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反抗：“伊斯兰国”兴衰探源

2014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堪称中东伊斯兰世界乃至国际政治中一大“现象级”事物。该组织主张极端行为暴烈，在国际反恐力量打压下，却能顽抗至今。

 “伊斯兰国”兴起：面对伊斯兰世界深重危机的应激性反应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由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由于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则会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化国家，导致富国和穷国的分化；资本全球化使“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劳资矛盾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复制。那些资本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吸引外资展开“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日渐失去获得利益和讨价还价能力，“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是使整个世界两极分化加剧：国家内部是“1%对99%”的严重阶级分化；国家之间则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最终制造出庞大的弱势国家与弱势群体。

对伊斯兰世界边缘化、贫困化处境的反抗与宣泄

  伊斯兰世界便是这种国际秩序的典型受害者。中东国家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后阿拉伯世界日益成为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期产品度日的产业链下游国家，距离经济现代化梦想越来越遥远。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由于缺乏工业能力，阿拉伯国家贫困化持续加剧。据统计，自1980-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目前阿拉伯世界l／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伊斯兰世界这种边缘化、贫困化困境近乎无解，其中一些国家基本丧失了通过正常途径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许多穆斯林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实现梦想、改变现状的信心和能力，日益陷入无助、厌倦和极端化情绪之中。2013年，皮尤曾对38个穆斯林国家3.8万人进行民调，占压倒性多数的受访者支持实行“伊斯兰法”。佐格比调查公司2015年10-11月对阿拉伯国家5374名15-24岁年轻人的民调显示，阿联酋69%的受访者，摩洛哥50%的受访者认为，“腐败、压迫和不得人心的政府”是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主要原因。 

  2014年6月“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就是伊斯兰世界对当前困境的应激反应。该组织抓住了穆斯林普遍存在的反抗和求变心态。它一面抨击现实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一面谋求通过极端恐怖行为打破现行秩序，让穆斯林为了更大事业（建立“哈里发国”）而自我牺牲，发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和自杀性袭击。

  这种矢志打破现状的极端主张和暴烈行动，对那些充满仇恨、渴望摆脱奴役的受压者极具蛊惑力，因而该组织吸引了诸多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失败者和边缘群体。部分学者列出了年轻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的原因：缺乏教育；失业和贫困；反对压迫；痛恨美国；纠正社会不公；兴奋与战栗；扩大交往；帮助受压迫者；性与暴力。即使那些生活在欧美的穆斯林青年，同样对“伊斯兰国”的诉求十分动心。这些穆斯林青年多半没有公民身份，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伊斯兰国”察觉到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移民的挫折感。英国此前一项研究表明，大部分投身极端恐怖活动的年轻人并不是虔诚教徒，或被极端宗教思想感化，而是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支持极端主义与贫富和教育程度并无关系。许多18-20岁的年轻人出身富裕家庭，英语流利，正在读大学，其加入极端组织很大程度是追求社会认同感和生命的意义，渴望被尊重。

  由于这种边缘群体近乎海量，因而“伊斯兰国”的兵源几乎取之不竭。虽然当前“伊斯兰国”成为众矢之的，但全球极端分子仍纷至沓来。“伊斯兰国”吸引了来自五大洲86个国家的3万多名“圣战”分子。其中，来自欧洲的极端分子超过5000人，比2014年增加一倍；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极端分子增加3倍，达到4700人；来自西亚北非的极端分子8240人。“伊斯兰国”已经成为吸引当代世界中受压迫者的磁石。据美国众议院本土安全委员会报告，2015年参加“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数量是2014年的3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6年2月发布的报告称，截止2015年年底，全世界有34个极端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许多极端组织并不直接隶属于“伊斯兰国”。2016年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组织数量还可能增加。尽管美国牵头的国际反恐联盟已消灭约1万名极端武装人员，但“伊斯兰国”扩张势头并未减弱，仍以平均每月招募1000名新人的速度不断扩充实力，这使“伊斯兰国”就像牛皮癣一样，始终难以治愈。

对西方列强“分而治之”地缘霸权战略的反动与修正

  现代中东的地缘版图始于l916年英法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根据该协议，法国将控制所谓“A地区”(叙利亚、黎巴嫩，摩苏尔)，英国则控制东南部地区“B地区”，包括从约旦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一战后，英法正是依据该协议，将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委任统治国”，这种人为划定的主权国家秩序，实际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这种“小国林立”的地缘版图碎片化，是伊斯兰世界积弱积贫的万恶之源。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足以发挥地区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这些国家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由此使中东伊斯兰世界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大国介入地区事务，由此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因此，这种外力强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的普遍认可，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和力量始终络绎不绝。自11世纪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穆斯林复兴运动，每次都怀抱着收复古代哈里发国土的寻根梦想，穆斯林坚信只要光复故土，定能再创昔日荣光。

  20世纪50-60年代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试图分别按照“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重新整合地区版图。但是，由于中东现行国家与这种主权体系已相互绑定，改变地区版图阻力太大，最终均告失败。2011年以来，中东遭遇1916年以来堪称“百年一遇”的大剧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这意味着维护现行主权体系的力量明显削弱。在此背景下，“主权至上”、“主权不容侵犯”等国际法日益受到践踏，干涉他国内政成为家常便饭。伴随着主权体系的衰微，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头。

  “伊斯兰国”就是这股颠覆性潮流中的代表性力量。不同于流窜作案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早在2006年“伊拉克伊斯兰国”(IS前身)成立时，就定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跨境逊尼派国家的设想。2007年，ISIS曾发行一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企图在叙伊地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愿景。因此该组织不断开疆拓土，在伊拉克侵占其他部落武装势力范围，在叙利亚则抢占已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公开宣布建立所谓“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公开否定1916年英法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认为这是西方人为制造的产物，是非穆斯林的西方压迫穆斯林世界的象征，西方将伊斯兰世界人为分割成不同国家，破坏了在哈里发领导下的神圣统一。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在网上发布铲平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照片，下面的标题就是“打破赛克斯-皮科特边境”。

  很显然，“伊斯兰国”矢志打破中东现存的、由西方强行制造的地缘碎片化格局，谋求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
“伊斯兰国”是中东意识形态真空的产物

伊斯兰教史上，每逢重大历史时刻，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身影。而且，伊斯兰世界越是危机深重，这种极端化倾向越明显。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激烈角逐，加之部分伊斯兰国家过度世俗化、西方化， l979年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重建起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并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再次抬头，像阿富汗、苏丹、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国，均出现伊斯兰势力抬头乃至上台执政现象。

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中东剧变之初，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等国强人政治纷纷垮台，表明中东盛行多年的世俗威权道路，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然而，当这些国家效仿西方、启动“民主转型”后，又不同程度出现了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安全形势恶化、教派矛盾升温等诸多乱象，“阿拉伯之春”日趋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这表明，效仿西方民主同样不能带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中东再次出现了“伊斯兰化”思潮。

 事实上，在中东剧变过程中，许多穆斯林就开始从宗教角度解读这场剧变，他们怀疑“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混乱和动荡，就是“世界末日”（End-Time）临近的征兆。在这些人眼里，埃及世俗统治者穆巴拉克被推翻，应验了伊斯兰教早期反基督教的预言。还有穆斯林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者中看到了“世界末日”的救世主。2012年一项民调显示，半数阿拉伯人相信，“马赫迪”（穆斯林的救世主）随时可能降临。

 2014年横空出世的“伊斯兰国”，就是填补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该组织有意识地处处效仿伊斯兰世界最辉煌的时期，如穆罕默德时期（621-632年）、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伊斯兰国”的旗帜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的标语，该旗帜选择了黑色，而不是绿色、黄色或白色，就是要传达一种信息：在正确与谬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 “伊斯兰国”还出版了一份非常精美的英文杂志，名为“达比克”（Dabiq）。“达比克”是阿勒颇北部临近土耳其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当年穆罕默德曾预言，当穆斯林在阿里·阿马克或达比克（两个地方均在叙土边境）击败罗马军队后，“末日审判”就会来临。诉诸宗教已成为“伊斯兰国”动员民众、激发士气的最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

“伊斯兰国”为何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

与其他极端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最卓尔不群的地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主张回归宗教、建立“哈里发国”，并试图通过使用恐怖暴力手段等各种极端方式，帮助伊斯兰世界重振昔日辉煌。有学者指出，1950年以来，“现代圣战”的涵义一直围绕着三种精神打转：对抗十字军精神、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革命。而“伊斯兰国”发起的现代圣战，正好呼应了上述三种精神：“对抗十字军东征”对照反对西方文化；“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对照反对欧美国家掠夺中东地区的利益；“革命”则是推翻和欧美列强勾结的贪腐穆斯林政府。

据报道，“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内，有油田、电网、监狱、小型制造中心以及伊拉克军队放弃的武器库，该组织还创办英文报纸，开设电视台，通过推特、脸书网、Instagram网和YouTube等多个平台上传信息。据《大西洋月刊》报道，“伊斯兰国”还协助营运面包工厂；提供水果和蔬菜，将物资送到每个居民手上；免费发送食物给贫困者；设立孤儿服务处，协助他们寻找家人。甚至拿出资金在领地内实施健康福利政策，包括为儿童注射疫苗。“伊斯兰国”还善于运用最新科技来传教、募兵及调度资金，这些都是高度现代化的特征。总之，该组织力图建立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哈里发国”，并对控制地区像模像样地进行管理和统治。

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伊斯兰国”并不能真正拯救伊斯兰世界，它只能充当“搅局者”角色，使中东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地区秩序更加混乱动荡。

（一）“伊斯兰国”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突围路径

“伊斯兰国”秉持的实际是一种复古主义价值观。在伊斯兰教史上，穆罕默德创教时期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一直是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己的“黄金时代”，并由此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形成一种回溯性历史观：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才能使国家重新复兴。“伊斯兰国”也像其他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样，主张“向后看”。“回归伊斯兰”是该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政治生命力的源泉。“伊斯兰国”在自己的领地中，首要任务就是严格实施伊斯兰法。从政治制度看，“伊斯兰国”的效仿对象同样来自古代，该组织尤其刻意效仿伊斯兰教史上最辉煌的朝代——阿拨斯王朝（750-1258年）。例如，他们都使用“达瓦拉”（dawla，意思是“新纪元”）作为国家名称，都使用相同的象征和颜色（黑色）；都进行预言式宣传，都喜欢运用秘密网络。“伊斯兰国”的黑色战旗暗示，要像当年阿拔斯推翻倭玛亚王朝（661-750年）一样，推翻已经沦为“异教徒”的穆斯林统治者。

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已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差之天壤，通过回归伊斯兰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复古主义价值观，使“伊斯兰国”的政策很难与复杂现实“对接”。“伊斯兰国”的极端宗教化主张，甚至无法与他们一心效仿的阿拔斯王朝的文化价值相互吻合。更要命的是，“宗教决定论”实际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它将伊斯兰世界当前困境归咎于没有实施伊斯兰法，实在是缘木求鱼之举。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困境，其基本原因是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是伊斯兰世界陷入危局的重要外因。

“伊斯兰国”既然没有找到伊斯兰世界陷入困顿的根源，也就谈不上开出好的治理药方。由于抓不住主要矛盾，该组织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采取严禁娱乐、实施割礼、通奸罪施以石刑、妇女蒙面纱等原教旨意味的法令，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和社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在政策手段上，“伊斯兰国”有意制造恐怖血腥气氛，屡屡用绑架、恐袭、斩首、杀俘、贩卖性奴等极端做法立威。该组织还大肆捣毁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珍贵古迹（如摧毁伊拉克的亚述神庙、尼姆鲁德、哈特拉等古迹，摧毁叙利亚历史古城帕尔米拉等）、什叶派清真寺、苏菲陵墓、基督教教堂等等，理由是这些古迹属于“偶像崇拜”。‌

这些极端化做法于事无补，只会使“伊斯兰国”日渐偏离正道，引发国际社会公愤，最终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佐格比2015年11月民调显示，至少3/4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偏离了伊斯兰教教义，或至少大部分是错误的。在摩洛哥和阿联酋，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极端组织“完全背离了伊斯兰”，这一比例在埃及为83%，巴林和约旦为60%多，巴勒斯坦为55%。2014年9月、2015年6月和2015年9月的三次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穆斯林（95%）对“伊斯兰国”持消极态度。甚至连“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罩也指责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并与其划清界限。“伊斯兰国”的这种极端化做法，使其本身就包含了“自毁机制”，即使没有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打击，该组织也很难长期维系。

（二）“伊斯兰国”缺乏重建“哈里发国”的客观实力及正确策略

“伊斯兰国”的核心诉求就是颠覆中东现行主权国家体系，重建“哈里发帝国”。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第一次演说中，誓言让穆斯林信众重拾昔日的“尊严、力量、权利以及领导地位”，重新取回祖先们曾经拥有的领土，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宗教国家。巴格达迪还扬言，要在五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包括印度大部甚至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终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重建消失了上千年的“乌玛”（穆斯林公社）。这一宏大政治野心得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马尔代夫、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不少极端组织的支持。巴基斯坦的“哈里发和圣战运动”（TKJ)第一个表示支持，称“建立哈里发帝国和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

然而，“伊斯兰国”不可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

一方面，“伊斯兰国”显然不具备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伊斯兰国”也缺乏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策略。理论上看，当前伊斯兰世界遭受苦难的最大外部敌人，就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伊斯兰国”创始人扎卡维想的是推翻“近敌”约旦，在约旦谋求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基本延续了扎卡维的思路，将西方、基督徒、犹太人、傀儡阿拉伯政权、苏菲派、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亚兹迪人和其他少数派别，以及伊朗和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统统视为敌人，到处都是对手和敌人，四面楚歌。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将除逊尼派阿拉伯人之外的所有国家和民众视为“异教徒”和打击对象。理论上说，建立“哈里发国”要求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联合，但事实上却直接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内战”，遭遇中东什叶派国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及库尔德人的强力抵抗。

事实上，尽管逊尼派占伊斯兰世界总人口的90%，但具体到西亚北非地区，逊尼派相对什叶派并不居于绝对优势。这使“伊斯兰国”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相反，随着“伊斯兰国”开始在科威特、沙特和也门等国清真寺制造恐怖袭击、在突尼斯杀害外国游客，越来越多的逊尼派国家将“伊斯兰国”视为严重威胁。逊尼派掌权的沙特2015年12月15日组建由30多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地区反恐联盟。在2016年3月埃及举行的阿盟峰会上，阿拉伯国家承认，伊斯兰圣战分子已成为当前最大、最直接的挑战，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一支4万人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部队”。

从国际层面看，“伊斯兰国”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非穆斯林国家视为敌人，使其遭到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美国早在2014年8月就组建了60国参加的国际反恐联盟。2015年9月底，俄罗斯公开出兵叙利亚，帮助打击“伊斯兰国”，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共同组成情报分享中心，并在独联体国家加强反恐合作。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在国际反恐力量联手打击下，“伊斯兰国”已成过街老鼠，日子越来越不好过。2015年以来，该组织颓势明显。对“伊斯兰国”来说，2015年是个缓慢收缩的年份。美国国务卿克里断言，“伊斯兰国”在2016年将“大大削弱”。

“一地鸡毛”：“伊斯兰国”到底给中东留下什么

如上所述，“伊斯兰国”注定只能充当“搅局者”角色，使中东地区更加动荡混乱，危机更加深重。中东剧变后，此前一度收敛的极端恐怖势力重新形成气候：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而“伊斯兰国”的兴起则将西亚北非的极端势力连点成面，并使极端恐怖主义换代升级，成为地区稳定更加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地区教派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世界素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但在相当长时期，教派矛盾并不突出。2011年中东剧变后，叙利亚成为中东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当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跨境建国，公开屠杀什叶派“异教徒”，摧毁什叶派宗教圣地，使叙伊及其他国家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矛盾再度升温。

未来，“伊斯兰国”即使被打散，但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很可能“形散神不散”。重拾此前惯用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等非对称恐怖袭击，造成更大的恐怖威胁。这种迹象已经体现出来。例如，2015年10月31日炸毁俄航9268次航班；2015年11月13日制造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事件均为“伊斯兰国”所为。这表明该组织制造恐怖袭击的潜力不可低估。目前，“伊斯兰国”已改变策略，即从叙利亚、伊拉克控制领土，转向直接对外国发动恐怖袭击，并谋求使用更为复杂的武器（如生化武器）发动恐怖袭击。潘基文在报告中指出，“伊斯兰国”目前已经扩展到中非、北非、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威胁的严重程度，无论速度还是规模，在过去18个月中都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时期，“伊斯兰国”将继续搅乱中东，这种前景对中东地区的危害性恰恰最大。

简言之，“伊斯兰国”在中东的作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该组织试图重振伊斯兰世界荣光，最终却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分裂，距离伊斯兰复兴越来越远。这种“搅局者”角色，有意无意被美国和以色列利用，用来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进行消耗。对美国来说，“伊斯兰国”固然是个威胁，但该组织适度存在也有不少战略好处。一方面，“伊斯兰国”建国导致中东地缘版图重组，这一前景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规划。美国作为游离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基本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使欧亚大陆持续内讧分裂，从而使美国可以“分而治之”，轻松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伊斯兰国”适度存在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会使中东更加分化，让弱小的海湾国家更加依赖美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为美国在中东推行“离岸平衡”政策提供筹码。这与“伊斯兰国”谋求伊斯兰世界统一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此外，“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蔓延发展，还为美国武力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方便。有学者指出，尽可能使相关民众处于恐惧、歇斯底里、仇恨和彼此分裂状态，然后再通过制造威胁、扩大独裁、无休止战争等方式来面对这种威胁。这是人类历史上维护自身利益的惯用策略。当前，这种人为制造的威胁就是“恐怖主义”。类似“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就是美国、欧洲及土耳其、海湾等国所制造，并被视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最后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国”借助宗教力量动员民众、激发士气，这种做法蕴含着巨大风险：一旦这种预言式的宗教主张无法兑现，无法帮助穆斯林摆脱困境，信心一再受挫的广大穆斯林将再次遭受心理打击，并给中东伊斯兰世界留下难以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