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之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已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面前，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终将陨落消失。
二三十年过去了，历史展现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全然不同的画面。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并没有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陨落消失，而是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获得了新的经验。
从社会主义思潮低落的“历史终结”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社会主义回潮期，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社会主义经历提供的不是刻板的教条，不是僵化的“普世”模式，而是更为多元化的探索和启示。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考和选择、对实现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尝试、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改变和探索。
匈牙利：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的转型
在宣告“历史终结”的1989年，匈牙利是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自由主义的激昂先锋。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著名自由斗士欧尔班·维克托却宣布“非自由主义”是匈牙利更好的选择，这位斗士所在的党派在近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非自由主义，匈牙利的经验展现了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与探索。
“自由化”之后的“不自由”
匈牙利曾经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自由主义先锋，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这之后，匈牙利政府逐步实行“新经济体制”，被认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体制和政策。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冲击下，匈牙利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最突出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国有企业出卖给外国资本，以偿还外债。这项措施当时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为聪明之举，认为匈牙利从此可以享受自由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金融海啸，瞬间卷走了匈牙利人的自由和稳定。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匈牙利的打击是多重的，金融体系、货币汇率、工业产出、对外贸易都受到重创。据统计，2009年匈牙利的GDP下降了6.6%。此时的匈牙利已无力自救，成为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是强制接受IMF政策的“不自由”，是国际资本传导过来的金融“不稳定”。
从“私有化”到“国有化”
欧尔班目前成了东欧国家中的“非自由主义”旗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是东欧国家著名的自由主义风云人物。2010年，欧尔班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大胜。他们主张“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一项非常大胆的政策是：将私人养老基金国有化，然后用该基金的资产偿付IMF救助贷款以及其他国家债务。通过国有化私人养老基金以及其他一些借贷措施，匈牙利在2013年提前偿还了IMF的救助贷款，从后者的强制政策中“解放”出来。欧尔班党派的人士把这些利用“非自由主义”的政策求取“解放”的做法称为“自由之战”。
欧尔班说，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非自由主义”的制度，像俄罗斯、中国、土耳其、新加坡那样，他要把匈牙利改革成一个“非自由国家”。
欧尔班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是在对社会实践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对自由主义的扬弃。他要放弃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集体自由。他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的数度转型实践中感受到，国家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人自由会损害国家的自由和稳定，最终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北欧：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19世纪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的“温和派”。当代北欧国家的多数政府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导。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20世纪80-90年代，北欧国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受到批评贬抑。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模式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赏，甚至在美国这个反社会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主张实施北欧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都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因为人们看到了北欧模式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有人说北欧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因为北欧天生富裕。其实在20世纪前期，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使其脱贫致富。北欧的社会主义经历过挑战，遭受过挫折，寻找过出路，也不断面临着新问题。北欧的经验和教训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从贫穷到富裕
北欧给人的印象是“富裕”、“发达”、“和谐”，它的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欧洲也属翘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上半叶，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冰岛被视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20世纪欧洲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中，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不激进”、“不教条”的态度突出反映在其对待“阶级斗争”和“国有化”的问题上。1931年瑞典造纸厂罢工血案发生之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积极引导并达成劳资之间的妥协，此后逐渐形成了社会协商的风气。这种协商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对二战之后北欧的腾飞贡献巨大。
务实的“国有化”进程
在“国有化”问题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也表现出不为教条束缚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北欧很少对私有企业搞国有化，给私有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重要领域大力兴办国有企业，而且在自由主义风靡的时代顶住了“私有化”的劲风。北欧没有像英国那样激进地大搞私有化，而是对国企进行改造，引进部分市场机制以提高企业效率，但依然保持国有性质。从长远来看，北欧的国企不但能够改造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而且能够比英国的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金融海啸之后，欧洲多国发生了债务危机，但北欧国家却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其原因是他们实行了高税收政策，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同时国企的收入也支持了高福利的支出，因此高福利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北欧国家不对私人企业搞激进国有化，但对富人征收高税。高额累进税和社会高福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并在北欧国家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民主党构建的北欧模式中，高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有了保障后，就有条件站在更高的境界、更好地发挥个人潜力并获得发展机会。
“不激进、不教条”的北欧社会主义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不囿于19世纪的阶级概念，使集体更具包容性；没有生硬照搬“国有化”教条，使经济在集体主义的大原则下更灵活的发展；没有采取激进的“一刀切”、“对抗斗争”方式，使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北欧的成功是和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不开的。
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当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贬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拉丁美洲却出现了一股贬弃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潜流，因为这些国家在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中有过痛苦的经历。自9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屡屡获胜，它们的意识形态被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代表。委内瑞拉推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政策措施，还实践了“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有成有败。在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冲击下，委内瑞拉和不少拉丁美洲国家迎来了右倾回潮的挑战。检视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可以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提倡内生发展，不跟随全球化潮流
“21世纪社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流行的政治概念，影响了不少拉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是最突出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一些政党精英利用贬值时期的外汇政策贪污投机，造成国库亏空。委内瑞拉不得不向IMF申请救助，随之而来的是强加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沉重打击了低收入阶层，进而发生了群众暴乱。玻利瓦尔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对应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在政治方面主张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主张的新经济制度是以“社会凝聚”为基础、提倡“内生发展”模式，强调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产-消费的本土网络，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场道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动力，而以“社区凝聚”为目标和动力，主张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组成的“凝聚性交易体”。
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深受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影响，认为人民主权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依赖议员代表“代议”。他强调的人民主权突出地表现在重视“公民投票”和“大众罢免”两方面。查韦斯的领导方法也表现出人民主权的风格，他利用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大众沟通，在节目中用平民化的语言讲述政策；在社会上成立了很多“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是他依靠的基础力量。
玻利瓦尔革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超市”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执政党又在21世纪的“抢超市”风潮中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在议会大选中受到沉重打击。玻利瓦尔革命有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在具体政策中尝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但是十多年的实践却带来了暴乱风潮和议会选举的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委内瑞拉需要反思的，也是其他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在21世纪需要深刻思索的。
古巴：计划经济的高效益医疗
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终结”中改旗易帜的时候，古巴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很多人曾预测古巴的经济将会崩溃，政府会随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但近30年来，古巴不仅没有倒下，还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古巴的这些探索虽有瑕疵，但也有颇具启示意义的亮点。
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体制
在古巴的探索中，一个最醒目的成功亮点是医疗。目前，古巴的医疗体制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低成本、高效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健效果好。
古巴医疗的指导原则源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念：医疗保健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古巴建立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根据人口设定所需要的医生数量，通过医学院招募和培养医生，再把医生配置到整个医疗系统中去。
古巴社会主义医疗体制中有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极为称道的亮点，即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古巴培养了大量的全科家庭医生，每120~150个居民家庭就设置一个家庭医生诊所，分配一个全科医生和一两个护士，负责这些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保健；在每15~40个家庭医生管辖的地区内，设置一个全天候服务的联合诊所，与家庭医生诊所配套，进行“全方位”的卫生保健工作。“预防”也是古巴极为重视的卫生科学原则。古巴医疗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可以摆脱追逐利润的冲动，从科学的角度进行预防治疗的安排。
在古巴的医疗体制中，医生资源极其充足，这是古巴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就的。古巴的人均医生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远高于美国，甚至比北欧福利国家中医生比例最高的挪威还高。
制药业的“出口带动”战略
充足的医生资源，不仅使古巴的医疗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功，还帮助古巴在另外两个重要领域——制药和外交取得了较大成果。其中，古巴在制药领域的成功，显示了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决定把仅有的资源集中投入制药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进口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远期可能实施的“出口带动”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努力，古巴成功实现了制药业的“出口带动”，向世界市场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出口药品。2007年古巴的药品出口额已超过蔗糖、雪茄等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
古巴当年选择制药业作为“出口带动”的产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制药业的特殊性在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研发成本非常高，生产成本非常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恰恰可以在这种特殊性上发挥优势。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企接受政府拨款做研发，不使用高价专利策略，这一方面降低了社会主义公费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私企在研发药物时的短视性和狭隘性。
在古巴制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元素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一是全局性。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注重全局性，避免了利润最大化的短视和狭隘。为让大众少生病、少买药，减少长期公费医药支出，疫苗成为古巴制药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全球竞争的亮点产品；二是合作性。社会主义的国有机构可以在统一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合作。三是“以医促药”。社会主义的家庭医生制度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和试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古巴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医生，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这种输出非常成功，构建了古巴独特的“软实力”，帮助古巴重塑了国际形象。
不丹：避免“不幸福”陷阱
不丹实行的许多政策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严格制定并执行五年计划，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提供全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不丹推行了与GDP中心论不同的、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丹的幸福指数高，经济发展也可圈可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不丹人均GDP比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高约20%。不丹曾经非常贫穷，它的五年计划、它的国有企业、它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战略使它快速脱贫，不但国民获得幸福，国家经济也取得良好增长。考察不丹，可以使人超越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思维，客观了解一个贫穷小国如何能凭借文化自信创造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比西方模式更为全面的发展成果。
“幸福”的现代化转型
不丹的现代化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丹意识到：西方模式以GDP为发展目标，但发展的更本质目标应该是人的幸福；现代化发展应该以幸福为目标，而不是GDP。此后，不丹形成了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另类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公平共享的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通常选择支柱产业需要根据国家的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不丹有三个资源优势产业：森林、矿产和水电。其中，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木材业是最能够“短平快”增加GDP的，但大量砍伐森林会破坏环境，因此不丹不仅没有选择木材业作为支柱产业，而且颁布了《森林法》，把所有的森林资源收归国有。同样，由于矿业发展对环境有很多不良影响，不丹在发展矿业方面也非常谨慎。
最终，不丹选择水电作为支柱产业。发展水电不存在资源耗竭的问题，而且设计良好的水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水电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不仅需要高级技术和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很长。为了符合上述四大原则，不丹决心克服这些困难。1975年，不丹开始修建第一个大型水电站，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资金，不丹严格遵循“良政原则”，制定了发展预算和政府预算。并且在水电站漫长的13年建设期间，不丹政府和人民都遵循了“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原则。1988年，不丹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竣工，当年GDP就增长了25%，政府收入也增加了50%以上。
文化自信助力社会发展
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不丹佛教思想的传统。植根于佛教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苦”与“乐”，“国民幸福”是“苦乐”思考的直接延伸。西方模式注重增加GDP和消费，是从满足欲望、增加快乐的角度追求发展，而不丹模式的环保、公平、良政是从防止和减少因发展而引发的污染、不公、腐败的角度思考发展，重点是减少“不幸福”。从不丹的实践结果看，它的另类发展模式的确避免了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三大“不幸福”陷阱：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不丹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笔者在不丹考察时，既看不到贫民窟，也看不见豪宅，街上也没有乞丐。
不丹在推行一些现代化项目时，常会引用佛教理念，使传统与现代化和谐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不丹把“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之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丹表现出的这种罕有的文化自信，也使不丹能够创造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另类发展模式。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