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努力方向。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新闻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与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声音对于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启发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过程中，就必须明确其时代使命与基本遵循，找准难点和突破点，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落到实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焦点
尽管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学术热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共识。但不可否认，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与努力，在学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中体现在“是否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上。这是宏观层面的争议。此类争议未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新闻学与物理学等理工类学科等同，其本质是否定有中国特色新闻学，背后则是由来已久的“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表面上是否定“新闻有学”，如，有人认为新闻是“术”不是“学”，有人认为新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人认为新闻学应向传播学或传媒学转向，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是“新闻宣传学”而非真正的新闻学，等等。这些观点表面看是认为新闻无学，但实质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根本则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并非新闻学指导的内容，是对党的新闻理论的否定。
第二类，表现为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具体思路上，围绕着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社会主义等几个主体间的关联，存在几种不同的倾向：
一是强调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此类声音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应立足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学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中国新闻学”。其理论溯源往往从中国古代新闻活动、近代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如，“文人论政”“小骂大帮忙”等均是“特色”。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只强调了本土经验的“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是“特点”，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
二是强调中西差异的新闻学。与前者不同，此类声音强调，中国新闻学应与西方新闻学进行区分，甚至要进行切割，划分界限。如，认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独立媒体”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而产生的，认为中国新闻学中也有类似概念，不用照搬异国概念。此类声音偏向于通过“中西差异”来证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存在，甚至排斥使用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些概念，转而试图通过使用一些新概念、术语和述语来彰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深刻内涵。
三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此类声音明确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省略“社会主义”后的简称。其中，“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具有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的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学的不同之处。这一主张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一观点上，围绕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类是强调“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学”做法，此类主张强调“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的思想解读现行各类新闻传播活动现象；一类是肯定马克思主义，但否定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多为此类立场；一类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喜欢拿经典作家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作为依据，而未很好地结合实际；一类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观点。在以上这些观点中，有的是“新左派”观点，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同时，也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有的“假马”“伪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研究对象而已，甚至存在“借马打马”现象。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需加以辨别。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后一类，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有了更沉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综合三种倾向，不可偏废。
首先，要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提升理论化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历时悠久，并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元素。无论是“文人论政”，还是“喉舌论”，抑或“新闻宣传”，此类种种概念皆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理论工作者在新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中国理论。当然，这些理论有的是后世提炼，有的缺乏严密体系，有的是工作经验，离理论意义上的理论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理论化水平。这一过程中，尤其是要运用科学思维，具有学科意识，打造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形成新理论。当前情况下，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表述仍然匮乏，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倾向于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来考察、解读中国经验。
其次，要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验，提升普适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思想、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均十分丰富。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典型报道”等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精妙之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有很多超前思想，但由于缺乏理论提升而限于思想层次。如，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家先于美国传播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的主要原理，成为传播学理论的首创者”。[1]但是，由于这些思想缺乏理论高度的提炼和学科层面提升，而只能停留在领导人新闻思想上，未能成为真正的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求探索如何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新闻思想，并提升理论层次，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理论，即不仅可以指导中国新闻实践，同时要善于从科学、学科、学理层面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再次，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甚至成为学习对象。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亦应跟上时代步伐，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应融合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普遍性理论和舆论导向、正面宣传等特色性理论和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贯通而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新闻学。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实践而来，又能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所谓“普遍意义”，即能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典型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遵循
任何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争议本身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动力。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当有一些基本遵循，只有不偏离这些基本遵循，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才能真正符合当前国情，路才能越走越宽。其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新闻实践是三个基本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三个根本点。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即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体现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本性质，体现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党管媒体、党性人民性统一、正确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一定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符合中国国情。把研究视角更多放在中国新闻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当前，我国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仍处在片面化、简单化、口号化层面，学理性不强，体系缺失，是导致其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新闻传统、新闻实践，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理论建构，积极推进中国新闻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
第三，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之“特色”，要求所建构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2]；所体现的历史脉络及业务原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指导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主体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的，也必须是能够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难点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两本教材和几篇文章能够解决，需要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如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时代使命，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路径还面临诸多难题。
第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理论、学科等有待创新。当前新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述语体系明显陈旧，某种程度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就那么几个，如“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体系停留在党报理论时代，如“起源、规律、原则、法治、道德”的框架结构；学科体系滞于传统媒体时代，如新闻史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等；教材体系沿着学科体系而设，缺乏新意，甚至导致一些新闻院校搬出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作为核心教材。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界甚至学科内部会有很多质疑声音，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只是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已，并没有实质改变。
第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创新，及如何反哺实践有待发掘。学界对大量中国新闻实践经验，未能予以足够的研究与升华，思辨研究多数限于空洞的争辩，实证研究的又只证明了一个已知观点。相反，有的人热衷于用西方新闻理论去套中国实践，以此来思考中国新闻实践模式，自身理论的缺失导致这种套用有时被视为更具科学性，反而加剧了我们自身的理论自卑感。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到底能否建立、能否形成中国学派，还在于其能否很好地反哺新闻实践，有效指导乃至引导中国新闻实践。面对当前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传统的新闻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已然显得乏力。
第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如何统一有待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之建构，本质上是要建立起新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所谓“学派”，必须既有独特性又有共同性，能够与其他学派之间展开对话。这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要纳入“普遍意义”的视角，不是“自圆其说”就可以的，更不能“自说自话”。统一协调“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关系，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如，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舆论导向、自由责任统一等理论，实际上是中外适用且都在从事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理论阐释的学理性欠缺，加之理论话语权的弱势，导致这些理论的普遍意义得不到彰显。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时代之需，是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的必然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需要正视面临的争议、难题，在坚持基本遵循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让中国特色新闻学承担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