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作为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元阳县的帮扶单位，从1992年起就从人、财、物以及智力支持等多个层面在两地开展扶贫实践。25年来，在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培训等方面，中信集团和地方政府共同探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贫困治理模式。
与笔者以往调研过的西南其他几个省份相比，云南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程度以及治理难度都要大很多，甚至有些超出想象。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问题和当地扶贫工作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笔者又专门到红河蒙自市Z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调研。
红河州贫困治理的六大核心难题
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现象非常突出，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长时期形成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共同构成了对贫困治理的巨大挑战。
一是地域广袤且交通闭塞，村寨散落在高山大川之间。如元阳县有44万多人，国土面积221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900多米，最低海拔仅144米；屏边县有15万余人，国土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500多米，最低海拔仅154米。这样的居住格局非常不便于当地农民的出行和交流。同时由于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习惯，如苗族喜欢占山头而居，也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
在贫困治理中，经常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农民固守本土的意识非常强，即便是落后也不愿意搬迁，但如果照顾农民的居住意愿，那么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则会非常高昂，并且施工难度很大。这样的地理环境本身对农民脱贫就有诸多限制性因素：一是子女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多个寨子的小学生周末放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有的更加困难；二是农民日常出行不便，道路崎岖狭窄，雨天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三是山高路远，通讯信号微弱、影响与外界联系，有的村寨直到2008年前后才通电；四是发展经济作物等运输困难，农业限于糊口。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乡镇干部下乡开展工作往往要开车走很久的山路，基层组织建设难度巨大，制约着政策的传达效果；乡土社会中的矛盾纠纷等难以得到及时处理。
二是农民思想封闭保守，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地理环境的封闭，限制了农民与外部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封闭和保守。我国大多数农业地区，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结构早已转变成为务工收入为主、务农收入为辅，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结构，这样农民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而在这些山区农村，大多数农民还都在家务农，对于外出务工心态较复杂：一是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敢出去；二是觉得外出打工肯定要受气，不愿意被人指挥；三是年轻夫妇外出打工，往往面临着情感危机和家庭破碎的风险。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很少，村庄内与外界的交流就更少，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眼界。当地农民教育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也不太重视，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控辍保学的力度，但是在村庄中仍能发现一些辍学在家或者从未上学的儿童。
三是习惯了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土地广种薄收。这些地区贫困的核心绝不是温饱问题。相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由于地域广袤，农民开荒地很多，多数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在四五亩以上，并且水热条件也较为优越。在笔者所调研的Z镇山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都是依靠种养殖业，即种植玉米、饲养猪牛等。也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但在山区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业生产还是依靠人力和畜力，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由于过去农民毁林开荒比较普遍，导致水土流失，农田水利建设难以满足开荒田的需要，造成广种薄收。一般大田作物利润很低，经济作物的风险又大，农民始终难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货币收入。综合来看，人均耕地相对较多并未转化成为农业发展的优势。
四是封闭的社会环境成为滋生陈规陋习的温床。西南山区的这些村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和勤劳。但村落社会中也保留着一些陈规陋习：一是嗜酒，多数人几乎每餐饭都要有酒相伴，多为小店卖的三两元一斤的散装酒，质量没保证，很多人醉酒闹事，造成家庭矛盾；二是爱赌，赌博算是当地最能带动气氛的“文化活动”，闲时男性村民组织斗牛、斗鸟、斗鸡，逢赌必押注，少则百元，多则上千；三是普遍早婚，过去尤甚，如今在村庄中调研，仍能发现不少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就嫁为人妻，早婚带来的早育现象也很突出。嗜酒、爱赌、早婚等陋习使得农民的家庭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而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在其中很少有自省的机会，从而习以为常。
五是村落中土房保有量过大，农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动力不足。在笔者调研过的十多个省份中，即使条件很差的农户，基本上都住上砖木结构的房子，土房很少见。全国多数农民的住房已经更新到砖预结构的房子（红砖和预制板，一般多为楼房），而在云南红河几个县市，大量农民还居住在土房中。在蒙自市Z镇，2016年计划脱贫的四个贫困村共有1125户3990人，其中1097户都需要拆土房重建。这些土墙房至少都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是用土坯和木头搭建的二层阁楼，一楼用于住人、养牛，二楼用于堆放粮食，相当多农户还保留着人畜混居的习俗，因为家中最值钱的就是水牛。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土房墙体开裂，雨天比较危险。农民对于改善自家住房的动力也不很足。要造稳固舒适的住房需要不少钱，但是他们不愿意通过打工等方式去赚取现金收入，而是在既有的家庭经济模式下，既然缺钱，索性有一日算一日；等土房实在不能居住了，就通过卖水牛、借钱建一栋空心砖房（造价比一般的砖木结构房子低，但不如红砖房结实）。越是偏僻的村寨，砖混结构的房子越稀少。
六是村庄中年轻男性普遍面临婚姻危机。婚姻危机是当前这些山村中年轻男性最感困惑的难题。在村庄中往往能够看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早婚现象普遍，农民试图抓到每一个机会解决婚姻问题，即便要支付较高的彩礼（少则三万元，多则上十万）；二是村庄中大龄未婚男性比较多，在一些村寨中30岁以上的“光棍汉”比较集中。这两种现象实则反映了当下落后农村地区的婚姻危机：如果没有及早解决婚姻问题就可能沦为光棍，这就使得早婚习俗更加难以克服。然而，村庄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逃妻”事件，显然说明早婚也不能够解决婚姻危机。笔者所调研的每个村寨基本上都出现了女孩子婚后因年龄增长、意识觉醒而发生的“逃妻事件”，甚至一个二三十户的小寨子就能够出现七八件。红河州与越南接壤，过去一直有越南女性偷渡嫁到内地的情况。在当下农民面临婚姻危机的背景下，“买”越南新娘的情况更无法杜绝，近年来，骗婚行为也越来越多。
如何认识当下的农村贫困问题
这六大核心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国家支持政策，给以资金项目支持就能够解决，关键在于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只有农民从内在的思想意识上将“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不再有“等、靠、要”的思想，才能减小贫困治理的难度。否则，农民内在旧有的思想意识仍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贫困的文化土壤。
当前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从个体本位或者地方本位出发，从比较的角度制定贫困的标准，并得出贫困治理的基本对策。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并非绝对贫困，贫困治理的核心已不是温饱问题。我国国土面积广袤，自西向东，从南到北差异都很大，在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并非是同步的。在当前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治理核心有着较大差异。
西南地区的贫困治理存在上述六大核心难题，但这些问题显然不可能很快解决，也不能将消灭这些现象层面的问题看作消灭贫困的绝对终点。这些贫困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我们要避免以绝对的视角来认识相对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当前西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普遍较多，雨热条件相对较好，既可以发展大田作物，也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虽然从当下的经济生活模式来看，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并不多，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来讲，这里的农业比较优势则非常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强烈的改变生存模式的动力，很少选择外出务工。
当时尽管没有外出打工，但是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也能够带来相对不错的收益。如笔者调研的Z镇，90年代初烤烟每亩的收益大概在千元左右，相比当时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然而农业的利润是相对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收益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每亩烤烟现在的收益仍然处在两千元左右的水平，远远不及打工收入。地理和气候上的优越条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向外发展的动力，并且由于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进一步限制了农民接受外界新思想的影响。当下这些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并不一定总是以落后的面貌出现的，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所谓落后地区是否必然产生贫困
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通过贫困发生率等一些表征现象来判断一个地区的贫困程度，要重视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和习俗等因素对地方发展的客观影响，这对贯彻扶贫政策很重要。
笔者调研的西南几个县市的村庄的确密集存在大面积土房、人畜混居、村庄脏乱差、农民家庭少有积蓄等贫困现象。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现象值得深思。即便是这些贫困发生率很高的乡镇，仍然有很多经济情况非常不错的村庄，从分布特征上来看，这种类型的村庄多数靠近集镇或者公路沿线，或者有些村庄即便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是汉族人多的话，村庄整体住房条件等也都会好一些。这些村寨之所以发展较好，很大因素在于便利的交通因素使得农民能够经常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并且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等形式“走出去”的机会也多一些，能够较早地认识到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差距，对于文化教育也要相对重视一些。这些地区的农民更为开放一些，比较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尝试并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见，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并不必然会产生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交通因素、民族因素等也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必然都是贫困的。有的村寨会有密集的、较好的住房，往往相距很近且地理条件差不多的两个村就显出明显的贫富差别，这说明人的因素影响很大，有时就取决于带头人。如果有一个敢想敢闯、并且有一定头脑的人带头做榜样，那么整个寨子的发展都会好一些。笔者看到这样两个相邻的寨子：A寨早些年有一位农民出去闯荡，后来在本村带出一批建筑大工；B寨村民多嗜酒，懒散不思进取，全村300人仅有十几个人近年出门打工，故而村内至今多为土房。这样，两村寨的发展差距就非常明显。
贫困治理的困境与突围
从贫困发生的视角来看，西南地区的外在环境因素并不必然会带来贫困，造成贫困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滋生贫困文化的土壤：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低水平的文化教育、持续存在的陈规陋习、不充足的发展动力等。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到底谁是贫困户”。从中央到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是如何精准始终是个难题。基层按照上级要求展开了多轮摸底排查、核实数据，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识别贫困户的工作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甚至越识别干群关系越紧张，矛盾越多。因为精准识别首先要求指标化和数据化，但是问题在于基层的实际情况复杂，要精确量化很难。首先，农村的人口在不断变化（生死、嫁入嫁出、黑户、空挂户、失踪人口等），人口土地等基本数据要弄精准就很不容易；其次，每户农民的生活更是难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尽管精准扶贫对于涉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信息都提出了高精度的要求，但事实上基层根本无法达到。
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获得了精准的基础信息，也很难依据这些信息精准地判断出谁是贫困户。因为农村社会毕竟不是一个截然分化的社会，尽管国家强调对贫困户要应纳尽纳，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总体的指标限制，国家项目资源不可能覆盖到每一户住土房的农户。如果硬性要求基层政府在一个不是截然分化的村庄中选择贫困户扶助对象，只要进了贫困户“篮子”就可享受优惠的政策礼包，而选不进的什么也没有，这样无论由谁来分配贫困户名额，无论是基于再精准的数据，总要激起种种社会矛盾。
政府的贫困治理对策，笔者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持续增加对道路、水利、电力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户土房的改造力度，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三是发展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五是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保障政策。
目前引起争议最大的，是住房建设的补助政策。尽管2017年云南省根据中央指示，对此政策做出了调整，20年的无息贷款政策没有了，6万元的住房补助变成2万。但是政策调整在基层社会引起的波澜并没有消失：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补助变少了，非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自己不是贫困户，而基层政府则对农民住房建设资金的缺口焦虑不安，因为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要受到问责。这仅仅是住房建设政策在基层荡起的涟漪，其他政策也都一样面临着多重困境。
虽然政府也认识到，农民单靠外界帮扶被动脱贫存想很多弊端，也充分认识到“造血式”扶贫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政府的扶贫行动被划定了严格的时间界限，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督，频繁而且严格，有时甚至一个文件刚下到基层没有多久，上级就要来考察政策效果，这些都使得基层政府疲于应付。更为关键的是，最后决定政府扶贫效果的是第三方评估，一般是由高校充当第三方评估团队，短短几天时间，几个老师带着一些研究生拿着问卷，通过抽样的形式到村庄中去调查扶贫效果，同时抽查地方政府准备的文件材料，然后得出一个看似客观的评价。在这样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政府扶贫的逻辑就完全转变为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同时以最终第三方评估的测量标准为努力方向，就像在考试中拿着最终的标准答案去倒推解题过程一样。
对于贫困的认识、对扶贫政策成效的判断，显然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仅从结果看待贫困现象，往往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目前，政府的扶贫政策，仅从农民住房条件差、家庭收入少来判定是否贫困，但这往往将相当一部分仅因懒惰而致穷的人囊括其中，并送上“扶贫大礼包”。这种“帮懒不帮勤”的弊病在基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矛盾。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种结果导向的贫困认识转变为过程导向。在农民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如身体健康、家庭中有劳动力、耕地等生产资料、具有医疗和教育等保障、所在村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仍处于贫困状态的，那多数就是主观原因了。而这种类型的贫困，不应该成为政府资源扶持的重点，而应该注重教育和引导，转变思想观念，鼓励他们“走出去”，认识自身发展和外界的差距，从而寻找到继续奋斗的动力。对于政府来讲，依然要加大对这些落后地区的投入，尤其是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和教育保障等具有普惠性质的项目投入，从而在整体层面激活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力。
（编辑 杨利红）
