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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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西方与中国

郑永年 来源: 2020.01.03 11:14:32


 

“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时代,理性是稀缺的,而朱云汉是少数理性派。围绕他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的看法。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非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指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看,人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dom),或者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尽管前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反映。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资本了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根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即资本脱离了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 “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其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真是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至今,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尽管理论上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社会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治理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它国家也会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

(编辑 季节)


* 郑永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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