侧管理及理解要义

与需求侧管理相反，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的启动条件是指，当经济处在或已经恢复到潜在生产能力时，若再行运用总需求管理政策时，由于给定技术条件或者制度约束集合，生产潜力已经扩张至给定的上限，再行刺激则将会变为无效商业库存，导致无效产能存续，导致资产价格虚涨，严重脱离有效供给水平，但因预期难停而形成价格轮番上涨，形成泡沫，因此需要从供给一方启动总量管理，亦即总供给管理（参见图2）。

总供给管理的内含是指，给定条件下的经济，由于需求力量长期不足，因而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行恢复到均衡水平，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某种调节性力量，就是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影响总供给变量中的各主要分量——生产全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该过程称为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

这里理解的难点在于，从供给侧出发的管理，面对的不是消费能力而是生产技术回复向潜在水平，要义是将总供给看作一个单一整体，宏观层面施行管理工具时要达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界。而在操作时，对应于一个个经营实体，要将其看作整体经济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或构件，施加强化其生产能力的各种调整转型升级的力量。当然，对应于总供给变量边界的不断拓展，还应包括整体生产能力的升级和跃迁——创新（双创非常有用）。由于不能深入理解，许多部门的文件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了。

（四）农村承包制是一场短期效应明显的中国版供给侧改革范例

新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史成因：1840年后，民族经济面临舶来品冲击，本土产业成长艰难，工业化欠账太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周边的敌对经济封锁，现代商品和市场制度缺失条件下，将丰裕的劳动资源通过准军事化的“一平二调”方式与稀缺的资本品相结合，催生了民族工业的基础产业群，尔后再衍生出加工制造和日用制造群，形成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

这种自强式的工业化速成运动，其负作用在于，这将使得农业产业的结构，甚至在微观组织层面制度设计完全按照非农产业的需求超阶段发展结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农民变成了农业生产车间里的工人；粮棉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将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变成了工业“指令”农业车间生产的成本核算加生产资料准划拨的科层领导关系。国家的工业化需求以不容谈判的方式强制了农业的资源配置过程。这是一种比需求侧管理强度还要高一个量级的“超调”，导致有效生产能力的结构扭曲，潜在生产能力的抑制，资源配置浪费严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劳动者对劳动的消极性，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反抗其不合理的制度。当然，与劳动效率降低的同时，对应于劳动而配置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源的效率也大大降低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供给侧管理的改革。当时一批上山下乡的城里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合理性，运用他们自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条条部门的许多管理实干家们配合，探索农民创造的承包责任田方式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最高层的迅速决断，农民获得了分享自身劳动产品的权力，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浪费性劳动被剔除。对应地，单位土地上的有效劳动增加，土地的隐性闲置程度下降，单位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在不到3年时间，20多年来一直无法满足的粮食总供给上了一个台阶。现在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而已。农村承包制改革的示范性意义在于，制度改革的效益是长期的，后续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生产潜力都是明证。

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效应，只要拿捏得好，首先是短期政策效应。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谈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制度性改革，似乎都是长期效应的事，不啻是一种江湖老生长谈。今天，当初承包制改革的那些具有理论贡献的中国名字都被放在了落满尘埃的记忆口袋里，当我们做出了世界性发展贡献时，由于自身理论积累的薄弱，我们只好在国际上寻求那些比我们的理论形态更系统的教学参考书。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理及中美案例对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

1. 供给侧改革定义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效应弱化后，在基本政策方向上的调整掉头。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可描述如下：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总需求变量的“刺激”性扩张。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一直处在被替代和被抑制的状态，因而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图3）

2. 合理的总需求管理

在图3中，我们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分析总供给管理的机理。其中，横轴是生产能力Y，纵轴是通货膨胀π（指谓政策负面效应的积累）。假定开始时，经济存在资源的闲置（劳动力、资本等），表明经济总需求不足，对应的短期总需求曲线为SAD，总供给曲线为SAS，均衡点为E₀，均衡产出和通货膨胀分别为Y₀和π₀。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₁，经过一轮的需求管理经济的均衡点由E₀移动到E₁，经济产出由Y₀增加到Y₁，通货膨胀由π₀上升到π₁，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显著。第二轮的需求管理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₂，均衡点由E₁移动到E^*，此时经济的产出已逼近其潜在产出Y^*，通货膨胀水平为π^*。总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衰减，边际负面效应出现——微弱的通货膨胀。

3．超调机理

此时若再推动新的需求管理，总需求曲线移动到SAD₂、SAD₃，均衡点移动到E₂、E₃，经济产出水平分别为Y₂和Y^**，已超过其潜在产出水平。过剩产能出现，分别为Y₂- Y^*和Y^**-Y^*。这种超调产出超出潜在产出的情况在短期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在技术水平及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长期满负荷使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错配等问题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超出潜在产出的部分Y₂- Y^*和Y^**-Y^*往往表现为经济的过剩产能，叠加为过量产能过剩EY。

当经济历经长时期的需求管理，而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逼近潜在生产能力的边界，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过剩产能和积累起库存，却不能找到合适的需求来释放产能和去库存，这时再采用需求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出现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此时，从供给一方而非需求一方来调控宏观经济，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启动短期的供给管理使得经济的总供给曲线由SAS移动到SAS₁，则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上，产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若启动长期的供给管理，使经济的潜在产出由Y^*提高到Y^**，则由长期需求管理导致的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均可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中国施行总需求管理周期性讨论及中美对标分析

1、1991年后周期性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快速走向收敛。(图4) 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原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持续至今，就会将自1954-2015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10个周期，1991-2015这17年间的增长是这10个周期中的最后两个周期[3]——1991-1999年和2000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的周期。^[4]但是，对照图4中195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数据，有两个统计观察上的理由让我们询问：为什么最近两个周期的收缩与扩张间距几乎是前8个周期的3倍或者还要多？以及，为什么我国经济在1991年以后周期性减弱并呈现收敛？毕竟1991-2015这25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与它的前期相比太不相同了。

2. 管理经验增加拟或过剩产能增加

当然，我们可以将收敛归结为宏观管理经验累积的成功。我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期间（1956-1966年）最大波动幅度距离趋势线正负相加在48.6%以上，平均波动幅度在13.2%左右^[5]。在“十年文革”期间（1967-1976年），平均波幅较1956-1966年期间有较大幅度的改善，约为8.2%。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波动幅度又降为3.3%。在1991-2006年间，经济波动幅度最大正负相差为6.6%，平均波动幅度在2.2%左右。1991年，GDP波动幅度迅速收敛。2000年以来，以前述方法为衡量的GDP平均波幅降到了0.95%以内^[6]， GDP在8.3%-11.7%的区间运行。管理经验的提高似乎为上述收敛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不过，将图4和图3联系起来，即结合产能过剩来看，问题则不那么简单。从收敛性上分析，我们认为，1991年以后，尤其是2001年以后，GDP波动幅度的减弱是对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时代管理失误经验的自学习。这一点也许是老计委到今天发改委及其关联单位在宏观管理上的进步。

当我们对二者取对数，让其在更高阶度量系中对照波动轨迹（而不是幅度）时，问题就来了。图5中，波动差距在对数系中消除时，联系到图3，处在GDP曲线上方的固定投资曲线，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产能过剩的统计度量参数。在机理意义上，它和图3中的过剩产能是按同一类度量指标评价的，可见宏观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方面的含金量并不高，只是接受了历史上经济大波动的教训，借力维持GDP的波动幅度收敛向稳定，但是在控制产能方面并不优秀。也许，宏观部门会抗辩说明，这是各地区争相上马项目唯GDP是瞻的结果。但这种抗辩不能接受，经济人最大化收益和各地最大化GDP产值是一样的，并不会出现由于存在最大化收益就不实施总量管理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管理目标设置不精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述解释是否合理？与国际大规模经济（large-scale economy）——美国的比较能为我们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3、菲利普斯曲线关联——令人惊讶的中美对标“镜像”

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揭示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总括性规律，使我们可以方便地比较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特征。^[7][8]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于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相关，就业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内涵，我们可以推断物价和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不过，作为名义变量，物价指数变化一般要超前，GDP增长一般要滞后一个经济年度，绘制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中的二者增长态势，依据两个国家半周期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的实际滞后区间，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大体上呈反向关系。

图6关于中国和图7关于美国经济增长趋势比起来，二者好象具有“镜像”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不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绝大多数时间中物价和GDP增长没有关系；而美国经济增长和菲利普斯曲线内涵的规律拟合性非常好－几乎在所有时间中二者都呈相反关系。

对中国来说，GDP增长和物价变化缺乏相关性是出于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增长通过非市场途径来实现；另一是在自身经济增长之外存在着一个“蓄水性市场”——海外市场——相对独立地调节着本国增长的失衡，打断了菲利普斯关系中的物价和就业关联。对于前者，新中国在1950－1970年代实行的“一平二调”等非市场化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导致就业变量在管理意义上缺失，物价和增长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多大关联。^[9]1993年以后，新中国经过40多年的建设，部分产业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国内收入条件支持的需求能力。当数据系列的内在关联要求内需增长引发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时候，出口市场替代了国内需求缺口。物价与GDP增长的国内市场关系也被打开了。（图4）

与我国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美国物价指数和GDP的相关特征是：几乎在每一次GDP的增长和下降过程中，物价指数都是指向相反的方向。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观察特征非常明显。美国在战后几十年间将维持充分就业放在宏观管理的第一重要变量的位置上，长期容忍物价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上升。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每一次经济周期后都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接替上升。到1980年年底，物价上升到了10.6%，但经济增长却踟躇不前，被称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的“滞胀”时期。（Dornbusch and Fischer, 2001，pp.517-518）。^[10]

“滞胀”是美国多年来实行充分就业管理而让物价变量处在第二位的结果。面临“滞胀”，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需求管理已经走向极端，需要由供给管理来协调，因而，在福特和卡特时期的过火性需求管理反带来衰退。经过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的教训，直到里根时期的第三届政府才完成了物价控制伴随减税（供给管理）的物价与就业权衡（trade-off）的双变量管理选择，而不是物价在管理地位上让步于就业的单变量引导，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准确说是加上）供给管理，走出了“滞胀”。^[11]

比较下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短期看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运用的需求管理（刘伟，2006）^[12]。实际上，“五年计划”在管理上的连续性和财政管理中项目审批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类行业，累积起来的是增长式管理——中国特色式的总需求管理。虽然入手的途径和政策工具不一样，但和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战后三十年间片面总需求管理走向“需求过剩-物价高涨”而出现“滞胀”具有逻辑镜像效应。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在增长意义上累积为“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滞胀”是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是增长式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

（一）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

战后30多年，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不仅政策性效果递减，而且累积了巨大的负面效应。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们，面临着和凯恩斯当年同样的使命，突破“需求创造供给”统治着多数经济学家和宏观决策者的思维定势，最好能够像当年凯恩斯提出萨伊定律的适用边界一样，简洁地表述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适用边界以及在多个经济周期连续使用总需求管理带来的宏观政策偏差。拉弗找到了切入点：当凯恩斯主义者们连续使用扩张性的宏观货币财税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后，举债和税率度居高不下，物价高涨，就业大幅减少，于是走向凯恩斯主义出发点的反面。

在极端条件下，拉弗的思想实验（拉弗曲线）非常有说服力：当税率达到100%时，已无人再有意愿去工作，因为收入全部都归入税收；无企业再愿意去投资，因为税率吃掉了激励和报酬。这时，整体经济回归到了物物交换的非市场经济。财税杠杆自己反而被排除在宏观管理的工具箱之外。供给学派为这种介乎于经济实绩和拉弗思想实验之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现象取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名字叫滞涨（stagflation）。美联储主席菲尔德斯坦后来回忆录中说，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点苛刻。但当时着了魔的凯恩斯政策主义者已经麻木了，不用重锤敲鼓恐怕唤不醒他们。

当然，没有人制造出100%的税率，但这和伽利略的摩擦实验一样，没有人能够创造零摩擦环境。在极端条件下的思考，终于使患有思维定势病的人们矫正了重物比鸿毛下降得更快的适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送给了人们使用和操纵加速度过程的概念。

启发拉弗的当然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他早在1974年就认为福特政府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抑制物价是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滞涨出现的原因是管理当局在战后五六个周期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累积，政策效应递减导致增速缓慢，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又在每个周期后致使物价增加2个点，累积为通货膨胀。现在不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向，反过来再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防止通货膨胀，这简直就是在放大政策的负面效果，于促增长的目标无益。

显然，蒙代尔的判断表明时代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经济观察事实的方法，这和凯恩斯当年判断时代不再适合萨伊定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供给学派重复了凯恩斯革命，其进步之处在于，当对总需求各变量的管理连续操作并且过度时，政府需求（采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变化必定会弱化，但再行使用凯恩斯组合，政策收益是有限的。这是凯恩斯当初没有想到的。在宏观管理学意义上，正好和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一个镜像对照，不啻是一场革命。

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显得特别突出。吉尔得的理论讨论使我们明白了政策传导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机理。比如，当他讨论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的时候，启发了经济学家重新认识了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逐渐明白，因为统计口径上的GDP实际上是在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某个概率分布数字。而要达到统一认识，这需要在统计领域，决策领域最具方法论导向的决策者，以及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有决策导向的几组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更好的组合。1970年代的蒙代尔、拉弗和吉尔得的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菲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大家用决策部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形成政策，则里根时期的供给政策结果不会那么好。遗憾的是，在今天，甚至在美国也不存在这样的团队组合了。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极度弱化条件下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我国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为：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进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30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刺激总需求变量，或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力之外的高端劳动力；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二）从供给一侧管理的政策性建议

1. 扶助整体经济生产能力（企业成长）三原则

第一，凡是超出维持公共品正常运转范围的税负，都应该减除（税率降低可使企业储蓄率、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组合，都应尽快出台，比如“营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够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改革，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比如，城乡医保并轨可使得农村居民为大病准备的防卫性储蓄大大降低，消费倾向增加，零售增加，从而带动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

2.消除典型失衡“表征-病灶”系统协调三原则

目前，管理层、学术界、企业界和媒体四个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下述经济失衡表征观察——“去库存、降杠杆、挤泡沫、释产能”——形成最大公约数共识。但是，上述观察有引起误导的内置空间。比如，降杠杆和挤泡沫最重要的是将货币市场、中期票据市场（多为债市）的边界向长期资本市场延伸。但挤泡沫和降杠杆的上述序列很可能是金融工程项目性质的兼并重组，而不是金融资本市场的联动改革。过去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重复这种失误。扶助企业实体的生产能力，必须要改变企业生存必须的生产者产品——资本品市场。再比如，要素资本市场在城乡间问题最大，但城镇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在系统顶层设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协调，很可能效果有限。

3. 启动结构性失衡重大矫正工程：611113工程

第一，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支持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释放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后来土地撂荒、趋向大城市迁徙、小产权房闲置、储蓄资金流向非农等等都表明，这些资源的潜力没有达到其潜在均衡报酬潜力。二次收益损失使国土空间和环境公共品失去了自然守护人，历史文化传承丢失了千年传承村社基点。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综合社会收益巨大，但基础性、公益性特征使得商业盈利空间较小。短期金融机构趋利避险特征导致作为有限、致使投资意愿较低，必须开拓通过国际性政策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具体模式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区域集中连片开发。直至PPI、CPI恢复至合理水平，再逐步退出。这个期间估计在24个月之内。

第二、实施6111213工程。具体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上述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升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各省开发性贷款投放量根据其发展程度，可划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类，分别按1：1、1：2、1：3的比例配套投放，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1投放，不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3投放。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

实施区域重点集中在乡、村，也可包括少部分落后县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要与土地整治和集中连片改造相结合，要与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要与加强农民培训相结合；在注重实现“人”的脱贫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自主发展、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动区域性整体脱贫。要坚持科学规划、审慎实施，确保有限资金投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防止产生新一轮的“造城”。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国家支持和农民工自己投入结合起来，省市县也要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制度。

实施上述组合措施可发挥“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可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破解通货紧缩难题。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创造合理需求，也是增加有效供给；既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也有利于打造新增长点。若组合措施实施2年，可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2万亿左右，考虑投资带动乘数效应后，可拉动社会总投资20至30万亿元，产生的税收也有数万亿元，中国经济和财政增幅下行趋势将会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将有效缓解。二是可极大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助力扶贫攻坚。大规模集中投资将在较短时间内极大改变农村基本面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有效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并为扶贫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助推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的根本实现。三是缩小城乡发展反差，促进协调、共享发展。

我们判断，如果政策组合合理，而且下药对症，应该在18-24个月见到政策性短期效应。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