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阿丕叔叔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记忆也变化着。

10年前，陈小津（陈丕显之子）嘱我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当时我脑海中立刻跳出的是阿丕叔叔“快过来，我是儿童团长，听我的！”那欢乐的形象。

10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小津又瞩我写纪念文章，不过现在跳到我眼前的，却是一件“老头衫”。

那是一件洗得雪白透亮的“老头衫”，背后是用致密、整齐的棉线“织”就的。这件老头衫，的的确确是一件“针织工艺品”。如果不是在陈小龙从“造反派”手中拿回来的东西中，夹杂着它，我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阿丕叔叔——当时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文革期间天天批斗审讯、备受侮辱和诬陷的隔离审查中，在见不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战友和亲人的隔离室里亲手缝就的。

回想当年，上海满大街贴满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丕显”的大字报。他的妻子，一个被战友朋友们也认为是“骄娇二气”的小谢，早已因为是“走资派的臭老婆”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不知死活；儿子小津和女儿小棋则到处“流窜”不知下落；家中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娇小姐”陈小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小龙的住所，走进被造反派抄得连张像样的板凳也没有的、空空如也的“家”中，虽然看到屋子里被收拾得几净窗明，但我还是不放心，有时会陪小龙住些日子。

那时我们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小龙还要设法省出一些来，买一点点生活必需品，想办法送给不知下落的父母。即便如此，我这个大姐姐还是被“娇小妹”照顾的满惬意。晚上，我们常常同睡在干净冰冷的板床上，津津有味、天南海北地聊得很晚。那时小龙年纪还小，对造反派揭发阿丕叔叔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这段相处，让我了解了文化革命前后阿丕叔叔家的一些生活琐事。而短短的几天，小龙好像长大了，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会照顾别人，懂得了生活的艰难。

阿丕叔叔像当时小龙那样的年龄时，己经是福建少共省委书记了，那可是领导几万人的“大领导”；他18岁就和陈毅老总一起在油山打游击，过着陈老总诗中所描写的“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天将午，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他怀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英雄气魄，始终抱有伟大的信仰。1947年，阿丕叔叔31岁，已经担任中共华中分局的主要领导，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苏中解放区；1952年，36岁的阿丕叔叔已经代理陈毅，担任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主要领导。尽管阿丕叔叔当时在党内资历并不算太老，职务也不算很高，但是他在党内的知名度却非常高。虽不能说全党全军都知道阿丕是红小鬼，但谁要说不知道，那可也算"孤陋寡闻"了。

阿丕叔叔出身贫苦，既未执行过错误路线，也未参加过任何宗派活动，连审查大概都没有过，革命历史再清楚不过，可谓“纯之又纯”。加之阿丕叔叔待人诚恳热情，因此人缘极好，为党内外各方人士所信任，老老少少所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也备受毛主席的信任。

1943年10月，在新四军曾发生过有名的“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饶漱石和陈毅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的。本来党内有分歧是正常的，然而由于饶漱石不能正确处理，造成新四军领导的不团结，陈毅军长的处境十分困难。后来中央将陈老总调回延安，留在华中的张茜阿姨和尚在幼年的小侉和小丹日子不好过，我曾亲耳听张茜阿姨深情地说，那时“幸亏得到阿丕的照顾”。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位曾与陈老总在赣南同生死，后来又是陈老总提议调来上海主持工作的阿丕，与饶漱石有什么过节，从不知道他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过什么过头话。

总之，阿丕叔叔“人缘”特好，连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曾当面对阿丕叔叔毫不客气、毫不礼貌地提出要求和意见。他呢？从来都是：“阿呀！你这个九九！”。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时是阿丕叔叔最最“火爆”的时候。四人帮、造反派拉他。阿丕叔叔似乎立刻就要如日中天了。就是这样一个“谁都喜欢”的人，突然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又受到最残酷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受拉拢。

“四人帮”对阿丕叔叔的拉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961年之后，江青频繁来往北京、上海之间。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接待江青，陪江青看戏、吃饭。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江青参与《芦荡火种》改为样板戏《沙家浜》、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出台……这些重大事情，阿丕叔叔都尽可能地给予了“后勤保障”。文化革命开始，阿丕叔叔鼻癌还未完全痊愈，尚在休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阿丕叔叔请病假，没有参加。19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病假中的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来北京参会。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吃饭。林彪、叶群、江青都说这种关怀是怕阿丕叔叔“落后于形势”。江青在会议结束后，还正式宴请小谢阿姨和阿丕叔叔，明确告诉阿丕叔叔：要“站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中间，陈老总请华东各省的第一书记吃过一次饭。对这次吃饭，许多人都猜测：陈老总或许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或许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我也曾这样认为。不过今天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认识。陈毅早在1936年冬就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迈诗句。个人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虽然摸不着底即将发生什么，但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坚强意志的革命家，他深知这时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紧要关头，并为此忧心忡忡。借着吃饭的机会，他鼓励、告诫这些老部下、老战友们：“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在这次“饭局”上，陈老总对阿丕叔叔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今天看来，这番话意味深长。陈老总不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啊！这是一次与江青针锋相对的“饭局”，不是惜别，是战斗！

可是，在这次会后回到上海的阿丕叔叔，再也不可能像陈老总吩咐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一连串的复杂事件接踵而来，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工总司”“红革会”……今天斗，明天批，后天闹；今天是王洪文，明天是徐景贤；今天是张春桥指示，明天是江青指示，后天……直到“一月风暴”上海市委被造反派夺了权。

阿丕叔叔最后履行的职责是：奉周总理之命处理了“昆山事件”。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发表的由阿丕叔叔主持与签发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告全市人民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人民日报》于1月9日进行了转载。但l月12日一早，阿丕叔叔就被造反派抓去游街，从此离别家人，失去自由长达八年半。1967年l月底、2月初，许多省的书记们，都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虽然他们还是继续受批判，但是和造反派们是“背对背”，可以“闭门思过”。到1972年以后，这些书记们就被陆续“解放”。阿丕叔叔则不然，对他的批斗，从1967年直到1975年7月1日期间是层层加码。那是当然的，江青、叶群明明白白告诉你陈丕显，叫你支持造反派，你阿丕却搞了个和造反派对着干的《告全市人民书》，不整你整谁。拉不成就狠狠地打，整整搞了8年半。

自1967年1月12日开始，各“造反派”对阿丕叔叔轮番轰炸，使尽各种伎俩。为给阿丕叔叔搜集罪证，造反派先后“审讯外调”20432人次。仅1967年2月至5月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就有213次。已经是林彪事件后的1972年5月9日至7月5日还仍然批斗审讯68次。“四人帮”们对阿丕叔叔的批斗、审讯，每次都达三、四小时。有时早中晚，一日三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7月1日。

当我写到这里，那件“老头衫”就不停地在我眼前闪动。那件洗得透亮的“老头衫”上，织出来的细密平整的针角，哪里是这个受了8年多精神、肉体折磨的老人，在动荡恶劣的时间和空间里织出来的?那分明像是一个心静如水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盘腿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在微亮的油灯下专注地、一针一线地缝就的。是的，我的这感觉没错。20432次的外调，没有查出他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成百上千次的批斗，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他能做到问心无愧、泰然自若，他当然能心静如水。那件“老头衫”的针脚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写照。在8年半的时间里，他时刻记住陈老总的谆谆教导“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

时过境迁。如今当我问及“老头衫”时，陈小津竟然不知道，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啊!阿丕叔叔走了！阿丕叔叔的那件“老头衫”也走了!然而那“老头衫”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那“老头衫”就是阿丕叔叔一生的写照。

在我写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时，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陈毅诗词选集》，阿丕叔叔的一生和陈老总分不开，也不能分开。我想找一首陈老总的诗，来概括阿丕叔叔的一生，人们最常引用陈老总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诗句，而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陈老总的《红梅》所描写的诗句“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更适合阿丕叔叔。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