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力量的公开宣示。它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引领和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是却宣称要为整个人类立法。
西方世界成了新 “普世教会”的中心，西方模式成了“普世模式”，西方价值成了“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势力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
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西方势力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曾一度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先后探索，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面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从文明根基、发展奇迹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经验。
其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基本型态。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文明境界。
现代中国诞生与发展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根本不同的文明母体，这造成了二者在整体意义上的差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建设时期，中国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后盾，具有较好技能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资本逻辑超越一切成为最优先的逻辑，资本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向运动，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平分秋色的相互抗衡格局，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似乎已经最终胜出，成为人类的不二选择，以至于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开始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西方学者虚妄的自负。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历史的钟摆又走向了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在那些曾经的全球制度“模范生”国家内，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等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一直并得不到有效纠正，西方老大开始暮气沉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也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以充满自信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发展已经迈进新的阶段，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将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成为全球新的创新高地，也要形成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共享的富裕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伟大复兴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放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提供脚注上了。
我们深信：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范式革命，需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体，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也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形成更加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多地评价理论原创、实际影响与实际贡献。
中国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也为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就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我们深信：在这一场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伟大思想革命中，中国将形成各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同样也将是世界的精神巨人，不但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贡献，同样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思想贡献。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